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母亲家的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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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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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一位作家为了写完一本已经答应过出版社的名叫《在我母亲家的三天》的书，决定去看望他那住在南方的母亲，准备在跟母亲聊天、打开记忆的闸门后，把小说写完。然而他一直未能成行，女人、旅行和其他出版计划纠缠着他。他一直忙于旅行、阅读、做爱和游手好闲。为了完成这本书，作家一直在痛苦中挣扎，税务机关跟踪他，编辑们对他绝望，亲人们对他忧心如焚，他自己也得了超级忧郁症，只有母亲一直在鼓励他。直到有一天，母亲突然晕倒住院，生命危在旦夕，这时他才真的回到了母亲的身边，终于能在母亲家里呆三天了。母亲重新恢复意识之后，微笑着对儿子说：“我没有为你的书提供一个结局，但我为你栽了一个跟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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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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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绍：
弗朗索瓦·威尔冈，1941年12月9日出生于布鲁塞尔。他的父亲是编辑、作家，威尔冈从小就是在打字机的嗒嗒声中长大的，但古板的父亲要求儿子从事电影而不是创作。威尔冈于是成了电影评论家和导演，拍了不少电影，其中最有名的是《肉色》。27岁的威尔冈偷偷写出了《莎乐美》，他担心有些女人会对号入座而引起麻烦，直到37年后才出版。1997年，他出版了以父亲为题材的小说《法朗茨和弗朗索瓦》，而后他花了七年时间写出了《在我母亲家的三天》，一面世即获得龚古尔奖。
作者创作年表：
《小丑》（1973年）
《梅杜萨之筏》（1984年）
《一个婴儿的生活》（1986年）
《我是个作家》（1989年）
《拳击手的痴呆》（获1992年勒诺多文学奖）
《法朗茨和弗朗索瓦》（1997年）
《在我母亲家的三天》（2005年龚古尔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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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人都提心吊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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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你让所有的人都提心吊胆。”昨天晚上，戴芬娜冷不防跟我说了这么一句话，这场有可能激化的交谈就此画上了句号。我的所作所为有时候会迫使她丢出这样的话来，这可是正儿八经的判决啊。在过去的日子里，乃至现在，我都得忍受来自这个被我称作“我的小戴芬娜”的女人的所有令人懊恼的事情，尽管她身高一米七八，我还是叫她“我的小戴芬娜”。我们在一起生活已经三十多年了。戴芬娜是我想像中的那种女人，如果有一天，我必须死在医院里的话，她会守在我的病床边，朝我俯下身子；我说的是死在医院里，而不是死于飞机失事，倘若是死于飞机失事，她可能也会和我在一起。昨天晚上，我就不得不忍受一场没有死刑那么严重的判决，当然没那么严重，但是，这个判决却没有一点宣告无罪的特征： 我，弗朗索瓦·威尔格拉夫，导演过五部电影，出版了十部小说，我让所有的人都提心吊胆。
这样的一个句子，若是在我煞费苦心购买记事本并使用记事本的那个时代，我会在记事本上把它记录下来，可是，我不再安排什么约会了，我也没有什么好记录的了。何苦要记录下这样一个句子？它又不是那种教人一转身就忘记的句子。
戴芬娜没有说我让她提心吊胆。可这“所有的人”从何说起呢？其中也包括我们的两个女儿，两个非常清楚她们的父亲正陷入困境的成年女子吗？肯定包括她们。可能还包括我的母亲、我的姐姐和妹妹们。可是，戴芬娜就像我一样，几乎不去看望我的家人；我不怎么去看望我的母亲，心里愧疚得很。我几乎每一天都对自己说，应该到上普罗旺斯阿尔卑斯省去看望她，她的家在那里，她独自一个人在那里生活，但我总是下不了决心。在电影《八部半》《八部半》1963年由意大利出品，导演费里尼，马切罗·马斯特洛亚尼等主演。以导演费里尼本人的经历为基础拍摄而成。里，墓地的那组镜头中，当马斯特洛亚尼扮演的那位导演看见他父亲突然出现，他难过地发现他们几乎没什么交流：“爸爸，我们之间的话那么少！”很有可能在将来的某一天轮到我悔恨，不是悔恨自己跟妈妈说话太少，因为我几乎每天晚上都给她打电话，而是后悔太少见她，尤其是最近这些年以来。我那八十高龄的老母说的比我还要绝。她在电话里下了结论：“总而言之，我这一辈子将不怎么会见得到你。”
这句话可真是一语中的！我不知道她是不是明白，可是，见我不言语，她不厌其烦地解释说：“是真的！你很早就离开了家门，你那时多少岁来着？十七岁，还是十八岁？”
“十九岁，妈妈！”
“是啊，你看看今天的年轻人多大一把年纪还呆在他们的父母家里，就知道你离家也太早了一些。”
一直到九十年代末，她每年都要来巴黎好几趟，在我家里住几天，在我妹妹玛德莱娜家里住几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她来看我。如今，她几乎足不出户了。要来一趟巴黎的话，她事先还得跑去咨询一位专家，而且她觉得最好的专家在马赛。马赛离她住的地方不到一百公里，她都嫌路途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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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内心的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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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些朋友也一定把他们内心的忧虑告诉过戴芬娜。我敢打赌，在我睡觉期间（我一般情况下要到下午过完一半的时候才睡醒，有的时候还要晚些），她接到过他们的电话：“弗朗索瓦怎么了？他都杳无音信了。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时，他看上去精神不太好。我们很担心他。”当戴芬娜告诉我，我让所有的人都提心吊胆的时候，她的声音低沉得就像贝多芬《暴风雨奏鸣曲》中的钢琴声，或者像维瓦尔第《海上暴风雨长笛奏鸣曲》中的巴松管的声音，总之，天空中有暴风雨，这绝不是一杯水中的暴风雨。我们的共同生活跟一杯水没有任何关系。有的时候，我们的生活会刮起飓风。风从两个方向刮来会生成旋风，我这么回答，还补充说“风暴角”因为有了“好望角”这个名字而举世闻名，说希望和风暴之间的关系，与爱恨之间没完没了的冲突相比，更不在正常状态。我还说到拉丁语中的暴风雨（tempestas），既有好天气也有坏天气的意思。我拼命挣扎，企图摆脱困境，但戴芬娜看得明明白白。我不仅让所有的人提心吊胆，我还让自己提心吊胆。
