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诗人塔可夫斯基日记摘译：关于《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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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这是旧译，现在看来还不算太潦草。更完整的塔氏日记将于不远的将来译出，敬请他的粉丝等待。
翻译：mel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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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可夫斯基
译者按：拍完《乡愁》，塔可夫斯基决定留在西方。在此前后，他与苏联当局的关系日趋紧张。后者不仅攻击塔氏的艺术观，据说一九八四年的康城影展上，苏联评委还竭力阻止《乡愁》获任何奖项（不过最终，该片还是与布列松的《金钱》同获评审团大奖）。与此同时，官方控制的电影部门还以要塔氏回国述职为借口，阻挠他应国外同行的邀请举办学术讲座。再有，当时塔可夫斯基的儿子和一些家人仍留在国内，几乎成为讨价还价的人质。在此情形下，倍受困扰的塔氏以家庭团聚为理由，一方面在西方争取道义上的支持和外交上的斡旋，另一方面，他不断给当时的苏联领导人写信，希望能够打破困局。
虽然塔可夫斯基在西方受到推崇，但在唯利是图的商业社会，《牺牲》一片也得经过多番折腾，才好不容易凑齐了拍片的资金。关于此，有心人只要稍微留意电影片头的字幕就可看出——制片人竟达六七个之多。塔可夫斯基后来谈及《牺牲》一片，曾痛斥西方的物质主义是道德和精神自戕。其实，像塔氏这般孤高的艺术家，无论身处共产极权制度还是自由商业社会都是异类，因为人类有些心灵早已命中注定，他们一辈子都不会得到安宁，正如另一位苏联电影大师帕赞耶洛夫的电影《石榴之色》里的诗句：我生来注定受煎熬。
以下塔可夫斯基日记翻译自Seweryn Kusmierczyk和Nostalghia.com之Jan的英文译本。他们的译文则来自以波兰文印行的塔氏日记Martyrolog。由于日记中牵涉大量人事，为使读者易于理解，译者尽其所能添加了一些注解。但因译者孤陋寡闻，个人学养和手中资料极其有限，而极少数句子实难作出明晰之考据，故只能暂时忍痛割爱，唯愿所删内容无关宏旨，并祈来日能有机会补译，以成完璧之美。区区之隐，谨请读者谅解。
本篇译文曾在北大新青年电影夜航船网站连载，广受影迷注目。
1983年3月8日，星期二，Via di Monserrato
寄了两份提案到斯德哥尔摩：《哈姆雷特》和《女巫》（Witch）。安娜-尼娜·韦玻（Anna-Lena Wibom）收到了这两份提案。（译注：安娜-尼娜·韦玻是《牺牲》的制片人，任职于瑞典电影协会。）
1983年3月10日，星期四，罗马，Via di Monserrato
保留有关《哈姆雷特》和《女巫》的个人著作权五年。
1983年5月22日，Via di Monserrato
与安娜-尼娜·韦玻签定了《女巫》的合同。
1983年8月7日，San Gregorio
昨天与罗马电影中心（Centro Sperimentale di Cinematografia di Roma）的总监乔万尼·格兰奇安尼（Giovanni Grazziani）见面。他给我一封邀请信，要我主持一九八三年至一九八四年度的研讨课程“什么是电影？”。我将邀请信的复印件寄到莫斯科给Yermash。
美国来电话，他们正在Telluride电影节等着我呢。要我们寄两套照片搞签证，并告诉他们我们从什么地方出发。
凌晨四点十分，拉娜（译注：Lara，即Larissa Tarkovskaya，塔可夫斯基的妻子）被一辆过路汽车的声音惊醒。十分钟后，她听到脚步声。接着很长一段时间，有人试图打开大门。门开了，有人进来。拉娜走到窗前却不见一人，也没有车。她返回床上一个小时后，来人离开了我们的房子。这时已经早上五点二十分。我打电话给弗兰科（Franco），他跟着告诉了房东鲁伊奇·帕伊尼（Luigi Paini）。弗兰科与尼科洛（Nicolo）谈到这件事，后者说不必担心。或许我们被装了窃听器：就在电话机里或其它地方。我不知道。我们非常忧虑......
1983年8月18日，San Gregorio
......安娜-尼娜·韦玻说，就《牺牲》这部新片，我应该去趟斯德哥尔摩。这样做似乎牵涉面太广，我得给她打电话，我不在那儿时，还得让她照看每一件事情。......
1983年11月22日，San Gregorio
......《牺牲》。
正在考虑电影的节奏。别让拍过的场景误导。事先确定这部电影的节奏。与文学和戏剧不同的是，节奏决定了电影的戏剧性（dramaturgy）。
1983年11月23日，San Gregorio
我们在英国呆了近两个月，排练花了一个月时间。我和阿巴多（译注：Claudio Abbado，意大利指挥大师，现任柏林爱乐乐团指挥）在工作上相处融洽，分手时就像朋友。演员阵容很棒，剧中的角色像是为演员度身订造的。制作人杰夫·菲利普（Jeff Phillips）干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在伦敦，我开始与安德烈·英格尔（Andre Engel）变得熟稔起来，而在康城我与他谈话时相当冷淡。其实他是一个大好人。我问他为什么要发行我的电影，它们并不是很赚钱啊，他回答说我是他的“圣牛”（Holy Cow）。真是非常有意思。
英国宁静，庄重，亲切。我们简直不想离开。新的相识，朋友，新的机会。......
在伦敦见到安娜-尼娜，非常热心。虽然她对《哈姆雷特》充满信心，但建议我开始《牺牲》的工作。她说她二十八号会到罗马。......
1983年11月24日，星期四，San Gregorio
昨天《牺牲》动工。我写了一小段，但效果平庸。我过于兴奋了，思绪还没有理清楚。以“永恒的回归”（Eternal Return）为题目？我完全找不到《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里侏儒的故事。一定要找出这个故事。
艺术创作是什么？确信（conviction）。但如果是确信，则意味着与谬误（errors）相伴。如果有谬误，这是否显示会有虚假（falseness）？不，首先，谬误不一定就是虚假；其次，如果艺术采用的并非真实（truth），也不是事物的本质（essence），而是真实和本质的映像（image），那为什么还要回避谬误呢？......
1983年12月5日，San Gregorio
......安娜-尼娜·韦玻正在罗马。我们谈了导演方面的事情。一致同意剧本应在明年一月完成，并在六月开拍。我对她谈及史文·尼克韦斯特（Sven Nykvist）和Erland Josephson。......（译注：史文·尼克韦斯特是《牺牲》的摄影，也是伯格曼的老搭挡；Erland Josephson，瑞典演员，在《牺牲》中出演亚历山大，在《乡愁》里担当多米尼克一角。他还在伯格曼后期电影如《芬妮和亚历山大》等片中饰演角色。）
1983年12月9日，San Gregorio
拉娜昨天打电话回莫斯科后非常沮丧：安德鲁萨（译注：Andryusha，塔可夫斯基的儿子，日记中有时昵称为Tyapa，为方便起见，译文统称安德鲁萨）每次接电话都要哭。上帝，那些杂种！
弗兰科昨天告诉我们最好跟Berlinguer谈谈。也不会有多大风险。毕竟，不论我们和莫斯科有什么样的冲突，他们之间一直都有联系，可以说是相互依赖。
我累了。艰难的日子！！！
如果Yermash再过几天还不露面提出讨论这些事情，我就不得不通知大使馆，我将提出政治避难，并作好一切打算。
1984年1月7日，星期二，San Gregorio
《牺牲》。
梦景系列（可能要全部重写）。最后一个镜头，亚历山大裹在外套（？）里的特写直到长镜头：原野，草地，一道特别明亮的光线。地平线远方和天空溶入薄雾之中。接着看见亚历山大坐在一辆车上，一个女人身穿白衣（背转过来）驾车驶向地平线。升降机（crane）摄影。一个长镜头。也许是全片唯一的彩色镜头。首先是亚历山大的特写，跟着镜头摇拍焚毁的废墟，准确地说应是残迹，然后再是车的镜头，等等。
一辆路过的摩托车声（全家人坐在桌旁）。
1984年1月11日，San Gregorio
罗西（Rosi）昨天来电话，他想见我。我给了他电话号码，他答应再给我打电话。剧本的工作进展非常缓慢，困难重重。......
1984年1月13日，San Gregorio
安娜-尼娜预计二十一号飞抵。她说葛罗米科（译注：当时的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正在斯德哥尔摩访问，瑞典首相将交给他一张便条，上面会提及我以及我的工作等情况。
1984年1月24日，San Gregorio
安娜-尼娜二十一号来此地。我们商定二月份我仍然继续写剧本，以确保电影在八月一号开拍。......
1984年2月10日，San Gregorio
拉娜刚从阿姆斯特丹来电话。安德罗波夫（译注：当时的苏共中央总书记）逝世了。我们是否要重新写信（给新的国家领导人）呢？
1984年2月14日，San Gregorio
契尔年科出任新总书记。现在，他自然也会成为最高苏维埃主席。这就是我们的现实——沙皇始终是沙皇（译注：依共产国家的集权惯例，一人独揽大权并不出奇，塔氏有此猜测再正常不过了。但其实，直到一九八八年，最高苏维埃主席仍然是葛罗米科。契尔年科的短命统治只维持了十三个月，他就因病去世。他的职务由戈尔巴乔夫接替，并由此敲响了共产主义梦魇在欧洲覆灭的丧钟）。我同拉娜谈起这件事，她很紧张。她曾经与阿姆斯特丹的一些活动份子谈话，他们暗示她，安德鲁萨和安娜·西蒙耶洛芙娜（Anna Semyonovna）要想出国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恐怕没那么快。
现在做什么好呢？另写一封信给契尔年科？拉娜已写信给红十字会和其它机构了。......
1984年2月22日，San Gregorio
我寄了一封信给契尔年科，并将《牺牲》的剧本寄到斯德哥尔摩给安娜-尼娜。......
1984年4月9日，San Gregorio
安娜-尼娜和另一制片人卡亭加·法拉戈（译注：Katinka Farago也是《牺牲》的主要制片人之一，来自另一家公司Farago Film）到来。我们谈到未来的电影。看来RAI也会参与进来。现在已有瑞典电影学院（Swedish Film Institute）和曾经制作过《甘地》一片的一家英国公司。这还不够。安娜-尼娜认为我们得筹到二百五十万元才行。
弗兰科负责摄制工作，如剪辑、声音（英语、意大利语和法语版）、音效录制和音乐等。他非常开心。但是摄影师史文·尼克韦斯特有点麻烦，如果我没有搞错，他想在电影开拍时才到。我不太习惯这样，我都是和摄影师提早开始工作。FRG的发行人想和安娜-尼娜谈谈参与《牺牲》与Hoffmanniana（译注：参见《塔可夫斯基日记摘译》之一）两片的制作事宜。......
