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塞自传
我于1877年生于黑森林的卡尔夫市。父亲是德国人,生于波罗的海岸边的爱沙尼亚。母亲出生在一个施瓦本地区的家庭,是法籍瑞士人。祖父是医生,外祖父是传教士、研究印度的专家。父亲也曾一度在印度当过传教士,母亲年轻时在印度住过几年,从事传教工作。
我童年时代是在卡尔夫市度过的,中间曾去巴塞尔住过几年(1880——1886)。我们一家人是由几个不同国籍组成的,现在又加上我成长的经历 我成长在两个不同的民族和国家之中,他们各自操着不同的方言。
我大部分的学校生活是在符腾堡的寄宿学校度过的,有一段时间在莫尔布隆修道院的神学院读书。我是优等生,拉丁文学得不错,但希腊文成绩一般。我不是个唯命是从的孩子。我好不容易才适应那个虔信的教育机构,那种教育的目的在于压制和扼杀人的个性。从十二岁时起,我就想当诗人,但苦于找不到正常的或者说是正式的道路。我离开了神学院和中等学校,跟一名技工当学徒。十九岁时,在图平根和巴塞尔的书店和古玩店工作。1899年底,我发表了不大的诗集,接下来又发表了一些小部头的著作,都没有引起注意。直到1904年,我发表了长篇小说《彼得·卡门青德》,一举成功。本书写于巴塞尔,在瑞士出版。我放弃了卖书的工作,和一个巴塞尔女子结了婚,生了几个儿子,迁居乡下。那时乡村生活远离城市和文明,正合我的心意。自此,我一直乡居度日。先在康斯坦茨湖畔的海因霍芬,住到1912年;后又迁居伯尔尼郊外;最后迁居现在的住处:卢加诺附近的蒙塔格诺拉。
我于1912年定居瑞士以后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我越来越陷入了与德国民族主义冲突的境地。自从我率先向大规模的鼓动和暴力发表一些审慎的、表示抗议的言论以来,不断地受到来自德国的攻击,辱骂信纷至沓来。在希特勒的统治下,德国当局对我的仇恨达到了顶点。然而,我年轻一代人中赢得了追随者,他们按照国际主义以及和平主义的方式思考问题;我得到了罗曼·罗兰的友谊,这种友谊一直持续到他逝世;我还得到了印度和日本人的同情,他们和我虽远隔千山万水,但思想一致。这样,德国官方对我的仇恨也就得到了补偿。希特勒倒台以后,我在德国又得到了公正的评价。但我的著作已部分被纳粹分子查禁,部分在战争中被毁掉,一直未在德国再版。
1923年,我放弃德国国籍,取得瑞士国籍。第一次婚姻破裂以后,我独居多年,后来又结了婚,我的好友在蒙塔格诺拉盖了一幢房子,供我居住。
1914年前,我一直爱好旅游。我常去意大利,有一次还到印度住了好几个月。从那以后,我几乎完全放弃了旅游,十多年来,我从未离开过瑞士。
我是希特勒统治年代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幸存者,在这十一年里,我一直工作,写成了《玻璃球游戏》(1943),这是部长篇小说,分两卷出版。完成了这部长篇以后,我患了眼疾,又因年迈,疾病日渐增多,不能从事较大部头的创作了。
在西方哲学家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有:柏拉图、斯宾诺莎、叔本华和尼采;还有历史学家J·布克哈德对我也有影响。但他们对我的影响都不及印度和中国的哲学对我的影响那样大。我和美术一直有不解之缘,但我更爱好音乐,并小有所获。我的作品里大都提到过音乐。我认为我最具特色的作品是《诗歌》(选集版,苏黎世,1942);小说有《克努尔普》(1915)、《德米安》(1919)、《席特哈尔塔》(1922)、《荒原狼》(1927)、《纳尔齐斯和歌尔蒙德》(1930)、《东方行》(1932)、《玻璃球游戏》(1943)。《回忆录》(1937,增订版,1962)里载有许多自传材料。我的政论文集最近已在苏黎世出版,书名《战争与和来》(1946)。
先生们,我这里写的只是个简略的提纲,希望它能满足你们的要求。我的健康状况不允许我写得更全面一些。
生平简述
战后的头几年，我曾尝试过两次，用一种童话的、半谐谑的形式，向当时认为我变得有点不对劲的朋友们综述一番我的生平。其中，我个人比较属意的那篇《魔术师的童年》已经成了孤稿，另一篇，我大胆模仿让·保罗把未来预估进去的“推断式传记”，则登在柏林的《新观察报》上，收进本书时曾作了一些微不足道的修订。有好几年的时间，我曾经计划过把这两篇传记融合到一起，却始终没有找到一条途径来调和这两篇在笔调和风格上都各异其趣的作品。
我出生在近世纪的末期，中世纪重临之前的几年，我的星宿是人马座，又恰逢木星的友善照射。我出生的时间是七月里一个炎炎夏日的傍晚，那一刻的气温是我一生中有意无意间挚爱和追求的，只要不是这个温度，我就会嗒然若失。我在寒冷的地方从来就无法生活，所以我毕生所有出于自愿的旅行都是往南方去的。我的父母亲都是虔诚的教徒，我爱他们很深，要不是人们早早就把十诫中的第四诫教了给我，我或许会爱得还要更深。可惜戒律对我始终是格格不入，哪怕它们说得再有道理或者用心再好不过——其实我的生性温顺不下于绵羊，好指使宛如肥皂泡，却偏偏，尤其是然我的少年时代，对任何内容的戒律就不稍迁就，只要一听到“你应该”打头的话，我就全身不舒服，一股倔强的劲儿就会油然而生。可想而知，这项特性对我的学校生活影响至巨而且让我很吃了些苦头。虽然在那门挺有趣的课——他们把它称做世界史——上，教师们老教导我们说，世界是由那样的人们所统治、所支配、所改变的，他们有自己的一套法律，不惜与沿袭下来的法律决裂，我们还被教导说，这些人是值得人顶礼膜拜的。可是这些话和这整门课同样是一派谎言，因为，要是我们之中有任何人，不管他是出于好意或恶意，胆敢对任何一条戒律质疑，或哪怕对任何一项无聊的习俗或规矩表示抗议，那么他不仅不会受到尊敬或被推荐为我们的榜样，反而倒会受到惩罚和奚落，被卑屈的教师们压服。
幸运的是，我早在入学之前就已经学会了许多对生活最重要和最可珍贵的东西：我生性机警、温和而又敏感，凭这些我就能得到很多乐趣，即使后来我对玄学大为着迷，以致有时故意压制或弃绝我的感性，我也从未失去那种敏锐和细腻的气韵，特别是在辨音识容方面，这一点深深羼入我的思想之中，即使在那些看起来很抽象的部分里。也就是说，早在入学之前，我对于生活就已经有了自己的一套看法。我对我们的城市了如指掌，无论在养鸡场、森林、果园还是工匠师傅们的作坊里，我都老到在行，我会认各种树木、鸟类和蝴蝶，会唱不少的歌，会咬起牙吹口哨，还会许许多多生活上大大用得着的事。学校里的各门功课我也学得一点不费劲而又津津有味，特别是拉丁文，学起来更是其乐无穷，我会用拉丁文写诗，几乎和用德文一样早。拜一位教师和一位助理教师之赐，我在二年级上就学会了说谎和使用外交辞令的艺术，此前我曾经为了童稚的率直和轻信吃了不少苦头。这两位先生使我幡然大悟，诚实和爱好真理这两样品质完全不是他们要在学生身上找到的东西。有一回，他们认定我在班上干了件坏事，那是件小得很的事，而且根本就不是我干的，可是他们见我死不承认是我干的，就把一件芝麻小事宣扬成沸沸腾腾，他们给了我一顿好揍，不惜施出各种逼供的手段，结果虽然没有逼出我的招认，倒是把我一向把教师们看做正人君子的笃信赶了个精光。虽然在以后的日子里，感谢上帝，我还是认识了好些值得敬佩的好老师，可是灾难已经造成，打那以后，不仅对于老师们，对于一切权威，我的关系都变得别别扭扭，戒心十足了。大体说来，直到初二、初三，我算得上是个好学生，至少我的成绩在班上总是头几名。等到那些大大小小、每个想造就自己的人都避免不了的战斗一开始，我和学校的冲突才愈演愈烈起来。二十年后，我才慢慢懂得了这些战斗的意义，当时却不甚了了，只知道它们像一场灾难似的，团团把我围住，我就是无力免脱。
事情是这样的：从十三岁上开始，我就打定了此生非作家不为的主意。这一决心虽然昭如日月，可是随着认识的日益增加，困扰也就接踵而来。一个人可以选教师、牧师、医生、工匠、商人或邮局职员，又可以选音乐家、画家或建筑师作为职业，对任何一门行业，都有一条引向它的路，都有专门的学校或者培训班。惟独对作家这一行，却是一应皆无！当作家当然可以，大多数的作家则在达到这步田地之前早就一命呜呼了。至于当未来的作家，则大出情理之外，而一个心眼儿地要当未来的作家，就更是纯粹儿戏了。很快地我就看清楚了这一点。现实告诉我：作家是已经成了作家的人当的，却不是想当的人可以当的。此外：对文学作品的兴趣和本人的文学天份往往引起教师们的侧目，有这样秉赋的人不是遭忌，就是饱受奚落，甚至有时还被羞辱个够。作家就像英雄，或任何俊秀不凡、超群绝俗的人物或言行一样：若是属于历史的，那就会传为美谈，学校的课本上也会对之颂扬有加，若是属于眼前的现实的，那就是大逆不道，必然要受到仇视。看来教师们所受的训练和所肩负的职责也正在于，阻止出色的、童心不泯的人成长和杜绝伟行壮举的发生。
