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罗妮卡决定去死》
作者：［巴西］保罗·科埃略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十一日，韦罗妮卡决定自杀的时刻终于到了。她仔细地打扫了自己在一所修女院里租住的房间，关上加热器，刷完牙，然后便躺在了床上。
她从床头柜上拿过四盒安眠药，没有把它们弄碎兑进水里喝，而是决定一片一片地吞服，使自杀的企图与行动之间拉开一段长时间的距离，以便中途随时可以反悔。然而，每吞下一片，她就感到决心更加坚定，五分钟之后，四盘药就全吃光了。
因为不能确切地知道要过多久才会失去知觉，她把她工作单位图书馆新到的一本当月法国《男士》杂志放在矿床上。虽然她对信息学没有任何特殊的兴趣，可在翻阅这本杂志时却发现了一篇有关电脑游戏（人们称之为光盘只读存储器）的文章。这种游戏是一位名叫保罗·科埃略的巴西作家发明的。她曾有机会在联邦大酒店咖啡厅举行的一次研讨会上与这位作家相识，两个人并简单地交谈过几句，最后作家的出版商还邀请她出席了晚宴，但是当时人太多，他们没有可能就任何一件事情进行深入的探讨。
然而，认识该游戏发明人这一事实使韦罗妮卡认为，他乃是她的世界的组成部分，阅读一篇有关其作品的文章可以帮她消磨时间。在等待死亡的同时，韦罗妮卡开始阅读起这篇有关信息学的文章来。她对信息学没有丝毫兴趣，这与她一生所做的一切相一致：总是寻找更为容易或是说伸手可得的东西，比如那本杂志。
但令她惊奇的是，这篇文章的第一行文字就把她与生俱来的消极状态一扫而光（安眠药还没有在她的胃里溶化，但天性已使韦罗妮卡处于消极状态），并且生平第一次认为，在她的朋友们中间十分流行的一句话实乃千真万确：“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事情都不是偶然发生的。”
为什么恰恰是在她已经开始死亡的时候看到了这第一行文字呢？如果说真的存在着隐秘的信息而不是巧合的话，那么隐秘在她眼前的信息又究竟是什么呢？
在那种电脑游戏的一张插图下面，记者是以如下一个问题作为文章开头的：
“斯洛文尼亚在什么地方？”
“没有人知道斯洛文尼亚在什么地方。”她想道，“就是这样。”
可即使如此，斯洛文尼亚也依然存在，就在她房间的内外，就在她周围的群山之中，就在她眼前的广场上：斯洛文尼亚是她的祖国。
她把杂志放在了一边。现在她没有心情对有人完全不知道斯洛文尼亚人的存在而感到气愤，祖国的荣誉已不再引起她的关注。此时此刻，她在为自己感到骄傲：她知道了自己所具有的能力，知道了自己最终产生了勇气，现在她正在放弃生命。多么开心啊！她在按自己一直所梦想的方式来结束自己的生命，即通过吞食安眠药而死去，这样做可以不留下任何痕迹。
韦罗妮卡花费了近六个月的时间才搞到了这些药片。她曾以为永远也不会搞到的，甚至考虑过割脉自杀的可能性，虽然她知道这会使房间里到处是血，会让修女们感到惊慌不安，然而想要自杀就必须首先考虑自己，然后才去想到其他的人。她准备尽一切可能不使自己的死给他人造成许多麻烦，但如果割脉是惟一可行的办法，那她也只能如此。让修女们去清扫房间吧，并且很快忘记这件事，否则她们就难以把这个房间再租出去。尽管已经到了二十世纪的末期，可无论如何人们还是相信鬼怪的存在。
当然，她也可以从卢布尔雅那为数不多的几座高楼之一跳下去，但是这种死法将会给她的父母亲造成多大的额外痛苦呢？他们不仅要承受发现女儿已死的打击，还要不得不去认领一具外形遭到损毁的尸体。不，这是比割脉更糟糕的一种死法，会在一心希望她好的父母亲的心灵上留下不可消除的伤痕。
“他们对女儿的死最终是会习惯的，但一个粉碎了的头颅却大慨无法使他们忘却。”
饮弹而亡，跳楼，自缢，这都不符合她的女人天性。女人自杀总要选择更具有浪漫色彩的办法，比如割脉，或是吞服过量的安眠药。在这个方面，被遗弃的公主和好莱坞的女演员们分别树立了不同的榜样。
韦罗妮卡知道，总要等到一定的时候，才能在生与死的问题上做出抉择。事实正是如此：她抱怨自己睡不好觉，两个朋友动了侧隐之心，每个人为她搞到了两盒当地一家夜总会乐师们服用的强效安眠药。韦罗妮卡把四盒药放在床头柜上整整一个星期，对正在临近着的死亡产生了迷恋，毫无任何伤感地准备离别人们称之为生命的东西。
现在她为已经走向生命的尽头而感到高兴，所以心烦意乱是因为不知道如何打发余下来的不多时光。
她又想到了刚才读到的那些荒唐的文字，一篇关于电脑的文章怎么能以“斯洛文尼亚在什么地方？”这样一句愚蠢的问话作为开头呢？因为找不到更有意思的事情去做，她便决定把这篇文章读完，结果发现这种电脑光盘是在斯洛文尼亚——除了当地居民之外，似乎谁也不知道这个奇怪的国家在什么地方——生产的，因为这里的劳动力更为廉价。几个月之前，在推出这种产品时，法国的制造商曾在弗莱德的一个城堡举办过一次庆祝活动，邀请来了世界各地的记者。
韦罗妮卡记得，她曾听人讲起过这次庆祝活动的一些情况，因为这件事在该城显得很是特别：不仅由于城堡被尽可能地装饰成接近这种光盘只读存储器里的中世纪的氛围，而且还由于随后在当地报刊上引发了一场争论——与会的有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的记者，而斯洛文尼亚的记者却一个也没有受到邀请。
男士杂志这篇文章的作者是第一次到斯洛文尼亚来，当然一切都不用他自己掏腰包。他决心在这段时间里要取悦于其他的记者，讲一些自以为是有趣味的故事，还要在城堡里免费地大吃大喝。回国后，他决定用一个玩笑来开始他的文章，因为这个玩笑可能会使他的国家的那些装模作样的文化人感到开心。甚至他大概已经向编辑部的朋友们讲述过一些有关斯洛文尼亚的地方习俗或者当地妇女衣着如何简陋的故事。
这是他的事情。韦罗妮卡就要死了，她所关心的应该是其他问题七如知道人死后是否还存在生命，或是她的尸体何时才能被发现。尽管如此——或是说恰恰由于这个原因，由于她已经做出了要自杀的重大决定——，这篇文章颇使她心里感到不舒服。
她从修女院面向卢布尔雅那小广场的窗子朝外望去。“如果人们不知道斯洛文尼亚在什么地方，那么卢布尔雅那大概就成了一个杜撰出来的地方了。”她想道。如同阿特兰蒂达，或是莱穆里亚，或是令人产生还想的那些消失了的大陆。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谁也不会用埃佛勒斯峰①在什么地方的提问来开始一篇文章，尽管作者从没有到过那里。然而在欧洲，一份重要杂志的一位记者却毫不脸红地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因为他清楚他的大部分读者不知道斯洛文尼亚在什么地方，更不用说它的首都卢布尔雅那了。
十分钟过去了，韦罗妮卡仍然察觉不出自己的身体机能有任何变化，就在这时候，她发现了消磨时间的一种方法：今生她所做的最后一件事将是给那本杂志写一封信，解释一下斯洛文尼亚是由前南斯拉夫解体而成的五个共和国之一。
她要把这封信作为她的遗书，而对自杀的真正原因则只字不提。
当人们发现她的尸体时，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她之所以自杀，是因为有一本杂志不知道她的国家在什么地方。当地报纸将会因此而引起一场争论，有人赞成也会有人反对她是为了国家的荣誉而自杀的。想到这种情景，韦罗妮卡不禁笑了起来。她很惊讶自己这么快就改变了念头，因为片刻之前她所想的还恰恰与此相反——世界和地理问题已与她无关。
她写出了这封信。心情一好，她对有无必要自杀一事几乎产生了另外的想法。不过，她已经吞服下安眠药，想要回头未免已为时过晚。
无论如何，她曾有过像这次一样的好心情，现在所以要自杀，并非因为她是个满怀忧愁和痛苦的女人，一直都在沮丧之中度日。从前有许多个午后，她曾快乐地在卢布尔雅那的街道上行走，或是从修女院她所租住房间的窗口向外张望——雪花飘落在小广场上，那里有座诗人的雕像。有一次，她几乎花费了一个月的时间在雪地上游荡，因为一个不相识的男子就在这个广场的中心送了她一枝花。
她相信自己是个绝对正常的人。她所以决定自杀是出于两个非常简单的理由，而且她确信，如果她留下遗书进行解释的话，很多人都会同意她的这一做法。
第一个理由：她生活中的一切没有任何变化，青春一旦逝去，就意味着将一天不如一天，老年期便会开始在她身上打上它不可逆转的印记，疾病来了，朋友们离去了，总而言之，继续生活下去不会增添任何新意，相反，忍受痛苦的可能性却大为增加了。
第二个理由更富有哲学色彩：韦罗妮卡阅读报纸，看电视，了解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一切。一切都是荒谬的，而她又无法改变这种局面，这就使她产生了自己一无所用的感觉。
但是片刻之后，她就将会经历人生最后的一次体验，而且这种体验将与过去的极为不同：死亡。她给杂志写完信，然后就把这件事置于脑后，开始集中精力思考对眼下正在活着——或是正在死去——的这一时刻更为重要和更为适宜的问题。
她力图想象出死亡将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但却毫无结果。
不管怎样，她已无需为此而牵肠挂肚，因为几分钟之后她就能够知道了。
多少分钟呢？
她无法确定。但是，她已为将能回答出所有人都在提出的一个问题而感到高兴：上帝存在吗？
和很多人相反，这个问题并未在她的内心深处产生过很大的争论。在原有的共产主义制度下，官方的教育一直声称生命将随着死亡而告结束，而她最后也习惯了这种说法。但他的父辈以及祖父辈却依然常去教堂，参加祈祷和朝圣，并且绝对相信，上帝正注意他们所讲的话。
二十四岁的时候，在经历了能够经历的一切之后——看来可真是不少！——，韦罗妮卡几乎已经确信，一切都将随着死亡而告结束，因此她选择了自杀：最终的自由，永远的忘却。
可是在她的内心深处依然留有怀疑：如果上帝存在呢？
数千年的文明使自杀成为一种禁忌，一种对宗教所有法规的对抗：人要为生存而不是为屈服而斗争。人类应该繁衍，社会需要劳动力。一对夫妻需要有一种理由继续生活在一起，哪怕是爱情已不复存在。一个国家需要士兵、政治家和艺术家。
“如果上帝存在的话——坦诚地说，我并不相信——，那么他就应该明白，对人类的理解要确立一条界限。贫困、不公正、贪图钱财、孤独，正是上帝制造了这种混乱。他的意图大概是再好不过了，但是结果却等于零。如果上帝存在的话，他将会定宏大量地对待那些希望尽早离开这个世界的人们，甚至可以因为强迫我们在这个世界走一趟而请求原谅。”
让禁忌和迷信见鬼去吧。她信奉宗教的母亲常说：上帝知道过去、现在和未来。如此说来，上帝把她安排到这个世界是完全清楚她会以自杀来结束生命的，所以便不会对她的做法感到不满。
韦罗妮卡开始感到一阵轻微的恶心，并且很快就变得越来越厉害。
没过几分钟，她已经不能再把精力集中在窗外一侧的广场上。她知道，眼下正值冬季，时间大约是下午四点，太阳很快就要落山。她还知道，其他人仍然在继续生活，此刻有一个小伙子正从她的窗前走过，看到了她，但却根本想不到她正准备死去。一班玻利维亚（玻利维亚在什么地方？为什么各种杂志的文章不提出这个问题呢？）乐师正在弗兰采·普列舍伦的雕像前进行演奏。普列舍伦是斯洛文尼亚的伟大诗人，他给人民的心灵打上了深刻的烙印。
她能否把从广场上传来的音乐听完呢？如果这样的话，那就将会成为今生的一个美好的回忆：落日，唱出世界另一端梦想的乐曲，温暖而舒适的房间，正从下面路过的漂亮和充满生机的小伙子。他已决定停下脚步，现正凝视着她。由于她已感觉到药物正在发挥效力，他将是最后一个看到她的人。
小伙子朝她微微一笑，韦罗妮卡也报之以一个微笑——她已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失掉。小伙子向她挥手示意，她则决定假装正在看另外一样东西。总之，小伙子的要求有些过分。不知所措的小伙子继续向前走去，把窗口的那张面孔永远地忘却在了脑后。
可是韦罗妮卡却因为又一次被男人所渴望而感到开心。她不是因为缺少情爱而自杀，不是因为没有家庭的温暖而自杀，也不是因为经济桔据或是患有不治之症而自杀。
韦罗妮卡决定在卢布尔雅那的那个美丽的下午死去，听着玻利维亚的乐师在广场上演奏，望着一个小伙子从她的窗前走过，她对自己眼睛所看到的和耳朵所听到的都感到十分高兴。更令她高兴的是，她可以不必在今后的三十年。四十年或五十多年的时间里不得不去面对那些永无变化的东西。这些东西将渐渐失去其新鲜感，使生活变成每日不断重复的一种悲剧，前一天的和后一天的永远是一模一样。
韦罗妮卡的胃开始翻腾起来，使她感到万分难受。“真有意思，我原以为超剂量的安眠药能够让我立刻入睡。”现在她的耳朵感到一阵奇怪的嗡嗡响声，还有一种想呕吐的感觉。
“如果吐出来的话，我就死不了了。”
她决定忘记肚子的疼痛，一心想把注意力转移到迅速降临的夜幕上来，转移到那些玻利维亚人的身上来，转移到开始关闭商店的大门然后离去的那些人的身上来。耳朵的嗡嗡响声越来越尖利，吞服安眠药之后韦罗妮卡第一次感到了害怕，一种非同往常和从未有过的害怕。
然而这种害怕的感觉很快便消失了，随即她便失去了知觉。
睁开双眼的时候，韦罗妮卡并没有这样想：“这里大概是天堂吧。”天堂永远不会使用一只荧光灯来照亮一个地方，而且睁开双眼瞬间之后便出现的疼痛也是人间所特有的。啊，人间的这种疼痛可谓独一无二，不会与任何别处的东西相混淆。
她想挪动一下身子，疼痛立刻加剧了。一连串的亮点出现了，但即使如此，韦罗妮卡也依然明白，那不是天堂里的星星，而是强烈的疼痛所造成的结果。
“你苏醒过来了。”韦罗妮卡听到了一个女人的声音。“现在你的两只脚都踏进了地狱，好好地去享受吧。”
不，不可能，那个声音是在骗她。这里不是地狱，因为她感到非常寒冷，并且发现她的嘴巴和鼻子都插着塑料管，其中的一条一直插到喉咙下面，使她产生一种要窒息的感觉。
她想动手把它拔出来，但胳膊被捆住了。
“我是在开玩笑，这里不是地狱。”那个声音继续说道，“可连地狱还不如，虽然我从未去过地狱。这里是维莱特。”
虽然疼痛难耐和有一种要窒息的感觉，韦罗妮卡还是立刻明白了刚刚发生过的事情。她企图自杀，有人及时赶来救活了她。可能是一位修女，可能是事先没打招呼便来找她的一位女友，也可能是前来想把她已经忘记了的失物送还给她的人。总而言之，她活了下来，人正在维莱特。
自从一九九一年国家独立以后，维莱特就成了一所令人生畏的著名的疯人收容院。当时，人们相信前南斯拉夫的解体将会以和平方式进行（斯洛文尼亚最后只打了十一天的仗），一个欧洲企业家集团获准在一个；日的军营建立一所正规的精神病医院。这个军营是因为需要高昂的维持费用而被放弃的。
然而战争却逐步开始了，先是在克罗地亚，随后是波斯尼亚。这些欧洲企业家们开始不安起来：建医院的钱来自分散在世界各地的投资者，他们根本不知道这些人的姓名，因此也就不可能坐在这些人的面前辩解一番和请求原谅。于是他们采取了一个毫不值得称道的办法，决定建立一个疯人收容院，以此来解决问题。对一个刚刚摆脱一种宽容的共产主义制度的新生国家来说，维莱特于是便成了资本主义最坏部分的象征：只要付钱就能在那里搞到一个床位。
有许多人，当他们因为遗产（或无礼举止践生争吵而想要摆脱家庭的某个成员时，就花上一笔钱，同时弄到一张医生证明，把制造麻烦的子女或是父母送进疯人收容院。还有一些人，他们或是为了逃避债务，或是为了避免对某些可能导致要长期坐牢的行为承担责任，也在病人收容院呆上一段时间，出来时就可以不用付债或是不受法律的追究了。
一直没有人从维莱特出逃。这里把真正的疯子——由司法机关或是其他医院送来的——和那些被说成是疯子或装成是疯子的人混杂在一起，其结果便是真正地乱成了一团。报界每时每刻都在披露它虐待病人和滥用职权的情况，虽然从未有人被允许进到里面目睹正在发生的事情。政府对这些揭发进行了调查，但并未获得证据。股东们威胁说，要散布外国在该地进行投资十分困难的传言，于是疯人收容院便得以站住了脚，并且越来越稳固。
“几个月前，我的姑妈自杀了。”那个女人的声音接着说道，“她几乎八年不想离开房间一步。吃，发胖，吸烟，服安眠药，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睡觉。她有两个女儿，还有一个爱她的丈夫。”
韦罗妮卡想把头移向发出声音的地方，然而却无法做到这一点。
“我只见到她发过一次脾气，就是在丈夫搞了个情妇的时候。当时她大吵大闹，掉了几公斤肉。她摔杯子摔碗，整整几个星期吵得邻居无法睡觉。尽管看上去十分荒唐，可我却认为那是她最幸福的一段日子：她在为某种东西而斗争，能感觉到自己还活着，并且有能力对所面临的挑战作出反应。”
“这与我有什么关系？”韦罗妮卡想道，但却无法用嘴讲出来。“我不是你的姑妈，我没有丈夫！”
“她的丈夫最终与情妇分了手，”那个女人继续说道，“我的姑妈于是又渐渐回到了从前的那种像有的消极状态。有一天，她打电话对我说，她准备改变一下生活方式，已经戒烟了。
就在同一周，在因为戒烟而增加了安眠药的用量之后，她对所有的人都说她准备自杀。
“没有人相信她的话。一天上午，她在电话录音中给我留下一个口信向我诀别，然后就打开煤气自杀了。我曾几次听到过这个口信，但从未见过她以如此平静和屈从命运的声音讲话。她说她既不幸福，也并非不幸福，所以才无法再忍受下去。”韦罗妮卡对讲述这件事情并想弄明白她姑妈死因的女人感到同情。在一个人们不惜一切代价力求生存下去的世界里，如何评判那些决定去死的人呢？
谁也无法做出评判。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痛苦的程度，或是说自己的生活毫无意义可言。韦罗妮卡想对此进行解释，可插在嘴里的管子，却使她喉咙发硬。那个女人过来帮她。韦罗妮卡看到那个女人朝着她的身体弯下腰来。她的身体被捆绑着，井插上了管子，以防她随心所欲，自毁其身。她挣扎着把头从一侧移向另一侧，用双眼哀求那个女人把管子拔掉，好让她安安静静地死去。
“你很是激动不安。”那个女人说道，“我不知道你是后悔了还是仍然想要去死，不过，这并不是我要关心的。我关心的是履行我的职责，那就是病人表现出激动不安时，按规定要求我得给他注射一针镇静剂。”
韦罗妮卡停止了挣扎，可护士还是在她的胳膊上打了一针。很快她又回到了一个陌生的世界，没有梦，所记得的惟一一样东西就是刚才看到的那张女人的脸。绿色的眼睛，栗色的头发，还有一副全然冷漠的神情——她之所以这样行事是因为她必须要这样行事，却从不过问为什么规定要求这样做或是那样做。
三个月之后，当保罗·科埃略在巴黎一间阿尔及尔餐馆与一位斯洛文尼亚女友共进晚餐时，才知道了韦罗妮卡的故事。他的这位女友也叫韦罗妮卡，是主管维莱特疯人院的那位医生的女儿。
后来，当保罗·科埃略决定就这件事撰写一本书的时候，曾考虑过不使用他的女友韦罗妮卡这个名字，以免给读者造成混淆。他曾考虑改成布拉斯卡，或是埃德维娜，或是马里耶济姬，或是随便一个斯洛文尼亚的人名，但最后还是决定使用真名。当提及他的女友韦罗妮卡时，就称之为女友韦罗妮卡；当提及另一个韦罗妮卡时，则不需要添加任何形容词，因为她将是书中的主人公，读者如果总是读到“疯女人韦罗妮卡”或是“企图自杀的韦罗妮卡”，就会感到厌烦。无论如何，不管是他自己还是他的女友韦罗妮卡，在这本书中都只占很小的篇幅，即如下的段落。
他的女皮韦罗妮卡，主要是考虑到她的父亲是一所想受到世人尊重的医院的负责人，并正在撰写一篇需要经过一个
常规的学术机构审查通过的论文，所以对父亲所做过的事情甚感恐惧。
“你知道‘收容院’一词出自何处吗?”她问道，“出自中世纪，出自人们可以在教堂这种神圣的地方寻求庇护的权利，即收容权。这是任何一个文明人都可以理解的事情！而我的父亲，身为一所收容院的负责人，怎么能以这种方式来对待一个病人呢?”
