徐志摩，这位才气横溢，有如天马行空的诗人；这位活动文坛不过十年，竟留下许多永难磨灭的瑰丽果实的诗人；这位性情特别温厚，所到处人们便被他吸引、胶固、凝结在一起，像一块大引铁磁石的诗人，竟于民国20年11月间，以所乘飞机失事，横死于泰山南面开山的高峰下，享年不过36岁。
　　当诗人的噩音传出，大江南北，皆为震动。他的朋友痛哭流涕，如丧至亲，固不必说；即仅读了点诗人作品而和他未谋一面者也咨嗟太息，泪下不能自已。一个人的死亡能引起这样重大的反应，倒也是很少有的。虽比不上51年大家痛悼胡适之
先生之丧的普遍与绵长，可是我们心中另有一种凄美的情绪，好像我们惋惜一朵正在盛开的奇葩忽被暴风雨所摧残，一颗光华四射的明珠，忽然沉沦碧海，永难再见。

　　记得我那时正就聘国立武汉大学不久，我的朋友袁兰子教授和诗人原有多年的友谊，以万分沉痛的心情写了篇悼文。我也写了一篇，文中曾以雪莱、拜伦、济慈，来比拟这位天才的诗人，并套外国某诗人的话，说徐志摩这位诗哲，活着时像天空一道灿烂的长虹，死，则像平地一声春雷。
　　不过，我不比袁兰子与诗人相知之厚。我认识诗哲并不深，他在世时，我只见过他两面，而且也并未交谈一句话。民国14年间，我在上海，与袁兰子攀上了交情，在她家里也偶尔认识了几个兰子留英时所结纳的朋友。记得有一次，那些留英同学在某高级酒店宴会，座中有诗哲徐志摩，兰子约我去瞻仰瞻仰。那一晚我才认识了钦羡已久的诗人的庐山真面。他的形貌大概很像梁实秋先生所形容；身躯是颀长的，脸儿也是长长的，额角则高而广，皮肤白皙，鼻子颇大，嘴亦稍阔，但搭配在一起，却异常的和谐。那双炯炯发光的大眼，却好像蒙着一层朦胧的轻雾，永远带着迷离恍惚的神态。这正是一双诗人的眼睛。诗人虽生活于这个尘世里，他的灵魂却栖迟于我们永远不知道的梦幻之乡，或什么华严世界，所以如此吧。
　　诗人既禀赋着极高的文才，加之以这样矫矫出尘的外表，不知多少女郎为他倾心，视之为最高的择偶对象。记得女高师同学陈健吾女士自视至高，征婚条件非常苛刻，替她做媒而遭碰壁的朋友常愤愤地对她说：“你想必要像徐志摩一样的男人
才能满意吗？可是徐志摩只有一个，爱慕他的女孩子却是不计其数，况且微闻他现在已有了意中人，我看你将来只好以‘丫角’终老了，那时可不要懊悔！”这话是民国13年间，我尚在法国里昂，健吾来法留学，亲自对我说的，我们当时笑了一场。民国十一、二年间，志摩才返国，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平民大学授课，兼主编晨报副刊，发表了许多诗作，才名藉甚。印度诗人泰戈尔来华讲演，又由他当翻译，在全国各地露面，真是红透了半边天。他那时虽已与原配张幼仪女士离婚，对陆小曼却尚未开始追求，或虽已追求，而形迹尚未外露，所以这个新诗坛的美男子，竟成了北平少女界的“大众情人”。读梁实秋的《谈徐志摩》，志摩给实秋的亲笔信件竟有某小姐为了这位诗人，单恋成疾，几离倩女之魂。诗人以“淑女枉自多情，使君既已有妇”谢之。也可见他当时魔力如何之大了。
　　第二次我得晤诗人是在苏州某女子中学。校长陈淑女士与志摩有点内亲关系，邀他来校讲演。我那时正在苏州教授于东吴大学兼景海女师，陈校长先期约我去听。记得那天天气极冷，诗人穿了一件灰色绸子的棉袍，外罩一件深灰色外套，戴着阔边眼镜，风度翩翩，自有一种玉树临风之致。听说诗人讲演习惯，是挟着讲稿当众宣读的。平常人不会讲演，才照本宣科，诗人却说自己是模仿牛津大学的方式。他那天演讲是什么题目，事隔多年，今已不忆，横竖不出文学范围。诗人宣读讲稿时，有一种特别音调，好像是一阕旋律非常优美的音乐，不疾不徐，琮琤顿挫，有似风来林下，泉流石上，实在悦耳极了。
　　记得胡适之先生也擅长讲演，据他自己说对于此道着实下过一番苦功。我想徐志摩对于歌唱的原理，大概也曾苦心揣摩过，否则不会有那样突出的表现的。近年来，我也参加过几个文艺讲习会或诗歌朗诵会，一定要在夜间始能举行。讲演到中
