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鲁达自传
聂鲁达 著

目录:
一、年轻的外省人
智利的森林    童年和诗
艺术和雨    我写的第一首诗
三位寡妇的家    麦堆里的爱情
二、浪迹城市
膳宿公寓    胆怯
学生联合会    阿尔韦托·罗哈斯·希门尼斯
寒冬里的狂人    大生意
我最早的几本书    词语
三、走向世界之路
瓦尔帕莱索的流浪汉    派驻小洞的智利领事
蒙帕尔纳斯    东方之旅
阿尔瓦罗
四、灿烂的孤独
大森林印象    印度国民大会党
卧佛    不幸的人类家庭
《鳏夫的探戈》    鸦片
锡兰科伦坡的生活
新加坡巴达维亚
五、西班牙在我心中
费德里科其人米格尔·埃尔南德斯
《绿马》诗刊发生在格拉纳达的罪行
我写的关于西班牙的书战争和巴黎
南希·丘纳德在马德里召开的一个代表大会
面具和战争
六、出发寻找战败者
我选定了一条路拉斐尔·阿尔韦蒂
智利的纳粹分子黑岛
你把西班牙人给带来一个阴险狡诈的家伙
一位将军和一位诗人“温尼伯号”轮船
在这个时期之末……
七、多花又多刺的墨西哥
我国政府派我去墨西哥墨西哥的画家们
拿破仑·乌维科手枪选集
为什么取名聂鲁达珍珠港事件前夕
我是软体动物学家《阿劳卡尼亚》
魔幻和神秘
八、黑暗中的祖国
马丘比丘硝石大草原
冈萨雷斯·魏地拉分散的身体
大森林中的一条路安第斯山
安第斯山的圣马丁在巴黎，有了护照
根
九、流亡始末
在苏联重游印度
初访中国《船长的诗》
流亡的结束海洋学杂谈
十、归航
我家里的一只羊羔从1952 年8 月到1957 年4 月
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被捕诗和警察
与锡兰重逢再访中国
苏呼米的猴子亚美尼亚
葡萄酒和战争收复的宫殿
宇航员时代
十一、写诗是一门手艺
诗的威力诗
与语言共存评论家必须忍受痛苦
诗的短句和长句独创性
酒瓶和船头雕饰书籍和海螺
碎玻璃我的妻子马蒂尔德·乌鲁蒂亚
星星的创造者杰出的艾吕雅
皮埃尔·雷弗迪叶尔齐·博雷萨
乔治·萨姆利约夸齐莫多
巴列霍还活着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
比森特·维多夫罗文学界的仇敌
批评与自我批评新年伊始
诺贝尔文学奖小智利
九月的旗帜普雷斯特斯
科多维拉斯大林
单纯的教训菲德尔·卡斯特罗
古巴人的信
十二、既可爱又冷酷的祖国
过激主义和暗探共产党人
诗学和政治学总统候选人
阿连德的竞选活动驻巴黎大使馆
返回智利弗雷
托米奇阿连德

　　
　　智利的森林
　　……在火山山麓，在冰川侧畔，在几个大湖之间，静穆的智利森林散发着芳香，林中树木杂陈……我的双脚陷入枯叶中；一根松脆的树枚发出碎裂声；巨大的山毛榉树高高挺起它那向上怒张的身躯；穿过寒林飞来的一只鸟儿，扑打着翅膀，栖息在阴暗处的枝桠上。它随即从隐匿处双簧管似地鸣啭起来……月桂树的浓香和波耳多树的幽香扑鼻而来，弥漫了我的整个身心……瓜伊特卡群岛的柏树阻断了我的去路……这里是个立休世界——一个鸟的国度，一个叶片纷呈的境界……我在一块石头上绊了一下，揭开一个隐蔽的洞穴，一只浑身红毛的大蜘蛛死死盯着我，一动不动，大得像只螃蟹……
　　一只金色步行虫把臭烘烘的气息向我喷来，同时它那彩虹般灿烂的身影，像一道闪光似地消逝了……我穿过比我高的蕨类丛林时，从它那冷冷的绿眼睛里落下60滴泪珠，洒在我的脸上；而它那扇子般的叶片，在我身后久久颤动……一棵腐朽的树干是何等珍贵！……黑色和蓝色的草类给它安上耳朵，红色的寄生植物为它缀满红宝石；另外一些懒洋洋的植物借给它胡须和幼芽；一条蛇如同一股气体，从树干的腐烂内脏里飞速喷射而出，仿佛是死去的树干逸出它的魂魄……更远处，每一棵树都与它的同类分开……它们高高耸立于神秘的大森林覆盖层之上，它们的枝叶有的呈线形，有的像卷发，有的多枝权，有的呈披针形，风格各不相同，像是由一把不停剪动的剪子剪出来似的……一道峡谷；底下，澄澈的溪水从花岗石和斑纹大理石上悄然流过……一只柠檬般纯黄色的蝴蝶，在水色和阳光之间翩跹飞舞……在我身旁，无数朵黄蒲包花频频向我点头致意……殷红的喇叭藤花在高处悠悠飘摆，如同从神奇森林里淌出的点点鲜血……殷红的喇叭藤花是鲜血凝成的花朵，洁白的喇叭藤花是白雪凝成的花朵……在树叶的颤栗中，一只狐狸飞也似地穿过那片寂静，但寂静毕竟是这些枝叶的法则……远处隐约传来一只野兽迷惘的吼声……一只藏匿着的鸟儿猛地往斜刺里钻过去……树木花草在窃窃私语，直说到一阵暴风雨使大地的各种乐音齐声高奏起来的时候。
　　不了解智利大森林的人，也不会了解我们这个星球。
　　我就是从那块疆土，从那样的泥泞，从那片岑寂出发，前往世界各地去讴歌的。
　　童年和诗
　　提起童年岁月，唯一使我难以忘怀的事物就是雨水。从合恩角到边境地区的天空，南方的大雨像瀑布那样泼洒下来。我就在这个边境地区——我的祖国的蛮荒的西部——降生到世上，开始面对人生，面对大地，面对诗歌和雨水。
　　我有了丰富的阅历之后，觉得在我的故乡阿劳卡尼亚地区施加过可怖而又不可思议的威力的雨水，已经失去艺术感染力。雨水整月整年地下个不停。
　　一根根雨丝像长长的玻璃针，在屋顶砸得粉碎；有的打在窗上，形成透明的波涛。雨中的每一幢房屋，都像一艘船，正在严冬的大海中吃力地驶向港口。
　　美洲南方的这种冷雨同热雨不一样，不会像鞭子那样劈头盖脸地猛浇下来，过后又是晴空万里。相反，这种雨很有耐性，会绵绵不断地从灰暗的天空中不停地落下来。
　　在我家前面，那条街变成了一片烂泥的汪洋。我从窗口透过雨帘，看见一辆大车在街心陷入泥淖。一位身披厚毛黑斗篷的农民正在抽打拉车的几头牛，它们在雨水和烂泥里再也拉不动了。
　　那时，我们常在人行道上踩着一块块石头，顶着严寒和雨水上学去。雨伞被风刮跑了。雨衣太贵，手套我不爱戴，鞋子湿透了。我永远都记得烤在火盆边上的湿袜子和许多冒着蒸汽，像一只只小火车头似的鞋子。接着发了洪水，把河边住着最穷人家的村落冲走了。颤抖的大地也在晃动。还有几次，山峦上出现由可怕的光所形成的顶饰——亚伊马火山苏醒了。
　　特木科是一座开拓者建立的城镇，这类城镇没有往事，却有不少五金铺。
　　印第安人不识字，于是一把大手锯、一口巨型大锅、一把硕大的锁、一把南极区用的大勺，都成了五金铺挂在街上用作招徕的标志。再远一点，鞋铺挂的是一只巨型靴子。
