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的故事：能说会写的大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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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瑟潘马（著） 王祖哲 译
“假如一头狮子会说话，我们也不会听懂它说什么，”路德维格•维特根斯坦写道。[1]这里就有自然和我们之间的那种不同，这个不同难以勾通。然而，我们还是习惯于说，自然对我们说话，或者说，自然写书，我们来读。自然是可听的，可看的，可读的。我们作为一个听者或读者的技巧，不仅可以通过理解表现出来，而且可以通过把自己的理解和体验传达给别人来表现出来；我们讲，我们写，由此就创造出了一个故事，一个关于自然的故事，这时我们就表现出那种技巧。
1. 关于一个故事的故事
环境的故事，如此说来，存在于自然本身中吗？这故事预备着一个老练的读者去读，然后再讲给别人听？在举例子、打比方的意义上，这话是对的。那故事也不仅仅是个文本；自然也是个讲述者。那故事的第一层意思——就是说，自然当中的那个自然自己写的故事——从下面这段引自马克•吐温的《密西西比河上的生活》的话中就能看得出来：
水面马上变成了一部奇妙的书——这书的语言，不通文墨的过客是不知其所以然的，但它却把心事毫无保留地告诉了我；那最些最堪玩味的秘密，和用声音说出来一样清晰……。其实，能读得懂这书的旅人看到的不是别的，而是水面上一幅幅漂亮的画面，阳光为之敷色，云朵使其明暗，可对训练有素的眼光来说，那就没什么画面，有的只是不折不扣、一丝不爽的读书的事儿。[2]
识字断文这本事和目不识丁之间的相似的情况，是发生在和环境有关系的这个作者是一个人的时候。人们“写”环境艺术和环境建筑，尤其是花园和景观建筑，但是他们也写对于环境的处理的其余的那些事儿；那环境是谁处理的，是在哪儿处理的，则无关紧要。
环境故事这说法的另一层意思则是字面意义上的，就是语言表达的故事；一个描摹自然的人，在描述、解释和评价一个主题的时候，那故事就被创造出来了。这故事有一种很有戏剧性的紧张感。它有个情节，这情节有因有果。还有些“人物”；这些人物的行动，听命于威胁和恐惧，以及它们的生活背景、它们的打算和目的，也可以从这些方面得到解释。得用一种拟人化的语言。自然表现得好像有意志、有感情似的：植物受干旱的折磨，或者因为缺少养分而个头矮小；它们互相竞争，要取得阳光，充足的水分和养料，这才能活得滋润。
地理者，“大地之写作也”，它是一种系统性的努力，它要描写大地表面，它是对大地的科学描绘，而这也是一种环境批评的形式。它追求及时、准确，追求一种在人类语言中存在的镜像，用的是“环境的言语”。
比其自然来，文化环境比较易于描绘和理解，这是因为在文化环境里的人们，和别人说话，写给别人看，用的是约定俗成的符号。这些符号必须人人知道，用这些符号的人，必须遵守许多协议，那样别人才理解。风格嘛，却是个人的。
违背那些协议而产生的麻烦，那座虚构出来的亥帕提亚城（Hypatia）表现得很好；这城市是伊塔楼•卡尔菲诺（Italo Calvino）的小说《不可见的城市》（Invisible Cities）所写的。那位旅人访问完了那座城市的时候，他明白了这个上下颠倒的世界和平常世界毫不相似，其时他爬到了一座山顶上了一条船，那真是一条船，不是我们的“飞艇”。
果真，在亥帕提亚城也会有那么一天，我别的不想，只想离开。我知道我一定不要下码头，而是爬到最高的山顶上，在那里等一条过往的船。可是，船会从那里经过吗？没有什么语言不带撒谎的。[3]
2. 自然之书，人来读，人来讲
瑞诺•卡里奥拉（Reino Kalliola，1909 – 1982），芬兰最主要的自然主义者，荷兰第一位自然资源保护主义者（conservationist），经常使用“自然之书”这个人人耳熟能详的传统比喻。这本书，一方面，就在自然之中，是要人来读的；另一方面，它是一本关于自然的书，是一个读物。甚至在他的那部三部曲的标题里，卡里奥拉也表达了这种含糊性和矛盾情绪：一本关于自然的书，和作为一本书的自然。[4]与此相似，比方说，玛格丽特•杜拉斯（Marguerite Duras）编导的那部电影（以及已经出版了的电影剧本）《印度之歌》，也用了同名的那首蓝调音乐，把它用作这电影的主题歌。但是，印度这个国家，也同样很可以是一首歌，杜拉斯的作品则是一首关于印度的蓝调音乐。[5]
伊塔楼•卡尔菲诺在他的文章《写出的和未被写出的词句》（“The Written and the Unwritten Word”）中，谈到了智人（Homo sapiens）是怎么变成了读人（Homo legens）的。我们可以对阅读敬谢不敏，但是，正如卡尔菲诺说的那样，“我们的视觉早被编了阅读的程序，我注意到我试图阅读风景、草地和狂暴的大海。”[6]写，是为了给人读的，它成了一种理解方法。我们写那些我们不知道的东西，以便学会知道它。阅读不是眼光简单地从这一行移动到另一行；阅读超过了心灵的全部运动。