我本该承认这一点的，而不是固执己见，还扯到普赛尔的《暴风雨》亨利·普赛尔（1659—1695），是巴洛克早期的英国作曲家，曾历任查理二世国王弦乐队的作曲师，威斯敏斯特教堂的管风琴师，皇家教堂的三名管风琴师之一，曾为莎士比亚的戏剧《暴风雨》谱曲。中那位呼唤风的男高音。我不大记得这场《暴风雨》，它是为莎士比亚的戏剧所做的舞台音乐。我更熟悉莎士比亚的那个剧本。当我阅读那个剧本的时候，我总是把自己当成普洛斯佩罗那个老魔法师，他像我一样，喜欢书斋胜过一切。我已经有多长时间没听普赛尔的音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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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再出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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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两个女儿就是听普赛尔长大的，她们爱在吃早餐的时候放他的曲子，其中就有克劳斯·诺米克劳斯·诺米（1944—1983），著名男高音歌唱家，第一位死于艾滋病的古典音乐艺术家。或者阿尔弗雷德·戴勒阿尔弗雷德·戴勒（1912—1979），英国男高音歌唱家，被称为“二十世纪假声男高音之父”。的演唱。所有那些三十三转唱片指传统的三十三转黑胶木唱片。我都保存下来了，整整齐齐地摆放在橱柜里，两个女儿三天两头要我放给她们听。她们对我说：“你现在听音乐比以前少了。”在她们看来，这是个不好的兆头。
为了创作，我从出版社预支了一些版税，但那些书我才写了开头部分。我不再出书了。再也没有出书的欲望了。“我的上帝啊！真是奇怪，一本书卡壳后，就再也写不出来了。”莫里哀写道。我从一本关于拉辛的书中了解到，有人指责他声称撰写路易十四的历史得了一大笔钱，却一行字也没有写出来。我在这一段文字上做了标记。事实上，拉辛创作很勤奋。我也一样。为什么要扯上戴芬娜，为什么戴芬娜自投罗网，把自己也卷进这种疯疯癫癫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正在演变成这种疯疯癫癫的生活。有一天，她一针见血地道出了她的想法：
“我们过的是一种疯子过的日子，或者不如说我们就是两个活着的疯子。”
而且，有些情况她还蒙在鼓里呢。我向她隐瞒了那些只写了我本人名字的邮件。几个月以来，我都不敢离开我那套房子半步，害怕执达员趁我不在家的时候突然登门，害怕是她跑去开门。到时候她会急得六神无主的。
如果我是独自一人生活，那么我就有权成为一个不可救药、鼠目寸光的人，然而我觉得自己并不是这种人。对柔爱和沃格琳德来说，我是哪一种类型的父亲？当我读到一些心理学家在他们的书中列举的、他们认为父亲不应该扮演的那些角色时，我在那些句子下面画了很粗的杠杠；我想着自己的角色，非常认同他们的观点，即便是在他们提出惟一有实际意义的父亲是精子这种论调的时候；但我心里想的却是“但愿我的两个女儿不要看到这些”！后来，我把那些书藏了起来。亲爱的柔爱，你的名字源自希腊语名字Zoépoiétiki，是生命、创造者的意思！还有你，沃格琳德中世纪叙事诗《尼伯龙根之歌》中司智慧的莱茵少女水精灵的名字。，这是莱茵仙女的名字，是黄金的守护神……你们小的时候，经常要我讲你们两人名字的来历。
如果我最终能把书写出来出版，我就会更经常地跑回去看我母亲。自责，我这种人是不会有的。我有一些遗憾，可遗憾和自责，那是两码事，无论哪一种自责都有“痛心疾首”的那一面，而我并没有感觉到这种刺痛。在遗憾之中，就没有隐含那么多的恶意。人们总是不加评判地否认过去。自责阻止我们一往无前，而我每天总会跟一个网球运动员一样，握紧拳头，一遍又一遍地对自己说：“加油，弗朗索瓦，你要想走出困境就一往无前吧！” 几个世纪以来，所有用印地语、巴利语和梵语创作出的文学作品都写到，生活的规则就是一往无前。生活的车轮在滚滚向前，谁能将车轮刹住？戴芬娜不需要一个婆罗门印度封建种姓制度的第一姓氏，僧侣。，不动声色、似笑非笑地告诉她：“我们的未来，从某个角度去看，足以令人惶惶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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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要步入花甲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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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快就要步入花甲之年了，戴芬娜亦是如此。假如某天晚上，我们在维也纳的弗洛伊德家里用晚餐，我们吃完晚餐离开后，他会怎么评价呢？说“夫妇二人都有强烈的虐待狂倾向”吗？他会不会明确地指出：“男方不缺乏明确的受虐狂意愿”？假如身处“伟大的世纪”法国人指十七世纪。，人们会怎么想我们？一些廷臣看见我们从凡尔赛宫花园里走过，他们会说：“快看这个风烛残年的王妃和她那老气横秋的丈夫。”我第一次读到这句话的时候，还是名初中生，当时我把它套用到我的父母身上。我已经不记得这句话的出处了。
我父亲去世的时候，母亲的年纪跟我现在的年纪一样。她众多信奉天主教的朋友——不管是伪装虔诚，还是真的笃信宗教——连同我的姐姐、妹妹和我本人，都一致认为，她符合圣保罗圣保罗（？—67？），基督教使徒，《圣经·新约》中《保罗书信》的作者。描述的寡妇形象。对于我的孙辈们来说，圣保罗将只是巴黎的一座地铁站的名字，或者美国明尼苏达州州府的名字——我不希望我的孙子们去那个地方，那也是弗兰西斯·司各特·菲茨杰拉德F．S．菲兹杰拉德（1896—1940），美国小说家。1925年《了不起的盖茨比》问世，奠定了他在现代美国文学史上的地位。的出生地。明尼苏达州没有蓝色海岸那么富有魅力，菲茨杰拉德是不会对我这句话做出反驳的，即使蓝色海岸很久以来已经不是他心目中的那个天堂了，不过当我从卡西的白岩饭店的阳台上眺望卡那依海角，或者当我在昂蒂布城根一带散步时，我坚持认为蓝色海岸依然是某一类天堂。在我死后，我的孙子们在我的书架上发现菲茨杰拉德的作品的那一天，他们会很纳闷我怎么会对这些太过多愁善感的故事感兴趣。别扯远了，我们还是回到圣保罗吧，他可是基督煞费苦心、亲自出马并使其眼睛失明三天的为数不多的几个使徒之一在保罗前往大马色去捉拿信徒的途中，被天上的光照射，眼睛失明，后耶稣的门徒亚拿尼亚使他双目复明，从此保罗皈依耶稣。。圣保罗记录下了他对于婚姻以及与之相关的大事小事的诸多劝勉，这都是些使人沮丧的劝勉。他说寡妇可以自由地嫁给想嫁的人，只是要嫁这在“主里面的人”，但他接着又迫不及待地补充说，一个寡妇若不再嫁会更有福气些见《圣经·新约》中《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三十九节：“丈夫若死了，妻子就可以自由，随意再嫁，只是要嫁这在主里面的人。然而按我的意见，若常守节更有福气。”。圣保罗是这样一类人，对什么事情都要评头论足，连头发的长短和吃肉的方式都不放过。他对奴仆们说：“凡事要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还要妇女们“在会中闭口不言”。