保罗·科埃略想了解其中所有的详情细节，因为他有着极好的理由对韦罗妮卡的故事产生兴趣。
理由如下：他也曾被送进过一间收容所，或是疯人院——此乃这类医院更为人们熟知的名称——，且不止一次，而是三次，即一九六五年、一九六六年和一九六七年。他被送进的地方是埃拉斯大夫卫生院，位于里约热内卢市。
为什么要送他进去，连他本人至今也感到奇怪。也许因为他的父母亲对他的异样举止——胆小而又古怪——感到困惑，也许因为他的愿望是当“艺术家”，而家里所有的人都认为，这乃是想被主流社会排斥在外的最好方式，最终会在贫困中死去。
当他想到这件事时——顺便说一句，他极少想到这件事——，就认为真正的疯子乃是没有任何具体理由就同意接受他人住的那位医生（和所有的家庭一样，人们总是倾向于把过错推给外人。大家一致认定，父母亲在做出一个如此严厉的决定时，他们并不知道自己正在干什么）。
韦罗妮卡曾给报界留下一封奇怪的信，对一家重要的法国杂志竟然不知道斯洛文尼亚在什么地方提出了抗议。保罗·科埃略知道了这件事后笑了起来。
“谁也不会因此而自杀。”
“正因为这个理由，那封信就没有产生任何效果。”他的女友韦罗妮卡不高兴地说道，“就在昨天，当我在酒店登记入住时，人们还以为斯洛文尼亚是德国的一座城市。”
这太司空见惯了，保罗·科埃略心里想道，有许多外国人把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当作是巴西的首都。
外国人因为巴西的首都美丽（其实是邻国的）而前来向它致意。除了也生活在这样一种国家之外，保罗·科埃略与韦罗妮卡还有一个我们已经讲到过的共同之处，但是重新提醒一次总是好的：他也曾被送进过一所精神病患者的疗养所。“你永远不应该从那里出来。”有一次，他的第一位妻子曾经这样说道。
然而他出来了。当他最后一次离开埃拉斯大夫卫生院并下定决心再也不回去时，曾许下两个诺言：第一，发誓要就这件事写一本书。第二，发誓要等到父母亲去世之后才公开谈及这件事，因为他们在许多年里一直为他们所做的这件事感到自责，所以他不想伤害他们。
他的母亲死于一九九三年。他的父亲一九九七年年满八十四岁，尽管从不吸烟却患有肺气肿，尽管因为雇不到一个能够忍受其怪病的女佣而吃冷冻食物，可他依然活着，而且大脑和身体都没有任何问题。
听到有关韦罗妮卡的故事之后，保罗·科埃略找到了一种谈及这件事而又不食自己诺言的办法。虽然他从未想到过自杀，但对收容所的一切——治疗手段、医生与患者之间的关系、生活在那样一种地方所感到的舒适与苦恼——却了如指掌。
我们让保罗·科埃略和他的女友韦罗妮卡彻底退出此书，然后继续把这个故事讲下去。
韦罗妮卡不知道自己睡了多久。她记得自己曾经醒过一会儿——嘴巴和鼻子依然插着急救用的管子——，听到过一个声音对她说道：
“你想让我为你手淫吗？”
然而，现在当她大睁着双眼，环顾自己周围的房间时，却不知道那是真正发生过的事情抑或是一种幻觉。除了这件事之外，她再也回忆不出任何其他事情来，绝对一点也没有。
管子已经拔除，但是全身还继续插着针，心脏和头部的地万连结着细线，胳膊依然被捆绑着。一丝不挂，身上只盖着一张床单，因此而感到凉意，但她决定不提出什么要求。房间不大，四周环绕着绿色窗帘，里面放着急救用的治疗仪器，还有她躺在上面的床和一把白椅子，一位女护士正坐在椅子上看一本书，以此消磨时光。
眼前的这个女人是黑色的眼睛和栗色的头发，尽管如此，韦罗妮卡仍然怀疑她就是几个小时——几天？——之前与自己谈话的那个人。
“能把我的胳膊松开吗？”
护士抬起双眼，冷冰冰地回答了一句“不行”，接着便又看起书来。
我还活着，韦罗妮卡想道，一切都要重新开始。我大概要在这里呆上一段时间，直到他们能确认我已完全正常为止，然后让我出院。我会重新看到卢布尔雅那的街道，还有它的圆形广场。桥梁以及行走在街道上的那些上下班的人们。因为人总有一种要帮助他人的倾向——仅仅是为了感受到自己比实际上的自己更好——，所以他们会让我重回图书馆上班。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又会重新光顾原来的酒吧和夜总会，与我的朋友们一起谈论世界的不公正和存在的各种问题。还会去电影院和到湖边散步。
因为我选用了服药自杀的方式，所以我没有变成畸型，依零然年轻、漂亮。聪明，不用费力——过去也从本费过力——就能找到情人。我将与他们在他们的家中或是在树林里做爱，
我会产生某些快感，但是性高潮一过，空虚的感觉就会重新归来。我们之间已经没有许多话可谈，无论是他们还是我都明白：到了一个人向另外一个人说声对不起的时候了——“天太晚了”，或是“明天我还要早起”——，然后就尽可能快地离去，以免两双眼睛对现。我将回到我在修女院租住的房间，打算找本书读读，或打开电视机看那些一成不变的节目。上好闹钟，以便第二天能准时地在前一天醒来的那个时刻醒来。在图书馆，我机械地重复交给我的那些工作。坐在剧院对面公园里过去一直坐的那把椅子上，我和也前来选择坐同一把椅子吃午后点心的其他人一起吃三明治。这些人的目光都同样地茫然空虚，却装出一副正在关心极为重大之事的样子来。
然后再回去上班，听人们议论谁与谁一起外出了，谁正在为什么而忍受折磨，谁如何因为丈夫的缘故而痛哭流涕。每当这种时候，我就产生一种得天独厚的优越感：我长得漂亮，有一份工作，只要愿意就能找到一个情人。傍晚时分我又回到酒吧，一切都再度重新开始。
对我企图自杀应该感到极为不安的母亲会渐渐从惊恐中恢复过来，并且会继续问我将怎样生活。说到底，既然世事并不像我想象的那么复杂，为什么我不能和其他人一样呢。她会说，“你看我，我与你父亲结婚多年了，一直千方百计使你受到最好的教育，为你做出尽可能好的榜样”
将来的某一天，我厌烦了总是听她呼叨同样的话，为了让她高兴，我会与一个我强迫自己去爱的男人结婚。我和他最终会找到共同梦想的未来的生活方式：别墅，孩于，孩子的前途。第一年我们将做许多次爱，第二年就减少了，从第三年开始，我们也许要十五天才想到做爱一次。比这更糟糕的是我们将几乎无话可谈。我会强迫自己接受这种局面，并且会自问我做错了什么，因为我已经无法使他对我产生兴趣，他不再注意我，却总是谈论他的朋友，仿佛他们才真正属于他的世界。
就在婚姻真要险些破裂之时我将会怀孕，我们将会有一个孩子，在一段时间里，我们彼此之间会比过去贴得更近，然而情况很快又会恢复到从前的那种老样子。
于是，我将会像昨天——或是几天之前，我说不准——与我讲话的那位护士的姑妈一样开始发胖。我会开始节食，但是每一天、每一周都将以彻底失败而告终，因为无论我如何控制，体重却一个劲地增加。这时候，我将会有几个孩子了，为了不在转瞬即逝的做爱之夜感到压抑，我将服用某些神奇的毒品。我会对所有的人说，孩子们是我生存的理由，但实际上，他们的生存将取决于我的生活方式。
人们将总以为我们是一对幸福的夫妻，而没有人知道在幸福的外表后面所存在着的孤独、痛苦和抵触。
直到有一天，我的丈夫有了他的第一个情妇，这时候，我也许像那位护士的姑妈一样大吵大闹，或是再度想到自杀。然而此时的我已经变得又老又胆小了，而且还有两个或是三个孩子需要我的帮助，在我能够舍弃一切之前，我应该使他们受到教育，使他们立足于社会。我不会去自杀，我会大吵大闹，威胁要带着孩子们离去。和所有男人一样，他也会让步，会说他爱我，会说那种事今后再也不会发生了。他从来没有想过，假如我真的要离他而去，推一的选择就是回到我父母的家里，在那儿我的余生就将是整天听我母亲的抱怨，因为她认为我失去了惟—一次幸福的机会。她会说尽管有些小的缺点，可他还是一个最好的丈夫。还有我的孩子们，他们会因为我们离异的缘故而将会忍受许多痛苦。
两三年之后，又有一个女人闯入了他的生活。我会发现此事——或是因为亲眼看到，或是因为有人告诉了我——，但这一次我会假装不知道。在和他的前一个情妇的斗争中我已耗尽了全部精力，一点也没有余下，最好是按生活的实际而不是我想象的那种样子来接受它。我母亲是有道理的。
他会继续对我和蔼可亲，我会继续在图书馆上班，在剧院前的公园里吃我的三明治，读我永远也未能读完的那些书，看那些十年、二十年、五十年之后也依然是一成不变的电视节目。
只是在吃三明治时我会有一种负疚感，因为我已经是个胖子。我不会再去酒吧，因为家里有个丈夫在等着我去照管孩子。
此后便是等待着孩子们长大，整天都想要自杀却没有勇气去做。在一个美好的日子里，我终于得出了生活本来就是这样的结论，它不会向前发展，一切都不会改变。于是我听天由命了。
韦罗妮卡停止了她的内心独白，并且向自己做出保证：决不活着离开维莱特。当她还有勇气和健康去死的时候，最好现在就结束一切。
她睡了又醒，醒了又睡，经过多次反复之后，发现自己周围的医疗器械减少了，体内的温度上升了，护士们的面部表情也有了变化，但总还有一个依然守候在她的身边。透过绿色的窗帘，可以听到某个人的痛苦呻吟和哭泣声，或是语调平静地用专业术语进行交谈的低语声。远处的一个器械不时发出嗡嗡叫声，而她就能听到走廊里会响起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每逢这种时刻，平静的语调和专业术语便会销声匿迹，取而代之的是紧张的语调和急速的命令。
在她清醒的某个时刻，一位护土问她：
“你木想知道你目前的情况吗？”
“我知道我的情况如何。”韦罗妮卡回答说，“不是你从我身体外表看到的那种情况，而是我内心深处正在发生的情况。”
护士还想再说几句，但韦罗妮卡假装睡着了。
当她睁开眼睛的时候，第一次发现她被换了地方——仿佛是一间大的病房。血清瓶的针头依然插在她的胳膊上，但其他所有的金属针和金属线全都拔除了。
一个高个子医生，身穿与染成黑色的头发和髯须形成鲜明反差的传统白大褂，正站在她的床前。一位年轻的实习医生手里拿着一个硬皮夹子，在他的身边做着笔记。
“我在这里呆了多久了？”韦罗妮卡问道，并发现自己讲话还有一些困难，无法把话说得清清楚楚。
“在急诊室呆了五天，然后又在这个房间呆了两个星期。”年长的医生说道，“你要为现在还能呆在这里而感谢上帝。”
年轻的医生似乎感到吃惊，仿佛最后这句话与实际情况并不百分之百地相符。韦罗妮卡立刻注意到年轻医生的反应，本能地变得敏锐起来：我呆在这里的时间还要长？现在依然还有某种危险？她开始注意起两位医生的每一个表情和每一个动作，因为她知道提问是没有用处的，他们永远不会讲出实情，但是如果她是个聪明人，就能明白正在发生的情况。
“说出你的名字、住址、婚姻状况和出生年月日。”年长的医生继续说道。
韦罗妮卡知道自己的名字、婚姻状况和出生年月日，但发现自己的记忆还有空白：她想不起自己的住址。
医生把一个手电筒放在她的眼前，默默无语地检查了很长时间。年轻的医生也照样来了一遍。两位医生交换了一下目光，但从中绝对察觉不出其任何含义来。
“你对夜里值班的护士说，我们无法看到你的内心深处，是吗？”年轻的医生问道。
韦罗妮卡回忆木起来了。她难以准确知道自己是谁，在这里正干些什么。
“你经常要靠安眠药入睡，这可能会影响你的记忆力。请你尽量回答我们提出的所有问题。”
两位医生开始提出一系列荒谬的问题来：卢布尔雅那有哪些重要的报纸，雕像坐落在主要广场上的那位诗人是谁
（啊，这个她永远不会忘记，每个斯洛文尼亚人的心底都刻着他的影像），她母亲的头发是什么颜色，她工作单位的朋友们叫什么姓名，哪些书是图书馆借出次数最多的书。
一开始，韦罗妮卡不想做出回答，她的记忆继续乱成一团。但随着问题的不断提出，她渐渐重新回忆起那些已经忘掉了的事情来。在某个瞬间，她想起了自己现在正呆在一所精神病医院，而疯子是没有任何义务要做到前后一致的。但为了自身的利益，为了能把医生们留在身边，以便看看能否发现更多与她的病情有关的东西，她开始努力地进行思考。随着她说出一些人的名字和事情，韦罗妮卡不仅恢复了记忆，而且还恢复了自己的特性。愿望和看待生活的方式。那天上午，被镇静剂深深埋起来的自杀念头似乎又重新冒了出来。
“好了。”问完之后，年长的医生说道。
“我还要在这里呆上多长时间？”
年轻的医生低垂下双眼。韦罗妮卡感到心一下子悬在了空中，仿佛从这一问题被回答之后起，她的一段新的生活历程已然注定，谁都再也无法改变。
“你可以讲出来。”年长的医生说道，“许多其他患者都已听到了传闻，无论如何，她最终是会知道的。在这个地方，不可能有什么秘密可言。”
“好。是你自己决定了自己的命运。”年轻的医生字斟句酌地叹息道，“你要知道你的行为所带来的后果：在因麻醉剂引起的昏迷时期，你的心脏无可挽回地受到了伤害，造成心室的一处坏死…·”
“讲得通俗一点。”年长的医生说道，“直接谈她感兴趣的事。”
“你的心脏无可挽回地受到了伤害，它不久就会停止跳动。”
“这意味着什么？”韦罗妮卡惊恐地问道。
“心脏停止跳动只能意味着一件事：肉体的死亡。我不知道你信仰何种宗教，但是……”
“我的心脏多久会停止跳动？”韦罗妮卡打断了他的话。
“五天，最多一个星期。”
韦罗妮卡发现，在表面假象和职业行为的背后，在一脸忧虑神情的背后，那个小伙子对自己讲出的话感到极为开心，仿佛是她应该受到这种惩罚，仿佛是她给其他所有的人提供了
在她整个一生当中，韦罗妮卡已经察觉到，有一大批人专爱谈论发生在别人身上的灾祸，似乎他们十分想伸手相助，但实际上却是对别人的不幸感到幸灾乐祸，因为这能使他们相信自己是幸福的，生活对他们而言是宽宏大度的。她讨厌这种人，不会给那位年轻的医生任何机会来利用她的病情掩饰自己的失意。
她注视着他的眼睛，微微一笑说道：
“那我就如期而死。”
“不。”年轻的医生急忙说道，然而道出可悲消息的那种快意已经消失了。
但是入夜之后，韦罗妮卡开始感到害怕：其一是药物的快速发挥作用，其二是在五天或一周之内等待死亡的降临——在经历了一切可能经历过的生活之后。
她的一生总是在等待着某一件事中度过的：父亲下班回家，情人的一封未到的信件，期末考试，火车，公共汽车，电话，节假日的开始与结束。现在她则需要等待日期已定的死亡。
“这种事只能发生在我的身上。一般说来，人们恰恰是在他们认为不会死去的那一天死去的。”
她必须要离开这里，搞到新的安眠药。万一搞不到，惟一的办法是从卢布尔雅那一座楼的房顶上跳下去。她会这样做的。她本想不让父母亲忍受额外的痛苦，可现在没有别的办法。
她环顾了一下周围，所有的床上全躺着人。大家都在睡觉，有的还鼾声如雷。窗子上安着铁栏杆，寝室的尽头亮着一盏小灯，不仅使房间到处都映出奇怪的暗影，还能总让房间处
于监视之下。一个女人正在灯边阅读一本书。
“这些护土总是在读书，大概都非常有文化。”
韦罗妮卡的床离门口最远，在她和那个女护士之间几乎摆放了二十张床。她不无困难地下了床，因为——如果相信医生所讲的话——她快三个星期没有走过路了。女护士抬起头，看到韦罗妮卡带着血清瓶向她走来。
“我想去卫生间。”韦罗妮卡悄声说道，担心会把别人吵醒。
女护士漫不经心地指了指一扇门。韦罗妮卡迅速开动脑筋，想在所有角落中找到一个出口，一处缺口，一个离开这里的方法。“一定要快，要乘他们以为我还虚弱得无法作出反应之前逃出去。”
她仔细地环顾了一下四周。卫生间是个没有门的小房间，如果想从那里出去，就必须抓住负责监视的女护士，并且要制服她才能拿到钥匙，但要做到这一点她的身体还过于虚弱。
“这里是一所监狱吗？”她向女护士问道。女护士此时已放下了书，正在注砚着韦罗妮卡的一举一动。
“不是。是一所精神病医院。”
“我不是疯子。”
女护士笑了起来。
“这里所有的人恰恰都是这样说的。”
“好吧，那我是个疯子。什么样的人是疯子呢？”
女护士对韦罗妮卡说她不应该站立这么长的时间，并吩咐她回到自己的床位上去。
“什么样的人是疯子呢？”韦罗妮卡坚持问道。
“明天你去问大夫。睡觉去吧，不然我就要不情愿地给你注射一针镇静剂了。”
韦罗妮卡听从了女护士的话。在返回的路上，她听到从一张床上传来了某个人的低语声：
“你不知道什么样的人是疯子吗？”
韦罗妮卡最初并不想做出回答：她不想结识朋友，不想与人进行交往，不想与人结盟搞一次大规模的暴动。她只有一个固定的念头：自杀。如果不能逃出去的话，她就想办法尽早地在这里自杀。
然而，那个女人又重复了一遍她向女护士提出的问题。
“你不知道什么样的人是疯子吗？”
“你是谁？”
“我叫泽德卡。先回到你的床位上去，过一会等女看守以为你已经躺下之后，再从地上爬到我这里来。”
韦罗妮卡回到自己的床位，等候着女看守重新把注意力集中到她正在读的那本书上去。什么样的人是疯子呢？对此，她没有任何主见，因为疯子一词被用得太滥了。比如说，有人讲某些运动员是疯子，因为他们想要打破记录。还有人说艺术家是疯子，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缺乏稳定性，无法预料，不同于所有“正常的人”。另一方面，韦罗妮卡曾见过许多人冬季里穿着单薄的衣服行走在卢布尔雅那的街道上，推着超级市场的小车，里面装满旧袋子和碎布片产大声地疾呼着世界末日就要来临。
她没有困意。据大夫说，她已经睡了一个星期，对一个习惯于没有大的情感起伏的生活却有严格的作息制度的人而言，这实在是太多了。什么样的人是疯子呢？也许最好是问问他们其中的一位。
韦罗妮卡弯下腰，拔掉胳膊上的针，一直来到泽德卡的身边，企图不理会正在开始翻腾起来的胃部。她不知道现在感到恶心是。已脏衰弱引起的还是因为她正在花费气力造成的。“我不知道什么样的人是疯子，”韦罗妮卡悄声说道，“但我不是疯子。我是自杀未遂。”
“疯子就是生活在自己世界里的那种人，比如精神分裂症患者、精神病患者、躁狂症患者，或是说与众不同的那些人。”