Tamara Ogorodnikova和Demidova计划访问意大利。（虽然他俩不是同行，我想。）他们想来拜访我们。他们真有胆量！
安德鲁萨已跟我们一样非常苦恼了，或许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一切究竟有没有个完？上帝，帮帮我吧！
1984年4月18日，San Gregorio
正在和安娜-尼娜商谈合同事宜。我要求三十万元。安娜-尼娜告诉她的代理人这太多了。确实有点多。也许我得让点步。
Sergio寄了一封专函给安德烈奥蒂（译注：Andreotti，意大利政坛人物，曾数次出任总理），信中描述了现在的整个情况。安德烈奥蒂预计会到莫斯科访问。
沃洛迪亚·马克西莫夫（Volodya Maximov）准备让Bulat Okudzhava将一笔钱交给安娜·西蒙耶洛芙娜，他们过去在这里曾多次帮忙。Okudzhava回答说，我们的家人什么都不缺。是个好消息！
希望所有牵涉到旅行文件一类的手续能在复活节后办妥。如果安德烈奥蒂的莫斯科之行无功而返，我将通报大使（给他两个星期的时间）并请求美国给予政治避难（与马克西莫夫和罗斯特洛波维奇联系）。（译注：罗斯特洛波维奇（Mstislav Rostropovich）为苏联大提琴演奏大师，一九七四年与歌唱家妻子逃离共产统治。苏联当局在一九七八年取消他们的公民资格后，罗氏夫妇正式移民美国。一九九零年共产政权垮台后，他们应邀重返祖国举办音乐会，其俄国公民身份也得到恢复。）
1984年4月28日，San Gregorio
安娜-尼娜不见踪影。弗兰科稍后说Cao与她联系过，她坦言她得去趟康城落实资金的问题，高蒙电影公司（Gaumont）打算撤出，因为《牺牲》是部非商业片。后来拉娜同安娜-尼娜通电话，结果是没什么好恐慌的。就算是高蒙真的退出，终究一切事情都会有个结果。
1984年5月30日，San Gregorio
最近都没有记日记，可能因为没有什么值得高兴的事情可记。我不太喜欢记述不愉快的时刻，它们只能让我再次重复这种不快。
去了一趟斯德哥尔摩。我相信有关这部电影的事宜进展顺利。我们将在明年春天开拍，我们手上有资金。安娜-尼娜去了康城，她同俄国官员有过交谈，可能还谈到了我。
他们那方的调子总是一样的：我得回到莫斯科，把所有的事情了结清楚。
寄了两封信。一封给斯德哥尔摩的大使，另一封致巴黎的大使。有人义务帮我递信：巴黎那封由法国文化部长递交，斯德哥尔摩则是瑞典文化大臣。但我仍不敢确定安娜-尼娜能否安排好这件事。
安娜-尼娜向我保证会打电话找尼克韦斯特：他会担任这部电影的摄影师吗？这可能要看他是否能为他自己的电影筹到资金。她没来电话，我们打电话也找她不到。
我们的住房设计还是遇到些问题，现在还不知道我们的设计能不能变为现实。拉娜与我必须决定跨出最后一步！！！罗斯特洛波维奇认为我们的决定是正确的。与此同时，在莫斯科，反革命正全面得势。契尔年科病倒了，他不再是决策人。所有事情都由斯大林主义者乌斯蒂洛夫（Ustinov）和葛罗米科经手。阿富汗局势糟糕。萨哈罗夫处境悲惨（译注：一九七五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苏联氢弹之父，人权活动家。萨哈罗夫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公开谴责苏联入侵阿富汗，一个月后遭逮捕，被流放到高尔基城，直到一九八六年十二月才被改革派戈尔巴乔夫下令释放。回到莫斯科后，萨哈罗夫当选为苏联人大代表，为政治公开化和社会民主化奔走疾呼。他于一九八九年十二月逝世，苏联政府为他举行了国葬）。索尔仁尼琴写了一篇关于《安德烈·卢布列夫》的长文，发表在他的Vestnik期刊上。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正好现在，我处于如此的困境中时？Vladimov寄来了这篇文章，他们想回应。我倒要看看会是如何，不过得先读文章。
旅行签证等方面仍有麻烦。这段时间令人不快。
Tamara Ogorodnikova来到罗马，我正好不在。她和拉娜见面。她相信我们应该回去。拉娜向她详细解释了我们现在的处境。
1984年5月31日，San Gregorio
我打通了安娜-尼娜的电话。她说一切顺利。史文会和我们一起工作。她现在正和法国人协商帮我递信的事情。（瑞典人和他们的文化部也会同时帮我递信。）
1984年6月6日，San Gregorio
目前还有一件不快的事情：负责监护意大利一些古建筑的建筑师不赞成我们的设计。我们得想办法让他同意。上帝，这里的每件事情都是那么复杂！
1984年6月16日，San Gregorio
沃洛迪亚·马克西莫夫又来此地。我们决定为七月十号的记者会做准备。罗斯特洛波维奇和其他人也会到场。我们还应该说服费里尼和罗西（对此我有怀疑）出席。
Zhora Vladimov正在写两篇关于我和《安德烈·卢布列夫》的文章。准备和索尔仁尼琴辩论。我从未想到索尔仁尼琴会变得这样愚蠢、恶毒、充满嫉妒，更要命的是，一个不值得信赖的人。
我想我最终可以和安娜-尼娜商定合同了：在瑞典的每天为20,000 + 15,000。三个月的准备时间，五个月拍摄。总共八个月。3600,000 + 5（音乐）+ 15（编辑）。还得扣除税收和付给Cao的百分之六。
Paolo答应帮我们设计房屋。另外还有一位Don Sergio（Alberti先生介绍）说他会来看看，迟些时候再帮忙。
1984年7月3日，San Gregorio
我们现在的情况很糟糕。在十号的米兰记者会上，我们将宣布向美国寻求政治避难。但由于我不能在美国定居，因为，我想，我更多时候会在欧洲工作，我现在不知道美国人会有什么反应。和安娜-尼娜的合同也有问题。就算我是外国人，我可能也得交大量的税款。Cao正在想办法。
卡洛·褒曼加特纳（Carlo Baumgartner）从法兰克福打电话来。他非常喜欢自己翻译的Hoffmanniana和Light Wind两个剧本。他想和德国电视台谈谈。他已经读了索尔仁尼琴那篇关于《安德烈·卢布列夫》的简单苍白的文章。
1984年7月4日，San Gregorio
拉娜很紧张，虽然她竭力不露痕迹。她晚上无法入睡。我看在眼中痛在心里。不知为何，我不太适合这种生活：对我来说充满了痛苦。是否只能是这一种情形：我的至亲爱我，我也爱他们，但他们照样会受苦。就好像他们的受苦是因为他们和我之间的联系所致。意识到这点是多么的痛苦啊！
Irina Alberti打电话告诉我们，美国人那边一切进展顺利。他们同意提出几套可行的折衷方案。米兰的记者会定在十号召开，地点在Circolazione della Stampa。
我得从沃洛迪亚·马克西莫夫那儿了解都有哪些人出席。
1984年8月8日，San Gregorio
不知何故，我无力也没有心思写作。事情发生得太多了！昨天我们为安德鲁萨过生日。有客人来。我们与莫斯科通话，竭力安抚他们，告诉他们很快就能出来。我感觉自己的灵魂背负着重担，有时侯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办好。
（上月）十号Movimento Popolare和自由党在米兰为我和拉娜举行了记者会。组织者为Roberto Formigoni，是个修士，也确实是个好人。出席记者会的有：罗斯特洛波维奇，沃洛迪亚·马克西莫夫，Irina Alberti，Yura Lubimov。Yura被剥夺了苏联公民权。跟着两天，欧洲报纸和美国一些报纸都报道了我们的困境以及这次记者会。拉娜和我非常疲倦。
我答应Repetti更换出版商。后来我们返回San Gregorio。记得是十八号，我们去了伦敦。那里有两个聚会，一个在圣詹姆斯教堂（St. James’ Church），另一个在Riverside Studios。非常成功。对我来说意义尤其重要的，是在教堂有关《启示录》（the Apocalypse）的谈话。我们与Tim和Ira Brown呆在一起，还拜访了很多人。他们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来帮助我们争取家庭团聚的权利。
Marina Vaykhovskaya非常活跃，她和儿子的处境和我们类似，但情况更为复杂。她是列宁格勒的精神病医师——拒绝为持不同政见者“治疗”。
弗兰科·特里尼（Franco Terilli）说，某些意大利报纸强调我们拒绝返回苏联的主要理由是想赚钱。白痴！在他们眼中一切都是那么简单！
现在是八月，我必须和安娜-尼娜签定合同了。然后去华盛顿几天，看看证件办得如何，接着把护照交还给苏联领事馆。我见了美国驻意大利大使，很奇怪的印象，他有些地方像苏联人，不过他非常友善。
依照我们的现居住地，我们还要透过意大利外交部递交申请书，请求（苏联当局）让安德鲁萨和安娜·西蒙耶洛芙娜出国。二十一天后才有答复。如果回答是不或石沉大海，我们将不得不通过Marina Vaykhovskaya和伦敦的委员会作出反应。看来在美国、意大利、法国和德国设立类似的机构也很重要。
我们的房屋设计仍有麻烦。Meli完全不愿签字，“Sindaco”和Don Sergio答应帮忙，尽力解决。
克里斯托夫·扎努西（Krzysztof Zanussi）打电话来，向我们转达瓦伊达（Wajda）的问候（译注：这两位都是波兰导演）。
1984年8月9日，San Gregorio
由于假期在十六号左右结束，看来这段时间内我们无法向莫斯科发出正式的邀请函。我明天会见律师（女性）。
安娜-尼娜寄出了合同，但仍有错误。她就像讨价还价的吉普赛人，近乎无礼，真是让我恼火。
1984年9月3日，斯德哥尔摩
一号到斯得哥尔摩。律师和安娜-尼娜显然已经明白我的想法。只是每天的费用尚未确定（五十或七十元）。（译注：这里的元即dollar，英文译本未注明是何种货币。）
克里斯蒂安娜（Christiana）来San Gregorio，我见到她的丈夫马里奥（Mario）。他们在罗马有套公寓，地段很好，但过去四、五年来，他们的一些朋友一直住在那儿。克里斯蒂安娜答应想法子把他们赶出去，因为这帮人始终赖着不走。如果行的话，她会让我们住这套房子，我们也可以（如果喜欢）从克里斯蒂安娜和马里奥夫妇手里买下它。我们决定卖掉San Gregorio的房子，在罗马买公寓。得从罗马开始新的生活。要是安德鲁萨来了，他就得上学，住在罗马。乡下的房子是第二位的考虑。可在海边找一个较好的地方，最好有一所房子可让我们马上搬进去住。
意大利外长还未将信寄出，他们仍在斟酌措辞。鉴于我已开始工作，我只得将赴美国搞证件的行期押后至十月中旬。
法国人来信，他们想出版《雕刻时光》（Sculpting in Time）一书。
拉娜现暂时留在意大利，准备向莫斯科寄出给安德鲁萨的邀请信，可能还是透过领事馆发出的正式邀请函。跟着我们得打点行装，腾空房间，不用再付每月250里拉的房租。冬天我们会去柏林。但安德鲁萨和安娜·西蒙耶洛芙娜应该先到。跟着自然是拍电影。
昨天今天都与史文·尼克韦斯特见面。在谈这部电影的事情，很有成效。我感冒了三天，但今天开始好转。后天我们要去哥特兰（Gotland）看场地。照片上看去很棒，史文会喜欢的。听说主要布景——亚历山大的房子和周围环境已经就绪。
1984年9月9日，斯德哥尔摩
在斯德哥尔摩已好几天了。合同还未签，安娜-尼娜只愿支付每天五十元的费用。我想我得接受。
我对史文·尼克韦斯特的印象很好。我们去了哥特兰，兴致勃勃，看了之前选定的场地。唯一的问题是，鸟类学家表示反对，他们怕我们把鸟儿赶跑。
我还未决定如何及从何处拍摄梦境系列。我只知道不想拍任何人群的镜头。我们尚未找到适合玛丽亚的住处。我正在寻找一座木质及没有油漆过的房子，后院有废弃的农用机器，院中荨麻丛生，以及一株有鸟窝的茂盛的樱桃树。我们得在斯德哥尔摩附近找到这样一所房子。
今天去安娜-尼娜夏天的渡假屋。优美的地方，简朴的木屋。一个异常美丽的所在，靠近海湾，四周静谧，几无人影。从市内驱车前往只要一个小时。
1984年9月13日，斯德哥尔摩
最近一直试图寄钱到莫斯科。
和尼克韦斯特看了《镜子》。好可怕的拷贝！难看到简直难以置信。我真感到害臊。
扮演玛丽亚的女演员从冰岛飞来此间。面孔很好，有雀斑，眼睛很好看。
我每天都给安德鲁萨和奥拉（Ola）写信。接连四天我给他们寄斯德哥尔摩和瑞典的风光明信片。
我想出了一个方法，在着火的场景中，用单一的拍摄（译注：single take，单一镜头，没有让摄影机中途停拍而成的一段电影场景），这样所有的角色都能包括在内。
与拉娜电话交谈。弗兰科告诉我她感觉很差，幽默感丧失殆尽，四天来只喝水。她想减肥，让自己好看一些。她正为失眠而苦恼。
1984年9月15日，斯德哥尔摩
今天，我第一次见到伯格曼。他和电影学院的年轻人有个聚会，给他们放一部纪录片，关于《芬妮和亚历山大》的摄制过程，并作现场解说及回答问题。他给我一种古怪的印象，自我中心，冷淡，肤浅，对儿童和观众都是这样。（译注：关于此，可参看伯格曼对塔式及其电影的评价：“对我来说，塔可夫斯基的第一部电影（《伊万的童年》）仿佛一个奇迹。突然，我觉得自己站在一个房间的门口。这间屋子的钥匙我从来没有得到过。那是我一直想进入的房间，而他早已在里面穿梭自如。我大受鼓舞和启发，因为有人正在表达出我想表示但不知道如何处理的东西。在我眼中，塔可夫斯基是最伟大的（导演），他创造出一种全新的语言，符合电影的特性，把人生作为映像和梦幻呈现出来。”）
1984年9月19日，斯德哥尔摩
与史文·尼克韦斯特去哥特兰。他做了一些技术方面测试。出发前我们看了《乡愁》。尼克韦斯特对摄影师印象深刻。的确，这部电影Beppe Lanci（译注：《乡愁》的摄影师）干得相当棒。《乡愁》的瑞典语拷贝比康城放映的拷贝要好，而这个拷贝正是我们作出的回应！
哥特兰的自然风光宏伟壮丽。只是天气不是太好：老是刮风，空中乌云密布。
星期一我做梦，听到好像是拉娜的声音：“我们的时日无多，安德烈！”很奇怪。我和Jill Clayburgh联系，谈了关于Adelaide的角色一事。
1984年9月21日，斯德哥尔摩
与卡亭加晚餐，很愉快。我觉得史文很寂寞，他的十六岁儿子割腕自杀，他仍未从这一可怕的事实中恢复过来。史文很寂寞，他没有朋友。我愿意把他视为朋友看待。
1984年9月22日，斯德哥尔摩
安娜-尼娜昨天通知我，日本人不会参与制片。估计他们是害怕我滞留西方的事实，因为他们的公司正和苏联有些生意上的往来。我们正需要他们啊！
我问安娜-尼娜：“那我们还要不要拍这部片子？”她回答：“当然要拍。”我怀疑日本人退出一事究竟是不是真的，或许她故意拖延，有其它打算......
