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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周游过世界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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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一次旅行让我后悔过。”于贝尔对我说。他是我最老的朋友之一，至少周游过世界三次。他住在日本（“那是我的群岛。”他说）。四十年来，他一直在那里编一套解释佛教术语的百科全书。一天晚上，在京都的一家餐馆里，面对我这辈子吃过的最好的用米醋略微腌泡过的寿司、春鱼和海贝、鲈鱼、斑点鱼、赤贝，我们突然发现我们虽相差几年，但法语老师都是拉卢克斯先生。于贝尔有他的地址，我们想起他是个知识渊博的语法家，给他寄了一张有他从前的两个学生签名的明信片。今年我还给他寄了贺卡，但我觉得他已经不在人世了。以前我每出一本书，他都要买一本，还写信给我，向我表示祝贺。
拉卢克斯先生既是我的法语老师，同时也是我在布鲁塞尔的耶稣会学校的拉丁语老师，布鲁塞尔是奥黛丽·赫本的故乡，是我的同行大罗西尼和小罗西尼的故乡，是雅克·费德的故乡，雅克·费德是惟一一位拍过玛琳·黛德丽的比利时导演，是惟一一位拍过葛丽泰·嘉宝的比利时导演，是全世界惟一一位拍过她们两位影星的导演。五十年代末的布鲁塞尔，这样的奇观已经消失不见了。圣十字广场的马戏团和滑板车都到哪里去了？格雷大街上的雷让电影院呢，就是在这家电影院的银幕上，我平生第一次看见一个几乎一丝不挂的女人，这个镜头只持续了几秒钟。依塞尔大街上的那些马都到哪里去了？我依然听得见这些马走在石板路上的嗒嗒声。那些马在滑板车消失之前就不见了，那是城市里乡村生活的终结。我前不久又想起了拉卢克斯先生。我问自己，如果我几天之后就死，会有什么事情发生。我很快就清醒过来：“为什么要在几天之后，为什么是下一回，为什么不是马上就死？”于是我听见拉卢克斯先生说了一个拉丁语副词“olim”。
当时我们正在翻译提布卢斯的一段诗，提布卢斯是奥维德和贺拉斯的朋友，著名的古罗马诗人。已经病入膏肓的提布卢斯留在罗马，而他的朋友们都去了伊特鲁里亚，去那里取水。他给他们写信说，他很遗憾不能和他们在一起。他感觉到了死亡的危险，他补充说他已经准备去死了，因为到了该死的时候了，但他希望是“olim”，“下一次”。我却把“olim”翻译成“越晚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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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优秀的教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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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卢克斯先生指责我说：
“你就不担心思想内容在形式上，也就是说在这个我觉得并没有你说的那层意思的副词上，给你造成一种假象吗？你重新读一遍这句诗。”
“Elysios olim liceat cognoscere campos.”
“你好好看清楚，“olim”这个拉丁词在法语中有对应的词组“un jour”，意思是从前有一天或者有朝一日，这就像是语法上的杰纳斯天门神，头部前后各有一张面孔，故也称两面神，司守护门户。，一面朝向过去，一面朝向将来。它既不肯定这一面，也不肯定那一面，用在否定现在时才具有价值。诗人在这里向死神请求的只是把决定命运的时刻推迟到下一次。他的请求真实感人，是因为他不像你的翻译中所说的‘越晚越好’，这对一个垂死的人来说太苛求了。先生，我隐约看到了是什么地方把你弄糊涂了。你因为忙着对付“olim”，忽视了后面的“liceat”。这个句子你只要这样翻译就好了：‘希望死神允许我下一次再认识乐土。’取消你译文中的‘但愿我’，什么问题都迎刃而解了。你再也不需要那个把整篇诗作都糟蹋了的‘越晚越好’。行行好，我亲爱的威尔格拉夫，把提布卢斯‘下一次’里的谨慎和胆怯保留住。”
拉卢克斯作为一名优秀的教育家，能从他放在教室后面的书柜里的所有辞书中吸取养分，他还援引了拉封丹（“这位人们永远也不会提到的天才作家。”他一字一顿地说）的一首寓言诗，寓言诗中有一位百岁老人在质问死神：“人们毫无准备就死了，这公平吗？请你再等一等……”
“你明白吗？拉封丹寓言中的老人鼓起勇气对死神说，他希望有时间给他的住宅增加一堵护墙。先生们，你们再想一想诗人安德烈·谢尼埃笔下的那名女囚，在她求死的时候，她那鲜血淋漓的幽灵出现在她面前说：‘我还不想死。’然后那幽灵还明确了期限：‘我想过完这一年。’这个‘下一次’是半顺从，是接近屈服，是所有哀求者和所有垂死者的故事。”
亲爱的拉卢克斯先生！我经常查阅你最推崇的、学年结束后又把它送给了我的那本富朗德—泰伊词典。前一天晚上我怎么会想到死亡？我问自己：“如果我不久于人世，生命于我又有什么意义？我没有做完的事情，我也不会再去做了。”我不知道我是否还想着我的小说，是否还想着我对现实生活中爱过的那些人的爱情，但有的时候，我觉得现实是我一边创作一边虚构出来的。“细胞生来就是要死的。”我的一位生物学家朋友曾对我说，当时我们刚开启了一瓶1996年产于索泰尔纳葡萄园区的里尤塞克堡甜白葡萄酒，他从酒瓶中闻出了无花果、蜜糖和烤巴旦杏的味道，沉醉不已。“细胞的迅速繁殖以记忆的丧失为代价。我们这些细胞的耕种者，我们同死亡作殊死搏斗。我常常想到死亡。”
“我从小说家的角度告诉你，死亡是惟一不能向别人叙说的事情。”
“如果一个人可以死好几次，他就可以尝试了。”
“你是作为神经生物学一个单元的指导老师才这么说的吗？”
“一些我外行的事情我才会说得好。知识将我们带进太多的死胡同。外行是严肃认真的保证。我们不要像金银匠一样在什么方面都冒充内行。”
“那我们就满足于把铜器和银器擦亮吧！满足于把它们的灰尘擦干净、修削、擦锈……我们是在这里清除花园里的丛枝灌木的……我们大脑的花园吗？干杯，为你的健康干杯！”