“就像你一样？”
“然而，”泽德卡接着说道，假装没有听见对方的问话，“你。应该听人讲过爱因斯坦，他说不存在时间和空间，而是两者的结合臧听人讲过哥伦布，他坚持认为，大海的另一边不是悬崖峭壁而是一个大陆；或听人讲过埃德蒙·希拉里，他保证一个人就能够攀上埃佛勒斯峰；或听人讲过两支甲壳虫乐队，他们创作出了一种别出心裁的音乐，穿着与时代完全不同的衣服。所有这些人——还有数以千计的其他人——，也都生活在他们自己的世界里。”
“这个疯子讲的东西倒很有意思。”韦罗妮卡想道，同时回忆起母亲讲过的有关圣徒的故事来。这些圣徒信誓旦旦地宣称自己曾与耶稣或是圣母马利亚交谈过，他们也生活在一个单独的世界里吗？
“我曾见过一个女人，穿着一件红色的袒胸露肩的连衣裙，两眼无光地在卢布尔雅那的大街上行走，当时的气温是零下五度。我以为她是喝醉了酒，就去帮助她，可她却拒绝了我递给她的外套。
“也许在她的世界里，当时正是夏季。她希望有一个人正在等着她，这种想法使她浑身发热。即使那个人只存在于她的诸妄之中，她依然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意愿活着和死去，你不这样认为吗？”
韦罗妮卡不知如何回答是好，但是这个疯女人的话的确很有意思。谁知道她是不是那位自己曾在卢布尔雅那见过的半裸的女人呢？
“我讲个故事给你听。”泽德卡说道，‘市一个法力无边的巫师，想摧毁一个王国，就把一瓶神奇的药水技进居民饮水用的井里。谁喝了井里的水，谁就会变成疯子。
“第二天上午，所有居民都喝了这口井的水，全变成了疯子，只有国王是个例外，因为他有一口专供自己和家人饮水用的井，巫师未能进入到那里去。国王深感不安，他想要控制住居民，就制定了一系列治安和公共卫生措施要下属执行。但是警察和监察人员也都喝了有毒的井水，他们认为国王的法令是荒谬的，所以决定根本不予执行。
“居民们得知国王颁布的法令后，全都认为国王发疯了，所以才制定出了这些毫无意义的东西。他们呐喊着直通城堡，要求国王退位。
“感到绝望的国王准备放弃王位，但王后拦住了他，对他说道：‘我们现在就去那口井，也喝它的水，这样一来，我们就和他们一样了。’
“说去就去，国王和王后也喝了会使人发疯的井水，并立刻开始讲起些毫无意义可言的话来。就在此时，他的臣民们后悔了：现在国王表现得如此智慧，为什么不让他继续治理国家呢？
“国家继续平安无事，虽然该国居民们的举止与邻国的大不相同。国王至死都在治理这个国家。”
韦罗妮卡笑了。
“你不像个疯子。”她说道。
“虽然我正在治愈之中，但还是个疯子。我的情况非常简单：只要往我的机体再补充某种化学物质就可以了。我希望这种化学物质只解决我的慢性压抑症问题。我希望自己继续是个疯子，这样就能按照我所梦想的方式而不是别人所期盼的方式会生活。你知道维莱特大墙外边是些什么人吗？”
“喝了那口井水的人。”
“对极了。”泽德卡说道，“他们认为自己是正常人，因为他们所做的事情都一模一样。我要装作也喝了那口井的水。”
“我也喝了，而且这正是我的问题。我从未感到过压抑，也没有特别高兴过或是长时间的悲伤过。我的问题和所有的人一模一样’
泽德卡沉默了一段时间。
“有人对我们说你就要死了。”
韦罗妮卡迟疑了片刻：能信任这个陌生人吗？但是需要管除
“还能活五六天。我正琢磨有没有早点死去的办法。假如你或是这里的某个人能搞到安眠药，我确信这一次我的心脏就承受不住了。你要明白，我因为不得不等待死亡将会是多么地痛苦，请帮帮我吧。”
没等泽德卡作出回答，女护主拿着注射器走了过来。
“我一个人就能够给你注射，”她说道，“但这要取决于你是否愿意。我也可以请外边的保安来帮助我。”
“你不要无谓地消耗自己的精力，”泽德卡对韦罗妮卡说道，“如果你想得到你跟我要的那种东西，就请你节省自己的力气。”
韦罗妮卡站起来，回到了自己的床位，让女护士履行了她的职责。
这是她在疯人收容所正常生活的第一天。她离开病房，来到大饭厅，无论男女都在这里一起进餐。她发现，与电影里所表现的——大吵大闹，高声喊叫，人们做着各种病癫的怪相——恰恰相反，这里的一切仿佛都笼罩在一种被压制的寂静之中，似乎谁也不想与外人分享其内心世界。
早餐之后（早餐还不错，不能因为维莱特声名狼藉而指责这里吃的不好），所有的人都离开饭厅去进行日光浴。其实根本没有太阳，气温在零度以下，花园里覆盖着白雪。
“我留在这里不是为了保全生命，而是要放弃生命。”韦罗妮卡对一位男护士说。
“尽管如此，你也需要出去进行目光浴。”
“你们才是疯子，现在根本没有太阳！”
“可是有光线，它能帮助人让内。已平静下来。不幸的是这里的冬季太长，不然的话，我们就可以减少许多工作。”
争论无济于事。韦罗妮卡离开饭厅，走动了一会儿，打量着周围的一切，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寻找着逃离的方法。围墙根高，是按旧式军营的要求修建的，但哨兵岗楼上却空无．一人。花园的四周是表面像军事建筑的楼房，如今里面全是男女病房、行政人员的办公室和职员的附属用房。第一次快速地审视过之后，韦罗妮卡发现只有正门才真正有人看守，两名警卫在那里检查所有出入人员的证件。
她的大脑似乎恢复了原有的功能。为了进行记忆练习，她开始试图回想起一些细小的事情，比如她把房间钥匙放置在什么地方、刚刚买过的那张唱片、在图书馆人们向她所提出的最后一个借阅要求。
“我是泽德卡。”一个女人靠近她说道。
前一天夜里，韦罗妮卡没能看到泽德卡的脸——谈话的时候她一直蹲在床边。这个女人大概三十五岁左右，看上去是个绝对正常的人。
“我希望那一针没有给你造成大的问题。时间一长身体就适应了，镇静剂也就失去了效力。”
“我很好。”
“昨天夜里我们谈过话，你还记得你向我提出的要求吗？”
“完全记得。”
泽德卡挽起韦罗妮卡的一只胳膊，两个人开始在花园许多光秃秃的树木之间散起步来。除了围墙，她们还能看到消失在云雾中的群山。
“天气很冷，不过，这样的一个上午蛮好。”泽德卡说道，“阴天，灰蒙蒙的，寒冷。很奇怪，在这样的日子里，我从不感到压抑。出现这种天气时，我感到大自然与我是协调一致的，是我内心世界的一种展示。相反，太阳出来了，孩子们开始在街上媛戏玩耍，所有的人都为好天气而高兴，我就感到难过极了。一切都显得充满活力，而我却不能参与其中，仿佛这是不公正的。”
韦罗妮卡轻轻地从泽德卡那里抽回自己的胳膊。她不喜欢身体的接触。
“你刚才的话没有讲完，你正说到我的要求一事。”
“这里有一批人，有男的也有女的，他们已经可以出院回到家里去了，可他们不愿离开这儿。其中的理由很多：维莱特虽然远不是一家五星级旅馆，可也不像人们讲得那么糟糕。在这里，所有的人都可以说出自己的想法，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而听不到任何形式的批评，因为说到底，他们是在一所精神病医院。政府派员来视察时，这些人的举止就疯癫得仿佛具有某种程度的危险性，因为他们其中一部分人住在这里的费用是由国家负担的。医生们知道其中的奥妙，不过，似乎这个机构的主人们下达过一道命令：让这种情况维持下去，因为这里的床位比病人多。”
“他们能搞到安眠药吗？”
“你没法踉他们进行接触，这批人被称作是‘兄弟情谊会’的成员。”
一个满头银发的女人正和几个比其年轻的女人在热烈地进行交谈，泽德卡指着她说道：
“这个人名叫马莉，是‘兄弟情谊会’的成员，你去问她。”
韦罗妮卡开始前马莉走去，泽德卡拦住了她：
“现在不行，她正谈得十分开心，不会仅仅因为要向一个不认识的女人表示友好就中断使她感到开心的事情。万一她生了气，你就再也没有机会接近她了。这些‘疯子’总是相信他们的第一印象。”
韦罗妮卡对泽德卡在讲“疯子”一词时所流露出的得意神情感到好笑，但随后她又不安起来，因为这里的一切都似乎十分正常，甚至好得过了头。多少年来，她一直是从工作单位去酒吧，从酒吧到一个情人的床上，又从情人的床上回到自己的房间，再从自己的房间到母亲家去，而眼下却正体验着一种做梦都从未想到过的生活经历：收容所，精神病，疯人院。在这里，人们对承认自己是疯子并不感到羞耻。在这里，谁也不会仅仅为了对别人表示友好而中断自己正在高兴做的事情。
韦罗妮卡开始怀疑泽德卡的讲话是否严肃认真，抑或只是精神病患者为了装作比其他人生活在一个更好的世界里而采用的一种办法。可这有什么关系呢？她正经历着某种有趣、特别、过去从未想到过的事情：人们为了完全按自己的意愿行事而假装成疯子，你能想象出这样一个地方吗？
恰恰就在此刻，韦罗妮卡的心脏感到一阵剧疼，与医生的谈话立刻浮现在她的脑海里，使她不禁害怕起来。
“我想一个人走走。”她对泽德卡说道。总而言之她也是一个“疯子”，无需去取悦任何一个人。
泽德卡离去了，韦罗妮卡凝视着维莱特围墙外的群山。一种要活下去的轻微愿望似乎冒了出来，但韦罗妮卡坚决地把它赶跑了。
“我需要马上搞到安眠药。”
她考虑了一下自己的处境，情况远非理想。尽管她可以随心所欲地做出各种各样的疯狂举止，人们给了她这种可能性，可是她却木知道该做些什么是好。
她从末有过什么疯狂的举止。
在花园里呆上一段时间之后，病人们便直接去饭厅吃了午饭。午饭之后，护士立刻把男女病人带到了一间很大的客厅。客厅有许多小的房间，桌子、椅子、沙发应有尽有，还有一架钢琴和一台电视机，从宽大的窗口可以看到灰色的天空和低低的云层。全部窗子都没有安装栏杆，因为客厅面对着花园。由于天冷的缘故，所有的门都关闭着，但只要转动一下把手，就可以出去重新到树木之间走动。
大部分人来到了电视机前。还有些人茫然地望着什么，也有的悄声在对自己讲话——在人生的某个时刻，谁没有这样做过呢？韦罗妮卡注意到了马莉，她是这里年纪最大的女人，现在正与最多的一群人呆在大客厅的一个角落里。有几个人在这群人附近散步，韦罗妮卡打算加入到这群人的中间去，想听听他们正在讲些什么。
她竭力隐瞒着自己的意图，可当她来到这些人的身边时，他们都一致沉默不语地注视着她。
“你想干什么？”一位上了年纪的先生问道，似乎他是兄弟情谊会的会首（如果真存在这样一个组织的话，泽德卡就不像她表面上显示的那么疯癫）。
“没事，我只是路过。”
这伙人互相对视，并用头部做出一些疯癫的动作。其中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说道：“她只是路过！”另一个人则提高嗓门重复了一遍对方讲的那句话。没过一会儿，所有的人都开始高喊起那句话来。
韦罗妮卡不知该如何是好，因为害怕而僵立在那里一动不动。一个身强力壮相貌丑陋的男护士赶了过来，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没事。”这伙人当中的一个回答说，“她只是路过。现在地停了下来，但马上就会继续往前走！”
所有的人全都哈哈大笑起来。韦罗妮卡流露出一副嘲讽的神情，完尔一笑，转了半个身离去了，免得让人发现她的双眼噙满了泪水。她没穿防寒服就离开客厅，径直朝花园走去。一个男护士想劝她回来，但马上又来了一个男护土，对他低语了几句，于是两个人就放她安静地到寒冷的外边去了。用不着去关心一个已被医生判处了死刑的人的健康。
韦罗妮卡感到慌乱、紧张，自己生起自己的气来。她从未被挑衅牵着鼻子走过，很早她就学会了在一种新的局面出现时必须要保持冷静和淡漠。可是那些疯子却使她感到了难堪、害怕和愤怒，使她产生了要杀掉他们的愿望，要用她从未有勇气讲出来的恶语去伤害他们的愿望。
也许是安眠药——或是说为了让她摆脱昏迷状态而进行的治疗——把她变成了一个脆弱的女人，一个无法主动对挑衅进行回击的女人。早在青少年时代，她就遇到过比这更加难以对付的场面，可现在却第一次没能控制住泪水的流出！她需要恢复成原先的自己，懂得以讥讽进行回击，装出种种冒犯根本就没有使她受到伤害的样子，因为她高出所有人一等。请问，这伙人当中谁曾有勇气试图自杀过？如果所有这些人都躲藏在维莱特围墙的背后，他们之中又有谁能够教导她如何生活呢？她永远不会去依赖这些人的帮助，虽然她不得不还要等上五六天才能死去。
“已经过去了一天，还只剩下四天或五天了。”
她走动了一会儿，好让零度以下的严寒钻进自己的身体，
使急速流动的血液和跳动过快的心脏平静下来。
“太好了，现在我来到了这里，能活的日子可以精确到以
小时计算。过去我从未见过这些人，而且很快也将永远不能
再见到，可我却在乎他们的议论。我难过，我生气，我想发动
进攻和进行防御，为此而浪费时间究竟为了什么呢？”
然而，事实是她正在耗费自己所剩无几的时间，为在一个
陌生的环境中占有一席之地而进行斗争。在这里，你必须要
进行抵抗，不然的话，就要由别人说了算。
“这不可能。我从来不是这样。我从来没有因为别人的
愚蠢言行而斗争过。”
她在冰冷的花园中心停了下来。正是因为她认为这一切。都是愚蠢的言行，所以她最后决定接受生活自然而然强加给
她的东西。少年时代，她认为要选择什么还为时过早；现在她
已进入青年时代，又相信要改变什么却已为时过晚。
在此之前，她把全部精力都花费在了什么地方呢？总是
一心要使生活中的一切都维持一成不变。为了让父母像她小
时候那样继续去爱她，她牺牲了自己许多的愿望，尽管她知道
真正的爱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而发展，并且会显现出新
的表达方式。有一天，当听到母亲哭泣着对她说她与韦罗妮
卡父亲的婚姻已经完结时，韦罗妮卡立刻出去找到父亲，她哭
喊，威胁，最终得到了父亲不离开家的许诺，而没有想象过为
此父母双方该付出多么高的代价。
当她决定去找工作时，把一家刚在她新生的国家成立的
公司诱人的提议弃之脑后，而接受了公立图书馆的一个职位，因为那里钱虽然挣得不多，但却有保证。她每天都在同一时刻上班，并总是让她的上司们清楚，无需把她视为一种威胁，她已感到很满足，不想努力向上爬，她的全部愿望就是月底领到工资。
她在修女院租了一间房子，因为修女们要求所有的女房客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回来，时间一过就锁上大门，所以谁被锁在外边，谁就只能睡在大街上。这样，她就总能向情人们说出一个真正的借口，免得自己不得不在旅馆或是陌生的床上过夜。
当她梦想结婚时，总是设想把家安在卢布尔雅那郊外的一个小木屋里，设想丈夫是个与她父亲不同的男人，挣的钱刚刚够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并对如下的情景感到开心：两个人厮守在一间点燃着壁炉的房间里，一起观望覆盖着白雪的群山。
她告诫自己，给予男人的欢愉要有一个精确的度数，不能多，也不能少，仅仅是他所需要的那么多。她不生任何人的气，因为一生气就意味着必须要做出强烈的反应，去与一个敌人战斗，接下来则必须承受不可预料的后果，比如报复。
当在生活中得到了几乎是她所希望得到的一切之后，她便得出了生存已失去意义的结论，因为每一天的生活都一成不变。于是她决定自杀。
韦罗妮卡回到客厅，朝聚集在一个角落的那伙人走去。这些人正谈得兴高采烈，一见到她来到身边，都又立刻沉默不语了。
韦罗妮卡直奔似乎是会首的那位年纪最大的男人，不等
有人拦着她，就给了此人一记响亮的耳光。
“你要还手吧？”韦罗妮卡高声问道，好让客厅里所有的人
都能听到。“你总要有所反应吧？”
“不。”那个男人用手抹了一把脸，一小道鲜血从鼻子里流
了出来。“你不会打搅我们很长时间了。”
韦罗妮卡离开客厅，朝自己病房走去，脸上流露出得意的
神情。她做了一件一生中从未做过的事情。
与泽德卡称之为“兄弟情谊会”的那伙人发生冲突已经过
去三天了，韦罗妮卡为那记耳光感到了后悔——不是害怕那
个男人会如何反击，而是因为她做了一件不同于以往的事情。
很快她可能会最终相信，生活仍有价值，忍气吞声是无用的，
反正她将要离开这个世界。她的惟一出路就是远离一切和远离所有的人，千方百计
地试图恢复原来的自我，服从维莱特的规章制度。她适应了
这里强制实行的日程安排：早早起床，吃早餐，在花园里散步，
吃午饭，去客厅，再去花园里散步，吃晚饭，看电视，上床睡觉。
临睡之前，总有一位女护土拿着药进来。其他所有人都
服用药片，只有她一个人要注射一针。她从未提出过异议，只
是想知道她并不失眠却为什么要给她注射这么多的镇静剂。
有人解释说，注射的不是安眠药，而是一种保护她心脏的药
物。
她按这里的常规行事，在疯人院里的每一天开始变得一
模一样起来。当日子变得一模一样时，时间就过得更快了：再
过两天或是三天，她就无需刷牙和梳头了。韦罗妮卡感到自
己的心脏正急剧衰竭：容易气喘，胸口疼痛，没有食欲，稍微用点力气就头晕目眩。
和“兄弟情谊会”发生冲突之后，她曾几次想道：“假如我还有一次选择的机会，假如过去我明白我的生活所以每天都一模一样乃是因为我希望如此，也许……”
然而回答却总只有一个：“没有什么也许，因为我已无法进行选择。”于是她的内。动又平静下来，因为一切都已成定局。
这一段时间，她加深了与泽德卡的关系（不是友谊，因为友谊要求长时间的相处，而这将是不可能的）。她们一起玩牌——这有助于时间过得更快——，有时还一起默默地在花园里散步。
一天上午，用过早餐之后，所有的人都按照规定的要求，立刻来到室外进行“日光浴”，但一位男护士却要求泽德卡回病房去，因为那天是她的“治疗”日。
韦罗妮卡正和泽德卡一起吃早餐，听到了男护士讲的话。
“怎么治疗？”
