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在呼喊，那不是我——匈牙利诗人阿提拉·约瑟夫
文/黃碧云

“我在布达佩斯，一九零五年出生……我父亲，已逝世的雅诺·约瑟夫，于我三岁时离开匈牙利。我其后被送到一个家庭寄养，一直到七岁。当时我开始工作，看猪。我母亲，已逝世的宝巴拉·波斯，带我回布达佩斯，替人洗衣服及做家务，养活我们——

《四月十一日》：一定是一个重要节日 / 信徒涌往教堂 / 圣人以哀伤的手祝福 / 震抖并跌撞前行 当教堂钟声响起 / 广大黄昏的宁静，满心 / 谋杀者，谋杀了他的死者 / 手拿着帽，预备离开 在一个细小的松木箱 / 郁金香在摇篮里和活生生的希望 / 那年的宪法颁布了我 / 在一九零五年

《母亲》：她用两只手握 杯 / 一个星期日，静静微笑 / 她稍稍坐了一会 / 在渐拢的黑暗里 以小小的碟子她带回家 / 有钱主人家给她的晚餐 / 上床时我总是想 / 有些人家吃得可涨多 我母亲是个细小女子 / 很早死，像很多洗衣妇 / 她们的脚因重担而震抖 她们的头因熨衣而剧痛……我见她的熨熨停停 / 她薄弱的身体，愈来愈瘦 / 最后被资本所压倒 / 想及此，我的同志无产者 她的身体被脏衣服压曲 / 我从不知道她还是个年轻女子 / 她梦里她穿一条洁净的围裙 / 送牛奶的男子会跟她说好咯

我九岁的时候爆发战争。我也有我的前线：我从晚上九时开始排队买食物，排到翌晨八时，食油已经买光。我会帮我母亲，在电影院门前卖食水，或到货运站偷柴和煤。我母亲病的很严重……我卖报纸，又偷运纸币。我母亲于一九一九年死亡。……

我完成高中六年级，成绩优良。但其间我几次自杀，其后我离开学校在田里看谷，并开始写诗。

《没有希望》：最后你到了沙丘 / 在忧伤长满小草的平原 / 在迷离中你左右看看 / 你点头，并不再希望 我总以为事情是这样：/ 简单和无忧 / 当银色斧头 舞动 / 与灰烬树的叶……

其后我在布达佩斯当书店的售货员。我后来在一间私营银行当会计……他们给我我上司的工作，同时不忘取笑我在诗刊上发表的诗。“我在你这个年纪也写诗。”他们通常说。

我后来决定做作家。我在辛格大学修读法国和匈牙利文学，和哲学。我成绩优等……我在我朋友处吃，以稿费付租。……我所有的希望，给安提·康格教授打破：他扬起我的诗，说，写这样的诗的人，不能让他教坏下一代。

《黄昏入夜》：这尖锐、清晰的黄昏入夜几全为我 / 远处，光秃树枝撑起了 / 空薄的空气 / 我，成为主体，与世隔绝 / 在自我里隐没甚至毁灭……或许所有人类都是么？我不知。 / 一向我眨眼，说：“你可爱的人。” / 另一个说：“懒鬼。你再不工作，但你最好弄饱你的肚皮。”（或许 / 我不应该？）这人塞钱入我的手 / “应当快乐，我，也曾，受苦。我枕着的枕头偷走 / 我前看，后看，前推，后拥 / 但没有人留意我背着的驼峰 / 像亢奋的母亲子宫里的胎儿 / 将生出静默，一个房间的绝对空寂。”

后来外贸部成立，我当法国特派员（我前任雇主撒多尔·歌多第，会乐意提供证明）。此时我受到情绪低落而被送入疗养院。我离开了外贸部，以我诗稿费为生。……除我的母语匈牙利语，，我可以写及读德文、法文。我能书写匈牙利及法语公文。我会打字、速记，并熟悉印刷事务。我能清楚表达自己。我相信我是个诚实的人，并且聪明，勤劳，努力工作。”

