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弯腰到情人高度》（一）

作者：阿诺阿布

               第一章

守寡多年的母亲眼望着我一直分配不到工作。她毅然让我到北京找一家学校念研究生。父亲去世早，我小小一天和母亲相依为命。说来可笑，我从来没有离开她出过远门。我自认为三岁那年就十分了解母亲了，没料到对母亲真正的认识，是要在二十多年以后，而且是通过别人的暗示。在我的印象中，四年大学，寒假暑假，除了去乡下外婆家，我通常都是猫在家里。试着写一些经济方面的评论。张五常的《佃农理论》刚在我们城市露面，我就引经据典地提出不同的主张。遗憾的是，没有哪一家杂志社接受我的观点。那个漫长的夏天，背着母亲陆陆续续收到的都是退稿信。那时候每逢周末，我们总是要出去散步，直到今天，那条通向后山的小路，我闭上眼睛都能走。如果天气好，如果家里没有那些叽叽喳喳的学生，母亲照例穿戴整齐地到我的房间来叫我。那些张狂的诗人功课虽说常常不及格，然而他们粗声大气地在我家客厅朗诵诗歌时，人人都以为自己是新一代的拜伦。后来在北大做旁听生，参加一个小型的文艺晚会，主办者骇然是母亲当年一个神经兮兮的学生，这可是当初我难以预料到的。 说是散步，其实不过是到父亲的坟地上去。

从我记事起，一直就有这样的惯例。只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对父亲了解得越多，我竟然对这种类似宗教和迷信的皈依感到厌烦。尤其是当我碰到雪儿以后，心里更加不是滋味。私下以为当初母亲把坟埋得这么近，压根儿就没安好心。一个男人撒手走了还牢牢地攫住女人的心，是一件不道德的事。既然粮食是可以量化的，那感情也应该可以。我常常这样安抚渐渐强硬起来的良心。阅读时看到父亲生前做的眉批，我偶尔也会为自己阴暗的心思感到内疚。虽然我不认识这个男人，但我知道他曾经是我的父亲。

母亲说让我到北京去，我爽快地答应了。

 

 

事实上那天晚上冒冒失失找上Mark杜的筒子楼纯属意外。好长一段时间，我只要接到Mark杜的电话仍然感到恶心。我甚而毫不客气地挂断他的两次电话。平时对徐志摩浓得化不开的生活，我像大多数的文学青年那样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一段时间流行找中学同学恋爱，好不容易拐弯抹角逮到雪儿，除了装模作样引用徐志摩，我也翻不出什么新意。然而这一切终于在见到Mark杜的当天晚上烟消云散。

第二次敲门的时候，我发现门虚掩着。接着是那一听就知道营养不良的声音。

“门没有关，想进来就进来，别和我装斯文。”

后来这个故事被添油加醋传出去，那个被我一直贼心不死地挂念着的网友也几次三番追问：做爱怎么可以不关门呢？直到公司开办以后，从大局考虑，我把它删改过来。谁知道故事一经改版，受灾面积更加宽广。凡是逛过“夜色温柔BBS”的人们都知道，在某个深秋的北京，某幢破旧的筒子楼，某盏昏亮的台灯下面，某个叫Mark杜的男人在认认真真地手淫，而他身边的女人稀里哗啦地翻着装帧粗糙的《秋天的最后一个处女》。我阅读过那些帖子，最为得意的是南方某所大学的一个女生呆头呆脑地问是不是行为艺术。

 

 

百年纪念讲堂上演小型歌剧《再别康桥》，我约请外国语学院的网友，那段时间一门心思想把她弄进怀抱。我不惜花了最多的钱订了最好的票。三天前她答应得好好的，还几次向我打听谁编的剧，由哪个角色出演林徽音，临到演出当晚，她却变卦了。弄得我整出歌剧上演期间抱着无人可送的鲜花处于恼羞成怒的状态。等不到谢幕，我就骂骂咧咧走出纪念堂。夜晚的校园迷漫，萧条，若不是时不时有一些急匆匆的学生从我面前一晃而过，我几乎误以为是在外婆的乡下。有人开玩笑说在北大扔下一颗炸弹，中国要倒退五十年。我是最不以为然的。在北大混了两个多学期，旁听了无数节这样那样的讲座。使我越来越有理由相信，中国真正的思想在民间，中国真正的学术也是在民间。而北大不过是一个舞台罢了。我在校园里漫无目的地走着。一会儿想起可怜的陆小曼，一会儿想起男人在玩弄感情时都要让女人先玩弄这一被普遍忽视的规律。未名湖宛若一个历经苍桑的浪子，散发着长长的叹息。掠过树梢的风，却像怀春的少女那样忸怩不安。仿佛它不是颤动而是为了掩饰，不是夜而是无聊。除了死亡，种种美好的故事都是后人附会的。我对自己的见解深信不疑。母亲是北大早年的学生，她一直耿耿于怀的是我没有考进北大。所以当母亲要我到北京找一家学校念研究生的时候，毫无疑问，她所说的北京其实只是北大。我在斯诺墓前的椅子上躺下，这时候，我的电话响了。

 

 

 我推开门，一股陈年老醋的气味扑面而来，它们简直是一群惊慌不已的幽灵，争先恐后往我的鼻孔里钻。我下意识地皱皱鼻子，随手用讲堂散发的剧本在面前煽了煽才缓过神。一幅类似于中世纪的不堪入目的图画呈现在我面前：肉墩墩的 Mark杜躺在宽大的眼镜片背后一上一下地手淫。他身边的女孩耸着高高的臂部面色严肃地翻着一本红色封面的书。Mark杜说坐吧，手却没有停下来。女孩瞟了我一眼，掖了掖露着大半个奶子的浴巾被没有说话。按我平时的德性我不悖然大怒，也肯定会恼羞成怒）——直到如今我也仍然感到奇怪，当时我反而绅士一样笑眯眯地理了理领带，弯着腰走到床边，呈上剧本换下女孩手中的小说（有一天Mark杜带我去三里屯酒吧看时装秀，女孩出场的时候，虽说她展示的是冬装，但我总觉得她浑身上下一丝不挂的，连那暗红色的乳沟也清晰可见）。我挨着女孩在床沿上坐下，盯着Mark杜看了半分钟他才了事。他从枕头底下抽出皱皱巴巴的纸巾，眼疾手快地接住喷洒而出的精液，一反一正地叠起方方正正的纸巾放到写字桌上。然后他不知从什么地方拉出内衣内裤，用那双几乎全是肥肉的手不分先后地把自己的身体能裹住的地方都裹住。如果不是在一本画册上见过Mark杜的画，打死我也不相信这个当年打着诗歌幌子到我家混饭的文痞，就凭他这双手能够维妙维肖地再现《夜巡》的另一种场面 (看过那幅画的人几乎没有哪一个不承认，他的确再现了就是伦勃朗本人当初也没有表现出的某种状态)。他直挺挺地站起身子，跨过横在身边的女孩，鲁莽地让自己的双脚塞进显然小了两个号的拖鞋。

“安，他就是小说的作者。”他挡在我和那个叫安的女孩中间。一把抽过卷成筒状的剧本，捡起散落在地板上的避孕套放到书桌上。扶着眼镜说，“噢哟，演员们去香山寻找当年林徽音的足迹。昨夜，是自筹资金的吧？倘若政府拨款，他们肯定会去三清学院找找感觉。”我没有理会他，无端觉得他插在我和一堆白茫茫的肉体之间像只喋喋不休的苍蝇。除了雪儿，我从来没有这么近距离地看过谁的裸体。自从雪儿拒绝和我相好以后，我的身体大大不如以前。往往是北京的流感还没有开始，我已经严重感冒。每次母亲推荐药片之余，我通常会接到类似的告诫：不大不小了，舍不得家乡，成不了好汉。她以为我的孱溺主要是思乡的原因。她哪里知道，故乡在我的记忆里早已经演变为坟地上和雪儿的几次野合。我甚至后悔在家乡欢度的光阴过于循规蹈矩。倘若我早一些时间预料到雪儿中途撤退的话，我肯定会毫不保留地把整个青春期的精力完全倾洒在她的身上。雪儿到火车站送我的那天晚上，我很奇怪她那张干干净净的瓜子脸上一点我走过的痕迹也没有。一个女孩能够在别的男人面前大大方方地重新伸展她无数次被情欲扫荡过的身体，一点痕迹也不露，使我对文明的教化有了不大好意思说出口的畏惧。虽说从小丧父，我的性教育却没被荒废。这一方面在于我有个知书达理的母亲，最主要的是我有把性综合起来看待的天资。大二那年，我广泛地涉猎福柯波伏娃之余，还系统地研读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性爱史。像许多自发写作的人们一样，我和雪儿最初的交往完全和性无关，直到我松开她最后一颗纽扣我也没有得到一点有关性的暗示。由于和灵魂无关的羞涩而拼命抓扯坟地的荒草，或者是浑身痉挛地忍受我的蚕食，她都表现得合情合理，仿佛这本身就是身体的一部分，本身就是生活的一部分。我不过像电脑里的一只宠物，有时候公然违反主人设定好的路径蹓跶而已。性不神秘，但它高贵。每次回想起雪儿那张干干净净的脸我常常感到惋惜，总心疼白做了那几次为数不多的爱。

 “这个月的房租再不交，我都快上北京新闻了，你知道，我的龙卡上不会停留有多余的钱。”Mark杜说，“安喜欢你的小说，签个名给她作个纪念吧。”

 城市真的伟大，它能够让一个地道的农村孩子把谎撒得滴水不漏。Mark杜这样一说，好像我天天和他在一起斯混似的。事实上我们顶多是三年前在我家拥挤的客厅吃过一次饭。对母亲旗下的那些流浪诗人，我历来不感兴趣。每天回家见到餐桌上狼藉的杯盘，总觉得他们这些背井离乡的家伙在利用母亲的弱点。上半年小说出版，母亲写信告诉我Mark杜一长串的电话号码，可我一次也没给他打电话。我记得三年前他在我家客厅朗诵哑弦，我嘲笑过他吐字不清。初到北京的那天早上，母亲让他到车站接我，但是他没来。后来我听到的解释是他前一天被人请去做了一次半边裹着棉袄半边裸着的行为艺术，发了低烧。春节他去看望母亲，但是我没在家。

 “书写得狡猾，”安裹着浴巾被坐到枕头上，身段比我想像的还要高出一截。她躲在浴巾被里穿戴完胸罩，爽快地说，“但挽女孩子的姿式不对，你是左撇子吗？”

“按小说的最后一条规则，小说和生活毕竟是两回事，这和左手右手无关。”Mark杜抱着手替我回答。也是在这一瞬间，我为能够盯着一对陌生的乳房看而不受谴责实在地感受到了生活在文明社会的好处。搬别人的生活到舞台上去让大家指手划脚显然是不道德的。那才叫亵渎呢！望着避孕套边的剧本，我想。

 胸罩是纯粹的黑色。安穿戴完毕，松开手，它像两个大号的蝴蝶标本从浴巾中脱颖而出，颤悠悠地悬挂在最显眼的位置。国外有学者研究乳房的历史，看来她的方向是找对了。对男人来说，回忆往往有限，如果一个女人的身体没有突出的部位。比如雪儿吧，当她单方面终止和我的关系，我对她就没有特别的印象。哪怕是一声低叫，一个眼风，一条手臂。当初要是知道一切会简单到让性来作为终结，我肯定不会选择她。在戏剧出版社和美编聊天的下午我就认真地归结小说不成功的种种因素到雪儿小巧的乳房。当初上帝送到我身边的是另一个女人多好。普天之下女人是一个样，但身体不是。有了茶杯，什么水不可以装？就拿我父亲来说，虽然我读过他所有的书信和日记，大半时间看的书也是他的遗物，可是对他依然模糊，他要是扇过我的耳光，或者光着脚板在我面前晒过一次太阳，哪怕就那么一次，我肯定都会有比较可靠的记忆。

安接过钱三下两下穿戴整齐挎着坤包准备下楼，我大失所望，脸灰灰的，先前的血液这时候也渐渐趋于平静。

我胡乱在小说的扉页上签了名。没好气地问Mark杜：“你刚从老家回来？”

小说出版后，母亲左一本右一本的送人，然后她又一遍遍地向别人解释早些年为什么让我念经济管理的苦衷。文学是自发的。她对前些年北大举办作家培训班的做法很不以为然。林中的老虎是培训出来的吗？她常常这样得意地向她的朋友们说。而我之所以能写出小说，之所以写出的小说还能让人读得下去，在她看来，就是得益于我心中没有方式方法圈圈套套。我疑心Mark杜的书就是从母亲那儿弄来的。北京没有几家书店卖那本一定程度上让我声名狼藉心我的小说。

“没有啊，今年也不打主意回去。画卖得好，要上长白山叩见丈母娘去也，听说我是农村孩子，你听老太婆怎么说？她说怪不得安又唱歌又跳舞挣的钱还是不够花。你看，你看，还没有正式做女婿，倒变成鸭子了。上星期去王府井看到你的小说，买了好几本。算是支持吧。这年头看得懂油画的人越来越少。小说也没人看，问题可就闹大了。”Mark杜这样借题发挥的时候，安已经咚咚咚下了楼梯。

 

 

 第三天Mark杜打电话叫我到筒子楼吃饭，顺便还钱给我，没等他说完我就谢绝了。

“你手头紧，先留着用。”

我后悔鬼迷心窍跑到肮脏的筒子楼。两天过去了，那个淫秽的场面胶布一样贴在我的视网膜上。危险的是当时我中了蛊似的想入非非。一想到我的小说要在那龌龊的地方住上一辈子，我几乎缓不过气。在男人的世界，任何一桩看似了不起的爱情都可以还原为嫖娼。大多时候，只不过环境不同，道具不同，理由不同罢了。当我知道自己被人赤裸裸地借用，而这种借用又是我本人无法更改，像一颗螺丝钉的垫圈，只有它认为所扮演的是如何伟大的英雄角色。我为自己的这些发现异常苦恼。母亲一生只短暂地经历过一个男人，但是当初在家乡我为雪儿的决绝悲痛得不能自拔，母亲说，你已经不小了，没必要为一件事情掉两次眼泪。我摸不清她是从什么地方获得的力量，这种力量神奇地支撑起她对生活充满了异乎寻常的热情，同时也蛊惑她三十岁不到就永远关闭了身体和心灵。父亲是一个平常的美术老师，他没有一幅成功的作品，据说他最大的优点是小提琴水平超过他的本专业。他们的爱情建立在亲戚关系上，连最低限度的浪漫也没有。他外出写生那天遭遇到雷电，全身烧得糊焦焦的，那年我三岁。外婆说，在殡仪馆我吵着要气球，而且指明要红色的。每次去外祖母家翻来覆去听到的都是这腔话，可我一点点负罪感也培养不起来。离开Mark杜的房间，一想到我被蹂躏的小说，那天晚上我一宿都没有睡好。竟然神经兮兮地向往父亲的早逝。

 

 

 我很快忘却这次不愉快的见面，梳理了自己走散的心思，制定了详细的攻读计划。早上一下课，我就跑到图书馆抢占位置。在自修室里，我为母亲写热情洋溢的长信，汇报北京一年多来的生活。在信中我写道：

……妈妈，我开始读牛顿的著作。常常在晚上做笔记。一切都好。只是找一个北大女生给你做媳妇的愿望恐怕一时难以实现。你知道，社会在转型，每个女生的想法都怪。而我对爱情，一向比较苛刻。

想了想，我把最后边这句话删掉。另起一行写道：

妈妈，我见到你的学生Mark杜，照实说，我不喜欢他。他也不是你所形容的那样名满天下。在北京他根本就不敢声张他过去是诗人。照实说，我真的不喜欢他。他住在圆明园那边的一幢筒子楼里。大多数画家都搬到宋庄去了。当然，这不只是房租的问题。这些天来，我老是在想，是不是走弯了路。我是说，顺着彼得•杜拉克的方向会不会修成正果？社会到底需要多少管理人才，我问过好些人，他们谁也说不清。好多同学都劝我回头去写小说……

我本来想在信中鼓励她再嫁，但我又怕这样轻狂的心思，徒然惹母亲生气。没有去拜访她在京的几个老同学，在电话中我已经隐隐听出她少许的不满了。

 

 

 如果不碰见安，我坚信这辈子会像大多数有理想有抱负的人那样越过越好。北大每年抛出那么多女孩，勤学苦练，母亲的愿望不是不可能实现。

 像大多数展览一样，等到娱记们的兴奋点转移之后再去参观，不但门票会给一个合理的折扣，也不会有人在你身边指指点点。这是我顺着世纪坛空旷的展厅游览时最为明显的感受。媒体真的伟大，他可以给观众戴上最为流行的眼镜。有评论家推波助澜，不愁大众不一窝蜂抢到艺术的最前端。艺术家创造一种风格也许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而大众要达到同样的高度只需要晚报上煞有介事的几篇报道。当我在暮色中看到十几个中学生葡伏在毕加索张狂的线条前临摹，老师在旁边口若悬河地串讲蚀刻画的十三种技法，不由我不自惭形秽。别人最为容易掌握的东西，到我手里，难度总是无限度地扩大。抽象的东西对我来说总是难以把握，比如我牢牢地记下安的乳房之后，闲及无聊，也发挥过想像，但无法把它孤立出来，提升到美学的高度。作为这样或那样的象征，它总是以乳房的形式具体地和安联在一块。

那天下午，当我在毕加索和他的狗喝咖啡的那幅巨照面前碰到安，隔着厚厚的羽绒服和夸张的围巾，我仿佛什么都看得见。（三年以后，在开往百里杜鹃去的车上，我无法原谅自己的也是当初在世纪坛对毕加索的私生活别有用心的品头论足。）

 

                    第二章

 

 

 我老是觉得有人在做小动作。一抬头，果然是Mark杜龇牙咧嘴的在旁边看着我。

我已经终止了管理学院的学业，只保留了一个旁听生的身份。靠着祖传房产的资金，我在北京生活得悠闲自由。母亲说，这也符合北大独立自由的传统。一旦做出决定，她从不干涉我。这也许是我懂事后对母亲一直怀着感恩之心的缘故。当初她叹息雪儿什么都好就是身体不好，可是到后来看到我执迷不悟，她乖乖罢了手。像这次轰轰烈烈的退学，她也只是浅浅地提醒我，只要每天睡觉不超过六小时，做什么都行。我毫不怀疑如果我申请去欧洲，她也会卖了祖传的那两处房产。

我歪过头，低声告诉Mark杜，要说话只有到卫生间去。我奇怪身份证也没有的Mark杜怎么能够混进人满为患的图书馆。

“你小子附庸风雅，《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什么地方读不可以啊，偏要到图书馆。别装学生，占人家的位置好不好？人家学生可是真的要升学要考试要改变命运。”还没有走进卫生间，他叫开了，“你不是欣赏徐公子吗？他在图书馆写了哪一篇文章？我可不是你乡下的亲戚，别装神弄鬼吓我。”

“你怎么进来的？”我无论如何也不相信Mark杜脏兮兮的牛仔裤逃得过门卫的眼睛。

“这保安已经问过，你就免了吧。”他往小便池里吐了一口痰，提起牛仔裤，“电话也关机，怕我找你借钱不是？那五百块钱是你主动弃权不要的，你想歪了。”

“你才想歪呢。”我注视着比任何一种皮肤都还要白的小便池说，“我退学了，想正一着二写一本小说，有什么事？我见过你姐姐，叫艾欣是吧？”我掏出烟递一支给他，我们两个靠着小便池聊起来。我眼前电影慢镜头那样晃过安那一对永远的蝴蝶。

 

 

 那天在世纪坛，安介绍身边的女孩子，我才知道相貌粗糙的Mark杜在北京竟然藏有一个打扮得体的姐姐。北京有好多女孩一到深秋都会围上凸显女人味的披肩，但是，看上去总给人一种风尘的味道。艾欣不同，一袭披肩乖巧得体地依在肩上，所有的快乐和痛苦它完全感受得到。那几道为数不多的褶子，好像收藏着主人说不尽的秘密。披肩俨然是她身体的另外一部分，展厅里暖洋洋的灯光也把它们无可奈何，这肯定是北京最有情调的一块披肩了。我当时由衷赞叹，还伸手摸了摸质感，并且不看安的脸色和盘托出我对羽绒服的反感。好好的一个女孩子，北风一吹，就这样给毁了。我心怀鬼胎地邀请她们吃饭，艾欣没说话，好事却被安谢绝了。她说，改天吧，改天叫上Mark杜，改天我不穿羽绒服。回到公寓我到处找Mark杜的电话，只可惜母亲告诉我的时候不知道信手记在了什么纸片上。后来一段时间我还在怀疑艾欣留给我的印象说不定是世纪坛造成的错觉。因为我根本不相信一张天使的面孔会和Mark杜那张粗糙滥制的脸攀上任何瓜葛。

 “北京没有去世纪坛看展览的可能只是我Mark杜一个人了。”Mark杜嚯嚯大笑，引得其它便池边的同学手忙脚乱，小便纷纷溅到地板上。我狠命地吸了两口烟，往便池里一丢，烟屁股马上被打湿，烟丝也裂开来。