这个世界越来越作为一些文本传给了我们。与此同时，我们的生活环境变成了一种人造的环境，我们的读写能力也跟着人工化，我们忘记了我们那些早就有的技巧，它们已经变成了区区压舱之物。一位芬兰作家杜撰了“屋人”（“room person”）这个术语。这么一个人生活在室内，生活在装了电热器和电灯的房间里，对四季变化不闻不问，不过是看看外面的秋雨而已。[7]这么一种生活方式，导致了对自然的语言的疏远，导致了领悟力的丧失和无助之感。自然被浪漫化了，神秘化了——也再度变得危险了。
3. 照它的原样去讲
用以描绘的手段，必须根据主题而有所选择。于里科•塞塔（Yuriko Saito）在他的文章《以自然本身的方式欣赏自然》中告诉我们，要以自然本身的方式来审视自然，不要带上我们的联想，不要让自然俯就从别处借来的模式——比方说，从艺术、文学或者科学那里借来的模式。塞塔谈的是关于自然的那个故事，谈的是对自然的阅读。[8]
如果一个故事讲的是某种“真实的”东西——这个世界——那么，我们就提出了和模仿相关的那么一种要求，就是说，我们要求它是一个复制品，或者说是一个模仿品。属于这种的一个故事，从根本上说，必得要准确地呈现这个世界，事情怎么样，就怎么呈现。关于自然的那个故事，以及人类自己的那些五花八门的故事必得和真事儿符合，所以人的故事旨在表现自然的故事的精髓。自然向我们讲话；我们聆听；我们当中有些人，精于文学手段和学术手段，把我们的理解力用作一个具有说明和解释功能的故事的基础。
另一方面，当一个故事“无中生有地”创造了它的世界的时候，它当然就用不着模仿：作者自由地创造这个作品自己的可信体系；可信不可信，只在那个创造出来的世界里才有效。
阅读是一种牵扯到理解的活动：因和果之间的联系得找出来；目的和目标得看得清楚。连没有生命的主题也拟人化了，讲述着思想和感情。一个人类能够理解的心智世界，为动物们创造出来了。那些养宠物和家养动物的人，习惯于谈论动物（象征性地使用“他”或“她”这样的人称代词）是怎么愤怒、怎么渴望什么东西，怎么生闷气、怎么高兴、怎么害臊的。在仙女故事中，交流上的困难不带一点勉强地克服了，动物意识被拟人化为一个万物有灵论的世界观。在我们自己这个时代中，报章上的漫画栏维持着寓言传统的生命。成对儿的抽象人物个性，如善和恶、高尚和下作，或者上智和下愚，都通过关于动物的那些老套路而表现在传统的寓言当中：羊和狼，狮子和蛇，猫头鹰和驴。这些人物之间的斗争，在一种道德教训中结束。
4. 结晶于一个名字中的故事
芬兰的雕刻家凯恩•塔帕（Kain Tapper），在他自己的环境建筑艺术当中，产生了一种关于自然的言说方式。他的雕刻作品《原始石头》（Primordial Stones, 1985），在约恩苏大学（the University of Joensuu）院子里。雕刻家是这么解释他自己的作品的：
这作品的一些部分所具有的性质和多样性，意在创造出这么一个印象，就是说，这整个地区的下面是一块古老的岩石，它的一部分从院子的地砖之间钻出了地面。我试图为这雕刻赋予一种早期人类的那种仪式性的结构。铺了地砖的地方和草地之间的边界，给弄得很柔和，这也为这雕刻赋予了一种海岸悬崖或者岛屿的印象。[9]
像《原始石头》这么一个名字，或者一个地名，是一个浓缩了的故事。这名字或许和当地人都知道的一个故事有关，或者和一个历史事件有关，起码在某个年代，那事件人人都知道。另外一种情况是：故事是后来发明出来的，为的是解释一个已经存在着的名字；在民间的词源学里，常常有些不甚精确的历史。
5. 过分的阅读，过分的解释
事实是干巴巴的，但读它的时候可以故意添油加醋，有的故事就是这么弄成的。保罗•齐夫（Paul Ziff）曾谈到阅读风景一事，但他也考虑到借助于想象力来扩展和补充一个故事。这种活动能够变成过分解释：故事超越了它的边界，超越得离谱了——照齐夫的说法，“你可以阅读一张白纸、一片云彩，或者一个海葵，就像有人能从掌纹、茶叶和动物内脏中阅读到吉凶一样。”[10]
肯达尔•沃尔顿（Kendall Walton）曾著文议论过阅读一个以“从前……”开头的故事，故事是以海浪写在悬崖上的词句写成的，这个故事可以引人入胜、令人兴奋和遐思。[11]这故事有一种特色，在方式上和悬崖的侧面也有其轮廓线一样。
即便有意的写作也能反映同样的格式塔心理。比方说，名字甚至整个的句子是通过对植物的运用而写成的。植物当然不知道它是一条讯息中的一个部分。在田野艺术或者作物艺术当中，一株植物是构成一幅画儿的部分的一片颜色。[12]另一方面，在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开幕式上，一个人挥动一面旗，或者是一个体操队里一员，肯定意识到自己是一个较大的整体当中的一个部分，但他或她作为一个参与者，却看不到全体。
可以说，读能读出个作者来，读能构造出作品背后的人，或者更精确地说，这人就在作品中，是作品的一部分，他负责任、有意图、做设计。因此，如果不存在一个作者，那也可以创造出一个来。拟人化就能办成此事。自然用草药疗救和治病，大地用它的产品为人提供衣食，雨水使人者精神振作，飓风暴怒和肆虐。这个作者在自然中，就是大自然，就像在传统上泛神论那样想的：根据盖亚（Gaia）那个假说，我们和地母不是分离着的，而是属于她，是她的身体的一部分。但是，身在其中，我们就像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的那些人似的，看不到全体。[13]
6. 解释者和解释