1984年10月6日，斯德哥尔摩
《乡愁》尚未在斯德哥尔摩上映。发行商暂时还没有找到适合的电影院来举行首映式和安排放映。在法国，《乡愁》也未上映（时至今日），因为高蒙没有履行与RAI的合约。也许我可以靠在伦敦排练《鲍里斯·冈都洛夫》（Boris Godunov）来增加一点收入（译注：《鲍里斯·冈都洛夫》是普希金的历史悲剧，作曲家莫索尔斯基将之改编为同名歌剧）。下周初会有答复，何时去伦敦，呆多久（如果他们有兴趣），以及费用方面的考虑。
现在我们还不知道哥特兰那边的决定，是否允许我们在那里拍摄，问题都是因为鸟儿所致——那儿是鸟类保护区。如果不被允许，我们只得再找新的地方。不过我怀疑能否找到比这更好的场地。扮演朱丽亚（Julia）的女演员怀孕了，准备五月份生孩子。
给莫斯科的钱还未寄出。找安娜-尼娜的朋友帮忙太贵，而且要三个星期后才能寄出。一万卢布就要4,500元的寄费，太贵了。
安德鲁萨·雅布朗斯基答应在一个星期内（？）搞定，而且便宜得多。就算是一万卢布付3,300元，这也要好得多。
史文·尼克韦斯特和安娜-尼娜今晚要和巴黎国立电影中心（Centre National du Cinema）总监Pierre Viot吃饭，地点是在法国大使馆文化专员的官邸。他们要商谈法国参与这部电影的可能性。日本人已正式退出。这位法国人是法国文化部长的一名助理。我们有可能得请一位法国演员。他还想谈谈我们的将来以及公民权的问题。
我感觉俄国人害怕我的新片。列宁电影制片厂（Lenfilm）导演Aksyonov正在斯德哥尔摩，他向安娜-尼娜打听有关情况。我正考虑通过苏联大使要求苏联当局让奥列格·杨科夫斯基（Oleg Yankovsky）参与拍摄（译注：杨科夫斯基曾在《镜子》里扮演父亲，在《乡愁》中饰演俄国诗人Andrey Gorchakov）。如果他们愿意考虑，我可以给他们一份剧本的英文稿。但他们显然不会放杨科夫斯基，不过谁知道呢？我也正考虑让Roger Rees出演医生一角。
关于安德鲁萨，我得立即去找国际法专家咨询。
1984年10月7日，斯德哥尔摩
我们和安娜-尼娜去法国大使馆文化专员处晚餐，到场的还有法国国立电影中心总监。该中心为政府机构，向法国电影及法国参与的国外合作拍摄项目提供资金。他们想参与《牺牲》的摄制。文化专员正式通知我，法国政府准备帮助我和我的家人。
安娜-尼娜今天飞往巴黎，和法国人签署相关文件。离开前她提到报纸上一篇令人作呕的文章，说在《安德烈·卢布列夫》中，是我亲自点火来烧母牛，因此，如果让我去鸟类保护区拍片，肯定不会有好的结果。我们得立即起草一份紧急声明反驳。由此可知，莫斯科的伸出的手爪在此地显而易见。甚至在这里，他们也不让我安宁。
1984年10月12日，斯德哥尔摩
我明天飞去伦敦。挑选演员和排练Boris一剧。John Tooley出价一千英镑，即2,300元，四百万里拉。我得要求增加这个数，因为并不足够。
拉娜说意大利政府已收到莫斯科的回复，称我们是苏联公民，我们的家庭问题是“苏维埃国家的内部事务”。由此我们的个人问题就变成了国家事务。意大利驻莫斯科大使还被告知，孩子们和安娜·西蒙耶洛芙娜并没有去任何地方旅行的意愿，因为（当局）从未收到有关家庭团聚和旅行的申请表格。安德烈奥蒂据信将在意大利国会提到这一问题。
1984年10月24日（以下是塔可夫斯基写给儿子的信）
亲爱的儿子：
这儿已是深秋，雨下个不停。在伦敦，我导演了《鲍里斯·冈都洛夫》一剧，并为我的新片物色演员。这里的天气要暖和得多。
我听说邦达尔丘克（译注：Sergi Bondarchuk，苏联导演、演员，他执导的《战争与和平》曾获一九六八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正在莫斯科拍摄《鲍里斯·冈都洛夫》一片，这可能会是部很有意思的电影。
你怎么样，亲爱的儿子？找到我给你讲的那几本书了吗？祖母还好吧？Dakus怎样？我担心如果太少带他出去散步，他会再长胖的。你不应该喂他太多，牧羊犬每天只能喂食一次，在晚上喂就够了。你们是怎样庆祝你俩的共同生日的？不过，Dakus应该知道你俩是在庆祝生日吧。
我们乡下的房子怎么样？奥尔嘉有没有把地基加固？如果她已经搞好，那再好不过了。儿子，下次写信告诉我你过得怎么样，都做些什么，见过哪些人，总之告诉我所有的新鲜事儿。
你有没有看过瑟格·帕赞耶洛夫（Sergey Paradzhanov）的电影？如果没看的话，赶快去看看。（译注：即Sergey Paradjanov，苏联导演，代表作有 《被遗忘的祖先之影》，《石榴之色》等，一九九零年去世。看来，塔可夫斯基对帕赞耶洛夫的评价好过对伯格曼。虽然帕赞耶洛夫曾说：塔可夫斯基缺少了一样东西，他没有坐过牢（大意），但这一说法只是流露出帕赞耶洛夫固有的烈士或殉道情结。译者难忘的是，纪念帕赞耶洛夫的纪录片中有一片段，柏林影展首映Ashik Kerib，帕赞耶洛夫当着满场观众提议为塔氏默哀一分钟，并说将这部电影献给塔可夫斯基。）
安德烈·冈察洛夫斯基（Andrei Konchalovsky）的电影正在此间上映（在意大利，不是瑞典）。我还未看，不过听说是一部平庸的美国片。我为冈察洛夫斯基感到遗憾。（译注：冈察洛夫斯基是苏联导演，代表作为Siberiade，讲述西伯利亚一个小村庄三代人的故事，隐喻了俄罗斯文化传统的衰落。该片曾获一九七九年康城影展评审团大奖。导演后来转往好莱坞拍片。）好莱坞会吞噬每一个人。这是部商业制作。那些想保持自己艺术家品格的人不应与好莱坞有任何瓜葛，也不应该改变自己。
听说Otar loseliani在巴黎拍了一部好片。我还没看过，但肯定会去看。
拥抱你，亲爱的孩子。问候家里所有人。亲吻祖母和奥尔嘉，当然还有Dakus。
你的父亲安德烈
1984年10月26日，斯德哥尔摩
我去了伦敦。虽然制片人推荐了很多人，但我仍未找到合适的演员。由于十月二十三号我得回来参加记者会，所以无法和他们会面。安娜-尼娜完全不通知我就改变了安排，我只得赶回来。这趟旅行的花费简直就像在白扔钞票。其实再有两天我就可以把一切事情办妥。我真不希望安娜-尼娜这样做事！
仍未收到合同方面的文件。弗兰科说现在随时会到。拉娜正忙于安德鲁萨的事。安德烈·雅布朗斯基夫妇在帮她的忙。米兰的记者会改期到十一月二十三日。Movimento Popolare在帮拉娜筹备。拉娜说，安德鲁萨·雅布朗斯基向她担保，我们的家人会在新年前被允许出国。
瑞典电影学院的演员很棒，人们也很友善。我得马上将要求杨可夫斯基参与拍摄的函件寄给大使，这样他们至少明白我需要什么。他们当然不会放杨可夫斯基，但会大吃一惊。
1984年10月26日，斯德哥尔摩（以下是塔可夫斯基写给儿子的信）
亲爱的安德鲁萨！
再给你寄一张照片，这张也是英格兰，蒂姆·布朗（Tim Brown）的家乡。他母亲住在这里，不过她生病了，住在乡间。（译注：Tim Brown是韩战片M*A*S*H一片中的演员。）
还有位作家也住在这儿，他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威廉·戈尔丁（William Golding）。他的《蝇王》（Lord of the Flies）有俄译本。你可以读一读，很有趣的。
儿子，代我问大家好，别忘了写信，好吗？亲吻祖母、奥拉、Tosya还有Dakus。
你的父亲安德烈。深深地爱着你们，想念你们，无时无刻不在挂念着你。不要气馁，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1984年10月28日（以下是塔可夫斯基写给儿子的信）
我亲爱的儿子：
再寄张照片给你。
你怎么样，亲爱的？身体还好吗？
到目前为止我没什么新的变化：我在工作，寻找演员。十一月十五号前就可以确定整个的演员阵容。
这里没什么新鲜事。我和妈妈电话保持联系。我希望我们很快就能见面。
你有没有一直在读书？我刚刚在电视上看完格列卜·潘菲洛夫（Gleb Panfilov）的Vassa。你看过这部电影没有？演员的表演很差，我感到吃惊。他们全都显得虚假和不自然。我还以为格列卜·潘菲洛夫可以指导演员做什么和怎么去做呢。
你要看帕赞耶洛夫的电影并写信告诉我你的感想，我会很高兴的。怎么样，答应我？
勇敢些，儿子。我很爱你，无数次地拥抱你。但千万别生病。
亲吻祖母和奥拉还有Dakus，他怎么样？写信别忘了告诉我。
1984年10月29日，斯德哥尔摩
对比起一颗阴郁的心灵，一个快乐的灵魂正在通往救赎的路途之中。
1984年10月30日，斯德哥尔摩
我在一个拍卖会上给拉娜买了一条披巾，很古旧，非常美丽。
安娜-尼娜明天在瑞典外交部有个约会，是关于我们家的事情。我要安娜-尼娜（和罗马谈过之后）给律师打电话，但她没有。她似乎在耍双重把戏。她答应马上给（瑞典电影学院）院长签字的合同已到，但我担保字还未签。
我打算与她及院长认真谈一谈。一切都如此不可靠。我已等了一年，两个月来一直在工作，但仍然没有一份合同。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
1984年10月31日，斯德哥尔摩
安娜-尼娜今天告诉Cao，我们今明两天会去找日本人，要他们给一个明确的答复，然后就签约。但要是不行呢？如果日本人拒绝？简直不堪设想。
今天去了瑞典外交部。他们也想帮我们，将就我的家庭问题针对莫斯科发表一个声明。
1984年11月6日，斯德哥尔摩
昨天我直截了当问安娜-尼娜关于合同的事。她说由于日本公司放弃（日本人和苏联做生意，我决定留在西方后，他们害怕与我合作）以及高蒙的现状（看来他们已经破产），这部电影要开拍已经很难。我准备和电影学院院长谈谈。
这件事我告诉了拉娜。我们得给英国第四频道的主管施压（他太太是塔可夫斯基家庭团聚委员会的成员）。或许他会投入更多的资金。另外，鉴于巴黎国立电影中心的总监已被解职，让他们参与摄制的希望已经破灭。尽管如此，拉娜还是想出一个办法。我们可与法国文化部长联系，或许他可以和新总监重新提出这一项目。五十万元泡汤了。安娜-尼娜去了伦敦，她接着会飞去巴黎和罗马。
1984年11月6日，斯德哥尔摩（以下是塔可夫斯基写给儿子的信）
亲爱的儿子！
又给你寄了一张照片。我们和摄影师史文·尼克韦斯特正在看外景。他现去了加拿大，在那儿拍一部美国片。哦，差点忘了告诉你，我看了安德烈·冈察洛夫斯基的电影Maria’s Lovers，差得难以形容。
冈察洛夫斯基将普拉托洛夫（Platonov）的天才之作River Potudan移植到美国，但在他的影片中，原作的诗意、力度和魔力丧失殆尽。这是一部脆弱的电影。而沙萨·索可洛夫（译注：Sasha Sokurov即Aleksandr Sokurov）改编的影片则非常感人。
有机会的话，你可以看看这部电影。至于故事本身，去读小说，如有疑问，可请教奥拉或Seryozha。