匈牙利诗人阿提拉·约瑟夫，进出精神疗养院后，遇上他的爱人“科娜”，出版最后一本诗集《十分痛楚》，尝试过正常生活。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三日，阿提拉跳进一二八四号火车轮下死亡，年三十二。

今日从布达佩斯铁索桥走向佩斯的大道，就叫阿提拉·约瑟夫，以纪念诗人。一个初中生，我去参观学校时我叫他念一首诗给我听。他就念阿提拉·约瑟夫的诗，可不知是哪一首。

我已忘記了，《傾城之戀》
文/黃碧雲

我在法庭外面碰到了藍寶生。他沒有叫我的名字，我也沒有叫他，但只是面對面的站著，每人都穿一套深色西裝。離開學校後，當初那一兩年還有見面，最後一次可能是在一次舊生舞會裡面，他介紹女友給舊同學認識。我很討厭舊生會那一種比較成就的風氣，而且一群不再年輕的人聚在一起，在懷緬往事，也不是甚麼好品味，不然就說些兒女經，買樓經，我也感到無話可說，所以已經很多很多年沒有去那些所謂舊生聚會。那麼多年沒見，沒甚麼，就像從前在就業輔導處還是書局飯堂碰到一樣，講幾句漫無目的的說話。然後我說，我的客人到了，我要過去談談。他畢業後就在國泰工作，一直到現在，來到法庭是因為國泰跟另一間航空公司的訴訟。他說，再見。後來也沒有再見。想不到再見的理由。
畢業後沒見他，知道他去了中東住了幾年。我沒有告訴他我過去二十年做了些甚麼。我只說，不想做律師，想去跳舞。也會去。他說，你跟從前一樣。就好像我們從前很要好一樣。
在學校他讀商，我讀新聞傳播，也不知道怎樣認識。他那時候已經穿得像上班一樣上學。奇怪的是愛跟我們一伙人混在一起，我們一伙人都在詩呀電影呀張愛玲呀的想當藝術家，本科沒大興趣唸，專事去學些不相干的藝術概論，西方音樂史，心理學；課餘就讀佛洛依德和柏拉圖和利維史陀，考試就胡亂應付了事。同學也一樣不學有術，有人熟讀還珠樓主，有人開口就引詩經，有人專注新儒家。離開大學很多年才明白，這才是教育，每個人讀自己喜歡讀的書，過自己喜歡過的生活。考試可以很符碌，前途就不大會謀算，不時還想著社會責任及承擔。後來我又知道，原來這就是大學教育培養出來的理想主義。當我還在大學裡面的時候，我以為大學是給年輕人胡混和談戀愛的。
畢業的時候要做一個電視製作，作為期終作業。我將張愛玲的《傾城之戀》改編了，老師讀完劇本就皺眉頭，說看不明白。平日在男生堆裡不大張揚的鍾榮亮居然仗義執言，說，趙老師，她這個叫做「文學劇本」，惹得全班大笑。或許他那一句「她這個叫做「文學劇本」」給我一個響亮的提示，我最後還是走上文學的道路，一去二十年。但當時我還是十分迷糊，沒想過當甚麼作家，只是喜歡給人寫信，從來沒有投稿或做甚麼創作。只是自己有一本筆記本兒，讀了甚麼看了甚麼想到甚麼，就寫下來。這個習慣一直維持至今。
藍寶生就是我的范柳原。叫他唸「這一度牆，無論是昇華還是浮華，都會成為過去」他唸得很吃力。後來我就將對白變成旁白，我自己唸。