在洗手间Mark杜对着镜子端了端那张没有规则可言的脸。

“她们差不多到北大西门了。你去收拾书包，我照照镜子。今天人多。”

 “好的。”说着，我健步穿过安静的自修室到我的位置上。一路上我忍住笑。好像丑的人都喜欢照镜子。合上我一时心血来潮在风入松买的书，我意识到，没有那块火红的披肩，他Mark杜要把我从图书馆请出根本不可能。一时间我真的有些惭愧。人与人之间，无论若何，伤害总是先行一步。雪儿不止一次找我正规谈过话，但是我每次都含糊其词地应付过去。当性作为一种本能渐渐取代了所谓的两情相悦以及那些附加上去的情爱所引发的严重后果，我对肉体的依赖越来越赤裸越来越强烈。手一挨上那对小巧玲珑的乳房，几乎到了流连忘返的地步。每次到坟地上去，我都选择在晚上，每次三句话不到我就切入正题。当我疲惫地躺在雪儿的身边仰望满天星斗的时候，我承认我对我今后的人生作了种种美妙的遐想。我忘了身边躺着一个鲜活的姑娘。雪儿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她不想只是我泄欲的工具。她的感觉是对的，只不过这样的事由一个女孩来挑明，有点难为情而已。记得有一次梦中醒来，坟地上月光如水，起露了，我的衬衫黏糊糊的粘在背上。雪儿抱着两臂坐在旁边发呆。父亲的墓碑泛着冷清的光。我怀着某种复杂的心情扫了墓碑一眼，爬到雪儿身边叫她，她不理。我很是扫兴。要知道，在此以前，我一直以为我是人世间最幸福的人。到北京以后，我慢慢发觉雪儿把有些问题看得过于神圣。我在那个城市生活了二十多年，第一次远离家门而不会滋生半分怀念，我想，也许是我从来没有认同那个城市的原故吧。上个月贵州人在北京开老乡会，他们通知了好几次我也没去参加。什么叫故乡，是我出生的地方还是我成长受教育的地方？是我恋爱生子的地方，还是最初那只猴子进化为人的地方？抑或许是埋葬我的地方还是母亲怀孕的地方？不是那块披肩，我不会参加这些小锅小灶的聚会。我到北京可不是为了认识几个家乡人。往北大西门去的路上，我兴高采烈，什么都照Mark杜的吩咐。稍有不快的是约在什么地方见面不好，偏要在北大西门。平时我就是有事也不会走北大西门。那儿一天到晚都有人拍照。此起彼伏的镁灯总有本事让你稀哩糊涂成为别人的背景。当年雪儿的照片里边站着个愣头愣脑的男人。惹我生了几天闷气。不成她背底下也在打她的小九九吧。哪有去北大溜一圈回来就要分手的。听说有一半学生的爱情都是受惠于北大这块金字招牌。 这不由不让我疑窦丛生。虽说后来我知道那是误会，但被陌生人支离破碎地框在镜框中的烦恼还是在我心中落地生根。想到这，我催促Mark杜走快点。这厮鬼精，一路上使用我的电话。他说他没有电池。我是弱智啊？一家人跳出两个瞎折腾的主，别说农村家庭，就是城里头的双职工之家，摊不上贪污受赌的身份，早都被她们颠覆得差不多了。好多东西并不是想玩就玩的。尤其是油画。远远看见艾欣她们在桥上，我不由奔跑起来。

 

                第三章

 

 

 在内排国际机场我仔仔细细地回想起我的这次奔跑。如果不是想接住什么的话，平时慢条斯理的我怎么会突然甩开Mark杜跑起来呢？要知道我那时只和艾欣见过一面，总共讲过两三句话。她那时在北京过的生活对我而言可说是莫测高深。对我，她肯定不会有太深的印象。事实也是如此，后来她曾经亲口告诉我，我不过是一个头发颜色染得怪怪的同乡。写过一本哗众取宠的小说。一见面就邀请人吃饭，跟大多在北京转悠的男人一样，肯定不会是什么好货色。在世纪坛她本来要答应我，然后打的到凯宾斯基饭店什么的大吃大喝一番，可是安那天没有猜中她的心思。去百里杜鹃学校办理辞职手续回来后，她曾经在阳台上对我说，我真担心有一天会从这阳台上跳下去。是吗，我说，如果真的要跳，你得先通知我，我扛着棉絮到楼底下接着。她的公寓在亮马河，九楼，有一个邪恶的阳台。回国后我听说当时是有人发现她行为反常的，可是警察提着丝网走到楼下的时候她的心早就停止跳动了。只是手腕上的表还在走。那块表是在越南旅游时我送给她的礼物。在湄公河的一只游轮上我对她说，你厌倦的时候还给我，好让我确切地知道我们在一起的每一分每一秒。我会的，她说。自从我知道她一直背着我和二恭石子住在一起，我很伤心。家里的房产已经卖了一处，而在北京我仍旧一事无成。警察来晚了。我猜想警察肯定没有奔跑。那几年北京到处都在修路。我曾经委婉地向Mark杜打听那块表的下落，他说箱箱柜柜翻遍了也没找到，可能是别人乱说。二恭石子或许知道，艾欣那么多的画她都收着。

 

 

直到考入师范大学以前，艾欣最得意的一件事在四岁那年拯救了父母的婚姻。当她后来慢慢发现自己被挤出家庭重心的时候，为时已经晚了。

 杜家是百里杜鹃的望族。杜丛生是杜家第三十七代族长。他小学毕业那年已经十七岁，长着农村人少有的近视眼。脸上的肉又白又嫩，两只手长得出奇，像传说中的刘玄德。更奇的是，他的左耳可以像公马那样摆来摆去。石工木工，修房建桥，一看便会。大冬天往杜鹃湖边走一遭，赤手空拳，他可以捞出几尾大红鲤鱼。族里人合计，这人大有来历，万万不是俗子凡夫之辈。杜家从民国二十年杜尚民先生惨死就一蹶不振。看来是苍天可怜，送此奇人造化杜家。杜丛生十八岁不到就当上杜家村七百零九户的族长。逢年过节，他率领黑压压的一片族人去祠堂祭祀列祖列宗，洪亮的声音在百里杜鹃经久不绝。据说一个考察彝族文化的学者，见此情景，滚鞍下马，汗不敢出。杜丛生也因此一跃成为杜氏家族第一个精通英文的人。方圆百十里的地盘上，那些守着祖传玛瑙翡翠的乡邻，没有哪一个不叹服于杜丛生的洋宝贝。第一块手表，第一台录音机，第一部电视机没有哪一件稀奇的东西不是经过他杜丛生的手转卖出去。艾欣毫不夸张地告诉我，七岁的时候，她家的金银首饰古玩字画要用箱子装。我曾经由此想到过西方传教士征服印第安人的情景，长老们醒悟过来的时候，他们大遍的土地变成了薄薄的圣经。大学三年级那年同学们到百里杜鹃春游，看见她父亲边给黄牛刷身子边用就是大城市也不多见的大哥大以一口流利的英语与洋人通话，平时高傲得开口哀希腊闭口哀文艺复兴的美术老师也被唬得结结巴巴。当他在里屋看到达利的《停止的时间》随便挂在墙壁上，晚上他就只有左一杯右一杯向杜丛生敬酒的份了。他知道，那可是赝品中的精品。直到今天，在他的家乡杜丛生仍然保持中国农民飞过太平洋去的纪录。艾欣八岁那年，父亲变了，过去滴酒不沾的杜丛生一夜之间酗酒成性。超长的手臂也不再摸抚她的脸颊。母亲虽说大字不识几个，倒也是殷实人家出生，宽洪大量却又心细如发。艾欣偷了一粒翡翠给在学校打钟的刘妈，她才知道父母不睦的真相。

 

 

飞机一再晚点，最后直接是当天的航班取消了。我绕道香港，回到北京已经是第二天下午。Mark杜一个人坐在筒子楼里，桌上放着骨灰盒和酒瓶。

我是第二次到Mark杜的房间，三年来，我之所以没有踏过这楼梯半步，主要是第一次见面我人性中最为虚伪的一面暴露出来，而他Mark杜是一个清醒的旁观者。有一次酒醉后陪他去找暗娼，我老老实实告诉他我最喜欢的还是安的乳房，我身上带着七千多块钱，那天晚上要是他做个顺水人情让我偷欢一夜，别说五百，我会一个子儿也不留全给他。主要的是，我看到安也情愿。是的，他说，安就是那种正常男人看了都不会放过的女人。简直是天生的婊子。他说为她硕大的乳房他白白地吃过多少苦头戴过多少绿帽子他也不好断定。在我的印象中，灯罩是一个圣诞老人的帽子，床单拖得很长，席梦思床垫坐上去会喀嚓嚓响，门背后放着丢了盖子的洗衣机。上边横着收起来的画架，像病人用的拐杖。墙上挂着几幅叫不出名字的油画，有一幅尽是干枯的手臂和一张几乎占据了整张脸的嘴。地上，贴着墙根，一字儿排着大大小小的画框。今天看来仍然一模一样。只不过放在洗衣机上边的画架不见了，靠窗子的方桌子上堆着几个干巴巴的苹果。

 家里知道了吗？我抱着骨灰盒，眼泪止不住噗哧噗哧掉在上面。在香港转飞机的时候，我躲在洗手间里足足哭了半个多小时，我以为我的泪是干了的，没想到一看见黑漆漆的骨灰盒，我的眼泪又来了。

 没敢跟家里讲。妈妈心脏不好。Mark杜说，想打开你打开吧。抱回来我没有动过它。

我缓缓推开沉重的大理石盖子。

 

 

在湄公河的游轮上，她又一次提到二恭石子，我一把推开她，独自转到甲板的另一角。公司倒闭之后，我根本不相信那个眼珠转得飞快的日本女人有能力在东京运转什么北京画展。

“我是男人，艾欣你相信我，男人的这方面的直觉并不比女人差。我说，她要是真的能办得成画展，我愿跪到她脚下叫她三声奶。你看她眼珠转得那么快。”

“我爸爸年轻时卖光了牛马同约翰伯伯做生意，杜家村上下几千人也没哪个赞同。后来怎么了？每家都以上百倍的价格从我爸爸手里抢购自鸣钟和手表。”

“此一时，彼一时。艾欣，亏你还教过几天书。人家约翰是一个文化人。”

“你是说二恭石子是流氓了？你去打听打听，北大勺园里住的都是些什么人。”

“她的眼珠转得骨碌碌的，每分钟都在打小主意。眼珠快得太让人怀疑了，慢一点还有可能。”

“我讨厌人身攻击。”

那个夏天从越南回来以后，我们的分歧越来越大。她每天在外边都有应不完的酬。后来我听说，东京的文化公司是建立起来了，她付出的代价却是变卖了家里的最后一粒翡翠。在未名湖分手那天，我到三里屯狠狠大醉一场。她是为了一个理想化了的看得见的目标，而我为她贱卖掉在商业街的房产看起来却是心血来潮。富不过三代，谁总结出的这句经验之谈肯定也包含了多少切肤之痛啊。上帝真会开玩笑，让一心想施展自由风格的几个败家仔碰在一起，不是为了看他们的笑话又是为了什么呢？

 

              第四章

 

 “你这样瞒着肯定不行。再说你瞒得了多久？她有那么多的同学朋友在北京。报纸登了吗？警察那边你是怎么交待？你父亲经常打她的电话呀，这我知道。”

 “不要问我，有办法还叫你回来？过去姐姐没有跟你提过，我为什么叫杜马克？”

 “ 没听说过。但我晓得你们家有一个英国亲戚。她的电话呢？”

 “ 我关机了。墙上举着许多手臂的那幅作品，你看到了吗？姐姐说这作品只有三个人读得懂。”

  “ 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Mark杜——”

   “我根本就不姓杜。”

 

 

  （百里杜鹃地处云贵山区，属典型的喀斯特地形。数百户人家散落在山弯山沟，不留神，你不会看到一砖半瓦。山区每到冬天一刮西风，雪就没完没了的飘起来。一两天时间，竹子压弯腰，电线粗如麻绳。乡村公路拖着臃肿的身子与世无争地进入冬眠。每一根草，每一寸泥土都在厚绒绒的积雪底下抓紧时间沉睡。一派要推翻过去窝窝囊囊的一年重新活的兆头。这样大的雪天，什么活也做不成。庄稼人都睡得早。当听到有人乒乒乓乓拍院门，半靠在木架床上的杜丛生瓮着声冲着厨房谩骂起来。

别在那瞎磨蹭，八成是你那小短命的在外边冷得半死。

吃晚饭的时候正房耳房都找不到艾欣，艾红包着头巾跑到院门边去张望过两次，门一忽儿开一忽关，穿堂风毫不客气地诱发了杜丛生一直治不断根的便秘。喝了半碗酸菜汤，裤衩竟悄悄的湿了。大腿根部凉丝丝的，好像有意嘲弄他作为一家之主的尊严。下午刚刚把艾红摁在床上不分青红皂白打了一顿，摔破了两口煮豆子的平底沙锅，围着铁炉子喝了大半杯自家泡制的弯腰酒，气消得差不多了，这会儿他没有发作。只是恶狠狠冲着灶房喊。

  艾欣这娃，像她这样鬼精的，杜家村也难得找出第二个，母亲刚被按倒在床上，杜丛生拳头还来不及挥下的刹那，她就咣当一声丢碗在饭桌上，跳起身大喊：杜七爷来了。话没说完，拉开门冲出院子去。

在百里杜鹃，人们都说，杜七爷说一句话你可以不听，但是你最好不要让他再说第二句。这教训，杜丛生在他拱手让位的第二天上午就领教过了。倒不是因为杜七爷那一宗族是行武出身，兵荒马乱年月为百里杜鹃立下了汗马功劳，而是他亲眼目睹过年近七旬的杜七爷嗖嗖嗖窜上祠堂前边的紫荆花树上赶走聒噪的喜鹊。这一切尽管是十多年前的事了，但岁月对他杜七爷仿佛是停止了似的，都八十有三的人了，那一把硬朗朗的老骨头依然不弯不折。大英帝国回来以后，随着家中金银细软增多，加上他时不时唱出几句来自天国般的异族语言，别说偏远的杜家村，就是那些在县里做官的大学生，也礼让他三分。省里下到地方考察民情，每一届的县长书记在座谈会上都会说，如今农民的思想已经达到发达国家水平。依据是百里杜鹃有一个小学毕业的杜丛生，英语打折扣下来也达到国家六级水平。杜丛生对这种情况了若指掌，每个月在县里供职的杜家子弟都会一五一十地向他汇报许多有价值的内部消息。至于他不定期醉酒定期打婆娘的恶习，官方的意识形态，凡是能够涉及到的都善意地删掉，而族中子弟向他报送的小道消息自然也会过滤掉那些阴损族长人格的言论。这套无伤大雅且放之天下皆准的规则，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三大要素，操作起来自然易如反掌。偌大江湖，只要避开杜七爷就万事大吉。这一方面他杜丛生随着阅历的增长越加感激当年杜七爷力排众议的知遇之恩，另方面，前些年老婆领着走路绊绊磕磕的艾欣上杜七爷家暗参了他一本，火把节大会上被杜七爷当众扫了薄薄的一层面子。杜七爷这一招看似平淡的隔山震虎，的确达到了艾红数十次以命相逼也收不到的奇效，杜家村上上下下没有哪一家媳妇再敢和他到包谷地里鬼混。

艾欣这么一喊，他硬生生缩回拳头，随手抓一本棋谱坐到炉子火边装模作样参悟。艾红还不明就里，伏在床上等待着雨点般的拳头。他满面堆笑吩咐老婆快去准备茶水点心，弄得艾欣她妈一头雾水，受宠若惊地跑到灶房去烧水沏茶时还兀自叽咕不停。虽然三分钟后，杜丛生真相大白还是找个理由把她狠狠揍了一顿。

十年前艾红嫁到杜家村的时候，按照当时的风俗她也去观音庙求了一签，问及来年开春生男生女事。摇了几次竹筒抽出的都是下下签，就是说她多半是不生男也不生女。这着实吓了她一跳。在农村，一个女人不会生育那没有活下去的必要。有些母鸡一生没有交配，下起蛋来可不比那些成天咯咯咯打情骂俏的差。这明摆着的事儿让艾红越发心烦意乱。她取出私房钱偷偷跑去城里看医生，拿脉之余老中医拍着她宽宽大大的屁股告诉她一切好得不能再好，如果敢顶着计划生育政策作案，想生几个都行。吃了几付药，稍嫌紊乱的月经是恢复正常了，可她仍然不放心。虽说还是黄花闺女，夜深人静的晚上，抱着枕头她自个儿也嘤嘤嘤地长时间叫唤。她家住在煤洞场，离县城近，消息相对也要灵通一些。杜家的迎亲队伍敲锣打鼓来到她家门口的早上，她服用拐弯抹角弄来的生子偏方已经有了半年之久。当杜丛生那异乎寻常的双手粗暴地打开连她本人也没仔细观察过的身体，她紧张得像是在偷人。每次做爱，她都怀着一种自责的心理拼命迎合。以至于开初那些日子半场中杜丛生往往凝身不动问她是不是天下女人都这样浪。每次杜丛生像堂屋里的钟表一样瘫软下来，她浑身还在火烧火辣，意犹未尽。时钟都会变软，何况男人。资本主义观念第一次在艾红心中形成，是通过这一具体而奇怪的意象。就这一点来说，在广大农村妇女中，她对西方文明的接受已经远远超过同时代人的水平。[二十多年后她一次次义无反顾地往北京邮寄家中的金银珠宝，也是基于她对城市的独特感悟。]这样辛勤劳作的结果，苍天不负有心人，两年以后的正月里，她终于在县城的产房上通过几个医生的合作开膛破肚抱出了大得像一个大人似的艾欣。虽然头胎生的是女孩，杜丛生没容她伤口愈合就开着拖拉机接她出院。她还是感到宽慰。艾欣的出世扫清了她少女时代就埋藏在心中的迷雾。她坚信，既然有第一胎，那第二胎只不过是时间问题，既然能生女，自然也能生男。对她来说，生女生男不过是一步之遥的事。来不及等到满月，杜丛生又领着她忍着痛急急忙忙上路。由于是剖腹产，她的私处几乎和春节前一样完好无缺。这一点，杜丛生深表满意，这种和谐是他从杜君亮的媳妇那儿无法获得的，艾红凭本能感觉得到，否则她悄悄跑到杜七爷那儿去诉几句苦，他杜丛生就会乖乖回到她身边？她大字不识几个，但她对性的理解却能一针见血，小李飞刀那样，不出手则已，一出手例不虚发。沉闷的午后，漫长的冬夜，她用一种介于良家妇女与荡妇之间的本领制服了杜丛生。虽说奈何不了他的拳头，但她知道，普天之下，只有她掌握并且能够调教杜丛生亢奋时每一根筋的伸缩状态，从大的方面讲，她已经拴牢了这个看相就知是多妻命的男人。否则以杜丛生的脾气，他是不会四处托人去借什么金庸的小说，来教她识文断句。杜家村有百十个招蜂引蝶的媳妇，艾红虽说无法控制杜丛生背地里偷嘴，但她相信杜丛生是家里家外一辈子他都不会含糊的种。然而观世音好像有意和她作对，自从生下大女儿之后，她半次孕也没有怀。两口子中医西医走遍秘方偏方尝尽，除了她的小肚子明显地爬着一堆赘肉，杜丛生也由于连年疲于奔命呈现出灯未枯而油先尽的尴尬。四年来他们无数次的汗流浃背，无数次的痛苦呻吟都打了水漂。娘家人听到风言风语赶来劝她，说他打得凶，你回娘家去，如今改革开放了，还怕管不了你口粮？但她死活不承认挨打的事，还一百个护着杜丛生说，乡里人闲嘴杂，艾欣人小懂啥子事，听她瞎说。船上的人不争气，岸上的人累弯腰也是白搭。她默默地用身体以另一种方式迎合杜丛生。她知道，杜丛生不会像那些大道理一箩筐一箩筐的男人那样为了某个女人疯疯癫癫地毁掉整个家庭，这点，她深信。先前她在厨房里听到院门噼噼啪啪的响，她猜想肯定是艾欣回来了。就算杜丛生不老孔雀似的叫，她已经放下高压锅，急慌慌走出厨房。）

 

 

 

 “关奇按我们乡下规矩上门提亲，我和父母都一口反对。”Mark杜挪了挪歪歪的身子，两只手抱得紧紧的，仿佛骨灰盒是在他的手里。他说，“别看他现在混得比我还不如，当初他可是神气啊，又是政法学校毕业，在北京又有做官的亲戚。”

我把骨灰盒轻轻盖上，打断Mark杜的话。

“这些我不想知道，你别再罗哩罗嗦了。”

Mark杜看了我一眼，白痴一样没有听清我的话。

“那天在殡仪馆门口他使劲摇着我的手劝我凡事想开些。当时我真后悔，要是当初我们家答应艾欣嫁给关奇，她也许不会赌气跑来北京。”