“是六十年代的一种旧疗法，可医生们认为它可以加快健康的恢复。你想看看吗？”
“你说过你有压抑症，吃点药，补充上你所缺乏的那种物质，难道还不行吗？”
“你想看看吗？”泽德卡又问了一遍。
这将会打破常规，韦罗妮卡想道。在她只需要耐心而不需要再学些什么的时候，如果去她就会发现新的东西。然而她的好奇心却更强，所以就点了点头表示同意。
“这可不是什么演出。”男护土表示反对。
“她就要死了，可什么都没有经历过，让她跟我们去吧。”
韦罗妮卡看到泽德卡被捆绑在床上，嘴角一直露着微笑。
“把过程讲给她听，”泽德卡对男护士说道，“不然她会吓一跳的。”
男护主转过身来，展示了一下注射液，似乎因为被看成是要向实习大夫讲解正确程序和相应疗法的医生而感到高兴。
“这个注射器里装的是一剂胰岛素，”他说道，并让自己的话带有郑重和专业色彩，“是给糖尿病患者使用的，目的是降低高血糖。但是，当剂量大大高于常规用量时，血糖的降低就将导致患者进人昏迷状态。”
他轻轻摇动了一下针管，抽出空气，然后把针扎进泽德卡右脚的静脉里。
“这种状况很快就会出现，她将被诱导进入一种昏迷状态。如果她的目光变得呆滞，请你不要惊慌。当她处于药物作用的控制时，你不要指望你能够认出她来。”
“这太可怕了，太无人道了。人们总是为了使人清醒而不是昏迷而努力奋斗。”
“人们是为了生存而不是为了自杀而努力奋斗。”男护士回答道，但韦罗妮卡本能听出其中的挑衅含意。“昏迷状态可以让机体得到休息，使它的功能急剧减退，原来的紧张状态就会消失。”
他边说边把药水注射进去，泽德卡的双眼渐渐失去了光泽。
“你放心好了，”韦罗妮卡对泽德卡说道，“你是个绝对正常的人，你给我讲的那个国王的故事……”
“别浪费你的时间了，她已经不能听到你的话了。”
泽德卡躺在床上，几分钟之前还显得神志清醒和充满生命力，现在目光则停滞在某一个点上，嘴里流出了泡沫。
“你都干了些什么严她冲着男护士喊叫起来。
“履行我的职责。”
韦罗妮卡开始呼唤泽德卡，她大喊大叫，威胁说要找警察，找记者，找人权组织。
“请你安静，虽然你是在一所医疗机构，但也必须遵守某些规章制度。”
看到男护士讲话时的严肃神情，韦罗妮卡害怕了。但考虑到她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失去，便又继续大喊大叫起来。
从她所在的地方，泽德卡可以看到病房所有床位全都空着。只有一张除外，上面躺着她那被捆绑着的身体，一个姑娘正惊恐万分地望着它。这个姑娘并不知道，躺在床上那个人的生物机能仍在完美无缺地运行，但她的灵魂却已升向空中，几乎要碰到天花板，并体会着一种深度的宁静。
泽德卡正在进行一次太空旅行——胰岛素造成她第一次休克时，这种情景曾令她大吃一惊。她没有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她留在这里只是为了治疗压抑症，一旦她的身体条件允许，就准备永远离开此地。假如她告诉别人她曾离开过自己的躯体，人们会以为，她比当初入位维莱特时还要疯癫得更厉害。当她回到自己的躯体之内后，就开始阅读起有关以下两个题目的论文来：胰岛素造成的休克和在太空飘浮的奇异感觉。
关于这种治疗方法并没有许多东西可讲：它的首次运用大约是在一九三O年前后，但因为可能会给患者造成不可逆转的伤害而被精神病医院彻底禁止。有一次，泽德卡在昏迷期间，她的太空躯体造访了伊戈尔大夫的办公室，恰巧后者正与收容院的几位股东讨论这一问题。“这是一种犯罪／伊戈尔大夫说。“但却更便宜和更快捷！”其中的一个股东回答说，“除此之外，有谁会关心疯子的权利？谁也不会为此提出任何抗议！”
尽管如此，有些医生依然认为这是治疗压抑症的一种快捷方法。泽德卡寻找和借来所有谈及胰岛素休克的文章，主要是经过此种方法治疗的患者们的讲叙。内容总是如出一辙：可怕至极，任何一个患者都未曾有过类似她此时此刻的经历。
于是她理由充分地得出了结论：胰岛素与她意识离开躯体没有任何关系，相反，这种治疗方法会降低患者的思维能力。
泽德卡开始研究是否存在灵魂，翻阅了几本神秘学的书籍。有一天，她终于发现了大量的恰恰是描写她目前所经历状况的资料：这种状况被称之为“太空旅行”，许多人都曾经历过。有些人决定把他们的感觉描述出来，还有些人甚至研究出了引发灵魂脱体的技巧。泽德卡现在对这些技巧倒背如流，并且每天夜里都加以使用，以便去她所想要去的地方。
不同的人对这种体验和幻觉的讲述有所不同，但在某些方面却有着共同之处：肉体与精神分离之前会响起一阵奇怪而刺耳的声音，接着就进入休克状态，意识迅速消失，随之而来的是在太空飘浮时的宁静与快乐，身上拴着一根银绳，可以无限地拉长，虽然神话故事（当然是书本）里说，如果这根银绳断裂，人就会死去。
然而，她的经验表明，她希望去多远就能够去多远，绳子却从未断裂过。不过，从总体上说，这些书在教导她更充分利用太空旅行方面还是大有益处的。比如说，她学会了在想由一个地方去另一个地方时，就必须产生在空中自我发射的愿望，心里想着所要去的地方。与飞机的航程——从一个地方起飞，穿越规定的距离，到达另外一个地方——相反，太空旅行是通过神奇的隧道完成的。心里想着一个地方，以惊人的速度穿越这种隧道，你所希望去的地方便会出现在眼前。同样，她也是通过阅读这些书籍而不再对居住在太空里的人感到害怕。今天病房里空无一人，可在她第一次离开自己的躯体时，却看到许多人在望着她，对她脸上流露出来的惊讶神情感到有趣。
当时她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认为他们全是死人，是居住在这里的幽灵。后来通过书籍的帮助和自身的经验，她发现虽然有些失去了躯体的灵魂在那里游荡，但其中很多人和她一样还活在世上。他们或是掌握了离开自己躯体的技巧，或是对正在发生的事情缺乏意识，因为他们的肉体在世界的某处酣睡，而他们的灵魂却正沿着世界自由地游荡。
今天将是她利用胰岛素所做的最后一次太空旅行——她的灵魂刚刚去过伊戈尔医生的办公室，知道了他准备让她出院——，所以便决定留在这里漫游维莱特。只要一跨出疯人院的大门，就连灵魂也永远不会再重回此处。她想现在就与之告别。
与之告别是件极难的事情：一旦进了收容所，一个人就将渐渐习惯于疯人世界里存在着的自由，最后则会积习成痪。
在那里，人们无需再承担什么责任，无需为一日三餐而奋斗，无需照管那些循环往复令人厌烦的琐事，却可以几个小时之久地观看一幅画，或是动手胡乱画上一通，而这一切都可以被容忍，因为归根结底他们是精神病患者。正如她本人有机会看到的那样，只要跨进一所精神病医院，多数人的情况都会有很大的好转：他们无需隐瞒自己的病症，“家庭”的气氛有助于他们接受自己患有神经官能症和精神病的事实。
开始时，泽德卡曾迷恋过维莱特，甚至想到病愈之后也加入“兄弟情谊会”。但后来她明白了，只要具有某些智慧，在应付日常生活挑战的同时，在外边照样可以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一切。正如有人讲的那样，只要保持一种“可控制的疯癫状态”就行了。你可以像正常人一样啼哭、不安、生气，但是切不可忘记，你在空中的灵魂正对所有的困境嗤之以鼻。
很快她就将回到家里去，回到孩子们和丈夫的身边，生活中的这一部分也有其迷人之处。找工作肯定是会遇到困难的：说到底，在一个像卢布尔雅那这样的小城市，消息传播得十分迅速，她入住维莱特的事早已有很多人知道。不过，她丈夫挣的钱足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她可以利用自己空闲的时间去继续进行太空旅行，而且不会受到胰岛素的危害。
只有一件事情她再也不想重新体验，那就是她入住维莱特的原因--压抑症。
某些医生说，新发现的一种名叫血清素的物质与人类的精神状态有关。缺乏这种物质，就会影响一个人在工作、睡眠、进餐以及享受生活的快乐时集中精力的能力。当这种物质完全丧失，一个人就会感到失望、悲观、一无所用、过分疲劳、焦虑不安、举棋不定，最后则陷入长期忧伤的状态。这种状态或者会导致全然的冷漠麻木，或者会导致自杀。另外一些更为保守的医生则认为，一个人生活中发生的剧烈变化——比如国家更迭、失去了一个所爱的人、离婚、工作单位或家庭增加了对他的要求——是造成压抑症的原因。根据冬季和夏季入院患者的人数多少，一些现代研究成果指出，缺少阳光是压抑症产生的原因之一。
然而，就泽德卡的情况而言，原因却比所有人的推测都简单得多：隐藏在她过去生活中的一个男人。或更确切地说，是她对很久以前认识的一个男人所产生的幻想。多么可笑的事情。为一个甚至已不再知道其住址的男人而患上了压抑症和精神病。年轻时，她曾狂热地爱上了这个男人。与当时同龄的所有其他姑娘一样，泽德卡也是个绝对正常的人，需要去体验一种无法得到的爱情。
与女友们不同的只有一点，即后者仅仅是梦想得到这种爱情，而泽德卡却决定走得更远，她企图得到这种爱情。他住在大洋彼岸，她卖掉了一切前去找他。他已经结婚，她情愿充当他的情妇，并暗中制定计划，以求有一天把他变成自己的丈夫。他甚至没有属于自己的时间，而她却心甘情愿地在廉价旅馆的房间里度过白天与黑夜，等待着他极少打来的电话。尽管她为了爱情而准备忍受一切，但是却毫无结果。他从不直接说出这一点，然而有一天泽德卡终于明白她已然不受欢迎，于是便回到了斯洛文尼亚。
有几个月的时间她吃不好饭，总是回忆他们在一起的每一个时刻，在床上求欢的快悦情景数千次地重现在她的眼前。
她试图发现某些蛛丝马迹，使她相信他们之间的关系仍然是有指望的。她的朋友们都为她忧虑不安，而泽德卡内心里的某种声音却告诉她说，这种情况是暂时的：一个人需要为其成长过程付出一定的代价，她正在为此而无怨地付出。事实的确如此：一天清晨，一觉醒来之后她产生了强烈的生活愿望。她好久没有像那天一样地吃过饭，然后就出门找工作去了。
她不仅找到了工作，还得到了一个小伙子的关切。此人英俊而聪明，是许多女人追求的对象。一年之后，她与他结了婚。
这引起了她的女友们的羡慕与称赞。夫妻两人搬进一所舒适的住宅，还拥有一个小庄园，正对着穿越卢布尔雅那市而过的那条河流。他们有了孩子，暑假便去奥地利或是意大利旅游。
当斯洛文尼亚决定脱离南斯拉夫时，他被征召入伍。泽德卡是塞尔维亚人——即“敌人”——，她的生活面临着发生剧变的威胁。在随后十分紧张的十天中，军队做好了迎战的准备。谁也无法清楚地知道宣布独立将会产生何种结果，不知道因此而需要流淌多少鲜血。泽德卡此刻才察觉出她对丈夫的爱情。直至那时为止，她一直认为上帝离她十分遥远，而现在却成了她的惟一指靠，于是她无时无刻不向上帝祈祷：只要她的丈夫能够回来，她可以向圣徒和天使做出任何承诺。
如她所愿，他回来了，孩子们也可以进入教授斯洛文尼亚语的学校读书了，战争的威胁转移到了毗邻的克罗地亚共和国。
三年过去了，南斯拉夫与克罗地亚的战争又转移到波斯尼亚。这时候，塞尔维亚人进行大屠杀的罪行开始受到揭露。
泽德卡认为，因为某些疯子的胡作非为而把整个一个民族视为罪犯是不公正的。她的生活开始有了一种她从末期待过的含义：骄傲而勇敢地捍卫她的人民。她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在电视上露面，组织报告会，然而这一切都毫无结果，至今外国人依然认为，所有的塞尔维亚人都要为大屠杀的暴行负责。然而泽德卡知道，她已履行了自己的责任，没有在困难的时刻抛弃自己的兄弟姐妹。她的做法得到了斯洛文尼亚丈夫、自己的孩子以及那些不受双方宣传机器摆布的人们的支持。一天下午，她从斯洛文尼亚伟大诗人普列舍伦的雕像前走过，不禁想起了诗人的一生。三十四岁时，诗人有一次走进了一座教堂，看到了一位名叫儒利妞·普里米卡的年轻姑娘，并狂热地爱上了她。像古代吟游诗人那样，他开始给她写诗，希望能娶她为妻。儒利妞出身于一个上层资产阶级家庭。除了在教堂里意外地见到她一面之后，普列舍伦再也未能走近她的身边。但是那一次的相遇却使他产生了灵感，写出了最好的诗篇，还以姑娘的姓名为中心创作出了一则神话故事。在卢布尔雅那中心的小广场上，诗人雕像的双眼注视着一个方向，顺着他的目光望去，就会发现刻在广场另一侧一间房屋墙壁上的一个女人的面容。儒利妞当年就住在那里。即使在死后，普列舍伦依然永久地注视着他那无法得到的意中人。倘若当年诗人更加努力地去争取呢？
泽德卡的心猛然一阵乱跳——也许是发生某种不幸的预感，可能是她的孩子们出了什么意外。她急忙跑回家去，看到孩子们正边吃爆上水化对有电视。
然而她的忧伤却并未消散。泽德卡躺下来，睡了近十二个小时，醒来之后便没有了起床的欲望。普列舍伦的故事使她第一个情人的形象重又浮现在她的眼前。分手之后，她就再也没有过他的任何消息。
泽德卡自问道：当初我是否坚持得足够呢？我没有寄希望于事情朝我所期盼的方向发展，相反却接受了情妇的角色，应该这样做吗？我曾执著地为我的人民而斗争，是否也以同样的执著为我的第一次爱情而斗争了呢？
泽德卡自信答案是肯定的，但依然无法使忧伤消散。从前被她视为天堂的东西——邻近河流的住所、爱着她的丈夫。电视机前吃着爆玉米花的孩子们——开始变成了讨厌之物。
今天，在经过多次太空旅行和多次与有学识的灵魂相遇之后，泽德卡明白了那一切统统是无稽而荒唐的。她是在把无法得到的爱情当作一种托词，一种借口，目的在于切断与她当时的生活——远非是她真正期待的那一种——之间的联系。
然而十二个月之前的情况却是另外一种样子。她开始发疯似地寻找那个远方的男人，花费许多钱拨打国际长途电话，可他已不住在原来的那座城市，所以不可能找到他。她以快件方式寄了一些信去，结果全被退了回来。她与所有认识他的男女朋友都进行了联系，可谁都一点也不知道他的情况。
她的丈夫对此却一无所知，这不禁使她几近发疯，因为他至少应该猜测到一点什么，然后大吵大闹，怨气冲天，威胁要把她赶到大街上去。泽德卡转而坚信，国际长途台的女接线员、邮局工作人员以及她的女友们全部被丈夫收买了，而丈夫却装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泽德卡卖掉了结婚时收到的首饰，买了一张去大洋彼岸的机票，直到有人劝阻说美国面积很大，没有准确的地址去了也没用时她才作罢。
一天下午，她躺在床上，空前地受到了爱情的煎熬——连她当年不得不返回卢布尔雅那市重过厌烦的日常生活时都未曾如此过。那天夜里以及翌日整整一天，她都呆在了房间里。接下来的一天依然如此。第三天，她的丈夫叫来了一位医生——他是何等地仁慈！对她是何等地关心！难道这个男人真的不明白，泽德卡正在企图与另外一个男人见面和通奸，由一个受人尊敬的女人变成一个不能见人的纯粹情妇，永远地离开卢布尔雅那以及自己的家和孩子们吗？
医生来了。泽德卡的神经受到了刺激，她用钥匙把房门锁上，直到医生走了之后才又把它打开。又过了一个星期，她甚至连卫生间都不想去，开始在床上大小便。她不想别的，满脑子装的全是对那个男人的残存回忆，而且深信那个男人也在寻找她但却没有找到。
她的丈夫恼人地宽宏大度。他为她换床单，用手摸她的头，说什么一切最终都会好的。自从她无缘无故地打了一个孩子的耳光——打过之后便跪了下来，吻着被打孩子的双脚请求原谅，还把衬衣撕成碎片表示她的绝望与后悔——，孩子们就再也不肯进入她的房间了。
又过了一周——其间泽德卡不止一次把唾沫吐在给她端来的饭菜里，数次进入和离开现实人生，晚上整夜不眠，白天则大睡不起——，两个男人没有敲门就闯进了她的房间，一个人抱住了她，另外一个给她打了一针，泽德卡醒来时已经住进了维莱特。
“压抑症。”她听到医生对她丈夫说，“有些时候是因为最普通的原因引起的。她的机体里缺少一种叫作血清素的化学物质。”
从病房的天花板上，泽德卡看到男护士手里拿着一个注射器来了。韦罗妮卡继续留在那里，企图与她的躯体对话，对她呆滞的目光感到失望。过了一会儿，泽德卡考虑是否可以把正在发生的一切讲给她听，但随后又改变了主意。人们从她的讲述中永远学不到任何东西，他们需要自己去发现。
男护士把针头扎进她的胳膊，注射了葡萄糖。仿佛被一只巨大的手臂推了一把，她的灵魂离开病房的天花板，高速地穿过一条黑色隧道，重又回到了她的躯体。
“啊，韦罗妮卡。”
韦罗妮卡的脸上露出了惊恐的神情。
“你好吗？”她问道。
“好。我终于可以幸运地逃脱这种危险的治疗方法，这种情况再也不会重复了。”
“你怎么知道呢？这里不尊重任何一个人的意见。”
泽德卡知道，因为她在太空旅行时到过伊戈尔医生的办公室。
“我知道，但我无法进行解释。你还记得我向你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吗？”
“‘什么样的人是个疯子呢？”’
“一点不错。这一次我会不无根据地回答你：疯子就是没有办法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别人的人，就像你到了一个别的国家，看到了一切，明白你身边正在发生的事情，可却没有办法进行解释和求得帮助，因为你不懂那里的人所讲的语言。”
“我们所有人都会有这种感受。”
“因此不管怎样，我们所有的人全是疯子。”
装有栏杆的窗子外面繁星满天，一轮弯月正缓缓由山后升起。诗人们都喜欢圆月，并为它写出了数以千计的诗篇。韦罗妮卡却喜欢半月，因为它有可以扩展的空间，在不可避免地沉落之前能把光亮铺满它所有的表面。