安德烈·冈察洛夫斯基真是积习难改。他总是想取悦所有的人，首先是讨好势力小人，为此他拍了A Nest of Gentlefolk；接着是讨好所谓的年轻一代，他拍了A Lover’s Romance（不光是拍给年轻人看，还为了讨当局喜欢）；最后，还在莫斯科的时候，他拍了Siberiad，想以此片赢得官方的恩宠；而现在，他又想取悦美国人，拍出这部Maria’s Lovers。我实在为他感到遗憾。
儿子，昨天我听到你在电话里的声音，才意识到你已经长大了。
问候所有的人，每一个人！特别是Seryozha，Alosha，Volodya（他们两位），沙萨·索可洛夫，Yura，Seryozha Paradzhanov，Araik，Dakus。
吻你。
1984年11月8日，斯德哥尔摩
我拿着瑞典外交部长签署的邀请函去作公证，这封信是邀请我的家人来瑞典的，当然，它在俄国人眼中不是一份有法律效用的文件，但重要的是，外交部可用它来以政府的名义正式要求对方准许我的家人离开（如果我的请求被拒绝）。
我给拉娜打电话，她在那儿很活跃。她和伦敦通了电话，为安娜-尼娜上电视作准备。我与第四频道的主管也已谈过。拉娜还与伦敦的Andi Engel谈过话，并与巴黎的法国外长有接触，他答应在电影的资金筹措方面帮忙。现在已有些眉目。第四频道给的不是两百万，而是两百九十万瑞典克朗，比之前说好的多近一百万。安娜-尼娜今早来电话，说法国那边的协商很有成果，法国文化部长想见我，谈谈帮助我们家庭团聚的事情。
对了，在接到上述让人手忙脚乱的电话之前，我去见了瑞典电影学院院长欧洛夫森（Olofsson），认真谈了谈我的问题以及合同的事情。顺便说说，我发现安娜-尼娜不够尽责，没有让院长了解最新的情况。
David Gothard在伦敦帮了我们一些忙。我得去巴黎。文化部长要见我：考虑到这部电影的拍摄和我的家庭，这次见面很有必要。因此最近几日的安排如下：十四号，测试儿童（演员）。十六号：收拾行李飞往巴黎，再由巴黎飞去米兰（二十二号），二十三号有记者会。之后才见拉娜，并一同回罗马，有个关于《乡愁》的电视节目。之后，去柏林，可能在那儿与Alexander Kluge拍部关于Rudolf Steiner的短片（译注：Rudolf Steiner是二十世纪初的奥地利哲学家和科学家，创立了人智学（Anthroposophy），相信通过沉思冥想，个体的精神世界可以摆脱物质主义的压迫。），写Hoffmanniana的拍摄脚本，还要为Hamlet一片寻找资助。我还得写剧本，找时间去趟美国。我需要旅行证件！可能会拍一部关于St. Anthony的电影（译注：参见塔可夫斯基日记摘译（一）：关于《圣安东尼的诱惑》）？在收集资料和写剧本前，我得签合同。跟着，假设有关《牺牲》的事宜进展顺利，三月到七月我都会呆在斯德哥尔摩。八月再回罗马（到时房子的问题已经解决）。在一九八五年底之前做好剪辑，完成这部电影。一九八六年二月至三月（一个月时间，如果我愿意）——在伦敦导演《飞翔的荷兰人》（译注：The Flying Dutchman是德国作曲家瓦格纳的歌剧）。一九八六年一月开始和德国人一起拍Hoffmanniana。
今天做了一个忧伤的梦，又梦到了俄罗斯北方某处的湖泊，太阳在彼岸升起，两座俄国东正教修院，有教堂和壁画，异常美丽。
我感到悲伤！多么痛苦啊！
1984年11月8日，斯德哥尔摩（以下是塔可夫斯基写给儿子的信）
亲爱的儿子！
又是一张照片，还是在看外景时拍的。左起分别是：主管Kaj，制作设计Anna Asp（Asp在瑞典文中意思是“白杨”）， 史文·尼克韦斯特。你可以看出，我们都有点沮丧，因为这个地方显然不是很好。
我要工作到十五号，届时第一阶段准备工作就将结束，这总共花了两个半月。接着我要回意大利一阵，和妈妈处理些很重要的事情。
祖母和奥尔嘉还好吗？写信告诉我，她们老是对我隐瞒健康状况，我反而更担心并会瞎猜。
经常写信，告诉我家里都发生些什么事情。你在读什么书，觉得读的书怎么样？喜欢你读过的书吗？喜欢和不喜欢的理由是什么？对我来说这些都很有趣和很重要。
更重要的是，你要敢于表达自己的想法，只有这样，你的思路才会变得清晰明确。
去向我的剧本翻译请教，他会在这方面详细地指导你。不过你自己还是得先着手才行。
Dakus怎么样？我求你千万不要把他变成一条肥腊肠！
问每一个人好。先代我亲吻祖母。
吻你。
1984年11月10日，斯德哥尔摩
安娜-尼娜昨天从巴黎打电话来，说一切顺利。她现在打算告诉欧洛夫森可以签合同了。我希望当务之急是先与我签定合同。
所有的信都写好了：给撒切尔夫人的，给里根的，给舒尔兹的（译注：里根时代的国务卿），给密特朗的。意大利政府正在等待苏联政府答复他们提出的正式请求。如果没有答复或遭到拒绝，所有的委员会将共同行动。Jure Lina答应在瑞典、芬兰和挪威成立委员会。
Jure Lina来电话（已是午夜），说现正开始行动，委员会差不多就快成立了。他点子很多，明天会带一位非常重要、在这方面很有经验的女人来见我。关于委员会的事情，他非常积极和热心，我想这个委员会一定是最好的，而他则是最活跃的成员。
1985年1月8日，柏林
天知道我多长时间没写日记了。这之前发生了很多事情。我回了意大利，去米兰，在那儿与拉娜会面。......
我和拉娜在翡冷翠（Florence）度过了一段美妙的时日。我俩去了Uffizi画廊，当时里面空无一人。The Adoration of the Kings一画的魅力真是无法抗拒啊（译注：Uffizi画廊位于翡冷翠一座十六世纪末的城堡式建筑The Palazzo degli Uffizi内，收藏有拉斐尔、提香等画家的名作）。
我们去Ansedonia。拉娜带我看了Roccalbegna，一个极其优美的地方，我们可在此买房子（更像废墟，不过可以盖新房子）买地——十二公顷，要2,300万里拉。我想我们肯定会买的。......
拉娜和我应艺术学院的邀请正在柏林。Yakovlev已打电话报告了Gambarov（Sovexportfilm）和克格勃，他显然会说“（在柏林）看见我了”。......
1985年1月11日，柏林
......至于Kluge，我真想知道能否在我的日程安排内为电视台拍片（译注：塔可夫斯基之前准备与Alexander Kluge拍一部关于奥地利哲学家Rudolf Steiner的短片）。Carlo说电视台对Hoffmanniana有兴趣，但要取决于我是否能够在《牺牲》拍完后马上开拍Hoffmanniana。我应该答应他们并开始寻找资金来源。
1985年1月18日，柏林
我连续两天做恶梦。还是梦见修院和湖泊，以及在我的请假单上签字的Sizov。俄罗斯，东正教堂，Kostin......但细节并不重要——梦中的每一样东西都是模糊的。
1985年1月23日，柏林
Carlo昨天从法兰克福来看我。他们想知道我对（Hoffmanniana一片的）剧本和导演的报酬有些什么要求，以便决定是否要参与这部电影。我得再多写一些才好估算出Hoffmanniana的成本。我们讨论了翻译的事情。我时间不多。二号要去斯德哥尔摩，然后是巴黎，和扮演朱丽亚的法国女演员作最后商谈。
数天前，安娜-尼娜来电话，她准备就《牺牲》的筹款问题去日本。我真不明白，方方面面不是都已谈好了吗？是不是他们仍未筹集到资金？
1985年1月28 - 29日夜，柏林
在莫斯科，结果安德鲁萨的推荐信是多此一举，因为他应申请永久居留，而安娜·西蒙耶洛芙娜只能逗留半年。奥尔嘉则不符合要求。我们想帮她搞一个假结婚，不过她最好还是在莫斯科念完大学。总之，我们决定不把她列在出国申请书上。
奥拉和安德鲁萨正在Suzdal探访Maximilian Schell（译注：奥地利籍演员及导演，曾在《朱丽亚》、《纽伦堡审判》等片中担任角色，还自导自演了改编自屠格涅夫同名小说的《初恋》）。我很高兴他们能和他在一起。他们很快乐。他的友善让我觉得欠他很多。尤其是现在，我的“朋友们”都很胆小，他们不仅怕给我家里打电话，甚至装着没听见孩子们的问候。如果在街上遇见我的孩子，他们就会走到马路另一边去。
Max居然知道怎样从Suzdal打电话到柏林，这样我们就可以与奥拉和安德鲁萨通话了。
我让安德鲁萨告诉Maximilian关于我们在护照方面遇到的所有问题。我明天会去递交申请书。如果顺利的话，Maximilian自己提出，他本人将帮我们把Dakus带到这儿来。
1985年2月1日，柏林
事情确实解决不了。他们不接受文件。邀请函写得不对，还需要重发一封：
1． 地址要写主任（Director）的，而不是护照部门的。
2． 如果是永久居留，应附上我在意大利的居住证明。
3． 还需由苏联领事出具证明。
1985年2月27日，柏林
......见卡洛·褒曼加特纳，作了一个估算（他们将支付一万马克）。Carlo说代理人要价太高，（Hoffmanniana）的剧本要十五万元，导演加上每天的工资、电话、住宿和暖气等则索价三十五万元。
1985年3月8日，斯德哥尔摩
......暂时我们还没有找到（《牺牲》一片中）小人儿的扮演者。我真的很担心。
1985年3月12日，斯德哥尔摩
拉娜昨天从柏林来电话，说契尔年科死了。他的位置由戈尔巴乔夫接替。如果是戈尔巴乔夫——要是他耍无赖，以后的日子可就长了——我们就死定了！
1985年3月27日，斯德哥尔摩
......我们和拉娜去了冰岛。我先离开那儿，拉娜多呆了一段时间。
瑞典人漂亮——沉默寡言。
1985年5月6日，哥特兰
今天是在哥特兰的第一个拍摄日。我们拍了两个镜头（take），而不是按原来计划拍两个场景。都是早晨的镜头，并非我们想要的夜景。要是我们凌晨三点一刻而不是五点一刻才出发的话，效果就会完全不同。卡亭加·法拉戈一开始就坚持要在早上出发，看来她是对的。我改变了安排，因为前天是个阴天。虽然晴雨表里的水银一直上升，但我并不相信它。
瑞典人不主动，懒惰，漠不关心。他们拘泥于形式：每天只能工作八个小时，多一分钟都不行。想想看，在拍摄现场！毫无疑问，他们把电影这行当作办公室一类的工作来对待，依照时钟来运转，从来没有想过电影是创造出来的，这种态度在世界上恐怕绝无仅有。但是，只要是创造性的工作，就不可能有规章制度的位置，反之亦然！他们工作得真糟糕。
拉娜经常生病（她在柏林），我很担心。至于安德鲁萨，Springer又燃起了我们的希望——他觉得今年八月里根和戈尔巴乔夫的会晤极其重要。冰岛人和他们的委员会也让我们重拾信心。大家都给戈尔巴乔夫写信，并劝说苏联大使让戈尔巴乔夫尽快答复。大使起初答应在两星期内答复，后来说要等到五月假期之后。我们现在每天都在等。
意大利即将大选，Formigoni正在就我们的公民权和文件等问题找茬子，我们目前还没有收到意大利人答应给我们的证明文件。
罗马人心惶惶：他们害怕共产党人执政。如果这样，拉娜和我以后就会有麻烦。