“这倒说不定。那几年风气实在不太好。好像学画画的不到圆明园来就成不了画家。”

“不是小气，是现实，没办法，北京不接纳你，翅膀再硬你也难得飞起来。北京承认你，全国自然跟着认可——艾欣要是真的嫁给关奇就好了。律师行道现在虽然不景气。可她不会栽在小日本手里。”

“你以为我心甘情愿出国吗？我不是没劝过她。”

“到北京一个多月她没到学校找我。我约上同学找遍了北京的旯旯角角。你也不会没发觉艾欣长了颗男子汉的铁石心吧。在宋庄的破石凳上被我缠得不耐烦了，她说，‘Mark杜，那年我刚刚四岁呀，你想想，一个四岁的小孩子能记得什么？我真的是在学校附近的草堆里捡到你。当年爸爸妈妈也不相信。四周雪白得什么都看不见，包裹着你的是红布，从视觉冲击度来说，它当然能发现我。小孩子走路总是蹦蹦跳跳的，又不是直线。再说你想想当时我有多激动？第二天他们围着草堆狂翻半天也找不到其它线索。你命大。你正好能传宗接代。当时我顾不上你哭不哭，解开棉被，伸手到你的裤裆里去摸呢。没那玩意，Mark杜，那个冬天你死定了。你知道那雪有多厚吗？抱着你跑回家的路上，我们两个摔了一跤。我爬起来你却不见了。后来还是你哭出声我才跳到土坎下边找到你。过来，给姐姐捶捶腰，这是那一跤留下的病根。”

“你没问过母亲，她怎么说？”

“当然问过，她说得是要比艾欣详细。但都无关紧要。她说第二天她去查看了草堆，但四周看不出什么破绽，连姐姐的脚印也给一夜的大雪封住了。百里杜鹃三十八个寨子，前前后后也没听说有坐月子的人家。她们只是从我的襁褓包装来看，我肯定是城里人家的孩子。否则，丢弃一个男婴，在农村，别说二十年前，就是今天也不大可能。但是百里杜鹃数十里没人烟，外乡人谁又有本事把一个刚刚生下两天的婴儿不留痕迹地送到杜鹃小学附近？爸爸看我是个带把的，连夜狂奔进城，打电话到大不列颠老头那儿，我估计约翰伯伯说ok，他听成马克了，否则会给我取这个半洋半土的名字？我原本打算今年艾欣办完画展，一定把自己的来龙去脉摸清——其实只有两种情况，一是艾欣说假，其间另有隐情。二是父亲在装憨，你不会没听说我父亲年轻时也是闲不住的那种人。可是你看现在，你看现在……”

“安呢？”

“她在看守所。”

“这半年你们是怎么过的啊，Mark杜。怎么会弄成这个样子？”

 

第五章

 

 

  北京大多数的历史建筑都尽显四平八稳之态。如果用现代建筑的眼光来看，它们似乎代表了农业社会土木工程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不管是高啄的檐牙还是每一扇窗棂的正面背面，都毫不张扬地沉淀着谁也不敢小觑的文化分量。历史宛如一根纺不完的长线，仿佛织到这里总是断了又被接上，断了又被接上。每一个时代都无法在这里表现得完美、平整。那种骨子里散发出来的博大，看似遥远而又无处不在。哪怕是以“自由之精神，独立之风格”饮誉四海的北京大学也不例外。它虽说没有曲阜孔子碑林那种文官下轿武官下马的威严，但据说再大的爷，站到北大西门的门楣下，说话的声音都会不自觉地降低几个分贝。他们一旦跨过百年学府的门槛，站在正对着大门的弓式三孔石桥上，两条腿也不由自主虚起来。作为个人，在这座“西勾桥上月初升，西勾桥下水澄澄”的花园中发觉自己的渺小也纯属正常。就是那口浓浓的让整个世界为之悚然的湖南口音在这里也柔和下来，很谦卑地以学子的方式存放在书架上。在北京几乎任何一幢高楼的脸面上都贴有一时俊杰的手迹，那些笔走龙蛇的书法几乎沦落为一种招牌或道具，对这座千年古都造成了某种程度的文字上污染。好在北京大学看不到这些痕迹。这地方好像过于沉重，想在这儿造次的人低眉回首之间也就打消了主意。就算由于某种特殊原因纪念堂也收容了个别富甲一方的款爷或被媒体放大的文化个体户，但岁月无情，那些主动搭梯子爬到台子上去的，就算他赖着闹着，轻飘飘的时兴也会拎他下来。三百多天过去了，在北大我花消着母亲源源不断的汇款，三杯老酒下肚便学着愤世、疾俗，一洗在家时的温文腼腆之态。可是一触到北大，我要么王顾左右要么三咸其口。这不单是我本身破绽百出的身份，也是我对历史本身一知半解的苛同。当一种精神，一种风格蔚为大观的时候，那些一时一事的鸯脚绣腿自然只能是点缀，只能是一些支支节节的东西了。我虽然为自己找了个讨厌北大西门的理由，除了年轻气盛的虚张声势，更多是对自己碌碌无为的一种逃避。每次到三角地带旁边的提款机取款，在机器刷刷刷的点钞声中，我都会产生轻微的内疚。有时候在自修桌上两眼无神地望着未名湖畔的博雅塔，我的焦虑感铅块一样堵在胸口。每次碰到那些找不到座位复习的北大学子，我的目光自然而然低垂下来，像是做了某件亏心事。

 艾欣远远冲着我微笑，我突然间感觉到浑身上下松懈的肌肉一阵阵舒泰起来，好像卸掉了什么似的。

 “男生站成一排，女生站成一排，Mark杜他个子矮，尽量往前边靠。站在后边看不见。”

这样瞎指挥的是一个杂乱无章的年轻人。黑不溜揪的围巾长得好像他随时准备上吊似的，罩着件口袋般的毛线衣，不用看都晓得是冒牌的阿迪达斯旅游鞋套在脚上。如果它不是在蹿上跳下，很难不把它与垃圾箱联系在一起。他挥舞着艾欣交给他的尼康相机，风不时揉乱他的头发蒙住半边脸，我对他在艾欣和我之间安排了几个咧嘴傻笑的陌生人很是不愉快，真巴不得一个闪失，他砸了那部相机。不用问我也知道他根本赔不起。而我卡上的钱，再高档的尼康也不成问题。我几乎看到自己偷偷跑去西单买相机送给艾欣的身影。但那厮稳当得很，直到在北大照完了两个胶卷，相机也没有如我所想像的那样忙乱之中往地上掉。艾欣仍然围着那条火红的披肩，丰满的腰身收得恰得好处。她往未名湖石碑旁边一站，姿式还没有摆出来，碎花的呢子长裙就瀑布那般飞舞开了。我涎着脸讨过相机，一次次调试镜头，从取镜框里，我摆弄着艾欣一次次向我走近。我在不同的位置对着她跪下。我差不多碰到她微微嘟起的嘴唇。她很上镜，保持着那些拼命想出名而脸都笑烂的演员也难以做到的笑容。直到旁边有人不知好呆地催促，我才极不情愿地按下快门。而在我的手指颤抖地触动快门的一刹那，我看见艾欣左边的耳垂上仰面躺着粒黑痣。（有一天我慢慢地捻着这粒跳皮的黑痣，仍然能找到当时那种整个人也跟着钻进镜去的感觉。）照完最后一张胶片，我们到湖心岛上围着艾欣四散而坐。两个多小时的游园活动彼此间该熟识的也熟识了，我已经可以不需要理由地挤在艾欣的身边，她和别人争论得花枝乱颤的时候，我偷偷地抚摸着那条火红的披肩，好几次披肩滑落，半栽搭在我的腿上，我总会产生一种莫明的亢奋。似乎整个人也被漫天的幸福所包围。每次艾欣把披肩重新披上，我都忍不住四处张望，真希望风再来一次，再把披肩给我揪下来。好几次我甚至故意掉开脑袋，好像是它挡住了风的来路似的。但每次都是我不注意的时候，披肩掉下来，眼前红光一闪，披肩已经回到艾欣身上。

     我不是第一次恋爱，女孩子身上最绝密最高贵的部位我也曾经长驱直入。我在家乡是一个不善言谈的冷漠小生。从中学到大学都是以孤僻出名。我不知道何以一到北京像是换了一个人似的。雪儿残存在我脑海中的样子一天天变得猥琐，我把过去的种种不是都归之于她不怀好意的诱惑。她就是要让我自卑，让我残缺，让我在艾欣面前呈现不出如玉的童贞。母亲在来信中提到不止一次她在墓地碰到雪儿，除了厌恶，我再没有别的感想。都怪我家住在郊区，埋葬父亲的小山坡平时很少会有别的人爬上去。雪儿的乳房上长着一粒大大的黑痣，我对痣一直怀有某种特殊的感情。但痣怎么可能长在那种地方呢？当某天晚上在我的寓所艾欣当着我的面慢慢褪去长裙，我不由自主地吐了口长气，从耳朵上的黑痣开始，怀着一种感恩的心吻遍她的全身，最后竟然趴在她身上哽哽咽咽地哭起来。我不在乎身边的女人是否被耕耘，我不在乎在我进入的那一刹那她们有什么稀奇古怪的感应，我也不在乎自己能否铁锈一般包裹住她们的心，但我在乎我的身体，我在乎把自己交给女人的是一个清清白白的身体。

当我发觉那个口若悬河的混混拖着长长的围巾别有用心地发表他的主张时，我为自己浪费近水楼台的资源去作摸不到边际的空想而后悔万分。在成人世界，示爱最简单有效的方法是引起对方的兴趣，并持续不断地套牢她的注意力。这个连蚱蚂都熟练掌握的行规我竟然忘却了。如不是安在旁边叽咕若地谈起诗歌就没完没了而艾欣看起来也特别有兴趣，我还一直蒙在鼓里。诗歌说白了不过是诗人的即兴抽风。这番道理，可不是我一个人说的呀。瞧准个插话的空子，我突然对以若地为代表的多愁善感的诗歌骗子们发表一通事后想起来也莫名其妙的言论：

去年初我去圆明园探访一贫病交加的诗人。她的男人抛弃她之后，离她最近的就只有她自己那张苍白的脸了。那一天，在她的暗示下，我似乎看见了某种来自诗歌的光芒。三天后，诗人死了，诗人永远二十六岁。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沉浸在她在世前的那几天日子。为什么要在诗人死后，她那些支离破碎的句子才会闪现出耀眼的光芒？虽说通过一个诗人的死亡让我想起当今诗歌对社会大面积的污染本身的确不道德。好在诗人生前也承认，种种喧嚣其实掩饰不了她们争夺话语霸权的真面目。除了历史，除了广泛意义上的心灵和良知，或者除了大街上站着的卖淫女，谁也没有兴趣定义一个诗人。我只是诗歌爱好者。但我记得那个杀妻然后自杀的诗人曾经指出一个有趣的现象，他说，有些树已经死了好几年了，但它还站着。而只要它站着，就不会有人怀疑它不是树。诗歌，不仅仅是指诗歌，难道非得以这种黑色的方式存在吗？在这个连猫都恍然发现身体在调情之余还可以写作的年代，诗人的小悲小伤除了娇情地排演一种类似旧社会落难秀才所搜寻到的所谓救世良方，诗人们互相玩弄的都是满纸荒唐言。没有匕首和投枪，没有纸和笔，因为他们没有目标可以袭击或者达到。支撑他们在自圈的营地中摇旗呐喊的，不再是道德，不再是情感，而只是一些娇情的丧失逻辑的想像力。不管是原始文明还是信息文明，也不管是知识分子写作或平民写作，诗人不应该随着社会的转型或不同文化的撞击而找不着北，用诗人的语言说来叫失去自我，对吧？可是就算社会文明到每个人在月亮上都修筑得有小别墅，诗歌也应该恪守着诗歌的规律。说白了，若地主张诗歌应该投放到社会生活的前沿或者退到生活的背面，这两种态度，我都反对。

这番话表面上我是对若地他们狂轰滥炸，实际上我两眼所有的灵光都集中到左边的眼角，看到艾欣听得津津有味，我像只小公鸡那样晃来晃去。若地还没有发言，我已经看见我赢了似的。虽说我究竟说了些什么我也不清楚。但是一时间竟有那种站在聚光灯下，被心上人瞩目的优越。艾欣带头鼓掌，我已经明白我扫清了前方最为剌手的障碍。掌声虽说不激烈，我还是十分满意。所以当若地掏出宽大的笔记本说，时间不早了，大家能写的写，能画的画总得留下点什么做个纪念。我欣欣然说，若地不愧是诗人，出的果然都是好主意。若地阴阳怪气地说，假以时日这帮人中有人物发迹，那时他贫病交加，凭着这个本子他也有地方可伸手。我赶忙说先前的话他不要在意，不存在人身攻击。诗歌在体型上不分肥瘦。艾欣打圆场说，昨夜本来就没有针对谁，说的只是一种现象，而这种现象大家都有目共睹。话说到这儿，我对后边零星的发言直到本子最后传到我手上时一直处在充耳未闻的状态。我的经验告诉我，我已经尽可能多地赢得了艾欣的欢心。这当然取决于我哗众取宠的演说，最主要还是我站对了位置，而且是顺着艾欣的思路演绎下去。我向敲钟人那样奔跑于同一音质而不同音调的两只钟之间一样穿行在两个心灵之间，我先把自己心敲响然后诱发另一颗心。只是我做得高明，并且天衣无缝。就像李白当年吟唱“生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那样把马屁拍得让人如坐春风而毫不显山露水。这次聚会若地早有预谋，他在本子的扉页上极尽一个三流诗人才能写下了绯恻缠绵的引言。听说四川有个专门为装得起门面的单位写铭文的才子，若地在成都的时候大约在他门下混过。虽说四川盆地自古诗意盎然，当今文坛上四川诗人的身影也是最为活跃，一个流窜北京三年大部分时间花费在为各类报刊杜撰花边新闻的诗人，能够以从容不迫的语气感叹岁月蹉跎毕竟不是件容易的事。我把下半场的时间悄悄作了周密的安排，气定神闲地翻看笔记本。大部分篇章都是应景之作，不外乎青春永存前途光明之类，倒是有几幅让人心领神会的漫画。安写得最少，字也写得最为难看。可是她说一切让人快乐的东西都是善这句话使我产生了极其不健康的联想，我翻到若地的诗歌，默默地读了两遍。

 

昨夜的月亮

 

昨夜的月亮，冷漠、凄清，照在我

没有浆洗的衣裳，像一道没有绣完的花边

歌女边哭边唱：那人住在海边，住在海边

没有谁会，走到你的面前

夜晚只是夜晚，月亮只是月亮

爱情在隔壁，和岁月无关，也超出你的想像

 

昨夜的月亮，辽远、苍茫，找不到可以

依靠的地方，吉他述说着伤心的往事，卖醉的玫瑰

在我的面前，只开一半

我记起故乡一带的风光

男人不会看不到方向

不会一个人深深地坐在夜的中央

月光洒满天堂，月光也照在干净的乳房

高脚杯里，除了红酒，还装有希望

 

昨夜的月亮，迷乱、荒唐，它把最后的无奈

装扮得森冷，凄凉

没有哪一次流泪能收到希望

没有哪一种岁月逃得过昨天

行囊空空，无所谓近，无所谓远

所有的人都把眼睛关上

臆想着，对谁进行一次裸体的拜访

江湖上谣传，我离开昨夜的时候

青春开始没落，女人开始泛滥

月光第一次照不清一张脸

 

这首诗粉碎了我刚刚编织好的神话。什么投枪稿纸，诗人疯起来真的什么都不需要。我翻到空白处，迟疑着不知该写些什么。一切临阵磨枪在若地的诗歌面前都只能起到绿叶的作用。我不敢想像刚才艾欣读它的时候，心扉是怎样的起伏。不管是哪一类女人，总会有一种东西让她们感动。夏奈儿珠宝，恰到好处的一两滴英雄泪，以至于一个男人的胡搅蛮缠，她们都有可能芳心暗许，然而我又不愿在这份将永远陪伴艾欣身边的礼物上敷衍了事，心中万语千言，笔下却吐不出半个字，一时间竟愣在那儿，觉得什么都离我远远的，像背完了最后一句台词的小丑，谢幕的时候才注意到台下空无一人。好在后来我发觉艾欣并没有认真对待这首诗，终于落下悬着的心。但这首诗在我心中投下的阴影，直到两年后我亲眼目睹艾欣搂着二恭石子双双走进凯宾斯基酒店的一瞬间才慢慢散去。

Mark杜走到圈子中，他蹲下身紧了紧散开的鞋带，阴阴阳阳地说，看见这么多哥们为子虚乌有的东西吹吹捧捧固然有趣，遗憾的是据他所知艾欣不是马奈笔下那个喜欢到草地上午餐的贵妇，讴歌她的诗人们倒是有几分像三句话不投机就会提出决斗的中世纪情人。艺术总是在反讽中前进。那几幅速写和漫画，没有哪一幅有传世的必要和可能。沾了北大的灵气，文绉绉大半天了，安，你快把饼干拿出来给大家嚼嚼，在台球室赢的巧克力呢？我不是让你带着？安应声从山地包里翻出几盒奶茶饼干，自己先丢一块在嘴里咯嚓嚓乱嚼，她说巧克力忘记带了。不过饼干本身就是巧克力饼干。没有哪个理会他们这些风凉话，若地和身边的两个学生接过饼干满脸笑呵呵，我捡了两块粘在一起的饼干递给艾欣，她用拇指和食指轻轻夹住，中指，无名指和小指呈抛物线状分散开，形成有史以来我见过的最漂亮的兰花手。她把饼干放在嘴边凝着不动，汇集了上百股暖流的脸庞，温柔地注视着她的兄弟。Mark杜转过身倏地取走艾欣手中的饼干，折成两半丢进嘴巴，腮帮子鼓了两次之后接着说，难得大家给脸，又是吟诗又是作画，我不知道艾欣的感想，但你们看她那神态似哭非哭，似笑非笑，二十六七岁的大龄姑娘，想来是别有一番滋味吧，我这个当弟弟的，牙好胃口好心好就是象嘴里吐不出狗牙——但是我想把刚刚去图书馆的经历说出来，今天在座的正好没有哪一个念北大。也让你晓得千年学府的厉害，他这段江湖言辞穿过满嘴饼干变得含混不清，逗得艾欣身边的姑娘小花母鸡那样咯咯乱笑。我伸手到饼干盒里挑了几块毫无破损的饼干放在手心里送到艾欣面前，她侧过脸望了望我，慢慢在我的手掌里一片一片地捡饼干，我的左手也得以名正言顺地靠在她的腿上。我这样陈仓暗渡的时候，Mark杜根本没看我这边一眼，他背着手，面对图书馆，以自己佩服自己的语气夸张地陈述。

“离图书馆还有一米左右，电动门左右缓缓分开，看见威风凛凛的门卫，我的腰不由自主地挺直。科学家说，受外部气氛的影响，我们身体总会做出相应的反应。他要我出示证件，我嘴不说心想你这不是成心和我过不去，我的爷，哪来的证件给你？我连北大计划外的学生都不是。我想说有事找昨夜，他在家门上留有他在图书馆的字条。但我想大家都是年轻人，肯定谁也不认识谁。何况昨夜什么名气也没有，说来谅他也不会认识。灵机一动，我脸上挂着灿烂的微笑，把我们彝家的一句短语一轻一重地对着他读。我本想说英语，但英语简单的意思从嘴型上都看得出。这些门卫一个个相貌堂堂，成天浸淫在浩若烟海的图书边上，近朱者赤的道理我当然懂。再说，北大的学生有助人为乐的传统，给哪个好事者撞见，岂不是露了尾巴？据说上次香港有个年纪轻轻就被教授们称作爷的戏子，在北大不就是栽在一个眼镜姑娘普通的提问？不容他回过神，我把这句短语倒过来念一遍，门卫显然给懵住了。这时正好有几个学生走出来，他叫住他们。不容他们清静耳根，我再把那句短语颠来倒去念了两遍，他们果然也糊涂了，给我指了指大堂左边那张办临时证件的办公桌。然后对门卫说，他好象是韩国人，大约是想办理阅览证。我一身冷汗谢过同胞，慢慢向坐着工作人员的服务台走去。我明白门卫在后边注视着我，所以像有钱人那样走得很慢很慢。终于靠近办公桌，我低低地向她打听办理证件的手续，工作人员没答话，指着桌上立着的镜框给我看，我一字字一行行地研究起来。等到我观察到门卫已经不再注意到我们这边，我放下规章制度，对工作人员说：噢，谢谢，便折身神不知鬼不觉地走进刚好打开的电梯。门卫以为我办妥手续，工作人员以为我打听清楚出去了。这个小小的误会，我终于走进蜚声中外的北大图书馆。我本来想先找找当年毛润之先生办事的地方，但好几间门都关着。倒是看见过道里面放着几个国家元首的像。我溜进卫生间行完方便。然后一层一层地搜寻。人家那才叫用功哪，我看见几个同学伏在桌子上假寐，口水都弯弯曲曲地流出来了，可手上的书仍旧没有闲着。他们的大脑其实还在工作，根本没休息。相比之下，我几年大学都像是在睡梦中度过。过去听说马克思是在大英图书馆踩出小路，我还以为马克思不过是占了体重的优势，要不就是碰巧那正好是一块豆腐渣地皮。达利说，艺术不是再现可见，而是使不可见成为可见。你们当中有人到过我的工作室，对这种观点，我一向反对。今天所见，晚上回去我得重新审视自己。说时迟那时快，我误打误撞爬到五楼日本文学馆，昨夜，怎么说呢，他目不转睛盯着窗外。我在他身边站了半分钟，他也没有反应。那种一往而情深的眼光，说它会熔化掉窗子上的玻璃，我想也没有谁会表示怀疑。大家都知道，一个正确的思想在某种特定的环境下根本无法被论证。我过去对那些愚昧的错误的观点常常嗤之以鼻。我从今天开始检讨。让苹果掉下来并让它砸在牛顿的头上，自然有它的道理。托密勒经过周密的运算得出太阳围绕地球跑，但大家都说这是谬论。其实用正确或错误区分观点本身更荒谬。我们在画布上再现半条手臂或者一个方块，我们高兴用什么色彩就用什么色彩，这些工作对一只排卵的蚂蚁一块弄碎的云来说，有没有意义呢？我说当然有意义。”