在过了几年圣保罗式的寡居生活之后，我母亲爱上了一个年龄比她小的男人。
她首先把这条消息分别告诉了她的五个女儿，然后才到我，她的独子，我却早已从她的几个女儿嘴里知道了这个事儿。我的姐姐克莱尔以前一直在说：“妈妈应该开始新生活。”她希望母亲再婚吗？我讨厌婚姻。我觉得万幸的是，那名男子已经结婚了，这种情况可能会让圣保罗暴跳如雷。那男的有四个孩子，全都成家了，他本人跟他妻子住在一起，那个女人病得很严重，绝不能让她知道这件事情。晚上，他得随便编一个借口，走到外面去，把自己关在一个电话亭里面，偷偷地给我妈妈打电话。有一天，她在等他的电话，却迟迟都等不来，她便把心里话告诉我：“你明白的，我并不想伤害他的妻子，她那样已经够痛苦的了，我不希望她死，但那毕竟会缩减她的痛苦。”
那人名叫佛雷德里克·特鲁贝，经营一家纸板厂，自己做老板。他编造借口，要到国外去做市场调研，时而去南韩，时而去芬兰，然后把我母亲带到阿讷西湖边，或巴黎周边那些漂亮舒适的宾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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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感情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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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从圣日尔曼—昂莱打电话给他的妻子，如何才能让他的妻子相信他是在赫尔辛基呢？怎么设法应付宾馆的电话号码呢？那个时候还没有手机。知道他在我母亲的生活中扮演的角色之前，我见过他的一幅照片，在一家大酒店的游泳池旁边，他站在一个二十五岁左右的非常漂亮的年轻女子旁边。那是一幅冲印出来的彩色照片。当时，我的心思都放在照片上那个着泳装的女孩身上了。她是谁？我母亲告诉我，她是我一个外甥女的朋友。我会更愿意向这个游泳的女子献殷勤，她站在跳台旁边，还没料到她的父亲就要变成我母亲的情人。和母亲情人的女儿上床，这样的乱伦如果按震级来算，该是里氏多少级？
不只是佛雷德里克比我母亲年纪小，他还真的以为母亲比他小呢。我母亲为此沾沾自喜：“我没有把他的错误指出来，他从没看过我的身份证。幸好在宾馆里从来都没有人问我要。我并没有撒谎，如果他认为我比他小五岁，那也不是我的过错。”所有的人都同意她的说法。我母亲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小。
“这只是她生命中的第二个男人。”我的姐姐和妹妹们都这么说，她们生活中的男人可不在少数。我又想起我的一个外甥女，她打电话给我，要我帮她完成一篇“论文”。突然她要结束和我的谈话，就像她说要买一台微波炉一样，语气冷漠地对我说：“妈妈带她的情人回来了，我要让他们单独呆在一起，我挂了。”我甚至没有时间问她，她的父亲在哪里。
我的姐姐和妹妹们说到她们的母亲的感情生活时，带着关切，就像巴黎歌剧院的特级舞蹈演员指导歌剧院舞蹈班的年轻学生一样。妈妈把佛雷德里克·特鲁贝介绍给我们的那一天，对特鲁贝来说，问题就不是去斯堪的纳维亚谈纸浆生意那么简单，也不是对抗他的董事会了，而是要接受由我姐姐、妹妹和我这些神情严肃的权威人士组成的“刑事法庭”的审讯。我们前一天就在电话里通过气：“那一定得是个心地善良的家伙。没有别的可能性。”我们家就像天底下所有的家庭一样，是个危险的家庭。我们永远都不知道在哪里会突然出现什么意外。倘若我们不是在一起长大的，我们的关系肯定融洽不到哪里去。再简单不过，我们可能永远也不会见面。但我们拥有这种使我们像骨肉一样难以分离的共同的童年，有这种难以抹去的，或者更确切地说不可言喻的生活经历，这些经历从没停止过给我们带来益处或伤害，有时是益处，有时是伤害，要看是在什么时候。我还想知道，我的初恋对象是不是我的姐姐克莱尔。如果我告诉她，我到达性欲高潮时叫的是她的名字，而不是那个与我做爱的女人的名字，她是不可能一点都不吃惊的。她只要去问问戴芬娜就行了。当我喃喃地说着我正在抚摸的那个女人的名字时，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所有跟我睡过的女人的名字一起涌上心头，我必须拼命克制，才不至于把她们其中一个人，有时甚至是几个人的名字叫出来，反而不是那个本来应该喊出来的女人的名字。碰到这种时候，我一边相信我搂在怀里的女人可以替代、概括或者废除其他所有的女人，一边消除疑虑，但这么做非但不让人放松，反而使人心情更加沉重。两种能够被感知的东西总有一些共同之处，这就是相似的规律。一个音节，有的时候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元音，就足以让一个含有同样元音和音节的名字冒出来。出现把克莱尔和戴芬娜的名字弄混的情况后，我费了一些时间来回忆，这才想起我小时候给克莱尔取了个绰号叫“戴丽丝”。我们常常受到一些陌生的规律的支配，一些不可改变的硬性规律，就像句子中，一个词语与另一个词语相互关联的语法规则一样。当那些从属连词后面需要接虚拟式的时候，就不能随便使用直陈式在法语中，像avant que， pour que， condition que， bien que等表示时间、目的、条件、让步等意义的连词或连词短语引导的从句要求用虚拟式。。同样，我也不能随便把一个女人的名字和另外一个女人的名字割裂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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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面安排在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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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佛雷德里克·特鲁贝的见面安排在夏天，在八月份，我们的父亲去世五年半之后，在普罗旺斯那栋房子的晒台上。我们曾不止一次在那栋房子里度假，而房子现在只剩妈妈一个人住。从前那是一座隐修院的房子，父亲只花了一点点钱，就把它从迪涅的主教手里买了下来，那是在1954年或者1955年。房子刚买下来的时候破旧不堪。去那里要走泥巴路。当时也没有自来水，我们要到附近一家古老的隐修院的水井里汲水，而那座隐修院已经一块石头都不剩了。我姐姐、几个妹妹和我，与蜘蛛、蝎子一起分享里面的一间宿舍，它曾经历过美好的岁月。对于了解该地区的人，我可以告诉他们，那是在卡尼奥尔和雷维德布鲁斯之间。也是在这栋房子里，冬日的某一天，1974年2月5日，我父亲为了赶出一篇文章，必须通宵达旦地工作，他叮嘱我母亲务必在中午之前叫醒他。她上楼去叫他起床，前后叫了他二十回，最后实在叫不醒时，就去摇他，这才发现他已经撒手人寰了。