很多年後，游說：你拍《傾城之戀》，我做你的印度公主。你又要拍推鏡，我做完印度公主便下來給你推鏡頭。我們去飯堂借一架手推車來推，鏡頭就搖得很厲害。我只記得她當我的印度公主，忘記了她要推車的那一部份。忠就幫我打燈。我拍白流蘇回到上海老家的段落，找到了我姊的養父母的家，是一間鄉間老屋，白流蘇在發黑的鏡前梳頭。忠幫我打燈，但他很喜歡吃薯片，一邊打燈一邊卡察卡察的吃薯片，我說，你專心點不要吃薯片好不好。他畢業後一直在電影界，寫劇本，很艱難的拍了一部不見天日的戲。有時記起這件事就會埋怨我，幫你打燈還罵我吃薯片。
《傾城之戀》後來我在藝穗會放過一次，好像只得一個觀眾。那個觀眾看完之後說，D光打到爆哂。我的文學電影美夢，就此破碎。
游畢業後很快便找到工作，在藝穗會當接待，不是藝術家，但總算跟藝術家沾了點邊。我總取笑那些去藝穗會喝酒的人，每個人自稱藝術家。現在我已經到了大概會自視為藝術家的景境，但輾轉難言，見到我的出版社編輯，只長嘆一句欲哭無淚。現在去演講或做甚麼活動，總有年輕人問怎樣才可以當作家，我總是長嘆一聲，唯一可說的就是「可免則免」或「你要很堅強，很堅定，也要很清晰」。「你要很堅強，很堅定，清晰」，是把任何事情做好的條件。有這種堅持和奮鬥的精神，不會壞到那裡去，做甚麼事情都好。我第一份工作是在邵氏製片廠當宣傳寫手，做了兩個星期。第二份工作和游做同事，在無線電視當編劇。
大家都做第一份工作是和游吵了一次架。沒甚麼事，可能只是我妒忌她的藝術家工作。我本來和她一起住，我一天下班回家見她搬走了。沒說甚麼。其後我們還見面，一樣在無線編劇混的那個房間拉在一起耳朵貼耳朵的說話。那個時候當編劇很放任，上班叫「出現」，有時監製編審會問，某某某有沒有出現。游有一次一個星期都沒有出現，我打電話到她家，她的錄音留言說，游淑儀已經死了，請不要打電話來。我在那編劇房間大喊：游淑儀說她已經死了，不要打電話給她。後來她「出現」，沒有人問她為甚麼曠工。
最近又跟她吵了一次。她在問我破產的程序，我聽了很生氣，就高聲說：你不要隨便說破產好不好。破了產，很多事情不能做。她一直在哭，說認識我二十年了，我從來沒有高聲跟她說話。況且她也不是想破產。我一直在道歉，說得兩個人都在電話哭，就像少女一樣。但我們已經到了人說萬事哀的年紀。
但我知道不是因為破產或不破產。而是因為我們都非常迷失。
最近我做了一個讀書小劇場。感覺就像一個自己的喪禮，很多認識或不認識的人來看我。盧也來看我，完場以後跟製作人說，她的大學同學來找她。我見著她，說，吃過東西沒有，我們去吃東西。
已經好幾年沒見面，偶然通電話。她辭了職，現在放假。問我要不要去巴峇島，現在很便宜，我說好，做完表演那一個星期。
預備表演期間，一直哭。哭了長久以來沒有流下的眼淚。所以就想去一個甚麼也不做的短旅行。
旅行期間她忽然跟我說，有時想到自己，毫無理想，無所追求，夜半醒來會大哭。
我說，我明白。現在我很奇怪的，會讀那些創校和在校的老知識份子的書，像錢穆和勞思光。他們有知識份子承擔的精神。也因為他們的承擔精神，教育和感染，我們不是那些四處招搖開舞會的舊生，但我們會因為理想失落而大哭。
游最後還是離開了記者行業。我離開得比較早。盧也離開了。我們都曾相信新聞工作是我們的理想；不光是一個職業，而是一種承擔。當然實際工作的時候，成天不過在追追追，我笑說，好像登徒浪子，見到每一個人都約人吃午餐，一次不答應，約兩次，一直約，約到有個對象說，你真有耐性，你約我吃午餐約了足足一年。最後我忘記了有否跟這個人吃午餐。吃了午餐也不一定有新聞。
到後來當記者變成人見人憎。我臉皮薄，我不覺得我是個好記者，想想不如邊唸個法律學位，邊專心寫小說。離開新聞工作後差不多一兩年便出一本小說，算是勤勞。

