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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了租赁合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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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是我诸多写作计划中最没有预料到的，在这本书中，我不打算拐弯抹角，但我会采纳维达尔·德·拉·布拉什维达尔·德·拉·布拉什（1845—1918，一译维达尔·白兰士），法国人文地理学者，近代地理学创始人，曾任南锡大学、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巴黎大学教授，创办《地理学年报》。一生致力于研究人文地理学和区域地理学，培养出许多地理学家。的《世界地理》的合作者们那种平静、冷峻的笔调。我会尽情发泄我那虐待狂的冲动，发泄心中那种强烈的愿望，让那些打搅我、妨碍我随心所欲做事情的人消失。不早也不晚，就像今天下午，我所在的这栋楼里，那个正在学打击乐器的小家伙，这个小家伙还有他那傻呵呵的妈妈，她已经对她的这个独子崇拜得五体投地了，已经把他当成肯尼·克拉克肯尼·克拉克（1914—1985），技术精湛、具有极大影响力的鼓手，为波普音乐（bop，或称咆哮爵士）做出过很大贡献。和阿特·布雷基阿特·布雷基（1919—1990），爵士乐史上最重要的鼓手，他是硬派爵士乐的先驱和精神领袖。两人合二为一的化身，我就希望他们就地消失。为了不让这个小家伙有一个同学带着康茄舞和中国的木鱼来影响他，这是他母亲让他学打击乐的初衷，可我该怎么办？我的工作该怎么办？打击乐，我不反对，但去露天搞吧，去加勒比海搞吧！我永远也不会像爱我自己一样去爱我的邻居，我也不会为这个十岁的小家伙破例，虽然我在楼梯上碰到他的时候，总是和蔼地跟他打招呼。我不会走到那一步，希望他在一场地震中消失——他太让我回想起我自己小的时候——但至少希望他搬到别的地方去住。我会帮他搬他的定音鼓和锣的。希望他把他的音乐老师也带走，这名老师已经在他的大脑里灌输了一大堆关于节奏和生命活力的废话。最好的解决方法是哄骗他的母亲，那是一个脸蛋很吸引人的少妇，说服她把她的儿子培养成一个大画家。一支画笔在画布上悄无声息地划过，这也能释放精力。
在当着她的面，用不高兴的语气说过她的儿子极度影响我工作之后，再去取悦这个女人是相当费劲的事。我下午一早就起床，准备投入工作的时候，那个未来的演奏高手就开始发起冲锋，寻找他的那一份宇宙能量。他的独奏音乐会从15点持续到18点。晚上8点钟的时候，我还得忍受一次： 阿特·布雷基在五楼用西非的迅猛节奏，为整栋大楼里的人实施启蒙教育。我的作息时间表要依这个小家伙的作息时间表而定吗？那么，若是只有他一个人倒也好办了！另外还有三个未成年人，他们刚放学回来，就在院子里发作，就在我的窗户下面。这三个小家伙，他们的工具是足球。他们射门，拦截，尖叫，打进一只球得分。我们搬进这套朝院子的房间，心里并不乐意，我敢说，当时促使我们作出决定的，是这里的安静。
签了租赁合约后，我甚至向戴芬娜宣布：“你别担心，我们不会住很长时间的，住到我把下一部小说写完就可以搬到别处去了。”我们甚至没把所有的纸箱都打开。我们离开原来的那套房子，我们在那里看着我们的两个女儿长大，那是一套大房子，有五扇落地窗；打开窗户，外面是一个锻铁做的阳台，窗户外面还有树木，有蓝天。今天，我终于开始怀念住在隔壁的那个人。半夜三更，他在与我们相邻的那个阳台上装上高音喇叭，把音量放大到声音走了样，在那里一边嚎啕大哭，一边强迫街上所有的人都跟着他听柴可夫斯基的交响曲。音乐速度放慢期间，他哭得更厉害了，而到了《第六交响曲》结尾部分，他做得比前面要好些，帮我理解了为什么人们又叫它“悲怆”。警察时不时跑来干预。高音喇叭立即被拔掉插头。我只得去买了一副耳机回来，以便在半夜音乐会期间选择我自己爱听的曲子。我跟我的这位邻居夸口说这东西好，提议送一副给他，但是他只对把街边的居民吵醒感兴趣。这是个不苟言笑的男人，五十来岁，他知道我在写作，我们还在各自的阳台上，就莱昂·布洛瓦莱昂·布洛瓦（1846—1917），法国天主教的一位神秘小说家。做过一次饶有趣味的交谈。有一天，他被一辆救护车带走了。从此就再也没听人说起过他。几个星期之后，一对年轻的夫妇后面跟着一个吵吵闹闹的孩子搬进来了，在阳台上原来放高音喇叭的地方摆了一盆天竺葵。
“等我写完小说，我们就搬家。”我信誓旦旦地说过这话。写完？现在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开始写。结果是，我们在那里一呆就是五年。一晃五年过去了，我却一个字也没出版。这栋大楼里的孩子都长大了，他们再也不玩拨浪鼓了，而改玩裁判员的哨子和沙球一种打击乐器。。“在非洲，人们都说，一座没有音乐的村庄是一座死亡的村庄。” 阿特·布雷基的妈妈这样回答我。那她就去非洲的一座村庄捣木薯吧，而不是去老佛爷商店享受购物的乐趣，让她去试试看吧。她会告诉她的儿子音乐也鼓动男女进行大胆的性接触吗？打个比方说，在多贡族人在非洲马里的尼日尔河河湾处，居住着一个名叫多贡族的黑人土著民族，他们以耕种和游牧为生，生活艰难贫苦，大多数人还居住在山洞里。他们没有文字，只凭口授来传述知识。那里就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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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家搬到别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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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佛只要把家搬到别的地方，情况就会大大好转！在这套新房子里，我在两张搁凳上放了一块木板，打算每天写上十来页。我和戴芬娜一起，我们去巴扎尔厨具店、阿比达家具店、波登、大地、德罗林日杂店，买了一套新的炉灶，一台新的冰箱和一套餐具。我们都是五十好几的人了，却扮起了新婚夫妇。就在几个月前，我们却差点就劳燕分飞。我借口需要一个安静的环境写作，在外面租了一个单间，一个年轻的女人常去那里拜访我，有时候晚上也不走。戴芬娜不相信这种事不会长久，她觉得结果会相反，说老实话，我必须承认，我也这样认为。戴芬娜读过《怜悯的瑜伽》，在这本书中，一位台湾官员毫不讳言地叙述了他的母亲，在度过二十年的夫妻生活后，毅然决然地亲自为她的丈夫挑选了两个年轻漂亮的姘妇。这是一本只是在开头部分有教化作用的书。后来，这个丈夫爱上了其中的一个姘妇，与此同时继续与另一个私通，几个月后他的妻子郁悒而死。“我父亲的惟一痛苦，”这个做儿子的总结说，“并不是他的妻子死了，而是碍于服丧期的规矩，他好几个星期不能与他的姘妇做爱。”