拉娜找了一位中国医生看病，预约了牙医，她还在学英语——做得不错！我真担心她的健康。她是因为忧虑我们的处境和安德鲁萨而病倒的。
来自沙萨·索可洛夫的消息：说当我在西方谈到他时，他有再生的感觉。他们没有太过骚扰他，但他的电影仍被当做“精华”束之高阁。天哪！
谣传Yermash写了份备忘录，称我们不需要任何作者电影，（电影）只能“为群众”。据说在这之后，（共党）中央委员会文化部门的某官员写了一份意见相反的备忘录：我们不仅需要为大众的电影，也需要作者电影。而我们的错误政策使得好的导演流失。我不知道这个消息究竟是不是真的。
史文·尼克韦斯特和我完全不能相互理解。这可是件大事。不过，他已开始明白我想要的东西。
这种生活让人发狂：我在这儿，拉娜却在柏林。她必须过来和我在一起。她不在我感觉很差。
1985年7月28日，斯德哥尔摩，Sibyllegatan 77
这段时间没有写一个字。第二次去哥特兰我甚至都没有带上这本日记。我实在太忙，不过，无论如何，我都不可能从拍摄中抽身。《牺牲》的拍摄工作很难，比以前任何一部电影都难。
第一个难题就是史文·尼克韦斯特。他不像Sasha Kniazhinsky或Beppe Lanci（译注：这两人分别是《潜行者》与《乡愁》的摄影师）那般年轻，能够吸收新观念。当他明白过来时，电影已拍了一半。不过我也有这样的体验，到我能够把握进度、取景及镜头移动等技巧时，我已经拍完了早期所有的电影，而时间也流逝了很多。第一次去哥特兰拍的很多镜头（几乎所有的）都不行，我只得弃之不用。不过整个拍摄还是如期完成（五十五天）。
我们也重拍了着火的场景，因为第一次拍的效果差强人意，首先是拍到一半时，摄影机突然坏掉。这得怪史文，他不应该用以前老是出故障的摄影机，那是电影学院的，也意味着所有人都可以使用。看来，所有公共或政府财产都是这样。其次，英国的特效师把着火的场景完全搞糟了。他既不能控制火势（虽然他曾一口应承），也不能在恰当时间使汽车和树木着火，结果一切烧个精光，电缆也被烧掉了。这个英国佬收了一笔钱，留下一个烂摊子，乐不可支地离开了。和他签的合同（安娜-尼娜经手的？）真是一点都不专业，简直是街上随便找个人来——与之签这样一份合同——他都可以冒充专家。他的工作职责只是用口头的形式来规定。
起初，安娜-尼娜有些慌了，觉得这个场景拍得很糟（因为不是用单一镜头即single take拍成），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后来她想了想，并和怪物“Katyenka”（居然有这样的姓名）谈了谈，结论是这一场景拍得够好的了。但我觉得还不够好。她于是又和“Katyenka”谈（浪费了两天），告诉我如果重拍，新的布景得花六万元（！），而且雇不到建筑工人（！），搭着火的布景要四个多月——现在时间已不够了。我给拉娜打电话，要她立即赶来，帮我处理这一团糟。拉娜在电话里安慰我，我们商定好该怎么办。
安娜-尼娜告诉拉娜，我同意用拍好的素材来作剪辑，然后她就不见人影。拉娜又找她，给她讲这部电影还没有结尾，我必须得向制片商特别是阿纳托尔·陶曼（Anatole Dauman）解释原因，他就要来哥特兰了。安娜-尼娜听后觉得很可笑，但她也吓着了，赶紧去要求电影学院院长同意（虽然她称几乎不需要他的许可），连忙找来工人，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搭好布景。显然，这并不需要六万元。最后，我重拍了这一场景，那天正好是第五十五天。
阿纳托尔·陶曼和克里斯·马克（Chris Marker）（他拍了一部现场录像）来了，还有Gilles Alexandre，他是Telerama的记者。他们走之前看了拍好的素材并表示喜欢。我真不明白他们究竟看到些什么。
拉娜和Christiana Bertoncini以及安德鲁萨 Nekrasov（拉娜跟这个人学英语）来到哥特兰。下周她会去柏林考驾驶执照（她在柏林买了一辆Opel）,她要去看中国医生，并在翡冷翠买家俱。那儿的公寓已安排妥当。九月十五号我希望可以在翡冷翠开始剪辑并一路工作下去。Gaetano已在Roccalbegna买了建筑材料，他今天和建筑师碰面，一起去看了现场以便准备建筑草图。
法兰克福的德国人准备在九月和我签Hoffmanniana的合同。我谈到安娜-尼娜曾建议我用一百万元的预算拍部关于克尔恺郭尔的电影。（译注：Kierkegaard，十九世纪末丹麦宗教哲学家，现代存在主义先驱。他坚持在寻找宗教的真理时个人决定和信仰选择的需要，因而反对新教教条和黑格尔主义。他的著作包括《非此即彼》和《恐惧与颤栗》。）她说她已经让扎努西拍这部片子了。但如果还没有，我也许会拍。我还得看看。
从现在起，我必须和安娜-尼娜说好，这样就可以和拉娜在这里呆到九月中旬。问题当然还有——房子，每天的费用。我也得看看。
至于安德鲁萨的事情，拉娜见到了密特朗，他答应帮忙。Willy Brandt、冰岛外交部长及安德烈奥蒂也会帮助我们。但目前一切照旧，戈尔巴乔夫表现得像安德罗波夫，亦步亦趋。谣传他们又要把犹太人赶出国外了。也许这又是克格勃的烟幕弹？很难说。
我正与迈可·列泽茨洛夫斯基（Michal Leszczylowski）一同剪辑，他是个波兰人，住在斯德哥尔摩。
我非常想念安德鲁萨和——有点意外——意大利。因为语言的缘故，这部电影本应在这里剪辑，但我已答应了弗兰科·特里尼，我必须守信用。
Oleg Vidov今天从罗马打电话来，他和一个南斯拉夫人假结婚，在那儿当演员，然后取道奥地利逃到意大利来，并在罗马寻求美国的政治庇难。
我和拉娜在哥特兰呆了两星期。安娜-尼娜帮我们在海边租了一所很好的房子（史文·尼克韦斯特和Erland Josephson在拍片时就住在里面）。天气好得不得了，阳光明媚，温暖怡人。我们每天都散步好几个小时，去採野草莓，到处都有。这里的大自然有点像我们波罗的海沿岸。森林、松树和北海相映，还有异常美丽的岩石海岸，上面栖息着数百只鸟儿。拉娜和我甚至想在这里买一所小屋，每年，当意大利酷热难耐时，来这里住上几个星期。
我们过了一段快乐安宁的日子，都不想走了，真是良辰苦短啊。不过我们好好地休息了一下，唯一的思念就是安德鲁萨！
至乐人生在于能够有很多机会获取自尊。（Samuel Johnson）（译注：Samuel Johnson，十八世纪英国作家和辞典编撰家。）
内省不能获得快乐，唯有通过他人的映照才可体会。（Samuel Johnson）
1985年8月3日，斯德哥尔摩
我们到了斯德哥尔摩，正在电影学院做剪辑，那儿有张很棒的剪辑台。拉娜准备去柏林，因为翡冷翠的房子需要买一些用品。真悲伤。
Ernst Neizvestny来电话，他现在瑞典，在这里有间博物馆和工作室。他说他每年夏天都会来瑞典。我打算见见他。
卡洛·褒曼加特纳要我将Hoffmanniana的签约时间推至九月十五号。在哥特兰我见到了布景师Tommasi——我将和他共事，在Covent Garden（译注：伦敦的柯芬园，正式名称为皇家歌剧院）排演《飞翔的荷兰人》。
需要做的：《福音》（Gospel）（Steiner）,《荒原狼》（Steppenwolf）（Hesse），Poor Joan或《追寻者圣安东尼》（Inquisitor, St. Anthony）。Jan(Joan)-na. （译注：《荒原狼》是德国出生的瑞士作家黑塞（Hermann Hesse）的名作。黑塞曾获一九四六年诺贝尔文学奖，他于一九六二年去世。）
1985年8月8日，斯德哥尔摩
最近做了很多事。我开始剪辑电影，已经在搞第三个版本（variant）。第一个版本只是将所有素材拼凑在一起。第二个长达两小时又三十六分钟。
和拉娜去了意大利，我们拿的是意大利证件，和Nansen的护照相似。但随之而来的是一片混乱。在三十度的高温下，一切都让人疲惫不堪，不过最后总算顺利。五年之后我们就有资格获得意大利的公民权。依照法律规定，我们现在则是获准在意大利政治避难。
个人而言，我并不在乎何时（可以获得公民权）。意大利人答应尽早解决。我们将和米兰的律师会面，他是安德烈奥蒂的朋友。律师的费用由Movimento Popolare支付。拉娜和我一回到翡冷翠就将见他，说好在九月二十号之后的某天。我将在那儿工作一个月完成剪辑。弗兰科·特里尼正在作相关准备。我相信这部电影会成功的。
我们和翡冷翠的副市长见了面，他确认会给一套公寓任我们使用（120平方米并带阳台）。拉娜想再要一间——顶楼的回廊，将之改为我的书房，现在那儿放了一张剪辑用的工作台。
拉娜现在柏林，购买家俱等用品。她想在九月二十号之前布置好翡冷翠的房子。这并非易事。Natan Fyodorovsky和克里斯蒂安娜也在帮手。
1985年9月28日，瑞士，从瑞典至翡冷翠途中
拉娜已到翡冷翠，正在布置房间。她在柏林买了不少古董：盘子，厨房用品，地毯，华丽的古旧枝形吊灯和其它灯具，镜子，烛台，数不胜数。还有音响设备，录像机及一台立体声电视——买来用于我的工作的。这一切都是美好家居生活必不可少的，况且，考虑到除了厨房用品，她买的全是古董，这些东西的价钱算是比较便宜的了。Natan帮了不少忙，都是他向商家开价，他们居然也二话没说！简直难以置信！拉娜把他们都当作朋友。最后，如果算上我们（将来）在乡下的房屋，两所房子都同时布置妥当。......
但当这些东西运到翡冷翠，麻烦又来了。所有的家俱都得搬上六楼（没有电梯和回旋楼梯），为免损坏还必须小心翼翼。这对她无疑当头一棒（似乎向来都是这样），真可怜。......她的才干，活力，毅力和耐性总是让我惊奇。没有她我真不知该如何是好。经过五年的痛苦生涯，我现在盼望我们很快就能拥有一个自己的家。
拉娜确信（我也是），只要我们有了一个家，安德鲁萨和安娜·西蒙耶洛芙娜就会到来。银行里的钱不多了。考虑到以后的合同，这倒不是问题。签新合同至关重要。
我正在途中，准备去剪辑《牺牲》一片。二号或三号我得飞去巴黎见Lang，我想要见的还有密特朗。此外，我还要出席一个关于安德鲁萨的记者会。
（电影完成后，）虽然我不再独占对自己作品的理解和评论，但我相信这是部成功之作。我不喜欢他人的东西。我似乎已不再钦佩伯格曼和尼克韦斯特的摄影。但在这部电影中，尼克韦斯特的摄影非常好。
我必须尽快在罗马的银行兑换剩余的美元，因为美元的汇价一跌千丈。
我在苏黎世和律师简单会了面。关于税收的一席话让人沮丧。不容有失，我得在翡冷翠找个律师，让他来经手我的税收事宜。这件事很难办。我已筋疲力尽。没有安德鲁萨，我再也不能这样撑下去了。我失去了生活的勇气。
1985年11月10日，斯德哥尔摩
我在翡冷翠剪辑影片，过了美好的一个月。拉娜和我与Benedetto Benedetti呆在一起，他非常友善，全身心沉浸在歌剧里。他的好客使我感到宾至如归。他经常为我们烹制丰盛精致的晚餐。我每天从上午九点至下午七点都在剪辑。......