在夜间守灵期间，我父亲躺在一张灵床上，那是当天早晨我和母亲两人亲自动手用绣花的白色亚麻布铺好的。我现在已经不知道我们当时是怎么把床单垫在下面的了，因为一个死人比病人更不容易对付。入殓的时候，殡仪馆的两名工人直截了当地把父亲的遗体塞进一个特别大的灰色垃圾袋里，然后把这个包裹放进棺材，我感觉我母亲都要晕过去了。
下午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从墓地回来了，这块墓地完全可以在《米其林指南》中享有一颗星。我们在富卡吉埃停下来，想在塔各里亚那兄弟的肉铺里买点猪肉，那兄弟俩不愿收我们的钱，说：“你们的父亲和我们是好朋友。”父亲生前特别喜欢吃他们店的百里香油橄榄。我姐姐和四个妹妹穿着黑色的西裙套装，漂亮极了，几个女儿都如花似玉，她们的父亲会为她们感到骄傲的。她们临时安排了一个冷餐会，为所有来送葬的客人准备了饮料，他们大都来自很远的地方，给我们送来勇气和安慰。为什么生命要在我们的葬礼之前戛然停止？而葬礼却是我们保证能够成功的为数不多的机会之一。我常常想像自己的葬礼。我在一名年轻的女画家那里预订了一副棺材，当然啦，我和这位女画家之间有过一段短暂的艳遇。葬礼仪式在一座机场，或者在一家剧院里举行，有时是在上拜恩德国地名。的一座巴罗克式教堂里。这种别出心裁的葬礼，就像人们所说的“别出心裁的樱桃酒”（这种酒里并不含樱桃）一样，它的意义在于死者在其中扮演的是主角，尽管他不说话。能够把自己的葬礼想像得奇异无比，足以证明这个人依然活在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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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洲的旅行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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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着招待佛雷德里克的机会，妈妈成功地把她的六个孩子聚到了一块，这是父亲死后的头一次，可以说母亲做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母亲把她珍藏的水晶高脚酒杯都拿了出来。在晒台上，在椴树下面，我一边回忆爸爸的葬礼结束之后我姐姐和妹妹们为客人倒酒的情景，一边把佛雷德里克带来的标有酿制年份的第一瓶香槟酒的木塞拔掉。佛雷德里克显得无拘无束，依次向我们每个人投来微笑。他跟我们说起他在非洲的旅行经历。他对肯尼亚非常了解。他想带我母亲去游览离蒙巴萨肯尼亚城市。不远的印度洋边的海滩。母亲回答说，她更喜欢回到威尼斯。他说到乞力马扎罗的山坡。母亲问他是否看过《乞力马扎罗的雪》根据海明威小说改编，由亨利·金导演，苏珊·海华德和格利高里·派克主演。，那是她最喜欢的演员格利高里·派克主演的。佛雷德里克几乎不进电影院。我告诉他我母亲是个超级影迷。他们还没有时间涉及这个主题。我妹妹贝内蒂克特虽然拿的是心理学文凭，但曾作为会计在南非工作过，她问的是茅茅人茅茅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肯尼亚吉库尤人的一个秘密组织，以暴力驱逐白人。的暴动给肯尼亚烙下了什么印迹。我们觉得佛雷德里克是一个离政权很近的商人。他经常与乔莫·肯雅塔乔莫·肯雅塔（1891—1978），肯尼亚民族主义之父，1964—1978年任肯尼亚总统。会面。我已经记不得是谁开始说到外号，我很担心佛雷德里克要我们叫他的外号佛雷德、佛雷地或者佛雷多什么的，但他不会犯这样的错误。而且他也没犯任何错误。喝过香槟酒后，他邀请我们去吕贝龙酒店。为了以防万一，他事先在阿普特的一家餐厅订了一桌八个人的酒席，那家餐厅才开业不久，面朝河堤，他和我母亲已经去过了。我们开了好几辆车。我母亲上了佛雷德里克的那辆。我姐姐和所有的妹妹都开车。我也一样，也开车，但我早该放弃的。我一握方向盘就特别紧张，我的视力出了问题，当我超车时，估摸不出迎面开来的汽车的速度。我看不出车距在缩短。在六十年代初，我从汉堡开车，穿越德国到那不勒斯几乎是一路不停，只是偶尔在高速公路的路肩上停下来，在车里睡那么两三次。那时我二十五岁。
当我们离开餐馆的时候，佛雷德里克独自一人上了他那辆沃尔沃。他要去于泽斯与正在他大儿子家度假的妻子会面。开车要不了一个小时。那天晚上，母亲上楼睡觉去了，我的一个妹妹在厨房里开始说道：“真奇怪，他让我想到爸爸，他跟爸爸一样高，音质也一样。”妈妈从不掩饰她对男低音的偏爱，低沉的声音，沙哑热情的声音，就像她的丈夫一样，她丈夫可是演讲高手。她也只喜欢个头高大的男子。我父亲身高一米九，我母亲身材却不高，估计只有一米六。所以，她一辈子都得穿高跟鞋，也因此患了脊柱侧凸或脊柱后侧凸俗称驼背。，让她吃了不少苦。
我们都知道妈妈是在一场晚宴上与佛雷德里克认识的，酒精无疑为她壮了胆。我母亲生活中两个男人的共同点（与一个共同生活了三十五年，与另一个每隔一段时间见一次面）使我注意到，爱情的发生有些条件是必不可少的。这些条件必不可少，幸好仅凭这些条件还不够。“你爱一个人需要什么样的条件？”贝内蒂克特问我。而我更清楚的是，哪些理由阻止我去爱一个女人。她必须不跟我姐姐妹妹中的任何一个人同名，还有她不能是黑眼睛，不能和妈妈一样矮小。
“我爱过的女人并不多，我说的是真正意义上的爱。她们的眼睛不是绿色就是蓝色的。但所有和我谈过恋爱的金发碧眼的女子，我远没有全部爱上……”
“反正，你不是为法国南方女人而生的！戴芬娜的眼睛是绿色的，是真的。”
我是独自一人从巴黎过来的。戴芬娜和两个女儿都在瑞士。我的姐姐和妹妹们也都是一个人来的。她们的丈夫（我想那一年她们都已结婚或者再婚），天知道他们在哪里。佛雷德里克从于泽斯的高速公路出口处的一个电话亭里打电话告诉妈妈，认识她的孩子们，他是多么的高兴，妈妈连忙跑来把他说过的话向我们转告。但我们很快就把他撂到了一边。我们一边把一瓶葡萄牙产的波尔图葡萄酒倒完，一边说起了我们的祖父，一个为了让儿子完成大学学业、当上律师而罄其所有的铁匠。当他的儿子向他宣布要放弃律师职业转向写作时，他想得通吗？“你呀，”我最小的妹妹对我说，“爸爸更喜欢你放弃写作改行当律师。”我们严厉地评判父亲的行为，多数时候他都是很粗暴地对待他的父亲。我们一边呷着波尔图葡萄酒，一边后悔没有对这位祖父更和善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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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我们的外祖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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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就像我们每一次聚会一样，我们都会说起我们的外祖母，一个被她最小的妹妹背叛的严重的抑郁症患者，那个妹妹和外祖母住在同一套房子里，跟外祖母的丈夫上床。我们必然又一次同情起那个八岁小女孩——我们的母亲——的命运来，她为了掩饰她父亲的出轨行为，并在母亲和她的小姨妈之间起缓冲作用，被迫撒谎。这些实践课使这个迷人可爱的小姑娘囊括了小学各年级的一等礼仪奖。凌晨三点钟的时候，我们刚才说到的、此时已经生养了我们这六个孩子的那个小女孩，把她的卧室门打开一半，叫我们说话不要那么大声。