三个月后，那是在春季的一个礼拜天，戴芬娜帮我把堆在那个单人房间里的图书和几套“一点都不适合我穿”的衣服搬了出来，我跟她发誓说这些衣服是我独自一人去买的，尤其是那件珊瑚红色的毛巾浴衣，那么难看，很显然我只会在孤独忧郁到了极点的时候才会购买，她并不相信。她是有道理的。
这三个月里，我发现戴芬娜吵架的本事可不小，完全可以与歌剧中扮演吵架角色的主要演员相媲美。但这与两年后的争吵相比，根本不值一提，当时我回布鲁塞尔，在那里碰到了卡特林金娜，一个荷兰女人，她想跟我玩“女人与木偶”皮埃尔·卢维的小说《女人与木偶》，讲述贵族马德奥勾引女仆孔奇塔，他一再试图占有却最终不能得逞。后改编成电影由碧姬·芭铎主演，一译《魔美人》。的游戏。我本该求助于人们称之为“符”的道家辟邪物。我在大阪的一家中国人开的老药店里，曾经差一点就买了一张这样的符。那是用中国书法写在宽纸条上的神奇处方。店员给我看的那张符可以驱除夫妻之间的争吵，重新建立夫妻生活的和谐。必须把那张符放在对方的枕头里面，不要让她知道，放置三天，然后把那张符烧成灰，再把符灰放进一杯茶叶芽泡成的、淡得像白开水一样的茶水中搅拌后喝下去。在巴黎应该也能找得着。我敢肯定，在席瓦西门附近的中餐馆里，有许多道士。我有的时候是那么心慌意乱、茫然失措，什么都愿意相信。当我从一篇文章中读到，只要把一枚金币紧握在手心里，就很容易下决心，我就跑去买了几枚金币。但这么做没有一点效果。我把金币保存了起来。
在《火山》一书中，我会提到一部电影，柔爱在她卧室的墙壁上用图钉钉了一幅电影海报，电影的名字叫《世界末日》一译《大震撼》，詹姆斯·戈德斯通执导，讲述在夏威夷一小岛火山爆发，岛上的各式人等纷纷逃难，有的惨死，有的幸存。片中有保罗·纽曼、威廉·霍尔登、杰奎琳·比塞特等数位大明星亲临表演。。我没有看过这部电影，但我会借用柔爱所做的笔记，柔爱当时才十四岁，还是个中学生。她在一本练习簿里粘贴了一些她所喜欢的电影评论文章和海报，另外还附上她自己的独立见解。在《世界末日》这部电影下面，她这样写道：“鉴于我崇拜保罗·纽曼，我只好喜欢这部电影。一切都是由一次火山爆发引起的。我喜欢灾难片。其他演员也演得不错（威廉·霍尔登、杰奎琳·比塞特）。”柔爱的文字太简略了，但我会采访柔爱。一旦我的小说中有未成年人，我都会从我的两个女儿那里了解情况。我会做记录。柔爱曾向我吐露，为了把屁股包得更紧一点，她身上穿了两条牛仔裤，里面一条外面再套一条，去学校的时候看上去裤子绷得更紧一些：“我希望自己又小又丰满。我长得太瘦了，当别人把我当成一根麻竿的时候，我很心烦。十一岁的时候，我为我的乳房感到自卑。我十一岁的时候就来了月经。当时正好在一家麦当劳快餐店里。通常情况下，我应该和席琳去看一部梅尔·布鲁克斯美国导演、演员，身兼编、导、演、作曲等多项才艺的影坛鬼才，他的第一部作品《制片人》荣获1968年度奥斯卡最佳编剧奖。的片子。我惊叫着从卫生间里跑出来了。妈妈对我提了要求，哪一天我要是交了男朋友，要告诉她。然后，到了十二岁的时候，我问她我是不是可以吃避孕药，因为我爱上了一个男孩子，我想跟他睡觉，但我碰了一鼻子灰。还有一天，我去‘一价’商店里偷东西。我有一个女同学叫玛丽皮埃尔，什么东西都偷双份的，一份给我，一份给她自己，乳罩，化妆品什么的。我第一次陪她去偷的时候，被一个值班员逮住了，他把我弄得好疼。他直接把我拖到警察局。我害怕的是，他们要通知学校，如果学校里都知道我偷东西，我的脸往哪儿搁呀！最后是妈妈把我领回去的。”我重读了别的笔记：“当我在电话里跟她说我第一次跟一个男孩睡觉了的时候，她哭了起来。”戴芬娜会哭吗？我以前没有注意到把这个小故事与柔爱最好的朋友席琳连在一起的那个箭头。我们惟一一次送我们的女儿去夏令营——这是在我的记事本里记录的——她们给我和戴芬娜写信说：“我想回去。”但那封信是在别人的监视之下写的，他们逼我们的两个女儿重写那封信，强迫她们在信的末尾以“一切都好”结束。我想我已经在一本小说中描写过这次夏令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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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是值得写成一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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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火山》中，将会写到地震、火灾、谋杀、洪水、恐怖，但我首先必须完成那本写我母亲的小说。然后再看看这些关于地震和火山喷出物的故事是不是值得写成一本书也不迟，尽管这些故事可以兑现一张使财政局里的人变得心平气和的支票。五年前，我身临同样的处境。在一部我可能会很喜欢写的小说，各种各样跟床笫之欢有关的故事（《床笫之欢》是我准备采用的最好的书名），和一部我发誓要写的、取材于我和我父亲的关系的小说之间犹豫不决，我和我父亲之间的关系，与我和那些想跟我上床的女人的关系相比，肯定更紧张，更发自肺腑。不管是关于我父亲还是我母亲，都好像是我在试图逃避。《火山》允许我宣泄我的虐待狂，而我并不想用它来对付我的母亲。对我的父亲则恰恰相反，我有许多账要跟他清算，就像跟我的情人们一样。假如我推翻这两个方程式又会怎么样呢？为了不想让别人以为我爱我的父亲胜过任何一个女人，我在创作关于他的那本书的时候就临阵脱逃了吗？还有我母亲，她难道不就是我生命中的真正的火山么？我永远也不会原谅她为了摆脱我，把我送进学校吗？我去上学的第一天（我没有上过幼儿园或托儿所什么的），当我意识到她不会坐到我旁边和我一起听课的时候，我一下子就傻眼了！她不会走进教室！她事先并没有跟我说过。她跟我说的是：“我跟你一起去学校。”以前她带我去公园的时候，都会呆在我旁边，我们在一起玩。还好，我很快就回过神来，这多亏了我的老师玛丽—爱玛大妈，是她让我喜欢那些练习本、拼写和动词变位的。