自然的言语主要地是一种独白，是一堂课，或者说，是一场布道，如此说来，它就是单向的。当然，人也说话，比方说，当他们利用可再生的和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的时候，当他们谦恭地为了得到慧见和经验而表达谢意的时候，当他们送给人象征性的礼物的时候。然而，这种对话不总是成功。理解上的困难引起了矛盾，这矛盾不仅是自然和人之间的矛盾，而且还是人相互之间的矛盾。说话专家和会影响人的专家，就用得着了：职业的读家、环境批评家，和环境修辞学家。
因此，当自然给我们忠告和教导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够理解它的话？那些依靠自然的人，护林人，或者农民，敏于自然的召唤。于是，一种语言被创造出来了，而那种语言是必须学会的；读写那种语言，必得经过练习。那都是些文化交流的技巧，对这种语言的掌握把它自己表达在生命里，表达为存活，表达为喜气洋洋的共生关系。
当卡里奥拉写他那本关于芬兰的自然的书的时候，或者说，当约翰•缪尔（John Muir）和奥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写他们那些关于全部北美自然的故事的时候，或者当不那么有名气的卢克•霍华德（Luke Howard），这人“为所有的国家、为各国人民和所有的时代，为云彩命名”，在写他的书的时候，其实他们都是在做翻译工作。[14]
考虑一下一个作者和一个职业护林员，读着森林的故事，把这故事写成一本对人谆谆教诲的小说，描绘的是一座森林的一个生命周期：灰烬覆盖的大地，长出了幼苗，森林长得茁壮茂盛。每时每刻这森林都笼罩着一个威胁：这个过程时时都可能被打发到它的起点。然而，那些看似死亡的东西，火啊，或者一片砍光了的空地啊，都是新生命的开始——那就是这森林的讯息。[15]
一位研究森林的人，可望具有最好的阅读力，即使他不见得有最好的写作能力。对大地的语言的理解力，也表现在一位农场主对那些“自然保护者”的怀疑态度中。这位农场主有来自日常工作中的智慧，那些人的智慧却来自“书本知识”。自然的朋友，和所有的朋友一样，关心别人的福祉。他或她并不是个冷静而片面的观察家，而是倾心于这个自然朋友，想着什么对它最有利。
7. 结语
自然的故事永远不会完，但是人讲的那些故事，总有开头，也有结尾。人的故事有界限；有个里头和外头之分，里头的是故事的部分，外头的不是故事的部分。你当然可以读自然；但是，作为一个故事，自然是成问题的。它没有一条轮廓线，没有起点和终点，没有边界。只是在一些例外的情况中，比方说，四季循环以及其他一些周期现象，是封闭的循环的，自然的界限才能在自然的故事里发现。在另外一些情况中，我们人为地从一个大得多的自然故事那里扯下一些选来的片断，来形成一些次级的故事。人，作为一个叙述者，那德行像是一些空画框，可用来把大地或者风景的任何片断封闭起来。
从某些意义上说，自然讲述；从另一些意义上说，它不讲。从某些意义上说，我们是听众；从另一些意义上说，我们不是。有时我们试图对自然说话。在某些境况中，我们落得个木讷无语。有时语言上的困难不可超越。但是，即便我们在寓言之外不可能理解会说话的狮子，我们仍然认为我们很能理解彼此讨论自然的那些话。[16]
瑟潘马 教授
芬兰约恩苏大学芬兰语言与文化研究系
Yrjö Sepänmaa
Professor of Environmental Aesthetics
University of Joensuu, Department of Finnish and Cultural Research
P.O. Box 111, FI-80101 JOENSUU, FINLAND
参考书目：
1. Ludwig Wittgenstein,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trans. G.E.M. Anscombe and G.H. von Wright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53), II, xi.
2. Mark Twain, Life on the Mississippi [1883] (New York: Bantam, 1990), pp. 47 – 48.
3. Italo Calvino, Invisible Cities, trans. William Weaver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4), p. 48.
4. Reino Kalliola, Suomen Luonnon Kirja, I – III: Suomen kaunis luonto, Suomen luonto vuodenaikojen vaihtelussa, Suomen luonto mereltä tuntureille [The Book of Finnish Nature, I – III: Finland’s Beautiful Nature, Finland’s Nature in Changing Seasons, Finland’s Nature from the Sea to the Fells] (Helsinki: WSOY 1946, 1951, 1958).