间，电灯忽然关熄，全场一片漆黑，然后点燃起幽幽的烛光，作家朗诵时，还要不时去弹一阕钢琴，几个女郎在旁歌唱。作家表演到热情处，还不时搓手顿脚，取巾频频拭泪。听说这个叫做“艺术的整体”。其实，演讲者口才若真的好，是用不着
玩这许多花样的。
　　志摩和原配张幼仪离异，而与有夫之妇陆小曼结婚，在今日原是司空见惯，在民国十五、六年间却算一件不平常的大事。老一辈的人对他们深恶痛绝，青年人也不见得个个赞成。听说当志摩与小曼在北平举行婚礼之际，曾请他老师梁启超先生证婚，却被老师当着大众，给了他们一顿严厉的教训。任公事后写信与其女令娴，对于他心爱的门徒徐志摩尚系出于怜悯的善意，对于小曼则竟以“祸水”、“妖妇”看待。你看他说：“我看他（指志摩）找得这样一个人做伴侣，怕他将来痛苦更无限，所以对于那个人（指小曼），当头给了一棒，免得将来把志摩弄死。”又说他爱志摩，怕他将遭灭顶之凶，要拉他一把。任公并说小曼离婚再嫁，为“不道德之极。”（见梁任公年谱长篇初稿）
　　后来徐志摩飞机失事死于泰山附近的高峰下，大家痛惜之余，又将这件事归罪于陆小曼。据我所听到的纷纭的传说：小曼本来是阔小姐出身，嫁了第一任丈夫王赓后，在北平是有名的交际花，挥金如土。嫁志摩后，为了有心跳头晕之症，每发或至昏厥，人劝她抽几筒鸦片，果稍愈，久之竟尔上瘾。而且跳舞、喝酒、唱戏，出入大公司购买东西，对于用钱还是不知节俭的。志摩为供奉这位娇妻起见，既在上海光华大学教书，又撰写诗文，翻译西洋名著，一月所获，据说也有千元上下。
（均见梁实秋谈志摩所引磊庵在《联合报》副刊所发表的谈徐陆的文章）千元，在那个时候，是抵三个大学教授一月的收入三倍而有余，买米，以那时米价论，上好白米，也不过六元多一担，一千元便可买得一百五六十担，所以我以为这个数目恐
有未确。不过他们家用若每月超过四五百元，也就不容易负荷了。胡适先生《追悼志摩》一文曾说志摩最近几年的生活，自己承认是失败的。又说他有《生活》一诗，以生活比做毒蛇脏腑所构成的冰冷、粘湿、黑暗无光的狭长甬道，你陷入以后，除了挣扎摸索着向前，更无退路。那时的情调果如胡先生所言“暗惨可怕”。
　　适之先生时已离开上海到北平做北大文学院的院长，就劝志摩到北大兼点功课，借此换换空气，同时对他经济也不无小补，志摩月底领了薪金，正好送到上海家里。因朋友在航空公司作事，送了张长期免票给他，谁知竟因此送了他宝贵的生命。假如他不为了家累太重，不致于这样南北奔波，不南北奔波，也不致有那次飞机之祸。而他家累之所以这样沉重，又为了陆小曼挥霍无度所致。幸而梁白公先生此时久归道山，否则老人家岂不以为“不幸而言中”了吗？我和陆小曼也曾见过一面，那是民国38年间战火烧近武汉，我避地上海，女作家赵清阁介绍我和小曼相见。她那时是住在翁瑞午家里。志摩逝世后，小曼穷无所归，依瑞午为活。我也不知道翁瑞午是否有妻儿，总之，小曼住在他家里，发生同居关系是万难避免的事。小曼长年卧病，延见我们也是在病榻上。我记得她的脸色，白中泛青，头发也是蓬乱的，一口牙齿，脱落精光，也不另镶一副，牙龈也是黑黑的，可见毒瘾很深。不过病容虽这样憔悴，旧时丰韵，依稀尚在，款接我们，也颇温和有礼。翁瑞午站在她榻前，频频问茶问水，倒也像个痴情种子。听说瑞午系出世家，家中收藏古玩名书画甚富，拿点出去变卖变卖便是钱；同时还做点黑市生意，故此既供得起小曼的医药饮食，尚能替她缴付一笔很重的阿芙蓉税。
　　赵清阁于37年间，编了一本《无题集》，所收均为当代女作家的文章，比张漱菡女士编《海燕集》还早五六年哩。那《无题集》收了我一篇《记抗战期内一段可笑的幻想》（现收畅流社出版的《归鸿集》内）。又收了小曼一篇小说《皇家饭店》，约二万字上下。当时一般批评是“描写细腻，技巧新颖”，我读了也觉得很不错，觉得这个人是有相当文才。像陆小曼这样一个窈窕美艳的少妇，既熟娴英法语文，又能登台表演昆曲平剧，又能画点山水花卉，可说是多才多艺，玉貌兰心的人，怎能教人不爱；爱之而破坏中国风俗礼教的藩篱，非弄到手不可，也是势所必至，理有固然的；也是多少可以原谅的。