我最喜欢的，还是和我母亲一起去电影院看电影，但看电影得有个条件，那部电影必须是我父亲预先看过的，要他开绿灯才行。他永远也不会知道，我这一生中最受惊吓的电影，是我八岁的时候学校组织我们去看的，我还记得那是一部由劳莱和哈台劳莱（1890—1965）和哈台（1892—1957），美国影星，两人搭档演出，长期合作，逐渐发展成美国电影史上颇为成功的、固定的双人滑稽电影演出班子。主演的片子，一些飞鱼闯进房间，掀开床单，然后变成幽灵。
听说有不少人讨厌他们的母亲，不跟她们说一句话，有的时候甚至好几年不说一句话。在他们小的时候，他们是不是觉得自己就像从肛门排泄出的粪便一样，是被赶出家门的？假如她死了，他们做儿子或女儿的就会大发雷霆。他们的母亲以前可能不允许他们做这个，不允许他们做那个。他们陷入了古罗马人所说的诅咒（exsecratio）之中。训斥某人是一件很快意的事情；只要稍微了解那个人的个性，训斥起来就很容易。这是把别人给予他的爱驱除掉的一种方式。那种爱，如果不驱除掉，会是很令人窒息的事情。我也很想这么做，但这不符合我的个性。比如我母亲，我知道她也许除了上学那件事之外，从不对我耍什么缺德的花招，而上学是有刑事时效的（我上学上了十年，所以刑事时效是十年）。
假如我马上就写这部关于火山的书，又会怎么样呢？有些事情出手要快，事不宜迟嘛。我可以马上投入这本书的写作，在圣诞节前把它写完，然后在一月份出版。我会到普罗旺斯去，到我母亲家过圣诞节。我会把母亲家那座壁炉里的木柴点燃，烧一炉旺火，她一个人在家时总不生火的。我会跟她提很多问题，我明年初回来，带着几大本做了记录的笔记本，嗨呀，《在我母亲家的三天》会在六月份完成，并在九月份出版。
我刚才翻看了我那几本词典里的“计划”词条。《小罗伯特词典》给出的第一个例句是：“只做计划而不付诸行动。”利特雷利特雷（1801－1881），法国词典编纂家，1877年编辑出版《法语词典》。的词典列举了莫里哀的句子：“从制定计划到实现计划其路漫漫。”好啦，伙计们，谢谢你们的帮助。我计划用多长时间来写完《火山》呢？今天是几号？2002年10月23日，星期三，圣让·德·卡比斯特朗节，这位圣人只有那些出版记事本的编辑们才记得起来： 我1994年用过的那本记事本里就提到了他（知道那年的礼拜天变成了今年的礼拜三就足够了）。圣让·德·卡比斯特朗一生的事迹值得斥巨资拍一部巨片。这名意大利方济各会修士站在特兰西瓦尼亚的总督这一边，参加了抗击奥托曼王朝的苏丹某些伊斯兰国家最高统治者的称呼。穆罕默德二世、保卫贝尔格莱德的战斗，在土耳其加入欧盟之际，这个现实题材将会给土耳其入盟设置难关。今年夏天，土耳其人废除了死刑，就已经和这类的事情有些关联了。前不久的一天，教皇约翰—保罗二世毫无顾忌地把天主事工会天主教保守组织天主事工会，一译主业会，全名为圣十字架及主业社团，为天主教自治社团，于1928年10月2日在西班牙马德里成立，帮助一般的平民信徒在他们的工作和日常生活中找到天主，创始人为施礼华神父（1902—1975），2002年10月6日他被教皇保罗二世列为圣人，此举颇受争议。《达芬奇密码》一书中对该组织有详细描述。创始人列为圣品，教廷毫无疑问会在佛朗哥佛朗哥（1892—1975），西班牙独裁者，死于1975年11月20日。的忌日的同一天为这位圣人祝圣。在巴厘岛发生汽车炸弹爆炸事件，有将近两百人死在一家夜总会里，死者中大部分是澳大利亚游客。法国的政治家们都叫人泄气。右翼政党面无笑容地宣布他们将缔造一种民主样板，左派政党则为一个受左派的愿望支持的左派改良主义而沾沾自喜。绿党提议组建一个名叫“大左”的惟一政党，法国民主联盟称：“我们这个党派应该吸引人。”国务秘书保证在五年之间，允许一百万企业创建起来。我重读了这组数字，肯定是报纸出现了编校错误。有人邀请我出席在贝鲁特召开的法语国家高峰会议，我去那里做什么呢？我才从收音机里听到一支车臣的突击队把莫斯科一座剧院里的数百名观众劫为人质，如果警察干预的话会炸掉这个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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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我坐立不安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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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天夜里，我遭遇了一件令我坐立不安的事情。我觉得有人要勒死我。我从高处摔下来，但我意识里很清楚我不会掉下去。我立即想到了脑出血。我确信我就要死了。我常常这么想，我活不久了，但这一次我确信无疑，我就要撒手归西了。睁不开眼睛。我感到窒息。我不敢碰自己的脑袋，我觉得我的太阳穴和前额会像玻璃一样破碎。我想像自己的颅骨里装进了一种微温的污泥水，几十只昆虫在水里乱蹿乱动。我好像看到了它们那毛茸茸的腹部、发亮的脑袋和血红色的小眼睛。我再也不知道自己置身何处。到最后，我终于敢把眼睛睁开了。我明白是在自己家里。我刚才和衣在椅子上睡着了。能在椅子上睡着，说明已经疲惫到了极点。
我无论如何都摆脱不了这些在我的脑子里乱爬乱动、闹闹哄哄的昆虫的影子。那番景象让我想起杰罗姆·博施杰罗姆·博施（1450—1516），荷兰画家，作品主要为复杂而独具风格的圣画像，代表作有《天堂乐园》、《最后的审判》等。描绘的音乐地狱，在那幅画中，一名男子试图把插进肛门的一支笛子拔出来，另一名男子则被穿在一把巨大的竖琴的金属弦上。我曾经写过一本关于杰罗姆·博施的书。我去维也纳、马德里、里斯本、鹿特丹看博施的画展，那是何其幸福的时光啊，那时地狱和最后的审判的情景留在博物馆里，并没有侵入我的大脑。
我已经支持不住了。每况愈下。以前，我已经有些不舒服了，虽然我那时还没有接触到被精神分析学家称之为抑郁症患者无法逃避的厄运的东西。如今，我已经身陷其中。“抑郁症患者”这个词太微不足道，我同意使用“无法逃避的厄运”。我会更满足于一些更加朴实的表达方法，就像“可怕的人生”什么的。我都这把年纪了，却一无所有，甚至都不能像我的朋友们一样在乡下买一所房子。我的姐姐和所有的妹妹都有自己的房产，我母亲也一样。父亲死的时候，给她留下了一所房子。我欠了一屁股房租，再也无力偿还。我几乎不再见任何人了。我被沉重的债务压得喘不过气来，但我还得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我猜想这还是会把我的精力耗尽。我不再说话。与此同时，我所遭遇的一切又让我兴趣盎然。打个比方说，一个执达员的来访就吸引着我，我即刻想到我可以从他的来访中提炼一个章节。一章也许言过其实，但一段总是有保证的。到如今都快两个月了，我一直在等财政局那名执达员摁响门铃。可他为什么不来呢？真的有人摁门铃了，却都是些走错了楼层的人。