克莱尔原来打算带其他妹妹去她家里，她和她的丈夫在离我们隐修院的家二十公里远的地方有一所房子，靠近西贡斯国家森林。第二天早晨，她还得在吃完早餐后，送她们去阿维尼翁火车站。但发现天已经亮了的时候，她们决定睡在隐修院里。她们得改坐另几趟火车，预订的车票就可惜了。“我们都可以多呆一天。”我在熄掉走廊里的灯时，向她们建议道。听到我的即兴作品，她们忍住笑声，在地上铺起海滩床垫、毯子，摆好枕头，像她们小时候一样，几个人一起睡在同一个房间里。
母亲已经在我从前住的房间里为我铺好了床。我是惟一原本就打算睡在她家里的人。她在床头柜上放了一瓶水和一只杯子。我从床上爬起，把挂在墙上的一幅父亲的照片取下来，放进橱柜里，希望自己第二天早晨别忘记把它挂回原处。我可不需要他在我睡觉的时候为我站岗，也不想在他的监视下醒过来。
躺在干净清爽的床单上面，我觉得非常舒服。我认出了这些绣花的亚麻床单，五年前，夜间守灵的时候，父亲就躺在上面。父亲下葬的那天晚上，我看到他睡过的床单时，出现了心理障碍。那一天，戴芬娜从巴黎过来坐的是晚上的火车（当时还没有高速火车），到达阿维尼翁后，她租了一辆的士到富卡吉埃大教堂，宗教仪式在那里举行。我依然记得她把行李放在祈祷用的跪凳旁边。她一整天都没露面，我们家的朋友她一个都不认得，这样的家庭使她胆怯，她小时候没经历过这些。母亲吞了一颗安眠药后，到我们从前睡觉的房间里去睡了，可能是不想睡三天前她发现丈夫死在上面的那张床，于是就把他们俩的主卧室留给了我和戴芬娜。跟她一样，我也不想睡在这张床上。我发现卧室的一个角落里，有一块床垫，上面放了一床被单。我们扯掉了大床上的铺盖，把床垫搬到卧室中间。我很高兴能重新和戴芬娜单独呆在一起，终于有个人因为不怎么了解我父亲，可以不去谈他，可以和我谈谈别的事情了。
在冬季，上普罗旺斯更属于冰川学，而不适合旅游。“我们在小床垫上会很暖和的，”戴芬娜一面铺床一面说，“快过来，我给你暖一暖身子。”说完她就一丝不挂地钻进了冰冷的床单中。我开始到处亲吻她，突然我来了个鲤鱼打挺，这与我收藏的那些关于中国房中术的书籍中推荐的做爱姿势没有任何关系。我刚才突然弄明白，我们正在我父亲的灵床用过的床单上做爱。“我认得这块床单！这床单垫过死人！今天早晨是我帮妈妈把它塞到爸爸的尸体下面的。”
戴芬娜猛地跳了起来，最终我们没要床单，而是在一张充气床垫上蒙眬入睡，那张床垫我是从地窖里找出来的。我们后来还做爱了吗？我记不起来了。戴芬娜还记得这段已经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的古老插曲吗？“葬礼之夜的性欲高潮”将是一个很好的章节题目。“没有性欲高潮”同样也是个好标题。最近，我查看《伊利亚特》不同的译本。海伦就要见到帕里斯了。第一个译本是：“他躺在床上，两人很快就进入梦乡。”第二个译本是：“他把她拉到床上，两人快活到了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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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到巴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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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晨八点钟的时候，我被电话铃声惊醒了，我知道是佛雷德里克打给妈妈的电话。在听到挂电话的丁零声之前，我又睡着了。下午一点钟的时候，我最后一个起床，发现我的姐姐和妹妹们都在晒台上。她们已经烤好了面包。黄油在太阳底下融化了，桃核和两罐蜂蜜引来了胡蜂。
“妈妈呢？”
“在客厅里，正在和佛雷德里克通电话呢。虽然我们只听到一丁点，可那些话真的很感人，她的声音又回到了做姑娘的时候。”
“告诉你们，有一天别人还把她当成我的妻子呢！”
“怎么？”
我对她们说道：“妈妈、戴芬娜，还有我，那天晚上在哈里酒吧发生的事情，我从没跟你们说起过吗？”
那是三年前的事情了，妈妈到巴黎来，在我们家小住。有那么十来天，她都在跟她的两个外孙女讲述发生在老家那所房子里的逸闻趣事的最精彩部分，她是那所房子的保管人，她的几个女儿都渴望得到这份家产。母亲害怕外孙女养的那只猫，那是一只取名叫普鲁诺的黑猫，普鲁诺特别迷恋外祖母，她动一下，普鲁诺都要跳到她的肩膀上，爪子伸进她的脖子。她睡在柔爱的卧室里，詹姆斯·迪恩詹姆斯·迪恩（1931—1955），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好莱坞最红的影星，美国“十大文化偶像”之一，主演《伊甸之东》、《无因的反叛》等影片。和在泽菲莱里导演的影片中饰演罗密欧的伦纳德·怀廷伦纳德·怀廷十六岁时与十五岁的奥莉维娅·赫西主演影片《罗密欧与朱丽叶》，由弗朗科·泽菲莱里导演。的剧照守护着她。当她睡醒后，她会小心翼翼地把门打开一条缝，要大家把那只猫关好，让她有时间走进卫生间里。第三天，我们终于把普鲁诺托付给了一个邻居。
女儿去学校的那些日子，戴芬娜要我做些努力，起得比平时早一点：“别让我每天早晨都与你母亲单独在一起。我很喜欢她，但她是来看你的。”母亲总是非常喜欢吃蟹虾一类的海鲜，让所有的人都大吃一惊的是，几乎从不下厨的我，宣布要为母亲准备一只烤龙虾，是放进烤箱里烤的那种。我大手大脚地花钱买菜和配料。我非常高兴母亲是在我有钱的时候来的，我穿越整个巴黎去最好的商店采购。我买了两只都是900克重的龙虾，是雌虾，肉质鲜嫩。我到勒格朗商店选购了葡萄酒。我还买了一瓶尼翁产的橄榄油： 妈妈最喜欢这种牌子的橄榄油了。她是橄榄油方面的行家。她能区分坦采、沙龙奎、阿格朗多、哥罗桑，以及许多我记不得名字的五花八门的橄榄油。