生活到最后一刻却不知道什么时候死去，这是神灵馈赠给我们的最美好的礼物，那些神灵，不管他们的名字是什么，仅就这个原因，我们就应该信奉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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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回去看看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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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我妹妹玛德莱娜还是忍不住对我说：“你应该更经常地回去看看妈妈。她不敢直接跟你开口，但你回去跟她住几天会好些。你几乎不去看她了。天知道她哪一天就死了，到那个时候就悔之莫及了，我的老哥。到时候，你连给她打电话的机会都没有了。她到了那把年纪，我们随时都有可能突然听到她去世的消息，这并不奇怪。你上一次去看她是在什么时候？”
我一边听玛德莱娜说话，一边试着去回忆。我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没再和妈妈拥抱过了？玛德莱娜误以为妈妈没叫我去看她。恰恰相反，我们每次通话的时候，她都在暗示我：“当然，这不能妨碍你的工作。”她补充说。当我提出去隐修院看她，并在那里待两三天的时候，她拒绝了：“我情愿再等一等，等你至少能待上整整一个星期，或者最好是半个月。”她为什么不干干脆脆对我说：“我想见到你，而不是在电话里听你的声音，我已经听得够多的了。”南下去看她应该一点也不复杂，乘坐所有飞往马赛的飞机，或者乘坐所有开往阿维尼翁的火车就可以了。可是妈妈，许多年来，我一直以为我的小说下周就要脱稿了，书稿下厂后我随时都可以去你家。
我并没有明确地告诉她，同样的许多年来（我不想知道具体是多少年），我没写出什么值得拿去出版的东西。我想到小说名字《在我母亲家的三天》的那一天，她为我感到高兴。她心想，有了书名，就能帮我写出这本书。可你错了，亲爱的妈妈！书名出来得太早了，太早了就不是帮助了。这个早产的书名把什么都严加控制起来。书名本来应该到最后才出现，是由另外一个人来取的。带着《在我母亲家的三天》这个书名，我不知道等待着我的是什么。三天时间太短暂了，我母亲不愿意听到，而我将要杜撰出来的书中人物的母亲，将不可避免地变成我的母亲，所有那些我咨询过他们对这个书名有什么想法的人都是这么认为的。
我母亲问我：“你到底还是能工作了？你写了许多页纸了吗？”从她的问话中，我听出了一个编辑的遗孀才会提的问题。她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她嫁给弗朗茨，然后她成了弗朗索瓦的母亲，两个男人都是作家。她曾协助她的丈夫经营一家出版社，一定鼓励过他把手头的书写完，然后才能亲自出版。
我曾在母亲家连续住了一个月，那是在一月底，距今已经差不多十五年了。当时，我决计在她身边写完我的一部小说。我通过法国国营铁路公司托运了满满一纸箱书和资料过去。我把自己安顿在最里面的那个大房间里，大房间的两扇窗户朝着晒台，可第二天我就明白，我在那个房间里写不出一行字。我先前所做的努力都是徒劳的——挑选要带的书，整理好我可能决定采用的稿件，通知我周围的朋友我要离开——但我还是决定留下来。屋子里非常暖和，我母亲让人安装了使用燃料油的中央暖气，我想，那是用我父亲的人寿保险赔偿金安装的。我们在有人住的房间才烧暖炉。我整夜整夜都在地下室里搜寻，我把几只柳条筐、几盏煤油灯、几个蜡烛盘、一座小铜像——一只受伤的野猪都搬了出来。“你又把这个可怕的东西搬了出来。”妈妈惊叫起来。“那塑像原来是放在我父母家餐厅的壁炉上的，我整个童年每一天都看见它。如果你想要，我就把它送给你。”我把这只野猪擦亮，让它在上面的卧室里陪伴我，强迫它做我的镇纸，替代已被我送走的一幅波杨塞尔维亚画家，1957年1月1日出生。的石版画，一头野猪的脑袋尤其是它命令般的目光能带给我工作的欲望，我每次注视它的时候都是如此。这座雕塑铸工精细，我想像它被摆放在外省一座小博物馆的橱窗里，在我的记忆里，我外祖父外祖母的饭厅有点像这座博物馆。我还从地窖里拿出一个玩具娃娃，那是我小的时候用沙发的弹簧做的。我父亲就像一个拿出他最好作品的经营画廊的人，摆出一副洋洋得意的神情，把我的那件作品拿给家里的亲朋好友看，这些看着我出生的人把我的大作传来传去，拿到离灯光近的地方或者离灯光远的地方，左右欣赏着，然后宣称我是个有天赋的孩子，就好像我不知道似的。“把这个老古董丢掉吧。”我对母亲说，母亲却要我把它放回地窖里去：“我喜欢它呆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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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我是不是一切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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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马诺斯克的格朗德大街一家文具店里买了彩色墨水、笔杆和一组钢笔尖。我购买的墨水中，有一种被它的制造商称做“四月绿”的淡绿色墨水颜色非常好看，其制造商是佛罗里达州的好莱坞萨利国际公司。还有中国产的永不褪色的墨汁，勒富朗和布吉瓦公司生产的钴蓝墨水和朱红色墨水，贝利坎公司的深蓝色墨水，练习书法用的染色墨水，以及由莱比锡的罗莱和克林涅制造的那种特别古板的胭脂红墨水。我还保存着所有那些墨水瓶，有些瓶子里的墨水已经干了。我还买了一些信纸和信封。信封的价钱比信纸要贵。每天早晨，在上床睡觉之前，我用那种淡绿色美国墨水给我母亲写几句有时非常长的话语，放在她卧室门口的地板砖走廊上。如果她在我醒来之前离开隐修院的话，也给我留字条，用圆珠笔写的。我发现她过着频繁的社交生活。她德高望重，在当地深受人们喜爱，我说的是从高尔德到阿尔努堡。人们经常邀请她，甚至会发生争抢她的情况，我就听见她在电话里说：“这个星期不行，你知道，我儿子回来了……”如果是佛雷德里克·特鲁贝打电话给她，她就关上门，而且从来不会忘记跟我说：“佛雷德里克让我带个大大的好给你！”或者一个“热烈的好”，或者他全部的友谊。我住在母亲家的那段日子里，有一次，一整个周末她都不在家里，她一定到埃克斯见佛雷德里克去了，她是坐大巴去那里的（我陪她到了马诺斯克）。然后他们从马诺斯克去蓝色海岸。她还抽出时间来打电话给我，看我是不是一切顺利，是否找到了在厨房里面的储藏间里的水果。