韦罗妮卡萌生了到客厅去弹奏钢琴的愿望，她要用在中学时代学到的一首美妙的奏鸣曲欢庆那个夜晚。眼望天空，她感到了一种难以形容的惬意，仿佛宇宙的无垠也在展示着它的永恒。然而她的愿望却被一扇钢门和一个永远也读不完手中那本书的女护土所阻隔。除此之外，谁也不会在深夜的这种时刻弹奏钢琴，那将会把所有的邻居吵醒。
韦罗妮卡笑了。所谓“邻居”就是那些住满了疯子的病房，而那些疯子又全服用了足量的安眠药。
然而惬意的感觉依然存在。她起身下床，来到泽德卡的床边。泽德卡正在沉睡，也许是因为她要从所经历的可怕的感受中恢复过来吧。
“回到你的床位去。”女护士说，“一个好姑娘这个时候应该正在梦中与大使或是情人相会。”
“别把我当成孩子看待。我不是什么都害怕的温温顺顺的疯子。我会暴跳如雷，我会歇斯底里大发作，我连自己的生命都不在乎，也不会在乎别人的生命。今天我犯了病，我望见了月亮，现在我想要找人说话。”
女护土打量着她，对她的反应感到吃惊。
“你怕我了吧？”韦罗妮卡接着说道，“再过一天或是两天我就要死了，我有什么可以失去的呢？”
“姑娘，为什么你不去散一会儿步，让我把书看完呢？”
“因为这里是一所监狱，还有一个女看守，她装作在读一本书，目的仅仅是为了向别人表明她是个有学识的女人，可实际上，她正注意看病房里的每一个动静，保管着房门的钥匙，仿佛那是一件宝物。规章里应该是这样讲的，她则照章办事，因为这样她可以显示自己的权威，而在日常生活中，在丈夫和孩子们的面前，她是没有这种权威的。”
韦罗妮卡浑身发抖却不知道为什么会如此。
“钥匙？”女护土问道，“门一直是开着的。你也不想一想，我怎么能留在这里面，和一群精神病患者关在一起呢广
“门怎么会开着呢？几天前我想离开这里，这个女人一直跟到卫生间对我进行监视。她正在说什么呢？”韦罗妮卡想道。
‘你别以为我看管得很严。”女护士说道，“病人都服用了安眠药，事实上我们并不需要进行严密的监视。你是冷得发抖吗？”
“不知道。我想是因为我的心脏有什么问题。”
“如果你愿意，就出去散一会儿步。”
‘俄实话，我真正想做的是去弹钢琴。”
“客厅在一个单独的地方，你弹钢琴不会打搅任何人。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去吧。”
韦罗妮卡的颤抖变成了羞怯和克制的低声抽泣。她跪了下来，把头放进女护士纷怀里，不停地哭了起来。
女护士放下书，用手抚磨着韦罗妮卡的头发，让她如浪的悲伤和哭泣自然而然地平息下来。两个人就这样持续了近半个小时：一个伤心地哭泣而没有说明为什么，另一个进行安慰却不知道其中的原因。
韦罗妮卡终于停止了哭泣。女护土把她扶起来，挽着她的一只胳膊，将她领到了门口。
“我有一个女儿，年纪和你一样大。你来这里的时候，吊着血清瓶和插满了管子，当时我就想，一个来日方长的年轻又漂亮的姑娘，为什么会决定自杀。
“你的事情很快就传开了：你留下了一封信——我从不相信这是你自杀的真正原因——，你的心脏出了毛病，无法治好，所以活不了几天了。我的脑海里总是浮现出我女儿的模样：万一她也决定去做同样的事情呢？只要能活着就要为活着而斗争，这是生活的自然规律，为什么有些人想要对抗这种规律呢？”
“我正是因此才哭的。”韦罗妮卡说道，“当我服用安眠药时，我想杀死的是一个我所厌恶的韦罗妮卡。当时我不知道，在我的身上，还有着我会喜欢的另外一些韦罗妮卡。”
“一个人为什么要厌恶自己呢？”
“也许是因为缺乏勇气，或是说总害怕自己做错什么，不能像别人期望的那样行事。几分钟之前我还很高兴，忘记了我已被医生判处了死刑。当我再次明白了我目前的处境时，我就感到了恐惧。”
女护主推开了门，韦罗妮卡走了出去。
她不可能是在问我这些的。她想知道的是，我为什么要哭？难道她不知道我是个绝对正常的人，和所有的人一样有愿望也有担心，提出这类问题——现在已为时晚矣——，会让找产生恐惧吗？
从病房看到的那盏走廊里的电灯光线十分微弱，韦罗妮卡从中穿行时发现一切都为时晚矣，她已无法控制住自己的恐惧。
“我需要自我控制。我是一个能把决心要做的任何事都做到底的人。”
的确，在她的一生中，她将许多事情都一直做到了底，但那都是些小事，比如把说一句对不起就可以解决的争吵没完没了地进行下去，或是断绝与她所钟情的一个男人的联系，因为她认为这种关系不会有任何结果。她恰恰是在比较容易做到的事情上表现得十分严格，以向自己显示自己的力量和冷漠，而实际上她却是一个脆弱的女人。她从未在学业上、学校的体育比赛中和试图维持家庭和睦方面有过出色的表现。
她克服了自身一般的不足，却因此而在重大和主要的事情上遭到失败。当她极其需要有人陪伴的时候，却能给人以独立妇女的假象。她每到一处都能引起众人的注目，但晚上却通常是一个人独自呆在修女院里，打开电视知从不改换频道。她留给所有的朋友一种令人羡慕的堪称楷模的形象，井
竭尽全力企图使自己的举止符合她为自己所设计的形象。
因此，她从没有多余的精力使自己成为真正的自己——
一个和世界所有的人一样，为了得到幸福而需要其他人的帮
助。但是与其他人相处实在太难了！这些人的反应难以预
料，他们把自己包得严严实实保护起来，同她一样，对一切都
显得十分冷漠。如果有人对生活采取更为开放的态度，他们
会立刻将他拒之卜【，或是令他忍受痛苦，将他砚为低贱和
“天真。
她以她的毅力和决心感动了很多人，然而最终的结果是
什么呢？空虚，彻底的孤独，维莱特，死亡候车室。
韦罗妮卡再次对企图自杀感到侮意，但她又坚定地把这
种念头赶走，因为现在她正体验到一种过去从不允许产生的
情感：仇恨。
仇恨。差不多如同墙壁、钢琴或病房这类实物一样，她几
乎可以触摸到发自体内的一种具有毁灭性的能量。她放任这
种情感的萌生，而不管它是好还是不好，只要能够自我控制、
加以伪装并以适当的方式流露就行了。韦罗妮卡希望在她生
命的最后两天或是三天里尽可能地举止失当。
她先是在一个最年长的男人脸上扇了一记耳光，又与男
护士大吵一场，当她想一个人独处时就板起面孔不与其他人
交谈。现在她有充分的自由去体会仇恨，尽管为此要有足够
的机敏，以免破坏周围的一切，并不得不在镇静剂的作用下，
躺在病房的一张床上度过生命的最后时刻。
她仇恨此时此刻所能见到的一切：她自己，整个世界，面
前的那把椅子，走廊里损坏了的一个暖气，十全十美的人，罪
犯。她住在一所精神病医院，可以感受到世人对本身加以隐藏的那些东西——因为我们所有人接受的教育都只是要我们去爱，去接受一切，去试图找到一种出路，去避免发生冲突。韦罗妮卡仇恨一切，但主要是仇恨过去指导她生活的方式，正是这种方式，使她一直未能发现自己的体内生存着数以百计的另外的韦罗妮卡，她们风趣、疯狂、好奇、大胆和勇于冒险。
在某个时候，她开始对世界上最爱她的人——她的母亲——也产生了仇恨。母亲是个出色的妻子，白天工作，晚上操持家务，牺牲自己的生活以便使女儿受到良好的教育，送她去学习钢琴和小提琴，让她穿得像个公主，为她购买网球和名牌裙裤，而自己则把穿过几年的旧衣服打上补丁。
“我怎么能仇恨只给了我爱的人呢？”韦罗妮卡羞愧地想道，并想改正自己的情感，但为时已晚。仇恨已被释放出来，她已然打开了自己的魔鬼之门。她仇恨母亲给予她的爱，因为母亲不求任何回报，而这是荒谬、失真和违背自然规律的。
不求任何回报的爱使她充满一种责任感，一种要与母亲的期待相符的意志，哪怕这意味着她要放弃自己梦寐以求的一切。这种爱试图在若干年内向她隐藏世间的挑战与腐败，却不知道迟早有一天，她会发现这一点却没有进行抵抗的能力。
那么父亲呢？她同样也仇恨父亲，因为和整日忙碌的母亲相反，父亲懂得如何享受生活，常带她去酒吧和剧院一起娱乐消遣。在她还是个少女时，曾偷偷地爱上了他，不是像爱一个父亲，而是像爱一个男人。她仇恨父亲，因为他总是那么迷人，对所有的人总是那样地坦诚热情——只有对她的母亲不是这样，而母亲却是实际上惟一最值得他善待的人。
她仇恨一切：讲解人生的书籍堆积如山的图书馆，迫使她
整个晚上都要学习代数的学校，尽管她不知道有任何人——
教师和数学家除外——为了生活得更幸福而需要懂得代数。
为什么要强迫她学习那么多的代数、几何和一大堆绝对没有
用处的东西呢？
韦罗妮卡推开客厅的门，来到钢琴前，掀开琴盖，用尽全
身的力气用双手敲打了一下琴键。空荡荡的房间里响起了疯
狂而恼怒的互不相关的合奏声，撞到四周的墙壁，变成尖利的
噪音，又回到了她的耳内，仿佛抓伤了她的心灵。这正是此刻
她心灵的最好写照。
她用双手又敲打了一次，不和谐的音符再次混杂在一起
响彻了四面八方。
“我是个疯子。我可以这样做。我可以仇恨一切，可以敲打钢琴。从何时起，精神病患者懂得要让音符和谐一致呢？”
她又敲打起钢琴来，一次，两次，十次，二十次。每敲打一
次，她的仇恨就减少一分，直至最后彻底消失。
于是，她的心中重新充满了一种深度的宁静。韦罗妮卡
再次注视繁星遍布的天空，一轮她所喜欢的弯月把温柔的光
线洒满了她所在的地方。她又一次感觉到无限与永恒正携手
而进，只需看到它们中间的一个，比如无限的宇宙，就能发现
另外一个，即永恒的时间：它不会消逝，而是持久地停留在现
在，那里包含着生活的全部秘密。在由病房去客厅的路上，她
已经把仇恨强烈而集中地进行了发泄，现在心中已没有余留
下任何怨愤。她让多年来压抑在内。动的消极情感最终流露了
出来。她已经体验过了这种情感，现已不再需要，可以让它们离去。
地静静地过着她的现在的时光，让爱去占据仇恨所腾出的空间。当她感到可以开始时，就转向月亮，为它弹奏了一支奏鸣曲。她知道，月亮在倾听，并为此感到骄傲，但却引起了群星的妒忌。于是她又为群星弹奏了一支曲子，为花园弹奏了一支曲子，为群山弹奏了一支曲子——夜里虽然看不见群山，但她知道它们就坐落在那边。
在为花园弹奏曲子时，另一个疯子来到了客厅。他叫埃杜阿尔德，是个无法治愈的精神分裂症患者。韦罗妮卡对他的出现没有感到吃惊，相反还对他荣尔一笑。使她吃惊的是，埃杜阿尔德也对她微微一笑。
在她那遥远的世界里——比月亮还要更加遥远——，音乐可以穿透一切和创造奇迹。
“我非要买个新钥匙链不可了。”伊戈尔医生边开他在维莱特小小诊室的房门边想道。原来的那个摔碎了，用来装饰它的一个小金属盾牌掉在了地上。
伊戈尔医生弯身把它抬了起来。怎么处理这个作为卢布尔雅那标志的小盾牌呢？最好是把它扔掉。不过，也可以拿去修一修，让人做一个新的皮抓手；或者也可以送给他孙子当玩艺儿。他认为后两种选择未免荒唐：一个钥匙链不值几个钱；他的孙子整天都是看电视或是玩从意大利进口的电子游戏机，对盾牌根本不会感到兴趣。尽管如此他也没有扔掉，而是把它装进衣袋，留待以后再决定究竟如何处理。
因此，他是收容院的负责人而非患者，因为他在做出任何一项决定之前都要进行反复思考。
他打开了灯。随着冬季的来临，天亮得越来越晚了。光线不足以技家庭发生变故或是离婚，乃是压抑症患者数目增加的主要原因。伊戈尔医生盼望春天立刻到来，并帮他解决一半问题。
他看了一眼日程安排表。他必须要想出一些措施不让埃杜阿尔德饿死。精神分裂症使这位患者行为无常，现在他彻底不吃任何东西了。伊戈尔医生已经开了静脉注射营养液的处方，但这并非长久之计。埃杜阿尔德二十八岁，身强力壮，即便给他注射血清，最后也要变得虚弱不堪，骨瘦如柴。
埃杜阿尔德的父亲是年轻的斯洛文尼亚共和国一位著名的驻外大使，是九十年代初期与南斯拉夫进行微妙谈判的代表之一，他对这件事会做出何种反应呢？此人曾多年为贝尔格莱德工作，成功地战胜了对他进行低毁的人——这些人指控他为敌人效力——，继续留在了外交使团，只不过这一次代表的是另外一个国家。他有权有势，声望甚高，所有的人都惧怕他。
伊戈尔医生考虑了片刻——如同刚才考虑钥匙链上的盾牌该如何处理一样——，但随后就把不安的念头赶走了：对一位大使来说，儿子外貌的好与坏并无关系，他不打算带儿子去参加官方的聚会，或是让儿子陪伴自己前往他被任命为政府代表的国度。埃杜阿尔德住进了维莱特，并且会永远或是在父亲继续领取高薪期间留在那里。
伊戈尔医生决定停止营养液的静脉注射，让埃杜阿尔德再瘦弱一些，直到他自己想要吃饭时为止。万一情况恶化，他就提交一份报告，把责任推给管理维莱特的医生委员会。‘办果你不想陷入困境，那就总把责任分摊开来。”他的父亲曾这样教导过他。他的父亲也是位医生，曾有几个病人死在他的手里，可当局却从未找过他的任何麻烦。
开完停止给埃杜阿尔德输液的处方之后，伊戈尔医生着
手处理下一件事情：报告书说，患者泽德卡·门德尔已结束了
她的治疗期，可以出院了。伊戈尔医生想亲眼进行核实。归
根结底，对一位医生而言，最糟糕的莫过于收到在维莱特治过
病的患者的家属投诉。这种事几乎总要发生——在一所精神
病医院住过一段时间之后，一个患者极少能够重新适应正常
的生活。
所以出路只有一条：发现治疗精神病的方法。伊戈尔医
生不遗余力地为此而奋斗，正撰写着一篇将使精神病学科发
生彻底改观的论文。在精神病医院，临时性的患者与根本无
法治愈的患者生活在一起，结果前者的社会适应力就会开始
退化，而这种进程一旦开始，就很难加以阻止。那个泽德卡·
门德尔最终还要回到这里来——这一次将是出于自愿，她所
以无病而装病呻吟，目的只是为了回到似乎比外边的世界能
更好地理解她的那些人的身边。
然而，如果他能发现抗击维特里奥洛——伊戈尔医生认
为它是造成疯癫的罪魁祸首——的方法，那么他的名字就将
载入史册，斯洛文尼亚也将最终在世界地图中占有一席之地。
上个星期，一个机会由天而降，一位潜在的女自杀者住了进
来，而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浪费掉这一机会。
伊戈尔大夫感到十分高兴。虽然由于经济原因，他还被
迫同意使用早已被医学界禁止使用的治疗方法——比如通过
注射胰岛素造成休克——，但同样也是由于经济原因，维莱特
正在更新精神病的治疗方法。他不仅拥有时间和物质条件从
事维特里奥洛的研究，而且在收容院股东们的支持下可以让
那伙被称为“兄弟情谊会”的人留下来。收容院的股东们同意可以容忍——请注意，不是鼓励，而是容忍——这些人住院的时间比需要的更长一些。股东们振振有词地说，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应该让刚刚痊愈的患者自己来决定他们回归社会的最好时间。这就意味着允许一批人作出留下来的决定，犹如留在一间自选旅馆，或是人们为了某些共同目的而聚集在一起的一个俱乐部。伊戈尔医生终于得以让精神病患者与正常的人生活在一起，以使后者对前者产生正面的影响。为防止情况恶化——精神病患者最终要对已经治愈的病人产生负面的影响——，所有兄弟情谊会的成员每天至少要离开收容院一次。
伊戈尔医生明白，股东们同意已被治愈的人继续留在收容院的理由——“人道主义的考虑”，他们是这样说的——只是一个借口。斯洛文尼亚的首都卢布尔雅那是个迷人的小城，他们担心这里没有足够的有钱的疯子来支撑这所费用昂贵的现代医院。除此之外，公费医疗系统拥有一流的精神病医院，这就使维莱特在争夺精神病人的市场上处于不利的形势。
股东们在把旧军营改为疯人院时，他们把那些可能在与南斯拉夫的战争中受到伤害的男男女女都作为住院的对象，然而战争历时却很短。股东们确信战争将会再度爆发，结果却事与愿违。
最新研究发现，作为战争的牺牲品，有些人会患上精神病，但与紧张、厌倦、遗传性疾病、孤独和自我封闭相比，它所造成的精神病患者的数目则微乎其微。当一个集体面临一个重大的问题时——比如一场战争，或一次极度的通货膨胀，或一场瘟疫——，自杀的人数会有少量的增加，但是患压抑症。
妄想狂症、精神病的人数却会大大减少。一旦这种重大的问
题解决之后，患这一类疾病的人数则又恢复到正常时期的水
平，这便表明——伊戈尔医生是这样认为的——，只有当具备
相应的条件时，一个人才会成为疯子。
他的眼前还放着另外一份最新研究成果，来自刚被一家
美国报纸评选为世界上生活水平最高的国家加拿大。伊戈尔
医生看到了下列的数字：
。根据加拿大的统计资料，已经患有某种精神病症状的
人员分布‘情况如下：
十五岁至三十四岁年龄段中的百分之四十；
三十五岁至五十四岁年龄段中的百分之三十三；
五十五岁至六十四岁年龄段中的百分之二十。j＠－。估计每五个人当中有一人患有某种精神失调症状。
。每八个人当中有一人因精神错乱一生中至少要住院一
次。
“多么好的市场，比这里强多了。”他想道，“人们越是能够
生活得更加幸福，就变得越加不幸福。”
伊戈尔医生又分析了一些病例，仔细衡量着哪些应该与
委员会一起分担责任，哪些可以独自处理。当这一切都结束
之时，天已经大亮了，于是他关上了灯。
他立刻吩咐让第一位求见者——那位企图自杀的女患者
的母亲——进入他的诊室
“我是韦罗妮卡的母亲，我女儿的情况怎么样？”
伊戈尔医生考虑了一下是否应该讲出真情，以免使她无谓地担惊受怕——说到底，他也有个名叫韦罗妮卡的女儿——，但最终还是决定闭口不谈为好。
“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他撒谎说，“我们需要再观察一个星期。”
“我不明白韦罗妮卡为什么要这样做，”他面前的这个女人哭泣着说道，“我们做父母的都很爱她，做出了极大的牺牲，让她受到尽可能好的教育。尽管我们夫妻之间存在着问题，但仍然维持着家庭的完整，可以说是面临不幸却能坚持下去的榜样。她有个好工作，人长得也不难看，可即使这样…··‘”
“…··哪使这样还是企图自杀，”伊戈尔医生接过了她的话，“你不必吃惊，太太，事情正是这样。人们不懂得幸福，如果您希望的话，我可以把加拿大的统计数字告诉您。”
“加拿大？”
韦罗妮卡的母亲惊讶地望着他。伊戈尔医生看到他已转移了对方的注意力，便接着说道：