　　若说特木科是智利南疆的智利生活方式的前哨基地，那就意味着它有一部漫长的血的历史。
　　阿劳科人历经300 年的战斗，在西班牙征服者的逼迫下，不得不移居到那片寒冷地区去。然而，智利人却继续进行所谓“平定阿劳卡尼亚”行动，就是说，继续打一场血与火的战争，以掠夺我们同胞的土地。他们对付印第安人无所不用其极：用卡宾枪射击，用火烧印第安人的茅屋；然后是更慈爱的方式，使用法律和酒精。律师在掠夺印第安人的田地方面，也成了专家；印第安人一表示抗议，法官便把他们送入狱中；神甫则用地狱中永恒的烈火吓唬他们。最后，烧酒也起了毁灭这个高傲种族的作用；而堂阿隆索·德·埃尔西利亚在所创作的长诗《阿劳卡纳》中，把印第安人的英雄业绩、勇敢无畏以及美丽动人之处，融铸在他那掷地作金石声的诗句中。
　　我的双亲是从我的出生地帕拉尔来的。那里——智利中部——到处是葡萄园，盛产葡萄酒。还没等我记事，还没等我懂得用自己的眼睛看她，我母亲堂娜罗莎·巴索阿尔托就亡故了。我生于1904  年7 月12  日，在一个月之后的8 月，我母亲就被肺结核夺去了生命。
　　对我国中部的小农来说，生活是艰难的。我祖父堂何塞·安赫尔·雷耶斯的地很少，子女却很多。我的几位叔叔叫阿莫斯、奥塞亚斯、霍埃尔、阿瓦迪亚斯，我觉得这些都像是远方王国里王子们的名字。我父亲的名字很普通，叫何塞·德尔·卡门；他年纪轻轻就离开父辈的土地，到塔尔卡瓦诺港的船坞去当工人，最后在特木科当了铁路工人。
　　他是驾驶道碴车的司机。道碴车是什么，知道的人不多。在经常刮大风的南部地区，如果不在枕木之间填上石碴，铁轨就会被水冲走。必须把石碴装入柳条筐从采石场运出来，再倒到敞篷平车上去。40  年前，开这种道碴车的人绝对不是少数；他们来自农村，来自城镇郊区，来自监狱。他们都是些身材魁伟、肌肉发达的壮工。铁路公司付给的工资十分微薄，对于肯去道碴车干活的人倒是不要求什么资历。我父亲就是这种车上的司机；他既习惯于发号施令，也习惯于服从命令。他有时把我带在身边。我们在博罗亚挖过石头，那地方是边境地区的蛮荒的心脏，是西班牙人和阿劳科人鏖战的战场。
　　那里的大自然令我陶醉。各种鸟儿、甲虫、石鸡蛋把我迷住了；这些东西有的湛蓝，有的乌黑，有的闪亮，犹如猎枪的枪筒一样五彩缤纷，能在山谷里找到它们实属罕见。这些甲虫完美得令我惊叹不已。我捉到了几只“蛇娘”，这是给一种最大的鞘翅科甲虫取的古怪名字，这种甲虫浑身黑亮，很结实，是智利昆虫中的大力巨人。在灌木、野苹果树、喇叭藤的树干上骤然见到它，会吓人一跳，但我知道它很结实，就是双脚踩上去，也踩不扁它。
　　它既然有结实的躯壳，也就无须靠毒汁自卫了。
　　我的这些探险引起工人们的好奇；不久，他们开始对我的发现产生兴趣。
　　我父亲一疏忽，他们就溜到原始森林里去；他们比我更熟练，更机灵，也更有力气，往往为我找到意想不到的宝贝。有个名叫蒙赫的工人，据我父亲说，是个爱斗殴的危险人物。他黝黑的脸上有两道很粗的线条：一道垂直的是刀疤；另一道横向的，是他微笑时露出一口白牙的嘴——他的微笑既可爱又狡黠。这个蒙赫，给我带来白喇叭藤花、毛烘烘的蜘蛛、羽毛未丰的白颈野鸽；有一次，他还为我找到喇叭藤和卢玛番樱桃树上长的亮闪闪的甲虫。我不知道你们是否见过这种甲虫，反正我只在那次见过。那是一种身披彩虹的闪电似的昆虫，它外壳上的红色、紫色、绿色和黄色，弄得人眼花缭乱。它像一道闪光从我手上逃脱，飞回了大森林，蒙赫没能为我把它捉来，因为他已经不在了。我再也没有找到那种令人眼花缭乱的幽灵；我也没有忘记我的那个朋友。父亲把他死于非命的情况告诉了我，他摔下火车，从悬崖上滚了下去。
　　他们护送的火车停了，可我父亲告诉我，他已摔得粉身碎骨了。
　　我家的房子建造于60  年前，是边境地区一种颇为独特的房子，要说清它的形状是很困难的。
　　首先，各家的房屋都是相通的。院子深处，雷耶斯家和奥尔特加斯家，坎迪亚家和马松家，互通有无地使用工具、书籍、生日糕点、按摩油膏、雨伞和桌椅。
　　一个村落的全部活动，都在开拓者建造的这些房子里进行。
　　堂查尔斯·马松是美国人，一头乱蓬蓬的银发，样子像美国诗人爱默生，是这一家的家长。马松家的儿女都是地道的土生白人。堂查尔斯·马松备有法典和《圣经》。他不是帝国主义分子，而是个筚路蓝缕的创业者。这一家子并非谁也没有钱，他们开设了印刷厂、旅馆、肉铺。他有几个儿子是报社领导人，另外几个儿子却是报社印刷厂的工人。一切都随着时光流逝了，而所有的人却依然像以前那么贫穷。只有德国人继续不屈不挠地维护着他们的财产，这在边境地区显得与众不同。
　　当时我们那些房子有点儿像营房，又有点儿像发明家开的店铺，一进门就见到好些木桶、农具、马具和无法描述的东西。
　　修建房间的工程始终不能结束，楼梯总也没有完工。人们一辈子谈的都是继续建设的事。做父母的早就开始想给子孙们建造大学了。
　　堂查尔斯·马松家里举行过盛大的庆祝会。
　　命名日宴会的全部食品有芹菜火鸡、烤羊肉串和餐后吃的奶油蛋白蛋糕。我有许多年没吃过这种蛋糕了。满头银发的家长同他的妻子堂娜米卡埃拉·坎迪亚一起，坐在那张长得没有尽头的桌子头上。他背后有一面很大的智利国旗，上边用别针别着一面小型的美国国旗，其大小正好是他们血统的比例。智利国旗上那颗孤独的星，显得很突出。
　　在马松家的这所房子里，也有一个大厅是不让小孩子进去的。我从来不知道那里的家具到底是什么颜色，因为在一场大火把它们焚毁之前都罩着白套子。大厅里有一本收藏着这一家相片的相册，他们的这些相片比后来蜂拥传到边区来的那种叫人受不了的着色放大相片，更为细致精美。
　　那本相册里有一张我母亲的相片。她是一位身穿黑衣服的夫人，身材苗条，神情专注。有人告诉我，她写过诗，但我只见过那张美丽的相片，她写的诗我从未见过。
　　我父亲早已娶堂娜特立尼达·坎迪亚·马贝尔德为继室，她就是我的继母。我觉得，给我童年的守护天使起这样的名字，实在不可思议。她动作麻利，为人和蔼，具有农民的幽默感和积极的永不疲倦的善意。
　　我父亲一来到，她就跟当时当地所有的妇女一样，简直变成了一个柔和的影子。
　　我见过有人在那个大厅里跳玛祖卡舞和四对舞。
　　我家里还有一个衣箱，箱里装着各种令人着迷的东西。箱底有一本印着美丽的鹦鹉的历书特别显眼。一天，母亲在翻那个令人肃然起敬的箱子，我为了够到那本印有鹦鹉的历书，竟头朝下地掉了进去。不过等到我长大时，我悄悄打开过这个箱子，里边有几把薄如蝉翼的珍贵扇子。