晚上，我给家里人和朋友们写信，为了让自己觉得问心无愧，我把写这些信比做舞蹈演员表演之前在练功房扶手杠边的练习，练习一下身体才会柔软。这些信使我处于良好的竞技状态，使我有那么一天可以过渡到我的主要工作，过渡到我的合约中所写的“作者的下一部小说”。沃格林德的生日到了，我给她写了一封信，在信中我用了所有颜色的墨水，我还从埃克斯给她寄了一盒小杏仁蛋糕，还有两本各三公斤重的画册《世界动物大全》，书中有许多满版的鱼的照片，使人看了吃惊，她是那么喜欢让我带她去金门的水族馆，她责怪那里的鳄鱼总是处于昏昏欲睡的状态。我本来可以回巴黎为她过生日的，但我的谎言让我局促不安： 我的家人以为我每天晚上像个神灵一样写作，至少也像个先知。有人告诉我，随便动一动，都有可能使我分散注意力。
我抽烟，咳得厉害。母亲把她的医生叫到隐修院里来，他开开玩笑，然后给我听诊，特别聚精会神，就像我听韦伯恩韦伯恩（1883—1945），奥地利作曲家。的曲子时一样。然后他就不理睬我了，开始跟我母亲说话，就好像我还只有八岁：“夫人，如果我是您的话，我会让他做一次胸透。”
“弗朗索瓦，我们快来不及了，叫出租车吧。”我同意，妈妈，开车去烟草中毒者戒毒所！她假装镇静，但我知道她已经被吓坏了。平均两个吸烟者中，有一个死于吸烟。我父亲也吸烟，但他死于心绞痛。在化验室里，一名女秘书一把夺走我的医嘱，就好像那是一张飞机票似的。她是不是还会问我，要靠走道还是靠舷窗的位子？我们走进一个接待室，里面有四五个特别焦虑不安的人立即惊跳起来，不为别的原因，只因为他们看见我和我母亲这样一对无伤大雅的“夫妻”突然驾到。一半的卤素灯烧坏了，却没有人去更换，墙上的画成鳞片状剥落，地毯污秽不堪，但我想这家医院把盈利都投到了医疗器材和高度称职的员工的工资福利上了，我也就放心了。我感觉自己就像是在一部电影里面，那些移居海外的居民躲在他们本国的大使馆里，等候着最后一架不可能再出现的直升飞机的到来，那架直升飞机能让他们躲过红色高棉组织已经宣布要开始的大屠杀。我花了五分钟才弄明白其他人和我不一样，他们是已经做过透视了的，估计情况不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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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扇门打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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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扇门打开了，叫了一个人的名字，发音不准，母亲凑到我的耳边说：“到你了。”我回想起我读过的有关抵抗组织的书。一个盖世太保走过来把你带去审讯。战友们对你说：“勇敢些！”我从单人牢房里被人用抽签的方式抽出来，要被拉出去枪毙。我抓住妈妈的手臂。我对着她的耳朵低声说道：“如果我躲过这一劫，我一辈子都不再抽烟了。”她回答说：“如果我还相信这样的蠢话，我会数念珠祈祷的！啊，要是我能把我的肺换给你就好了……”她这辈子从未吸过烟，但她和一个大烟鬼住在一起。我父亲甚至在他们的卧室里抽，而很久以前，戴芬娜就叫我不要这么做了。谢谢你，妈妈，当我得知自己不久于人世的时候，谢谢你在我身边陪伴我。我这一生中只停过两次烟，第一次是一个女人离开我的时候（有三个月我没抽烟），没过多久我又爱上了另外一个我没有交往过同样也不会愿意交往的女人（三个星期不抽烟）。接待处那名女秘书的热情结束了。一名护士叫我把衬衣脱掉，那是一件苏尔卡意大利顶级男装品牌。牌衬衣，护士语气跟苏尔卡专卖店的售货员一样高傲，那些售货员瞅我第一眼，就知道我进不了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元首的核心圈子。
前一天晚上，我停止了吸烟，天真地希望这样就能改变照X射线后的结果，一个世纪以前，物理学家伦琴伦琴（1845—1923），德国物理学家，因为发现X射线而荣获首届诺贝尔物理学奖。发现了这种射线，伦琴——“一个墨水制造商的名字。”我心想，但说到墨水，把它说成血水更合适一些。威廉·伦琴，保佑我，不要在我的呼吸器官中发现任何让人惊慌的东西！“您光着上半身，把手表摘下，如果有活动假牙，请把它放进托盘里。”我怀旧地想起那些牙齿全景，那是X光片中最有趣的，用这种高端摄像机把下颌周围的弓型描绘出来，希区柯克在拍摄一对接吻的夫妻时也是采用这种拍摄方式。这位漂亮的放射科医生，她那一头要到男宾理发店里去剪的头发，她那诱人的脸蛋，她那对像两只小水果一样的乳房，让她演什么角色呢？演一个掌管快速末日的希腊女神？有没有一位烟草女神啊？一位秀色可餐的尼古丁女神……我是不是也会叫她把上身脱光？她会不会把她的乳房紧紧地压在我的身上？这就是一个濒临死亡的男人想的事情，我亲爱的医生。她一定也知道，但这并不妨碍她用她的手摸我的背部——这只是职业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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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里等了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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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完胸透后，我光着上身在那里等了很久。那位放射科医生没有再出现。躲在这一楼的一名肺部专家一定跟她打过招呼，要把这致命的结果告诉陪我来的那个人。我呆在那里，直打哆嗦。我是重新穿上衣服，还是不穿？不穿，还要听从安排去拍别的X光片，还要做更严格的检查。穿上吧，那是确定我可以逃走了，稍微快了一点。通常情况下，医生都会宣布我没事。久而久之，让人心烦：“您不觉得我应该喝点提神饮料吗，至少要喝一瓶维生素C饮料？”“您饮食正常吗？饮食正常的话，就持之以恒。”然后，就再也没有人比我更一丝不苟地查看他们的医嘱，但我既不需要药物，也不需要运动疗法和温泉疗法。可在马诺斯克，我三下两下就弄清楚了。我可能适合做肺切除，我直到现在为止都逃掉了颈部刮清手术（把你的淋巴结摘掉，不是用刮刀，而是用手指）。实验室的主任拉开帘子突然出现了，就像莫扎特《唐璜》中那个有封地的骑士。就像在《唐璜》中一样，他向我伸出手来：“一切都好，您可以继续抽烟了。”太感谢你了，伦琴先生！“蠢货！”这是母亲下的结论。我叫了一辆出租车，请妈妈到富斯特去吃午餐，那是当地最好的餐馆之一。我饿了，在那里饱餐一顿野味和块菇。“我没得癌症，值得庆贺！”在第二天的电话里，我没有跟戴芬娜提胸部透视的事情。她也抽烟，她知道尼古丁依赖评估测试和吸烟者的死亡率。