于是在我和我的遥远的目标之间横亘着一道深渊，一切都变得捉摸不定，一切都失去了应有的价值，只有一件事雷打不动：我成为作家的宏愿，而且不论难易，不问荣辱，一切在所不计。这番宏愿所带来的精彩阅历——或不如说灾难——如下：
当我十三岁，这个斗争刚开始时，人们根据我在家里和学校的表现，认为把我送到另一个城市的拉丁文学样去就读可能还会使我有救。因此一年后我就成了一所神学院的寄读生，我在那儿学写希伯莱字母，已经快要弄通，可是一股内心的狂潮忽然把我淹没，我逃出了学校，结果受到了被严格关弃禁闭的处罚，最后则是以退学告终。
我又在一所高等文科中学里努力了一阵子，以维系升大学的一线希望，可是结局又是禁闭和退学。于是我转而去做商店的学徒，才学了三天，我又逃之夭夭，由于我几天几夜不见人影，着实让我父母操了一番心。我尝试做父亲的助手做了半年，又在一家塔钟厂的机械车间做了一年半的学徒。
总之，不论人们多么为我张罗，这四年多的时间没有一件事能够顺顺当当，没有一家学校要我，没有一行叫我学得下去。想把我调教成一个有用的人的每一番努力都以挫败告终，而且多次闹出出逃或退学之类的麻烦和不光彩。虽然这样，人们倒是都承认我资质颇佳，甚至也在一定程度上认为我是十分的尽心尽力！我一直是努力有加，不敢稍存松懈之心——我虽然对燕如之德极为景慕，却从来没有能学到几分。从十五岁起，当学校教育已经成了绝路，我就开始自觉地、全力以赴地自己教育自己，托天之幸，家里有外祖父的巨大的藏书室，整个大厅里塞满了古籍旧书，其中整个德国文学和18世纪哲学几乎尽在包罗之列，我耽读其中，乐趣无穷。从十六岁到二十岁的这几年间，我不仅为我的文学习作写满了大叠大叠的纸，而且遍读了几乎半个世界的各国文学作品，对艺术史、语言、哲学着实下了一番功夫，这些加在一起，恐怕作为一个常规的大学学程还绰绰有余了。
之后我就学做书商，终于我能够赚钱养活自己了。书本对于我，本来就比老虎钳和铸造铁的齿轮更为可亲，后两样东西在我做机械匠学徒时就着实领教过了。最初一段时间，我得以在新的和最新的文学作品之海中遨游，甚至于被淹没，觉得乐也陶陶，醺然欲醉。可是不久我就发现，对于精神领域，仅仅生活在眼前或一些新事物中是庸俗不堪、难有长进的，惟有对过去的、已成历史的，对古老的和远古的东西难保持经常的接触才能开启精神生活的门。因此，当最初的兴头过去之后，一股摆脱被新书的浪潮淹没而返回旧书箱之中的渴望便油然而生，为了实现它，我就从书店转行到旧书店，不过，我操这门行业的目的无非是为了糊口，因此，二十六岁上，在我出了一本销路不错的书之后，我就把旧书店的工作也辞掉了。
这时，历尽风浪，几经艰辛，我终于达到了我的目的：当初可望而不可及的，如今竟然成了事实，我成了一个作家，在和整个世界的搏斗中，我似乎赢了一仗。求学和成长年代的几度使濒临绝境的辛酸历程，终于被淡忘了，终于可以相顾一笑了——过去对我疑虑重重的亲友们，也对我和颜悦色相待了。我成了胜利者，现在，尽管我干的仍然是当初被目为最蠢最无价值的事，可是人们却一如我自己颇为欣赏自己一样，表示大为欣赏了。这时我才真正感觉到，我年复一年苦苦挨过的孤独、苦行和危险是多么回首堪惊，受到首肯和承认使我如沐春风，我开始成为一个满足的人。
我的外在生活有很长一段时期过得安静顺适。我成了家，有了孩子，也有了房子和花园。我写我的书，被认为是颇受欢迎的作家，生活颇能自得其乐。1905年我协助创办了一份杂志，它的主要特别是反对威廉二世的个人统治，不过我实际上并不怎样关心这份杂志的政治目标。我畅游了瑞士、德国、奥地、意大利和印度，一切都平平稳稳，顺顺当当。
到了1914年的那个夏天，突然之间，里里外外，一切都变了样。真相渐渐为人所知，我们迄今所过的好日子是建立在一个不稳定的基础之上的，接下去的则是坏日子，这真是一个深刻的教训。所谓的大时代开始了，我很难说，对于它的来临我是否比所有的人都更有准备、更有认识。唯一使我与众不同的是：我没有像许多人那样，从欢欣鼓舞中去寻求慰藉。这么一来，我保全了我自己，却得罪了周围的世界，我必须重进学校学习，抛掉我对自己和整个世界的满意，带着这一番经历，重头喊声越崭新的人生门槛。
我永远忘不了发生在战争第一年的一件小事：我访问了一家伤兵医院，我原想藉此尝试一下，有没有可能以志愿工作者的身份来更好地适应这经历了剧变的世界，在我当时看来，这还是有可能的。在那里我认识了一位老姑娘，她一向靠遗产过着颇为优裕的生活，现在则在这家医院当一名护士。她满怀热情地告诉我，她能赶上这个大时代，是多么幸福和骄傲。我完全能理解她，对于这样一位妇妇女，战争简直求之不得，她可以藉此走出无所事事、纯粹只为自己的老处女生活，投入到一个热烈的、有了价值的生命之中。可是当她向我叙述她的幸福时，我们所站的走廊里满是绑捆着绷带、伤势沉重的士兵，两边的大房间里满是少胳膊缺腿的垂死者，愈听我的心愈往下沉，不管我对这位老小姐的兴高采烈多么理解，我却不能赞同她、与她有同感。如果这样一位意气扬扬的护士以看护十个伤兵而得到快乐，那么这位女士的幸运就得来太昂贵了。
不，我不能分享对那个大时代的欢呼，因此从一开始，我就深为战争所苦，并且为了自卫，不得不常年地挣扎着同那宛如晴天霹雳、骤然而至的、貌似外来的噩运对抗，而在我的周围，似乎人人都在为我的噩运鼓掌称快。每当我在报章上读到一些作家的评论，他们为在战争中找到福祉而陶然，或者是一些教授们的呼吁，或是一些名诗人在他们的书斋里炮制出来的颂扬战争的诗歌，我的痛苦就更进一层。
1915年的一天，我无意中公开地泄漏了我的痛苦，又对所谓的才德之士一味只知挑拨仇恨、传播谎言和对这场灾难揄扬无度略吐了几句微言。这相当含蓄的诉苦带来的后果是，我在我祖国的报纸上被宣布为叛国者——这真是一项新的经历，因为虽然我和报纸打过不少交道，还从未尝过千夫所指的滋味。提出这一谴责的那篇文章被我国二十家报纸转载，而在我所有的朋友中，其中在报界工作的我相信为数不少，敢于站出来为我说话的只有两个人。老朋友们对我说，他们用乳汁喂养了我这条忘恩负义的毒蛇，今后他们的乳汁将只用来孝敬皇上和帝国，再不会有我这妖蛇的份了。素不相识的人的辱骂信成叠寄来，书商们通知我，像我这样居心叵测的作家从此算不了被销了号。在许多这样的信上，我初次见到这么一枚小小的圆形饰章，上面的印文是：上帝惩罚英国。
人们也许会想我会为这场误会笑掉大牙，但是我笑不出来。这么一件实际上的眦睚小事为我带来了我生命中的第二次蜕变。
重提一下：我的第一次蜕变是在我立志当作家之后。此前的模范生黑塞从那之后就成了坏学生，他被处罚，被开除，做不成一样好事，而他的父母则为他操心操个没完——这一切只是由于他在这现实的或貌似现实的世界和他自己的心声之间看不到一个和解的可能。现在，在战争年代，一切又回来了。我又看到自己在和世界起着冲突，而原先我和它可说相处得不错。我又走上了背运，孤单无援，独自忍受着痛苦，我所说所想的一切，又不断地被攻击、被曲解。我又看到一道绝望的鸿沟，横亘在现实和我所期许的事物之间。
可是这一次我却难以推脱反躬自省。不久之后，我就不得不承认，我的一切磨难都是自找的，而不是哪人外来的力量加给我的。因为指责整个世界都是疯狂的、野蛮的是没有哪人人，也没有哪个人有此权利的，更何况是我呢。那么，像我现在这样和整个世道都过不去，毛病肯定是出在我自己身上了。果不其然，我确实是病得不轻，而要探明病象和病因却不是件好受的事。首要的是，我为当初的与世无争所付出的代价是太大了，何况，这所谓的无争也正如当时的外界和平一样，已经开始腐烂了。我原以为，自己经过了青少年时代的漫长而艰巨的奋斗，终于成了一名作家，可以心安理得地享我所成了。在这期间，成功和优裕的日子自然而然地影响了我，我变得自满了，变得不爱动脑筋了。其实要是我好好审视一下自己，则所谓作家云云，实际上跟一位写消闲作品的卖文者已经相去无几了。我的日子已经过得太顺当了。现在，患难当头，不知何日才是了局，若日子永远是个最有效的好学校，我总算慢慢学会了，面对这世界的你争我夺，我既不能螳臂当车，总可以致力于反省自己在这整个纷乱和罪愆中所担当的角色。至于我的这番苦心孤诣能从我的作品中被体会多少，就只好听任读者们作主了。可是我心里永远藏着一个秘密的希望，希望有朝一日我的民族，纵然不是作为全体，也会有许许多多清醒而具有责任感的个人，来作一番类似的检讨，不再仅仅是埋怨和诟骂这可恶的战争、可恶的敌人和可恶的革命，而是扪心自问：我是怎样犯上罪的？我要怎样才能恢复清白？因为，人人都能重获清白，只要他能认清并了断他的痛苦和罪孽，而不是去找替罪的人。