　　那个箱子里还有一件东西，我至今还记得。那是第一部使我入迷的爱情小说，是几百张由一位我不知道是恩里克还是阿尔韦托的人签名发出的明信片，全是寄给玛丽亚·铁尔曼的。这些明信片美极了，都是镶着小玻璃片的印有当年的大演员的相片，有的还贴着头发；还有一些明信片印着远方的城堡、都市和风景。在好几年时间里，我只能从这些相片上找乐趣。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一封一封地阅读了这些用工整的书法写就的情书。我总在想象，那位情人准是个头戴圆顶礼帽，手执手杖，领带上别着钻石饰针的男子，而他的情书字里行间却洋溢着迷人的恋情。这些情书是这位旅行者从地球上的各个地点寄来的，信中妙语如珠，尽是钟情的大胆表白。我也开始爱上玛丽亚·铁尔曼了。我想象她是个傲慢的女演员，头上戴着珠冠。但是，这些情书是怎么到我母亲衣箱里来的呢？我总也没法弄个水落石出。
　　1910  年来到了特木科城。在这值得纪念的一年，我上学了。学校是一座很宽敞的破旧大房子，里边有几间乱七八糟的教室和阴暗的地下室。春天，从学校高处可以望见婉蜒的、景色迷人的考廷河，两边的河岸上长满了野苹果树。我们时常逃课，以便把脚泡到从白石上流过的冰冷的河水里去。
　　但是，对于年方6 岁的我来说，学校却是个前景广阔的场所。一切都具有神秘的可能性。不让我进去的那间物理实验室，摆满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仪器、曲颈甑和方盘。图书馆永远是大门紧闭。开拓者的孩子们不喜欢学知识。然而，最吸引人的地方却是地下室，那里静悄悄的，而且一片漆黑。我们点起几支蜡烛照着玩打仗的游戏。胜利者把俘虏绑在破旧的柱子上。我至今还记得特木科学校地下室里散发出来的那种潮湿气味——阴暗角落的、墓穴的气味。
　　我渐渐长大，开始对书籍产生兴趣。在布法洛·比尔的伟业里，在萨尔加里的游历中，我的精神境界在那些梦幻般的地区得以不断扩展。我的初恋极其纯洁，是在写给布兰卡·威尔逊的情书中逐步发展起来的。这个姑娘是铁匠的女儿；一个小伙子爱她爱得神魂颠倒，求我替他写情书。这些情书写得如何，我现在已经想不起来了，不过，这也许就是我最早的文学作品；可是有一次，我与这个女同学不期而遇，她问我，她的情人递给她的那些信是否都出自我的手笔。我不敢否认自己的作品，便慌乱不堪地承认了。她当即送我一只榅桲，我当然舍不得吃，把它宝贝似的保存起来。这么一来，我的伙伴在这个姑娘心中的位置就被顶掉了；我继续替他写没完没了的情书，也一再得到榅桲。
　　学校里的男生不承认也不尊重我的诗人地位。可以毫无偏见地说，边境地区就有这种蛮荒西部的奇异印记。我的同伴们名叫什奈克、席勒、奥塞尔、史密斯、塔伊托、塞拉尼。我们同阿拉塞纳家的人、拉米雷斯家的人以及雷耶斯家的人是平等的。没有巴斯克人的姓氏，但有西班牙犹太人的姓氏：阿尔瓦拉、弗朗科；爱尔兰人的姓氏：姆克·金蒂斯；波兰人的姓氏：雅尼切夫基。梅利比卢、卡特利莱奥这些阿劳科人的姓氏却闪射着暗淡的光，散发出木头和水的香味。
　　有时，我们在关得紧紧的大棚子里用橡实打仗。凡挨过橡实的，都知道被它击中有多痛。到学校之前，我们口袋里往往装满这种“炮弹”。我本领不强，没有力气，又不机灵，总是处于劣势。每当我分心去细看那有灰色帽盖的、碧绿光滑的、奇妙的橡实时，每当我笨手笨脚地用橡实做一个后来被人夺走的烟斗时，橡实就会雨点般地扫到我头上。第二年，我忽然想到戴上一顶鲜绿的雨帽。这顶雨帽是我父亲的，同他的粗呢披风、红绿信号灯一样，都是我喜欢得着了魔的物件，我一有机会就带到学校去炫耀……这次雨下如注，再没有比这顶像只鹦鹉似的绿油布雨帽更妙的帽子了。我刚刚来到有300 名疯狂的亡命徒正在里边奔跑的那个大棚，我的雨帽就像鹦鹉那样飞了。我追上去，每次眼看就要抓到手了，它却在震耳的喊叫声中又飞走了，我从来没有听见过这么大的喊叫声。我再也没有见到这顶雨帽。
　　在这些回忆中，我弄不清准确的时间顺序。一些对我来说很重要的琐事往往把我弄得糊里糊涂，而我现在觉得，和博物学奇怪地混淆在一起的我的第一次艳遇，就应该是很重要的事。也许爱情和大自然老早就是我的诗歌的源泉了。
　　我家对面那时住着两个姑娘，她们一个劲儿地盯着我看，弄得我很不好意思。我很胆小，而且沉默寡言，她们却很早熟，又极调皮。那次我站在自己家门口，尽力不看她们。她们手里拿一件引我注意的东西。我小心翼翼地走上前去，她们给我看一个野鸟窝，是用苔藓和小羽毛建造的，窝里摆着几个非常好看的青绿色小鸟蛋。我正要伸手拿鸟窝时，她们中的一个对我说，她们先要检查我的衣服。我怕得发抖，急忙逃走，那两个年轻的仙女高举着那个招引人的宝贝追了上来。在她们追逐之下，我逃进一条通往我父亲的空面包店的小胡同。那两个女劫匪终于追上我，开始剥我的裤子，这时恰好走廊里传来了我父亲的脚步声。野鸟窝在空面包店里完蛋了，那几个非常好看的小鸟蛋就在那里摔碎了，与此同时，我们——劫匪和被劫的人——都屏息躲在柜台底下。
　　我还记得，有一次，我正在我家的天地里搜寻小物件和小生物，在围墙的木板上发现一个洞。从洞中看去，我看见和我家相同的一块地，但未经耕种，一片荒芜。我退后几步，隐约感到会出点什么事。突然伸出一只手来，是一只和我同龄的男孩子的手。我一走上前去，手就不见了，换成一只很小的白羊。
　　这是一只用褪色的羊毛做的小绵羊。用来滑动的小滑轮已经脱落。我从未见过这么漂亮的小绵羊。我回家去，带了一件礼物——一个我所珍爱的、半张开的、有松脂香味的松塔——回来，把它放在同一个地方。
　　我再也没有看见那只男孩子的手。我再也没有见到那样的小绵羊，那只小绵羊在一场大火中不知去向。这些年来，甚至现在，我每次经过玩具店，都要偷眼看看玻璃橱窗。但是，看也枉然；像那样的一只小绵羊，是再也做不出来了。
　　艺术和雨