“别废话了Mark杜，你让大家听得云里雾里。我们也明白你自己其实也不知所云。那个据说在北京小范围地八面玲珑的男人说，我跟好多画家谈过你的观点，他们都不感兴趣。出名后再弄你的那一套吧，市场总是正确的。尽管它对某些人某些事而言显得极不公正。”

“是呀，我们还以为在图书馆有什么艳遇。”旁边有人插话，我没注意是谁。Mark杜回到安的身边坐下。他的主张找不到支持者。他又回到那种旁若无人的状态。他把手缓缓放在裆部，突然间我希望他做出点什么来。

我又记起安那暗红色的乳沟，那本暗红色封面的小说，那盏暗红色的台灯。

动起来吧Mark杜，你动起来的时候只有那么可爱了。

我怎么可能讨厌那种气味，也许我是需要某些声音。是的，我们应该翻出威尔第的第九钢琴曲作为背景。

别管它，人只有死亡之后灵魂才会显得重要。

每次我在坟地上撒野，我总是觉得离雪儿远，离父亲近。一个男人给我留下了丰厚的房产而我对他却只有外祖母强加的记忆，这怎么可能？

我第一次见到安，仿佛听到她说，我从三岁那年在殡仪馆就明白了乳房的含义。雪儿每次躺下都是我非法努力的结果。

但是我找不到打开我的方法。所受的教育都是假的。这是我每一次破译了她身体之后所得到的收获。难道这一切二十多年前就被一个男人带走了？他甚而没有对我的母亲坦白？Mark杜或许知道这种方法，然而安没有躺下，他有所保留。

我需要一个新的女人，一个暗红色的女人。

“我看得出你想做Mark杜的姐夫，我们第二次见面就是亲戚。”安好端端的坐着，她俯身把话专门送到我耳朵里。

“是第三次。”我纠正她。

“是第二次。”她坚持说。

这个常识性的错误困惑了我，我傻乎乎地说，“你瞧，我这记忆力，才开始就弄错了。”

两年前艾欣到北京电影学院学化妆的时候我还在家乡鬼混，在那些无聊的财经评论上荒废着光阴。在一个女人的呵护下茁壮成长，我想通过另外一个女人来回报这种可以量化的感情？还是那具烧焦的身体？我恋恋不舍地摸着火红的披肩，艾欣望着我笑笑。

 

 

在我们穿过校园的时候，起风了，天色渐渐暗下来。我走在艾欣身边，旁边跟着安和Mark杜，一伺艾欣的嘴巴闲下来，我便向她极有分寸地建议。

“别去全聚德，高不高，低不低的吃下来也不便宜。我有个亲戚在凯宾斯基酒店做经理。”

“那地方贵。”

“刚才我跟他通了电话，酒水五折，还免收包房费。”

“那当然好啊。Mark杜你可别跟家里打小报告。”

“姐姐也是，在北京总是把我当外人。”

“不过也得问问若地他们。”

“房间我都订下了。”

艾欣快速地扫了我一眼，她不再说话，小跑着到前边去。

这时候我暗暗松下一口气。我一直担心艾欣不领我的情。北京早就把她调教得比我想像的还要油盐不进。而我，的确不愿意由于某些小小的疏忽而造成类似擦肩而过的遗憾。夜间一个人裹在干燥的鸭绒被里，我每一根神经都渴望身边躺着一个暗红色的女人。

 

 

那天在世纪坛，在艾欣薄薄的眼皮底下，我看见我站在她亮晶晶的瞳孔里。这个奇迹让我激动万分，以至我邀请她们吃饭的语句结结巴巴无法连贯起来。从我记事以后，我眼前晃动的都是母亲。她坐在床边照本宣科讲解荷尔蒙以及纠正我在生理方面的某些不良习惯的晚上，我常常是越听越糊涂。第一次打开雪儿那基本上没有起伏的身体，我蹲到墓碑边低低地哭。它彻底地击破了我的想像，不像爱情，它更像家。而我更像一段记忆，更像一种合乎逻辑的死亡。如果你一直往后走你会回到原来的地方。两点之间直线最短。我对这种理性的生活开始失望，当由一个温暖的乳沟而复苏了我对生活的另外一种向往，不管伸过来的是手还是长矛，我都毫不犹豫地抓住了。那天艾欣和安穿过世纪坛底下的马路被公交车载走，我最后悔的是没有早几年来到北京。现在，她答应了我，我相信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我兴致勃勃地向Mark杜打听若地。

“诗写得棒极了。我认定了这个哥们。”

“他三年前就在追艾欣。什么进展也看不出，我都替他急。”Mark杜说，“他在四川鼓捣音乐，北京也真怪，好多人一到这地方全部变了。这个城市像一个搅拌器，它是有本事把你弄得晕头转向而忘了自己究竟准备做的什么。”

我对Mark杜表达了我的看法。他冲着前边喊：“若地你走慢点，有人要和你说话。”

风掀起长长的围巾顺便也吹乱了他的长发。我们走到他身边的时候他正在叉开五指梳理，一边抱怨着身上无休无止的静电。

“这种鬼天气，真要这样下去每个人头顶都得安装避雷针。”

我想告诉他都是化纤衣服惹的祸，但话说出来却变为：“Mark杜说原来你做音乐？”

“音乐？我更喜欢另外的说法，我做阿炳，就是拉二胡的那个阿炳。”他两手操在牛仔裤包里骄傲地说，“妈妈教了我十年，到北京放弃了。”

我感到惊诧。

“可是可惜，但是好多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你说话像是从书上抄下来似的。这样你习惯吗？”他迈着那种懒散的步伐对我说，“我这样说没伤着你吧！来北京多久了？”

“一年多一点。这个时代丢失得最多的就是个性。你很好。”我讨好地说。

“你看你又来了。”他笑着说，只是眼睛仍然眯着，好象永远也睁不开似的。“小说销路怎么样？我读过你的小说。”

“没去过问，我学的是吴敬琏，不过我也放弃了。”

“当然，”他说，“你肯定会放弃。”

艾欣坐进副驾驶室，我、Mark杜和安我们三人坐在后面。这是一辆红色的富康，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正在播放校园民谣，淡淡的吉他声忧伤得像一个离家多年的孩子。艾欣探出身子招呼后边的车跟着，等她缩回头，司机就放开刹车起步了。从反光镜里，我看见艾欣卸下她的披肩。

“他这个人是有点怪怪的。”我对Mark说，同时声音不至于小得艾欣听不见。

“你们两个差不多。你掉书袋，若地那小子说话每一句都像经过剪接。在我看来都他妈的阳痿。”Mark杜往安那边挤了挤。“艾欣你说是吗？” 

“没听清你们说什么。”艾欣侧过身说，这时她的电话嘟嘟地响，她赶忙回过身接电话。

我记起那粒黑痣，离得这么近，可是隔着玻璃我怎么也看不见。我不在把腰弓着，躺到靠背上。Mark杜也躺着，安偎在他的怀里。

他说。

“若地三年前毕业于四川音乐学院。听艾欣说，前年电视台组织一次比赛，他去报名参加，不知怎么，指导老师说了几句伤他的话，轮到他上台演奏你猜他怎么作？”

“不想猜。”

“轮到他上台，他抱着二胡静坐，手指未拉一下弓，4分33秒后，他宣布他一曲终了。他说半个世纪以前，约翰•凯奇创造了举世闻名的这曲无声之乐。今天在北京，他用这首曲子来对自己作交待。谁都知道演艺圈伤自尊的事多如牛毛，我问过他，他说不是。只是一时心血来潮。然而他从此不再拉二胡了。”

前边是红灯，车停下来，我感觉我的身体一直微微前倾着。收音机里那个沙哑的声音忽然被播音员甜美的广告语打断。她报道现在有一款洗衣机打八折另送电炒锅。人生总是这样，不被自己打断就是被别人打断。昨天拼着命争取的，今天看起来毫无意义。在庞大的城市机器里，能够获得成功的往往是那些没有选择余地的人。每天有多少颗勇敢的心来到北京，每天又有多少梦在北京被碾碎！你觉得多年的同学变了，多年的同学也觉得你变了。最主要的，自己也觉得自己变了。指导自己生活了二十多年的规则转眼间全是一堆垃圾。走在街上，随时都可以看见一个女孩对她的小狗亲昵万分而对汹涌的人流熟视无睹。城市教会的首先是怀疑，每天看到听到的谁都不会当真。打八折还送一口电炒锅？它肯定有它的猫腻。播音员的语音未落，若地早就绕到问题的底面。

“艾欣，和你来的女生是做什么的？”

“你问的是白天还是晚上？我只知道她白天睡觉。”

我想，到凯宾斯基我得先找卫生间尿尿。

 

 

晚上两点半钟，电脑像往常一样准时打开播放程序。我在鸭绒被里摸索着，试图挪开艾欣的腿。

“手缩回去。”她说，“我的电脑也有这样的设置，别管它，好好睡你的。”

“你没有睡？”

“是你没有睡。”

我把头埋到她的胸前，呼出的热气热呼呼的反弹到我的脸上，我的手机械地摸着她光滑的背部。她的肩膀露在被子外边，冰凉，像小号的过门。我还摸到枕头边空空的乳罩。我记得它是那种少见的灰褐色，设计师把它做得很巧妙，取下它费了不少周折。每一次她吸气小腹便在我的胸部散开，呼气的时候小腹又均匀地退回去，这种缓慢的蠕动，让我沉浸到那并不存在的摇篮。我想着我睡在摇篮里，所有的到达的都是同样的距离，我的心仿佛在偷懒的睡觉，一点也没有听到它跳。我闭上眼睛，沉醉在这温柔的节奏。小号长时间在低音区徘徊，像是积蓄全部的力量以便跨越到另一个音阶。乳房摩沙着我的脸颊，使我产生一种前所未有的安全和幸福。大约是若地在酒店朗诵《昨夜的月亮》时我就醉酒了。披肩呢，我记得我一直把它拿在手里。

 

 

第二天中午过后，北京飘起了今年的第一场雪。千朵万朵的雪花飞到与人差不多的高度，它们变得谨慎极了，飘来荡去寻找着最好的安身之处。我伸手拦下几片，它们颤着翅膀停在指尖上，眨巴着眼睛望我。它们没有一个濒变的过程，我盯着盯着突然就不见了。我在公寓门前站了好半天，没有哪一次看清楚它们是怎样散去的。雪花漫漫地飘，我听到沙沙沙的声音，可是我不知道这声音是在那一个方向。这徒然增添了我的惆怅。

“你的女朋友啊？”守电梯的阿姨缩着脖子问。

“你看她长得怎么样？”我微笑着正式征求她的意见。一边搓着微微发红的手。

我们公寓的电梯二十四小时营业。有三个管理员，我最喜欢这个热心肠的阿姨。我住在十六楼，每次走出电梯她都双手一啪，帮我弄亮过道里的声控灯，总要不厌其烦地叮嘱我两句。初初来北京那阵子，逢到是她上班，我经常同她呆在电梯里说话。她老家是广西人。十八岁嫁到北京就没有回去过。每当聊到我们南方温和的气候，她总这样说，我们家乡离你们家乡不远。现在只有祖坟和一些远房的堂兄妹在那边了。

“开玩笑，当然长得好。”她说，“但我看出她不太高兴。”

“你也看出她不高兴？”

“是有点不高兴啊，”她说：“现在的女孩子娇气，不应该得罪她，什么地方人？”

“您猜她是什么地方人？”

“她长得不像南方人。”

“那你说她像什么地方的人？”

“东北人。”

电梯到五楼停下，她开门放两个人进来。到八楼两个女人走后，她说：“她们是去找人玩麻将，你会玩吗？”

“不会。”

“年轻人哪，赌博那东西最好不要沾边。”

“也不见得，我看刚才那两个女的还没有我大。”

“你别糟蹋自己了，”她凑到我面前压低声音说，“她们是二奶。”

“二奶？”

“二奶！”说着她使劲点点头。

站在寓所前我摸钥匙开门的时候，回想到她把头点得母鸡啄米那般，我忍不住想笑。

 

 

茶几上的菜早凉透了，我挟了片白菜叶子挑了点辣椒，凑合着吃完剩下的饭。艾欣用的碗几乎还原封原样。盛给她的鱼丸子只吃掉一个。我捡起掉在地毯上的纸巾，打电话通知菜馆。

按理说艾欣大我还不到三岁，但她好像觉得自己比我大半辈子。任何一件事还没有开始她便看得到结果似的，你要说她这种半吊子的女性直觉吧，事态偏偏又往她听预料的方向发展。真要依得她，就算活到老，什么事也不可能发生。对于脱光了她又没有和她进一步发生关系这一点，除了拿酒醉误事来搪塞之外我也找不到更好的解释。我不是那种没有性背景的男人，在家乡的坟地上我几乎哪一次都能深入浅出。我能够敏感地察觉到自己一丝一毫的进入，甚而能够从雪儿轻微的颤栗中捕捉到她性经验的形成。可是躺在艾欣的怀里，我却像一只贪睡的小企鹅，懒洋洋地晒着冬日的阳光。而这座城市，每天晚上，有多少男人削尖脑袋也在盘算怎样达到我这样高度的幸福哪！好像自从雪儿抛弃了我，现实生活中我就更加难以把性孤立出来单独处理。每天晚上一个人钻进被子里，我是那样苦心孤诣的幻想着一女人，而当这个女人夹带着我暗地里所幻想的化身大大方方躺在我身边的时候，我像犯了大错的太监一样里里外外一齐软弱下来。难道在北京读了几天书让我高贵得到了走路都怕踩死蚂蚊的地步？这一切都只是一种假象。它们和某一瞬间突然闪过我脑海的图像无关。我无数次臆想过的乳房直挺挺地摆在我的面前，我自己几乎能看见自己从狂噪转到焦虑再虚弱的泪流满面。我以为这将会导致一种没有任何意义的结果，可是我已经无力阻止它不往这个方向滑。中午起床我尴尬地从枕头底下抽出乳罩给她时，那种曾经在雪儿身上单纯地燃烧的欲望狂然间回到我的身上。我牢牢地抓住它，仿佛它是被重新找回的宝贝。当时我试着化解艾欣拆穿我昨天晚上的把戏之后所衍生的芥蒂，但艾欣反而气咻咻地推开我，去去去，谁要你勉强。我不好意思再坚持，我暗自叽咕，真是福不双至，看来我为我们之间的交往制造了不小的麻烦。

 

 

开门让服务员进来收拾碗筷，我站在沙发边给Mark杜打电话，移动公司说他欠费停机。我对着穿衣镜漫不经心地整理毛线衣，随口问菜馆的小工：

“外边还在下雪吧？”

“叔叔，像筛糠一样，满天都在下呢。”

“没那么夸张吧，我看你的头顶上什么都没有。”

“屋里暖和，化了。刚才在电梯里，阿姨还劝我戴顶帽子…呀，差点给忘了。阿姨要你去一趟电梯呢。”女工吐了吐舌头。

“剩这么多菜，倒掉真可惜。”在过道里等电梯，女工说。

我含糊不清的应着。看来得买个微波炉什么的。母亲来信最为放心不下的就是我只会用方便面和蛋炒饭招待自己。你是在长身体的人。每次读完她写的信，我记得最为清楚的就是这句话。

电梯在我迟疑的刹那一分为二地打开，女工走进电梯，我站在外面问。“阿姨你找我？”

“进来进来。”她一手按住按钮，一只手向我招呼。我闪身钻进电梯。听她说完原委我暗暗责怪她多事。电梯送我上来的时候她反而显得自己还满有理。

先前到八楼去玩牌的两个女孩大约是没有遇着牌友，便问阿姨这幢楼里还有没有闲人，她回答说有一个天天睡大觉的大学生。但是人家从不沾赌，人家在写小说。那女孩便打听我住在某楼某号，说要来向我借小说看。她一时漏嘴告诉她们。碰巧女工上楼来收拾餐俱，她便请女工通知我去嘱咐我要我自个儿防着，出门在外，能不交际的最好不要交际。

我无聊地依在沙发上，不说还真想听到那两个女孩的敲门声。可惜直到天黑我上床之前，没人敲我的门，也没人给我打电话。昨天晚上的喧嚣宛若一去不复返的飘雪，更多时候只能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回忆。而我这种对于旧时光阴的倦怠，像万千朵雪花中的一片，为的是消逝以前，得到一次短短的小憩。但是，我还是被这种看得见的甜蜜浓浓地攫住。我相信经过无数次的退潮，大海便可以见底。于是我打开电脑，给母亲打印一封前言不搭后语的信。

 

 

星期天下午接到Mark杜的电话，算起来一个多礼拜就这样过去了。我答应他晚上正好没事，正想找个地方坐坐，但不是星巴克。在北京我最讨厌的就是两个地方，一是快餐店，另一个就是星巴克。酒吧被奸商克隆得像一群同性恋 ，这大约是资本原则上所要求的利润最大化所驱使。给面包涂上淡红色，让自然光无限度分解，所有的食品都经过保鲜处理，同样的音乐，同样的短裙，乃至每次撤走面前的空杯都是同一种姿式。每当看到它们一律讨乖买巧的店面风格，耳边传来她们整齐规范的欢迎光临先生慢走，我常常会产生一些猥亵的联想。比如，一个靠回头客生存的妓女。

“那你推荐一个地方。”Mark杜在电话中说，“不可能再去湖心岛吧？”

“哎，你问安不就得了？北京几千个吃喝玩乐的地方还找不出一家清秀的？就算是穷人开的酒吧都可以。”

“昨夜你开玩笑。穷人在北京开得起酒吧？”

“都有哪些人，你姐姐去吗？”

“这几天她没和我联系。还以为你们打得火热呢，你这色狼。”

“那就是说只有我和你们一家两口了？”

“什么一家两口！若地的两个哥们和我。上次你见过。昨天，安的父亲从东北来，安像小鸡一样给抓了回去。老家伙不问青红皂白，险些儿对我动粗，人都气得死——那么我们蹦的去。”

“我无所谓。”

最后我们约定六点钟在滚石对边的小餐馆见面。大家先在那儿把啤酒喝饱。

 

 

北京到冬天，时间过得真快。仿佛除了自己一切都在飞也似的逃走。我打过艾欣的几次电话，她的电话都关着。母亲给我寄了一张贺卡，她好像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只写了十几个字，这在往常根本不大可能。大约母亲提前到了更年期吧。我坐在沙发上悲哀地想。往家中打电话，没有人接，我原来住的房间装有分机电话，它空空荡荡的跟着闹，听上去让人心酸。我离开家的第二个月，母亲把佣人辞了，三居室的家该是怎么样冷清呀！母亲不在家，家里就只有原来饲养的那两只乌龟了。放下电话，我长吁短叹，无端觉得生活真的没多大意思。过去所作的种种打算突然间也变得没有意义。从鞋柜里翻出半年多没有穿的大头皮鞋，刚刚给它抹上油，门铃响了。我听到两个女人咯咯咯的笑声。

 

 

说来有趣，送艾欣走的当天晚上，我老早上床了，她们俩真的来敲我的门，我穿着睡衣爬起来，她们刚刚到沙发上落座，就笑着指责我这种待客方式不怀好意，说话口无遮拦，像不更事的小姑娘。等我红着脸进卧室披挂整齐出来，那个牙齿白白的姑娘嘻嘻哈哈地说她们不过是一句玩笑话，我就这么认真，怎么北京到处都是靠得住的男人？我干笑着问她们想喝点什么，那个牙齿白得不可思议的姑娘抢着说：“只要不是蒙汗药，什么都无所谓。”另一个女孩各方面都要成熟得多，身材也是我喜欢的那一类，该小的地方小，该宽的地方宽。我征求她的意见，她说她什么也不想喝，只要我把我的裤子拉链拉上就阿弥陀佛。她这么一说，唬得我慌忙低头去照顾我的裤子。她们越发开心大笑。我给她们每人冲了一杯果珍，顺势坐到捉弄我的女人身边。问她。