有幾年和忠很少見面，幾個月才通一次電話，是我們認識以來，來往最少的日子。在學校裡他低我們一級，但他愛湊著我和游和祖利安一起去看電影排隊買藝術節的學生票出去拍照攪個亂拍亂貼的攝影展。我們夜裡潛入新聞系的工作室沖曬裱照片，游喜歡吃花生醬，我們預備要通宵工作，所以就買了花生醬，從廁所窗口潛入工作室。因為校警巡邏，我們都很驚，就踩爛了廁所的廁紙架，人都跌下，打破了花生醬，漫得一室花生醬的香氣。不知是否這樣的緣故，到現在我還是很喜歡吃花生醬。總令我接近那一種充滿想像和希望的心情。
忠比我們晚一年畢業，第一份工作也在無線電視，當助導，拍電視劇。他去日本讀日文那兩年，我去東京探過他一次，和他一起去京都。回來的時候我在往成田機場的火車上一直哭泣。沒有甚麼事情，大概只是感覺到時間的重量。我們認識的時候，我十九，他大概十七八歲。後來我在倫敦，他來看我，我們午夜十一時在我家附近找一間酒吧喝啤酒，零度左右，我穿一件灰長大衣。走了一個小時才放棄。那時才知道，原來英國的酒吧十一時就要關門。住在倫敦的時候，沒甚麼朋友，很少出去，晚上都在房子裡看書看電視，生活很簡靜。
我們在紫線地車裡談王家衛的電影。他那時候想著開戲，大概也很快樂。我也想著我的小說，想著做大作家，也可以說得上快樂。
無論如何虛假，希望總令人快樂。

戲拍完了，放了好久無法公映，後來在灣仔的京都戲院，上映了一天。過了幾年，他才說，友叛親離。
我去了一間律師事務所上班，每天都給榨乾榨淨，下班後灰著臉都不說話，也是另一種方式的友叛親離。因為無話可說。開口埋怨會影響其他人。
他和一個他喜歡的導演合作，寫劇本。導演說他，有乜咁大件事，拍得唔好咪拍第二部。我笑說，佢又講得０岩播。每一次我灰心失望，他總是鼓勵我：你走的路很難，但方向是正確的。
我做表演的時候，他來了看，兩晚。演完以後，我很難過，和他說著我的過失。他說，你知道你的問題在那裡，下次做就可以改進。我說，也不知會否有下一次。做了這麼多年人，唯一知道的，就是要做好一件事情，沒有僥倖，總是千錘百鍊，非常難。
祖利安也有來看表演。最後一晚，他推開化妝室的門，我便大喊：好煩呀。他也喊：做乜喎。然後我想：我從來不用這樣無禮的方式跟人招呼。但見到他我真的覺得好煩。一年級的時候，我坐在他旁邊，老扯著我說話，是他累我給老師趕出課室的，上的課好像是「傳播學導論」。到四年級又因為談話給老師趕出課室，大概也是跟他談話。他聲音高，人又囂張，又老愛叮著我，將我當做假想敵，到今時今日仍叮著我不放，游笑說，你和祖利安是一生一世的了，他不會放過你的。我苦笑：我也有這樣的感覺。
所以不時會收到他的電話，尖聲尖氣的：黃碧雲﹣呀，我係李志超﹣呀，你call我呀。我總像見鬼一樣，哎呀的，但又會回他的電話，說，又做乜呀。他現在在城大教書，也拍電影，又買了樓，母親得了個怪病。他母親以前以為我是他女朋友，總會煲湯籠絡我，但後來發覺攪錯，就不大有湯好喝了。
四年級時和他吵過一次架。我是不大會吵架的人，高聲說話會聲震兼口窒。那次他和我爭攝錄機用，在技術員的房間吵著，老師在房間講電話，因為我們很吵，就縮在一角按著耳朵講電話。講完電話就勸，大家同學，不好吵架。後來一樣和他一起去看電影，看表演，在課室跟他傳紙仔和談話。
有一次做獨立電影的馮美華找我，問：我在編一個香港獨立電影的檔案，你是否拍過一個《傾城之戀》？我奇道：你怎知道。她說，李志超說的。我說，老早扔了。