　　刚刚挣脱了寒冷、雨水和街上的泥泞——也就是美洲南部令人憎恶的和肃杀的冬天，黄色的炎夏便来到了这一带地区。环抱我们的是尚未开发的山峦，然而我很想了解大海。恰巧我热心的父亲从他铁路上为数众多的同事之一那里借到一所房屋。我那当司机的父亲在漆黑的夜间4 点钟（我从来弄不明白，为什么总说是清晨4 点钟），用他那只司机哨子把全家叫醒。从这一刻起，屋内顿时不安静起来，天还没有亮，我母亲、姐姐劳拉、哥哥鲁道夫和厨娘，在被四面八方钻进来的风吹得摇曳不定的小小蜡烛光焰下来去奔忙，把几个大床垫用麻布片卷成一大团，然后由几个妇女急急忙忙搬走。几张床也要装上火车。那几个床垫运往近旁的火车站时，还是热乎乎的。我生来身体虚弱，从睡梦中被惊醒，便感到恶心，浑身发冷。同时，屋里仍然忙作一团，没完没了。穷人为了度一个月的假期，什么东西都得带上；连罩在燃着火的火盆上的烘笼也要带，以便烘烤因天气不佳而始终潮湿的被褥和衣服，于是烘笼被挂上标签，装上等待运载行李的大车上去。
　　火车在那个寒冷的省份驶过从特木科到卡拉韦的一段路程；横越广袤的没有人烟的荒野，穿过原始森林，地震般隆隆驰过隧道和铁桥。火车站一个个孤零零地坐落在田野上，坐落在金合欢和繁花满枝的苹果树丛中。阿劳科印第安人身穿日常衣裳，面带固有的庄严神色，等在火车站上，向过往旅客兜售羊羔、母鸡、鸡蛋和编织品。我父亲买什么东西总要没完没了地讨价还价；每次在难以捉摸的阿劳科妇女跟前拿起一只鸡时，他的金黄色小山羊胡子十分引人注目，而那些阿劳科妇女对她们出售的货物，是半个子儿的价钱都不让的。
　　火车站的名字一个比一个漂亮，差不多都取自流传下来的古代阿劳科遗物的名称。这里是西班牙征服者和最初的智利人——深深植根于那片土地的儿女们——进行过血战的地区。
　　拉夫兰萨是第一个车站，后面的两个车站是博罗阿和兰基尔料。这些名字带有野生植物的芳香，其音节的声音使我入迷。这些阿劳科的名字总是有某种令人喜爱的事物的含义——隐藏的蜂蜜，森林近旁的小湖或河流，以鸟为名的山峰。我们途经那个小小的因佩里亚尔村，诗人堂阿隆索·德·埃尔西利亚在这里险些被西班牙总督处决。在15  和16  世纪，这里设置过征服者的首府。阿劳科人在保卫故土的战争中发明了“焦土”战术，把埃尔西利亚描绘得十分美丽壮观的城池夷为平地。
　　后来到达一座有河流流经的城市。火车响起欢快的汽笛声，田野上暮色四合，火车站上翻滚着大片的煤烟，钟声当当地响个不停，已能闻到在不远处入海的因佩里亚尔河的气息，这条静静的蓝色河流的河道是宽阔的。卸下了无数行李，这个小小的家庭整理就绪，便坐牛车去上汽船，汽船将沿因佩里亚尔河顺流而下；这一切都在我父亲的蓝色眼睛和铁路哨子的指挥下进行。行李和我们都挤在把我们载往大海的小船上。船上没有客舱。我坐在靠近船头的地方。螺旋桨的桨叶推动河水的水流，小轮船的机器呼呼喘着粗气，还吱吱嘎嘎响个不停，沉默寡言的南方人分散在甲板上，活像一动不动的家具。
　　一架手风琴发出如怨如诉的哀叹，发出对爱情的召唤。对于一个15  岁的少年来说，没有比在宽阔的陌生河流上航行，比在夹岸的青山之间驶向神秘的大海更能打动他的心灵的了。
　　下因佩里亚尔村只有一排红顶房子，背山面河，高高坐落在河岸上。从我们要去居住的房子那里，甚至更往前去，从停靠过那条小轮船的破旧码头那里，我听见远处大海的轰鸣声，这是一种遥远的震动。波涛涌进了我的生活。
　　那所房子是身材魁伟的农民堂奥拉西奥·帕切科的，在我们借用房子的一个月期间，他要开着他的牵引机和脱粒机，到山山岭岭和难以通行的道路上去。他要用机器为远离沿海村落单独居住的印第安人和农民收获小麦。他是个突然闯进我们这个铁路员工家庭的大汉，说话声音洪亮，浑身是尘土和麦秸。然后，他又吵吵嚷嚷地回到山岭上去干自己的活。对我来说，他就是南部地区艰苦生活的又一个实例。
　　在那所房子里，在那几条坑坑洼洼的街道上，在我周围那些陌生的存在里，在远处传来的大海的深沉涛声中，一切都使我感到神秘。那所房子有座花园，我觉得它又大又乱，当中有个被雨水淋坏的凉亭，亭子是白木料建造的，上面爬满了攀缘植物。除了我这个小人物，从来没有人走进这个阴森的荒凉地方，这里生长着常春藤、忍冬和我的诗。在那座奇特的花园里，确实还有一件令人着迷的东西，那就是一艘大船——一场大灾难留下的孤儿，躺在那没有浪涛也没有暴风雪的花园里，在虞美人花丛中搁了浅。
　　那座荒芜的花园的奇特之处就在于只有虞美人花，这也许是有意的布置，也许是无心造成的；所以，其他植物都远远离开了那块阴森的地方。这种花的花朵很大，白的像一只只鸽子，红的像星星点点殷红的鲜血，深紫的和黑的像一个个被人遗忘的寡妇。这么多的虞美人花，我从来没有见过，以后也决不会再见到。尽管我凝视这一大片花朵时满怀敬意（在各种花中，只有这些花朵引起一种迷信的敬畏），却不时掐下一朵来，它那被掐断的茎上流出发涩的白黏液，粘在我手上，还散发出一股令人难受的气味。后来，我把一片片华丽丝绸般的花瓣轻轻抚平，夹到书本里。在我看来，这些花瓣都是不会飞舞的大蝴蝶的翅膀。
　　第一次面对茫茫大海时，我不禁愕然。在维尔克和马乌莱两座大山之间，是一片波涛汹涌的大海。海上不仅涌起高过我们好几米的雪白的巨浪，还有巨大的心脏的轰鸣——宇宙的搏动。
　　我们家在那里铺上桌布，摆好茶壶。我吃到嘴里的食物带着沙子，这种事我不太在乎。我害怕的是父亲每天要我们洗海水澡的那个恐怖时刻。除了重重巨浪，飞溅到我姐姐劳拉和我身上的海水，直如抽来的冰冷的鞭子。想到波涛的大手把我们拖到山峦般起伏的大海里去，我们就感到胆战心惊。到了牙齿捉对儿打架、周身冻得青紫、我姐姐和我手拉手准备去死的时候，铁路哨子响了，我父亲命令我们别再受罪了。
　　我要说说那个地区另外几件不可思议的事物。其一是佩尔什马；其二是三位使人着迷的妇人的家。
　　在那个破败的村落尽头，矗立着几幢大房子，可能是制革厂的厂房，是几个法国巴斯克人的产业。在智利南部，经营制革工业的几乎向来是这些巴斯克人。我确实不知道厂房里干的是什么。我感兴趣的仅仅是在傍晚的一定时刻，去观看一群高大的马怎样从大门出来，通过村子。
　　全是佩尔什马，是躯体高大的小马和母马。这些马匹身上的大片鬣毛，从高高的背脊上垂下来；腿很粗，也长着一丛毛，奔跑起来如同鸟的冠羽那样拂动。它们都很健壮，毛色有枣红的，有雪白的，有白、黑、棕混杂的。
　　火山若能小跑和奔驰，大概也会像这些高大的马匹那样移动。它们走在尘土飞扬和满地石块的街上，造成地震般的撼动。它们发出沙哑的嘶鸣，引起地下的轰响，使静止的大气发生颤动。我终身没有再见到如此傲岸、魁伟、雕像般美丽的马匹了，只有在中国见到的除外，那是些同明陵的翁仲一样的石雕马匹。不过，这种石马使人肃然起敬，不可能造成那种叫人敬畏的活生生的动物所形成的那种场面，在我童稚的眼睛看来，这种动物仿佛从漆黑的梦境中跑出来，奔向另一个巨人的天地。