“贵姓？”

“姓李。”

“哎哟，五百年前我们还是一家。”

“五百年前不是。现在是。”白牙齿的姑娘插话。她们又忍不住放声大笑。我也只好随声附和。待她跳到旁边沙发上坐下，架起二郎腿。这时我才注意到她顶多二十来岁。岁月特别宠爱她，还没有在她的脸上刻下半条痕迹。弯弯曲曲的头发竭力想装出饱经风霜的样子，可那清澈的眼睛流动间轻而易举捣碎了与她装腔作势的苍凉。如果不是事先知道她们的身份，如果不是她们这种不拘小节的说话方式，在火车上，在书店，或是在某块公交车的路牌下遇到她，我不敢保证自己不会心旌飘摇。

“你贵姓？”我问她。

“我姓猫。”她的陕北口音很重。

“姓猫？姓毛吧！”我说。

“你又说对了。”她转过脸对我身边的女人说，“哎，唯姐你说，北京人为什么都这么聪明，每次我说话走点音他们都能够纠正。”她转过头对我说，“是天下没有姓猫的吧。”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我干笑道。

那个她叫唯姐的是黑龙江人。她是米脂人。出生不久就碰到改革开放。高中毕业拎着化妆包就上路了。第一次到北京找到一份在网吧端茶递水的工作，每个月老板都要押扣工资，三个月不到母亲生病她就打道回府。这是第二次来北京。至于说好久回米脂去，那她可说不准了。她说刚刚安埋完母亲不到半个月，三亲六戚还没回过神，父亲奇迹般把一个宝鸡女人引进家门。那时外婆还住在她家。她送外婆回家的路上，两个人都十分难堪。现在包养他的男人是一家文化公司的经理，对她很好。她初三的最后一个学期就和男朋友翻来覆去上过床，不是处女，她并不觉得亏。她能从每月的零花钱上推测出男人公司的经营销况。男人什么都好，年龄的偏差也不太大，走在一起没几个人会怀疑他们之间不干不净，就是他的狐臭厉害，冬天还将就过得去，夏天哪，那可真是要她的命。这是她对那个男人最为不满的地方。说到这儿，她把烟灰缸拿到左手，皱着眉灭掉手中的烟。叫唯姐的可不像她这般竹筒里倒豆子，话题转到她的身上，她马上变得矜持。连那笑容也和电视访谈节目上的笑脸一个样，什么地方该露牙，什么时候该突出几条印证见多识广的鱼尾纹，她拿捏得很准。她显然读过市井上那几本由身体独立完成的小说。因为她有一个特别的发现：只要是她们的作品，几乎都有一段对自身器官功利的玩弄。她看不惯她们那种想当然的描写。按她个人的理解，未发生前的生活才值得书写。她的这种对先验的否认，使得我也怀疑起多年以前鲁迅先生对娜拉的那个著名论断。那天晚上她们借了我的几本小说和半瓶果珍走后，我想起了一个不好意思开口的问题，比如说，为什么怀孕是神圣的，而梦遗却不是。我曾经把那天晚上谈话的内容整理给一位约稿的编辑，前部分她一字不改照发，后边的问题她给砍掉。后来我在电梯间碰到米脂姑娘，主动和她搭话，她冷冰冰的像一个良家妇女。我暗想，避孕药都不知吃过好几十种了，还装得真像。听说有些演员对导演漫天要价，使得投资商收回成本总是遥遥无期，女人身价提高了，演艺事业却也被限制了。有朝一日我说得上话，一定不以她们的方式挑选演员。所有的女人实际上都被媒体误导了。比天空广阔的，不是人心而是男人。轻与重，正与偏，其实只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有位诗人说过，水平衡着地球，女人平衡着人类。他说得过于夸大。女人只需要平衡男人就够了。具体到我的邻居身上，我不免想，每个女人在爱情的汪洋大海里畅游的时候，她们都会为自己绝版的情人而沾沾自喜。不是向记者散发度蜜月的消息，就是把小孩的满月照片挂在互联网上。仿佛没有他们做秀，新世纪就不会到来，剧院里就找不到写实剧本上演。某一天在男人的衬衫上发现陌生的口红，厅长的太太，科长的夫人，歌星的至爱，同仇敌忾，站到同一板块，对那些暗地里下手侮辱了她们爱情的二奶，或告官，或跳楼，或灭口，一时间千妇所指，大有那种全世界被二奶侵略的女士们，联合起来的架势。媒体跟着起哄：男人第一次娶的是美，第二次娶的是善，到了第三次，毫无疑问那是恶了。然而婚姻这艘航母并没有因为哪位先生有外遇哪家太太出墙这些琐事而软着陆。谁诱发了特洛伊战争，谁引爆了王室血案？冲冠一怒，兵临城下，伏尸百万的事实踹开学者们的大历史观不讲，女人是至关重要的枢纽。满街行走的娼妇和二奶大面积的存在，是人性某种低级的自发状态。她们在社会生活中付出的惨重代价，那完全不是四平八稳躺在席梦思上打发岁月的第一夫人所能设想得到的。上百万的北漂族中，我没有发现还有谁的焦虑大于她们对于自身身份的焦虑。一听到欢快的门铃声，种种忧郁烟消云散，我丢开皮鞋大踏步走过门厅去开门。如果她们愿意，我决定邀请她们一齐去迪厅。

 

 

Mark杜本来不是他的名字。在他所能够达到的正规记录里无一不白底黑字记录着他叫杜马克。这种正常的误读不外乎是全球化浪潮所到之处泯灭一切的具体表现。习惯这种个西化的叫法以后，他在大多数的场合都说，全球化是最简单不过的东西，不管农民还是知识分子，穷鬼还是阔佬，中国人只需要把名和姓的位置倒过来就迈出了至关重要的第一步。暗地里，他对自己的画风却越趋保守和谨慎。当他听说艾欣在赵无极的图画里读到“山水田园”之类的怪事，他不念手足之情，对艾欣奉行的现代派喊冤叫屈。他偏激地认为，一沾到所谓的主题，现代就不再是现代。据说好几次弄得早已改行的艾欣下不了台。两个女孩跟着我钻出出租车，老远就看见他拍着手喀喀喀乱叫。

“若地他们在餐厅里边，我出来接你们。”我们刚走上台阶，他笑眯眯讨好。没有给他作任何介绍，我径直掀开门帘往餐馆里走。他这人的德性就是这样，只要有女同胞在场，为了指甲壳大小的便宜，他也不惜左腾右挪，恨不得使出浑身解数。

若地脖子上少了那块长长的围巾，坐在两个头发同样乱糟糟的朋友中间，不是那件大号的花毛衣我还真没把他认出。服务员搬来了几张凳子，大家都坐下之后，我说。

“大家都听好了，我来介绍。”我握着毛丽的手说，“你们当中谁是陕北人？”没人做声，我又问，“那谁离陕北最近？”

若地扭头前看后看。他说，“依你这样说，那只有我离陕北最近。”

我拉着毛丽和我一同站起。“若地，这是毛丽。米脂人。我的邻居。”我把他们两人的手放在一块。“毛丽，若地是诗人。假若你要认识他的若，地久天长的地。”不待我把话说完，毛丽张口就说，“但是我没有读过他的诗。”一点社交礼节她都不懂。我不知道当初米脂婆娘名满天下靠的是什么法宝。

“大多数诗人都走在时代前沿。他们和普通老百姓当然有一段距离。”艾欣说过若地在这方面最为敏感。我怕他往别处想，急忙打断毛丽说，“身边的大美人是我的家门，叫李唯，唯物主义的唯，念第二声。还有就是Mark杜，安的男朋友。安今天没有来。李唯和她一样，都是东北那边的人。其它两位是经营房产的朋友，我记不准名字了，你们自己向两位小姐介绍吧。”

Mark杜开始闷声闷气点菜。我看得出他很不高兴我的介绍方式。但不知为什么，我总想护着他，把他当成我亲亲的兄弟那样的护着他，哪怕他因此而记恨我。毛丽她们跨进我家门，听说我约有朋友去滚石玩，马上就折回去梳妆打扮。她们说刚好今天两家的老公都不在北京。在来滚石的车上，毛丽还几次问在我的朋友中找个人玩玩行得通不。别的我不管，先把Mark杜凉到半边再谈，女孩子反泡他，哪是北京城最容易的事。

酒过三巡，我提议若地坐到我的身边，有重要的问题想和他商谈，若地自然兴奋得红光满面，毛丽她们也显得高兴。Mark杜抬着酒杯坐到若地的位置上，他恶狠狠地扫了我一眼。我之所以这样别有用心地安排，一是怕Mark杜节外生枝，二是对若地，我有一种类似对不起他的感情。不管他是出于哪一种心态追求艾欣，按规矩也应该讲究个先来后到，就算艾欣是把我当作是她不伤和气地拒绝若地的道具。北京多的是爱情，少的是诗人。尤其是下午Mark杜在电话中谈妥我请客之后他说若地总是把稿费的多半花给他认识的几个灰色女性。其他的人怎样解决性生活，我不管，但是对于若地，我真的愿意假借毛丽她们之手制造多少包含点浪漫的外遇。我没有尝试过，可我想像得出一个背井离乡的男人，大冬天揣着稿费去嫖妓的滋味。我能体会那种好梦醒来内裤精液斑斑的忧愁，我懂得每次聚会别人成双成对自己形单形只的苦处。诗人不稀罕均分财富他们有富可敌国的精神家园可以支撑起一个完整的世界，否则我们如何解释一个拉了十几年二胡的人会因为和所谓人格有关的几句话说放弃就放弃？但是，从古到今，宽宏大量的社会总是在有意无意之间以性的方式伤害诗人。若地坐到两个姑娘的身边，我像大功告成的红娘那样和他干了整整一个满杯。这是一个连狗都晓得借力使力的时代，若地提出再干一杯，我打个酒嗝，突然间竟会这样怪怪的想。

“我敬诗人一杯。待会儿写首诗给我看看。”毛丽举着酒杯说，两个人说话，她的声音还是照样大得刺耳。

“你当写诗是，你当写诗是睡觉，想睡就睡？”Mark杜隔着桌子插话。我想他本要说的是一句更为粗俗的话，看着大家都在注意他，临了才改的口。

“三流诗人写三流诗本来不是什么难事。不过今天中午吃快餐，我这里有一首现成的。”若地说着，往他的裤包里掏。

我听说世界上不会拒绝女人的两种人中有一种就是诗人。

几杯啤酒下肚，我被撑饱了。正好想找机会歇歇，若地还没有打开皱巴巴的信纸，我就喘着气说，“若地念吧，若地念吧。”

李唯也在旁边咋呼：“领班，音乐小声一些。”

诗歌整齐地在浓妆艳抹的两个女人之间飘出，我感觉到怪怪的，不停地用左手的小拇指掏耳朵。

速食店女工打着进口的哈欠

她奇怪没和谁恋爱月经一直不来

前几天同事由于肥胖而诉诸法庭

她证伪了那个进化得匪夷所思的北京人

经理奖励她不菲的现金签发了严正声明

薯条的硬度经过无数次临床最贵族的胃都没有不良反应

速食店总结出并不是乱世才会有刁民

每到黄昏身子轻飘飘的像炸鸡腿而她懂得鸡腿炸酥之后叫做文明

全球化的意义在于重新定位母语或者赚的是人民币而用美元支薪

别人丢弃的垃圾被注释成新的国际惯例

不需要在栖息与面包之间寻觅

女工也嗅得到圣保罗的气息更别说那几句明尼苏达州口语

三年攀登经理成功上嫁八十岁的盎格鲁撒克逊后裔

一方面婚姻没有国界最重要的是人家娶得起

生育是普遍的

如果你的浴缸大得可以让两个人游泳

如果你能掐断作为纯种爱情的蛛丝马迹

 

 

现象发现了诗人，同时也埋葬了诗人。若地也不例外。正如他相信世界由原子组成却奇怪原子没有重量一样。一个城市对人口的限制和对资本的妥协造成了他对各类社会现象的短视。我本人也反感这种资本的集中表现方式只是我没有针对资本本身。我曾经在晚上徒步走过北京最长的一条街，粗略地做过一些速食店方面的统计。我除了躺在鸭绒被里自责自己思想狭隘之外，再没有深入地了解。若地舞风弄月之外对这类现象进行诗歌方式的思考，赞赏之余，我也看到了软卧在他前方的灰色板块。当我排队更换过期暂住证的时候，我考虑得最多的是法律的意义而不是它的尺度问题。一个诗人如果不接受事实，哪怕是反人性反道德反社会的事实，那他肯定会滥用他的诗歌权利。

接受保安人员验票之后走进滚石歌厅，在节奏急促的拍打下。我暂时忘记了这些不愉快的联想。Mark杜显得闷闷不乐。他歪在暗红色的沙发上抱着他的啤酒肚。

 “怎么了Mark杜，如果是有什么做得过份的地方我愿意道歉并按照你的意思改正过来。”

“我明白你的用意。”他小声说，“我只是突然间想到安。我和安是在这张沙发上认识的。”

“我好像听安说过。她说那时她在这儿领舞。”

越过攒动的人头我看见一个穿吊带裙的舞女夸张地扭曲着自己的身体。反戴着鸭舌帽子的DJ师不时磨擦出刺耳的乐声。时而像三月滚过头顶的春雷，时而又像一千只耗子同时咬啮铁丝。他的帽子每一次从舞女的胯下露出一个尾巴，台下都会爆发出不经过大脑的尖叫。DJ据说是会上瘾的职业。我想在他们对声音神经质的敏感以外，也不排除小小的舞台上舞女猥亵的身体对他们的没有止境的诱惑。他们通常是迪厅的灵魂人物。一些严肃的句子经过他们的黄色加工会在一个城市乃至全国迅速流行起来。我的一个朋友曾自费考察过一句黄段子的来源，半年过后他彻底放弃。他的结论是民间的力量强大得无边无际。话语是渐变的，任何个体去作关于黄色笑话的考证都只会费力不讨好。我刚要指这个滑稽的场面给Mark杜看，舞女正好跳进舞池，像一滴水掉进沸腾的开水锅里，我眼睛都没有来得及眨她就被人群淹没了。数不清的手臂，撕心裂肺的叫喊声淹没了她；纷乱的长发淹没了她；无限度放大的呻呤，被肢解的灯光淹没了她；冷不防弥漫四周的烟幕，从身体最隐秘处爆发出来的狂欢淹没了她；半睁半闭的眼睛，零距离的乳头淹没了她。我想像过人间最为万恶的比喻，可是都无法比拟这种现场的消失。若地会这样消失，李唯会这样消失，我会这样消失。那些在来滚石路上的朋友也会这样消失。当有如万马奔腾的鼓声再一次穿过我的身体，我再也无法控制住自己。把脑袋交给脑袋，手交给手，脚交给脚，我狂跳起来。方头皮鞋踩得地板噼啪直响。所有的人都是透明的，像被三万伏电流击中的一瞬，身体来不及弯曲就弹跳起来。每一根萤火棒都化作一柄光芝四射的剑，每一秒钟身体都被连根拔起。我看见母亲挂在洗衣间那件红色的内衣，我听见母亲在睡梦中一声接着一声的呻呤，在那漫长的夏夜，母亲早早哄我上床，而我的手一旦离开她的乳头都会把我惊醒，好像身边躺着的是一具烧焦的尸体。这是我背负得最深最深的恐惧，我从来没有对谁说过。每次和雪儿约会，我总要竭力想办法带着她绕过半条街到后山的坟地。

排山倒海的鼓声嘎然而止。我睁开眼睛，身体仍在剧烈晃动。若地毛丽他们坐在沙发上笑嘻嘻的看着我，舞厅准备表演节目，工作人员往台子上搬席梦思床垫。

“Mark杜呢？”坐到沙发上我气喘吁吁地问。

“可能在洗手间吧。” 中介公司的经理说。

他们几个已经混得很熟，若地的手自然地搭在李唯的腰上。看来我的眼光不对，我本来以为他应该看上毛丽。我想起那句老话，在自然界，我们不可能见到公猫钟情于母狗，但是人类社会这样现象屡见不鲜。人单纯起来，除了性本身，什么也不是。服务员送一打生啤到桌子上，她找零钱给李唯，李唯看了看把托盘推开了。在电脑城做事的朋友姓姚，听说和老板娘的关系特殊，小日子过得惬意。他仅穿一件贴身的T恤，结实的身体随着他强烈的抽搐而散发着一种渴望亲近的欲望。好几绺没有归位的长发门帘一样挂在脸上。那双冷冰冰的眼睛仿佛是长在几米以外的柱子上。我和他算是第二次见面了。说过的话没超过三句，彼此之间好像都没啥好感。他是那种轻的男人，就算他坐在你身旁，也会觉得他仿佛没有在场。这是他留给我的印象。他这种旁若无人的状态，让人感觉他仿佛是在一个危机回伏的牛兽场进行一种艰苦卓绝的对抗。我饶有趣味地盯着他看。

“姚世鹏跳舞只有一个动作。”看见大家盯着他永远停不下来的朋友，中介公司的经理嗬嗬嗬笑着，他把酒瓶子举得高高的，腻乎乎的嗓子好像一直粘在声带上。

有时我暗自想，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每个人上不了台面的肢体语言。多数情况下它是隐身的，我们自己常常也难以进入。当他们夸张地摇摆着腰身卷进舞池，沙发上只剩下蚊丝不动的我和空洞地抽搐的姚世鹏。那种模糊印象越来越强烈。我永远活在六岁，活在母亲无法克制的呻吟中，活在那间挂着遗像的卧室里。我离开了坟地，离开了阳台，嘴角上已经冒出浓密的胡须，然而我所度过的光阴，所经历的人和事，认得真来，只是像从母亲身体的左边翻到右边一样。

Mark杜回来了拍了拍他的腿，姚世鹏才停止这种奇怪的抽搐。他摇摇头，双手一上一下梳理头发。起身走到过道上就那么冷冰冰站着。

“去什么地方这么半天？”

“胃不太舒服。前天吃了馅生的水饺。”

“若地搞上了李唯。”

“只要是母的他和谁都可以搞上。”

“人是好人——”

“谁个不是好人？我看你像个农民伯伯，我从小在农村长大都不像你。”

“你是说那个躺在女人身边手淫的男人？”我嘻皮笑脸地说。“怪不得在卫生间呆那么久。”

“嘴上积点德行不？”说着，Mark杜神秘地转过话题。你从哪儿弄来这两个风骚娘们，别告诉我是网上下载的吧？”

“你才真的要积点口德。喝人家的啤酒还有脸东说西说。”

“一看就知道是江湖中人。李唯的肌肉走向不错。她愿做模特吗？”

“人家是有钱人。”

“他妈的年纪轻轻的就是有钱人。北京这城市疯了。”

“你没听说过中国真正的富婆都在北京？”

“这城市疯了。这城市真的疯了。”他咕隆隆灌了两口啤酒。

“你不去跳舞？”

“没听说哪个找了跳舞的女人之后还想跳舞。”

“那你提议来蹦的。”

“若地要啊，他说这地方不讲究身份。”

“安的爸爸抓她回去干什么？”

“老家伙听说安在北京不是在什么文艺团，而在夜总会跳舞，老两口气得半死。这种思想鬼晓得当初东北人怎么打败小日本。”

“父母有父母的看法。再说安找份正正规规的工作也不是不可以。你姐姐也说——安这种人哪，一言难尽。”

“什么一言难尽不难尽，安只会跳舞。你从小被训练的是思想。别人被训练的是身体。”

晚上回到我的公寓，Mark杜仍然兴趣盎然。

“你不让若地过来睡他还真的有点生气了。”

“不是我不让，你看我这儿三个男人怎么个睡法？做好人坏人都是你。Mark杜提起这个话题，我多少有些生气。

三点钟我们离开滚石。若地喝得东倒西歪。李唯直接是每一个毛孔都醉了。她的围巾掉在什么地方也不晓得。可是看到公寓附近熟悉的街道，她清醒得像只母猫。她让司机靠边停车，她和毛丽两个下车让我们先回去。我猜想她是怕守电梯的女工疑心。可是我们到电梯房的时候电梯间没有谁值班。若地被收中介费为生的同乡挟上另外一车辆，他不停地又叫又闹，非得要到我的公寓来不可，最后还是毛丽过去撒了两次娇，他才在千叮万嘱中分了手。Mark杜坐到副驾驶室，他一路上和司机说个不停。李唯像一堆棉絮那样堆在我面前。我一边让司机开足空调。一边打趣毛丽说，她应该让若地和我们一起过来，反正她的屋子里没有其它人。她对我直言不讳，她说改天李唯可以到若地哪儿去，若地过来不行。香港老头的鼻子比狗还要灵敏，陌生人进她的房间他准能嗅得出。

“你睡沙发Mark杜，”我抱出毯子。“这两天公寓停水，冲不了澡，只好将就了。”