翡冷翠给我的印像极好。魔幻似的城市，给更加美好的未来以希望和信心。但这里的公寓有些问题，大厦还未竣工，没有电梯，煤气，等等......Gaetano从Roccalbegna来帮我们理出个头绪。房间里面是纸板墙和天花。拉娜想要楼上的房间来作我的书房，但这样做会遇到无休止的官僚和行政障碍。若换成是我，我会先感谢他们的盛情款待，再用手指着他们大骂一通然后离去。
我已剪辑好片子。Henri Colpi来看过，说电影不能再缩短了。这件事看来会有一番争执。法国制片商（陶曼）和瑞典发行商会按合同的规定坚持片长为两小时又十分，但我无法将电影缩短到少于两个半小时。我同电影学院院长欧洛夫森谈过，他说影片不能再短了，并会就此召集艺术委员会讨论。他还要求为柏格曼安排一场放映。我正在等待电影的声道测试（Soundtrack Tests）。......
克里斯托夫·扎努西来电话。他很友好，说只要我们需要，可以使用他在巴黎的小公寓。
我和Jure Lina通了话：他安排了一个和“女巫”的会面，她想见见我。
1985年11月11日，斯德哥尔摩
今天和奥洛夫·帕尔莫（译注：Olof Palme，瑞典首相。一九八六年二月，他与夫人在斯德哥尔摩一家影院看电影，散场后在回家的路上被枪杀。他的死至今是个谜）见面。他说有两个方法，一是：通过外交部正式要求（苏联当局）让我的儿子来瑞典，但从法定的层面来看，这几乎不太可能。二是：他以个人名义给苏联政府发一封函，请求让塔可夫斯基的儿子来西方（不论西方何处）。他将透过瑞典驻苏联大使递交此信。这个方法显然要好得多。
1985年11月13日，斯德哥尔摩
声道测试至今尚未搞好。简直难以置信。我们正在浪费时间，因为我们没有准备其他演员的版本。
1985年11月18日，斯德哥尔摩
我病了。支气管炎，枕骨和肌肉压迫神经产生病变，因此我的脖子和手臂会疼。我在咳嗽和流鼻涕。我们现在应该做好声道，我们正在浪费时间。
1985年11月19日，斯德哥尔摩
......我同莫斯科通了话。叫我怎么给他们说啊！
没有我，电影学院的工作会停顿下来。
1985年11月23/24日，斯德哥尔摩
我病得很厉害。
我和安娜-尼娜就两小时又十分的片长问题发生了可怕的冲突。
Marina Loupan离开了安德鲁萨·雅布朗斯基。安德鲁萨很痛苦。
露西（Lucy）从华沙来，住在翡冷翠我们的房子里。感谢上帝，拉娜不再孤独了！我每天都给她打两次电话，但她因为我的病非常沮丧，坚持要我作一个全面的身体检查，她说我必须这样做。
戈尔巴乔夫和里根的会晤已经结束。明年会有希望。
1985年11月30日，斯德哥尔摩
......安娜-尼娜不能也完全不想工作，她唯一关心的就是省钱。关于影片长度的争论实在可怕。
我病了，该去量量血压和做做胸部的X光。我还不知道结论如何呢。拉娜来过电话，她很担心。我能告诉她什么呢？
1985年12月6日，斯德哥尔摩
我病了。......
X光的结果出来了。左肺有个黑点。可能是肺炎或者更坏。医生已将X光片拿去会诊。昨天我有咯血。今天也是，不过没那么厉害。我非常想念拉娜，特别是我感觉不好的时候。
1985年12月10日，斯德哥尔摩
......安娜-尼娜给Cao发了封电报，说如果我不把影片缩短，她就不付给我剩下的五万五千元。就目前而言，只能说她是在勒索。我收到了电影学院院长一封措辞强硬的信，然后我直截了当地回复说，我对此很吃惊，他究竟是要一部塔可夫斯基的电影，还是随便一部一百三十分钟长的商业片（合同中已写明了片长）。接着我和安娜-尼娜通了近一小时的电话。她随后与院长谈话，说我的信是有道理的。......
1985年12月11日，斯德哥尔摩
......Forman的《莫扎特传》（Amadeus）得了八项奥斯卡奖。没有任何价值。也许Salieri一角还不算太差，除了这个人物的构思有些糟糕。不过还不算太糟，就像还没有过份人性化。......
1985年12月13日，斯德哥尔摩
这真是个黑色星期五。我去见Koloring诊所的医生。他们的诊断很准确，甚至精确得过份！......他们照了另一张X光（或好几张）。左肺是有东西。医生说要么是炎症（但又很可疑，因为我服用抗生素后也未见黑斑消失），要么就是肺结核或肿瘤。......
1985年12月15日，斯德哥尔摩
......但首先，拉娜怎么办。我怎样告诉她？我怎能亲自将这样可怕的打击加在她的身上？！
1985年12月21日，斯德哥尔摩
二十三号我要飞去意大利。带上所有的东西。我想见见迈可·列泽茨洛夫斯基，告诉他万一我不能回斯德哥尔摩的话，他应如何对影片作一些细微的修改。......
拉娜将如何接受这一切？她怎样面对安德鲁萨和她自己的母亲？我们仍然必须坚持要他们来这儿。安德鲁萨需要自由。人不能住在牢里。我们已经在努力，必须坚持到最后。
1985年12月24日
我昨天回家了。弗兰科·特里尼在罗马接我，用他的车将我载回翡冷翠。这趟旅程尚好（虽然我常常服用瑞典教授开给我的药——是些普通的止痛片）。到目前我还没有告诉弗兰科我的病情。
拉娜容光焕发迎接我的到来。她毫无疑虑，满心欢喜给我看布置好的房间，让我目瞪口呆。家里的每样物品都布置得很漂亮很有品味。我真搞不明白，她是如何在一个来月的时间里做到的。这么短的时间，从一片杂乱到井井有条。一切都搞好了，连壁炉也不例外，砌上了砖块，应有尽有。拉娜在露西的帮忙下把所有物品搬上楼，因为没人（哪怕是给钱）愿意将这些重物扛上六楼。Gaetano背疼，所以他没帮忙。他在搞壁炉时扭伤了腰，本来想在我回来前弄好，因为大厦还没有暖气。拉娜买了部煤气炉，但不抵事。
厨房和客厅都很漂亮和舒适。另一个房间较暗，里面有漂亮的木质衣柜。拉娜把这间变成了储存衣物的好地方。安德鲁萨的房间摆放着英国的古旧家俱。安娜·西蒙耶洛芙娜的房间也很好。不过我最喜欢的还是我们的卧室，舒适的旧式床，一幅早期的圣像屏帷，那是拉娜和Natan在柏林的俄国圣像店里买来的。
大致而言，一切就绪。拉娜想搞一个新年派对来庆祝新居落成。她确信我们的家人很快就会到来。在这一系列的纷攘之下，我几乎忘了最重要的——怎样告诉她我的病情？当我见到拉娜时，我感到她对我是多么宝贵。在这些可怕的日子里，我是多么地需要她。
安德鲁萨·雅布朗斯基同晚迟些时候到达。玛里安娜离开了他，他完全垮了。......我虽然累得躺下了，还是和他长谈了一番。我们喝着上佳的乡村葡萄酒，品尝拉娜从Roccalbegna带回来的佩科里诺干酪。他完全清楚我的病情，劝我要去治疗。但我太明白肿瘤病房的病人是怎么回事了。我深信治疗只不过是在延长和增加痛苦——为什么还要受这么多的苦痛呢？
我决定在新年前不告诉拉娜。......
1986年1月1日
我们迎来了新的一年，没有邀请别的人。我感觉不好。长长的餐桌旁只有安德烈·雅布朗斯基，Gaetano和露西几位客人。我强作笑颜，不想破坏喜庆的气氛。大家为我的健康干杯，祝愿我们今年能与安德鲁萨和安娜·西蒙耶洛芙娜团聚，还祝愿我能实现自己的创作计划。我几乎不能自持。我们收到很多贺年卡，还有不少电话打来。我们跟莫斯科的家人通了电话。上帝，让我坚强些吧！生命多艰，何堪承受。
拉娜很担心我的身体，坚持要我看医生。她忧心忡忡看着我，满脸狐疑。我竭力向她隐瞒病况。我很害怕。疼痛与日俱增。我得马上开点新药。我的脑袋发沉——连阅读都很困难。我只有一个念头：拉娜和孩子们会怎么样。
1986年1月2日
一切如我所料。这是我最害怕的。拉娜猜到了，她直接问雅布朗斯基。他没有转弯抹角，老实告诉她，如果我不接受治疗的话，只有活四到六个星期；但我显然不听劝说，拒绝治疗。拉娜惊呆了，好几个小时不省人事，医生费了好大力气让她苏醒。她白天晚上都躺在床上，对周围的一切毫无知觉，不哭也不与任何人说话，就像一副没有生命的躯壳，只剩下一对睁得大大的凝滞的双眼。我真吓坏了，连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她这个样子都忘掉了。......
1986年1月3日
拉娜恢复了正常。她找过肿瘤病专家，打电话到瑞典，向给我看病的教授了解我的病情；然后她给巴黎的利昂·舒瓦茨恩伯格（Leon Schwartzenberg）打电话，他是欧洲最好的肿瘤病医生。他说我们其实该在圣诞节后，现在则应在假期之后譬如一月八号尽快赶去巴黎，因为每一天都很宝贵。拉娜劝我要去治疗。......
拉娜和雅布朗斯基在打点行旅。克里斯托夫·扎努西让我们住在他巴黎的公寓里。我担心自己乘飞机能否受得了。至于莫斯科的家人，我们没有透露一个字。我怕流言会传到他们耳中。拉娜在电话里告诉奥拉，如果他们听到我生病的消息，那不过是为了让安德鲁萨和安娜·西蒙耶洛芙娜尽快出国的一个把戏。当然，可怜的人才会相信。
柏林的制片人卡洛·褒曼加特纳来签Hoffmanniana的合同。拉娜和我都没有心思和他见面。他和雅布朗斯基谈了谈，他吓着了，很为我担忧。我们打电话给伦敦的Irina Brown，告知Tooley我执导《飞翔的荷兰人》一剧已不可能。事情遭透了。
1986年1月10日，星期五，巴黎，医院
......玛里娜·芙拉迪（Marina Vlady）刚打来电话，她和我的医生利昂·舒瓦茨恩伯格都在帮我们。她说Vorontsov大使告诉她，安德鲁萨最近几天就会获准出国。难道真的只有身患绝症才能有机会团聚吗！现在，安德烈，你必须活下去！夜班护士和阿丽（Ali）来问候我和拉娜。阿丽也是夜班护士。
1986年1月11日，巴黎，医院
对了，昨天我忘了一件重要的事：玛里娜给了我两张支票用于治疗，分别是一万六千和五千法郎。幸好有这笔钱，要不然就没钱付扫描费了。她真是位天使。
我们（拉娜在内）现住在扎努西的房子里。大家都在帮我们。法国想尽快给我们办护照，给我们安排一套公寓，负责到底所有的治疗费用——听起来真令人悲伤。
露西现在翡冷翠。那儿人去楼空，只留下一屋子昂贵的家俱和电器。我觉得这样不安全。......
刚才有两位苏联大使馆的人来，是文化专员Victor Sokovich（我在Kondrashov那儿见过他一面）和一等秘书Aristov。他们带来了大使给我的一封信。安德鲁萨和安娜·西蒙耶洛芙娜可以启程了，具体时间他们会通知我。
1986年1月12日，星期天，玛里娜家
今天我们搬去玛里娜·芙拉迪家，就在她家过夜。夜里我觉得不太舒服。......我给莫斯科打了电话，安德烈不在家。我和奥拉通了话，她很伤心，可怜的人。我尽量安慰她，告诉她妈妈和我会尽力让她早一点来这里。在莫斯科，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家人要去巴黎了，有人来过家里，说他们星期六就可以出发。有必要为他们的到来再做准备。Sheremetyevo机场的检查很麻烦，他们未必能带走所有的必需品。说来奇怪，安娜·西蒙耶洛芙娜和安德鲁萨到现在都没有坐过飞机。我真不相信他们会来，安德鲁萨会喜欢这里吗。
1986年1月16日，玛里娜家
......深夜我们和安德鲁萨，安娜·西蒙耶洛芙娜和奥拉通了话。安德鲁萨和安娜·西蒙耶洛芙娜还不知道我的病情。......