　　其实，那个蛮荒地区到处是马匹。智利骑手，德国骑手，马普切骑手，全都披着黑粗呢套头斗篷，在大街小巷中有的上马，有的下马。那些马匹有的很瘦，有的受到精心照料，有的没精打采，有的肌肉发达，都站在骑手们让它们呆的地方，反刍着一路上吃下的青草，从鼻孔里喷出热气。它们对主人和乡间的孤寂生活已经习惯。天色很晚了，它们才驮着粮袋或装满农具的口袋返回，走向树木茂密的高地，登上崎岖难行的道路，或是无休无止地在海边沙地上奔驰。从当铺或阴暗的小酒店里不时出来一个阿劳科骑手，艰难地骑上他那匹不动声色的马，然后走上山间的归途，一路上摇来晃去，醉得迷迷糊糊。看到那个人上路，而且一路走下去，我觉得他像是个酒精中毒的半人半马怪，身子倾斜得几将坠马落地；但每次都是我弄错了，他总是能够直起身子，然后倾斜着再次折向另一边，而且始终能恢复原状，紧紧粘在马鞍上。他就这样继续在马上一公里一公里地骑下去，直到像一只晃动的、不知为什么不受损害的动物那样，融入荒野的大自然中。
　　许多个夏季，我们带着一整套家庭礼仪重又回到那迷人的地方。在特木科严寒的冬日和海岸边神秘的夏季之间，随着时光的流逝，我渐渐长大，不停地读书写作，而且萌生了爱情。
　　我已经习惯于骑马。走过陡峭的黏土路，走过意外的曲折道路，我的生活变得更高远、更宽阔了。我出去寻觅杂乱茂密的树木花草，寻觅幽静或大森林中禽鸟的啼啭，寻觅会开花的树木上突然的繁花怒放，这时树木像群山上一位魁伟的大主教，身穿一件猩红法衣，或是由于不知名的各种花朵发生争斗而披上银装。我还不时意外遇到野生的、桀骜不驯的喇叭藤花，犹如一滴鲜血从茂密的灌木丛上垂下。我已经习惯了马匹、马鞍、坚固而复杂的农具、在鞋后跟叮叮作响的残酷的马刺。在没有尽头的海滩上，或在树木杂生的茂密的山峦上，我在自己的心灵中，也就是在诗意和那片世上最孤寂的土地之间，开始了交流。此后过了许多年，那种交流、显示以及与空间的默契，依然存在于我的生命中。
　　我写的第一首诗
　　现在，我要向诸位说一个关于鸟的故事。布迪湖上，有人用很残暴的方法捕捉天鹅；他们坐小舟悄悄接近天鹅，然后拼命加快划桨……天鹅跟信天翁一样，起飞很困难，必须在水面滑行着奔跑，再展开大翅膀艰难地起飞。
　　捕猎人追上天鹅，用棍棒予以活活击毙。
　　有人带给我一只半死的天鹅。这是一只美丽绝伦的鸟，一只黑颈天鹅，这么美的鸟我在世上再也没有见到。这是一只雪白的小船，它那细长的脖子像是套在一只很紧的丝袜里。它的嘴是橙黄的，眼睛是红的。
　　这件事发生在靠近大海的地方，在南方因佩里亚尔的萨阿韦德拉港。
　　他们把垂死的天鹅送给我。我为它洗涤了伤口，拿些小面包块和鱼填进它的喉咙。它把一切都吐出来。不过，它的创伤倒愈合了，开始明白我是它的朋友；我也开始知道，乡愁在折磨它。于是，我抱着这只沉重的鸟走过大街小巷，把它带到河边。它在我身旁游了一会儿。我要它去捉鱼，给它指点河底的小石子，指点沙砾，南方闪着银光的鱼时时从上面滑行而过。但是，它那优伤的眼睛却望着远方。
　　这样又过了20  天，我每天都带它到河边，然后再带它回家。这只天鹅大小同我差不多。一天傍晚，它更加沉入了遐想，就在我身边游，对于我指点它去捕捉的小动物，丝毫不感兴趣。它十分安静，我又抱起它带回家去。那时，当我把它抱到胸前时，我觉得有一个带子似的东西舒展开来，像只黑手臂那样擦过我的脸。这是它那细长柔软的脖子耷拉下来。我于是知道了，天鹅死去时是不唱歌的。
　　考廷的夏天酷热难当；天空和麦田都烤焦了。大地想从昏睡中苏醒过来。
　　各家各户的房屋既不适宜度夏，也不适宜过冬。我到田野上去，不停地往前走。我在涅洛尔山上迷路了。我独自一人，口袋里装满金龟子；我带的一个盒子里装有新捉到的一只毛烘烘的蜘蛛。上面看不见天空。大森林永远是潮湿的，我滑了一交；一只鸟儿突然叫起来，那是丘考鸟幽魂般的叫声。一个令人惊怖的警告，从我脚下延伸开来。血滴般星星点点的喇叭藤花，勉勉强强才能辨认出来。在高大的蕨类植物下面，我只是个矮注的人。一只野鸽从我嘴边飞过，翅膀发出干涩的声响。在更高的地方，另一些鸟发出沙哑的笑声嘲讽我。我好不容易才找到路，但天色已晚。
　　我父亲尚未到家。他要凌晨三四点才能到。我上楼到自己房间，去阅读萨尔加里的作品。大雨如注，黑夜和大雨顷刻间就把整个世界笼罩住了。我独自一人在房间里，在自己的算术本上写诗。第二天，我起得很早。那时李子还是青的，我登上山冈，带去一小包盐。我爬上一棵李树，舒舒服服地呆在树上，小心地咬下一小块李子，然后蘸盐吃下去。就这样我吃了上百颗李子。我知道，我吃得太多了。
　　由于我们原有的房子已被大火焚毁，这幢新房子显得很神秘。我攀上围墙，朝邻居望去，一个人也没有。我举起几根棍子。除了几只可怜的小蜘蛛，什么也没有。在那里的背静处有个厕所；厕所旁的几棵树上有毛虫。杏树显示它们满是白茸毛的果实。我知道怎样用手帕逮大黄蜂，又不至于弄伤它们。
　　我逮住大黄蜂，过一会儿就把它放到耳边；那嗡嗡声多好听哟！
　　在这辽阔而可怖的边境地区，一个身穿黑衣的不起眼的幼年诗人感到何等孤独。人生和书籍逐渐使我看到了难以忍受的奥秘。
　　我忘不了前一天夜间读过的故事：在遥远的马来亚，面包果拯救了桑多坎和他的伙伴们。
　　我不喜欢布法洛·比尔，因为他杀害印第安人。但是，他是个多么出色的骑马牧人！大草原和锥形红皮帐篷何等美丽！
　　人们多次问我，我的第一首诗是什么时候写的，我写诗的灵感又是产生于何时。
　　我要尽力回想。很早以前，在我幼年时期，我几乎还没有学会书写，有一次我感到激动万分，便胡乱写了几行半押韵的词句，但是我觉得这些词句很奇怪，跟日常说的话不一样。我把这些词句誊抄在一张纸上，不由得优心忡忡，这是直到那时我还不明所以的一种情绪，是一种痛苦和悲哀。那是一首献给我母亲的诗，就是说，我是这样认识我那天使般的继母的：我的童年全在她温馨的庇护下度过。我毫无能力评判自己的第一篇作品，便拿去给父母看。他们都在饭厅里，正在全神贯注地低声交谈，这种谈话比一条河更无情地把小孩和大人的世界分隔开来。我把那张有横格的纸递给他们，浑身仍然因为第一次灵感的来临而颤抖。我父亲漫不经心地把那张纸拿在手里，漫不经心地看了看，一边漫不经心地还给我，一边说：
　　“这是哪儿抄来的？”说完继续低声同我母亲谈他们的重要往事去了。
　　我似乎记得，我的第一首诗就是这样诞生的，而且就是这样第一次受到漫不经心地表达出来的文学评论。