“你的床那么宽睡十个人都没问题。两个人睡你怕什么？我还怕你骚扰我呢。放点音乐吧，没音乐我睡不着。说来真让人怀念，小时候在百里杜鹃，每天早上姐姐都是用音乐叫我起床。那时候我们家有两部录音机。”

我抱着毯子回到卧室，又折回身往机子里装了一张碟子。把音量调到若有若无的程度。Mark杜躺在我往常睡的位置上。我揭开鸭绒被，让他睡到里边盖毛毯。

“你放的是什么音乐？怪声怪气。”他带着厚重的鼻音。

“蓝调。你不会不知道托尼布莱克斯顿吧。”

“我为什么要知道？他们这一伙，都是狗屁。你去换另外一张。抒情一点的。我看你有克莱伯顿的碟子。”他隔着被子推我。

“你喜欢克莱拍顿，他是唱哪一首歌出名？”

“那与我有什么相干？我认为过去的都是可怜的。克莱拍顿恰恰是过去——他的孩子死得很惨。”

“我懒得动。我想睡觉了。你打呼噜吗？”

“不打。”

“你第一次认识安就上床吧？”

“昨夜，是你自己老了还是喝大了！你让我想想，那天是周末，我认识安的那天是星期五。新的劳动法颁布之后周末从星期五开始。”

“废话。”

“我那段时间对运动的人体着迷。我不想哪一幅画都画得干净。你发一次低烧，完全有可能会影响到美国农场主的土豆收成。万事万物之间暗藏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具体表现到绘画上，物体间没有确定的界限。一个姑娘的嘴唇你敢说和故宫城墙上的一块砖没有联系。你在听吗？我是说那天晚上我在滚石的一个角落里一口气画了十二张速写。我很累。好多人住在昌平。他们画的东西都是死的。即使一万双眼睛盯住它它也不会动。比石头还石头。他们不可能像我一样把音乐画出来。我被卷到舞池中央。地球是圆的，好主意。可是没有谁会从边缘上掉下去。我轻盈得像在天堂漫步，所有的音乐都为我送行。我的作品燃烧出蓝色火焰，那种蓝，是那种让人屏住呼吸的蓝。我看见百里杜鹃所有的稻草堆都在燃烧。成千上万的人都在打我生殖器的主意。我轻轻抚摸它，一个声音对我呐喊，打开！把身体打开！打开身体！打开！它是我的命根。不靠它，哪来我在这个社会上生存下去的机会？从我懂事起就不敢忽视它的重要意义。我身上什么东西都可以说是多余的，如果它不存在的话。可是这时候有人扇我的耳光，有人在背后踢我。睁开眼睛，我看见台上的舞女风一样跳到我的身边，她拦住四周汹汹的人群，拉上我裤子的拉链，拖着我回到我原先的座位上。好一会我终于清醒过来，羞愧得无地自容。”

“你是说你在舞池中间手淫？”

“我承认那是我不小心，但是安说——”

“知道了。”

我的心又被那种无可名状的感觉抓住，一会儿什么都真，一会儿什么都假。

“后来艾欣听说这件事，哄我到积水潭医院让她的朋友观察。他们给我戴上一些稀奇古怪的器具，最后测出的结论是我一时大意。”

“在医生的眼里全世界都是病人。”

“那是我第一次手淫。”

“但那天我在筒子楼看到你干得不错，安在你身边像一只燃烧的火鸟。你当时还在想那该死的稻草堆？”

“你当我神经真有问题？我只是想看看人小的时候是什么样子。人是精子变成的不是么？

“我的画一幅都卖不出去。安开始出去揽活。她们的领导发明一种舞蹈，跳着跳着要求她们撕破罩在身上的背心。那种背心很薄很白。每次安去演出前我都要给那件背心的领口剪一个口子，口子剪得不能大也不能小，大了要被台下的观众发现，小了安会撕不开，同台的姐妹都刷刷刷撕开了，她撕不开多难堪？后来我仔细研究那种背心的纹理，终于找出了一种最为稳妥的方法……”

第二天我被电话吵醒的时候，已经快要到中午一点钟。Mark杜哈欠连天地问。

“谁的电话？铃声这么难听。”

“你姐姐在戏剧学院，她要我过去。”我坐在床头，一时还没有从睡眠中恢复。

“那你去。可别说我在你这里。我还想睡一会儿。有方便面吗？”

“我不吃方便面，冰箱里有八宝粥。你会用微波炉吗？”

 

 

今天的风大得不可思议，仿佛一夜之间整个北京都被搬到了风口上。几个没有清除干净的塑料袋在墙角抽了风似的直打转，公寓大门的保卫围着头巾缩在军大衣里，他的脸庞冻得通红。小伙子见了我，大声说着什么，来不及听清就被风吹走。我初初搬到这家公寓来的早上，是他给我做的登记。他用北京人特有的那种连贯口气对我说，上小学四年级他去过黄果树瀑布。回来写了篇赞美祖国大好河山的散文。他从一泻千里的大瀑布畅想到黄果丰收的大好前景。老师把它当作范文在全班朗读。当我告诉他黄果树没有黄果，他睁大吃面食长大的眼睛一个劲地说不可能。每次我回家，他总要客气地邀请我到值班室去喝杯开水。他中学毕业接父亲的班进工厂，可是后来工厂搬迁，留下他做这个小区的保安员。虽说没有读过多少书，但他知道外地人对北京的意义。他一五一十地向我举例，外地人占据了北京就业市场的最高端和最低端。每一座立交桥的兴起，做体力活的都是外地人，把持着各种高新技术的公司老总，基本上也是外地人。大多数北京人都和他一样从事着服务行业。我从来没有注意到这类现象，听他这么一说，我发现自己无类可归。我便请教他，他也真神，一句话说得我心惊胆颤。那天晚上艾欣送我回来，他还跟着扶我进电梯。这时候听到他喊，我绕到他的值班室门口。大衣紧紧地裹住我的腿，这股妖风，险些儿让我摔一跤。

“有你的信，还有一张下半年物管费的通知单。”他边说边带着我往值班室里走。“穿得这么少不冷？”

“不冷，穿多了笨脚笨手。”

值班室里燃着慢慢地转着身的石英炉。一个女孩滚圆的脑袋蜷缩在被子似的羽绒服中间。我猜是他的女朋友，一问，果然是真的。我签完字。小伙子抱怨说他们的厂长昨天到小区来参观，他后悔死了，真不明白这么多外地人不远万里来到北京，把收入的大部分无怨无悔地花在租房上。

“这叫昨夜系数。”

“搞什么名堂啊，你说清楚点。”门卫将登记薄放回抽屉，他咧着大嘴问。自从我取笑他黄果树没有黄果之后，对我的话，他喜欢追根到底。

“恩格尔系数指出：在吃喝上花的钱占总收入的比重越大，生活质量越低。农民常常将收入的一半吃掉。昨夜系数认为：在住房上花的钱占总收入的比重越大，生活质量越高。外地上在北京常常将收入的一半花在住房上。”

“你真会瞎编。”他眼睛一亮。

“你不是说过我是另类？”我也忍不住笑。

坐上公交车，我还在为自己这种不求实际的嫁接感到满足。只是回想到公寓每个月吞掉我家里那么多的钞票，心里忍不住隐隐发狠。我从皮包里取出信。

信是母亲从乡下寄来的，她说，上个星期外婆去世了。她要在外婆家住到下个月中旬才回城里。

北京的天空像一只收了翅膀的鸟，贴着一层玻璃在我面前滑行。冬天的阳光粗鲁地反射进来，每个乘客都能分摊到那么一点。一群陌生人围着我坐在一起。从他们的脸上，仿佛我接到的是一个误传的消息。公交车上没有两个人彼此熟识，我迫切地想告诉外婆去逝的消息给他们听。然而除了我大衣的下摆偶尔碰到邻座手上的晚报，人与人之间，我再也看不到任何别的联系。在北京公交车上，一个读丰乳广告的男人和我外婆的死更不可能有什么关系。有些家属会在报纸上登一则广告，传递一些死亡的信息。我佝偻着腰，斜着眼睛，看别人的晚报，我真希望看到一则匡着黑框的讣告。在我懂事以来，死亡是神圣的事。每次外婆到我们家，她跟母亲提到她们村里谁谁去世了，我都会跟着难过一阵子。城里人淡薄谈论死亡，在农村可就不同了。这个人生前的点点滴滴，会被她们一次次转述。那些死去的人也因此而比好多活着的人更具体。我认识外婆那边的几个人，都是在他们死了一年半载之后。可是现在我的外婆死了，我再也无法进入往年的那些情景。初初到北京的那几天，每天晚上我都要和她高声大气聊上几句，她的耳朵不太好，除了打雷，听什么都费力。她一生有五个女儿，两个住在城里，其余的住在乡下。我和雪儿交往那阵子她在乡下养病，托人带口信给我开春进城来看外甥媳妇。第一次见到雪儿，她笑眯眯的。摸着雪儿的手好话歹话唠叨得连雪儿自己都感到难为情。她回乡下没几天。我被雪儿一脚踹了。今天想起来，心中免不了有些酸酸楚楚，总觉得什么地方对不起她。仿佛是我的远走。她才匆匆离去。想到这，拨通艾欣的电话，我说。

“我外婆去逝了。”

“噢，什么时候？”

“半个月前吧。”

“噢，你现在到什么地方去？”

“还在车上。”

“你快点啊。”说着，她挂了电话。

几天前的那场雪的残渣还留在人行道边上，有两个环卫工人正在铲除它。装垃圾的手推车横横地放在人行道上。许多车辆从公交车的面前飞驰而过。我默默地数着交通牌上闪烁的红字。

              第六章

 

“我想单独通知父亲来北京。”Mark杜说。

“干脆等联系上二恭石子再说。稳妥点的好。你不可能让他到北京来抱着骨灰盒回百里杜鹃。”我打开旅行箱，找出飞机上供应的小吃递给Mark杜。

“我不饿。”

“再打东京的电话，务必先找到二恭石子。但是不可能那么多的画她全部运往日本。你没去宋庄问问？”

“她拿走了别人那么多作品什么回音都不给，我问人家，人家还问我呢。”

“大使馆呢？没去查过？”

“没有亲自去。打电话问了。他们找到的都是二恭石子几年前的登记。”

“最后一个见到二恭石子的是谁？”

“是若地吧。可是他现在半疯半癫的。现在你别指望会知道他今晚住在哪里。”

我小心地剥着黄瓜的皮，往事像快餐盒里的盐蛋壳那样零零碎碎。

 

 

“我第一次到戏剧学院。如今在演艺圈扬名立万的大多好像都是这个学校毕业的。”看到那条火红的披肩，那种温暖的感觉又回到我的身上。我暂时忘记了心头的不快。

“战争年代从军，和平年代学艺这是铁规律。”艾欣说，“过两天你再来转转吧，今天算了，今天有朋友在星巴克等我们。”

“我讨厌星巴克。”

“我也讨厌。但是要在北京混你讨不讨厌都没办法。”她说着挽住我的手。

“应该戴厚一点的手套。这么冷的天。”

 “你给我买一双啊？”她莞尔一笑，“我跟你开玩笑。我的手套一年有两个冬天都戴不完。真不可思议，好多女生喜欢那种笨头笨手的手套。一双手伸出来，像熊掌似的，看上去真让人难过。”

“我天天给你打电话，你的手机总是关着。在忙什么？”

“剧组拍李莲英的戏，我的任务是把几张老脸画年轻。描来描去，烦死了。你除了说假话还会干什么？我的手机今天太阳还没出就开着。”

“我说的不是今天。我真奇怪你画不好好的画，偏要学什么化妆。”

“不是说我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吧？”

“昨天晚上在滚石玩得太晚，你打电话时我们还没睡醒。”

“和谁？”

“一个朋友。男生。”

“你看你想到那去了。”

我本想对他说睡在床上的是她的弟弟，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你说话像我外婆的口气。可是我的外婆死了。”

“故乡总是以死亡的方式联系我们。我画过一幅《望乡》的水粉，表达的就是这种主题。”

“人不在那儿，却承受着那儿的死亡？”

“至少有一半的年轻人是在这个层面理解故乡。”也许她觉得回答得过于简单，嘟囔着说，据我所知，“没有谁在北京混了三年还不会忘记过去。”

她拽着我走得大步流星，仿佛我是一只贴身的旅行箱。个头她显得比我还要高，这不单是她占了那双长筒靴的优势，收腰的黑色风衣也帮了不少忙。还有就是心理方面的压力了。我小她将近三岁，除了影视明星，对一个以农业为主的社会而言，这种搭配显得不合情理。女人在生理方面有一种天生的心理认同。她们乐意与大她四十岁的老头如胶似膝而不愿对小她三天的男人撒娇。

“什么人让你这样心急？”望见星巴克那惨绿色的店面，我干巴巴地说。

“我还没有告诉你吗？一个远房亲戚。”她说了句显然不准备让我听清的耳语。步子放慢，靴子发出清脆的声响。耳朵上的那粒黑痣因此而分外醒目。我动情地说：

“今天碰上个不适合散步的天气。”

“北京很少有你想像的那种天气。”她嘀咕道，“你身上没带烟吧？”

“我白天不吸烟。”

“那好。我看不惯那种一见面就忙着递烟递名片的男人。”

酒吧里紧靠着空调机的地方坐着好几个年轻人，大约是衬衫的领子太白的缘故，他们一个个皮肤嫩嫩的，像虾没有煮红以前的颜色。看见我们走进来，几双眼光齐刷刷聚焦艾欣，没有一点漏到我的身上。我放慢脚步拉开和艾欣之间的距离。我注意到靠左边坐的女孩子睒了我两眼。服务生搬来两张椅子，我脱大衣时母亲写的信掉在地板上，弄得我很不好意思。她们以飞快的速度和艾欣握完手之后坐下。人不多，但是从事什么的都有，房地产销售商，职业经理人，西门子公司营销代表，知识产权方面的律师，惟一的女孩是例外，我记了两遍也记不准她的名字。他们没问，艾欣也没有向他们介绍我。她随手把大衣脱下来放到我抱在面前的皮衣上，态度像对她一个多年的跟班。惠特尼•休斯顿哼完没完没了的《我将永远爱你》，在下一首歌曲《卡萨布兰卡》还没有播放的间隙里，当艾欣翘着屁股擦着我的面前向旁边的经理人简短地说先生劳驾你往旁边挪挪椅子我坐到里边去的时候，我为自己接到一个电话就跑得屁滚尿流而感到一丝黯然。北京是一个社会阶层高度明朗的城市，听人说，酱油和醋放在同一个瓶子里，它不会轻易混洧。在北京我属于那种只供得起一套名牌西服的阶层。我印了两盒名片，上边即无单位又无头衔，除了偶尔泡酒吧时发给几个逢场作戏的女孩，没有用出去几张。皮鞋的原产地是意大利，初初穿的那几天心疼过它。没有代步的车，它的衰老好像要比我细心的呵护抢先一步。纣王用上牙骨筷子比干开始为碗着急，我在这方面同样也没少操心。这也是公寓的租金虽说沉重但我也咬着牙接受的原因。可是钻不到空子，在北京你别说享受，养活自己都不容易。有一段时间为一家文化公司撰写文案，两个星期他们就另请高明。不是说我的文字表达能力不到位，而是我的工作态度和公司所要求的敬业精神大相径庭。老总是捡易拉罐起家的，离开公司那天我去他的办公室告别，他语重心长告诫我，兄弟呀，你这种混法，北京随便一个小角落都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打发掉你的一生。我大学读的是经济管理，对那些残酷理论一向抱着保守看法。跑不过狮子，我不往那片林子里钻行不行？我的这种奴才心里限定了我在北京所取得的成绩。毕加索推崇的人生是争取我们想拥有的并充分享受它。按他的标准我只是一个得过且过的败家仔。上对不起挣下房产的列祖列宗，下对不起社会高度发展的物质文明。一个城市的游戏规则往往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就拿拴住我脖子的这根近四位数的领带来说，谁敢肯定它不是巴黎街头的垃圾货？在北京每天都能听到别人的发迹神话，可是由于我这种孱弱而又好高骛远生活的态度，我堕入了一种荒诞境地：既不同情贫穷又不尊重富贵。尤其是在星巴克这种地方，看到一张张功成名就的脸，我心底的对抗情绪恶魔般疯长。我为自己今天穿得人模人样而感到可耻。服务员把咖啡杯放在我面前之后她再也没回来管我，地产商在细数炭烧咖啡的几种喝法，西门子在和我身边钉着金纽扣的先生讨论昌平热气球基地，艾欣与哪个名字怪怪的姑娘低低交谈着什么。往咖啡杯里加了两袋糖，我一饮而尽。

“你们多谈一会，我想先告退。” 我提高声音，用平时那种沙哑而又不耐烦的语调越过手中的杯子说。

“不行。”艾欣瞟了我一眼。

“忙什么，一起吃饭再走。”她的律师亲戚生硬地挽留。这时候，我身边的经理人从公共关系学的角度盘问我，他问我贵姓，在什么地方高就，来北京多久了，习不习惯。我带着一种挑衅的口吻，又不失礼貌地告诉他，我参加两个星期的工作被炒掉了。白天晚上都自己和自己闲着。不受风吹不遭雨打，主要的是不用看别人的脸色。我停顿一下，又补充说，当然，只是城市大，功利的东西太多，每天出门都有那种不小心会被别人贱卖的担忧。

“北京是世界上最宽容的城市之一。”他平静地看着我，有点严肃地说道，“城市的包容性体现一个城市的文明程度。过去我一直居住在深圳。我不喜欢深圳的那种氛围。虽然它年轻，走在街上很少有机会看到老人。但在那边我总有一种远在天涯海角的感觉。你不知道住在一个国家的心脏要多体面就有多体面。功利本身没错。社会进步，个人生存都不得不讲功利。否则，你来北京干什么？”

我来北京因为它是首都我才来北京。只要是人都希望体面呀！嘴上虽然这样抵赖，内心却不得不承认他说得有理。

离开星巴克他们去停车场取车，我固执地提出我先走。艾欣淡淡地说：

“随你。”

在回来的公交车上，我翻出信又读了一遍，想到今生再也不见不到笑眯眯的外婆，对母亲不在第一时间通知我而使我产生一种被抛弃的失落。车停在人民大学，我下车到一家川菜馆以最快的速度把自己灌得大醉。这个世界上，人与人之间不理解没法生活，太理解了，又往往让人灰心。母亲肯定是算准，就算她及时通知我我也赶不回去，要不就是她看重了那本在一定程度上让我声名狼藉的小说。     

夜半三更醒来听到艾欣在客厅用电话，一时间我又羞又愧，光着脚丫站在客厅门边望着她发呆。

电话机放在她腿上，不知和谁聊得郑重其事。

“……那好，回头再联系。”她收了电话，不冷不热地望着我，空气中满是撕裂的味道。

“你真有性格。”她鄙视地说。

我跑过去蹲在她面前抱住她，沉郁的心绪瞬间被搅翻。巨大的幸福感决堤的江水那般狂泻而来，像阳光穿过阴霾的天空打在大地。

“我做错了，”我咕哝着，真感到过意不去。“你怎么进来的？”

“钥匙插在门上。没经你允许就吃了你冰箱里的饼干和啤酒——”

“那样会伤胃。”

“你会这样说话，真难得。”

我把她抱进卧室，她稍作反抗就放弃了。

“心底偷着乐吧，没想到丫这么贱！”

“我已经认错了我不准你乱说。”我不安地含糊其词，“我…一般说来…”

新买不久的被套有点发硬没有人翻身它也悉悉窣窣，幸亏关了灯，屋子里黑黢黢的，艾欣看不到我的脸。北京小肚鸡肠的男人不会只有我一个，但肯定数我的理由最不充分。细想起来，我为自己失礼的举措难为情极了。别人好心好意招待喝咖啡难道还错了？现实这么残酷，大家都在夹着尾巴做人。人家的衬衫比你的白你就不满意，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歪在枕头上想到这些，我的手越发不好意思去碰艾欣的身体。她脱去羊毛衫之后猫一样的钻进鸭绒被里，武装着胸衣的乳房在离我胸部不到半寸的地方嘎然而止。我轻轻捻着她的耳垂，像盲人摸索纱票上的盲文那样颤颤抖抖地压下纯粹的冲动。艾欣如此聪明的姑娘，我不想让她有丝毫投怀送抱的尴尬。

“那女子是扶桑人？”我低着声故意惊讶地叫道，“非不怪满脸风尘。”

“她叫二恭石子，家住在横须贺。男朋友是东京小有名气的文化经纪人。她如今在北大研究傩戏。”艾欣呼出的热气吹到我的脖子上，痒酥酥的，像小虫子在爬。

“可是傩戏不在北大呀！”

“这有什么不可以？孰煌学还在英国呢。”少女的体温在脱光衣服后慢慢渗透出来，像守不住香气的紫罗兰。

“是呀，这个世界好像是专门为有钱人准备似的。”