当我在作品和生活中开始透露出这一巨变时，许多朋友都大摇其头。有的甚至弃我而去。这当然只是我生活大变样的一端，我还失去了房子、家庭、财产和舒服的日子。有那么一段时间，我天天都要告别，也天天都感到惊异，我怎么能熬过这一切而照样活着，照样爱着这离奇的生命中的某些东西，而这生命却似乎从来只知道给我痛苦、失望和损失。
有一点我该补述一下：在战争期间，似乎也有一位天使在冥冥之中守护着我。我的痛苦使我感到孤立无援，直到我上面说的蜕变开始之前，我都无时不刻不为自己的不幸命运而自怨自艾，可是也正是这痛苦和我的深陷其中不能自拔保护区了我，像装甲一样使我免于接触外面的世界。我在战争期间所生活的城市伯尔尼是那样一个充斥着政治阴谋、间谍活动、贿赂收买和投机操纵的渊薮，地球上少有哪个地方把这一切表现得这么集中，周旋在德国、中立国和敌国的外交捭阖之间，它一夜之间变得人口过剩，云集了大批的外交官、政坛掮客、间谍、新闻记者、豪商富贾和投机客。我生活在外交官和军人之间，还和来自各国，包括与德国敌对的国家的人时相过从，我的周围像是一张交织着间谍与反间谍、密探、阴谋、以及政治交易与私人买卖的网——而我在那些年头里对这一切竟懵然无知！我被摸底、被窃听、被密查，时而被敌对国，时而被中立国，又时而被自己的同胞们列为可疑对象，而我却全然被蒙在鼓中，直到很久之后，我才风闻到一些枝枝节节，简直难以理解，我竟然能在这样一个氛围中我行我素、安然无恙地度日，可是事情就是这么过来了。
战争结束了，我的蜕变于焉告终，可是我经受的考验之苦却也同时达到了高潮。这痛苦不再与战争和世界命运有关，德国的战败，这对于我们生活在国外的人自从两年来就已是意料中事，所带来的恐慌不安也已成为过去。我完完全全沉浸在内省和对一己命运的思考之中，虽然我常常感到，我的问题归根结底还是整个人类的命运的问题。我看到在自己身上重又再现出世界上的各式战争年代、杀戮、颠狂、穷极奢侈和贪生怕死。我必须首先把自我矜持抛在一边，继而把自我贬抑也弃之不顾，必须摆脱一切，专心致志地把这场动乱想通看透，怀着一个时明时灭的希望，在穿越它之后的彼岸，重新找回自然和清白无辜。每一个如梦初醒并且有真觉悟的人都得走一趟，或者若干趟这条荒漠中的窄径——同任何人商量都是徒然。
当朋友们背弃我时，我感到伤心，却并不愠然。我感到负担反而是在自己这一辚，当这班过去的朋友说，我从前是个多么平易可亲的人和作家，而眼前的难题简直莫名其妙时，他们是完完全全有道理的。事实上我早已不谈品味、风格等等，我根本找不到一个能够理解我的语言的人。当他们指责我说，我的作品中已失去了美与和谐，可能还是他们有理。这些字眼徒然使我发笑而已——对于一个被宣判了死刑、在随时会倒塌的危墙之间奔突逃命的人，美与和谐到底有何意义呢？是否，与我夙来的信念相反，我根本就称不上一个作家，而我在美的领域里的汲汲追求，只不过是个错误呢？真相如何，对我也已不再重要了。我曾经历尽艰辛、吃尽苦头、通过了自己灵魂内的地狱之旅才获得的一切，大多成了不值一文的虚套，恐怕我一向引为自豪的天份或适任也是一种自欺而已。这是多么微不足道！我当初满怀虚荣和童真之乐而引为己任的追求也已荡然无存。我早已不把我的任务，或不如说我的救亡之路，寄托在诗歌、哲学或某门学科的领域，而是寄托在，让少许真正有生命力的和强韧的东西能够在我身上持续不绝，也寄托在对某些事物的绝对忠贞之上，也即我还能感觉到活在我身上的那事物。这就是生命，这就是神。——后来，当这些剑拔弩张的时期过去之后，这一切就显得完全是两回事了，因为当初的实情和它们的名称已失去了意义，前日还被奉为神圣的，今天可能就会被目为滑稽可笑的。
当战争对于来说也终于成为过去，也就是在1919年春天，我就迁居到瑞士一个僻静角落，并且隐居起来。由于我一生对印度和中国的智慧颇事涉猎（这是得自祖辈和父辈的家传），我又部分地把我的新年经历用东方式的形象化语言写了出来，人们就常常称我为“佛教徒”，对此我只有暗自好笑，因为在所有的宗教之中，我所知最少的恐怕恰恰就是佛教了。可是他们说的也不能算全错，我到后来才发现，其中确实含着真正的一粟。假如一个人自己选择宗教不是痴想的话，我一定会顺从内心最深处的召唤皈依一个旧式的宗教：儒教、婆罗门教或天主教。我之所以会这样做，倒不是因为我天生对这些宗教感到亲近，而是出于一种追求反极的渴望，因为我不仅凑巧是两位虔诚新教徒的儿子，从性情和禀赋来说，我也是个十足的新教徒（这一点和我对当前新教会的深刻反感并不矛盾）。而一位真正的新教徒总是对自己的教会像对别的教一样抗拒的，因为他的本质决定了他重视未来更甚于现在。在这一层意义上，说佛祖是新教徒也未尝不可。
自从这次蜕变之后，我对于自己的作家资格和文学作品的价值彻底失去了信心。写作对我不再是乐趣，可是一个人没有一点儿乐趣又不行，我即使在最艰难的处境下也没有放弃这一要求。我可以舍弃公正、理智、生命和人世的意义，我见识过，世界可以把这些微言大义抛个一干二净而照活不误——可是要我连一点点乐趣都不能有我却做不到，正是这份还企求些微乐趣的热望，成了我体内那微弱的火焰的一股，有此一端，我才得以维系我的信念于不坠并且自信能重新建立自己的生活天地。我经常在一瓶薄醪之中寻找我的乐趣、我的梦、我对世事的忘怀，而它也往往助我匪浅，理应在此受到赞颂，但是它还不够。于是，有一天我又发现了一项新的乐趣。我年已不惑，但突然开始画起绘画来。并不是我以画家自居或想成为画家。可是画画真是奇妙，它使人更开心，也更有耐性。而且画完画手指总是红红绿绿，不像写文章只会把手指弄黑。对此许多朋友们也很不谅解。我总是不走运——每逢我打算做一件美妙的、能让我开心的而我又想做得不得了的事时，总是让人们不舒服。他们只愿看到，人人都保持老样子，一点不要改变面貌。可是我的面貌偏偏不肯安分，它就爱不时改变，不这样它就受不了。
人们还对我提出另一项指责，对此我自己也觉得颇有道理。他们说我脱离现实。说不论我写的诗文也好，画的画也好，都与现实不符。是的，我写作时经常忘记有教养的读者对一本正经的书的要求，更糟的是我对现实确实毫不尊重。我觉得现实是最不必在意的，它无处不在，无时不败兴，而美的、谈得上一点情调的事物却得之不易。现实是怎样也不能叫人满意，怎样也不能博得敬慕的，因为它是生命的信手之作和失意之笔。这个万万的、永远令人失望的和沉闷的现实却又是我们无论怎样也无力改变的，我们否定它，把自己想得强过它，不过是聊以自慰而已。
那种人情之常的对现实的尊重在我的作品中已经是寥寥无几，而当我作画时，则往往树木长出了面孔，房屋或笑、或哭、贡或跳起了舞，但画里的树到底是梨树还是栗树，则扑朔迷离，大多数时候都叫人难以辨认。对这一指摘我当然无从抵赖。我承认，我自己的生活对我来说经常就是个不折不扣的童话，若不是借了法术之力，我所看到和感到的外部世界和我的内心早就脱节走调了。
我还做了一些傻事，比如有一次我对名诗人席勒说了几句无关宏旨的批评意见，立刻，整个西南德国的九柱戏俱乐部全都揭竿而起，宣布我是给祖国的神圣传统抹黑的人。可是现在，从几年前开始我就已经学会，不再说任何亵渎神圣和使人面红耳赤的话。我认为这是个长进。
由于所谓的现实对我已无大意义，而重重往事常如今日之事占满我的心头，眼前的诸事诸物则又遥不可及，我就做不到像常人一样，把未来之事和过去之事分辨清楚。我有不少时间都生活在未来之中，这样一来，我的生平也就大可不必只写到今天为止，而不妨任其延伸下去。