　　与此同时，我像个孤独的航行者，在知识的海洋里、在杂乱的书籍河流上前进。我夜以继日孜孜不倦地埋头阅读。在那个海滨地带，在那个小小的萨阿韦德拉港，我找到一个市立图书馆，还遇到一位老诗人堂奥古斯托·温特，他对我如饥似渴的文学爱好感到惊奇。“这几本书你都读过了？他一边问，一边递给我一本新的巴尔加斯·比拉的作品，一本易卜生的作品和一本关于罗康博尔的作品。我像只鸵鸟，一视同仁地把这几本书一口吞下去。
　　那时，一位身材颀长的夫人来到特本科，她身穿很长的衣服，脚上是一双低跟鞋。她是女子中学的校长，来自我们的南方城市，来自白雪皑皑的麦哲伦地区。她名叫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
　　我看着她身穿长及脚跟的外衣，从我们村子的街道上走过，对她有点儿畏惧。不过，等到有人带我去见她时，我才发现她是个很和气的女子。在她黝黑的脸上，那印第安人的血统同美丽的阿劳科陶罐一样明显，她爽朗地开怀大笑时露出洁白的牙齿，把整个房间都照亮了。
　　我那时太年轻，又太胆小，太喜欢冥想，不可能成为她的朋友。我见到她的次数很少，但每次她都拿出几本书送我，这就够了。她送的书总是几本俄国小说，她认为这是世界文学中最不同凡响的作品。我可以断言，是加夫列拉给我灌输了对俄国小说的那种既严肃又强烈的看法，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契诃夫成为我最喜爱的作家。从此，他们的作品一直陪伴着我。
　　有一次，有人请我去参加用母马脱粒的活儿。我去的地方很高，在山上，
　　且离村子很远。我喜欢冒险独自行走，在山地找路。我想我若是迷路了，一定有人会帮助我。我骑马离开下因佩里亚尔村，和马儿一起亲密地渡过河口的沙洲。在那里，太平洋上波和灌木丛，然后我取道布迪湖湖畔。浪涛猛击着那座山的山麓。我必须利用一股波浪砸碎后退下去养精蓄锐的间隙；于是我们在又一股波浪向正在朝崎岖的山奔跑的我和我的坐骑压来之前，急急穿过山水之间的一段距离。
　　走过这一段险路，向西便是布迪湖一平如镜的湛蓝湖面。海岸边的沙地连绵不断，一直伸展到距那里极远处的托尔滕湖口。智利的这一带海岸往往布满礁石和岩石，但转眼间就变成没有尽头的沙带，在这条沙带上和大海的浪花旁，你可以走上几天几夜。
　　海滩仿佛没有边际。它在智利的边缘形成一个行星光环般的圈，形成一个受南方大海的轰鸣紧紧追逼的环：它是婉蜒在智利海岸一直通往南极的一条跑道。
　　靠森林的一侧，一棵枝叶呈暗绿色并闪闪发亮的榛树在向我致意，有的枝头挂满了一串串果实；在一年里的这个季节，榛子红得像是用硃砂画成一般。智利南方巨大的蕨类植物长得很高，从它下面走过，我和我的坐骑都碰不到它们的枝叶。我的头一旦蹭上它们的叶片，一阵露珠就会当头淋下来。
　　在我右侧伸展着布迪湖，那是一片与远方的森林相连的、水波不兴的湛蓝水面。
　　最后我才看到几个人。那是些外地来的渔夫。在那个地段，大海和湖泊有的地方连在一起，有的地方互相吻合，有的地方又像在互相袭击，由于强劲的海水的推动，一些海鱼被推到海水和湖水交会的地方。尤其令人馋涎欲滴的是大花鳅——很宽的闪着银光的鱼，在那片水洼里胡乱挣扎。一个，两个，四个，五个渔夫，有的直挺挺地站着，有的在沉思默想，都在寻找不知去向的鱼儿的踪迹，突然用一把很长的三齿鱼叉猛击水中。然后，他们把鱼叉举起来，鱼叉顶端是垂死的椭圆形的银白色肉体，在阳光下颤抖并闪闪发光，随即把鱼放入鱼篓。天色渐渐向晚。我已经离开湖边，正在山上起伏的山坡间寻觅道路。天慢慢暗下来。突然，一只不知名的野鸟有如一声低沉的悲泣飞掠而过。一只老鹰或秃鹰在暮色四合的天空中似乎停住它的黑色翅膀，为了指明我的存在，跟着我慢慢飞翔。神秘的森林中奔跑如飞的红尾狐或不知名的猛兽在嗥叫，在穿越大路。
　　我明白自己迷路了。夜晚和森林本来都是我所喜爱的，现在却威胁着我，我心中无比恐惧。仅有的一位单独的行人，在越来越黑暗的孤寂路途上忽然同我相遇了。我们彼此走近时，我停步一看，只见是个十分粗犷的农民，身穿粗劣的套头斗篷，骑一匹瘦马，时不时便一言不发。
　　我对他说了自己的遭遇。
　　他对我说，当晚我大概是走不到打谷场了。当地每个角落他都了如指掌，他知道打谷场的准确位置。我对他说，我不想在露天地里过夜；我求他给我指点一个去处，使我能够挨到天明。他审慎地要我从大路拐上一条小岔道，再走两西班牙里。他说：“从远处你就能看到一幢两层楼大木屋的灯光。”“是旅店吗？”我问。
　　“不是，小伙子。不过，她们会好好招待你的。她们是三位法国夫人，女木材商，在这里住了30  年了。她们对所有的人都很好。她们准会接待你。”我谢过这位农民所给的审慎指点，他便让他那匹筋疲力尽的瘦马奔跑而去。我像个游魂，继续在小径上赶路。一钩弯弯的新月，白得像一片刚刚剪下的指甲，开始从天际冉冉升起。
　　大约夜里9 点钟，我远远望见从一幢房子里透出的明晰的灯光。在那座神奇圣堂的大门口，在阻拦我的栅门关闭之前我催马前进。我通过了作为地产界限的栅栏，绕开锯断的树干和一堆堆锯末，来到极不寻常地湮没在孤独中的那幢房子的白色门廊。我敲了敲门，起初敲得很轻，后来敲得响些。过了几分钟，我很担心，以为房子里没有人；可就在这时，出来一位白发苍苍的夫人，人很瘦，身上穿着孝服。她很严肃地审视我一番，然后才把门打开一道缝，向我这个不合时宜的旅行者提出问题。
　　“您是谁？您想要什么？”她问，声音像幽灵那样轻。
　　“我在森林里迷路了。我是学生。我是应邀到埃尔南德斯家的打谷场去的。我走得累极了。有人告诉我，您和您的姐妹都是好人。我只希望在随便什么角落里睡上一觉，天一亮就继续赶路，到埃尔南德斯家去收庄稼。”“请进来。”她对我说。“您到自己家了。”她带我走进一间涂黑的客厅，亲自点亮两三盏石蜡灯。我看山那是三盏很美的“新艺术”式的灯，是用蛋白石和镀金的青铜造的。客厅里有一股潮气。红色的大窗帘遮住高高的窗子。扶手椅都罩着白护罩。防备什么呢？
　　那是个上一世纪的客厅，像梦境一样难以确定，令人心绪不宁。那位思乡心切的白发夫人身穿孝服，走动时我看不见他的脚，听不见她的足音，她的手在寂静中到处触及相册、扇子等一件又一件东西。