“您要清楚，太太到这里来不是想要知道您女儿的情况，而是为了开脱您在她企图自杀的这件事上自己的责任。她今年多大了？”
“二十四岁。”
“也就是说，已经是个有过生活阅历的成熟女人，已经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希望是什么，并且有能力做出自己的选择。这与您的婚姻或是您以及您丈夫做出的牺牲又有什么关系呢？她一个人独立生活有多长时间了？”
“六年。
“您看到了吧？她已经彻底地独立了。虽然如此，由于一
位奥地利医生——西格蒙德·弗洛伊德①，我敢肯定太太听人
谈起过他——曾著书立说，谈及父母与子女们之间的这种病
态关系，所以时至今日，所有的人还是对所有的一切都进行自
责。子女变成了凶手是父母教育的牺牲品，印度人是这样认
为的吗？请您回答。”
“这种事我从来没有听说过。”韦罗妮卡的母亲回答道。
这位医生越来越使她感到惊讶，也许此人受到了他的病人们
的传染。
“我来告诉您答案。”伊戈尔医生说道，“印度人认为罪责
在于凶手本身，而不在于社会，不在于他的父母和他的先辈。
因为一个儿子决定要吸毒并要胡乱开枪射击，日本人就会因
此自杀吗？答案与上一个相同：不会！据我所知，日本人可以
为随便一个什么原因而自杀。就在前几天，我看到了一条消
息，说有个年轻人因为没能通过大学预科入学考试就自杀
了。”
“我能见一见我的女儿吗？”韦罗妮卡的母亲问道，她对日
本人、印度人或是加拿大人不感兴趣。
“马上见，马上见，”伊戈尔医生说道，对自己的话被打断
不禁有些气恼。“但是在见之前，我希望太太明白一件事：除
了某些严重的病理学案例之外，人们是在企图逃避常规惯例
时才会发疯的。太太懂了吗？”
“我很懂。”韦罗妮卡的母亲回答说，“假如先生认为我无
①西格蒙德·弗洛伊德（185——1939）：奥地利精神病学家、心理学家、精神
分析学派的创始人。法照顾她，那就请您放心好了：我从未打算要改变我的生活。”
“太好了。”伊戈尔医生表现出某种轻松之态，“太太是否已经想象出这样一个世界，比如说，在那里，我们无需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中都去重复同一件事情呢？再比如说，假如我们决定只有饿了的时候才吃饭，家庭主妇和餐馆又怎么来安排呢产
“饿了的时候才吃饭更正常。”韦罗妮卡的母亲想道，但因为担心对方不准她见自己的女儿而没有讲出来。
“那将会乱成一团。”她说道，“我是个家庭主妇，知道您说的话意味着什么。”
“那我们就一日三餐：早饭、午饭、晚饭。每天都必须在固定的时间起床，每周休息一次。有圣诞节是为了赠送礼物，有复活节是为了在湖边度过三天。假如您的丈夫，仅仅因为一时感情激动，决定在客厅里与您做爱，您会感到高兴吗？”
“这个家伙在乱说什么？我是来看我女儿的！”韦罗妮卡的母亲想道。
“我会感到难过。”她小心谨慎地说道，希望回答得正确。
“好极了。”伊戈尔医生欢叫起来，“做爱的地方是在床上，不然的话，我们就会树立一个坏的榜样，使混乱状态得以扩散。”
“我能见一见我的女儿吗？”韦罗妮卡的母亲打断了他的话。
伊戈尔医生让了步。这个乡下女人永远听不懂他讲的话，对从哲学角度探讨精神病并无兴趣，哪怕明知道她女儿是真的企图自杀，而且曾进入了昏迷状态。
他按了一下铃，女秘书应声走了进来。
“你去把那个想要自杀的姑娘叫来。”他吩咐说，“就是给报社写信，说她所以自杀是想表明斯洛文尼亚在什么地方的那个姑娘。”
“我不想见她。我已经断绝了与这个世界的关系。”
当着所有人的面，本来很难在客厅里把这样的话讲出来。但是那个男护士太冒失，扯大嗓门对她说她的母亲正在等着见她，仿佛这件事与所有人都相关似的。
韦罗妮卡不愿意去见母亲，因为两个人都会因此而难过。最好是当作她已经死了。韦罗妮卡一向厌恶离别场面。
男护士顺原路回去了，韦罗妮卡把目光转向群山。一周未见的太阳终于重新露了面——前一天夜里她就已经知道，因为在地弹奏钢琴时月亮告诉了她。
“不对，这太离奇了，我正在失去自我控制。天体是不会说话的，只有那些自称是占星术上的人才不这样认为。如果月亮跟某个人交谈过，那么这个人准是个精神分裂症患者。”
刚想完这些，她就感到胸部一阵刺痛，一只胳膊失去了知觉。韦罗妮卡看到天花板在旋转：心脏的疾病发作了！
她产生了一种类似欢欣的感觉，仿佛死亡将把她从对死亡的恐惧中解放出来。好了，一切都已完结！也许她会感到某种疼痛，但是五分钟的痛苦却能换来永恒的宁静。现在她推一要做的就是闭上眼睛，因为她最害怕看到电影里睁着眼睛死去的人。
然而，心脏疾病发作的情景似乎与她想象的不同。韦罗妮卡开始感到呼吸困难，她惊恐万分地发现，她正要去经历她最害怕的事情：窒息而亡。她将仿怫是被活埋或是被突然推向海底那样死去。
她踉踉跄跄，最后跌倒在地，感到脸上受到重重一台，接着就拚命用力呼吸，但却吸不进气。最糟糕的是她没有死去，对周围所发生的一切都清清楚楚，能够继续分辨出物体的颜色和形状。惟一感到困难的是听不清别人说的话，喊声和惊叫声仿佛都那么遥远，似乎是从另外一个世界传来的。除此之外，一切都再真切不过了。所以吸不进气，只是因为空气不肯服从她的肺部和她的肌肉的指挥，而她的意识并没有消失。她感到有人抓住了她，并把她翻转成仰卧的姿势。现在她已失去了对眼睛活动的控制，任它们天旋地转，发送出数以百计不同于其头脑所想的影像，把窒息的感觉与完全混乱的视觉融在了一起。
这些影像也渐渐地远去了，当痛苦到达顶点之时，她终于得以开始吸气，同时发出一声可怕的巨响，把客厅里的人全都吓呆了。
韦罗妮卡不能控制地开始呕吐。这种几乎是灾难的时刻一过，一些疯子便对眼前的‘情景发出了嘲笑。韦罗妮卡感到蒙受了羞辱，脑子乱成一团，无法作出反应。
一名男护土跑了进来，在她的胳膊上打了一针。
“请你镇静，已经没事了。”
“我还没有死！”韦罗妮卡开始大喊大叫，并朝住院的病人方向走去，呕吐物把地面和家具全给弄脏了。“我还得继续留在这所该死的收容院，不得不和你们这些人生活在一起！每日每夜我都生不如死，可却没有一个人同情我！”
她又转向那个男护土，从他手中夺过注射器，然后向花园扔去。
“你想干什么？明明知道我已经非死不可，为什么不给我注射毒剂？你有没有感情？”
她控制不住自己，重又坐在了地上，开始不停地痛哭、喊叫和大声抽泣。几个住院的病人在发笑，对她全被弄脏了的衣服议论纷纷。
“给她打一针镇静剂厂一个急匆匆赶来的女医生吩咐说，“要控制住局面！”
可是那位男护士却愣在那里发呆。女医生离开客厅，随后带着另外两名男护士和一个新的注射器返身回来。这两名男护士抓住了在客厅中央歇斯底里大发作的韦罗妮卡，与此同时，女医生在她脏乎乎胳膊的静脉上注射了一针镇静剂，连一滴药水都没有剩下。
韦罗妮卡被送到伊戈尔医生的诊室，躺在一张洁白的床上，身上盖着新的床单。
伊戈尔医生听了听她的心脏。韦罗妮卡装作仍在睡觉，但内心深处却发生了某种变化，因为伊戈尔医生在讲话时断定她能听见他的话。
“放心吧，”他说道，“凭你的身体健康状况，你能活到一百岁。”
韦罗妮卡睁开了眼睛。她的衣服被人换过了。难道是伊戈尔医生换的吗？他看到她裸露的身体了吗？她的头脑还不完全清醒。
“先生刚才说什么？”
“我说你放心吧。”
“不，先生刚才说我能活到一百岁。”韦罗妮卡坚持道。
“在医学上，一切都无法确定。”伊戈尔医生假。已假意地说道，“一切都有可能。”
“我的心脏怎么样7’
“没有变化。”
无需再多问什么。面对病情严重的患者，医生会说“你能活到一百岁”，或是“一点也不严重”，或是“你的心脏和血压跟小伙子的一样”，不然便是“我们需要再做一次检查”，仿佛他们害怕患者会把整个诊所砸烂似的。
韦罗妮卡想站起来，却没有成功：整个房间开始旋转起来。
“你再多躺一会儿，直到自我感觉更好一些时为止。你呆在这里对我没有什么妨碍。”
“很好。”韦罗妮卡心里想道。“但是，假如有妨碍呢？”
作为一位颇有经验的大夫，伊戈尔医生沉默了片刻，装出对桌子上的报纸很感兴趣的样子。当我们面对着一个人，而这个人却一句话也不讲，局面就会变得恼人、紧张和无法忍受。伊戈尔医生期待着韦罗妮卡首先开口，这样他就能为他的有关疯癫症的论文和他正在研究的治疗方法收集到更多的论据。
但是韦罗妮卡却一言不发。“也许她维特里奥洛中毒程度太深了，”伊戈尔大夫想道。与此同时，他决定打破正变得恼人、紧张和无法忍受的沉默。
“看来你很喜欢弹钢琴。”他说道，并竭力仿佛是偶然脱口而出似的。
“疯子们喜欢听。昨天就有一个人被吸引过来听了。”
“是埃杜阿尔德。他跟人说过他曾酷爱音乐。谁知道他会不会像一个正常人一样地重新进食。”
“一个精神分裂症病人喜欢音乐？还跟人说过这一点
“是的。我敢保证，你对精神分裂症没有任何概念。”
这位医生——因为头发染成了黑色而似乎更像一位病
人——说得很对。韦罗妮卡多次听人讲到过这个词，但对它
的含义却一无所知。
“能够治好吗？”她问道，想看看是否能得到更多的有关精
神分裂症的知识。
‘咱B够控制。人们还不完全清楚精神病学领域正在发生
的事情：一切都是新的，每十年它的进程就会出现一次变化。
精神分裂症患者是这样一种人，他们具有一种天生的要离开
这个世界的倾向，直到有一件事情——严重或是微不足道要
因人而异，——使他形成一种只属于他自己的现实。情况可
以发生演变，直至这种现象完全消失——我们称它为紧张
症——，或是好转，使患者可以从事工作和过上一种实际上是
正常的生活。这一切都只取决于一件事：环境。”
“形成一种只属于他自己的现实。”韦罗妮卡重复道，“什
么是现实呢？”
‘哆数人认为应该如此的东西就是现实。它无需是最好
的，无需是最合乎逻辑的，但要符合集体的愿望。你看看我脖
子上系的是什么？”
“一条领带。”
“很好，你的回答合乎逻辑，与一个绝对正常的人相一致：
一条领带！
“但是，一个疯子却会说，我脖子上系的是一条可笑而无用的彩色花布，它以一种复杂的方式捆住脖子，结果给头部活动制造了困难，需要花费更大的气力，才能使空气进入肺部。当我靠近一台电风扇时，一不留神就可能被这条带子勒死。
“要是一个疯子问我系领带是为了什么，我就必须这样回答．什么也不为，甚至不是为了装饰，因为如今它已变成一种屈从、权势和疏远的象征。领带的推一用途就是回到家里把它取下来，使人产生一种我们已从某种连我们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中解放出来的感觉。
“但是这种轻松的感觉就能证明领带的存在是合理的吗？不能。可即使如此，假如我去问一个疯子和一个正常的人这是什么，回答说这是一条领带的那个人就将被认为是智力健全者。谁对谁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有理性。”
“由此您得出了我不是疯子的结论，因为我给那条彩色花布取了一个正确的名称。”
“不是，你不是疯子。”伊戈尔医生想道。他是这方面问题的权威，诊室的墙上挂着的几张证书便是证明。谋害自己的生命是人类独有的特征，他知道许多人正在这样做。尽管如此，这些人在表面上却继续给人以天真和正常的假象，而这仅仅是因为他们没有选择一种引起轰动的自杀方法。他们是在慢性地自杀，受到了伊戈尔医生称之为维特里奥洛的物质的毒害。
维特里奥洛是一种有毒物质，在与他所认识的男人及女人的谈话中，伊戈尔医生已经辨认出其所造成的症状。现在他正就这一问题在撰写一篇论文，准备提交斯洛文尼亚科学院进行研究。在精神病学领域，这将是继皮内尔①医生——
①皮内尔（174－1826）：法国医师。以人道态度对待精神病患者的先驱。
一七九二年任巴黎比塞特尔男性精神病患者收容所的主任医师，首次
进行了大胆的改革——解开患者的锁链。一七八四年他任硝石库医院
院长，对女性精神病患者实行了同样的改革。
当年曾下令撤去锁绑患者的铁链，他的某些精神病患者有可
能被治愈的看法震惊了整个医学界——之后迈出的最重要的
一步。
弗洛伊德医生确信，里比多是一种导致产生性欲的化学
物质的反应，但尚未有任何一个实验室能够将这种物质分离
出来。与里比多一样，维特里奥洛是处于恐惧状态之下人的
机体散发出的一种物质，虽然现代光谱仪还不能将其检测出
来，但它很容易通过其味道加以识别：不甜也不咸，而是发苦。
伊戈尔医生是这种致命的有毒物质的发现者，但尚未被人们
所承认。他为这种物质取了一种毒药的名称：维特里奥洛。
从前，当皇帝、国王以及形形色色的情人需要把一个所厌恶之
人彻底赶走时，都曾广泛地使用过这种毒品。
有皇帝和国王的时代多么好哇。在那个时代，生与死都。充满浪漫主义色彩。凶手邀请受害人共进丰盛的晚餐，侍者
端着两只漂亮的高脚杯走进来，其中的一杯酒里兑上了维特
里奥洛。受害人的做法是何等地令人激动——他端起酒杯，
讲上几句或是动听或是刺耳的话，仿佛是再饮一杯美味的开
胃酒一样喝了下去，然后吃惊地望着东道主，接着便扑通一声
突然倒在地上！
现在这种毒药不仅昂贵，而且难以在市场上见到，它已经
被更可靠的谋杀手段所取代，比如手枪、细菌，等等等等。伊
戈尔医生天性浪漫，将一个几乎已被遗忘的毒药名称为他已
能诊断出的这种精神上的疾病命名。他的发现很快将会震惊
世界。
奇怪的是，虽然大多数受害者辨别出了它的味道，谈到过
如同苦味剂中毒似的过程，但却没有一个人在提及维特里奥洛时把它当作一种致命的有毒物质。所有人的机体都程度不同地具有苦味，就像几乎所有的人都携带着结核病杆菌一样。这两种病只有患者处于虚弱之时才会发作。就苦味症而言，当患者对被称之为“现实”感到恐惧时，这种疾病就有了生成的土壤。
有些人渴望建立起一个任何外部威胁都无法渗透过来的世界，因此就过分地增加了对外部事物——陌生之人，新的地方，不同的经历——的防御，而拆除了内部的设防。以此为起点，苦味症便开始造成不可逆转的伤害。
苦味症（或维特里奥洛，此乃伊戈尔医生所偏爱的叫法）的主要攻击目标是意愿。染上这种病的人会渐渐地对一切都失去渴求，在不多的数年之内，就已无法离开他的世界，因为他在建筑高墙以使现实成为他所希望的那样时，已经耗费了巨大的能量储备。
为了免受外部的进攻，他们同样也限制了内部的成长。他们继续去上班，看电视，抱怨交通拥挤，并且生儿育女。但是这一切都是机械地进行的，内心并无任何激情冲动，因为归根结底，一切都处于控制之中。
苦味症中毒的最大问题是诸如仇恨、情爱、绝望、兴奋、好奇等激烈的情感同样也不会再有所流露。过上一段时间之后，任何渴求都已不复存在，既不愿活着，也不想死去，这正是问题之所在。
正因为如此，对苦味症患者而言，英雄和疯子总是迷人的，因为他们对生与死都不感到恐惧。无论是英雄还是疯子，他们在危险面前都毫不在乎，尽管人人都说不能去那样做，而
他们却依然勇往直前。疯子自杀，英雄为一种事业殉难，但是
双方都死了，而苦味症患者可以用许多夜晚与白天去议论这
两类人的荒唐与荣耀。这是苦味症患者有力量攀上他们防御
的高墙和稍微向外望上一眼的推一时刻，紧接着他们的手与
脚都感到疲乏，于是便又重新回到了日常生活之中。
慢性苦味症患者每周只有一次能发现自己的病情：星期
日的下午。这个时候，由于没有工作或常规例事可以减轻其
症状，他们便会察觉到某种东西很不对劲。下午的宁静令人
难以忍受，时间似乎永远停滞不前，于是一种持久的恼怒就毫
无拘束地表现了出来。
然而一到星期一，苦味症病人立刻忘记了自己的症状，并
且诅咒从没有时间休息，抱怨周末过得太快。题从社会的角度来看，这种病惟一的巨大好处就是它已然
变化成为一种规律，所以无需住院治疗——中毒太深以致其
行为已开始对他人造成伤害者除外。大多数苦味症患者可以
继续在医院外生活，而不会对社会或他人构成威胁，因为他们
已经在自己周围修筑起了高墙，完全与世界隔绝，虽然表面上
仍生活在其中。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发现了里比多，并且创立了治疗由它
引发的病症的方法：精神分析法。除了发现维特里奥洛的存
在之外，伊戈尔医生还需要证实，苦味症同样也有可能得到治
疗。他期望把自己的名字载入医学史的史册，虽然他对要使人们接受自己的观点所面临的困难并不抱幻想，因为“正常的人对自己的生活甚感满意，永远不会承认自己有病，而那些“病人”却使疯人院、实验室、研讨会等诸如此类的事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我知道现在人们不会承认我的努力。”他自言自语道，并且对不能被人理解而感到十分骄傲。总而言之，这是天才们必须付出的代价。
“先生您怎么了？”在他对面的韦罗妮卡问道，“您似乎进入了您病人们的世界。”
伊戈尔医生未能听出这句话的不敬之意。
“你现在可以走了。”他对韦罗妮卡说道。
韦罗妮卡不知道现在是白天还是黑夜——伊戈尔大夫开着电灯，不过，每天早晨他都是如此。来到走廊上，她看到了月亮，才发现她睡的时间比她想象的要长。
在前往病房的路上，她注意到墙上的一幅镶着镜框的照片：卢布尔雅那中央广场，当时还没有普列舍伦的雕像，几对男女正在散步——可能是个星期天吧。
她看清了照片的日期：一九一O年之夏。
一九一0年之夏。这些人的子孙们已经作古，而他们却把自己生命中的一瞬留在了照片上。照片上的女人全都身着厚重的连衣裙。男人则戴着帽子，穿着外套，系着领带（或如
疯
子们所称的彩色布条），绑着裹腿，胳膊上挂着一把雨伞。
气温呢？大概和现在的夏天一样，阴凉处摄氏三十五度。
假如这时来了一位身穿齐膝短裤和只穿衬衫——更适合于热