我还准备了一只清煮龙虾，我那本菜谱建议我把龙虾的螯也丢进汤里，我没听妈妈的，她觉得放点粗盐和水就足够了。当我数着二十五颗青胡椒时，她跟我说了一句古老的俗语“贵得像胡椒”，当我把两个大蒜瓣放进汤里时，她说：“你知道吗，从前的药书上说，大蒜的别名是穷人的樟脑？”我把小洋葱头切成小圆形薄片，一面问她：“关于小洋葱头，你没有什么要说的吗？”“洋葱好像是在巴勒斯坦找到的，是由十字军骑士带回来的……你要在你的龙虾外壳上抹一些尼翁橄榄油吗？太好了！”当我把剁碎的鳀鱼与软黄油混合在一起时，她一边用一副专家的眼光监督着我，一边给我讲我那些外甥和外甥女的事，他们的学业和恋爱的情况。必须把这些可怜的龙虾的螯活生生地拔下来，这个时刻并不令人高兴，然后我用核桃夹子夹碎这些螯，丢进汤里。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哈克曼牌平底锅，看着这样的平底锅我会感到一种愉悦，就像欣赏布朗库希康斯坦丁·布朗库希（1876—1957），罗马尼亚雕塑家，主要作品有《睡着的缪斯》等。的雕塑作品一样。芬兰制造的亚光平底钢锅，带有两层厚厚的不锈钢涂层保护其铝制“心脏”。我的龙虾，我在它们的两眼之间劈开它们的脑袋，把它们装在一只勒克鲁塞特牌上了釉的生铁盘里，放进烤箱。前面所做的一切工作只是为了后面二十分钟的烹调！这就像一部小说一样，两个小时就能读完，但是作者把它写出来却需要两年时间，换了我，时间还要更长些。我一边看着烤箱里的龙虾，一边想着人类爱吃的所有东西： 幼虫，白蚁卵，把蝗虫碾成粉与蜂蜜掺在一起，鼹鼠，海豹的眼睛，被活活地敲掉脑门、仍在微微颤抖的猴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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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下了一个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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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完饭后，我母亲下了一个结论：“哎呀，我真的是美美地吃了一顿。味道好极了，你应该更经常地下厨房。”饭后甜点有菠萝，“在贝宁的阳光下成熟、空运过来的”，标签上就是这样注明的，还有从贝蒂翁食品店买来的果汁冰糕，和庞氏食品店买来的杏圆饼干。我两个女儿说起我那著名的黄瓜沙司的故事，我把它们浇在我已经记不得名字的鱼的身上。我先前买了辣椒、莳萝以及各种传统的芥菜，但我就是不记得买黄瓜了。
在这个我今后会称之为“翠鸟筑巢日传说翠鸟在冬至的前七天和后七天筑巢，这期间大海上风平浪静。喻指平静、祥和的日子。”的下午，在隐修院的晒台上，我的姐姐和妹妹们对我说，她们早就听说过弗朗索瓦的龙虾的故事：“你三十年间为你妈妈做了一顿饭，她就兴奋成那个样子，可是当她到我们家里来吃饭时，什么菜对她来说都普通得不行。这里的奥妙就在于，你是她惟一的儿子，亲爱的……我们还是喜欢听你讲哈里酒吧里的故事。”
那个故事恰好发生在吃龙虾的第二天，是在星期六晚上。母亲下个礼拜一就准备回去了。戴芬娜和我，我们请她到堂丁餐馆吃饭，那是位于维尔努伊街上的一家越南菜餐馆，我非常喜欢那家餐馆。通常在吃亚洲餐时，我只喝茶，但妈妈要了葡萄酒，堂丁餐馆有一窖好酒。我挑了一瓶世界上最好的红葡萄酒，一边还引用了大仲马的一句名言：“没有任何东西能像透过一杯香贝丹红葡萄酒法国勃艮第有个著名的酒乡叫夜丘，只生产红酒，而其中最有名的就是香贝丹红葡萄酒。看未来一样，把未来变得更富有玫瑰色彩。”吃完饭后，妈妈显然没有一点想回家的意思。我们就到利普啤酒屋喝了一杯啤酒，她已经很多年没去过那里了。当爸爸在圣日尔曼—德—普雷那里有约会时，他们总习惯在这家啤酒店会面。从利普啤酒屋出来后，我们搭了一辆出租车去歌剧院，她想看看歌剧院的正面，她只在那里看过一场戏，但那是1964年卡拉丝玛利亚·卡拉丝（1923—1977），生于美国的希腊女高音歌唱家，世界歌剧皇后。1956年卡拉丝登上美国大都会歌剧院，一曲《诺尔玛》使观众如痴如醉；1964年在巴黎歌剧院的演出获得同样巨大的成功。演唱的歌剧《诺尔玛》《诺尔玛》，意大利歌剧作曲家贝利尼的歌剧。。
和平咖啡馆正要打烊。由于妈妈看上去一直不打算回去，我建议再去哈里酒吧喝一杯，哈里酒吧离那里只有两步之遥，而且很晚才关门。到哈里酒吧时，那里已经没有空余的座位了，我们站在吧台那里，就在进门的地方。我和妈妈以极快的速度喝着威士忌，喝完又要。戴芬娜讨厌威士忌，所以她要了一杯波尔图葡萄酒。这是一个愉快的夜晚，我们喝得够多了，以至于我们觉得所说的每一件事都那么激动人心。妈妈的左边有个人开始与她套近乎了，一个五十来岁的男子，非常高大，非常英俊。她不客气地朝我转过背去，跟那人攀谈起来。我把我白天所做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戴芬娜。我已经不再去注意妈妈了，直到她扯我的袖子：“弗朗索瓦，这位先生是搞印刷的，我刚才跟他说你是作家，你们俩应该合作！”她自以为声音很低地补充说：“听话，跟他握一下手，我向你保证他是个和蔼的人，他是个绅士。”以前我从未听妈妈说过绅士这个词。我很乐意地握了他的手，但是，很显然他已经不在正常状态。他做了自我介绍：“我叫帕斯卡·罗伯特，在阿尔萨斯开印刷厂。大作家帕斯卡的那个帕斯卡，罗伯特词典的那个罗伯特。”这句话他似乎说了数百次。我问他是否读过帕斯卡的《思想录》。他支支吾吾地说，印在面值500法郎纸币上的那个帕斯卡更让他感兴趣。他坚持要请我们每个人喝一杯酒。我们已经喝得够多了，但我还来不及拒绝，妈妈就接受了：“哎呀，你不是每天晚上都带你的老妈出来的！”老妈！这个用词并不恰当，因为妈妈这天晚上光彩照人。于是我们继续交谈，继续喝酒，我和戴芬娜、妈妈和那位印刷工，我们的杯子一空，他就示意酒吧侍者给满上。戴芬娜要了热狗，这个主意真是太好了。哈里酒吧里的热狗从来就没让我失望过。妈妈站在我旁边，建议那名印刷工咬一口她的热狗，就是在这个时候，我明白局势失控了。他们俩看上去都玩得很开心，但在我的眼里却有些过火了。印刷工一只胳膊亲热地搭在我母亲的肩膀上，我让戴芬娜看一眼：“你不觉得他把她搂得太紧了吗？”我竖起耳朵，听见帕斯卡·罗伯特对妈妈说：“我住的饭店离这里很近，我邀请你跟我一起去那里。甩掉你丈夫，还有你的女儿。”——我是丈夫，戴芬娜是我们的女儿！我母亲提出抗议说她的丈夫已经过世了，说我是她的儿子，说戴芬娜和我，我们已经有两个孩子了。他用手指着我问道：“那他是谁呀？”“是弗朗索瓦呀！他是我的儿子！”“那么那个年轻姑娘是谁？”“我已经跟你说过了那是戴芬娜，我两个孙女柔爱和沃格琳德的母亲。”跟这样一个把我当成我母亲的丈夫，以为我们是带我们的大女儿出来玩的家伙在一起，我觉得到了我出手掌控局面的时候了。该回去睡觉了。母亲什么话都不愿意听：“这个街区还有别的店开门吗？”帕斯卡·罗伯特插话说：“走吧，玛丽，我带你去我住的饭店，我叫饭店里的人把酒吧重新打开。离这儿不远的。”他已经开始直呼我妈妈的名字了……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递给我：“爱德华七世饭店，歌剧院大街39号。”那的确很近。戴芬娜把我拉到一边说：“我很累了，我们回去吧，让你母亲过她自己的生活。”“那个家伙已经酩酊大醉了，我不能让妈妈跟他走。”我们终于离开吧台，被酒吧服务生推到外面，他已经把大部分灯都熄掉了，穿上了外套。母亲和帕斯卡·罗伯特走在前面，勾肩搭背的，笑个不停。戴芬娜跟在我后面，她比我们喝得少，显然不想和我们掺和在一起。饭店值夜的守门人冷冷地看着这些黎明才回来的醉醺醺的房客。我已经下定决心不让我母亲上电梯，就拽着她的胳膊，而那名印刷工却在努力回忆自己住的是哪间房，以便取回钥匙。我想起了《费德尔》拉辛的悲剧作品，雅典王忒赛远出未归，据闻战死疆场，王后费德尔向王子依包利特表露感情。