下面我就简述一下我一生的完整轮廓。在1930年以前的几年内，我又写了几本书，此后我就收山不干了。有两位勤奋的年轻人曾在他们的博士论文中讨论了我是否算得上是个诗人的问题，却没有得到定论。他们在周详地考察了近代文学之后得到一个结论，认为在近代，那种造就诗人的灵液已经稀薄不堪，以致诗人与卖文者的区别已经无从鉴定。根据这一客观考查，两位博士学位候选人却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其中比较通达的一位认为，像这样诗意淡薄得可怜的作品已经不配再叫做诗，既然平庸的文艺作品不可能经久长存，不如就让那些自称为诗的东西自动寿终正寝好了。另一位则是个死心眼的诗的崇拜者，连那些诗意寥寥的作品他也对之优礼有加，因此他认为，宁可错把一百个非诗人封为诗人，也不要漏过任何一位，因为有可能他的血液中会有一滴来自诗的灵山帕纳塞斯。
我的常课就是画画和研究中国魔术，但也对音乐愈来愈醉心。我晚年的一项宏愿就是写一部像歌剧那样的东西，在这部大剧里，人的生命的所谓实现不很受到重视，甚至还被嘲笑，而是借神性的万千宝相闪耀出它的永恒价值。生活的魔术化对我是很相投的，我从来没能做一个“现代人”，我一直都认为霍夫曼的《金罐》，或甚至《亨利希·封·奥夫特丁根》是比所有的世界史和自然史更有价值的教科书（其实在这些史书中我也部读得出精彩的寓言）。我已经步入了生命的那个阶段，那里，继续塑造一个已成型的、鲜明得几乎过头的个性并且还要进一步加深其鲜明性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代之而来的是要求自己去做到，听任我这天生之材淹然物化，而且出于不甘沦为陈迹，把自己归宿到永恒的、忘却时间的行列中去。在我看来，要表达这一思想和心境，只有通过童话才办得到，而歌剧又是童话的最高形式，这或许是由于我对于我们的横遭误用是奄奄一息的语言中的文字戏法已无多大信心，而音乐于我却还是一棵生机盎然的树，它的枝头还能结出乐园里的苹果。我要在我的歌剧中完成我在写作中一直未能全盘如愿的工作：赋予人的生命以更高更美的意义。我要赞美自然，描述它的发展，后者到了某一时刻就会被命定的痛苦驱向精神，即自然的遥远的对极，而摆动在自然和精神这两极之间的生命就应该像彩虹横空那样绚丽多姿和尽善尽美。
可惜的是，我始终未能完成这部歌剧。这情形就和我的写作经历一样，当我发现，一切我认为该说的，早就在《金罐》和《亨利希·封·奥夫特丁根》被说过了，而且比我所能做到的精纯何止千倍时，我就只能搁笔兴叹了。我谱写我的歌剧的情况也正是这样。正当我做了多年音乐方面的准备并且写完好几种剧词的草稿之后，我再度尽可能深入地在脑海中复演了一遍我这部作品的内在意义和内容，这时我才突然如醍醐灌顶，原来我在我的歌剧中苦苦追求的，早已在《魔笛》中被精彩万分地表现无遗了。
于是我只好把这件工作弃置一旁，转而把全副精力用在实实在在的魔术操演上。我的艺术家之梦或许只是一种自欺，写出《金罐》或《魔笛》那样的作品或许我力有未逮，但是玩魔术我可是天赋过人。为了探究所谓现实的无常与变化之道，我原来就对《老子》和《易经》颇事钻研。现在我运用魔术之力来随心所欲地变化现实，不瞒大家说，这可真是其乐无穷。不过我也得承认，我并没有老守着那块被人称为造福的所谓白魔术的净土，而是受到心里那股不安分的火苗的驱使，越来越涉足作祟的所谓黑魔术的疆土。
到了七十多岁的时候，刚被两所大学授以名誉博士不久，我就因为利用魔术诱拐一位少女而受到法庭指控。在监狱里，我请求允许我继续画画，当局接受了我的请求。朋友们给我带来颜料和画具，我就在我牢房的墙壁上画了一幅小小的风景画。我终于又重新回到了艺术，我尝试当个艺术家所遭遇的一切挫折都不能阻止我，再度重倾这琼浆玉露的金杯，再度像个嬉戏中的儿童那样，在自己面前建造一个可爱的游乐世界，再度把智慧和抽象的学问弃若敝履而重注于原始的制造搬弄之乐。我又画画了，调色、润笔、再度酣饮这无穷无尽的魔力：朱色的嘹亮之音、黄色的丰满之音、蓝色的深沉之间以及它们所混成的音乐，直至隐没在遥不可及的、苍白的灰色之中。我快乐地、童真地玩着这创造的游戏，我牢房墙上的风景画就这样画成了。这幅风景包含了曾为我一生带来欢乐的一切：河流与山脉、海水与云彩、收获的农夫、以及一切使我赏心悦目之物。在画的中央则是一列小小的火车。它正朝着一座山驰去，车头已经驶进一座小山洞，活像一条头已经钻进苹果的毛虫，洞口则冒出一团团的黑烟。
我还不曾有过哪次游戏像这次这样令我陶醉，重返艺苑之乐不仅使我忘了，我是个囚徒，是个被指控者，而且今生今世恐怕难有重见天日的可能——我甚至忘了练习魔术，因为我觉得拿起醮着稀薄的油漆的画笔，随便画棵小树，或画片小云，这就深合魔术之道了。
在这期间，早就和我一刀两段的所谓现实则施尽一切手段，来嘲弄我的梦，不停地想要把它砸个粉碎。几乎每天我都被得被押到一间邪乎透顶的房间，那儿，一群面目可憎的人坐在一大堆案卷之间，对我盘问训斥，对我的话则摆出不可轻信之态，他们对待我时而当我是三岁孩童，时而又当我是个江洋大盗。一个人其实用不着做什么被告就足可领教这一套由衙门、文件和档案所形成的莫测高深而又实实在在的地狱世界而有余。在人类挖空心思才设计而成的形形式式的地狱之中，我认为上面所说那样应该被推为地狱之最了。哪怕你想搬个家或结个婚、领个居留证或护照，你就得置身这所地狱之中，在堆满纸张的闷人房间里度日如年，被一些无精打采却又匆忙仓促、拒人千里的人盘问申斥，你的最简单、最真实的陈述一概被目为谎话，你一会儿像个小学生似的被对待，一会儿又像个凶犯。当然，这滋味谁都领教过。要不是我的颜料不断地带给我安慰和欢乐，要不是我的画，那小幅美丽的风景赐予我新鲜空气和生机，我早就在这卷宗之狱中被闷死，或者被折磨得奄奄一息了。
有一次，我正站在我牢房墙上的画前，看守又带着那烦人的传迅书跑来，又要把我从我的快乐工作中硬拉出来。我心头突然泛起一丝倦意，一股说不清的、对整个这套折腾和这整个残忍的、无灵性的现实的厌恶之感油然而生，我感到，该是了结这番折磨的时候了。既然我被禁止不受干扰地继续我的无辜的艺术家游戏，我就不得不运用一下那个更认识的，我毕生花了多年心血在它上面的艺术了，没有魔术在这世界上是活不下去的。
我默诵了一遍那条中国口诀，屏息站在画前一分钟，我的精魄就离开了这现实的虚妄之境。我友善地请看守们稍候片刻，说我得登上我画中的火车，在上面查看点东西，他们像往常一样笑了起来，以为我是个疯子。
于是我就把自己变小，直向画里走去，我乘上那小火车，驰进那黝黑的山洞，起初人们还能看到从洞口冒出的团团黑烟，一会儿烟就消散了，整幅画和我也跟着杳然不见。
看守们不知所措地愣在当场。
我的信仰
有时我会在文章里谈起我的信仰，十多年前我曾经试图把我的信仰写成书，那本书叫“悉达多”。印度学生和日本和尚对这本书里关于信仰的问题常加以审视和讨论，但是他们的基督教同行却很少这么做。
在那本书里，我的信仰有一个印度名字和一副印度面孔，那并不是偶然的。我体验过两种宗教的形式，我的父辈祖辈都是虔诚正直的基督教徒，而我又是印度古籍的读者，最崇敬的是奥义书、薄伽梵书和佛祖的宣道书。我成长在真正的、活生生的基督教义之中，而最初的宗教情感却是在印度形式体验到的，这也不是偶然的事。我的父母和外祖父毕生在印度传教，虽然直到我的一位表兄和我才认识到各种宗教之间是没有高低之分的，我的父母和外祖父都对印度的信仰形式有相当深入的认识，他们对印度的宗教也颇具好感，只是他们不能完全承认罢了，所以说，我从小就生活在洋溢着印度精神和基督教精神的氛围中。
我认识的基督教形式对我的生活有深刻影响，它十分刻板、脆弱而无常，这种形式今天已经过时，也几乎已经消失了。我幼年认识的是具有清教徒色彩的新教，经历深刻而强烈。我的外祖父母和父母的生命完完全全由神的国度所决定，他们为侍奉神而存在。人把自己的生命看做神的生命，不是出于自私的原因，而是作为侍奉和供给而生活在神面前，这是我幼时最深切的经历，也是我得自家庭的最大遗产，我一生受这一经历的强烈影响，从未看重世间和世人，并且随着年岁的增长，越来看得越淡薄。但是我父母那种表现为活生生的生命的基督教精神，毕生侍奉和供给，将生命奉献给教会和服务于教会的基督教精神，无论多么伟大和高尚，其宗教和宗派的形式——这是我们小孩子所认识的形式——却是我从很小就不愿信仰、不能忍受的。我们总要念一些格言、唱些诗歌，而这就使得有诗人气质的我感到受辱，当幼年时期过去之后，我在少年时也已经看得出，像我外祖父和父亲这样的人，事实上非常痛苦，因为他们不能像天主教徒那样有规定的教旨和教条，不能像他们那样有真正的、行之有效的仪式和真正的教堂。