在母亲家住的那段日子里，我在富卡吉埃一家旧货店里买了一本做工粗糙的精装本《蓬巴杜夫人的贴身女仆回忆录》，该书出版于1824年，加了注释和说明文字。从塔各里亚那兄弟的肉铺往右拐上小广场，就可以看到那家旧货店。我心想，如果把这部回忆录改编成戏剧可能会很有意思。“独白很流行，所有聪明的女演员都明白，这对她们来说是份礼物。”夜深人静的时候，我用打字机打了几页出来。第二天母亲很兴奋地告诉我，她听见我在工作了。我解释说我把那部小说搁到了一边，转向写一部戏剧。她一直喜欢意料之外的事情，并赞成我的做法。她会答应为我大声朗诵我刚刚写完的那几页吗？晚上我们约好去看马克斯兄弟美国杂耍、电影戏剧演员家族，于20世纪30年代组建喜剧团。主演的《赛马场的一天》，我还是拉卢克斯先生的学生时，曾和她一道看过这部电影。格鲁肖在这部电影中饰演一个被人当成医生的兽医。他一边把住哈伯的脉，一边看手表，尔后说：“要么这个病人死了，要么我的手表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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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时候也演过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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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跟我说，这部电影出来后的那一年，马克斯兄弟因为一起版权纠纷不得不到法庭应诉，一到法庭他们就问法官觉得哪些监狱最好。
吃过晚饭——她做了青菜汤，她一个人就能做的菜——她对我说：“把你写的东西给我看看吗？”我已经写了十来页了。
“你想要我念这么多吗？可是，弗朗索瓦，我得全神贯注才行！你对我要求太多了！我可不是萨拉·贝尔娜特法国戏剧演员、导演，有“女神莎拉”的美誉，以优美的容貌、出色的演技和嗓音成为历史上著名的舞台剧演员，也被誉为当代最伟大的演员。！”
我在壁炉里升起了火。我烧了一百来个葡萄酒瓶的木塞，那些木塞是我从巴黎带过来的。这些木塞，我为我母亲存了好几年。曾有人告诉我，把许多木塞一起投入火中，它们会散发出一股奇异的味道。是真的。软木塞不到一分钟就被烧光了，我们感觉就像把鼻子浸到葡萄酒杯里一样。妈妈瞟了一眼第一页，然后开始朗读：
“夫人几天以来午餐都吃了三倍量的香草、龙涎香巧克力。她还喝芹菜汤。我劝她注意摄生法，她却好像没听见。于是我觉得应该跟她的好朋友德·布兰卡公爵夫人说一说了，她是王妃宫里的贵妇。”
“我不是你需要的女演员。回到巴黎后，你可以在那些与你保持长久关系的情人中找一个合适的，让她帮你这个忙。我喜欢喜剧，但只是作为观众而已。”
“你错了！我喜欢你的嗓音。你朗读的时候声音带点疲惫，这特别好。有意思的是，我们已经在关心路易十四宫廷中的康康舞了。”
母亲告诉我，她年轻的时候也演过戏。我和她认识都已经半个世纪了，可她却从来没向我透露过这件事。她演过高乃依的戏，在《塞多留塞多留（公元前123—公元前72），古罗马将军，西班牙总督。》中扮演王后。应我的要求，她试着想出了几句台词：“您欠她那么多，就不欠我吗？……”或者“别绕弯子了，老爷，我已经把您当成我的师傅了……”她已经记不得那位王后的名字，那是一位葡萄牙王后。我答应送她一套七星文库版的《高乃依戏剧全集》。“好哇，送吧，我会很开心的。你还记得《神灵》吗？”在中学的一场朗诵比赛中，我背了维克多·雨果的这首诗。我以为我是跟我父亲学的。我弄错了，她可以肯定是她让我背的。“大批的神灵经过……”壁炉里的火在慢慢熄灭，我和她把那首诗的片断重新组合起来。“外边是什么声音啊！……吸血鬼和龙组成的可怕的军队……丧葬的神灵，死亡的儿子，在黑暗中……加快了步伐……”我站起来，走过去把一块新的劈柴放在壁炉的柴架上。妈妈告诉我，我读书的时候取得的最好成绩，是因为一篇作文，是她帮我列的提纲。毫无疑问，她比我更了解我一生中的某些阶段。这就好像戴芬娜比我更了解我与某某某某女孩偷情的日子一样（“你和那个梅利莎的事，正好在柔爱出生之前”）。我曾在作文中点评十八世纪一个饶有风趣的人说的一句话，他认为对白比独白更可取。对于这一点，其他学生都墨守成规，埋头赞美对白，而我却另辟蹊径盛赞独白，结果满分二十分我得了十九分。“你发现了吗，你没有变，你总是喜欢独白。我经常从你的成人反应中，看到你年轻时甚至你还是小男孩时的影子。”我母亲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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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成果最高的剧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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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新婚的妈妈就看过乔治·皮托埃夫俄罗斯裔的法国演员和导演。在《海鸥》《海鸥》是契诃夫戏剧成果最高的剧本。作品写了四个艺术家： 过气女演员带着她的名作家情人来到乡下度假。她的儿子自编自导了一出现代派风格的短剧，并找到邻居女孩来演出。男孩爱上女孩，女孩爱上了名作家。女孩追着梦中情人去了大城市，可到底还是被抛弃了。两年后，成为作家的男孩与成为演员的女孩再次见面。海鸥象征生活中忧伤而说不出的痛苦。中扮演特里果林。一个人永远也不了解他父母亲的生活吗？一个人永远也不会在他所爱的人身边度过自己的一生吗？想到这里不禁悲从中来，但这是真的。“皮托埃夫当时生病了，”母亲接着说，“他有些驼背，慢悠悠地表演着，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他的医生想禁止他演易卜生的戏剧，也就是那部主要人物叫斯多克芒易卜生作品《人民公敌》中的主要人物，医生。的戏剧，我已经记不起这个剧本的名字了。皮托埃夫带着一把手枪，来到那名医生的诊所，对他说，如果你不许我演斯多克芒，我就死给你看！他做得到的。你父亲认得皮托埃夫夫妇的一位密友，是那位密友把这件事告诉你父亲的。那都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当我二十岁的时候，母亲带我去看皮埃尔·布拉塞和玛利亚·卡萨莱在《亲爱的说谎者》英国作家萧伯纳在长达40年时间里与著名女演员帕特里克·坎贝尔夫人保持通信，一名英国作家根据他们的故事创作了剧本《亲爱的说谎者》，由皮埃尔·布拉塞和玛利亚·卡萨莱表演。中的演出。她还记得吗？她当然记得，甚至还记得看完戏后，我们一起去猪脚餐馆吃牡蛎，而我却忘了吃牡蛎的事情。“我们在一起做了很多事情。”第二天早晨，我上床睡觉并听见她起床的声音时，心里这么想。她挪开阳台上的椅子，我猜想她在把我们昨天烤的那只鸡的骨头丢给米卢，米卢是附近的农场主家的西班牙种猎犬。