忒赛意外生还，误信妻子与王子的私情，愤而放逐王子；继而追问之下，得知实情，费德尔羞愧饮鸩自杀。中的一句诗：“廉耻之界，已经跨越。”我用一种我觉得很坚决的语气对我母亲说，该回家了。我看见她失望的眼神：“那帕斯卡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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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同我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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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戴芬娜当着我的面把这个故事告诉了她最好的朋友苏珊娜：“那个醉鬼把我当成了弗朗索瓦和他母亲的女儿！你应该看看弗朗索瓦当时的神情。一想到他母亲要跟一个陌生人上床，他就受不了。”我抗议说：“可他们俩当时都醉了。我尤其想到了第二天早晨，那家伙会发现妈妈比他大十五岁，我可不想听见他说那些伤害我妈妈的话。”对此，戴芬娜反驳说：“最刺激你的不是年龄的差异。你忍受不了的，我知道是什么东西，是非得想到你母亲的性行为。”苏珊娜同意戴芬娜的观点。怎么？我本该悄悄地溜走，而不是跟随母亲走到饭店的大堂，监督着她，然后就像把一只猫强行关进笼子里一样，把她推进一辆出租车里？戴芬娜，她嘛，坚持认为那名印刷工连只苍蝇都不会伤害，还说我棒打鸳鸯，阻挠了一场伟大的爱情。不过，在隐修院的晒台上，我的姐姐和妹妹们在听完我讲的故事后，都一致赞同我当时的做法。
我这个人有些一本正经。在六十年代，我不敢在药店里当着其他顾客的面买丹碧丝卫生棉条1929年由美国哈斯博士发明的女性内用卫生棉条，1997年成为宝洁公司品牌。，戴芬娜第一次在出租车上把她的手伸到我的外衣下面，开始帮我手淫的时候，我既害怕又兴奋，差点晕过去……她还在一列火车上帮我手淫。包厢里只有我们两人，她拉上朝过道的窗帘，我结结巴巴地问：“如果查票员来了怎么办？”“噢，那样才刺激呢。”那时我们才二十五岁。从此，我发现我是那种人，是女人们不讨厌在公共场合乱摸的那种人，在餐馆的桌子底下，在电话亭里，在接待室，在晚上停在人迹罕至的大街上的汽车里。我猜想每个人都会碰到这种事情，尽管我从未和我的朋友们涉及过这些话题，因为过于腼腆，更确切地说是由于羞耻。在我的生活中，我有许许多多过于腼腆的例子。
1960年8月，我刚满十九岁。父亲告诉我，他要带我去参加威尼斯电影节。我从未去过威尼斯，也从未参加过什么电影节。我们开着一辆两匹马力的雪铁龙，从普罗旺斯出发，这辆车是在暑假之前买的。一张意大利北部的地图摊开放在我的双腿上。第一天晚上，我们就穿越都灵，过了诺瓦拉。离米兰只剩下不到三十公里的路程。父亲决定住酒店。我好失望。我更喜欢睡在汽车里面。我提议去参观大教堂。“啊，不行！我们要避开市中心。我们明天一大早就得出发。我们要找一家离高速公路不太远的酒店。”第二天黎明时分，我们在一家咖啡馆的露台上用早餐。阳光照在街道另一边一座修道院的围墙上。我告诉父亲，这阳光应该让意大利影坛最优秀的摄像师奥特罗·马特利意大利著名摄像师，曾在费里尼的影片《甜蜜的生活》、《战火》中担任摄像。来拍摄。为了让父亲大吃一惊，我补充说道：“另一个同样伟大的摄像师吉尤塞普·罗图诺就不喜欢。”我知道当我列出这些电影技师的名字时，我父亲一下子懵了。没有光，我心想，我们将一事无成。一部伟大的电影与一部劣质电影的区别不在剧本或导演，一部伟大的电影首先是一部把光用得恰到好处的电影。
两个小时之后，加尔达湖出现在我们眼前，离维罗纳不远了。由于发动机出现了异常的声音，我们下了高速，想找一个修车的地方。我们重新靠近一座城市，我真想到市中心去看一看，但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汽车修理工，而不是罗密欧与朱丽叶维罗纳是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乡。的幽灵。让我目瞪口呆的是，我发现我父亲正在拼命地盯着街上的女人看。他明目张胆地欣赏女人的形体外貌，被我逮了个正着。父亲在维罗纳比我在布鲁塞尔火车北站那个街区贪婪地看着在玻璃橱窗后面那些引诱我的酒吧女郎的时候，更缺乏自制力。汽车遇红灯停了下来，就像拍一个全景一样，父亲的目光从左到右追随着一个年轻的母亲，她那丰满的身影在我看来，确实值得持久地注视。前一天晚上，在米兰，当绿灯亮了时，他迟迟不踩油门，我就怀疑他了，他磨磨蹭蹭只是为了贪婪而又执著地斜眼看几个穿着紧身裙的过路女子。我用超级生硬的语气对他说：“喂，怎么了？开车啦！”我母亲在家里想着他要回来，要帮他烫衣服，他却胆敢在那里为几个漂亮的维罗纳女子的女性魅力耽搁时间。这名伟大的天主教徒竟然垂涎邻人的妻子！当我看见一家汽车修理铺后，我终于松了一口气。接下来，我们只需跟一些身着满是油污的背带裤的家伙打交道了。“要修一个小时。”这家专修菲亚特的修理铺里的机械师很想探究一下雪铁龙发动机。“我就呆在这里，你要是想转一下，你就去吧。”父亲对我说。他最好呆在他的雪铁龙旁边。在市中心的大街上，他会故态复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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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特别炎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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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特别炎热。我在人迹寥落的大街上闲荡。我看见一个非常漂亮的少女迎面朝我走来。当她经过我身边时，我鬼使神差地用我那蹩脚的意大利语，请她亲我一下。奇迹出现了： 她红着脸在我的脸颊上亲了一口。她还迅速地在我的嘴唇上亲了第二下，然后头也不回地走远了。我看上去是不是像个疯子？她觉得我英俊吗？她是不是打算尽快地摆脱这个讨厌鬼，便施舍了一个他要求的吻？五年后，我把这一次经历告诉了我的精神分析学家。在他看来，这种求吻的举动，是对我先前那种迟到的发现——我父亲也有性冲动的反应方式。“这种宣泄的场合也太美了！在罗密欧和朱丽叶的故乡！你至少知道莎士比亚戏剧第一幕中的接吻场景吧？不知道？那你父亲肯定知道。你被语言能指链控制住了……”
在这次精神分析治疗开始的时候，我和父母单独在圣雅克街下面的一家中国餐馆里吃晚饭。在整个吃饭过程中，我都被萦绕在脑海里的那些挥之不去的句子折磨得痛苦不堪。“假如爸爸能死掉，我就可以照顾妈妈了。”我寻思，丝毫不顾忌主要当事人会对此做何反应，“他不关心她，我就带她去她理应去的餐馆，我带她坐豪华邮轮去海上旅行。”那年我二十四岁，我承认这种反应出现得也太迟了些。一旦你在童年记忆中搜寻，精神分析治疗就跟你玩这种兜圈子的游戏。我倒回到过去，总算重新体验到当我还是个婴儿的时候，我对母亲必定怀有的那种占有欲强的、不愿与人分享的爱——这种过于简单化的诠释，我那位精神分析专家是不会接受的。我还没有彻底脱离我的父母亲，也许我依然等着他们惩罚我呢。要让我的父亲惩罚我，我就得犯错误，我狠狠地捶门，希望他死掉。必须进行分析，才能理解甚至接受一个如此扭曲古怪的推理。从某种意义上说，我那个时候的状态比现在要好。至少有一个人让我依恋。我明白无误地告诉我的精神分析学家：“我母亲从来就没惩罚过我，她从不朝我发火。”