所谓的“新教”教会是不存在的，分布在各处的乡村小教堂就是它的教会，这些教会的历史以及新教的封侯，一点也不比他们责骂的天主教教会高尚，几乎所有真正的基督教精神、对神国的献身精神都不是在这些小教堂内完成的，而是更偏僻的，不过却是炽热警醒的秘密集会中以不固定的形式实现的，这些事我少年时代就已得知，虽然在我们家里说起乡村教堂及其传统形式总是充满敬意（一种我感到并非完全真诚的敬意，我很早就对它有怀疑）。事实上，我少年时代从未从教堂得着宗教体验。家中个人的礼拜和祈祷、父母的生活方式、他们不同寻常的贫穷、他们乐于接受困难的态度、他们对基督徒的博爱之心、他们为异教徒的担忧，凡此种种基督徒生活中的热情和英勇的营养都来自阅读圣经，而并非来自教堂，星期日在教堂做礼拜、上坚信礼课以及教会的儿童班都未曾带给我任何宗教体验。
与很少有回旋余地的基督徒生活相比，与甜腻腻的诗歌和无趣的牧师讲道相比，印度宗教和诗歌的吸引力自然是大得多了。在这儿，我不感到任何事物迫近，闻不到灰色讲台持重的宣道和清教徒圣经课的味道，我的幻想有活动的空间，从印度世界传来的音讯我内心能够毫无阻力地接收，它们对我毕生产生影响。
我个人信仰的形式后来改变了多次，而这种形式的改变没有一次是突然发生的，而总是在逐渐增长和发展起来的。在我的“悉达多”中，爱，而不是知识，占有最高地位，悉达多拒绝教条而以万物为一体的体验为中心，我们可以把这当做是回归到基督教，甚至觉得是真正的基督教新教的精神。
我认识中国的精神世界晚于认识印度的，认识之后我又有了转变。中国古代的道德观使我觉得孔夫子和苏格拉底是兄弟，老子深藏的智慧以及其神秘的动力使我思索良久。通过和几位程度极高的天主教徒的交往，特别是通过与我的好友胡果巴尔的交往，来自基督教方面的浪潮再次影响了我，我赞同巴尔对宗教改革严厉的批评，但我没有变为天主教徒。当时我也看到一些天主教的动作和政治策略，看到教会及政治代表、精神代表如何利用像巴尔这样人格高尚纯洁的人，他们见势转舵，一会儿宣扬他，一会儿冷淡他。这样的教会显然不是宗教理想的处所，这儿显然也存在追逐名利、自以为是的作风，显然也有争吵和赤裸裸的权力斗争，只有私人生活中隐藏着真正的基督教精神。
在我的宗教生活中，基督教不是惟一的宗教，但它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我说的更多的是神秘基督教，而不是教会的基督教，它也不是全无矛盾，不过它和带着印度、亚洲色彩的信仰，认为世界是一体的想法相安无事。我的生活中向来有宗教，没有宗教我一天也生活不下去，不过，我不需要教会。我总觉得把信仰和政治分开的特别教会看起来像拒绝民族主义的讽刺画，这种感觉在战争期间特别强烈，而新教没有能力达到超越教派的统一，在我看来，这是德意志没有能力达到一致的象征。早些年，我想到这些事的时候，总会以半崇敬半妒忌的眼光看罗马天主教教会，直到今天，新教徒对于固定形式、传统、可见的精神的渴望还使我维持着对这欧洲最大的文化形象的尊敬。不过，我也只是在一定距离之外才会对天主教教会有敬意，只要靠近它，它就像所有出于人的东西一样，散发出血腥和暴力、政治和卑鄙的气味。虽然这样，我偶尔仍会羡慕天主教徒，他们能够在神坛之前祈祷，不必躲在狭窄的小房间里，他们能够对着忏悔座的小窗口忏悔，不必在自我检讨中受良心的讽刺。
拜访诗人
我认识的名人并不多，那些相识的人中大多数都是泛泛之交，我从来不曾访问过他们，他们对我的影响也不大。在我青年时期，总是满怀着希望想晋见和接近可敬的名人，然而却一直无缘如愿以偿。因而当我在某次音乐会上，在大厅里看见我所崇拜的音乐家登台，听到象沙拉萨地和约阿西姆这样的提琴家演奏时，我就感到幸福，感到自己也有点儿高雅和神圣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有了结交名人的机会，但是我仍羞于此道达数年之久。在一个著名作家面前，我不敢以同行自居，也怯于进行业务上的交谈。后来，当这种畏惧消失时，或者已经很微弱时，我也象其他青年人一样，早已对这类会见丧失了兴趣。那些声名远扬的男女名人中，只有少数几个人是我渴望结交的。事实上我也总算交了几个，例如我在幕尼黑逗留的那几年，为了《辛木普里切西莫斯》杂志以及出版社的工作而和阿尔培特·郎根成了朋友和合作者，我还曾多次暗暗希望克努特·汉姆生在成了朋友和合作者，我还曾多次暗暗希望克努特·汉姆生在出版社出现，以便相识。但是这种愿望不多，实现的就更少了。我不喜欢抛头露面，而且也从来不乐意成为名人和商标，使自己为生活所束缚，但我又无法使自己的生活完全单一化，于是只好不去参加任何“名人”集会，无论是社交集会、俱乐部、舞会或者宴会，可这种事情太多，因而我总是住在远离城市的乡村。
有些事情看来和我的性情不合，举例说，在我比较早年的时候，尤其是在世界大战以前的时候，几乎每年都要接到一两次，甚至三次邀请，要我去作报告。我接受这些邀请的一部分原因是爱好旅行；此外就是换换环境。常常去寻访一些美丽的城市，例如科隆、维也纳、斯特拉斯堡或者布拉格，旅费只要稍稍费力作一次演讲就可以挣到，而且只需作一个晚上的客人，和那些知名人士随意碰碰杯，暇饮几口便可。这看来是非常怪意的事情。
事实上也常常是很舒服的，同时我借此机会观光了许多美丽的城市，不过不能说总是好的，内疚和后悔之情往往接因而来。我确实没有做任何自己禁止做的事，但是有些事却是违反我的本性的，我试图加以适应，却从未获得成功。不过这件或那件合我心意的好事，总保留在我心中。
一九○九年的一次旅行就是这样一件好事，我终于拜访了一个自己多年来非常尊敬和爱戴的人。当时我应邀去不伦瑞克作旅行演讲，一接到请帖我就想到威廉·拉贝老人就住在不论瑞克，心想到了那里也许能够见到他。我后来在不伦瑞克受到了友好的人们的热情款待，还没等我提出可否见见拉贝这个问题，那边的人就主动提出让我去拜访他。只存在一个困难：因为拉贝通常在小酒店会见客人，但现在他恰巧感冒，不能出门。不过，我想见他的愿望还是由人们告诉了他，于是他便邀请我第二天下午稍晚些时候到他的寓所去。
这期间我游览了这座美丽的古城，在自己客房里休息的时候，就一直想着自己即将会见这位已逾七十高龄的诗人的事，心里真是又高兴又不安。我已经考虑过，他对我究竟会有什么影响，也想了一下我应该如何对待他。当我还是一个少年时，我就读过他的一本书；这本书我既喜欢又不喜欢，书写得有点儿紊乱，几乎近似荒诞，令我有时兴奋，有时惊楞，里面有一些德国北部的东西，使我感到陌生，书里还带着点市民的爱国气息，总之这本书当时确实有一股使我无法抗拒的魅力，令我回想起我们老师的种种见解。后来我把他忘了，我发现了凯勒，紧接着是施笃姆和康拉德·费迪南·梅耶尔，他们都早已过世，但是我觉得他们比拉贝更合时代的气息，更为重要。再后来我在一个朋友的指点下又重读了拉贝的作品，其间我还读过让·保尔的许多作品。我在这几年中阅读拉贝的作品超过了一打，对他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尊敬之情。拉贝是一八五○年至一八八○年时期德意志唯一的真正诗人，耽于幻想的寓言家，坚强的批评家，是一个对他的人民既严格又富于爱心的人。除了这些可敬的品质，给我更为深刻印象的是他那种潜藏的幽默。拉贝有他固执的业余爱好和游戏，他嗜好走弯路和长距离散步，他偏爱奇特，性格难处，他有识人的慧眼，在他那尖刻的、有时是讥讽的嘲笑下似乎蕴涵着一种伟大的信念，一种伟大的人类之爱。现在我就要见到这位老作家了。他和我祖父年龄相仿，写有《阿布·台尔凡》、《德劳姆林》、《鸟儿歌声的记录》等，他的《麻雀胡同》在我初学识字时，就是我母亲的藏书，是我会辨认的第一本书的标题。我一向都敬畏老年人，这是教育的结果，或者是我血液中天生的。但是这种敬畏中还掺杂着一些特别的东西，可以这么解释：我自少年时代结束后就有了一种无法描绘、也不太清楚的感觉，我出生于新旧世纪交接之时，孩提时代的我还冰浴了旧世纪的晚霞，那个旧世纪的残余正在一天天远去，正在消逝。我的这种感觉一部分也许是我父母和祖父母灌输给我的(尽管我对他们讲的话持批评的多)，一部分却是我幼年时限见迅速发展的工业征服了附近地区而形成的。而这些感觉最终让我想到了拉贝，没有什么比这一想法更强烈的了：他属于我祖父这一辈，只有他才具备和体现着他那个时代的一些特征，我们年轻人是缺乏的，或者说是很微薄，甚至几乎没有。这是一种和我们有不同的人性、信仰和骑士精神的东西。拉贝并非偶尔是个老人而成为那种业已消逝的特性的体现者，他是那些特性的一个最纯正的代表，是它们的表现者和共同创造者之一。