1986年1月18日，星期六，玛里娜家
......打电话去莫斯科。我还是呆在家里不去机场。我很虚弱。情绪抑郁。......
1986年1月19日，星期天，玛里娜家
安德鲁萨和安娜·西蒙耶洛芙娜来了！安娜·西蒙耶洛芙娜一点没变，只是因出门旅行有点疲倦和虚弱。至于安德鲁萨，要是在街上我肯定认不出他，他长得很高，才十五岁就已是一米八的个头。他现在是一个笑容满面惹人喜欢的小子，简直是个奇迹！
利昂写了封信给密特朗，而密特朗则去函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下令马上放人。上周六我还在给大使写信（可能当时已作出决定了），仅仅一周之内他们就来到了这里。真是难以置信！
克里斯·马克到机场迎接，还一路拍摄他们从机场到玛里娜家的情形。我不能下床去机场。不出所料，他们在Sheremetyevo机场受到刁难，登机时间被延迟，据说是因为签证手续有问题，直到最后一刻才被放行，结果他们的行李都丢了。
1986年1月21日，玛里娜家
今天得想法搬到城里，因为她二十四号出门。马克西姆·肖斯塔科维奇（Max Shostakovich）打来电话问他能不能帮上忙，他想见见我们。......
1986年1月22日，rue Claude-Terrasse
我们从玛里娜家搬到巴黎的一个临时住处。Claude-Terrasse街42/71号。我洗了个澡，感觉很糟，又开始痛了。利昂今晚在，星期天我要再去诊所。......
迈可晚上从斯德哥尔摩来。
安德鲁萨还没游过巴黎。拉娜很忙，抽不出时间。她忙得发疯，所有家务和照料我的事宜都落在她肩上。我们没钱请人帮忙。治疗费很贵，房租亦然，可以说巴黎居大不易。我真担心她是否有足够精力应付。......
1986年1月24日，巴黎
今天大家都来了：安娜-尼娜，史文·尼克韦斯特，迈可和列娜（Layla）。我准备好了用于出版的剧本和个人独白。我缩短了两个场景：《牺牲》中亚历山大的第一段独白（和男孩一起）——一分四十秒；奥托引述蒙田（Montaigne）的独白——四十秒。
利昂带来了验血的好消息。他要我尽快去诊所，就在这个星期天，趁现在的治疗效果还好。
晚上家人聚会，品茗话旧，其乐融融。直到今天我才真的相信安德鲁萨和安娜·西蒙耶洛芙娜确实和我在一起，我总害怕这是场美梦。
列娜的张扬让安德鲁萨和安娜·西蒙耶洛芙娜不太舒服，更不要说拉娜也受不了她。她没有礼貌，咄咄逼人，当然这是有原因的。但我和她搞了整部电影，在事情没做完之前，不能仅仅因为避免她来家里就赶她走。在巴黎很难找到一位同时精懂瑞典语和俄语的翻译。
1986年1月25日，巴黎
我做了个梦。我好像到了一个蛇窝的中央，在最后逃离前，我好一阵子都不能摆脱缠在自己身上的死去的毒蛇。
我和迈可一起工作。
建筑师布鲁诺·瑞克林（Bruno Reikhlin）带来了为我们的房子设计的可怕的草图：270m。完全不能接受。
凡人皆应如水。它全然不知障碍乃何物：它奔流不止，若有堤坝阻挡，就摧毁堤坝，继续前行；若遇不同形状容器，它则方中为方，圆中乃圆。水之威力和不可或缺甚于世间万物。（St.Basil the Great）
1986年1月31日，巴黎，医院
......我如果活下去要做些什么：《启示录》（Apocalypse）或《圣约翰》（St. John）？《哈姆雷特》，《圣安东尼》，《各各他》（Golgotha）？（译注：Golgotha，基督被钉死之地，位于耶路撒冷附近。）《哈姆雷特》——那太过有名而缺乏创意。《圣安东尼》——较为个人化，又是一次深层之旅。Gospel according To Steiner？这是我的东西吗？就算是我的，该怎样处理呢？如果只从《福音书》中选取一段如何呢？会不会太狭隘？唯一可知的是——按上帝的意愿——如果我拍另一部电影，那得是我能够把握的。我已对自己承诺：不是Hoffmanniana，可能是《圣安东尼》。......
1986年2月7日，巴黎，医院
......晚上克里斯·马克带来了他拍的欢迎安德鲁萨和安娜·西蒙耶洛芙娜的十六毫米电影。我情绪异常压抑，无缘无故老在重复道：“不，等等，他们的行李在哪儿？”但显然我并不是在想丢失的行李。瞧我怎么成这样！拉娜也不是太正常。她讲话就像在祝酒，但又没人要她这样做。她一会儿哭又一会儿笑。不过这幸好是在家里。只要看到安德鲁萨和安娜·西蒙耶洛芙娜出现，没有人能对机场的欢迎仪式无动于衷的。她的眼中映射出六年来的痛苦、折磨、绝望和恐惧。这种情感连最伟大的演员也无法传达出来。这就是纪录片的力量。就像照片一样，纪录行为和时间。
在银幕上，安德鲁萨看去像个大人，漂亮的小伙子，沉静又可爱。安娜·西蒙耶洛芙娜依然仪容端庄。她高贵沉着，丝毫没有意识到摄影机的存在。相比之下，我们这副样子一定让他们大惊失色！好几年来我们一直梦想和他们团聚，但万万没想到会是这样——在一所陌生的房子里卧在病榻上迎接他们。我非常感激克里斯拍这部电影，这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刻。片子里有不少精彩段落，我稍后可以用在与弗兰科·特里尼合作的关于我的纪录片里。
克里斯说阿纳托尔·陶曼为我们找到了一套三房的公寓。
若无信仰，人随时会因现时的遭际背弃一切，然后苟且于他曾经诅咒的世界里。（列夫·托尔斯泰）
1986年2月14日，巴黎
今天是安娜·西蒙耶洛芙娜的生日。她的耐性、仁慈和智慧总是让人称奇，使家里充满了安详和温馨。她像所有的善人一样乐天知命。智者之道在于有所不为。......今天很多人来道贺。Alain Malraux也在这儿。他说希拉克（译注：Chirac是当时的巴黎市长，现任法国总统）在过问我们的住房一事，家里共有多少人，等等......是个好兆头。
1986年2月15日，巴黎
克里斯·马克今晚来过。他带来了陶曼的礼物，一部随身听。克里斯说陶曼一直在关心我的健康和我们的境况，他真的很同情和愿意帮忙。不过我们相知甚少，只是因为他负责发行的电影有过一些接触。安娜-尼娜说他可能很冷酷，但他让克里斯·马克在他的公司里搭建摄影棚，还负责提供相关设备。克里斯很有天份，也很有趣。我不知道他和陶曼熟到什么程度，但有些东西要比天份更微妙更特别，那就是赏识天份的能力。毕竟不是人人都有这个能力。
听了巴赫的《马太受难曲》。果真，音乐是愁苦时最好的慰藉。
克里斯托夫·扎努西来，安德鲁萨和他去看了“巴黎——维也纳”展览和一部费里尼的电影。
1986年2月16日，巴黎
我们和莫斯科通了电话。我和奥拉聊了好久。她非常孤单，十分想念我们。我尽量安慰她，告诉她正在竭力让她早一些与我们团聚。......上帝，我们何时才能最终脱离这种监禁啊！我们得马上行动，竭尽全力救出奥拉。莫斯科都知道我的病情了，但除了两三个电话外，仍然没有其他人打电话来，也没人探访。这样更好，我老早就把他们忘到九霄云外去了。奇怪的是，我并不觉得若有所失，我也毫不后悔。
1986年2月19日，巴黎
利昂来过。星期天我可能会去诊所。罗伯特·布列松（Robert Bresson）和Charles（H. De Brantes?）来看我，我们吃了俄式薄煎饼。布列松很有趣，我们聊得很高兴。他答应还会再来。我一想到他那些精彩的电影，简直很难说出哪一部是最好的：Balthazar，Mouchette，《乡村牧师的日记》，《审判圣女贞德》。在我看来，《乡村牧师的日记》给我的印像最为深刻。他电影中的一切都是浑然天成，与所谓的“电影制作”毫无关联。他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拍的电影都是一样的风格，看不出有什么区别。《审判圣女贞德》多么崇高——让人惊叹！贞德从囚室里走出，摄影机随之摇动——她走出去，坐在桌旁，对面坐着一位僧侣和法官。一个她的镜头，跟着是他的镜头，又一个她的镜头和他的镜头，她在说话，他也在说话，然后审讯结束，她起身离开。这一场景结束。第二个场景也是一样。第三和第四场还是这样。手法简约，镜头的交叠没有多余的东西。这一类小花招是我们创造出来的，意在追求一种愉悦的效果。仅仅是电影本身并不足以表现出这种效果，必须高于电影，寻求完全的表现。电影如诗，得从诗中提炼出“超诗歌”（super-poetry）的东西。光是普希金还不够，还要有新的和不同的东西......
布列松是个天才。我得承认，他确实是个天才。如果他是第一名，那么排在他后面的那位导演只能算是第十名。这一差距实在让人沮丧。
没有文化素养的导演永远拍不出好电影。
1986年2月20日
悲伤。让人头痛的事。沃洛迪亚·马克西莫夫（Volodya Maximov）来电话，声称玛里娜·芙拉迪和奥库茨查娃（Okudzhava）在为克格勃做事。他说的可能是对的。她知道卢比莫夫（Lubimov）的儿子信中都写了些什么，那封信在边境被没收了。卢比莫夫说他儿子不会写这样一封信。这是什么意思？......
麦可来电话，担心电影声带的制作进度太慢。得给陶曼打个电话，让他明白，要是想参加康城影展，他就得逼安娜-尼娜按时交货。
1986年3月11日
最近都没有记日记。我呆在家里，感觉很糟。前天，史文和实验室的一个人提议在我家里放映半部电影，我觉得这主意不好而拒绝了。
安德鲁萨（娇生惯养的牺牲品）拽着拉娜去看巴黎的一个科幻电影展。他俩看了一大堆垃圾片。
圣安东尼生于一月十七日。
1986年3月15日
马克西姆·肖斯塔科维奇说他昨天会来，但并没有来。今天我们第一次在巴黎逛街。我们在某个餐馆的露台吃了早餐。美好的春日。阳光温暖怡人，仿佛已是夏天。我们心情放松，像在度假。我深感愉悦。也许我该重返正常的生活了？我们走了三个小时的路。我有点疲倦，毕竟两个月来我都没有散过步了。
建筑师布鲁诺又带来了他的新方案，但还是不行。我讲了自己的设想让他参考。我和克里斯蒂安娜在弄书的最后一个章节，准备在《牺牲》参加康城影展之前出版。
1986年3月16日
今天看了《牺牲》的剪辑版，得作些修改。剪切（cut）很糟。我和史文·尼克韦斯特看了洗印的拷贝（print），看上去很差！
1986年3月20日
在家。与欧·史文森（Owe Svensson）和迈可·列泽茨洛夫斯基做剪辑方案。......和克里斯托夫·扎努西夫妇晚餐。
一部电影的名称：《殉道者的圣痕》（Stigmata， Martyrolog）。
1986年3月21日
......安娜-尼娜想我去康城，但我不是太想去。还是不去的好。......