“这是城市规则。我在教书的时候可不是这样想。”艾欣翻过身躺在我的手臂上。我记起十几年前，我也是如此任性地睡在母亲的胳膊弯里。我们家住在顶楼，每年夏夜，我和母亲常常这样在葡萄架下睡过去。后半夜起露了，我们醒过来吵吵闹闹地回到卧室。

“那时候怎么样？”我圆滑地追问道，“你知道，一个少女的梦，她本人不好奇别人好奇。”

“我跟你说，我来北京以后就没有回过家。包括去年奶奶过世我都没有回去。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迫不得已的时候，所以今天我特别理解你。其实我比你更没有底，我只是没想到三年后站到关奇面前时那些让我咬牙切齿的恩恩怨怨会消逝得毫无踪迹。”

“关奇？你家那个律师亲戚？”我匆匆问道。

“他毁了我也成全了我。可以这么说，他把一个少女的初恋打得粉碎。没有他，我也许一辈子也不会到北京。没想到时过境迁，什么都变轻了。

“你走以后，他们问你是不是我的男朋友，我说你是小兄弟，我倒是有这个想法，只不过还没征得你的同意。他们取笑说演艺界流行的大鱼吃小鱼我也要模仿。我说这有什么不可以？时代不同了，同爱情多少沾点边的就算爱情，这可是公开的秘密。不止大鱼吃小鱼，现在已经是快鱼吃慢鱼的年代了。再说，在北京混了两三年的女人，谁不希望第二天醒来是躺在一个男人的怀里？哪怕这个男人小她三岁五岁。”

女人的心可以伤两三次，一次是初恋，另一次是离乡背井。这是我抽出被压得发酸的胳膊时我所能够想到的。卧室里没有音乐游走房间更加显得黑黝黝，我发觉我已经被这种无处不在的夜色雌化。

“性是崇高的，它是生活的尊严。至少大学毕业申请在杜鹃中学上课的那段时间我是这样认为的。你别误以为我整个青春期都顽冥不化。恰好相反，我早熟，这和我的家庭生活有关。七八岁以前，从母亲毫无顾忌的口里和父亲那突如其来的亢奋中我就隐隐约约知道人与人之间有一种看不见的东西纠缠着，就算是每天拍着桌子过日子的两个人也轻易不让他们解散。

“我家祖上是四川大凉山彝家。曾祖父的父亲因为娶了一个汉人被迫逃离大凉山。家谱上记载他是一个好工笔，二十五岁中举人。二十六岁死于战乱。他风流成性，却没有留下七男八女。幸而他死后的第四个月曾祖父呱呱落地，总算续了杜家的血脉，好歹保了土司这一来之不易的身份。时光倒流三百年，夜郎一带，谁个稀罕来北京？关奇拜谒过我家祖上的庄园，现在是文物单位，专门有人看守。单是那间足足占了半间屋子的秀才床，就让他大跌眼镜，他说我的曾祖父肯定不是死于战乱而是脱阳。由于碰到一个深明大义的奢香夫人，一触即发的水西战争并没有爆发。他死的那几年西部无战争。这间秀才床，容得下一个男人和五个以上的女人休养生息。你见过关奇。那段时间每到月底他常常去乡下看我。我迷恋省城一种小米酿的酒，读书时就喜欢得不得了。离开学校那天到阳台上一数，乖乖，竟然有二个多个小坛子。今天要找一个几百里路为你送小吃的男人你想都不要想……把手拿开。

“关奇在一家事务所做见习律师。算起来我们多少还沾亲带故。开始认识也是宝玉骗林妹妹的那一套，他说他十几年前见过我。七八岁吧，那我相信。童年时代我们家南来北往的人多着。我念师范的时候他在武汉大学读法律。去过武大吗？那才真的叫大呢，他们有很高的学术水平。和好多大学不同，那是一所很少沾染政治气息的学院。生日那天和我去北大的女孩子就是被武大的开除的。她不认识关奇，但她听说过这个人。一生中最美的感觉是一张白纸，半碗清水，一瓶墨汁在笔下流淌成一幅山水。国画是中国最为宝贵的艺术，虽说后来学校也让作油画，可我的爱好还是在国画方面，只可惜我越来越没那天分。我清楚自己，我不会硬撑。毕加索，人人都在谈论毕加索，他不外乎是用强硬的线条固定虚弱的形体。大四上，对，是上学期的一天午后，慵懒的阳光在寝室里泛起一股氤氲的气味。室友正在热恋，每天下午她都要抽完一只烟才去约会。我长得不算难看吧？反正在大学里没有碰到恋爱的机会。也许有过那么一两个蠢蠢欲动的男人，那时候我眼睛长在天上。艺术系是有不少色鬼，隔三差五也听说某个妹妹入学不到两年人流做了三回，学校侧门装避孕套的机子也处于常常吞下硬币却无套子可吐的售罄状态。我那时的绰号叫“野蛮处女，”你不说还真想找找当初送我这个头衔的男生。在系上我以能解掐会算闻名。室友留下一个烟屁股走后，我上铺的女孩尖叫着说，‘艾欣，快看，艾欣你快看。’三年级上学期广西同学修学后，我们寝室搬进来一个新生。她发育得晚，浑身上下瘦得像一根藤。隔着窗子，我看见室友像一只蜻蜓那样贴着她的男朋友。我咂咂嘴儿，回到床沿上坐下。‘这有什么，’我说，我去我男朋友的学校晚上睡都和他一起睡。傻丫头被镇住了，她跳下床来，脸红得像刚下过蛋的小母鸡。‘艾欣姐那是不是和书上说的一样，被男人抱住会晕过去。’她说，‘好多电视剧演到这样的情节女主人公都会晕过去。’‘那是他们瞎编，你听他们的。昏昏乎乎一心想着那事倒是真的。’后来我索性躺在床上学叫床给她听。我说，‘电视上演的全假，初次做爱的女人，表情才不会是又爱又怕。世上有一百种男人就有一百种处女。就说你吧。往后保不准你嫁给一个罗汉肚，他那父亲股的大手还没挨到你的裙子边，是死是活你早就不管了。’真缺德，我毕业的时候，那小姑娘叫床的声音已经炉火纯青，听着听着下体都会湿。世上就有那么巧合的事，那天我正在床上陶醉，叭叭叭地有人敲我们的宿舍门。小姑娘飞也似的跑去把门打开，我听到一个声音堵在喉结的男人在门口说，‘我找艾欣。’女生寝室轻易不准男人上楼，会是谁呢，我正在纳闷，她引着关奇走了进来。我手忙脚乱拉被子盖住身子。‘你生病了？’他夹着一个黑色的公文包坐到我对面的床沿上，躬着身问我。‘你才生病。’我裹着毯子坐起来，头发乱糟糟的，身子异常僵硬。‘那我在门口听到你在呻吟。’他说。小姑娘早就捂着嘴笑翻了天。我羞得满面通红。可以这么说，关奇是在一个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正确地闯进了我的生活……把手拿开。

“按我的成绩，留校都有可能。但那时我只有那么喜欢百里杜鹃了。教育局的小车送我去报到的那天，十里八里的人们都赶到杜鹃中学。他们听说，杜丛生的这个女儿哪，画只母鸡，天上的鹞子都会扑下地来。这本事，别说彝家。就是汉人中也少有几个。冷笑什么？现在我也这样认为。人们误读了Mark杜，他的画不走正道。但我敢肯定百里杜鹃再过两百年也出不了我们这样经典的姐弟。你没到过百里杜鹃吧？那可真是大地上最灿烂的笑容。人间四月，漫山遍野的杜鹃呀，像集体出嫁的新娘。或浓妆艳妹，或素面朝天，千姿百态，斗艳争奇。那才叫花的海洋，花的世界，花的王国。去过香山吗？香山的那几片枫叶如果是往杜鹃林里投放你问它姓什么它不敢说才怪呢。杜鹃不像牡丹那样病态，不像山茶那样媚俗。不像莲花那样做作。更不像樱花那样娇弱，它属于那种千军万马，气吞山河的澎湃之美。一生中能够灿烂到这种程度，别说是花，就是人也会知足。它有个俗名叫“艳山红”。佩服，为它取这名字的人才真是天才中的天才，花痴中的花痴。汉字的魔力，在我看来，已经被这三个字高度张扬。普天之下，再也找不到比这种妩媚而又豪迈的叫法。世界上好多花瓣离开花枝后，仍然还是花，杜鹃花一旦离开杜鹃，就不是花了。这种凄美的事实，或许和它本身那些哀婉的传说有关吧，但它哲学得让人胆怯。我画过上千幅杜鹃花，从来没有画出一幅满意的作品。用工笔，太小气，用写意，表现不出它那种遗世独立而又君临天下的气势。它是我接触过的再现性最强而又最弱的题材，用不形象的比喻，大约类似于音乐中的天籁。旧社会那些聚啸山林的草莽，一个个对杜鹃敬若山鬼。因为他们无法解释会有哪一种花能够开得如此广袤，如此惨烈，如此不食人间烟火。现在杜鹃湖边，还有一座杜鹃庙。说它广袤 ，没有哪一类花有它这样纵横数百里的花区；说它惨烈，杜鹃花一旦离开它的原生地，就算万分之一地成活了，它也不会绽放出纯正的花朵。父亲的英国朋友第一次见到排山倒海的杜鹃，他瘫坐在地上站都站不起来。老头子弄了几枝回国，可怜那几株杜鹃过了几天绵衣玉食的生活还是郁郁而死；说它不食人间烟火，一株杜鹃树上它们也会开出七八种不同的颜色，而且花开花谢整齐规范，仿佛九天之上真有那个司花的小妹，照管着这片由彝家姑娘殉情而衍生的杜鹃。Mark杜带去参加上海双年展的就是一幅和这个传说有关的《杜鹃印象》。

“现在没到过丽江，人家会说你这个人简直不知道什么叫天然，什么叫环保，城市贫民一个。我敢和你打赌，过不了十年，区分一个人的品味高下，那由他去过杜鹃湖的次数而定。西湖那叫湖吗？哪不过是杭州人洗脚的地方；滇池那叫池吗？那不过是长水葫芦之类的一滩死水。杜鹃湖离我们学校不到两公里，进入林区后随着两边交叉着山茅草的小道拐几个弯就到了。过去我每次见到它腿都是软软的，生怕自己的一小点差错会惊跑它。秋天它清瘦得像一个鳏夫，水鸟叹息着划过湖面。你有情人吗？比你在情人脸上看到的眼泪还要晶莹。最为我痴迷的是春夏之交的杜鹃湖。它嫩嫩的，带着少女情窦初开的眼风，舒展着她那弹指欲破的玉体。藏在暗处的风好像被她这种赤裸裸的举动吓呆了，一次次顾头不顾尾地为她拉上满是荷叶花边的裙子。摇落岸边缤纷的杜鹃想遮住她满湖乱泄的春光。这时候，细嘴的鱼儿们已经赶过来了，它们贪婪地挑食着片片落红，微微发甜的杜鹃花很是适合它们的口味，不大一会功夫，凋零的杜鹃花东一朵西一朵漂在水面上，而成群结队的鱼儿却是醉了。它们一条偎着一条躺在水面上，白白的肚皮在太阳下反射着磷磷波光。两三个小时后，它们慢慢苏醒过来，不好意思地打量一下坐在岸上的人们，尾巴跳皮地划着让人想入非非的圆圈，滑进深深的湖底。关奇看到这天方夜谭的一幕，他拉着我的手，我乖乖地跟着他返回学校。这几年我也曾想，身体，灵魂，他关奇那一刻向我索要我都不会拒绝。也许他碰的钉子不少了吧，对我，他已经失去了那种脱光我的勇气。其实往往是女人最先打破游戏规则。在某些特定的场合，你就是强奸，她也愿意……把手拿开，你听不听？

“自从生下我之后母亲一直怀不上，他们按照族中风俗把我拜祀给杜鹃湖边那块古怪的石头。他们认为是我挡了杜家的血脉。把我的姓也去了。同学们也受到老师警告，谁要是再叫我‘杜艾欣’就罚他打扫教室。一天下午放学我看见妈妈被打得满嘴是血，我很难过，一口气狂奔到杜鹃湖边的石头上木呆呆坐着。杜鹃花早就谢了，湖水雍肿得像个孕妇。父母平时那些家长里短的谈话，这时候全在我心中狂蹦乱跳，它们激发了我对一个男人的想像。天色暗下来，我突然觉察到石板上粘糊糊的。后来读完中学我才发现我的初潮比正常人提前了将近两年。我从来没有埋怨过父亲，我在大学的一篇作文课上饱含深情地赞美他，中国农民有他一半的水平，不加入关贸协定都行。我只是生在一个比较特殊的家庭。倘若我是一个男子，我不但可以姓杜，而且还可以得到豪华的恩宠，相信吗？Mark杜中学毕业父亲送给他的礼物是一块劳力士，可不是你在秀水街看到的那种假货。一次他们班组织去东北采风，在火车上碰到曾经见过一面的女孩时脑筋短路他把表送给人家了。我保证中央民族学院建校到今天还没有人创造过类似的记录。但是你猜我爸爸知道后怎么说，他说，‘杜家的男人就得像杜家男人的样子。’他土财主一个，好像他是巴菲特似的。好多人，当然包括你都认为我弟弟配不上安，但是天底下没有哪一个女孩在收到如此贵重的礼物后还会对那些针头线脑的男人感兴趣。说大一点，你以为天下那些为情人千金一掷的大款们是白痴？世上美女如云，他中意谁，小指一勾谁不争先恐后？男人殉起情来，脸不要命不要都可以。不是我拜金，但是某些范围内感情的确可以物化。今天关奇约我，不是念及过去的那些坛坛罐罐，给我介绍十个二恭石子我也不会去，每天在北京街上瞎折腾的外国人多的不是。

“性格就是命运，这是谁说的？培根吧？关奇去年到北京后偶尔我们也通通电话，可见面这是头一次。也可能是最后一次。没意思。不是他人不好，我就是嫁给一个拣破烂的也心安理得。和他在一起，我有那种把隔夜的东西重新加热吃的厌烦。

“一九九七年，是我在百里杜鹃过的最后一个火把节，我打电话，关奇自然来了。骑着新买的摩托车，他带着我在镇上溜了几圈。我的用意很明显，我是想让耳目众多的父亲尽快考虑我的事。否则，他的女儿可要做出有他好看的事来。坐在摩托车后座，我全身都爬在关奇身上，还不时让关奇停下车和人打招呼。我想等父亲忙完火把节，让关奇正正规规上门，至于那个县长的公子，他好好经营他的公司去吧。Mark杜享受过好几次从县城坐专车回家的待遇，他享受好了。关奇是一个不太懂得浪慢的人。他家祖祖辈辈都是经营在民间放高利贷的行当，文化大革命他的祖父虽说因此被打个半死，可犹太人那种天生的商业意识，似乎隔沟跳坎地在他家几代人身上找到了寄生点。就是现在银行利率调得这么低了，他父亲年头年尾到乡下去照常有收不完的利钱。我深信初中毕业那年不是他随父亲到我家来而我正巧要去城里领录取通知书，我们根本没有亲近的可能。在百里杜鹃，一中二中都是重点中学，我是少数民族，报考二中民族班。同在一个城市读了三年高中，我们除了开校运动会的时候见过几次面，平时毫无来往。我那时在学校寄宿，十几个人一间的寝室。平常哪个同学家三亲六戚到学校来，身子都转不开。我们班上的民族助学金每月按名次发放，最低的只有几元。虽说我的家庭条件不需要杯水车薪的资助，但是农村长大的孩子不像你们这些城里的窝囊废，她们大多老早就懂得只有知识才能够公平她们，改变她们。我考取师范大学关奇到省城复读高三。我们之间开始有零星的来往。他的英语糟糕透了，而我天生喜欢在弱者面前表现我的优越。

“那一年的火把节是有史以来最为成功的一次。当然，对我来说，那是最为残酷的一次。相邻几个县的彝族同胞在杜鹃湖边为四面八方的客人通宵达旦表演歌舞，中央电视台，凤凰卫视众多媒体都参加了。我在舞台上表演传说中的彝家姑娘为情郎渐渐化为一株杜鹃花的时候，的确有一种羽化登仙的痛快。在今天一个中学老师要拒绝公司总经理的追求比旧社会一个农民的女儿拒绝财主子弟还要困难。真的，我是那种没事时常常自己为自己感动的女人。可惜他关奇太小看了我，以为脱下我的裙子生米做成熟饭就大功告成。男人贱起来真是无法无天。那天晚上演出回来，他说我白天的表演真是太绝了。应该庆贺，这次他专门带来了为女孩子量身定做的云南柔红。说实话，彝家姑娘，不会喝酒的没几个。有一次教育局的官员为我们学校送来一笔经费，白酒我也陪他干了五杯。

“晚上我醒过来，下身被人取走了一般的疼痛。情形比现在还要夸张，从里到外裸露的都是肉。现在身上假装还戴着个胸罩套着条内裤什么的。

“女人迟早总会有这么一天，无论你是女王还是乞丐，总会有一个进入你的男人。我没有叫醒关奇，只是艰难地挪了挪身子，我的胯下糟透了。我一动不动地躺在被打湿的床单上，望着天花板发呆。再见了，我的处女年华，再见了，大学时代那些莫明其妙的呻吟，再见了，我曾经设想过的种种恐惧和美丽，再见了，那些在世界各地为我惋惜的男人，再见了，我守了二十多年的秘密！爱我的男人，干净的房间，大喜的日子，世上还有比这更为可爱的献身吗？女人在二十三岁时体验性生活最为完美，低于这个年龄，她难以承受，高于这个年龄，没有什么内容值得回味。我一边流着泪，一边轻轻地抚摸睡得甜甜的关奇。是的，好几次关奇搂着我的时候，我憧憬过他的身体他的姿式他紧促的呼吸，他需要，我会千百次地和他做下去，直到他累得没有一丝力气，直到他老。这样说并不是说我是那种性欲旺盛的女人。我认为性是衡量一个人道德标准的尺度。它是人性的一面旗帜。过去北大有个老头作过一个粗欲的比喻，他说男人是茶壶，女人是茶缸。一把茶壶配几只茶缸天经地义。真是荒唐得可以。文明社会，性应该是统一的，不存在多与少，轻与重，男与女之分。你对它惟一的时候，它对你也是惟一的，你背叛它的同时，它也背叛你。

“咳。

“第二天我起床打扫屋子的时候，听到有人咳嗽着从窗下走过，脸刷地红到耳朵根。往常关奇来看我，他都是住在同事那儿。虽说我那些同事对性并非是抱残守缺的那类人，但想到那种类似大白于天下的征服，我还是感到局促不安。一是父亲在族人中举足轻重的位置，二是怎么说也有悖于我平时拿腔拿调的处女风格。这样草草地开门纳郎，未免给人明一套暗一套的感觉。我拿着桌子上的茶杯在手里换来换去，突然……把手拿开，今天晚上你最好想都不要想。

“第二天关奇前脚一走，我课也不上搭车去县医院。药剂师是爸爸的老熟人，她证实了我对杯中残留物的怀疑没错。她说，艾欣你这姑娘，从什么地方弄来的？这种药太监吃了都会晕。那天是二十九号，杜鹃花节的第二天，我没有去县里参加颁奖大会。我到杜鹃湖边的石头上坐了一个晚上。

“在黑茫茫的杜鹃湖边，我把这一生都想通了。第一次把性提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宽度来看，没有伟大和崇高，我看到的只是前所未有的荒谬。我没有伤心，只是感到灰心。梦想得天花乱坠的爱情露出如此狰狞的面目，人与人之间的确大于人与兽之间。关奇摧残的不仅仅是我的身体而且是我对异性的全部幻想全部认知。到北京后，我爱过一个男人，他善良地让我的身体纯洁得比处女还要干净。当我一次次被焚烧的肉欲折磨得连走路都变形时，我最羡慕的人就是那些站街女。那天下午我站在黑板前为学生讲光经过物体，产生不同的颜色，讲着讲着，我忍不住放声大哭。可怜那几十个学生被吓得六神无主。在那个连妓女都追求纯情的年代，我却是这样不清不白地糟踏了自己。下课铃响，我好不容易恢复常态，可是台下的女生已经跟着哭得稀哩哗啦，那场景放在今天的北京，谁都会以为会是一场艺术大赛。教导主连奔带跑冲进教室，她问，你怎么了艾欣？我说，是胃，是胃病，说着便靠在她的肩上回到寝室。离开杜鹃中学三年多了，我惟一企求的是，但愿那次后来人们前因后果一想就昭然若揭的痛哭没有引起谁的道德崩溃。尤其是那十几个哭得稀哩糊涂的女生，因为我走后不到三天她们大多知道老师并不是胃病而被城里一个玩法律的男人耍了。那天下午我刚刚踏进办公室，就听到电话响，主任说，艾欣，刚才你的男朋友打电话找，我让他两分钟后再打。你看，不愧是学法律的，刚好两分钟。我拿起话筒。关奇说，你昨天去哪里了？我们手头有一个官司明天在百里杜鹃开庭。明天下午你不要乱跑，在学校等我。你要的水彩是什么颜色再跟我说一遍。我收起备课本，众目睽睽之下一字一顿地对着话筒说，‘关奇，你给我听着，两年内让我看到你我都会把你送进监狱。’说完，我啪地挂了电话，在同事的一片愕然中，捡起几只粉笔走出办公室去上课。