当我戴着耳机听音乐的时候，我坐在椅子上怎么能睡得着呢？我还过于小心翼翼地把音量开得特别大，以防自己睡着了。我怎么会把这副专业耳机与一个装满讨厌的昆虫的大口瓶混为一谈呢，就算只有几秒钟时间也不至于到这种地步呀？戴芬娜还帮我拍了一张戴着耳机的照片，打了闪光灯的，照出来的人就好像一名正在与宇航员通话的卡纳维拉尔角的技术员一样。
现在大概是几点钟呢？我的手表一定是落在卫生间了。我听见门房出去倒垃圾的声音，每天清晨五点四十五分，天天如此，可以相信这名门房和石英钟一样准时。他大清早弄出的乒乒乓乓的声音总是让我非常恼火，而这天早晨，他为我提供了一个熟悉的标志，驱散了我对自己患遗忘症的担忧。我马上就分辨出垃圾箱的声音，但想不起我先前听的是什么音乐碟。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都会遗忘，这绝对不是什么好兆头。是钢琴曲吗？还是羽管键琴曲？我不能弄虚作假，不能去找这张CD的盒子来证实。“遗忘症”这个词拦住了我其他词汇的通道，妨碍我回忆。记忆缺失是精神错乱最初的常见症状。国人从五十岁开始就会猝发遗忘症。“猝发”（ictus，一个漂亮的拉丁语词汇，ictus fulminis： 晴天霹雳）过后，其他词汇成功地在我的大脑里开辟出一条道路，可那都是些什么鬼词啊！“小脑变性疾病”，“颅骨神经麻痹”，“穿颅术无论如何是必要的”……我的记忆力从来也没这么糟糕过。我读了太多的医学方面的书籍。我定期去马罗瓦那医学书店买书，从那里出来时总是急匆匆地冲进路上看见的第一家小酒馆，喝一两杯白酒才能恢复镇静，我在那家书店翻阅的那些彩色图鉴超出了我能忍受的极限。“可你何苦要去那里呢？”我的朋友问我。我是小说家，我要关心我书中人物的身体健康。要是只图自己高兴，我更愿意去地处雷奥木大街上的巴黎音乐书店，到那里买一些能让我更好地欣赏我所喜欢的曲子的乐谱。我喜欢看那些手写的乐谱的影印本，比方说巴赫的《哥德堡变奏曲》。
为了我的下一部小说，我又去了马罗瓦那书店，这本书我还未动笔，但书名我却先想好了： 《在我母亲家的三天》。我需要塑造一个老年妇女的形象，一个虚构的母亲，是叙述者的母亲，而不是我的母亲。我变得非常了解老年人的小便失禁和因衰老引起的脑力减退，令人欣慰的是这些疾病我那亲爱的妈妈都幸免了。我把诸如《夫妻·生活·死亡》或者《老年夫妻生活计划》一类的书放到一边。在我的小说里，那位母亲是个寡妇。她不必去面对夫妻病指夫妻不和以及家庭暴力。带来的恐惧，夫妻病这个词我是最近才听说的，还是个课题。读这些令人沮丧的东西倒是给我带来一个我未曾料到的好处，它们明明白白地告诉我等待着我的是什么，那将不是“美满生活”（La dolce vita）“美满生活”，意大利影片名，一译《露滴牡丹开》，费里尼导演，荣获第13届戛纳国际电影节金棕榈奖。。我囊中羞涩的苦恼与之相比，简直不值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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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被税务机关的人传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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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礼拜，我被税务机关的人传唤。他们下午四点钟关门。我必须比平时早一些起床。那天是14号，圣于思特节。于思特是布瓦尔还是佩居榭福楼拜小说中的人物。的名字，我已经记不得了。另外一个的名字叫弗朗索瓦。他们俩都是四十七岁。说到这本书，我现在只背得出开头的一个句子：“由于天气炎热，气温到了三十三度，布尔东大道上一个人影都没有。”我还记得：“两名男子出现了。一人来自巴士底，另一个来自植物园。”我已经很久没去植物园了。我再也不出门了。我本该出去走一走的。有一天，我到布尔东大道的一大套房子里参加家庭聚会。在那里从来没有人听说过《布瓦尔与佩居榭》。晚会上，有一位来自丹麦、长着一对青莲色眼眸的文笔优美的年轻女作家引起了我的注意，我开始跟她谈论卡尔·德雷耶丹麦导演。的电影，想博得她的芳心。可她并不知道这位导演是谁。我没敢提克尔凯郭尔丹麦存在主义哲学家。的名字，不得已选择了安徒生，使这么一招在她看来我一定很不成熟，我也许真的不成熟，但不是因为这个，而是另有原因。我没有任何时间观念和年龄观念。我想起我在蒙特利尔和一名年轻女子发生的故事，这名女子在餐厅里跟我说：“不要这样亲我，否则我会当着侍者的面叫你爸爸。”前不久，另外一个年轻女孩直接在我的衬衫里面亲了我几下、摸了我几把，然后对我说：“以你的年龄可以做我的爷爷了。”这不是布尔东大道的那名年轻女子，但对她也一样，依我这把年纪也可以做她爷爷了。在税务局接待我的那个女孩也一样。直到目前，在税务局里，我都是由那些做了妈妈的女人来接待，她们在办公桌的显眼位置放着自己孩子的照片。圣于思特节的那一天，情况大不一样。我的钱被税务局的人抢了，由于当时我们正在离法兰西喜剧院不远的地方，我当即准备朗诵《吝啬鬼》中的一大段台词：“唉！我可怜的钱啊，我亲爱的朋友！有人把你从我的身边夺走！”在我看来，那名女子能够听得出这很风趣。那次造访帮助我写出了一页纸，我会把它放进我的一本书里，不久之后就会看到：