　　我觉得我像是掉进了湖底，在湖底深处做梦似地幸存下来，感到非常疲倦。忽然进来两位夫人，同接待我的那位夫人长得十分相像。时间已经很晚了，天气又很冷。她们坐在我周围，一位面带早年曾有过的那种妩媚的微笑，另一位用神色优郁的眼睛看着我，同为我开门的那位夫人的眼神一模一样。
　　交谈的内容突然远远离开了那一带遥远的田野，也远远离开了被千万只小虫的叫声、蛙鸣和夜鸟的啼声搅得人心烦意乱的夜晚。她们详细询问我的学习情况。我忽然提到波德莱尔，告诉她们我已开始翻译他的诗。
　　这件事像一朵电火花，使那三位了无生气的夫人振作起来。她们满含痛苦的眼睛和板着的面孔突然变样了，好像从她们脸上揭下了三个画着她们苍老面容的面具。
　　“波德莱尔！”她们大声说道。“自从有了这个世界，这块荒山僻壤里也许是头一遭提到这个名字。我们这儿有他的《恶之花》。在方圆500 公里之内，他的精美作品只有我们能读。这一带山区，没人懂法语。”三姐妹中有两个生于法国的阿维尼翁。最小的一个虽然也是法国血统，却出生于智利。她们的祖父母，她们的双亲，她们的所有亲属，很久以前都已亡故。她们三人早已习惯了这里的雨水，这里的风，这里锯木厂的锯末，习惯了接触这里为数极少的原始的农民和粗鲁的仆役。她们拿定主意留在那儿，留在那树木参天的山上仅有的一幢房子里。
　　进来一个土著仆人，在最老的那位夫人耳旁低声说了点什么。于是我们离开客厅，穿过冷飕飕的走廊，来到饭厅。我感到惊讶，饭厅中央摆着一张铺有长方形白桌布的圆桌，桌上有两个插满蜡烛的多支银烛台，烛光明亮。
　　在这张令人意外的圆桌上，银的和玻璃的餐具交相辉映。
　　我心中忽然感到十分胆怯，仿佛我是被维多利亚女王请到宫中进餐。我到这里时头发散乱，疲惫不堪，而且浑身尘土，而那桌饭菜似乎正在迎候一位王子。我远非一位王子，在她们看来，倒不如说是个刚把羊群丢在门口的、满身臭汗的赶牲口的人。
　　我以前很少吃过这么好的东西。我的女主人都是烹饪大师，而且从她们祖父母那里得到法式甜食配方的真传。每一道菜都出人意外，且味香俱佳，从酒窖取来她们按法国酿酒标准贮藏的陈酒。
　　尽管倦意使我突然闭上眼睛，我仍在聆听她们谈论一些有趣的事。三姐妹最感骄傲的是精工细作的菜肴；这席面就是她们所致力的神圣遗产，是她们所致力的跨越时间和汪洋大海而远离祖国、再也不会复归的一种文化。她们自嘲似地拿出一个卡片箱给我看。
　　“我们是有怪癖的老太婆。”最小的那位夫人对我说。
　　过去30  年间，到这幢偏远的房子来做客的27  位旅行者，有的是为了做生意，有的是出于好奇，有的同我一样是事出偶然。她们保存着跟每位旅行者有关的卡片，上面记载来访的日期，以及她们每次烹炒调制的菜单，这倒是我从来没见过的事。
　　“我们把菜单留下，是为了如果那些朋友有朝一日再来，不让有一道菜是重复的。”我去睡觉，躺在一张像市场上装葱头的口袋似的床上。黎明时分，我摸黑点亮一支蜡烛，洗漱完毕，穿上衣服。一个仆人替我鞍好马的时候，天已透亮了。我不敢去向那三位和气的、穿孝服的夫人辞行。我心中暗想，这一切像是一场奇幻、迷人的梦，为了不破坏这迷人的梦境，我真不该醒来。
　　这件事发生在我少年时代的初期，算来已有45  年了。那三位带着《恶之花》背井离乡的夫人在原始森林深处是如何度日的呢？她们那些瓶装的陈酿，她们那张用20  支蜡烛照得通亮的餐桌都怎么样了？隐没在树林里的那些锯木工和那幢白房子的命运如何呢？
　　最简单的结果莫过于：死亡和遗忘。大森林也许早就吞噬了那些生命和在那难忘的夜晚接待过我的那几间大厅。不过，他们仍然活在我的记忆里，有加活在梦之湖的清澈湖底。这三位优郁的妇人是可敬的，她们在荒野的孤寂中，不为任何实际利益而竭力保持古老的尊严。她们捍卫的是她们的祖先亲手创造的东西，也就是在那遥远的地方，在那世界上最难通行、最荒凉的崇山峻岭的遥远边界上仅存的一点儿高雅文化。
　　三位寡妇的家
　　麦堆里的爱情我在午前到达埃尔南德斯的场院，精神饱满，心情愉快。我曾在空寂无人的路上独自骑行，又得到一夜的酣睡，这一切使我这个沉默寡言的人焕发出青春的光彩。
　　给小麦、燕麦、大麦脱粒，甚至用马来干。看着母马在骑手的催促的吆喝声中，围着谷堆转圈小跑，世上没有比这更让人高兴的了。阳光灿烂，空气像未经琢磨的金刚石，使群山发出光亮。打谷季节是金色的节日。黄色的麦秸堆成一堆堆金灿灿的小山；人人都在忙碌，到处是嘈杂声。袋子源源不断地被送去灌满麦粒；女人们在做饭；马匹在奔跑；狗在吠；孩子们像是麦秸长出的果实，随时都要人把他们从马蹄下救出来。
　　埃尔南德斯一家是个很奇特的家族。男人们蓬头散发不加梳理，胡子也不刮，只穿衬衫，腰上别着左轮手枪，几乎总是满身油迹、谷物灰尘、污泥，或者被雨水淋得透湿。父亲、儿子、侄儿、表兄弟，都是同一副模样。他们在发动机底下和停放脱粒机的屋顶上，一干就是几个小时。他们从不交谈。
　　他们除吵架之外，谈什么都开玩笑。他们吵起架来简直像龙卷风，把面前的东西全部摧毁。他们也总是最先到野地去烤牛肉，去喝红葡萄酒，去弹奏如泣如诉的吉他。他们是边疆居民，我喜欢这种人。我学生腔十足，面色苍白，同这些勤快的粗野家伙在一起，感到自己太渺小了。不知道什么缘故，他们对我很客气，一般他们对谁都不这样。
　　吃完烤牛肉，弹过吉他，白天的日晒和脱粒劳动累得我们昏昏沉沉，我们都得自己想办法过夜。在用新开的木板搭的棚屋内，已婚夫妇和单身女子各自在地上安顿下来。至于我们这些男子汉，都让睡在打谷场上。打谷场里麦秸堆积如山，柔软的金黄色麦秸堆可以让一整村的人都钻进去。
　　对我来说，这一切都是非常不舒服的。我不知道怎样使自己舒展开身子。
　　我把鞋子很仔细地放在一层麦秸底下，拿它当枕头。我脱掉衣服，裹上套头斗篷，钻进了麦秸堆。我跟所有的人都离得很远，他们很快就一起鼾声大作。
　　我仰面躺了很久，睁着眼睛，脸上和手臂上都盖着麦秸。这天夜晚是晴朗的，天气寒冷，而且冷得刺骨。没有月亮，但星星却像刚被雨水淋过似的晶莹，高挂在所有的其他人看不见的梦境之上，在天空的怀里单单对我眨眼睛。后来我睡着了。我忽然醒来，因为有个东西正在接近我，一个陌生人的身体在麦秸底下移动，向我靠拢。我很害怕。这个东西慢慢靠近。我听见了麦秸细碎的断裂声，这是被那种往前移动时谁也说不出的方式弄断麦秸所发出的响声。我全身都警觉起来，等待着。我也许应该起来，也许应该喊叫，但我一动不动地呆着。我听见耳旁有呼吸声。
　　突然向我伸过来一只手，一只劳动的大手，不过，是只女人的手。这只手温柔地抚摸我的额头、眼睛和整个脸。随后一张贪婪的嘴贴到我的嘴上，我还感到一个女人的身体从头到脚紧紧贴在我身上。