时间到了，我来到拉贝寓所。这时已是傍晚，天色昏暗。我现在已记不清那座房子了，只记得那间屋子，那间顺着楼梯走进的屋子。当时，在暮色中站着一个瘦高个儿的人，正在点燃一盏小小的煤油灯，他身子转向了我。我见过拉贝的照片，但是本人和照片完全不象。他很瘦削，个儿极高，穿一件长睡袍，形象安详而庄重，一张老迈、满是皱纹、富于机智的脸居高临下地打量着我。这张脸十分慈祥和蔼，却是一张狐狸脸，显得狡猾、伶俐、捉摸不透；同时又是一张智慧长者的脸，虽然面露讥讽，却并无恶意，充满智慧，很善良，很练达。此外他看上去并不象他的年龄那么老迈，身体仍然笔挺，他和我的祖父完全不同，虽然他们来源自同一世纪，同样的成熟，几乎同样的庄重和富于骑士精神，但他却更为老练，更为机智幽默，而且也更温和。
他声音很轻地表示了欢迎，说大致知道我的情况，请我坐下。他也坐下了，但是很快又站起身子，在房间里来回走动，灯光正照着他，以致我至今仍能清晰地记得他的模样。一间昏暗的小书房里，桌上、路上满是书籍。他站着，一双大大的、正直而温和的聪明眼睛俯视着我。他指指桌上的一本书，告诉我这是他正在阅读的书，这是一卷莫利茨·布什的回忆录。他问我是否知道这本书，并且谈开了俾斯麦，他立即发觉我对此所知甚少，而且并没有全部读过《思想和回忆》，就微笑着放弃了这个话题。他笑嘻嘻地站着，灯光自下而上地照亮了他，那张为灯光照耀得柔和的脸在半明半暗的书籍前孤寂地闪烁。
我一直很喜爱这个老人，这时很想告诉他，我熟读了他的许多作品，我多么尊敬他，但是要对一个如此聪慧、博学可敬的老魔术师表示敬爱之情却并非容易之事，我尚未启齿，他早己猜中并加以嘲笑了，我当然不再讲下去。不过我还是谈了《阿布·台尔凡》，我记得还谈了《德劳姆林》。其间，他也东问西问地问及我的旅行，还相当详细地打听了我的家庭情况。我早就准备好向他提一个问题，一个请求，可是一直等到访问快结束时才有勇气提出来。我说，他住在斯图加特已近四十年，肯定认识也住在该地的埃杜阿特。默里克，能否和我讲讲有关默里克的事呢。
“噢，默里克！”他笑了。“老实说，我不很喜欢他。”
我说，很抱歉，我对默里克估价很高，因此总想多知道一些他的事。啊，拉贝接下去说道，他乐意听到我的话，毫无疑问，默里克是一个正直诚恳的诗人，在同行活动中他们有私人接触，他也知道在斯图加特以及别的地方，人们对默里克较为爱戴。这个默里克是一个非常温柔，又有点儿奇怪的人，他极其敏感，往往因为一些事或什么人触犯了他，便于脆好几天卧床不起，任何人也不见。默里克是一个温柔的人，对自己有点儿软弱，他就是这样的人。拉贝微笑着，我却紧张地盯视着他，因为我清楚地察觉到，他正沉浸于对默里克的回忆之中，默里克正出现在他眼前，我也希望能够看见此刻在他面前的这幅图像。但是我只看见他的微笑，朝着默里克，朝着那个优雅的诗人、奇妙的同行、有点儿软弱的施瓦本人而发的宽恕的笑容。我看到，这两位诗人之间并没有多少友谊、交流和嬉游，他们同苏黎世的凯勒和梅耶尔之间的关系截然不同。我也看到，或者说我相信自己看到，他心里比他嘴里和我说的更不喜欢默里克，他本来完全不喜欢默里克，但是为了宽容我这个年轻的默里克崇拜者，不愿意说得太直率。
当我辞辞出门时，他站在高高的台阶上送行；他那原本高高的身材，由于我的敬仰而变得更高大了。我在步下台阶时还抢头看了他好儿回。对于他，对于那双写下了《鸟儿歌声的记录》和《费斯特尔磨房》的又美又长的手，我怀着深深的爱戴和钦佩。
我依依不舍地离开了他。这时外面天色已经暗了，当晚我又到拉贝会见客人的小酒店里在他经常坐的餐桌旁等候他。这以前我在到处转悠，坐在我的小客房里回想和拉贝见面的时刻，我试图把他讲过的一切都回忆起来，我很惊讶我们所谈的那些话语居然当即就从自己的脑海里消失了，许多话怎么也想不起来。我记得他谈话中有一处非常生动地描绘了馋斯麦，可是由于我对这一段史实比较生疏，因而对于这段话，甚至于这段话的意思，全都不能够予以复述了。
拉贝邀请我以后再到他家去作客。我倒是常常有意于践约，不过我后来没有再到过不伦瑞克。那时我还要到其他城市去旅行，去作报告，不断被介绍给许多人，为新闻界的代表所包围，回答无数的问题，还接到无数家庭的邀请，许许多多花送到我住的旅馆来，这种种真诚的敬意带给我的狼狈远远超过了快乐。我经常带着敬意和羞槐之心想到老威廉·拉贝。因为这个老人用他的气质、他的作品、他的目光和言语表现了一个正在流逝的、甚至是已经过去的时代伪最美好的东西，这种东西即使只能保存短暂的片刻，却也是一个已经消逝的德国；他具有一种业已消失的精神、教养和性格，一半是神圣的，也有一半是陈旧落后的，就连他的荣誉、他的名字和声望，也具有和我们当代时鬃的声望完全不同的、高贵的、纯洁的、清白无辜的、同时又非常可敬的性底象我们这类人，每周都受到某一团体的邀请，到某一个城市去作报告，他不断收到寄来的剪报，所有的报纸和杂志都要发表他的作品，所有的出版社都要出他的书，所有的画报都登载他的照片。人们当然可以反抗，可以拒绝，但是这个世界上到处都在造就名人，只要稍作让步，以后就会以种种形式遭受误解和滥用。不，拉贝的名望和上述情况完全不同。他是逐渐成名的，从未有过突然的轰动，几十年中由于他一长串的著作，由于他的惊人和诚实一致的固执性格而渐渐出名，就连“有名望”这个字眼和他的名字连在一起时听起来也有了完全不同的声音。
事实上，我很清楚在我们当代文坛和批评界中，拉贝及其声誉都无多大地位。人们对他所知甚少，当时写信向我组稿的文艺编辑十之八九没有读过拉贝的作品。他的荣誉只流传在不伦瑞克的餐桌上和几份不时髦的地方杂志上，出版家们也从不争取他，他的许多最好的作品要隔十年，或者二十年才出第二版、第三版，最多出到第四版，他只有两本书可算是拥有广大读者的。而且保护他的声誉的读者大都是不看现代时髦杂志的老年人，我当时认为这些老年人的思想和见解肯定是落后的．——今天是否改变了呢?不，没有改变——这只是我个人的主观想法，事实上已经改变得很多很多，今天我才真正明白声誉和成就的意义，我们今天所谓的声誉并不是指人和他的生平著作，而是出版的最高记录和流行效果，一个昨天还很有名、很得宠的诗人，他的诗后天就因不合用而遭到昨天还在拉拢他的同一个编辑退稿。这一切我现在全明白了，同时逐渐接近属于过去事物的那个地点并能冷静地加以观察了。不过我不想谈这些东西，我只愿意谈谈拉贝和他那与众不同的声誉，—他和他的情况许多年来简直没有变化。今天的报纸和文艺界知道拉贝情况的和二十五年前知道他情况酌同样稀少。他和高特弗利德·凯勒相比较，无论如何还是有一点儿差距的。他有祟拜他的因子，拉贝日历也已出版过好多次。但是这位早已逝世的诗人的一切声誉全都具有浓郁的外省和地方色彩。在今天的文学界人土眼中，拉贝属于“古老的乡土艺术”。可是自从我访问不伦瑞克迄今数十年间，有一大批小说家和戏剧家，在当时他们全盛时期较之拉贝出名百倍，成就也大百倍，而现在早已沉没，并完全为人们所遗忘，而从未引起轰动的拉贝却稳固地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并安静地享有他那迟迟获得的声誉。他所不喜欢的同行默里克比他地位高一些，但是压根儿就没有“成就”，默里克死时很受人尊重，却并非由于出名或者有成就，他死后也同样没受重视。而在几年后，几十年后，他在施瓦本担任牧师和女子中学教师时写下的那许多不行的诗句才渐渐为人广泛传诵，默里克也才被列为真正伟大的诗人，要是那时默里克还活着，已是将近百岁的老人了。
拉贝的声誉还没有到达这种程度。文学史中尊敬地提到他，知道他，也注意他；但是对他的艺术的独特之处，内在之处，对他的人品和语言的特殊惊人之处，却始终没有被真正认识，他的永恒价值也没有被承认，而他的同时代人，例如施托姆和冯塔纳，他们在文学史和文学课本中就远远比他纪写得更准确、更妥当。他虽然不喜欢默里克，却认为默里克是一个敏感和细致的人；拉贝也许会象默里克的情况那样，日后被公认为世界上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也许人们会进一步认识他，而他也是有权利作此要求的，因为对他的评价过于紊乱，尺度也很多，很难整理清楚，而且经常和时代混杂在一起。的确，编一本拉贝选集不可能象编默里克选集那样包罗殆尽。他的声誉并不是引用三首诗就能够予以证明的，要想了解他往往比较困难。他写得很多，而且各类作品都截然不同，读他的作品需要时间，需要耐心，需要慢慢地深入，否则就决不可能深入了解拉贝的作品。人们可以体会一下他的前辈让·保尔的遭遇，说明这样一种著作也能有极强的生命力。