“一名年轻的女子穿着一件紧身的超短裙，裙子的背部安了拉链，一开始他还以为她和他一样，是个被逼得走投无路的纳税人。年轻女子叫他跟着她来到一间非常热的办公室，办公室里空无一物，就像是监狱里的接待室。她打开了手上的卷宗，他认出了自己才寄出的那封信： 要是他早知道这封信会落到一位如此迷人可爱的女读者手里，他会更细心地写得更漂亮一些。这位经济部的年轻职员对他说让他们一起来把这份‘给予延期付款’的表格填好。她要他马上签一张支票：‘至少一千五百欧元。’这可是一万法郎啊！当她朝他俯下身子问：‘您带了支票簿吧，我猜想？’他发现她没戴乳罩，一条袒胸露肩的裙子下面是没戴乳罩的高耸的胸脯，这裙子更像是一件游泳衣。他开错了第一张支票，立即把它撕碎，塞进裤子的右边口袋里，这条漂亮的平绒裤几天前才买的。他乱了方寸，在填写收款人的时候，他写的不是‘财政局’，而是‘欢蹦乱跳的乳房’。到了他恢复镇定的时候了。他们俩可不是在鲁台西亚酒吧的一个隐蔽的角落，在那里等待着使他们投入双方怀抱的冲动。他们是在归属公共财务制度总局管辖的一个办公室里面。他赶紧向沉着冷静的康德求救，由于正在写的这部小说的需要，他最近看了几页康德的书。康德可不是那种让自己被一个没戴乳罩的女子打动的人，他在《判断力的批判》一书中，质疑让人说出‘这是一个漂亮女人’的心理机械论。那么，在他看来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可想的： 在女性形体中——康德永远也不会跟你说什么高贵或者淫荡的形体——自然以一种完美的方式表现女性构造的精致。他建议借助一个概念，以便通过逻辑上有条件限制的美学判断来思考客体。康德教授，当一个人因为偷看乳房而填错了支票的时候，如何采取一种逻辑上有条件的观点？这位漂亮的会计员，是个客体吗？她的颈项，她那几乎一丝不挂的肩膀，是概念吗？无论如何，这是一个漂亮的女人，她建议她的纳税人每月支付五次欠款，以结束这份卷宗（他想要十次，但他什么也不敢说，不论她跟他提什么建议他都会答应的）。她站起来：‘我过去让我的男人签个名。’啪嗒！她跟税务局的会计员有一腿子！当她走出去，在办公室留下一屋子的茉莉花和晚香玉的芳香时，他明白她说的是‘我过去让我的头儿签个名’。她有一双漂亮的眼睛，一副漂亮的嗓音，嘴唇上抹了漂亮的口红，一条漂亮的裙子，一副漂亮的胸脯，一手漂亮的字——他刚才还把她逗笑了——笑起来依然是那么漂亮。也许她还有一个漂亮的丈夫，两个漂亮的孩子，一个漂亮的女儿和一个漂亮的儿子。”
我在应付票据登记簿上签了字，但我非常清楚，一到下个月，我就不会遵守约定了。她也对此表示怀疑，因为她对我说：“如果您有什么问题，就给我打电话。”走在大街上，我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她的名字。她名叫克莱尔—玛丽。她的父母亲叫她的小名克拉丽娜特吗？或者叫玛丽奥娜特？她是布列塔尼人，刚被任命到巴黎工作。我的下一本书一出版，我就给她寄一本。唉，在那本书出版之前，我肯定会再见到她。
我给戴芬娜带回来一束花，因为花的名字，我一看见它们就买下了，一束紫红色和粉红色的翠雀花法语中翠雀花的名字delphinium与戴芬娜的名字Delphine名字相近。。“这花送给你！秋天的翠雀花比所有的花都美。”我们说起过我梦想送给她的乡间别墅周围的花园，一座风吹不到的花园，地上是腐殖土，种了很多树。花园里的翠雀花一年开两次。我常常想自己正在一家房地产交易所付定金，那情景就像五十年代的宽银幕电影里放的一样，我对戴芬娜说：“这是我们家的钥匙！”我很希望看到她幸福快乐的样子！让她幸福快乐？在这种事情上，我应付起来就像个笨蛋一样。她对我说的、写给我的，都是些美丽动人的话儿，我却翻来覆去地思量在她比我更心乱如麻的时候，从她的嘴里脱口而出的句子。昨天，我很晚才睡醒，在走廊里发现了这句话：“我出去溜达。我亲你，我的睡鼠和亲爱的。”
我有时候想：“戴芬娜，别太早回来，请让我一个人呆一下，至少一到两个小时。”可我不知道她在哪里，我已经找不到方位标了，我可能会像《狐狸》中的狐狸一样哀号：“我迷路了，我完蛋了。”当我在慕尼黑处理我前一本书的德语译本时，我急不可耐地等着她发传真到酒店。她给我写的是：“我喜欢重读你的信，重读你说你正在重读我的信的那些信。”我的书一写完，我们将去露天座吃晚餐，我们会重新开始火热的交谈。上个月，她从希腊给我发了一条短信：“伯罗奔尼撒近在眼前，手里端着一杯希腊茴香酒，心里念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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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阅有关蟒蛇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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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面对一条被我当成是将猎物卷缠绞死的蟒蛇的蛇，是在一本书上，照片下面的文字告诉我，那不是蟒蛇，而是一种在亚马孙丛林里非常罕见的蛇，叫苏库里尤。八九岁的时候，我杀死了一条蝰蛇，并成功地把它装进了一个瓶子里，马上就往瓶子里装了漂白水，我打算在自然历史博物馆里展示，在放暑假前我曾大肆吹嘘过博物馆在九月份的开幕典礼。蝰蛇是分泌毒液的，蟒蛇和苏库里尤则不同，但它们也不会进到一只瓶子里面去。第二天，这条不幸的爬行动物，经过漂白水的浸泡，就只剩下几根脊椎骨了，我一把撕掉了才准备好的卡片：“蝰亚目，蝰蛇科，欧洲蝰蛇（弗朗索瓦·维尔格拉夫捐赠）”。当我在卫生间里倒瓶子的时候，母亲走过来问我在搞什么名堂，然后递了一块跟她的后怕成比例的大肥皂给我。作为一家未来的自然历史博物馆馆长，我并不知道被蛇咬死的人数量惊人——在缅甸和印度肯定是这样，我同意，但普罗旺斯不会有这种情况。我答应我母亲今后只抓蜥蜴。
有一些蛇身体超过七米长，体重五百公斤，是真的吗？它们把你盘缠住，让你窒息，在把它们的毒液渗透到你的全身后，嚼都不嚼就把你整个儿吞下去，是真的吗？我问我的母亲，她只说到将猎物卷缠绞死的蟒蛇。在我看来，她低估了苏库里尤蛇。我告诉她，当人们砍下一条苏库里尤蛇的头时，放出来的血有一头牛那么多。我在我的书本上读到过。我母亲觉得，这些巨蛇并不直接攻击人。当时，我们母子俩都在厨房里，母亲站在洗碗池边，把洗好的盘子递给我擦干，而此时此刻，在南美洲将猎物卷缠绞死的蟒蛇刚刚肆无忌惮地吞下了它们的猎物，有野猪、猴子和小男孩。我母亲跟我解释蟒蛇的嘴巴是如何张开，以便吞下几只山羊。她是那么有说服力，使我感觉到我的骨头已经被一条鳞光闪闪巨蛇束紧、压碎。她补充说，蟒蛇并不属于好攻击的动物，但她说这些话已经太迟了。我已经看见自己被一条五百公斤的蟒蛇卷缠窒息了。“你们俩刚才在说什么？”我们吃饭的时候爸爸问。母亲用一种我不觉得有什么热情的语气对他说：“弗朗索瓦对蛇感兴趣。”