我幾乎已經忘記了這件事情。我真的拍過這個戲麼。記得好像只得二十分鐘左右。我的白流蘇畢了業後見過一兩次，也沒有來往。我記得我拍了那一場將蚊香盤踢到床下去。我叫她點了蚊香，火一劃，在影帶上留了一條緩慢的淡黃痕跡。我說，cue，她便將蚊香盤踏到床下去。沒有對白。對白是我後來在錄影室配上去的：她不覺得她在歷史上有甚麼微妙之處。她只是笑盈盈的，將蚊香盤踏到床下面去。這麼多年了，對白我還記得。張愛玲的小說老早扔了，但其實已在腦海裡面，無論我如何撇清。
這場戲是在我姊家裡拍的。我姊後來生癌，病了一年，割掉了聲帶和喉嚨的一小截。我還活著。看來還可以。祖利安會再找我的。我艱難的時候會跟忠說著話，我知道他會很有耐性的聽著我。要打一個電話給游，問她看了「波蘿油王子」沒有：那是一部給我們這個年紀的人看的電影。很悲傷。要跟她說，昨天我去一個演講會，有個五十多歲的清癟男子來要簽名，我奇怪因為我的讀者通常比較年輕。男子拿了一本Q仔的書給我簽名，因為是我寫的序。Ｑ仔破了產以後我也沒找他，因為他炒股票輸了的時候我找過他，他對我很冷淡，我就沒找他了。做完演講我便打電話給Ｑ仔，說有這麼一個讀者。我想見見你。我說。我們都老了，不知還能見得多少次。晚上我們見了面，他說了四個小時的話，破了產還開著一架寶馬。他說是向法庭爭回來的，他向法官說，我傷殘，要用車。法官說你不必開寶馬。後來補了錢，才可以開一架寶馬。沒事業也沒錢，但我心情比我有一千萬的時候好。他說。他是港大畢業生，江說的，最優秀的馬克思份子。他說，從前的朋友都沒來往了，沒甚麼好說。
他說有來看我表演。破了產，沒甚麼好做，在報上讀到有關我的消息，想想很久沒有見過我，就來看我表演。我倒沒見到他。

其實我應該早一點找他的，只是我心存狷介。
又在地鐵站碰到雄仔。他還好，變成年輕人的偶像。
我要開始做我下一本小說的有關閱讀。九月回西維爾將舞跳好。明年去伊朗看看。回來如果可以，找一份散工做。