　　小曼后又出版《爱眉小札》，这是到台湾后所看见。其中都是志摩和小曼的情书。小曼的文字，虽似乎没有多少旧文学的根底，但清丽自然，别具一格。她虽以生活关系与翁瑞午同居，对志摩仍念念不忘。我和清阁去看望她的时候，见她桌上
供着志摩遗照，前面摆着一小瓶鲜花。她一心想替志摩出个全集，许多书店都愿意为她发行。但以志摩尚有大批未曾发表的作品及日记等陷在某某几个人手里，无论如何，不肯归还，以致发行全集的事成为画饼。这几年，听说小曼也在上海病逝了，印全集的事当然更遥遥无期了。
　　现在以志摩表弟蒋复璁先生及老友梁实秋先生之努力，志摩全集即将在传记文学社发行，这真是文艺界的莫大喜讯。但不知那些勒扣在人手里的文件曾否合浦珠还，设其不然，则仍然是个缺憾。
　　我也不知志摩作品为什么会落入人家手中？人家又凭什么理由坚扣不还？若那些作品仍然尚在，则将来尚有面世之日，替志摩编全集的人来个“遗补”也就算事，只怕《幽闲鼓吹》所记一代鬼才李长吉大部分的诗歌被嫉恨他的人投诸溷厕，那就太煞风景，也太可惜了！
　　现在且来谈谈志摩的作品。志摩的第一部诗集名《志摩的诗》，出版于民国14年夏间。我那时甫自法国里昂回到中国，阅报见此书在中华书局出版，写信去买了一部，那是一本中国书籍型式的出版物。深蓝色的封面和封底，丝线装订，白纸浮
签写着“志摩的诗”四个字，想必出于志摩的亲笔。内部书页用的是上等连史纸，印的字是仿宋体，古雅大方，十分可爱。我在法国时也常从同学处借阅国内新文学书籍，晨报副刊也能经常入目。志摩有些诗像《我所知道的康桥》等早经在海外拜
读过，现在能读到他全部的作品，当然欣慰。可惜这部诗集不久便被人借去，索回时，托言遗失，道歉一番了事。民国17年，此书改付新月书店发行，改成洋装本，里面的诗也删去不少，想到从前那本古香古色的版本，至今尚令我怀念不已。后来他又出版《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云游》几个诗集，我都购备过。抗战随校入川，许多书籍带不了，只好寄存某处，8年后复至原来寄书处取归，有几箱已饱白蚁之腹，志摩的集子当然也是只字无存。
　　“徐志摩一手奠定了新诗坛的基础”，说话的人是志摩的好友，但这句话以后却常常流露于反对派之口。这些反对派当然是所谓左派文人，于是本来是衷心的赞美，却变成了恶意的嘲讽。他们的意思是：哼，像徐志摩这样诗人在诗坛上本来毫无地位，现在却说他是曾奠定诗坛的基础，岂非滑天下之大稽吗？但是，我们假如摒除任何成见，将志摩对于新诗坛的贡献一为检讨，便将承认这句话并非过分的恭维。
　　五四后新诗的试作者是胡适之，谢冰心，郭沫若三人较为突出。胡先生是个“但开风气不为师”的人，他的诗集名为《尝试》，无非是想替新诗开辟一条道路，引导人们向那个园囿走进，自己并不想做那园囿的主人。况且诗之为物，“感情”、“幻想”等等为唯一要素，像胡先生那样一个头脑冷静，理性过于发达的哲学家，做诗人是不合条件的。冰心深受印度泰戈尔的影响，《春水》、《繁星》两本诗集，以哲理融入诗中，句法又清隽可爱，难怪出版后风靡一时，不过她只能做十几字一首的小诗，而且千篇一体，从无变化，取径又未免太狭。郭沫若的《女神》，一意模仿西洋，并且不但多用西洋词汇，字里行间又嵌满了外国字，满纸鸢饤，非驴非马。而且他的诗大都是自由诗，自命豪雄，实则过于粗犷，至于那些二流以下的诗人像俞平伯、康白情、汪静之、成仿吾、王独清、钱杏邨……虽努力作诗，却都没有什么可观的成绩。直到民国十一、二年间，徐志摩自英伦返国，发表《康桥再会吧》、《哀曼殊斐尔》等篇，其雄奇的气势，奢侈的想象，曼妙的情调，华丽的辞藻，既盖过了当时一般诗作，而且体裁又是崭新崭新的。既不像《尝试集》那种不脱旧诗词格调的窠臼，也不像《女神》之剽窃惠特曼（Whitman 1819—1892，美国倡自由体的诗人）馀绪，弄得卤莽决裂，不可响迩，这当然要引起大家的惊奇，而产生中国新诗今日才真正诞生的感想。说“徐志摩一手奠定新诗坛的基础”，这句话是一毫也不错的。