我没有养过狗，如果我养狗的话，我会让它们失眠的。我找到了我以前拍摄的阿库图的照片，阿库图是一只斗拳狗一种德国种的短毛狗，因争斗时举起前爪似拳击而得名。，我们在佛罗伦萨租了一所房子，它在房子里大摇大摆地走着，俨然屋子的主人。每天都是它来叫醒我。我和它认识才一个礼拜，但这已经足以让我爱它到永远。当我和戴芬娜刚到的时候，当我们到外面一家不太远的餐厅吃晚饭的时候，阿库图都跑来接我们，或者说是来找我们。它的这种表示让我震惊，可那是什么表示呢？在夏天的佛罗伦萨如此乌烟瘴气的大街上，它如何能分辨出我们的气味呢？在餐厅里，它什么都不要，它静静地坐在那里，等我们吃完。尔后我们仨一起去散步，然后才回家。一位老太太在房间里迎接我们，坚持要我们再多住几天。我相信阿库图也同样希望我们留下来。看着这些照片的时候，我没想到那位老太太是如此衰老如此瘦小，但阿库图却是我记忆中的样子，毫发不爽。真奇怪，在这所像宫殿一样的漂亮房子里，我们就像是闯入者（房东并不知道我们住在里面，他们把房子借给我们的一位女友住，女友邀请我们去那里，但她必须在我们之前离开），那位老太太和阿库图同样也是闯入者。总之，他们是被抛下的。他们在等老太太的独生女，那个独生女每天晚上都从英国打电话过来，推迟回来的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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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个月过得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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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个月过得很快，我带着我那些墨水和蓬巴杜夫人的五十来页内心独白回到巴黎，把我为写那部作品托运过来的所有的书都留在了隐修院，作品没有写，我的畅销书流产了。那是一本有关查理曼大帝一生的书，是由他的儿子们讲述的故事，它对那本关于我和我父亲的小说的出版是一种预示，十二年后这种预示变成了现实，我成功地写完了这部关于父亲的小说。我遗憾的是，必须舍弃所有那些文献资料，在与那些书籍一一告别之前，我把它们捧在手里，捧了好一阵子之后，才把它们一本一本地放进纸箱，纸箱变成了它们的棺材，这些书实际上与查理曼大帝，以及他在近代史上显赫的统治没有一点关联，跟这个生养了二十多个赫赫有名的儿子的父皇没有任何关联，跟查理曼大帝的女人依米特鲁德或者爱曼加尔德什么的没有任何关联，跟艾克斯拉沙佩勒即今天的德国城市亚琛，是查理曼大帝最喜欢住的城市。的君主和巴格达的哈里发伊斯兰国家的领袖。或摩洛哥的非斯的穆斯林之间的引人入胜的关系没有任何关联。所有这些书只跟我——出生于拉比德斯、玛丽·威尔格拉夫的亲爱的儿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必须承认，到后来，查理曼的女儿们比查理曼本人更吸引我。德国的编年史对这些年轻女子记载有限，这些女人在父皇的宫廷里生活放荡，令人愤慨。
我留下来的那些书，母亲会读几本吗？我在卧室的桌子上放了一小堆，有玛丽·塞通著的《艾森斯坦》（瑟伊出版社的“电影资料馆”丛书），路易·沃尔夫松写的《精神分裂与语言》，阿格里巴·多比涅写的《把生命献给孩子》，波德莱尔的《尤维尼利娅》、《遗作全集》、《遗著》（三卷），亨利·蒙多的《马拉美传》（827页），卡左特的《魔鬼情人》，乔治·威尔斯的《自传》，切斯特顿的《保护人》，亨利·马塞的《波斯文选》，阿尼姆的《埃及的依莎贝尔》，莫里斯·卡特尔的《过去分词专论》。
在我现在的书架上，有一本约翰·梅斯菲尔德的《吉姆·大卫》，在该书的衬页上依旧写着：“献给我的小弗朗索瓦。妈妈。1950年7月。”我九岁的时候收到这本书，但我一直都没有读完，为此我常常感到内疚。那时，我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妈妈送我这么薄的一本小书，一个小破出版社出版的，吝啬地只印了黑白插图，纸张粗糙，而我更喜欢其他更漂亮更大方，拿在手上更有分量的书。这本从头到尾描写海岸巡逻艇和走私犯的书，是我保存下来的惟一的一本书，其他的书在我小的时候，都从我的手上流失了。今天再把它拿出来读，感觉斯蒂文森的东西要比他差好远。梅斯菲尔德是叶芝的挚友，是我最喜爱的作家之一，叶芝死的时候，他出版了一部回忆好友叶芝的书，以及一首哀歌，如果我是一个英国作家的话，我会很愿意重提这首哀歌的标题，并把它写给一个我爱过的、刚离开人世的人： 噢，他曾是怎样的一个人啊（Oh, what he w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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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在飞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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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时光在飞逝。我需要多姿多彩的生活。有朝一日，我会创作一部小说，小说里没有人类，或许我可以在《火山》中叙述一块石头或者一棵槭树的生活，那原来是一块火山石，在几个世纪里辗转于不同的日本花园之间。一些读者，一些我从未见过的人，我从未跟他们说过话的人，他们跑来问我：“那块石头是您本人，对不对？”