“今天在餐桌上，他说，‘艾欣，两年过去了，我为我的荒唐再一次向你道谦——’我说，‘是的，两年过去了。我们最好不要再提这个荒唐的话题，让它永远荒唐好了。否则，你学法律，你知道有一些两年，它永远不会过去。前几次在电话中我也跟你说过。体谅我这微弱的脱俗，就算给我面子好吗？北京什么样的女人没有？大家都不容易，你不要逼我真的做出傻事来。’话到这个份上，关奇连忙打住了。他其实一直是一个很听话的男人，可恨他偶尔的一次放纵，改变了我的一生。实际上他当初要是跟我对着来，就是强奸，我也会顺着他。那天晚上帮你脱衣服时看到酒店的消费单，我什么都明白了，怎么说呢，我命贱，碰到的都是花言巧语的男人。昨夜，换了两年前，我肯定会给你两耳光一走了之，说不定还会阄了你。这个时代，男人越来越精明，也越来越没有血性。今天收到一则短消息说，‘三十男人是疯狗，到处寻花又问柳；四十男人是野狗，能咬一口是一口；五十男人是病狗，揣着伟哥到处走。’前三后四回想，像是专门为男人量身定做。说得真够绝。”

不知疲倦的钟在墙上爬着，没有谁让它停下来，也没有谁让它走下去。我搬进公寓前，房间空了两个多月，没人在的时候，它也一直这么不紧不慢地走着，雄心勃勃而又漫无目的。当艾欣一竿子扫到底地骂了男人一通之后进入梦乡，我像一个屡屡失手的诈骗犯一样对由自己一手造成的局面感到深深的厌倦。先前在体内膨澎的激情慢慢凝固成一种两难的境地。笑眯眯的外婆死了，我在北京睡在一个女人的身边听她发表对男人的怨恨。她可以像离开一个标点符号那样离开男人。而我呢？我甚而不能像她那样放荡地搭腿在别人的身上。到北京之前还有一个漂亮的目标摆在前方，仿佛每吃一只鸡蛋都有意义。到北京之后，目标不见了。能够被确切感觉的，只是从服务员的手里接过账单时会无事找事地怀疑。好象全天下的人都在想方设法坑自己似的。第二天早上艾欣起床麻利地收拾打扮，我绻缩在被子里，两只脚冷冰冰的，一点温暖都感觉不到，仿佛在冬天的雪地踯躅了大半个晚上。

安从哈尔滨潜回北京，不但毫发未损，还带回了几枝东北人参给Mark杜煲汤。在火车上，安邂逅一个可靠的经纪人。果然三天不到，他为安在夜总会谋到一份体面的工作：大多时候穿着旗袍走走场，周末参加表演，对肢体语言不再无限度拔高，撕T恤的事不再发生，挣的钱理论上是原来的一倍，Mark杜很是高兴。签约那天，他郑重其事要求跟着去当见证人。他相信在他的法眼之下，再黑的爷也会收敛三分。社会上有人还在嫖娼最好不要相信老板。这是每逢朋友间有什么举动，他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知道他底细的人都不会往心里记。安闯入他的生活以前，他与若地同住在骚子营的一间大平房。两个原本相安无事的大男人后来分道扬镳，按安的说法是同性恋并不是两个人在一起就能产生的，单从感情的纯洁度讲，它比正儿八经的恋爱高一个档次，因为它至少尊重相互的认同。 Mark杜可不这么认为。他坚信当男人爱上男人，人性的确是到了重新构建的危险关头。他们只是被不规范的市场耍了。否则，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哪有翻几次脸都还是朋友的道理。 

 事情是这样的，若地的同乡在西城区揽了一桩搭台布景的活，两瓶二锅头喝完，Mark杜许诺为他节约成本，三七开，所有的工作他自个儿完成。一个星期的艺术总监做完，自己搭进去十几幅作品不说，他前前后后总共只领得了三百元钱的劳务费。那是一家空壳得比饿了三个月的臭虫还要空壳的公司，Mark杜按了名片上的地址找上门去却次次扑空。Mark杜也不明事理，一个人要在北京消失，手机一关，不说你靠两条腿走路的混混，就算有上天入地的本事也白搭。人家有老婆孩子。牢骚话听多了，若地总是拿这句话搪塞。赌着气搬走之后Mark杜觉得过意不去，想往回搬，若地说，你住在那边也挺好，大家多几个走动的地方。再说两个男人年长日久泡在一间屋子，传出去，也不是办法，往后都要成家立业。

那天签约的人很多，哪有他插话的份。经纪人是公是母他都没有看到。回来的路上，他为自己白跑一趟懊恼万分。作为情人，他熟悉安的每一块肌肉走向，他几乎能预测出三十年后安的哪一块肌肉先萎缩，哪一条血管先坏死。作为女人，自从安辞了滚石的工作开始浪迹于形形色色的舞台，平日里大大咧咧的他慢慢变得疑神疑鬼。晚上，安回来醉醺醺的往床上一躺，说者无意，听者有心的呓语搅得他无法工作，盯着画布的眼睛都起血丝常常是半根线条也画不准确。他太了解夜总会的那些男人了。那可是一群闻不得腥味的猫。每天晚上，只要戴上他宽大的近视眼镜，他都能在安的小腿上找到看客们留下的搔痕。领舞的两大卖点不外乎是闪现身体的秘密和模仿一些房事的片断。成年男子都有窥私的癖好。在夜总会，舞女上场，不挤到台前动脚动手只是在后边乱吼乱叫的就算绅士。艾欣交际广，Mark杜找过她，然而安那种半瓶子的舞蹈演员离开本行什么事都做不了。她在节奏方面的天赋也被这些年跟着由电流的强弱来表达的音乐折腾得荡然无存。赋闲在家，安免费做了他半年多的模特。几年前法国诞生一个专画妇女私处的画家，他不止一次蒙发过跟风的念头，没料到次次都被安一顿臭骂而作罢。至于那几十张两个人合作了数十个日夜的人体，就是他自己也读不出什么感情色形，看一次不满意一次。后来他为这种失败找到比较合适的理由：安没有模特感。在他看来，一个在汪国真诗歌中长大的女孩能有悟性那真是天大奇观。他本人的实力不容怀疑。最多只肯承认他也许不适合那一类的写实风格。当他拒绝像艾欣那样向家中伸手而他的作品总是找不到好买主的日子，他只好同意安出去找事做。‘婊子养的，让你们摸吧。’每天晚上安兴冲冲对他做再见的飞吻，他不管手上的画笔如何使他分不得心，他都要不自然地合上眼皮，轻轻骂上这么一句才继续工作。然而安和大多数在风尘中混的女人不一样，她对金钱的冷漠有时到了连Mark杜也咋舌的地步。只要她的卡上还有钱可取，她就会成天猫在家里看影碟，做小吃，引诱Mark杜做爱。她玩出的新花样，能像一个高超的网球手把球送出去之后，在球还没有被对方击回而她已经站在球将要落到的位置上那样准确地激发他的想像力。光线在画布上每一秒钟都变幻不定。每次那种绵绵无绝的抽搐即将到来的瞬间，他总觉得站错了位置并羞愧不已。Mark杜隐隐发觉，这次安从老家溜回，和以前大不相同了。他审视过他们的混在一起的日子，在北京属于中等水平。既不感人也不至于无聊，和平年代的爱情，能保持这个状态已经很不错。有时候画着画着，一回头见安没有睡在床上，他会力不从心丢开画笔，抱着头在屋子里踱来踱去。他知道他的生活被别人操纵着，可是他又指不出究竟是谁。圈子中他是最早动摇离开北京的。天涯海角安都愿意跟着他，但是一听到回Mark杜老家，安说，打死她也不可能住到乡下，分手都可以。

艾欣也不支持他这种弱劣的打算，她当然也许有其它的想法。Mark杜认为艾欣在百里杜鹃玩的那一套与其说是爱情不如说是不愉快的经历。有史以来，女人对故乡的认同都比较淡薄。因为一俟她们成年，总是被嫁到别的地方去。在一个地方成长，在另一个地方生活使得她们就像那个戴着两块手表的萨盖先生对时间产生模糊的概念一样，她们对故乡，无法做出恰如其分的选择。他只知道，作为贫民，住在城市比较合算。不管怎么说城市总给贫穷留有另外的一些机会什么的。不像农村，肚子一饿，什么都完了。当今社会，没有金钱配合，单凭想像力已经无法撬动艺术这个板块。

果然不出Mark杜的预感，月底发薪水，夜总会变脸了。他们以各种稀奇古怪的借口扣去了工资的大半壁江山，Mark杜不顾安的阻拦跑去找人家理论，别说老板，三十出头的妈咪和两个黑汉刚走出佳美车，他就蔫了，夜总会的台阶他都没有登上。他懂得有些人的拳头天生是揍人的。说把人打扁就有本事把人打扁。况且这段时间传说京城有人打闷棍，天擦黑他路过桥洞下边脑袋都止不住嗡嗡乱叫。他在农村的经历告诉他，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小姐们来自五湖四海，文化程度参差不齐，城市像一个法力无边的弥勒佛，谈笑间她们大多被调教得逆来顺受。就算有几个绷着嗓子要讨公道，两三天后她们要嘛作鸟兽散，要嘛被那只看不见的手转到另一家夜总会。当天片警听完Mark杜的陈述，他只得抱歉地告诉这个说不定二十年后他会收藏他作品的青年，这类纠纷归劳动仲裁委员会和法院管。他按照片警提供的号码打电话过去，答复是他们可以受理，本着谁主张谁取证的原则，要Mark杜拿出最有说服力的人证物证按法律程序报送。他去找若地商量，若地在北京别看他什么都敢做敢为，一旦碰到具体的事情，和大多数外地在北京的人们一样，也是两眼一抹黑。他那个专门靠收取中介费为生的朋友听到这个消息，苦口婆心劝他们别发神经了。对簿公堂的事他们玩不起。Mark杜可不信邪，他列举《 南方周末》上刊登的那个为一毛钱都要将官司进行到底的新闻，大惊小怪地搬来在一家报社供职的大学同事，非得爆夜总会的光不可。那个娱记免不过四年寒窗之情，带着他的女朋友应邀前来助阵，最后说正面报道肯定会被主编枪毙。若地是写诗的，不如由他捉刀一首讽刺或打油之诗，他想办法加几句编者按，凡事引起公众的舆论就好办了。Mark杜虽说没什么社会经验，可是坑蒙拐骗的事报纸上天天都在刊登，没想到轮到他自己，想出一口气却是这么难。他自己本身又是个法制观念淡薄的人，除了火烧到自己身上，他对这个社会的同情心仅仅限于安小腿上那些被抓伤的搔痕。一时冲动之后，理智最终占了上风。他拖着大家到馆子去把想像中赢回来的钱喝得一干二净。若地也不辱使命，写了一首题为《一切邂逅都是阴谋》的叙事诗交到报社，最后听说是主编嫌长没给签发。一天下午Mark杜坐在我的沙发巾罩得好好的沙发上以上述事件为铺垫开口向我借钱时，我皱了皱眉头，还是勉强答应了。

“关奇在北京一家律师事务所，你不会认不识他吧？你真要打官司不如去找他。他结交的都是有钱人。”我有些心疼地看着Mark杜把我的人民币装进他的钱夹。别有用心地说。

“找什么关奇，算了。你不是不晓得艾欣的脾气。你放心，我们准备操作一家公司，到时候发了，加倍还你。今天的事可不许跟艾欣饶舌。你最近见到她吗？若地说你仗着二两白酒遮住脸横刀夺爱——真要这样，我倒是愿意你同艾欣好，至少这笔钱也就不用还了。”

“那可是两回事。我的钱和这一切的一切都没有任何关系。若地就是这些方面小气。谁叫他动作慢？女人做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能闲着，改天找时间我请客。有可能的话，大家找点事做倒是应该的，坐吃山空可不是办法。”

“那是那是，我们好久以前就在酝酿。我先回去和若地商量，回头再和你联系。要干就干，先把公司架子搭起来再说。东风吹，战鼓擂，当今社会谁怕谁？”Mark杜天底下借到钱的人那样乐不可支地告辞。

 

 

岁月以不可思议的速度流逝。这倒是我始料不及的。半袖衬衫还没来得及送到洗烫店，新年已经辟头盖脑闯到家门前。报童在叫卖今年春运提前开始的消息，邮箱里塞满过年回家机票打折的垃圾邮件。中关村路口，缩在长大衣里兜售假文凭和三级片的河南人走过身边的时候贪婪的眼神在灰褐色的脸庞上显得比已往更加迫切坚定。每到年关，政府在社会治安方面的举措使得不少以此为生的无业人员望风而逃，敢这样顶风作案的往往有可以依仗的后台。随着春节临近，那些以偷税漏税为生的小公司，那些走投无路的年轻人使得他们一次又一次地铤而走险。我每天下午很晚的时候才离开图书馆，挟着几本自己越看越没有主见的书，在三角地带捎上一张晚扳，走到公寓门口，报纸也翻完了。我常常把报纸送给那个抱着小孩的妇女。这天没有见到她，我向几个面善的贩子们打听，他们说，回家过年去了。我对时间向来模糊，自从外婆去逝以后。母亲好长一段时间住在乡下。我在北京越发无牵无挂，忙碌的城市生活显然和我无关，每当我侧着身走过熙熙攘攘的人群，都会萌发一种被抛弃的滋味。我经常坐在公寓的阳台上望着那一弯冷月小心翼翼绕过这座庞大的城市。北京的星空干净的时候往往显得耐看，它并不像科学告诉我们的那样遥远。好几次彗星拽着长长的尾巴从我面前划过，我总觉得离它们只有几站路的距离。转眼间，我到北京已经是第二个年头，这个城市以恢宏的大度纵容了我，然而我并没有找到生存的意义。在中关村混了一段时间的人都有想做老板的打算，过去我一直没有在意。我是那种骨子里认为这个社会多几个少几个百万富翁无所谓的人。真正推动社会发展的力量，我宁愿相信是一支粉笔也不会是一家星级酒店里从巴西空运来的小牛肉。大多数人的价值体现在对物质的占有程度。这是我对一个文明社会所感到最为纳闷和不安的。随着时间的消逝，我感觉到没有什么东西比无所事事的生活更容易让人空虚的了。这也许是我一直没有受到金钱威胁的缘故。Mark杜的一番游说，使我变得敏感起来，巴不得马上从事一件具体的工作。三天以后接到Mark杜的电话，我从图书馆里连奔带跑赶回公寓。

   Mark杜，若地，还有那个几乎熟悉北京每一条街巷的经理在我公寓门前的花园里吸烟，看见我，他们纷纷扔了烟屁股走出来。Mark杜穿着一件雍肿的棉衣，皮鞋带打着死结。他喜欢把裤腰捆得高高，单薄的下半身给人造成他厚上薄下的错觉。这条棕色的休闲裤买来后我嫌短。送给他，没想到他穿在身上更加短得出奇。

“把裤子的腰放低一点，Mark杜，想让别人认为你要上吊吗？”我笑嘻嘻地打趣他，“如果你的腰真的比我们看到的长那你为何这么短呢？”

经理嗬嗬大笑。若地放下在脖子上绕了一圈的围巾，像一架软梯那样吊在胸前。Mark杜瞪了我一眼，电梯门关上之后，他愤愤地说，“快奔三十岁的人了，昨夜你以为你还嫩。”

    “上次那两个妹妹——”

我丢了个眼色，若地知趣地住了嘴。他在电梯里东张西望，一位拎着排骨和芹菜的主妇不耐烦地扭着身子。看得出她很不愿意和我们搭乘这部电梯。别看外边积雪脏兮兮的，北京洁身自好的女人倒是不少。房东告诫我，这幢公寓住的都是有头有面的人。可是我从来没有去拜访过谁。也没有谁来看望过我。我的左邻是一个周天白日都戴着眼镜的中年人，据说他是证券公司的一个头，在北京有多处房产。每个周末他的夫人都是在猜测他住在哪一处的家中度过。我曾经在过道里遇到过他。过道宽得可以跑他那辆加长的林肯，他还是礼貌地往旁边站着让我大摇大摆走过。守电梯的女工告诉我他是这幢公寓里惟一会给她小费的先生。只可惜他不经常回来，要不就是她自个儿错过。我想他大概属于那种懂生活的爷，直从有一天在楼下见过他的女人后我暗地里想认识他可一直没有找到机会。

回到家里我有吊嗓子的习惯，有时候心血来潮，半夜里也会在阳台有一声没一声地干嚎。除了房租不像话以外，我对我居住的环境比较满意。每次搭乘电梯上下，我像多数房东一样绷起僵硬的面孔，高傲地望着电梯上端的圆形铁孔。他们在门厅换鞋，我自己则大步流星走进卧室把艾欣的几张照片藏起来。

“你急什么？”我飞快地抖动着毛毯。大声对若地说，“我马上给他们打电话。下午她们的手机都开着。”

   “办正事就像办正事的样子。”Mark杜不满地说，“公司办起来，钞票捞足了。你身边还会少得了女人？这几天听赖先生介绍商场上的稀奇事，可真是醍壶灌顶。我总算找到了画卖不出去的原因。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艺术不商品化，看来只有死路一条。人民有很强的可塑性，赖飞说关键看我们怎样引导。”

我换上睡衣，翻箱倒柜找出几袋牛肉干和花生米，毫不吝惜地打开一只红酒，装上瓦格纳的CD，在电脑桌边喜笑颜开地坐下来。

赖飞先罗列了创办文化公司的一大堆客观条件，结合他这两年的经险，又分析了我们所看不见的自身的优点。我租房子的时候被两家中介公司牵着鼻子耍过，对干他们这一行的人本来不甚好感，听他分析得头头是道，也不得不暗暗佩服。那种先入为主的误解也渐渐消失，在我的记忆里，就是在小有名气的教授的课堂上，我也没有这么专心地听过他们长时间的讲解。他说，“你们本身就是资源，本身就是资本。通过公司的形式把你们长期浪费的资本整合，运作，不是我赖飞夸海口，一年半载，你们不名利双收我给你们磕头。”

    “是呀是呀，”Mark杜说，“细细想来也是，画在一边摆着，而我却在一边找不到着落。社会上，有几个名人不是躺在成堆的人民币上发憨气？想办法让自己站到聚光灯下，到那时你玩什么风格人们自然就相信什么风格。”

   “昨夜你不清楚，我们三个商量过好几次了。赖飞有现成的办公用具和整套经验，我只出得起三万块钱的资金，Mark杜的手头要紧一点，但他半汽车的作品充公以后，价值不可估量。添置办公设备和招聘人员，再凑上你的份子绰绰有余。”

    “几万块钱我拿得出，但是对公司我从来没有摸过，一点门路都找不到。”我迟疑着说。

    “人家女人生孩子都不需要培训呢！这算什么了？你放心，我办了几年的公司，钱没有赚，经验倒是积攒了几箩筐。”赖飞略微停顿一下，又补充说，“自家兄弟，打开天窗说亮话，你们三个出资，组成董事会，具体的事我来操作。”

    “但这点钱你怎么运作呀，到工商局注册这一关你怎么过？”

    “你放心。他赖飞就有这个能耐。”

    “这方面弄不得假，别公司没办成，麻烦事惹出一大堆。”

    “公司注册完你上网可以查呀！工商局都不怕假你还怕假？”

    “谨慎一些是好事。我的三万块钱打了漂漂可不依你。”

    “好了好了，现在要落实的其实是具体问题。董事会归董事会。谁当法人代表？反正我不行。写数字我的手就抖动得厉害。法人是要经常签字画押的，支票上的格子那么窄，我肯定不行。”

   “这个你们三人讨论。我可不愿插嘴。”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哪里还有三人四人这种说法？只是我住得远，十点钟以前要我到单位肯定不可能。开了公司，诗还是不能丢下。”

    “你们这样说那是我当法人了？我可从来没有做过老大。”

    “说句实话，三人中你是最适合的人选。第一、你学的是经济，开公司算是理论被结合到实际。第二、你有北大背景，这是笔巨大的无形资产。现在做生意虽说讲的是一个钉一个眼，但北大的分量万万低估不得。在我们国家，人们连北大都要怀疑的话，恕我孤陋寡闻，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可值得信赖的。”

    “可是我退学了，再说……”

    “这无关紧要。自古道，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我有个哥们，在新加坡参加过半个月的培训，回来后还不是响当当工商管理硕士。”

    “办公司是得玩点小动作。这点我同意赖飞。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制造什么。他们需要外资背景，我们就寻找外资背景。最近一段时间连海归派不是也在京城吃得香吗？”

    “这事得从长计议。你不晓得其中利害，一旦公司有什么纰漏——”

    “你只是牵个头，挣的钱是大家分。谁让你一肩扛着了？赖飞出任公司的职业经理人，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