我到拉鲁斯家庭百科词典中查阅有关蟒蛇的内容，苏库里尤甚至都没有提到。词典上写着蟒蛇“只是由于体积庞大、力大无比才充满危险”。好一个“只是由于”！就好像体积庞大和力大无比没什么了不起似的！我怎么会异想天开地认为我母亲就是一条将猎物卷缠绞死的蟒蛇呢？我还觉得，如果事情往坏的方面发展，我还有能力驯养它，这条蟒蛇不会攻击我，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条天使般的蟒蛇。但蟒蛇有那种纯粹而简单的、好心好意地把你紧紧抱在怀里的愿望，就像大多数母亲一样，我的母亲当然也一样，结果是做孩子的窒息而死。尽管心里好害怕，但我并没有因为自己有一个将猎物卷缠绞死的蟒蛇的母亲而不高兴。我那些伙伴的母亲假装成护士或秘书。这个小伙伴不知道他放学回来投入到一条凶残的响尾蛇的怀抱，那个小伙伴请的是一条响尾蛇帮他做作业。我小心翼翼，没表露出对我母亲的任何怀疑。我比以前表现得更听话一些。她是不是意识到自从我发现她是条蟒蛇后，我对她的爱加深了两倍？但我不打算就那么轻易地被她吞噬掉。为了勇敢地抗击我的母亲，我也得变成一条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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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童年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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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眼镜王蛇吗？一条可怕的专门吃蛇的蛇，极其狂躁易怒。它们总是先发制人。它的毒液非常危险。在被囚禁期间，它一天要吃掉好几条蛇。我列出一串有意思的蛇的名单： 虎蛇（非常狂躁易怒），黑曼巴（树眼镜蛇，动作敏捷，非常危险），在水中生活的美洲蝮蛇（游泳健将，非常可怕，攻击人的时候毫不迟疑，被它咬到后必死无疑），加蓬巨蛇（世界上最可怕的蛇之一）。
如果不是那一天我好不容易淘到一本书脊磨破、封面撕烂的旧书《亚马孙丛林的人间猛兽》，我就永远也想不起苏库里尤蛇，那本书是在一家我定期去的旧书店里找到的，老板不敢要我付钱。“看它已经很破旧了，我就送给你了。”他对我说。我认出了这本书，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我从父母亲的书架上把它拿下来过。我母亲并没有问过我，我是怎么知道苏库里尤蛇的。她一定以为我是从卡斯托神甫漫画故事中看到的呢。她一定不希望我才九岁就读《亚马孙丛林的人间猛兽》，一本她不会怀疑含有恐怖内容的书，因为最恐怖的那几页已经被我撕下来了。我之所以把这本书带进我的卧室，与蛇没有任何关系，而是由于印第安人的猎头的缘故，我对那种活动一无所知。我在读那本书的时候，自己仿佛正置身于丛林之中，每时每刻喉管都有可能被一支毒箭穿破，要不就是被一只有螃蟹那么大的蜘蛛或者一队红蚂蚁咬死，《亚马孙丛林的人间猛兽》的作者和读者很侥幸才逃脱了这些危险。去掉一个人的头比人们想像的要容易得多。在敲碎颅骨的时候，要小心翼翼地用棕榈树叶保护好面部皮肤。把敲碎的头骨和脑浆从喉咙的开口处吸出来，然后再把里面好好地刮干净，装进沙子和灰，脑袋几个小时之内就缩小了。这才是吸引一个小男孩的地方，他却不会说出自己的真实意图。而我这一辈子无论如何也不会去读《小王子》那样的书的。
我完全可以连篇累牍地叙述我的童年，我在别的作品中已经写过，我还会继续写下去。这是多么愉悦的事情啊！在叙述自己的童年的时候，是不会有任何风险的，起码在写童年的时候不会有风险，因为一说到童年就很容易把自己也牵连在内。法官和精神分析医生收了钱后才会去倾听人们的童年经历。法庭辩论的口述性原则一直沿用到新的基本司法秩序，只是碰到特例的时候，才允许一个证人借助书面材料出庭作证。重罪法庭在审议厅里，是不会有人携带案件卷宗的。再说，法庭辩论都是自相矛盾的。犯人有权向证人们提问题。为什么用的是复数“证人们”？我只知道我自己，有时为自己作证，有时又不为自己作证，不断地遭受我的“超我”提出的问题的折磨、恫吓和震慑。我到底是证人、犯人、辩护人、法官，还是一名埋头在法庭记事簿上做记录的普普通通的书记员？人们把判决书称之为“法庭记事簿”，里面写了判决词的记事簿，这个词是从一个古老的动词“plumeter”发展演变过来的，作记录、打草稿的意思。就去整法庭记事簿吧。可我该记些什么呢？
我刚才传真了一封信给我的银行，我在信中非常关心我的债务变化。我还在信中向办事处的负责人提及经济学家米勒和莫第格里亚尼的著名主张；这两位经济学家提出，一家负债的公司与一家不负债的公司具有同等价值。我还跟那名负责人讲了查理·昆特即西班牙国王查理一世（1516—1556），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519—1556）。1500年2月24日生于比利时，卒于1558年9 月21日。造访奥格斯堡的银行家的故事，那些银行家当着他的面，把他签过的那些借据放进檀香木火堆中焚毁，那是何等的大家气度。查理·昆特寄住在他的银行家福格家族的家里，福格家族对他好得不得了，这个故事属于此刻我正在写的这些书中的一本： 我的银行家先于我的编辑读到这些故事，我觉得是很正常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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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理由发这份传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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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理由发这份传真吗？传真为我免除了与别人直接打交道的恐惧。我违反了法庭辩论的口述性原则。那位银行家在读了我的传真后，将作出决定，我阻止他在遇到我的时候拥有法律所希望的东西： 与被告有一层私人关系。可是，由于我是作家，我写了这封信。何苦跑去见这个会一再对我说“我不是银行家，而是银行的工作人员，我要与我的主管集团清账”的银行家呢？我的账户显示借方差额大大超过了准许的数目，我不想知道已经有几个月了，我和我的银行家，我们俩都知道，除了等待我出版一两本书之外，没有任何别的办法可行：“我恳请您和我怀抱着同一个希望。”我们上一次通话结束的时候，我这样请求他，他却回答我说：“就算我没有别的选择。”我对他那封挂号信的最后一句话反应强烈，这样的批示只有拿破仑才会做出：“这种状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我取消了与我的全科医生的预约，我本来打算叫他给我开一些补药的——我将设法摆脱困境，不靠他也不靠那些补药，也取消了和我的眼科医生的预约，他试图说服我换戴渐进多焦点眼镜渐进多焦点眼镜是一种矫正老花的新型眼镜。它具有美观、舒适、方便的优点，深受中老年人的喜爱。：“别等到六十岁，到那个时候更难适应。”他们的秘书感谢我提前好几天取消预约。我终于有那么一次把事情给提前做了！