1986年3月26日
情况越来越糟。走动都成问题。利昂在这儿。星期一我要去诊所，接受最后一轮的放射化疗。之后就只是化学治疗，会容易忍受一些。
安娜-尼娜一直在讲康城的事情。她在那儿租了一套三人房，有一个卧室和一个客厅。
我读完了福楼拜的《圣安东尼的诱惑》。这是一部优秀的理性作品，它不是非常独创，但也不浮夸。Seryozha Paradzhanov可以搞出一个很好的改编本。......（译注：福楼拜为十九世纪法国现实主义作家，代表作有《包法利夫人》和《情感教育》。）
黑泽明正取道巴黎前往洛杉矶，他派人送来了鲜花和一封信。
1986年4月3日，巴黎，依然呆在家中
一直不舒服。康城影展就快开始了，我不知道如何是好。韦维安（Viviane）说冈察洛夫斯基的电影Runaway Train也会参展。拉娜想和吉利斯·雅可布（Gilles Jacob）见面，把情况都搞清楚：会有哪些电影参展，评委都是谁，等等......这将有助于我决定是否出席。
He who knows his death will not destroy him, is eternal.（译注：这是塔可夫斯基引用老子的语录。译者一时无法找出《老子》中的原句。）
1986年4月5日，巴黎，家中
我和史文看了最新的拷贝并试听了编辑过的声带。声音很差。音响师欧一无是处，麦可也不行。我做了些变动，至少从整体上有一些改善。如果麦可来电话，我要告诉他：
1． 给索菲亚（Sophia）三百克朗（译注：瑞典的货币单位）买药。
2． 带上护照的照片。
3． 夜晚做一个停顿，插进摩托车经过的声音。
4． 问索菲亚或Jure Lina一天要服多少次药。
1986年4月6日，Saracelles
我今天要去医院。
1986年4月13日，Puvis-de-Chavannes街
我从医院搬到了陶曼家。我们会呆在这里，直到希拉克给我们安排好住房。不过这里也很舒适和温暖，这得多亏拉娜。到巴黎后，我第一次感到安宁。更重要的是，安德鲁萨和安娜·西蒙耶洛芙娜现在已经适应了这里。经过这么多年的等待和折磨，他们最终有了家的感觉。......
我从未懊悔过自己的抉择，我的心中甚至没有过一丝疑云。我完全明白，依照我个人对友谊的理解，我是没有朋友的，凡是没有自由的地方，也就没有友谊可言。如果有人因为我的抉择而受苦，那就是拉娜和我自己，我们的家庭和孩子们。随着安德鲁萨和安娜·西蒙耶洛芙娜的到来，人们通常所说的“乡愁”（nostalgia）已不复存在。这种“乡愁”可能是因为我对至亲的渴望而产生的吧。......
1986年4月14日，Puvis-de-Chavannes街
在医院接受治疗后，我的胸部两天来都疼得很厉害。事不宜迟，我得见弗兰科·特里尼谈谈工作的事情。有几个项目很急迫。首先是一部“关于我自己”（我感到很惭愧）的影片，然后是一部关于“来世”（life after life）的纪录片，最后则是Hoffmanniana。得抓紧时间！
人类所发明的一切都是自私的，除了艺术。也许人类生存的意义就在于创造出艺术作品，在于没有目的和无私的创造行为。我们是上帝按照他自己的形像创造出来的，我们通过艺术来证明这一点。
1986年4月22日
新的消息。邦达尔丘克和他的电影《鲍里斯·冈都洛夫》要参加康城影展。他知道我也要参展，但他并不担心，似乎对得奖胸有成竹。真不知如何是好。
今天拂晓，我听到一个声音在叫我：“安德烈！”我应声道：“什么？”然后我醒了。周围并没有人。拉娜买了一支体温计。下午四点，我的体温是三十九度，四点半升到三十九度半。
1986年4月27日
一直呆在床上。看来他们要我在影展开始前去Bale（瑞士的一个疗养地）休养（如果可以的话）。这得花多少钱？拉娜认为不论多少钱我都必须去。
1986年4月28日
下午六点，在34 rue (de) Pontoise放映《牺牲》。我可以邀请八位（重要）人士出席。拉娜、我以及雅布朗斯基去看了电影。雅布朗斯基竟然睡着了，让大家有点吃惊。拉娜没有看过这个最后的版本，但她看后印像深刻，很长时间难以平静，整晚都不能入眠。
这场电影是为陶曼的顾问和新闻记者放映的。大家看来都很满意。利昂和玛里娜也来了。拷贝不是太好。我给麦可的录音电话留了言，谈了自己的意见。
1986年4月29日
一整天都在咳嗽。我和利昂、拉娜说好，如果我去Bale的话，那要等到康城影展之后。利昂看完电影后哭了一整天。他决定在康城影展之前用化学疗法使我的病情有所好转（用注射的方法）。
1986年4月30日，Puvis-de-Chavannes街
咳嗽。拉娜和安德鲁萨去了翡冷翠。这里一片空寂。Natan Fyodorovsky气急败坏打来电话：他被洗劫一空，刚刚才在笔记本里找到我们的电话号码。昨天或前天的新闻报道了乌克兰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灾难。反应堆的芯体溶解，石墨着火。基辅以北七十公里的地区都要疏散。一片巨大的受污染云层向北移动，昨天经过了挪威和瑞典。苏联已请求西德和瑞典援助。安德烈·雅布朗斯基刚刚告诉我BBC的一条消息：出事核电站附近的另一座苏联核电站也着火了。第聂伯河现在被彻底污染了。
1986年5月2日，陶曼家
......拉娜和安德鲁萨打电话来。我非常想念他们。安德鲁萨很喜欢翡冷翠。他说他丝毫没有离家的感觉，虽然巴黎的家让他印像异常深刻。...... 翡冷翠和意大利更合他的心意。我听后很高兴。巴黎并不是太吸引他。......我相信他对意大利的感受会跟我一样。真让人吃惊，他的内心世界就像我。六年的可怕岁月并没有摧毁我们的精神纽带，我总是能够感受到这一联系。......
1986年5月7日
......利昂和玛里娜来吃晚饭。我决定不去康城，不仅是因为我一脸病容，而且我的自身状况也很糟。我这个样子只会令人不快。
1986年5月8日
安德鲁萨和拉娜今早从翡冷翠回来了。安德鲁萨脑子里装满了新鲜的印像，他喜欢Roccalbegna。看来要是可以不回巴黎的话，他倒是很乐意留在意大利。拉娜暂时将翡冷翠的家务和所有事宜搁置在一旁。露西要去华沙一个星期。我们得马上找人看翡冷翠的房子。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让房子没人看管。
我一直在咳嗽，很可怕。和安娜-尼娜就去康城一事意见分歧。以我现在的状况不可能去。麦可今早来电话。昨天斯德哥尔摩有一个精彩的（电视？）节目是关于《牺牲》的。首映式定在九号。
1986年5月9日
我情况很糟。我强迫自己得散散步。为了不吓着新闻记者，我决定不去康城了。我这个样子也许有利于我的电影，但我将来的工作——如果还能继续的话——则会因此而受损。......
1986年5月10日
利昂来了。他和安娜-尼娜谈了话。星期二治疗会继续（这次是在家里，化疗）。拉娜说她用翡冷翠家里的钱付清了所有的帐单和欠债，并用剩下的钱给安德鲁萨买了些小礼物。他很开心。
史文来电话祝贺斯德哥尔摩的首映成功。电影大受欢迎，媒体的反应也很好，不少影评谈及电影对核灾难的预言。史文对电影学院在首映后并未向我道贺感到愤慨。
1986年5月12日
今天是《牺牲》在康城的首映日。麦可早上来电话。他说在为影评人放映的专场上，很多观众都因感动而哭泣。不过，安娜-尼娜至今尚未付清剩下的款项，这真是可恶！
维克多（Victor）从康城来电话，也说电影大受好评。不过重要的还得看晚上十点为普通观众和评委放映的专场。麦可明天会打电话来。安娜-尼娜来电话，但我没提钱的事。我没有心思讲这个。我很虚弱，得去输点血。
1986年5月13日
......来自不同国家的十三位影评人投票，其中十人给了三颗星，三人给了两颗星。大多数人给的是三颗星。
我在等麦可的电话。我想知道昨晚普通观众的反应。
1986年5月15日
我感到好一些了。整天都有康城的电话。利昂和玛里娜来吃晚饭。安娜-尼娜又来电话，和利昂谈到如果电影得奖就让我去康城。利昂坚决不同意。
昨晚饭后我很疲倦。拉娜也很累，她睡得不好，太多事要做，太多的问题。她很为我担忧。我们得重新安排好生活，让安德鲁萨上学，把奥拉搞出来。安娜·西蒙耶洛芙娜虽然身体很好，但她也常常感到不适。当然，最大的问题是我的身体。
1986年5月16日，星期五
......我的电影大获赞誉。
1986年5月18日，星期天
今天安德鲁萨和玛里安娜（Mariana）飞去康城。如果影片得奖，他将代我领奖。拉娜不同意，她不愿抛下我一人。安德鲁萨虽然竭力掩饰，但我看得出来他很紧张。我告诉他如果领奖的话，他得当众致辞并接受採访。他回答道：“爸爸，请相信我，我不会给您丢脸的。”他甚至还不敢相信自己真的会飞到那里——我听到他对拉娜说。这是他踏入成年世界的第一步，责任重大，姑且拭目以待......
1986年5月19日，星期一
安娜-尼娜来电话。评委的倾向并不是太让人乐观：四人投了赞成票，四人反对，三人弃权。再加上电影本身已得了FIPRESCI奖、国际新闻记者奖和Ecumenical评审团大奖。
现在是晚上六点十分。七点之后会宣布评奖结果。我们现在一无所知。凌晨和安娜-尼娜通电话，她听上去很乐观。大约两点我和她电话交谈，她说还没有结果。
1986年5月20日
结果出来了：得的不是金棕榈奖，而是评审团特别大奖。据说记者和影评人对此很失望，正准备抗议。我们看了电视上的颁奖典礼。安德鲁萨代我领奖和接收採访，他看上去很英俊和庄重，受到现场观众长时间的鼓掌喝彩。他一点也不腼腆。他的举止让人觉得在康城领奖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我真的没想到他会这么机敏。我的安德鲁萨长大了。今天，我第一次看到他变成了一个独立和成熟的年轻人。......
1986年5月22日
报上有很多文章。大家都对康城评委的决定感到失望。密特朗在电视上猛烈抨击影展当局。......
1986年5月23日，家中
阿纳托尔·陶曼就康城奖项一事到访。我觉得，他对评委关于《牺牲》的不公正决定深为难过。据说得金棕榈奖的那部电影（The Mission，由Roland Joffe导演）是一个英国人导演的，用的是美国资金，那部片子甚至都没有拍完。将一部没有完成的电影送去参展并且确信能够获奖，这也真是太有把握了！由此可见，无论情况如何，他们事前就知道这部电影会得大奖。不过对我来说，观众对我影片的关注就是最大的奖项。毫无疑问，美国人挟其金钱优势，正在使观众慢慢脱离作者电影（auteur cinema）。
我们和阿纳托尔·陶曼谈到了当代电影的问题。他对电影特性的理解和感悟非常明确和清晰，这在制片人中是不多见的，怪不得他会和布列松、戈达（Godard）、文德斯（Wenders）和Colpi合作。遗憾的是，现在支持作者电影的制片人已不多见，大部份都不把电影当做艺术，而只将拍电影作为一个赚钱的好机会。对他们来说，电影就是将胶片转换成普通的商品那样简单。
阿纳托尔·陶曼打动了我，让我对他更为了解。他表面上少言寡语，有点冷淡，但实际上很敏锐和感性，有时甚至还有些天真，实在是个好人。善良是与生俱来的本性，绝非后天可以获取，人要么有此天性，要么没有。我很感激阿纳托尔的支持和帮助。我们现在住的房子以前是他父母的物业。他对我们谈起自己的父母和家庭往事，真是让人感到惬意。......
1986年9月7日（Ansedonia）
......弗兰科·特里尼到访。我们谈及《牺牲》的意大利语配音。他想和Ricardo Cuccuolla来这里挑选原带配音（overdub）的配音演员。Ricardo配Erland（译注：即《牺牲》中的亚历山大）一角。他是个很好的演员，富于感染力。我相信《牺牲》的意大利语版一定会不错。弗兰科干得很棒。......
1986年11月30日（回到巴黎）
弗兰科·特里尼和Ricardo Cuccuolla来巴黎看我，带来了《牺牲》的意大利语版。克里斯·马克拿来了录像机。配音很棒，我很高兴。所有的声音都配得很完美很专业。Ricardo给我们带来了意大利的礼物：一大条面包，是他特地预订的，还有一篮用乡下的篮子装着的水果。这些东西充满了田园情调和意大利风味。他们走的时候我真是很难过。
1986年12月3日，巴黎
安娜-尼娜今天打来电话（!!??）。她说：
1. 她已经设立了一个基金，专门用于安德鲁萨的教育，由美国、英国和瑞典三方负责承担所有的开支。
2. 苏联想购买《牺牲》的拷贝，但由于我拥有电影的版权，所以我们得详细商讨有关事宜，以不使苏联一方知道拥有版权的人是我。
这真是难以置信的消息。她明天还会来电话。安娜-尼娜就是这样一个人。......
（译者按：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塔可夫斯基因患肺癌病逝于巴黎的医院，终年五十四岁。他的遗体也下葬在巴黎的公墓。）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