　　志摩诗的体裁变化多而极速。他今日发表一首诗是一种格式，明日又是一种了，后日又是一种了，你想模仿他已模仿不了，所以我曾戏说别人是用两只脚走路，他却是长着翅膀飞的。据他的朋友陈西滢替他第一部诗集《志摩的诗》的体制做过一种统计：计有“散文诗”、“自由诗”、“无韵体诗”、“骈句韵体”、“奇偶韵体”、“章韵体”等等。（这里所谓“骈句韵”“奇偶的”都是西洋诗的用韵法，与我国旧诗骈句对偶不同。）
　　志摩后来成为新月诗派的台柱。他以前虽也做些散文诗，自由诗，后来却倡议新诗须有格律，大家讥笑说这是豆腐干块，遂名之为“方块诗”；又说新诗正从格律谨严的旧诗体中解放出来而获得自由，现在又讲什么格律，不是又给自己加上脚镣手铐吗？新月派却回答说：“我们正要带着镣铐跳舞。带着镣铐跳舞而能跳得好，那才显出诗人的本领！”
　　志摩的散文我也异常欢喜。第一部散文集子《自剖》里面便有许多令人百读不厌的好文章。还有《落叶》、《轮盘》、《巴黎鳞爪》我也曾拥有过，可惜也和志摩那些诗集一样，喂了那可恶的瞎眼虫子！
　　志摩是个写散文的能手。我曾说过：写新诗态度谨严自闻一多始，写散文态度的谨严自徐志摩始。志摩在《轮盘集》里自序说：“我敢说我确是有愿心想把文章当文章写的一个人。”他又提出西洋散文家如G．Moor；W．H．Hudson 等人的作品，说道：“这才是文章，文章是要这样写，完美的字句，表达完美的意境。高抑列奇界说诗是‘BestWords in best order’，但那样的散文，何尝不是‘Best Wordsin best order’。他们把散文做成一种独立的艺术，他们是魔术家。在他们的笔下，没有一个字不是活的。他们能把古奥的字变成新鲜、粗俗的雅驯，生硬的灵活。”这话正可说是志摩的自赞。
　　志摩唯一戏剧集《卞昆冈》听说是和陆小曼合著的。据说全戏结构虽出之志摩之手，故事大纲则出于小曼，对话之国语化，也是小曼的功劳，因此此剧就等于他夫妇合作的产品了。这剧据余上沅的批评谓富于意大利的戏剧氛围。他说道：“从
近代意大利戏剧里，我们看得见诗同戏剧的密切关系，我们看得出他们能够领略人生的奥秘，并且火焰般把它宣达出来……在有意无意之间，作者怕免不了‘死城’和‘海市蜃楼’一类的影响罢……其实志摩根本上是个诗人，这也是在《卞昆冈》
里处处流露出来的，我们且看它字句的工整，看它音节的自然，看它想象的丰富，看它人物的选择……”
　　不过，我承认我对戏剧的低能，对于《卞昆冈》这个戏剧实不知欣赏。其缘故便是诗人不该处处把诗放在粗人口中来说。像剧中主角卞昆冈是个石工，老周是个算命瞎子，而他们说的话居然诗趣洋溢，哲理高深，甚至高级知识分子都无法说得出，只有志摩自己这样诗人才能，这不是太不自然吗？
　　诗人以36岁之盛年而竟以一场横祸脱离人世，原是文艺界莫大的损失。但是早死在他个人也未必为不幸，因为人们对他的惋惜与哀悼，反会因此而加深。前日读到一篇题为《夭亡》的文章，早死的诗人如雪莱、拜伦，在人们记忆里永远是个年轻的影子，悼惜之情比对头童齿豁者自然不同。我以为这话也颇有道理。况且“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一个天才诗人在这红尘世界本来难于久留，他留下那一闪光亮，便是照耀永世的人心了。记得诗人曾有这样一首诗道：
　　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
    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你不必讶异，
　　更无须欢喜，
　　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
　　你我相逢在黑暗的海上，
    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你记得也好，
　　最好你忘掉，
　　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