从年表上看，现在我是在哪一年？日月全食或偏食、地震和彗星经过的日期，用它们来编制一份严肃的年表是非常珍贵的。对于我的年表，全食偏食、彗星和地震，我是从它们的转义上考虑的。一分钟六十秒由巴比伦的星相学家发明，一周七天是希伯来人发明的，我们现在每一天的名字多亏了埃及人。早就有人对时光的流逝恐慌不已，希望对时间做出一个勉强算得上是安排的安排。在法老们的埃及，新年从8月29日开始。我们现在是在九月初，从最近这些天的报纸上可以看出来。到处都有汽车炸弹爆炸袭击。一个阿根廷的前任独裁者因为绑架、谋杀和滥用酷刑，终于锒铛入狱。来自二十来个不同国家的无证件者占领圣德尼大教堂，他们被要求离开。在巴黎，一个巴斯克犯人为了从桑岱监狱里逃走，让他的哥哥来冒名顶替。在多伦多，一名快到坟墓边的教皇正在试着用他的“肉体快乐短暂而又肤浅”，使二十万年轻人大倒胃口。
我母亲初夏时就八十八岁了，她打电话告诉我利昂内尔·汉普敦利昂内尔·汉普敦（1909—2002），美国著名爵士歌手。的死讯：“他活了九十三岁。对一个男人来说，这够长寿了。”她现在对报纸上的讣告的关注程度要超过年表。她还说到她本人：“很快就轮到我了。”她回忆说，她五十年代曾带我去听过利昂内尔·汉普敦的音乐会，从此我就想上电颤琴课。我有一些利昂内尔·汉普敦的唱片放在什么地方。我会拿一张出来听一听。
今天是2002年9月3日，星期二，我刚才查过了，是圣格列高利节，这位教皇用他的名字命名了格列高利单旋律圣歌。几天前，在菲律宾，一个伊斯兰极端组织斩首了两名人质，这两名人质是驻菲律宾的商务代表，也属于耶和华证人派耶和华证人派是美国基督教“复临派”的一支，创立于1872年。。人们在垃圾袋中找到了他们的首级。
今天也是戴芬娜指出我让所有的人都提心吊胆后的第二天，昨天晚上（昨天是圣英格丽节，这个名字我从前经常挂在嘴边挂在嘴边的应该是影星英格丽·褒曼。），当我告诉她这句话可以为我的小说提供一个好的开头时，她并不同意：“不要因为我随便说一句话，你就急急忙忙扑上去。不是你让所有的人提心吊胆，而是所有的人都为你担心。”她补充说道：“你让爱你的那些人担忧。”可以作为小说的另一个好的开头，我心里这么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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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本关于舞蹈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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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那么多书，出版社等着我交稿呢，我至少要写完一本吧，那本关于舞蹈的书（在这本书里，我讲到苏格拉底在色诺芬色诺芬（前570—前480），古希腊诗人、哲学家，苏格拉底的弟子。的宴会上想学跳舞），一部发生在第二帝国时期的爱情小说，一部关于胡塞尔和笛卡儿的作品（写出来后肯定与他们风马牛不相及），我所有发表过的文章的结集，一部有关贝多芬四重奏的随笔（这多亏了约瑟夫·克尔曼约瑟夫·克尔曼（1924—），是美国音乐学家中最著名的领袖人物之一。的那本书），当然还有《床笫之欢》以及我那本写火山的书。我最终将成为一个让我的编辑们头痛的作者，但他们却是那么的有耐心。在那本写火山的书中，我会描写由于地震引起地动山摇，尸体从坟墓里喷射而出的情景。才埋下去没多久的尸首与那些枯骨混杂在一起，奋力冲上云霄，就像一组以死亡为主题的焰火晚会直到最后才放出来的最绚丽的焰火。我还会描写村民一户接一户被百米高的火山熔岩流席卷而去。我可以从卡亚俄秘鲁西部港口城市。——在《太阳神殿》中，丁丁著名漫画《丁丁历险记》中的主人公，《太阳神殿》（一译《太阳的囚徒》）是其中的一部。两个世纪之后才在秘鲁的这个港口上岸——的毁灭开始写起，剧烈的海啸把十几艘轮船抛向码头上空。这些轮船从天空中划过，就像硕大无比的候鸟，与此同时警钟长鸣。这些轮船被发现飞到了数公里以外的地方，在田地的中间。这些大型的西班牙驱逐舰在天空中翱翔的情景会产生特殊的效果或者文学作品吗？
这本关于火山的书，出版合同的签署比书本身的主题更有意思。合同签署的两个小时之前，我压根儿没有想到。那是在去年二月份，巴黎图书沙龙期间。我和三名意大利编辑以及一对来自巴塞罗那的书商夫妇，相聚在科斯特饭店的酒吧里。他们都说着一口流利的法语。我们本该直接要几瓶香槟的，那比叫服务员用独脚香槟酒杯一杯接一杯地送过来要便宜得多，我当时是这么说的。“但我们那位迷人的女服务员是那么温柔可爱，她来我们这一桌时，就像为一家大型女子时装店走台一样。假如我们要的是瓶装酒，我们见到她的机会就没那么频繁了。”负责买单的那个西班牙人总结说。他并不是巴塞罗那的书商，而是马德里的一名出版人。他要来了一些信笺，在旁边的一张桌子上写了起来。“你开始写回忆录了？”他妻子问他。凌晨两点钟的时候，他在起草我的合同。
为了纪念这个骇人听闻的夜晚，他们都想把他们的名字签在我的名字下面，但只有那个西班牙人接着签了一张支票。当我发现这是一张由苏黎世银行签发的欧元支票时，我当时的脸色一定不好看。“我向你保证，我很长时间都没同意过支付这么高的预付金。”见我一脸的失望，我新结交的编辑说道。我刚才想的是，用欧元支票的话，登入我的账户就没那么快。其中一个意大利人打趣说：“已经在担心写不出东西了！”我朝他微微一笑，让他相信他说的有道理。
在谈论火山的时候，我是如何激发起他们的热情，以至于要跟我签订合同？一名意大利人讲了一下维苏威火山和埃特纳火山。另外一个意大利人刚从利巴里群岛回来。我则开始口若悬河地盛赞起在火山边的土地上种植的葡萄园来。“利巴里群岛出产的葡萄酒，的的确确是意大利最具东方情调的葡萄酒。应该闭起眼睛品尝。喝完酒后，我们可以看到苏丹后宫中的宫女！”我滔滔不绝地说着，这有失礼貌，但我发现我的听众们个个听得如痴如醉。我跟他们说起《火山边缘之恋》一译《斯特龙博岛》，该影片拍摄于斯特龙博岛。的拍摄花絮，一部罗西里尼与英格丽·褒曼合力打造的片子，他们只知道这部电影的名字。在好莱坞，谁都想不通像英格丽·褒曼这样一个大牌明星会拒绝几笔高额片酬，反而跑到一座火山上，在一部意大利人拍摄的电影中扮演角色，而这个意大利人对电影预算和拍摄计划没有一点主意。且不说她抛夫别女了！那个角色，罗西里尼原本是为他的女友安娜·玛尼亚妮安娜·玛尼亚妮，意大利女演员，曾因《玫瑰文身》（一译《玫瑰梦》）荣膺第28届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写的。当他爱上英格丽·褒曼后，二话不说就把这个角色送给了她。玛尼亚妮知道后，当着满满一餐厅人的面，把一盘面条砸到他的脸上，她当即决定自己也要演一部故事情节发生在一座火山上的电影。那部电影就取名叫《火山》，在利巴里群岛的另一座岛屿上拍摄，从斯特龙博岛坐船过去只要两个小时。“您的书就用《火山》做书名，太棒了！”我表示同意。合约上，作品暂名为《火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