“我能生活在法国是多么幸运啊！在美国，对作家是不会这么宽容的。”我一边寻思着，一边监视着把我新写的一封信传真给财政局的会计师先生，我发这份传真，因为我考虑到我不会遵守我在应付票据登记簿上写下的付款约定：“您和我有同样的愿望，那就是我必须把所欠的税款交完。对您来说，这是您的工作；对我来说，却是一场噩梦。亲爱的财政局的会计师先生，著名的精神分析学家弗朗索瓦丝·多尔托法国精神分析学家，被誉为“法国精神分析界的教母”。说，那些人写作，是因为如果他们不写的话就会生病。我却恰恰相反，写作害得我疾病缠身。您的支付催告叫我正视现实，我为此对您感激不尽。我必须把手头这本书写完了。”我差一点就补充说明关于我母亲的那本书的症结所在——他了解我的写作计划——那是由于我父亲已经写了好几本和我的母亲，更确切地说是他的妻子有关的书，而我不止一次地发现我在与他较劲。我希望写一本我妈妈老的时候的书，我父亲要是还在世的话肯定要写这样的书，可是他已经去世，这不是我的过错。我非常肯定这不是我的过错吗？他在世的时候，我不是希望他死吗？在我的第一部小说出版之前，我不是跟我的一位医生说过一句话吗？那句话曾让他大吃一惊，以至于他把它记了下来：“假如我出版这本书，我父亲就会死，读我的书他会受不住的。”上面提到的这本书面世几个月后，我的父亲就死了。我对自己说这纯属巧合，却是枉然，日期明摆着的，我为此饱受折磨。
我怀念那套房子，在那里我所有的书都写完了。从那套房子里搬出来真是愚蠢透顶，但我在那里受到约束了。租约到期后，房东让一名法官相信他要把他的家人安排进来住，住在房客也就是我所住的地方。他撒谎了。我核实过。他没有任何家人住进那套房子。我从前住的那套房子如今被分隔成三间，无视房子各间的布局，而这些布局完全可以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保护遗产——从奥斯曼法国行政官员，将巴黎从古代格式修改成现代模样的主要负责人。那个年代开始，负责室内建筑的建筑师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而如今被房东分隔成可怜巴巴的三个单间，三间房里一定增加了三个卫生间和三间厨房，现在租出去的价格也一定高昂得令人不敢问津。我在许多地方工作过，在普罗旺斯，在索洛涅，在巴伐利亚，在伦敦，在威尼斯，在布鲁塞尔，在柏林，在洛桑，尔后我不得不夸张一些，频繁地离开巴黎，离开欧洲。我去了摩洛哥的丹吉尔，塞内加尔的达喀尔，我在东京的赤坂太子大酒店最高一层的一个房间里住了一个月，我在蒙特利尔的甜食咖啡馆楼上租了一个套间，我在墨尔本曾过得非常快活（谁也不愿相信），但我不论走到哪里，都会回到巴黎的那套房间，我把它比做我的剪辑室，在我称之为“拍摄我的书籍外景”的工作结束之后，我就会把自己关进那套房间。我试着把新搬入的套间建设成那套房子的样子。好像行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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萌生出更多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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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去睡觉了。我在睡觉的时候总是非常开心。正是在睡觉的时候，我萌生出更多的想法。满脑子都是主意，绝妙的主意，我把它们收集在一起，因为我知道我使用不上，所以对它们更加体贴入微。唉，我是不可能一边写作一边睡觉的。于是，我睡着的时候，觉得自己真是个天才，而一觉醒来却发现人生很恐怖，两种观点都太夸大其词。
从二十世纪的最后那几年开始，每年夏天，报纸都会发布我的一本小说将在秋天出版的消息： 我的名字赫然印在图书的封面上——是我结束老写不完的状态、把自己变成这部小说的作者的时候了。我可能会改写维克多·雨果《死囚的末日》的开头部分：“写完我的书吧！我和这种想法在一起生活了四年，总是独自与它生活，被它压弯了腰！从前，我和其他人没什么两样。我可以为所欲为，无拘无束。到如今，我只有一个信念： 我必须写完这部小说。”
我绝非第一次选择一名作家作为我作品的主人公。我跟一位作家在一起，比跟一名系列谋杀案的杀手、一名外科医生或者一位部长在一起，要更自在一些。我小说中的那些作家越来越意志消沉，正在与金钱、家庭以及工作观念进行殊死搏斗，他们的工作观念与所谓永恒的真理大相径庭。我下一本书的主人公每天晚上都把自己关在一个房间里，他打算在那里工作，但他总是沉湎于别的事务，这些事务——我将替他说话——人家以为对他目前的工作有所帮助。“可你整夜整夜的在干什么呢？”他的母亲忧心忡忡。他不敢告诉母亲，在他这把年纪，他仍然在手淫，而且不是他作品中那种转义的手淫，而是本义，如果用纸巾擦净在肚皮上、屁股上和地板上的精液可以用本义这个词来解释的话。做文化工作的话，在放弃更直接的满足的同时，也要付出代价，这是一条规律，而我的主人公把精力都分散了。他借助一本古旧的韵脚词典（跟夏尔·佩吉夏尔·佩吉（1873—1914），法国诗人、哲学家。那个已经退出竞争、缺乏灵感的诗人使用的是同一本词典），写一些蹩脚的诗歌，并把它们传真给他的朋友们；他在马丁·海德格尔的一部作品中寻找一段文字，黑格尔说一双撕烂的袜子比一双缝补的袜子更可取，这句话在那段文字中被海德格尔做了点评，他问自己一部预告要出版的小说是不是比一部已经出版的小说更可取；他从一份意大利周刊中剪下了对那位把比萨斜塔重新竖起的工程师的专访，在专访中，那名工程师厚颜无耻地把自己比做比萨斜塔，像它一样倾斜得厉害，也像它一样需要重新扶正；他听李佩姬李佩姬（1920—2002），美国20世纪最重要的爵士女歌手。的那首《天哪！是桑巴舞！》，因为歌名吸引了他，他买下那张碟也是因为这首歌的歌名，当然那首歌本身并没有达到歌名的高度；他听莫尔顿·费德曼莫尔顿·费德曼（1926—1987），美国作曲家。的一首持续了四个多小时的弦乐四重奏，心里纳闷的是那些演奏者，他们怎么能做到在四个多小时里既不抽筋也不想上卫生间，却把这支使人厌烦、使人沮丧的曲子演奏完。