这位诗人，尽管三十多年之久使每一个大学文学教授皱起他们已经朽烂的鼻子，他也能重新获得一切荣誉的桂冠。
拉贝没有读到这篇写他的文章是一件好事。倘若他还活着，我也不会写这篇文章。否则就不知他会如何闪动那机智而嘲讽的目光，以难以形容的狡猾神情，从他那半闭的眼皮下，居高临下地注视我呢！
后记
在我这篇小小文章中尚有一点存疑之处，因为我已弄不清究竟是我还是拉贝自己记忆错了。我后来发现，技贝确实曾多次表明，他和默里克本人并不相识。
我访问拉贝的时候他约摸七十八岁，而从我访问他到我写过篇小小的回忆文章中间，又相隔约有二十四年之久，错误在所难免，请读者予以修正。拉贝所发表的关于默里克的其他看法，我认为我的记忆是可靠的。他对于默里克个人的批评，并非基于私人接触，而只是道所途说而已。
忆父亲
我站在一个大火车站的行李窗口旁，还有几分钟火车就要开了。天色已晚，灯已亮起。今天一早我就从家里出来了，在这儿停留了几个小时，没有找到要找的朋友，于是跑到一个相识的艺术家的工作室去消磨时间，看了许多画和陶制品，其实心里很着急，因为家里有许多工作待做，而明后天我还得继续旅程，到两个地方去演讲，演讲，也是为了有助待做的那些工作。
在敌国俘虏营里的可怜虫，是战争的牺牲品，他们回不了家不是自己的过错造成的，帮助他们毫无疑问是件好事，但是--我有时感觉到，现在也这么想--我们这么热心努力做好事是不是全然正确？做法是否有点儿过热？所做的使我们的灵魂感到陌生不相称，是否受到那种在战争中恣意发泄的可怕的世俗精神的感染？几个月来，我不是一不留神就身心疲惫满怀渴望地躲到古老的神圣呼救中去吗，上百次我也喊道："尘世啊，不要纠缠我！"
火车已经亮灯鸣笛，我取了行李正想上火车，有人拍拍我的肩膀，原来是我亲爱的朋友来了，他站在那儿，眼睛盯着我看。
"留下吧，"他很友善地说："今晚留在我家吧！不必继续旅行了！"
我马上笑了起来，摇摇手，这时他低声说："我收到电报，有个消息带给你。"
"什么事呢？"我还毫不知情地问。
他拿过我的箱子，说："有坏消息。你父亲突然去世了。"
一刻钟后我坐上了火车，不是原先打算乘坐的那一班，而是改乘今晚就可回到我自己家的一班车。我心里乱糟糟的，什么也还没有做，只是匆忙地写下要发的电报，找出合适的火车班次。现在我坐在火车上，不是如心所愿到父亲家，而是反方向，往我自己家去。我必须先回家办新护照才能到德国去。现在不是战争吗，你不准有私事，不准有痛苦，不准做自然而正确的事，你得排队，得等人家盖章，照人头相，签字，得说明申请护照的原因，对你的说明谁感兴趣呢。反正这些对我也并非新鲜事。更糟的是，我的心情无论如何平静不了，一路上，我心里悲痛之极，随着车轮可怕的节奏，我的耳边上千次响起沉重苦闷的声音："你父亲死了，现在你没有父亲了！"
许多别的声音也响起了：回家还能见到人吗？不知道能不能很快拿到护照？我的兄弟姐妹们不知道怎么样了？忽然我又想到应该有一套黑西装。深切的羞愧和哀痛在这些乱七八糟的思绪间折磨着我，我愧于此刻不能集中精神以一颗平静的心献给父亲，我的心神如此紊乱分散，让这么多的琐事占据着。
时而半意识到丧父之痛，使我非常压抑，呼吸都感到困难，头疼不止。我力图集中精神全心全意想像亡父的形象，可是无法完全见到父亲清晰和真实的面容。此刻惟一的安慰是：父亲得以安息，他现在好了，能遂其所愿，走上归家的路。我又想起从前亲见父亲卧病的情况，那是他备受疼痛折磨的时候。于是，父亲的形象突然清晰万分地出现在我眼前，我见到他和蔼可亲而痛得令人揪心的表情，他深深呼吸着，用张开的手把额际的长发掠到后面去，眼光好似来自陌生的远方，平静而悲伤地盯着我看。现在我重新感受到父亲整个的人了，他纯然而清晰地在我心中，于是我对自己说："他们从未了解他，没有人，连他的朋友们也不了解他。只有我完全了解他，因为我和他一样，孤独而不被理解。"
夜晚，火车到达我居住的地方，我上了电车，见车里有相识的人在聊天，就把脸转向车窗，目光对着夜晚熟悉的街道和桥梁却觉得陌生，好似我正疲惫地途经一个陌生地方。我太太到城外电车终点站来接我，我们一起穿过漆黑的田野走回家，我今晨才离开的家。
家里我书桌上放着一些信，上面就放着那封电报，我看了电报，禁不住浮起一丝微笑来。电报上写着"溘然长眠"，这听起来多好、多温和，与父亲是多么相称啊！这完完全全就是他的作风，我十分了解，并且与父亲颇有同感，感觉这是场小小的胜利，因为他成功地逃逝了，一点也没有被人察觉到。他就像一只鸟儿，像一只关在屋里的森林之鸟，当窗户开着而屋里无人时飞走了。
到了夜深时刻我才真正感觉到我的根、我心灵深处神秘的处所受到的震撼，感觉这一切的凄美和不可再现。到了此刻，我才能够哭了出来。
第二天直到中午时分我都在为护照奔波，一切就像在噩梦中那么不顺当，事事受障碍，处处有欠缺，每个地方都还得等上一刻钟，惟一适合的火车班次早已开了，而我还头脑疲乏双手冰凉无所事事在各个办事处等来等去，我心中难受像中了魔咒似地站在办公室的黄色椅子和钉满规章和公告的墙之间，这真是个可怕的世界。这个如此严酷、如此可咒、如此欠缺的世界包围着我，自从彼拉多以来，生命在此世已不真正存在，灵魂的实质也已失去，现在，它以它清醒的非真实似在梦幻中包围着我，再次夺走了我的悲痛和反抗，这个无实质的世界的墙偶尔打开一会儿，于是我在极遥远的虚空后面见到一位穿着寿衣的人安静地等待着我。接着我又得对着办事人员把事情再说一遍，还要各种文件上签名，终于办完护照，我麻木地站在街上，跳上一辆车，回到家，饭桌已摆好，箱子也收拾妥当，我打了很久的电话，快速吃了点东西，口袋里装上书就赶紧乘车去火车站。
今天到不了父亲那儿了解，但能走多远，我就要走。离家之际我看见孩子们正放学回家。
上了火车，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走的就是我昨天来回走过的那天路线，黄昏时刻，火车经过我今晚本该演讲的城市，非常靠近演讲大厅。夜晚时分波登湖出现了，湖上还行驶着一条船，在港口的灯光下我迎来德国土地。我曾在这地区生活过多年，在这儿喝过的酒、吃过的鱼忽然把成百幅已卷起的画卷打开来，尘封的记忆一涌而出。晚风中火车经过沉睡中的弗里德利希港，沿着波腾湖前进。然后我就沉睡到清晨。
早晨，当我站在带我返回故乡的火车上时，我才清楚地感到，父亲的棺柩带我穿越不断变化的景色紧紧把我拉回他那儿，他拉回家的不只我一人，他还拉着我的兄弟姐妹，他们坐不同的车经过不同的地方都为奔丧而回家来，每个人都完全熟悉和了解父亲某一些特质（一些或许只有我们其中一人熟悉和了解的特质）。
火车渐行渐近故乡，经过的地方是我上过学的地方，我青年少时代经常在这森林茂密的群山间漫游。今天，一切都变得黯然无光，回顾我的生活，它不像弯弯曲曲的愉快山谷，而像一条不容避免的笔直艰难的道路，从父亲而来，又回到父亲那儿去。
我又想起父亲从不被人了解，虽然父亲天生有才能表现天性中轻松快乐开朗的一面，他总是使别人愉快，但是父亲艰难的一生里，大部分时间都在不为人所了解中度过。令人惊讶的是，病痛不断、温柔多感的父亲，他的身上总是闪耀着一种特殊的庄严，一种出自良好教养和骑士风范的高尚光辉。这并非健康质朴的天性具有那样一种愉快，他拥有的是历经苦难者的感恩和乐天，在艰难的岁月里，他学会小心翼翼为生命中的阳光和小小的慰藉开一扇门。
我记得最后一次去看望父亲时，互相问候之后我们立刻就谈了起来，谈得那么相投，那么快乐，互相充满信赖。虽然他有足够的理由不信任我或者责备我，或者对我有别的希望，他知我胜于我知他，虽然同他柔和的虔诚相比，我是个粗鲁的俗人，但是我们却感到彼此相同，相互需要，这种感觉就像温暖的天空，笼罩着我们。毫无疑问，父亲比我宽容得多，也更能忍让。因为他虽然并非圣人，却拥有成就圣人的珍贵品质。最后一次坐在他安静的小房间的情景我记得很清楚。--在我，那小房间是远离尘世的安全地和隐蔽所，于他，这里却是监狱和折磨人的牢笼--此时他失明已有好一段日子了，夜里常失眠，他有不少藉以度过漫漫长夜的办法，他讲了其中一种给我听。睡不着时，他就尽力想一些拉丁文警句和成语，按照字母的顺序一条条背下去，这不但能够训练记忆力，还能够更加紧凑地将保存在记忆里的财富显现使用出来。那天他要我同他一起做这游戏，从A开始。我想了半天才想出两三句。先想起"大局已定"，再想到"艺术长存，生命短促"。父亲则闭目思索，接着像个水晶探寻器般，仔细地按照字母的排列将一个个美丽完美的句子检索出来--我记得最后一句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他怀着对美丽简短悦耳的语言的喜悦和敬意，仔细而清楚地说出每一个句子，就像一个有教养的收藏家小心翼翼用手拿他珍爱的收藏品一样。