人们都以为我的作品中写的都是我自己。连戴芬娜有时候都不知道我是何许人。在描写那块石头的那一章，一些大老爷为了把石头抢到手，不惜大动干戈。在日本，为了争抢这么一块石头经常会闹出人命。人们会当着这块石头的面，为它奏乐。我会研究日本封建时代那些不可一世的大老爷们的心理状态，他们为了争夺一块非常罕见的石头，可能会征集军队，我理解这种心理状态。我从日本带回过一块石头，那是我从京都的一个古董商那里买下的，没怎么讨价还价。它有二十五公分高，镶配了一个杉木底座。当我收到那些对我感兴趣的执达员提出的动产抵押建议时，我便把它从底座上拿下来，伪装成土制的镇纸放在我的写字台上。石头是黑色的，上面有一道长长的脉络，让人联想起一挂瀑布。我凝视着它，直到听见瀑布的声音，忘记一切思想活动，像一位禅师所希望的那样，放弃把沙子煮成饭的念头。在普罗旺斯，或者塞文国家山脉公园，我在水流边拣过许多石头。我很乐意把这些石头赠送给别人。我在提根湖捡到一块白得跟象牙似的椭圆形卵石，在卵石上我用中国墨汁写上“我爱你”，然后把它送给了戴芬娜。她把卵石一直珍藏在她的包里。
我那本写椅子的书又怎么样了呢？有一天，戴芬娜听不见来自我房间里的任何声响，就跑过来敲门，由于无人应答，她慌忙把门打开，发现她所爱的人坐在椅子上，睡得特别沉，从那一天开始，我就想写一本椅子的书。戴芬娜觉得我就像一个刚刚得了蜡屈症的人，肩胛骨用力地支撑在用天然山毛榉木做的椅背上，那把椅子是我从阿比达家居公司买来的。我的脸让人想起一张作出痛苦表情的西藏面具。在砍倒这棵山毛榉之前，有人为它的灵魂祷告过吗？有人告诉过这棵树的灵魂，它可以在我的椅架上安息吗？显然没有人说过，于是我就遭了殃——我和戴芬娜。希望阿比达家居公司的领导层派设计师去加纳学习，弄明白制作一把椅子是一件神圣的工作。阿散蒂人居住在几内亚湾沿岸的一个民族，其木雕艺术十分雅致。的国王一死，他的爱椅立即就被送进椅神殿保护起来，阿比达家居公司是配不上椅神殿这样的名字的。国王的灵魂将在这把椅子里找到永恒的安宁。我不要什么永恒的安宁，但我花钱买这把椅子并不是让它把我送进沉沉的梦乡，沉得把戴芬娜都吓坏了——这是山毛榉在复仇。戴芬娜对我说道：“到床上去睡吧，这是开玩笑。”当她确信我已经在被子下面躺着了，才重新关上卧室的门。在这本关于椅子的书中，我将从重复这句让孩子们紧张的话开始：“不要在椅子上摆来摆去的，你会掉下来的！”我将重现黎塞留要求把餐厅里的凳子换成椅子的那个时代，我将分析当一个女士走进你坐着的那个房间时起身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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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走进我的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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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起，戴芬娜，你走进我的房间时，我没有起身，但你已经证实过，我睡着了。之后，我就在房间里放了一张日本床垫。如果深更半夜我想小憩的话，我会在摆满木地板的书堆中间展开床垫。
我还计划写一部关于文学作品中的色情描写的随笔，我希望这是一本稀奇古怪的书，是一部关于色情描写的历史（《色情描写史》），要加上很多引文。我将仅限于法国文学范围内，那更容易入手，同时我感到遗憾的是，我要放弃世界各地的其他色情描写精品，布达拉宫的地下室和梵蒂冈的地下室里收藏着同样精彩的作品，但那些作品永远不会允许我去随便翻阅。我希望这个我想了十五年的计划，变成那个我经常说到的、书名叫《床笫之欢》的小说中的主要人物的计划。这一回，我要把这个人物取名叫弗朗索瓦·威尔比特，他用写《床笫之欢》赚来的钱，带着小娘儿们，住在不同的酒店里。我一边读福楼拜的书信和司汤达的日记，一边开始做笔记。三十岁的时候，福楼拜在意大利。发自威尼斯的信：“没有一次性交。”发自罗马的信：“我守身如玉。”发自那不勒斯的信：“我在那不勒斯做爱还行。”
司汤达十九岁，说起了某个热内夫人，“自从有人告诉我，像操猎兔狗一样操她的时候她很迷人，我就想要她了。”他说到另一个女人：“自从我把她当成可以操的女人，我就爱上了她。”别的地方：“除了从R来的D女士（我每周插入一次），我纯洁得就像个魔鬼。所以我长胖了。”还说到一个里昂的女人：“我觉得我们两个都很快活。”这类的记录在他的日记中屡见不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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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封我没写完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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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刚发现一封我没写完的信。这封信可以追溯到去年。我已经记不得我当时打算把这封信寄给谁。有的时候，我开始写一些信时，并不知道谁将收到它们，突然一个句子跳出来才让我想到一个具体的人。一封信的开头很有可能成为一本书的开头：“下个星期我就满五十二岁了。由于我并不指望自己在五十二岁的时候回到二十三岁，所以对我来说那将不是一个惊喜。”我辨认不出后面写的是什么。我猜出了圣贝尔纳的名字，再往下面是关于人间天堂的，我依然能辨认出：“在人间天堂呆了八天，依我之见只有开枪自杀了。”在背面，我发现了《在我母亲家的三天》的提纲，应该会让我感兴趣：“一个心慌意乱到了极点的男子，决定在他五十岁生日的那一天，取消所有的约会，好让自己不再晕头转向。他希望换一种生活，换一种职业，换一个女人，换一座城市，甚至换一个时代。”
一个心慌意乱到了极点的男子？措辞也太委婉了！今天，它会使我的医书中所描述的度量过时，包括放松度，抑郁度，绝望度（分成六档，从零到六）。我的人物从表面上看，经历了一个很传统的过程： 从偶然的忧愁到持续的意志消沉。要向这个心慌意乱的男人提的其他问题是： 能获得性高潮的性生活次数？每周几次？你觉得你的配偶的满意度如何，从“一点也不满意”的零到“非常满意”的十中进行选择。你害怕人群、黑暗和电梯吗？