他夜里写作时，会换上另一张碟，是埃夫琴尼·柯洛里奥夫埃夫琴尼·柯洛里奥夫（—）俄罗斯钢琴巨擘。用钢琴演奏的巴赫的曲子，这位俄罗斯钢琴家在《哥德堡变奏曲》的演奏中战胜格伦·古尔德格伦·古尔德（1932—1982），加拿大钢琴演奏家。，他觉得这对格伦·古尔德很不公平，于是他重复听了格伦·古尔德，格伦·古尔德演奏得的确很好听；他将柏拉图的《宴会》与色诺芬的做了一番对比，更喜欢色诺芬（这需要论证，但他会做的，为什么不在《火山》中论证一番呢？）；他重新阅读一个他已经十五年没见过的女人写给他的信，信中要他一边想着她，一边达到性欲高潮，他寻思在过了十五年后再来做这件事一定非常刺激，就像用拇指顶着鼻尖同时摇动其他四指，嘲弄流逝的时光一样；但时光不会流逝，流逝的是我们自己。“时间，”他心想，“是我永恒的问题。”也是浮士德的古老主题。他又看见了那双蓝眼睛，在20世纪末被他称做“我甜蜜的夜莺”的那个女人的眼睛，她是说英语的，她吻了他一下说：“再跟我说一下‘夜莺’两个字，你生来就是说‘夜莺’两个字的。”他再次想起他刚刚在巴塞罗那的里兹大饭店里度过的半个月时光，当他还非常非常年轻的时候，也是在这家饭店，在电梯里面，他见到了格丽泰·嘉宝，那时她已经是一个年迈的老妇人了，如果不是楼层的服务员告诉他那老妇人是谁，他可能不会认出来。他才和那个年轻女人一起在巴塞罗那过了两个星期，那女人凑到他的耳朵边，对他说：“在我们之间发生的，不是爱情故事，而是屁股故事，这样挺好的！”那段日子，他们没有走出饭店，他们叫人送菜和香槟酒到房间里，这一切花费的都是他的版税预付金，不和女人做爱的话，怎么写得完一部小说呢？他对那个秀色可餐的多罗莱丝说：“我该工作了！如果我的编辑看见我这样……”她回答说：“他会嫉妒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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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抛开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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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我往我的主人公的脑子里灌输的东西。他有时也从家里走出来，看看蓝天，走走逛逛。他朝王宫走去，那是最理想的散步目的地，但他刚走了三百米，就觉得后悔了。他觉得离开自己的工作台应该受谴责。散步，那是今后的事情。书出来之后，他有的是时间散步。于是他往回走，回到了家里。有时候，到了晚上，我会允许他离开我把他关在里面的那个房间，在凌晨两点钟的时候，这个可怜的人一头扎进“美酒加气泡”酒吧，那是法国人大街上的一个酒吧，他和他的伙伴们、当地的房东们在一起，喝上两三杯朗格多克产的含14.5%酒精的葡萄酒作为镇静剂，在此期间，我一边等他回来，一边喝着中国的绿茶，一种可怕的兴奋剂。我也许应该读一些像《驯服你的压力》一类的书，那样的话精神状态会更好一些。但我不想走到那一步。有一天，在地铁里，一个非常漂亮的女人坐在我对面，我马上就想请她吃晚饭，好让她讲一讲她的生活经历，省得我老惦记着自己的处境。我已经看见我和她坐在卡普里餐馆里面。这时，她从包里取出一本书。我一看到那本书的书名，就打消了跟她说话的念头了，那本书叫《通过积极的思想获得成功》。
两三年前，我母亲对我说：“你必须出书了。否则，那些人会以为你死了呢。”亲爱的妈妈，我不会被人遗忘的。这个星期，我收到我从前的一位老师的来信。他的年纪应该跟你一样大，他记得我是他最优秀的学生：“在法国文学方面，你比我了解的要多得多，但你却从未让我感觉到。”（说我没让他感觉到，我真的很吃惊，可他既然这么说了……）我猜想，这位在教堂的忏悔亭里度过了数小时的神甫（这让我这个当作家的很眼红），对我的拖拉性格非常了解。我必须给他回信。他这封写了四页纸的信是神意吗？他还记得我爱迟到。他说我迟到在学校是出了名的，在教师会议上还提到过。
我想抛开一切，出去旅行。
旅行！多么诱人的字眼啊！这个词一说出口，就再也找不到比它更美妙的词语了，虽然它一出现，稍加注意的话，其他所有的词也会同时出现。旅行的概念，不完全脱胎于朝圣和十字军东征，它和另一个发明——小说——同时诞生和发展。好主题。我一面考虑这个主题，一面让我的小说人物去旅行。真正的旅行者是好冲动的。他出发只为远走高飞。他不知道等待着他的将是什么。他就像小说家，越往下面写，就越怀疑自己的创作计划。优秀的旅行家变成小说家，并不妨碍旅行充满诗情画意，但无论如何，旅行属于散文诗的范畴。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惟有散文诗才能诠释性生活，而诗歌充其量只是个美妙的回声，再说谁敢把旅行与性生活分开？旅行、性和散文诗，这是怎样的三位一体啊！如果我从没旅行过，那就好像我从未做过爱一样……那会是何等的凄惨啊。
一周之前，我放弃了乘坐我的一个崇拜者的豪华游艇，到西印度群岛做一次海上旅行的机会，为的是留在这个我时不时地通风换气的烟雾腾腾的房间里，坐在我的工作台前面。“我不希望你乘坐豪华游艇。”母亲在电话里对我说。她还让我回想起我们俩一起乘坐从奥斯坦德到多佛尔的轮渡时我所受的惊吓，那一次我们是去伦敦看我的小妹，小妹在伦敦的一所美术学校读书，我已经记不得那是一所什么样的学校了。别了，对蹠点位于地球直径两端的点，如上海的对蹠点靠近布宜诺斯艾利斯。，我自言自语道。拉丁美洲的背风群岛是不是在对蹠点上？别了，南美洲的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别了，安提瓜和巴布达。可我还是为我那本火山的书找到了一个借口。安的列斯群岛到处都是火山岛。我不得不在火山学家和小说家之间做出选择。别了，茂盛的草木、朗姆酒和柑香酒。这一年里我是不会去游览荷兰的安的列斯群岛，也听不见那里的人们在太阳下说伦勃朗、斯宾诺莎、凡·高和卡莱尔·冯·登·艾卫的母语，后者是安特卫普的一个诗人，我记得他的几句诗：“哦，丹斯卡·布龙斯卡，你动身去加拿大。”别了，委内瑞拉海岸；别了，拉托图加海岛。我把自己视为哈姆雷特的父亲的幽灵，在原版影片中，他在消失之前说：“别了，别了，别了，记住我。”我是不是应该乘坐飞机飞往牙买加，在帕西忒亚号豪华游艇上有一个船舱正等着我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