天穿的衣着——的英国人，他们会怎样想呢？
“一个疯子。”．现在她已完全理解了伊戈尔医生想要表达的意思。同样，她也明白了，她在生活中一直得到过许多关爱、亲见和保护，但却缺少了一样使这一切变成为一种幸福的东西：她应该更加疯狂一些。
她的父母亲无论如何都会继续爱她，但由于害怕伤害他们，她却一直不敢为实现自己的梦想而付出代价。她把梦想深埋在记忆的深处，虽然在出席一场音乐会或是偶尔听到一张悦耳的唱片时也会被唤醒。但是，每当她的梦想被唤醒时，因为挫折感过于强烈，使得她立刻又让其幻想重新进人昏睡状态。
韦罗妮卡从小就知道自己真正的爱好是什么：成为一名钢琴家！
十二岁上第一堂钢琴课时，她就产生了这种感觉。她的女老师也察觉出了她的天分，并鼓励她成为一名职业的钢琴家c然而，当她为自己刚刚在一场比赛中胜出而感到兴高采烈，并告诉母亲她准备放弃一切只致力于钢琴的演奏时，她的母亲亲切地望着她回答道：“孩子，没有人能靠演奏钢琴生活。”
“可您却让我上钢琴课！”
“那是为了培养你的艺术才能，仅此而已。当丈夫的欣赏这一点，你也能够在节日活动中出人头地，忘掉当钢琴家这件事吧，你要去学法律，将来当律师，那才是有前途的职业。”
韦罗妮卡听从了母亲的话，相信母亲具有足够的经验理
解什么是现实。中学毕业后她进入法律专业，并以高分获得
了一张毕业证书，但结果却只找到了一份图书馆馆员的工作。
“我当时应该更疯狂一点。”然而，大概和多数人的情况一
样，这种发现已为时过晚。
就在她转身想继续向前走的时候，有人拽住了她的胳膊。给她注射的强效镇静剂还在她的静脉中流动，因此，当精神分裂症患者埃杜阿尔德轻柔地领她朝不同的方向——客厅——而去之时，她没有表示反对。
天上挂着的依然是一个弯月，应埃杜阿尔德的无声请求已经在钢琴前坐下来时，韦罗妮卡听到从饭厅传来一个声音，有个人正带着外国人的腔调在讲话。韦罗妮卡不记得在维莱特听到过这种腔调。
“埃杜阿尔德，我现在不想弹钢琴。我想知道正在发生的事情，知道旁边的人们在讲些什么，知道那个陌生人是谁。”
埃杜阿尔德只是一个劲地微笑，也许对她刚才所说的话一个字也没有听懂。韦罗妮卡想起伊戈尔医生曾经讲过，精神分裂症患者可以进入和离开他们的与世隔绝的现实。
“我就要死了。”她接着说道，希望自己的话能够被理解。“死亡的翅膀今天掠过了我的面颊，明天或更迟一些就应该来敲我的门了，所以你不应该习惯于每天晚上都听我演奏一支钢琴曲。
“埃杜阿尔德，任何人都不能养成任何习惯。你只要看看我的情况就能明白：我又重新喜欢太阳，喜欢群山，喜欢难题，甚至承认生活所以缺乏意义责任在于我而不是任何其他人。我想重新看到卢布尔雅那的广场，感受恨与爱、失望与厌倦，感受构成日常生活一部分的所有那些简单而又愚蠢但却能给人生带来乐趣的东西。要是有一天我能离开这里，我会容忍自己成为一个疯子，因为所有的人都是疯子。最糟糕的是那些不知道自己是疯子的人，因为他们只是重复别人吩咐他们要去做的事情。
“不过，这一切都已无可能，你明白吗？同样，你也不可能整天盼望夜晚的到来，盼望一个住院的女患者为你弹奏钢琴。你我的世界都已到了末日。”
韦罗妮卡站起身，亲切地摸了一下小伙子的脸，然后就直奔饭厅而去。
推开饭厅的门，她就见到了一个异乎寻常的场面：所有的桌椅都被推到墙边，正中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空间。兄弟情谊会的全体成员都坐在地上，听一个身穿西装套服和系着领带的男人讲话。
“……于是便邀请苏菲派①大师纳赛鲁丁来作一个讲座。”那个男人说道。
门被推开时，饭厅里所有的人都把目光转向了韦罗妮卡。身穿西装套服的男人朝她说道：
“坐下来。”
韦罗妮卡坐在了地上，身边便是满头银发的马莉太太——两个人第一次见面时她是何等地气势汹汹。令韦罗妮卡吃惊的是，这一次马莉却微微一笑，对她表示欢迎。
那个男人继续说道：
“纳赛鲁丁把讲座定在下午两点，人们反响强烈，一千张
①苏非派：阿拉伯文S［Jfi的音译，意为“羊毛”，因该派成员身着粗毛织在
以示质朴，故名。伊斯兰教的神秘主义派别，产生于七世纪末期，既以
（古兰经）的某些经文为依据，又接受新柏拉图主义、印度瑜伽派等某些
外来思想。
门票销售一空，另有七百余人在厅外准备着闭路电视的转播。
“两点整，纳赛鲁丁的一位助手来了，说是由于不可抗拒
的原因，讲座将要推迟进行。有些人气愤地站起身，要求退
票，然后便离去了。尽管如此，大厅内外依然留下来许多人。
“从下午四点开始，由于苏菲派大师依然未到，人们陆续
退票离去：已经到了下班的时间，该回家去了。到下午六点
时，最初的一千七百名听众只剩下不足一百人。
“就在这时候，纳赛鲁丁走进了大厅。他仿佛完全喝醉了
似的，开始拿坐在第一排的一位漂亮女郎开起玩笑来。
“大吃一惊之后，人们感到十分气愤：连续等候了四个小
时之久，这个人怎么能够这样行事呢？大厅里可以听到一些
不满的抱怨声，可是苏菲派大师却毫不在意，他继续高喊着
说，那位女郎能够引起性欲，还邀请她与他一起去法国旅游。”“这是什么大师。”韦罗妮卡心里想道。幸好她从不相信
这类事情。
“对抱怨的人们讲了几句粗话之后，纳赛鲁丁打算站起身
来，不料却重重地跌倒在了地上。人们愤怒了，纷纷决定离
去，并说这一切都不过是骗人的自我吹嘘，还说要在报纸上揭
露这种卑鄙的把戏。
“只有九个人继续留在大厅里。不满的人们刚一离去，纳
赛鲁丁便站了起来，他神态适度，双眼放射出光芒，身体四周
环绕着尊严与智慧的清风。‘你们这些留下来的才是一定要
听我讲课的人。’他说道，‘你们已在精神之路上通过了两种最艰难的考验：等候某一特定时刻到来的耐心和不对所遇到的事情感到沮丧的勇气。我所要教的人正是你们。’“接着，纳赛鲁丁就教授了他们一些苏菲派的技巧。”
那个男人停顿了一下，从衣袋里掏出一支奇怪的笛子。
“现在我们休息片刻，然后就进行默思。”
兄弟情谊会的人都站了起来，韦罗妮卡不知道她该怎么办。
“你也站起来。”马莉拉着她的手说道，“我们有五分钟的课间休息。”
“我要走了，我不想添乱。”
马莉把她领到一个角落里。
“你都快要死了，难道还什么都没有学到吗？你不要总是想作正在使别人不舒服，正在给别人添乱！假如他们不喜欢的话，那就让他们抱怨好了！如果他们没有勇气抱怨，问题就是他们的！”
“那一天我走近你们的时候，做了一些过去我从未敢做的g
g事情。”
“你让疯子们一个纯粹的玩笑给吓唬住了。为什么你不继续勇往直前呢？你担心失去什么呢？”
“我的尊严。我不想留在一个我不受欢迎的地方。”
“什么是尊严？是想让所有的人都认为你品德高尚、表现出色、对他人充满爱心吗？你要尊重天性。你该多看一些有关动物的电影，留意它们如何为争夺自己的空间而厮杀搏斗。我们所有的人都为那一天你扇的那记耳光而感到高兴。”
韦罗妮卡已经再没有时间为争夺任何空间去厮杀搏斗了，于是便改换了话题，问起刚才讲话的那个男人是谁来。
“你正在进步。”马莉笑了，“你提出了问题，而没有担心别人会认为你是个冒失鬼。他是一位苏菲派教师。”
“苏菲是什么意思？”
“羊毛。”
韦罗妮卡不懂。羊毛？
“苏菲派是托钵僧的一种精神传统，那里的大师们不寻求表现自己的智慧，弟子们跳舞、旋转，然后进入昏迷状态。”
“这有什么用处？”
“我也不十分明白，但是我们兄弟情谊会决定体验一下所有被禁止的东西。在我的整整一生中，政府总教育我们说，人们寻求精神寄托仅仅是为了摆脱现实问题。现在请你回答我：难道你不认为，力图理解生活不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吗？”
是的，是一个现实问题。除此之外，她已不能再肯定现实这个词语的含意究竟是什么。
那个身穿西装套服的男人——据马莉说是一位苏菲派教师——要求大家围坐成一个圆圈。他把饭厅一个花瓶里所有的花都取了出来，只留下一枝红色玫瑰，然后把花瓶放在圆圈的中央。
“看看今天我们所取得的成就。”韦罗妮卡对马莉说道，“过去某个疯子才认定冬季可以养花，可现在整个欧洲一年四季都可以种植玫瑰。你认为一个苏菲派教师，利用他的全部知识，能够做到这一点吗？”
马莉仿佛在猜测韦罗妮卡的想法。
“以后再进行这种讨论吧。”
“我力图马上弄明白，因为我所拥有的一切就是现在，而且看来非常短暂。”
“所有人拥有的一切都是现在，而且总是非常短暂，尽管
有些人认为他们拥有一个积累了许多东西的过去，而且还拥
有一个会积累起更多东西的将来。说到现在，你已经手淫过很多次了吗？”
虽然镇静剂仍在起作用，韦罗妮卡还是回忆起了她在维莱特听到的第一句话。
“当我来到维莱特，还插满人工呼吸用的管子时，就清楚地听见有人问我想不想让人为我手淫。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在这里人们会想着这样的事情呢？”
“这里和外面并无两样，只是这里无需遮遮掩掩。”
“那天是你向我发问的吗？”
“不是。不过，我认为你应该知道，你的快感能达到何种程度。下一次，你要多少有点耐心，与让你的性伴侣引导你相反，你可以把他带进那种程度。哪怕你还能活上两天，我认为你也不应该离开人世却不知道你的快感究竟能达到何种程度。”
“我只能找那个精神分裂症患者，他正等着听我弹钢琴。”
“至少他是个蛮英俊的男人。”
身穿西装套服的男人要求大家别出声，打断了她们的谈话。他吩咐众人把注意力集中到那支玫瑰花上，把其余念头从头脑中排除出去。
“这些念头还会回来，但是你们要力图加以阻止。你们有两种选择：控制你们的思想，或是被它所控制。你们已经选择过第二种，被恐惧、激动、犹豫牵着鼻子走，因为人具有一种自毁的倾向。
“你们不要把疯癫和失去控制混为一谈。请你们记着，苏菲派主要的大师纳赛鲁丁就是被所有人称作是疯子的那种人。恰恰因为你们城市的人认为他有精神病，所以纳赛鲁丁
就有了把心里所想的全都讲出来的可能，有了去做他想要去
做的事情的可能。如同中世纪王宫里的小丑，他们能提醒国
王警惕一切危险，而大臣们却不敢这样做，因为他们害怕失去
自己的职位。
“你们也应该如此。继续当疯子，但又要像正常人那样行
事。要敢冒与众不同的风险，但又要学会不引起人们的注意。
你们把注意力集中到这朵花的上面，让真正的自我现出原
形。”
“什么是真正的自我？”韦罗妮卡打断了他的话。也许其
他所有的人都知道，但这并无关紧要，她应该少担心是否会打
扰别人。
那个人对自己的话被打断似乎感到十分惊奇，但依然回
答说：“就是你原本的样子，而不是别人要把你变成的那个样子
韦罗妮卡决定参加练习，尽最大努力发现自己是个什么
样的人。在维莱特的这些日子里，她体验到了过去从未如此
强烈感受过的东西——仇恨、爱恋、对生活的渴望、恐惧、好
奇。也许马莉讲的有道理：难道她真的体验过性高潮吗？或
者只是达到了男人们想要把她带往的那种程度？
身穿西装套服的那个男人开始吹奏起笛子来。音乐渐渐
使她的心灵趋向平静，使她能够把注意力集中到那朵玫瑰上。
可能是镇静剂产生了效力，不过，事实是从她离开伊戈尔医生
诊室的那一刻起，她的自我感觉便十分良好。
她知道自己很快就要死去，害怕又有什么用呢？害怕对她不会有任何帮助，也不能避免心脏疾病注定要发作。最好是充分利用还能活着的几天或是几个小时，去做那些过去从未做过的事情。
音乐十分柔和，饭厅里股俄的光线造成了一种近似宗教的氛围。宗教，为什么不试图沉浸于其中，看看自己还余下多少信仰与忠诚呢？
因为音乐把她引导到另外一个方向，使她头脑一片空白，不再思考任何事情，而仅仅成为一个生物。韦罗妮卡专心致志地凝视着玫瑰，看清了自己是怎样一个人。她喜欢自己，并且对自己过去竟如此草率感到遗憾。
静心凝视结束，苏菲派教师走了。马莉留在饭厅又与兄弟情谊会的人聊了一会儿天。韦罗妮卡说自己累了，立刻离开了饭厅。上午服用的强效镇静剂足以使一条公牛入睡，而她却有力量使两只眼睛一直睁到这一时刻。
“青春就是如此，它确定了自己的极限而不问身体是否能够承受，而身体却总是可以承受。”
马莉并无困意，她很晚才睡醒，然后就在卢布尔雅那转悠了一圈——伊戈尔医生要求兄弟情谊会的成员白天都要离开维莱特。她去了电影院，在座位上又睡了一觉，因为那部讲述夫妻冲突的电影实在令人厌烦。难道就没有别的题材了吗？丈夫与情妇，丈夫与妻子和生病的儿子，丈夫与妻子，情妇和生病的儿子，为什么总是重复这些千篇一律的故事呢？人世间有比这更重要的东西可以讲述。
饭厅里的闲谈历时很短，静心凝视令所有的人感到松弛，他们决定回房间睡觉去了。只有马莉是个例外，她离开饭厅去花园散步。路过客厅时，她看到韦罗妮卡还没有回房间，而是在为精神分裂症患者埃杜阿尔德弹奏钢琴，后者可能一直在钢琴边等候着她。疯子就跟孩子一样，只有看到自己的愿望得到满足之后才肯罢休。
冷气逼人。马莉回到房间，取了一件防寒衣，又走了出来。到了外边，在谁也看不到的地方，她点燃了一支香烟。她一边毫无愧意不慌不忙地吸着，一边想着韦罗妮卡、正在听到的钢琴声和维莱特围墙外面人们的生活——对所有人而言都是难以忍受的。
在马莉看来，所以难以忍受不是因为生活混乱无序的缘故，而是过于井然有序的结果。社会的规矩越来越多，法律则与这些规矩作对，而新的规矩又与法律相对抗，结果搞得人们个个担惊受怕，面对指导一切人生活的那种看不见的规则，谁也不敢越雷池一步。
马莉对这种事了如指掌，疾病把她送进维莱特之前她已从事了四十年的律师工作。刚当律师不久，她便很快放弃了对司法机关的天真幻想，懂得了制定法律不是旨在解决问题，而是要使一场争执无限期地拖延下去。
遗憾的是天主、耶和华、上帝——人们怎么称呼他无关紧要——未曾生活在当今的世界，因为如果这样的话，我们所有的人就依然生活在天堂里，与此同时，他却要对上诉书、呼吁书、请求书、委托书作出答复，而且不得不在无数次听证会上就他把亚当和夏娃逐出伊甸园①的决定进行解释。亚当和夏娃仅仅触犯了一条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专断禁令：不吃知善恶树上的果子。
假如他不想让这件事情发生，那他为什么要把这棵树放在伊甸园里面而不是它的墙外呢？倘若马莉被找去为他们两个人进行辩护，她肯定要指控上帝“疏于管理”，因为他不仅把树安放在一个错误的地点，而且没有在它的周围张贴告示，围上栅栏，采取最起码的安全措施，而是置所有的过往行人于危险之中。
马莉还可以指控他“诱导犯罪”：是他提醒亚当和夏娃注意那棵树的准确地点。假如他什么也不说，一代又一代的人从那里经过而不会有任何人对禁果产生兴趣——既然它本应被置于一片森林当中，那里到处都是同样的树，因而它就没有任何特殊价值可言。
然而上帝却没有这样做。相反，他制定了禁令，又找到一种诱导某个人去违反它的方法，目的只是为了创造惩罚。他知道，亚当和夏娃最终会对这么多完美的东西感到厌倦，他们的耐心迟早会要经受考验。上帝在那里等候着，因为也许他——无所木能的上帝——同样对所有事情都运行得十全十美感到厌倦：假如夏娃不吃知善恶果，在这亿万年间会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呢？
一件也没有。
禁令遭到破坏时，上帝——无所不能的法官——还假惺惺地进行了一番搜寻，仿佛他不知道他们的所有那些可能的藏身之处。天使们对这一游戏感到开心（自从明亮之星离开天国之后，对她们而言，生活大概同样也变得非常令人厌倦），在她们的众目睽睽之下，上帝开始上路了。马莉设想，《圣经）的这一段可以为一部惊险电影提供一个精彩的场面：上帝的双脚在行走，亚当和夏娃彼此交换着惊恐的目光，一双脚突然在他们藏身之处的旁边停了下来。
“你在哪里？”上帝问道。
“我听见您在园子里的脚步声，心里害怕，就藏起来了，因为我赤裸着身体。”亚当回答说，并不知道这样一讲就等于招供自己犯下了一桩罪过。
通过这么一个简单的计谋——假装不知道亚当藏在何处以及他躲起来的原因——，上帝就得到了自己所希望得到的东西。尽管如此，为了不让作为观众正在注视着这件事的天使们产生任何怀疑，他决定把戏继续演下去。
“你怎么知道你赤裸着身体？”上帝又问，并且知道这个问题只能有一个答案：因为我吃了让我懂得这一点的禁果。
通过这个提问，上帝向天使们表明他是公正的，他惩罚亚当和夏娃是以全部现存证据为基础的。到了这种地步，知不知道过错是否是夏娃的和亚当是否请求上帝原谅就无关紧要了。上帝需要一个范例，以便使任何其他的生灵——无论是地上的还是天上的——都不再敢违反他的决定。
上帝把亚当和夏娃逐出了伊甸园，他们的子女最终也为这一罪过付出了代价（与现今罪犯们的子女的遭遇相同）。司法制度由此而产生：法律，违犯法律（至于它是合情合理还是荒诞无稽则无关紧要），判决（有经验的战胜没有经验的）和惩罚。
鉴于整个人类受到惩罚而无权对判决进行修正，人们便决定创立辩护机制，以防止上帝决定重新证明其专横权力的可能性。然而，在数千年的研究过程中，人们制定了太多的上诉类别，结果便过了头，使现在的司法成了条款、法规和谁也无法真正理解的相互矛盾的文本的大杂烩。
因此，当上帝决定改变主意，派他的儿子来拯救世界的时候，结果发生了什么样的事呢？他的儿子陷入了他所创立的司法罗网。
复杂的法律造成了巨大的混乱，最后导致他的儿子被钉在了一个十字架上。其过程远非是一个简单的司法程序：从一大祭司亚那到大祭司该法亚；从两位大祭司到彼拉多——彼拉多借口说，依照罗马法典，没有足够的法律根据；又从波拉多到希律——希律借口说，犹太法典不允许判处死刑；从希律重新回到彼拉多，彼拉多依然企图挽救耶稣。