所有这一切都“核准”了吗？我不知道“核准”是什么意思，这个词是突然在我的脑海里出现的。这个词并不存在。就像有一天晚上出现在我脑海中的“花花公子炎”一样。这是威尔格拉夫生造的词。母亲曾在电话中跟我说，她担心自己得了静脉炎，醒来的时候我听见脑海里冒出了这样一个句子：“最好得花花公子炎，而不是什么静脉炎。”我的潜意识直接把我推向《花花公子》杂志中的一个女孩的怀抱，而不是医院母亲的病床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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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完全同意她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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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例外，我完全同意她的看法。“血栓形成”比“静脉炎”或者“血栓性静脉炎”更准确一些，我作为一个马罗瓦那医学书店的常客就是这么想的。
花花公子炎，那可是另一码事。为什么不在《床笫之欢》一书中说一说呢，这本书有没有可能与花花公子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出版？由于静脉炎在英语中叫“phlebitis”，那一章将会取名为“Playboyitis”，就像给一种兰花取的名字一样。这本书中的要点是十八世纪，以及狄德罗在他的《百科全书》中称之为“manstupration”的东西，这个名词到了2002年，我电脑上的Word程序中的拼写检查工具，凭借它那有些愚蠢的直觉，建议用“装卸”（manutentionner）这个词来替代……利特雷的词典也不知道这个词，标注为“独自放纵的那类人”。当我看见已是鳏夫的拉卢克斯先生上完几个小时的课后，仍然迟迟不肯离开教室，总是打算帮一名学生，跟我们说往他家里打电话时不要犹豫，自愿为成绩不怎么好的同学补课，我得出的结论是，他的感情生活已经简化为“手淫”，这是我本人也没能放弃的罪孽。我给自己提的许多问题中的一个问题，除了如何恰如其分地翻译一个像complector这样的动词——维吉尔把它用于恋人的搂抱和格斗者的厮打都那么贴切，或者怎么知道拉辛出生的时候莫里哀有多大年龄之外，就是这个问题：“人到多大年纪才会停止手淫？”有的时候我很心烦不能把右边的裤子口袋拆开——且不提我冒着被我母亲揭穿的危险——以便能在教室和大街上以最快的速度捉住我那纠缠不休的小弟弟，然后像狄德罗所描述的那样，以第欧根尼第欧根尼（前413—前327），古希腊犬儒主义哲学家。的方式草草了事。我激动地等待着，狄德罗也总是赞同这么做的，等待着把我的肉欲和快感，同一个我内心选择的女伴的肉欲和快感融合在一起。狄德罗在我耳边悄悄地说：“现在为什么要禁止自己享受这些必不可少的销魂时刻？当自然以最没有特征的症候向你求助时，你帮助自然何罪之有？”我的原则是，手淫直到一个女人突然出现为止，她把你从孤独之中拯救出来，就像《漂泊的荷兰人》瓦格纳著名歌剧。中的森塔一样，这场以D小调开始、D大调结束的歌剧曾使我注意到拉卢克斯先生，他借过一盒阿斯特里德·瓦内挪威籍的女高音歌唱家。的唱片录音给我。当一个人变成鳏夫的时候，那么他是需要手淫的。我一生都将与一个女人生活在一起，她将死在我后面，她会让我死命地勃起直到我死的时候。我还不知道夫妻之间也磨损得快，就像旧毯子一样，也不知道夫妻在一起就像那些来到你们家的客人，他们让你厌烦，不明白到了该告辞的时候了。我没有料想到一个钟情的女人会在电话中要我一边听她说话一边手淫，而另外一些女人希望我边读她们的情书边手淫。我要叙述一个在夜里生活的男人如何再也不想把妻子吵醒，在凌晨三点钟的时候一边打电话给一些发声的盒子一边手淫，打电话是为了听到一些吸吮、放荡、支配别人的声音，女人的声音，那些女人的音色让他好歹想到他自己的女人的音色，尽管她们结结巴巴读出的那些他可以默写出来的文章是录制的，尽管他知道他妻子想让他勃起时说的话要比她们动听一千倍，她已经尝试过那么多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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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心慌意乱的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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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是回到我那部小说的故事梗概上来吧。一个心慌意乱到了极点的男子，那么，他也将是一个手淫比我频繁得多的男子。这名男子，他知道当一个人冒险闯入隐藏在内心深处的洼地时，要预想到那些可能出现的最令人不愉快的事情吗？他什么都预想到了吗？好的坏的，我可以明确地说坏的更多。当然了。我们这个大小伙子并没有白活五十年。他也享受过幸福时光，尽管不是每天如此。我很想跟他说，生活不值得你没完没了地为它冥思苦想，就像你现在所做的。我看见你喝的那种格拉巴白兰地，你会把它分析来分析去吗？你把它一口干掉，然后就去睡觉，就这么简单。
我并不想回顾我出版过的小说，不管是以前出版的，还是最近出版的。我收到许多大学生的来信，他们开始写和我有关的论文，并向我求助。我总是拒绝与这些大学生和老师见面，他们总要我代他们工作。只有一次例外。那个女孩名叫科杜拉，是从慕尼黑来的。她的名字吸引了我。我在花神咖啡屋的二楼见到的是一个迷人可爱的巴伐利亚女子，未来的教师，她在我的面前按出版日期的先后顺序摆好了我所有的书，每一页都无情地画满了箭头，围剿作者表现性欲冲动的地方。我真的希望这些书就地化为乌有，我为此要了一瓶酒把它们稍稍遮挡一下。看到这些书，我觉得很丢脸。我庆幸自己没有过多地出版这类的书。
“威尔格拉夫先生，梅拉妮·克雷恩确认，成年时期的生理抑制源于婴儿时期压倒和摧毁母亲生殖力的愿望。您是怎么认为的？”