想着想着我又能够见到父亲整个人了。他的长发向后梳去，面容像骑士，高高的额头，高贵而优美，盲目上的眼睑闭着，上面高高隆起两道弧眉，得知父亲的死讯后，这是我第一次从内心深处感到所有这些亲爱珍贵的东西都已经失而不可复得了，我浑身发冷。再也感觉不到他温柔的手了，那在我头上抚摸祝福的手，再也听不见他的声音了，这是何等的损失啊。站在颠簸的车厢窗口旁，有好一会儿我什么也感觉不到，除了父亲被夺之痛，以及一些儿愤怒，对那些不认识他的人的愤怒，他们不知道那么正派的一个人已经死去，他们感觉不到损失。
不一会儿我想起一件更糟更可怕的事--怎么可能到现在才想起来呢！我最后写给他的信，或许他在临终前收到了--一张匆忙写下的非常简短的明信片，没有关爱，只有几句随便问候的话，还抱怨自己根本没有时间写信。天啊，这是多么可悲、可恶、可耻，比不写还糟！与此相比，我少年时代给父亲带来的痛苦根本不算什么，虽然那也很严酷，可那时当然而不可避免的；但是现在这种淡漠，真是卑劣，真是无可饶恕，我居然迷失于空虚的事务和责任而忘却爱的第一要务！负罪感就像一股浑浊的泥流滚压在我身上，使我透不过气来。
火车停在省会的车站，一位朋友接我回他家休息，等待可以继续旅程的车。不久，我就坐上乡村慢车，火车最后停在小车站上。车站上站着一些人，我忽然看到了弟弟和姐姐，我们互相拥抱起来，于是我们又和童年时代一样，属于同一血脉。逝去的童年故乡、童稚无邪的共同生活、早已去世的母亲温暖的褐色眼睛，这一切忽然间都出现了，使我觉得温暖和安全，我嗅着家乡的气息，听到家乡的方言，这一切在我血液中流淌，使我心平气和。啊，我们平时是多么可怜地奔波于滚滚红尘之中，而我们本有可能呼吸如此丰富的爱的，多么可怜，多么可怜啊！不过，现在好了，现在我回到家了。
我们静静地穿过村庄早春的草地，残雪处处可见。多好啊，我回来了，一手挂在姐姐臂弯里，一手搭在弟弟肩膀上，这真有说不出的好！走近小山走回家去，父亲躺在那儿等着我们，这又是多么悲哀多么奇异的感觉啊！我又见到那扇窗户，每个孩子出远门时，父亲就在那儿挥手告别。走上楼梯，看见玻璃门旁的钩子，父亲柔软的帽子原本总是挂在那里。在走廊和房间里，我呼吸着简朴、整洁、干净的气息，这种温和纯洁的气氛曾一直围绕着父亲。
姐姐妹妹做好咖啡，首先讲述了父亲临终的情形。是的，父亲走得非常容易非常快，几乎是恶作剧般不声不响地偷偷溜走了。我们知道，受尽痛苦的父亲并非不怕死亡，然而他常常衷心渴望死亡的到来。现在好了，解脱了，也别无他求了。印好的讣告放在桌上，上面特别印了一行拉丁文赞美诗，这行诗将按照他的遗愿刻在他的墓碑上。我问姐妹们，这句话德文怎么讲。她们微笑一下说："绳索扯断，鸟儿自由了！"
我一个人轻轻走向父亲的房间，打开了房门。窗户开着，寒风带着雪花吹进来，房间洋溢着花香。
我们的父亲躺在花丛中，双手交叉放着，头朝后靠，似在做深呼吸，高高的额头高贵庄严，双目宁静地闭着。他是如何热切地深深呼吸着这终于得到的宁静啊，他终于可以休息了，解脱了，可爱的面容显出多少的满足啊！疼痛和忙碌伴他过了一生，也把他造就为战士和骑士，看来现在他正极为惊讶地倾听着他周遭的无限宁静。父亲啊，我的父亲！
我哭泣着吻他的双手，把温暖而活生生的双手放在他冰凉的额头上，我一下子想起童年时代，冬天里每个有孩子从外头进屋，父亲就会让我们把冰冷的手在他额头搁一会儿，因为他常常连续几天发作剧烈的头疼而备感痛苦。而今，我不安而暖和的手就放在他额头上，从他那儿吸取寒冷之气。父亲一切的骑士风范和高贵气质如今清晰万分地在他的脸上显示出来，庄严一如宁静的雪峰。父亲啊，我的父亲。
晚上，姐姐拿了一个金戒指给我。那是母亲在六十年代为她的第一任丈夫订做的，戒指内圈刻有一句箴言，十年后与父亲结婚时她把这戒指送给了父亲。
我转动戒指，看了上面的箴言，然后就把它戴在手指上。大小正合适，这戒指戴在父亲手上时，我见过千百次，小时候还常转着它玩，当我端详着戴上戒指的手时，姐姐也看了，我们两人都觉得，我的手和手指同父亲的手是多么相似。夜里，由于不习惯戴戒指而醒了两次，因为我以前从未戴过戒指，我躺在床上，悟到了这戒指只是个微弱的象征，它代表着我与父亲的存在及命运的几百种必然的联系。
第二天，我又单独在父亲身边待了一会儿，他似乎仍然热忱而惊讶地凝听着这无比的宁静，完全与宁静融为一体了。我的额头和双手再次从那神圣源泉得到冷却，一切的痛苦有了这冷却就不算什么了。无论我是个多不肖的儿子，无论我多么不配有这位父亲，有一天我的灵魂也会得到宁静，我的不停的脉搏也会得到冷却。如果在痛苦中不得不到别的安慰，那么至少还总有这一点安慰：有一天我的额头也会这样完全冷却，于是我的意识就会流向本质。
自从在父亲明亮寒冷的房间度过几个美妙而衷心满足的时辰后，认识死亡于我变得很重要而且很可贵。迄今为止，我很少想过死亡，从未畏惧过它，许多无望焦急的时候还常盼望死亡的到来。而今，我才见到它整体的真实和伟大，它作为反极，使我们能够完成命运和生命之圈。迄今为止，我的生命像一条路，路的开端是母亲和童年，充满了爱，我常欢快地、也常烦恼地走着这条生命之路，我也常诅咒它--不过，我从未清楚见过路的尽头。我觉得，给我的存在以滋养的一切动因和力量都来自混沌之初，来自从母体出生的时候，死亡在我看来只是一个偶然点，力量、活力和动力到达这一点便衰弱消失。如今我才见到这"偶然"的伟大和必然性，并且感觉到我的生命系于两端，决定于两端，我明白，我的道路和我的任务是，走向终点的完满，接近它，使它成熟，使它成为所有庆典中最严肃的庆典。
我们兄弟姐妹在一起谈了很多，听过父亲讲述自己年轻时候的特别故事的，就把故事讲给大家听，我们还不时参插着朗读一小段父亲的笔记。不时有人从墙上拿下一幅家庭合影仔细看，还找背面记录的拍摄日期。不时有人走开，到"那边"去同父亲待一会儿，不时有人哭泣。姐妹当中有一位比我们谁的损失都多，她的生活和命运将因父亲的过世而有大转折，就连她的外在生活也将有大改变。对她，我们大家表现出特别的关爱，围绕在她的左右。我们兄弟姐妹分开多年，甚至几十年，如今，对父母的千百种珍贵的回忆以及共同的血脉和精神将我们环抱在一起。因为我们大家都认识到，我们将要继续的是父亲遗产中最为本质的东西，在惊惧的时刻把我们紧紧连接在一起的不仅仅是血脉的纽带，我们继续的还有严格的要求与信仰，我们的父母为之毕生献身，我们孩子们也没有一人想摆脱它。即使我这割断了一切语言和地区束缚的儿子，内心也仍然受这种严格要求和信仰紧紧的约束。我们大家现在都感觉到这种信仰，这是对于天职与责任的信仰。一种无法以语言表达，也无法以行动平静其内在冲动的信仰，它是我们共有的，就像我们有同一血脉一样。即使我们彼此离散，我们仍然属于同一宗派，属于同一个秘密的骑士团体，没有退籍的可能。因为这样的信仰虽然可以践踏，却不可能被消灭。
不过，这些我们一点也没有谈到。
如今父亲和我们之间隔着一层春天的黄土。在他的墓地上，第一批种下的花或许已经生根。如今我已经是个没有家乡之人，分母分别葬于不同的地方。我没有带走任何别的纪念品，只带回这枚轻轻的戒指，如今，我已经习惯戴它了。将来，埋葬我的地方、土地将为我尽母亲最后一份责任的地方，就是我的家乡。然而，就像故去的父亲，我热爱、又令我感到陌生的世界并未使我迷失方向。由斯瓦本大地上那座潮湿的褐色坟墓，我所获得的远超过我所失去的。一个人一旦踏上成熟的道路，他就不会再有所失，他只会有所获。直到那个时刻也降临于他，他将发现鸟笼开着，于是带着最后的心跳逃离充满缺陷的世界。
想到圣经或者其他书上找一句恰当的格言形容我们这样的人，不说出一切，也不想说出一切，但能够反映也整个事情的圣洁的光辉格言，大概没有比圣经诗歌里这一句更好的了："绳索扯断，鸟儿自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