《身体之病与美》

文/黃碧雲

　　　　私密
　　　  我从来没有见过你，不知道你的名字。我进去，你招呼我，请坐。我有甚么可以帮你忙。我说：我。我……。我不会对任何人说的话，我的忧虑、痛楚、悬疑，我这时这刻，面对陌生的你（且看我的运气。那天你到底忙不忙，我之前的那个病人，有没有很长气又很壅塞的问你这问你那老怀疑自己患癌症问你拿违禁药或其他）；你或许温柔或许冷漠或许暴躁或许淡然没有带脑袋，然後我，打开。
　　　　打开。你说。打开。
　　　  私密的，我从知道我自己的身体以来都说是私密的，就在你面前打开。
内在的，女性的。此时此刻，我很宿命的接受那我们曾经极力反对的、物种的决定：内在的、女性的、恐惧被进入的，及那随时可能进入的陌生的物体。
　　　  那可惧的、侵略的、冰冷的，可能是手术刀，可能是内窥镜，可能是小电钻。
每次我都非常恐惧。你一定不会明白。那只是很平常的检查，应该不痛，没甚么。--你可以么，还是我不做了？你问。我说，可以的，我试试。
　　　　那次是个牙医，她是个嘴唇涂得很红的女子。她替我脱了横生的智慧齿。晚上打电话来我家，问：你可以吧？没流血吧？没甚么吧？很多年後我都很感激。那次在牙医的手术椅上，一直哭一直哭，那么大的人了，又服了好多镇静剂，我还是一直哭。或许我把牙医吓著了。
　　　　她或许都不会明白，私密的被入侵……。之痛。
　　　　後来做过一个小手术，将镶在碎骨里的铁线拿走。手术很小，我感到手术医生在抽动我的骨头。我全身发抖。他也一点都不明白，只说：快好了，快好了。
　　　　一次我在杂志上见到了我的私事。那些事情本身，是我过往的生活，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不隐瞒。我的朋友都知道我的生活。过去就没想太多因为眼前的事情多著哩。但私人的变成公开：我还是非常吃惊。如果说因此而受到伤害，就实在太脆弱了，我只能说：当私密的，打开……。其後我时常做一个噩梦，给人大字标题……。当美国总统柯林顿闹出性新闻，那时我不大敢打开报纸，上网也不看，因为实在不好意思……。
　　　　都好了。你说。痛也不痛。你问我。我摇头说，不。
　　　  你见我脸容怪怪的，便问我：如果找个女医生替你检查，你会不会好过一点？我想想，说，也不会。都一样。都是陌生的侵入。也不知道你会不会听得明白。
　　　　那年我大概九岁。我因为与我姊姊分别，一直在路上哭泣。邻居的女子见到我，就问我：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你是不是流血？那里……私……流血？我莫名其妙，知唔知 的答：不是。其後一直背负被入侵的恐惧而成长。
　　　　我时常希望勇敢坚定些。有时可以。但当我的肉体打开时。请原谅。
　　　　 开扬
　　　　扬起并打开，她说：你打开你的胸膛，就像你戴著极为美丽而宝贝的胸针。她说：所有的舞蹈都是扬起并打开的；你微扬著脸，头顶像有铁线吊著，你的头扬得很高很高，你的背很直很直，很直到你脚尖提起；你向上；你非常骄傲：你说。
　　　　她说：你的身体犹如宣言。
　　　　你静的时候，她说，不是静。那是一种饱含著力量的宁静。静--然後你扬起，踢。
　　　　我的佛朗明哥舞教师，这样说静。她跳起舞来，像绿眼的小兽。
　　　　我非常笨拙的打开身体。我从不知道如何打开，如何扬起。
　　　　好几年前我参加过一个戏剧会议的《色情写作工作坊》。我不知道色情写作怎样研习。导师是个性工作者。她没有教如何写色情小说，她只教，走路。
　　　　是的，走路。她说，你很女性化的，自由的，摆动。你让你的身体说话。你非常妩媚，非常吸引，充满生命力。你是神女；处女、母亲、妓女。我们一群人就很笨拙的，一步一步就像赶火车地车一样的，走路。我才发觉，原来我们不懂得怎样很挑逗走那妩媚的路。我们不敢。
　　　　我们的身体成了欲望之地，我们便不敢打开。怕打开了，便惹来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年纪会不会将我释放，当不再有我不希望得到的注视在我身上？垂老之体，才得到她应得的自由与骄傲？
　　　　她说：肩膊垂下，手肘扬高。是，很难，你要有很强的肌肉。踢。回去练练，你要有很强的肌肉。
　　　　舞原来是从静理解动。静包含著动。从强理解柔软。没有很强很强的肌肉，根本无法表达柔软。
　　　  我一点一点的去学习身体语言。她说：你要学走路。很女性化的，柔丽的摆动--这样，行，踏，行，踏，行，踏踏。我一点一点的打开，以我的女体为我的语言。
　　　  并且穿一条很重很丰盈的黑长裙，转身的时候，踢开，就有优美强壮的黑蝴蝶，在我裙脚飞扬。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