最后，彼拉多使用了有利于法官——而不是被审判之人——消除疑虑的条款：拿水洗手，以此表示他“既不赞成，也不反对”。这又是一个计谋，通过它可以维护罗马司法制度，同时又不伤害与地方审判官的良好关系，还能把做出决定的重大责任转移给公众——如果判决最后惹出麻烦，帝国首都的某位观察员就必须亲自来验证所发生的情况。
司法，权利，虽然为了帮助无辜者此乃必不可少之物，但其运作方式并不总是能令所有的人感到高兴。马莉为自己远离了这种乱成一团的职业而感到高兴，虽然今天在响起钢琴声的夜晚她还不能完全确定维莱特是不是她的永久安身之地。
“即使我彻底离开此地，也决不再从事司法工作，不再和疯子们共事。这些疯子自以为是正常的人，重要的人，在生活中，他们惟一的职能就是让一切对其他人而言都变得更加困难。我要去做个裁缝，或是绣花工，或是去市剧院的对面卖水果。我已经完成了我的那部分毫无意义的疯癫工作。”
在维莱特允许吸烟，但禁止将烟头扔在草地上。她十分开心地做了不准做的事情，因为呆在这里的最大好处就是可以不遵守规章秩序，即使违反了也无需承担后果。
她走近医院的大门，看守——这里总有一位看守，无论如何这是规定——点头与她打了个招呼，然后拉开了门。
“我不想出去。”她说道。
“多么美妙的钢琴声。”看守说道，“几乎每天夜里都是这样。”
“但是很快就会听不到了。”说完她便急忙走开，以免不得不进行一番解释。
她想到韦罗妮卡走进饭厅时眼睛里流露出来的神情：恐惧。
恐惧。韦罗妮卡可能会感到犹豫、羞怯、窘困、不自在，可为什么会恐惧呢？这种神情只有面对一种具体的威胁时——比如野兽、携带武器的人、地震——才会流露出来，从不会在面对饭厅里聚集的一群人时产生。
“不过，人类就是这样。”她自我安慰说，“他们用恐惧替代了他们的大部分情感。”
马莉十分清楚自己所讲之话的含义，因为这正是把她送进维莱特的理由：恐惧综合症。
马莉的房间里保存着她收集的大量有关这种疾病的文章，如今，人们已经在公开地谈论它。不久前，马莉曾看过德国电砚台的一个节目，有几个人在节目中讲述了自己的经历。就在同一个节目里，一项研究表明，世界人口中相当一部分人患有恐惧综合症，虽然几乎所有的患者都极力隐瞒自己的症状，害怕别人把他们看成是疯子。
不过，在马莉初次发病的那个时代，人们对此还一无所知。“可怕极了，真是可怕极了。”马莉边想边又点燃了一支烟。
钢琴依然在发出声响，韦罗妮卡看似有足够的精力彻夜不眠。
自从韦罗妮卡进入收容所之后，许多住院者都受到触动，马莉便是其中之一。起初，她尽量避免见到韦罗妮卡，担心会唤醒后者的求生欲望。既然韦罗妮卡再也无法逃出此地，还是让她继续求死为好。伊戈尔医生放出话说，虽然每天都依旧给她打针，但韦罗妮卡的状况依然明显地恶化，没有办法可以挽救她。
住在里面的人都明白这些话的含义，并与这位被医生判处了死刑的姑娘保持着距离。然而，谁都不确切地知道是何原因，韦罗妮卡开始为求生而战，尽管只有两个人与她有过接近：一个是泽德卡，明天就要出院了，所以不必多说；另外一个便是埃杜阿尔德。
马莉需要和埃杜阿尔德谈一谈，此人对她的话一直是尊重的。这个小伙子难道不明白，他正在把韦罗妮卡重新带回这个世界吗？难道不明白，这是对一个没有希望获救的人所能做出的最坏的事情吗？
她想出了对此事进行解释的无数种可能性，但所有的可能性都会使小伙子产生负疚感，而她是永远不会这样去做的。马莉又思索了一会儿，决定让事情倾其正常节律进行。她已经不再是律师了。这里应该处于无政府状态，她不愿在这样一个地方成为制定新的行为准则的坏榜样。
韦罗妮卡姑娘的出现触动了许多人，一些人准备对他们的生活进行重新思考。在兄弟情谊会的一次聚会中，有人试图解释正在发生的情况：在维莱特，死人的事或者发生得很突然，不给任何人以考虑它的时间；或者是发生在久病之后，这种死总被认为是一种幸福。
然而，韦罗妮卡的情况却使人为之动情，因为她还年轻，并且希望重新开始生活，但是所有人都知道这已是不可能的事。有些人自问道：“万一这种事发生在我的身上呢？现在我有一次机会，我正在利用它吗？”
有些人对该答案并不感到困扰，因为他们早就予以放弃了，已经成为一个既没有生也没有死、既没有空间也没有时间的世界的组成部分。然而另外一些人则要被迫进行思考，马莉就是其中之一。
韦罗妮卡中断了一会儿演奏，望着外面在寒夜中只穿着一件薄外套的马莉。难道她想要自杀吗？
“不，曾经想要自杀的是我。”
她又重新开始弹奏起钢琴来。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她终于实现了自己伟大的梦想：用心灵去弹奏，想什么时候弹奏就什么时候弹奏，在她认为是最好的时刻弹奏，哪怕听众只有一位患精神分裂症的小伙子也无关紧要。小伙子似乎懂得音乐，这才是最重要的。
马莉从未想要自杀过。相反，五年前，就在今天去过的电影院里，她毛骨保然地看了一部讲述萨尔瓦多贫困状况的电影，并想到了自己的生命是何等地重要。当时她的孩子们已经长大成人，都有了自己的职业。她决定放弃令人厌烦和永无休止的律师工作，将自己的余生奉献给一所慈善机构。国家将要爆发内战的传闻日甚一日，而马莉却不相信：在世纪之末，欧洲共同体不可能让一场新的战争发生在其家门口。
然而，在另一个半球，所作出的选择却充满了悲剧，萨尔瓦多便是其中之一：那里的儿童在街上挨饿，而且被迫卖淫。
“太可怕了。”她对坐在旁边软椅上的丈夫说道。
丈夫点点头表示同意。
马莉推迟作出这一决定已有很长时间了，但现在也许该和丈夫谈一谈了。他们已经得到生活所能奉献的一切美好的东西：住房，工作，称心的子女，必要的安逸舒适，还有娱乐和文化。为什么现在不能为他人做点事情呢？马莉与红十字会有联系，知道世界许多地方正绝望地需要志愿人员。
她厌倦了整天与官僚阶层和诉讼程序打交道的工作。有些人要花上几年时间去解决一个并非由他们造成的问题，而她却无力相助。然而在红十字会工作，却能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她作出决定：一离开电影院，就请丈夫去一个咖啡馆，与他商量一下自己的想法。
银幕上出现了萨尔瓦多的一个政府官员，对这种明显的不公正现象十分冷漠地作了一番辩解。就在这时，马莉突然感到自己的心跳在加快。
她对自己说，什么问题也没有，也许是电影院里空气不好使她感到憋气。万一这种感觉持续下去，她就去休息厅换换空气。
然而，随着银幕上一连串的画面快速掠过，马莉的心脏跳动得越来越猛烈。她开始冒起冷汗来。
马莉吃了一惊，力图把注意力集中到影片上，看看能否把一切不祥的念头从头脑中排除出去。但她发现，她已不能与银幕上正在发生的事情同步而行，影像继续出现，字幕也能看清楚，而马莉却仿佛进入了一种与之完全不同的现实之中，那里的一切都古怪离奇，与她所熟悉的一切相距甚远，属于一个她从未到过的世界。
“我不舒服。”她对丈夫说道。
她曾竭力避免讲出这句话来，因为这意味着承认她感到某种不妥，但她已不可能把这句话再拖延下去。
“我们到外边去吧。”丈夫回答说。
当他拉起妻子的手准备扶她起身时，发现她的手像冰一样地冷。
“我无法走到外边去。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
丈夫吓了一跳。马莉的脸上淌满了汗水，眼睛里发出一种异乎寻常的闪光。
“别担心，我出去叫个大夫来。”
马莉感到恼火。丈夫的话合乎清理，可其他一切——电影院、昏暗的阴影、坐成一排排望着闪亮银幕的观众——都仿佛对她是一种威胁。她断定自己还活着，甚至能触摸到身边那仿佛是固体一样的生命。这种情况过去从未发生过。
“无论如何，你不能把我一个人留在这里。我要站起来，和你一起出去。你慢慢地走。”
两个人向坐在同一排的观众示意要离去，然后开始朝放映厅的最深处走去，出口的大门就在那里。马莉的心脏不停地猛烈跳动，她相信，绝对地相信，她将永远不能离开这个地方了。她所做的一切，她的每一个动作——把一只脚放到另””一只脚的前面，示意别人让她过去，紧紧抓住丈夫的胳臂，吸气与呼气——似乎都是经过思考而有意为之，而这一点令她感剂惊恐不安。
在她的一生中，马莉从未感到如此害怕过。
“我就要死在一家电影院里了。”
她认为自己清楚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因为许多年前，她的一位女友就死在一家电影院里：大脑的一个动脉瘤破裂。
大脑的动脉瘤犹如一枚定时炸弹。在血管形成的微小的静脉曲张仿佛旧轮胎上的气泡，可以存在于一个人的一生当［中而不发生任何问题。谁也不知道自己是否患有动脉瘤，直至它被无意发现一比如因为其他原因而给大脑拍X光片，或是在它破裂之时才能断定，而一旦破裂，就会将一切淹没在血里，导致病人立刻进人昏迷状态，通常会造成病人在很短时间内死亡。
穿过黑暗大厅的过道时，马莉想起了那位死去的女友。然而最奇怪的是，仿佛动脉瘤的破裂正在损害着她的感觉功能：她似乎被送到了另一个不同的星球，每一件熟悉的东西都仿佛是第一次看到似的。
令人感到恐怖和无法解释的害怕。孤身一人呆在另一个星球的惊慌。死亡。
“我不能胡思乱想。我必须装出一切都好的样子，而且一切都会好的。”
她尽量让自己的举止保持自然。有几秒钟时间，这种奇怪的感觉有所减弱。从第一次感到心跳过快到行至出口处，她度过了一生中最为恐怖的两分钟。
然而，一走进灯光明亮的休息厅，一切仿佛又回到了刚才的状态。各种色彩强烈而鲜明，外面街上的喧闹声似乎从各个角落传了进来，所有的东西都绝对缺乏真实性。她开始注意到过去从未发现过的种种细节，比如说，视觉的光区仅限于我们双眼集中的那一小块范围，其余的地方则完全是一片模糊。
不止如此：她知道，她所看到的周围的一切，不过是她大脑里的电脉冲使用透过被称之为“眼睛”的胶状体的光脉冲所产生的一个场景。
不，她不能去琢磨这些事情。如果这样想下去，她最终会完全成为一个疯子。
此刻，她对动脉瘤的恐惧已然消失：走出放映厅时她依然活着，而她的那位女友却来不及离开座椅便死去了。
“我去叫一辆救护车来。”看到妻子脸色煞白、嘴唇没有一丝血色时丈夫说道。
“叫一辆出租车吧。”马莉要求道。她能听到从自己嘴里发出的声音，感觉到声带的振动。
去医院就意味着她承认自己的身体状况确实很糟，而马
莉已然下定决心坚持到最后一分钟，使事情恢复本来的面目。
两个人走出休息厅。刺骨的寒冷似乎产生了某种积极效果，马莉稍微恢复了一定的自我控制力，尽管还依然感到惊恐和莫名的害怕。当丈夫绝望地试图在夜间这种时刻拦到一辆出租车时，马莉坐在了人行道的石沿上，尽量不去看自己周围的事物，因为正在玩耍的儿童、行驶的公共汽车以及从附近一个娱乐公园传来的音乐声，似乎全都绝对是超现实的，令人生冒畏和缺乏真实性。
终于来了一辆出租汽车。
“去医院。”丈夫边说边帮助妻子上车。
“看在上帝的份上，回家去吧。”她要求道。她不想再去陌生的地方，她急切需要见到她所熟悉的、始终如一的那些东西，它们能够减轻地所感到的恐惧。
当出租车驶向指定的目的地时，马莉的心跳过速得到了缓解，体温开始恢复正常。
“现在我好多了。”她对丈夫说道，“大概是我吃了什么不该吃的东西造成的。”回到家里之后，世界仿佛又重新成了自童年起她就熟悉了的那种模样。看到丈夫朝电话机走去，她便问丈夫要干什么
“叫一位医生来。”
“没有必要。你看，我已经好了。”
她的脸色已经恢复了原状，心脏跳动正常，无法控制的恐惧也已消失。
那天夜里马莉睡得很沉，醒来时她深信不疑：有人在他们进入电影院之前往他们喝的咖啡里放了麻醉品。一切只不过是一场危险的玩笑而已。她准备傍晚时分叫上一位公诉人一起去酒吧，试图发现是谁不负责任地想出了这么一个主意。
她上班去了，处理了几份有待决定的文件，并试图忙于各种各样的事情：昨天的经历还依然使她略微感到心有余悸，她需要向自己表明，前一天的情况今后永远不会再次发生。
她与一位同事谈起了有关萨尔瓦多的那部影片，顺便讲到她已经厌倦整天都做着同一件事情。
“也许到了我该退休的时候了。”
“您是我们这里最优秀的律师之一。”同事说道，“法律工作是年龄越大越具有优势的极少数职业之一。为什么您不请一段长假呢？我相信您会满怀热情地重新回到这里工作。”
“我希望我的生活能发生一种突变：经历一次冒险，帮助一下别人，做一些过去从未做过的事情。”
谈话就此结束。她去了广场，在一家比她平时总去的要更贵的餐馆吃了午饭，然后比平时更早地回到了办公室——从那一刻起，她的退职便告开始了。
其他职员还没有回来，马莉想利用这段时间看看还放在办公桌上留待处理的文件。她拉开抽屉，想取出总放在固定位置上的一支钢笔，然而却没有找到。刹那间，她想到也许自己的做法有些奇怪，因为她没有把笔重新放回它应该在的那个地方。
这就足以使她的心脏重又开始猛烈地跳动，前一天晚上的那种恐惧感也全部再次卷土而来。
马莉一下子愣怔了。太阳透过百叶窗，把室内的一切都涂上了一种与往常不同的色彩，变得更加鲜艳，更加夺目，而她却产生了再过一分钟她就要死去的感觉。一切都是绝对的奇怪，她在这间办公室里正干什么呢？
“上帝啊，我并不相信你，不过，请你帮帮我吧。”
她开始再次冒出冷汗，并且发现她无法控制自己的恐惧。
假如这时候有人走进来，就会发现她那惊恐的目光，而她则不知该如何做是好。；她想到了寒冷。
前一天寒冷曾使她的感觉好转，可怎么到街上去呢？她再次察觉出自己身上正在发生的每一个细节——呼吸的节奏（有时候感到假如她不进行吸气和呼气，躯体本身就不能自行完成），头部的运动（眼前的影像不停地变换位置，仿佛一个电视摄影机的镜头在旋转），心脏跳动得越来越猛烈，全身都被稠糊糊的冷汗湿透了。
惊恐。毫无理由地生怕去做任何一件事，生怕迈出任何一步，生怕从坐着的地方离开。
“这种情形会过去的。”
前一天就过去了。但是现在她正在上班，该怎么办呢？
她看了一下手表，感到手表也是一个荒谬的机械，两根指针围绕着一个轴心转动，标出一个时间单位，而任何人也从未说明过为什么应该是十二点而不是十点的理由。其他人为制定出的单位也是如此。
“我不能想这些事情，它们会使我发疯。”
发疯，也许这个用词准确地说明了正发生在她身上的事情。马莉凭借着她的全部意志力站起身，朝卫生间走去。幸好办公室依然空无一人。一分钟之内——在她看来却是一段很长的时间——，她就来到了她想去的地方。她洗了洗脸，惊异的感觉减轻了，但是恐惧感依然存在。
“会过去的。”她对自己说道，“昨天就过去了。”
她回忆起前一天这一切大约持续了三十分钟。她把自己关在一个隔间里，坐在马桶上，弯下身用双手抱着头。这个姿势使她心跳的声音放大了，马莉立刻把上身直立起来。
“会过去的。”
在隔间里，她觉得自己不再认识自己，她已然木可救药地完蛋了。她听到人们进出卫生间的脚步声，还有就一些日常琐事进行的毫无意义的谈话声。不止一次有人想要推开她所在的隔间的门，但只要她低语一声，便没有人再坚持了。冲水箱的声音响得有些吓人，似乎能冲毁整个大楼，把所有的人送进地狱。
然而，正如她所预料的那样，恐惧的感觉渐渐过去了，心脏也恢复了正常的跳动。幸好她的女秘书笨得甚至没有发现她的不在，否则全办公室的人都会到卫生间来询问她的身体状况。
看到自己已经能够重新控制住自己时，马莉打开了隔间的门，洗了很长时间的脸，然后便准备回办公室去。
“太太没带化妆品。”一位女实习生说道，“您想借我的用用吗？”
马莉没有理睬。她走进办公室，拿起她的手袋和私人物品，然后对女秘书说，现在她要回家去。
“可是已经预定了许多会面！”女秘书不满地说道。
“你不要下命令，而是接受命令。你就完全照我现在的吩咐去做：取消所有的会面。”
女秘书目送马莉离开了办公室。她给马莉当秘书快三年了，这个女人一向温文尔雅。大概是发生了非常严重的事情：也许是有人告诉她说，她的丈夫正和一个情妇在家里鬼混，她想去当场捉好。
“她是个出色的律师，知道该怎么样去做。”女秘书对自己说道。可以肯定，明天马莉律师就会向她道歉。没有明天。当天夜里，马莉和丈夫进行了一次长谈，向他讲述了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各种异常现象。两个人一起得出了结论：出冷汗、惊异、无力、不能自控，这一切都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恐惧。
丈夫和妻子共同探讨了正在发生的情况。丈夫认为妻子的脑部长了一个恶性肿瘤，但没有讲出来。妻子猜想这是要发生某种可怕事情的先兆，但也没有说出口。他们以成年人的逻辑和理性寻找着可供谈话用的共同之点。
“也许最好你去做一些检查。”
马莉同意了，但提出了一个条件：任何人，哪怕是他们的子女，都不能知道这件事。
第二天，马莉向律师事务所申请三十天的无薪假期并被接受。丈夫本想带她去奥地利，那里有治疗脑科疾病的著名专家。但是马莉不肯离开家——现在发病的间隔越来越短，发病的时间越来越长。
马莉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又服用了镇静剂，才与丈夫来到了卢布尔雅那医院。马莉接受了一连串的检查，结果一切正常——一个动脉瘤也没有发现——，这使马莉在以后的岁月里安下心来。
然而，恐惧的袭击依然如故。当丈夫忙于采购和做饭时，马莉每天都强迫自己对房间进行清扫，好把注意力集中到其他事情上。她开始阅读所有能够找到的有关精神病的书籍，但随即又停止阅读，因为书中所描写的每一种病都似乎与她的相吻合。
最可怕的是，虽然发病已然不再是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