5. Marguerite Duras, India Song (Sunshine, 1974). (A book; also a film with the same title directed by Duras.)
6. Italo Calvino, “The Written and the Unwritten Word,” trans. William Weaver,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30:8 (1983): 38 – 39, p. 39.
7. The term is introduced by the Finnish author Matti Mäkelä in his Sääkirja [The Weather Book] (Helsinki: WSOY, 1998), pp. 125 – 145.
8. Yuriko Saito, “Appreciating Nature on Its Own Terms,” Environmental Ethics 20 (1998): 135 – 149.
9. Account given by the sculptor.
10. Paul Ziff, “Anything viewed,” in Essays in Honour of Jaakko Hintikka On the Occasion of His Fiftieth Birthday on January 12, 1979, ed. Esa Saarinen, Risto Hilpinen, Ilkka Niiniluoto, and Merrill Provence Hintikka (Dordrecht: Reidel, 1979), 285 – 293, p. 291. Reprinted in Paul Ziff, Antiaesthetics: An Appreciation of the Cow with the Subtile Nose (Dordrecht: Reidel, 1984), pp. 129 – 139.
11. Kendall L. Walton, ”Review of Wolterstorff, Works and Worlds of Art,” 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 80 (1983): 179 – 193.
12. Stan Herd, Crop Art and Other Earthworks (New York: Abrams, 1994).
13. The Classic sources are James Lovelock, Gaia: A New Look at Life on Earth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and The Ages of Gaia (New York: W.W. Norton, 1988).
14. See Richard Hamlyn, The Invention of Clouds. How an Amateur Meteorologist Forged the Language of the Skies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01), p. 345. Hamlyn also refers to Francis Beaufort in whom “the winds had finally found their Howard.” (p. 279). For Kalliola’s work, see note 4. For that of Muir and Leopold, see, for example, Muir’s Our National Parks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1916) and Leopold’s A Sand County Almanac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9).
15. Veikko Huovinen, Tale of the Forest Folk, trans. Tim Steffa with Laura Mäki, et al (Helsinki: Otava, 1994).
16. A longer version of this paper was published in The Aesthetics of Natural Environments, edited by Allen Carlson and Arnold Berleant (Peterborough, Ontario: Broadview Press, 2004): 283 – 293.
转引自文化研究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