她那篇论文的主题是《弗朗索瓦·威尔格拉夫小说中母亲的出现与消失》。当她想了解我的下一部作品写的是什么内容时，我赶忙把那部查理曼大帝的传记拿出来挡驾。她自以为是个私家侦探。如果她跟我要酬金和费用的保证金，我也不会觉得奇怪的：“把事情从头到尾跟我说一遍。”我试着跟她说我运气真好，童年时受两种节目的影响： 弥撒和马戏。她没在听我说话。我应该用德语跟她说的：“我童年时很幸运地受弥撒和马戏这两种节目的影响。”我想从这里开始说起，而不是从我母亲开始。我最后会补充说，是我的母亲带我去看马戏和弥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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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刚好是星期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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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依然记得那是在冬天，我们俩在其他人还在睡觉的时候就从家里出发，为的是准时参加早晨七点钟的弥撒，我要一起帮忙。领圣体时，当神甫把圣体饼从圣体盒中拿出来后，我马上把圣盘放到母亲的下巴下面，她张着嘴巴，闭起眼睛。如今她觉得这些事情很好笑，但当时我们却是共犯。至于马戏，她最近跟我说：“不要在你的新书里写小丑了，这样会叫别人不把你当回事。”我可以写的是，妈妈，是耶稣受难日复活节前的星期五。那个著名的日子，你还记得吗？那一年，复活节每年在教堂庆祝的复活节指的是春分月圆后的第一个星期日，如果月圆那天刚好是星期天，复活节则推迟一星期。因而每一年复活节假期的日期都是不固定的，复活节可能是在从3月22日到4月25日之间的任何一天。来得非常晚，反正当时天气已经很热了，我可以重新查到那是在哪一天，我应该有十岁了吧。我姐姐和妹妹们都到海边的朋友家度假去了。我提前从家里走，你和爸爸去教堂和我会面。去教堂的路上，我正好碰到一辆卖冰激凌的花花绿绿的推车。我的救世主受难的这个日子，我能抵挡得住这个会让我犯贪食罪的诱惑吗？由于有你托付给我拿去募捐的钱，我买了一个有开心果和草莓的双球冰激凌。加上我自己的零用钱，我完全可以买一个三球的，但毕竟是在耶稣受难日，典型的斋戒日。在推开教堂的小门厅的门之前，我正在进攻蛋筒上的蜂窝饼，冰激凌开始融化了，我却一点也不想浪费，就在这时，我看见你和爸爸。我觉得自己犯了一个不慎的轻罪，在你们的眼里却是很严重的罪行。好几天里，爸爸都不愿跟我说话，取消了帮我订阅的《丁丁画报》。不过，每到礼拜四，你都偷偷地塞钱给我去买零售的《丁丁画报》。很久以后，当我在爸爸的一本书里发现“严斋”这个词，我更明白了他儿子的蛋筒冰激凌使他的精神受到了强烈的震撼，“严斋”指的是在圣周的那六天里，人们专吃面包、盐和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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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会发生这种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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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去看心理医生，如果我决定去就诊——我不会发生这种事的，否则早就做过了——如果我重新沉浸在那个世界，那个一半是世界末日一半是御座庙会即茴香蜜糖面包庙会。的世界，一个刚过了二十岁、雄心勃勃的我那个时候非常了解的世界，如果我像家庭主妇建议你把羔羊后腿肉吃完，再吃“一小块腿肉”一样，再吃一小块，这就是我或多或少要说的，我觉得我要说的，除了你有所保留的东西，你无法预见你要说些什么，也无法预见在一场心理分析过程中监视你的是什么……我会从什么开始说起？我会说出我出版作品太少的事实。生理抑制，并不是什么新鲜的玩意儿，从达·芬奇就开始了……我希望有一个比我年轻的女人来给我做分析，就像在电影《爱到发烧》一译《相思病》。中一样，那是马歇尔·布里克曼的一部被人遗忘了的电影，布里克曼还是《安妮·霍尔》的编剧（当《安妮·霍尔》上演的时候，一些朋友告诉我这部电影让他们联想到我几年前出版的第一部小说）。是的，就像在《爱到发烧》中一样对我做爱的分析，在电影中一名心理医生爱上了他的女病人，我则恰恰相反，由于我希望我未来的心理医生长得像《爱到发烧》中饰演女病人的演员，那位迷人的伊丽莎白·麦戈文美国女演员。，尽管她并不完全是我喜欢的那种类型，在这部电影中弗洛伊德的幽灵由阿历克·吉尼斯扮演，约翰·休斯敦演精神分析学家，他幡然醒悟后宣称与病人相爱是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在这部电影中，精神分析医生和病人在洗完淋浴后，以极快的速度上床，淋浴的镜头在我的记忆中已经模糊了，但我将直截了当地告诉我未来的精神分析医生，我喜欢淋浴胜过长沙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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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他太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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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半夜醒来，还以为到了早晨七点钟。我听着多尼采蒂葛塔诺·多尼采蒂（1797—1848），意大利歌剧作曲家，代表作《拉美摩尔的路契亚》，其中的发疯场景非常有名，作者本人最后也变疯了，在精神病院中度过余生。的一部歌剧《玛丽亚·斯图亚达》。我多想认识你啊，葛塔诺·多尼采蒂！我们会在巴黎相会，你在这里经营一家剧院。你会要我写一部歌剧剧本吗？在贝加姆的大街上，你的故乡，市民们只是觉得你有点奇怪（在一张唱碟的封套上，我读到这样的字眼：“患了精神错乱”），你走过的时候，路人都向你鞠躬致意。我会去找你的。我会坐火车去。你会坚持来火车站接我，然后我们乘坐一辆出租马车。你会戴着一顶丝帽，每次我对你说出沿途朝你鼓掌的人的名字时，你都会把丝帽掀起来：“那个女子，长着丰满脸颊的那个，是谁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