　　我的恐惧渐渐变成了强烈的乐趣。我用手抚摸梳成辫子的头发，光滑的额头，紧闭的眼睛，那眼睑柔软得像虞美人花瓣。我的手继续摸索，摸到大而坚挺的乳房，摸到宽而圆润的臀部，摸到夹着我的两条腿，手指还探到像长着山间苔藓似的阴部。那位不知名的女子一声不吭。
　　在一个钻着七八个人的麦秸堆里，要不出一点声响地做爱是何等困难，尽管无论怎样也不能把那几个睡熟的人弄醒。但是，我们确实干了一切可以干的事，但干得极端小心。过了一会儿，那个陌生女子忽然在我身旁睡着了，那种局面使我感到焦躁不安，不免害怕起来。我想，天马上就亮了，最早来上工的人会发现，打谷场里有个女子光着身子躺在我旁边。但是，我也睡着了。醒来时我慌忙伸手，只摸到一个有点儿热气——一个离去的女子身上的热气——的凹坑，不久，一只鸟儿唱了起来，随即整个森林里到处是啼啭声。
　　马达响起一阵轰鸣，男人们和女人们开始在打谷场周围走动，干起活来。新的一个打谷日子开始了。
　　中午，我们聚集在几块长木板周围吃午饭。我一边吃，一边偷眼在女人中寻找，看看哪个可能是夜间的来访者。但是，有的太老，有的又太瘦，很多都是沙丁鱼般瘦小的小姑娘。我要找的是个结实的女子，胸部丰满，辫子长长的。突然进来一个女人，带来一块烤肉给她丈大——一个埃尔南德斯家的人。这个可能就是那个女子。我从桌子的一头盯着她看，这时我认为我看到那个梳着大辫子的漂亮女人向我瞟了一眼，还对我不露形迹地微微一笑。
　　可我觉得，她笑得比实际更爽朗，更深长，使我感到浑身舒畅。
　　膳宿公寓
　　中学每年总是在12  月过数学考试关，上了好几年中学之后，我表面上做好了去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升大学的准备。我之所以说“表面上”，是因为我满脑子装的都是书籍、梦想和诗，这些东西蜜蜂似地在我脑子里嗡嗡作响。
　　我骨瘦如柴，带一个铁皮箱子，穿一身必不可少的黑色诗人服，踏进夜车的三等车厢。这列夜车要运行漫长的一天一夜，才能到达圣地亚哥。
　　这列长长的火车穿过气候各异的许多地区；尽管我乘坐过多次这班夜车，它对我始终有一种异样的魅力。身披湿漉漉的套头斗篷、带着装满鸡的篮子的农民，沉默寡言的阿劳科人，这就是三等车厢里展现的全幅生活图景。
　　座位底下藏着许多无票乘客。查票员一出现，车厢内就会发生很大变化。许多人消失了，有的人藏到套头斗篷底下，两位旅客马上在斗篷上假装打牌，使查票员不注意这张临时搭成的桌子。
　　这时，列车正从布满栎树、南美杉和湿淋淋的木屋的原野，向智利中部的杨树林和落满尘埃的砖砌建筑物飞驰而去。我在首都和外省之间往返旅行过多次，每次离开大森林，离开那母亲般召唤我的林地，我都感到窒息。那些砖房，那些经历丰富的城镇，我觉得仿佛张满了蛛网，一片沉寂。从我那时浪迹城市直到现在，我依然是个生长于恶劣气候和寒林的诗人。
　　我被人介绍到马鲁里街513 号的膳宿公寓。我无论如何都忘不了这个门牌号码。所有的日期，甚至年份，我都会忘记，唯独513 这个数字深深铭刻在我的脑海里，因为长久以来，我生怕永远到不了这样的膳宿公寓，生怕不能浪迹在人海茫茫的陌生首都。在这条著名的街上，我每天坐在阳台上凝望暮色渐渐暗淡下去，凝望飘扬在空中的绿色和猩红的旗帜，凝望市郊几乎要被火红的彩霞焚毁的破败的屋顶。
　　我在大学生膳宿公寓居住的那几年，过的完全是忍饥挨饿的生活。当时我写得远比以前多，但我的饮食却少得多。那些日子我认识的某些诗人，因为穷，严格限制饮食，从而送了命。我记得其中一个与我同龄的诗人，身材比我高，举止也比我笨拙，他写的精巧的抒情诗洋溢着激情的芬芳，弥漫在听到他的诗的一切地方。他叫罗米欧·穆尔加。
　　我同这位罗米欧·穆尔加一起，到首都附近的圣贝尔纳多镇去朗诵我们写的诗。在我们登台之前，一切都已处在极其欢乐的气氛中：赏花赛诗会上身穿白衣的金发女王和她的宫女们已经登台，镇上名流已经讲过话，当地稍有名气的乐队正在演奏；可是，等到我上场用世上最哀怨的声调朗诵起自己的诗篇时，一切都变了。群众发出咳嗽声，大声打趣，对我那首忧愁的诗，丝毫不加理会。我一见这帮粗野的家伙作出这样的反应，就草草结束了自己的朗诵，把位置让给我的伙伴罗米欧·穆尔加。此情此景是难忘的。那位身高两米、穿着破旧的黑衣的堂吉诃德，用比我更哀怨的声调开始朗诵，全体听众一见这种情况，再也按棕不住他们的愤怒，便大声喊道：“饿肚子的诗人，滚吧！别来破坏这个欢乐的节日。”我像软体动物从甲壳里出来那样，离开了马鲁里街的那幢膳宿公寓。我辞别了那个甲壳去认识大海，也就是去认识大千世界。那陌生的大海就是圣地亚哥的大街小巷，当我还往返于古老的大学校园和家庭膳宿公寓内住户寥寥无几的房间之间时，这些大街小巷我几乎去也没有去过。
　　我深知，在这场冒险中，往后我的饥饿会更加严重。膳宿公寓中与我略有点儿乡谊的女士们，有时会发善心帮助我几颗土豆和葱头。但是，我别无办法，因为生活、爱情、荣誉感、解放的要求都在向我发出召唤。至少我是这么认为。
　　我在教育学院附近的阿圭列斯街，租到了第一个单独的房间。在这条阴沉的街上，有个窗口挂出一张告白：“住房出租”。前面的房间由房东居住，他是个白发苍苍的男人，仪表庄重，生就一双我觉得很怪的眼睛。他爱说话，而且很有口才。他以妇女理发师的职业为生，但他对这个职业并不看重。据他对我说，他更关心的是看不见的世界——阴间。
　　我从特木科带来的手提箱和大箱子里取出书本和有限的几件衣服，然后躺在床上看书、睡觉，为自己的独立和懒散而感到骄傲。
　　这所房子没有院子，但有一条走廊，走廊里有许多关着的房间。第二天早晨，我在观察这所住户很少的房子的各个角落时，发现各处墙上，甚至在厕所里，贴有写着大同小异内容的字条：“你忍着吧！你不可能跟我们联络。
　　你已经去世了。”每个房间、饭厅、走廊和起居室，到处都贴着这一类令人不安的告示。
　　那是智利圣地亚哥的一个严寒的冬天。西班牙的殖民活动，给我的祖国留下了不舒适和轻视大自然严酷性的遗产（50  年后，当我谈到这一点时，伊利亚·爱伦堡对我说，他从未经受过像智利这样的寒冷，而他却是来自莫斯科冰雪覆盖的大街）。那个冬天遍地是蓝幽幽的冰晶。树木在严寒中瑟瑟发抖。拉着旧马车的马儿，从鼻子里喷出大团大团的水汽。在那所房子里对阴间的不祥提示之间生活，可以说是再糟糕不过的了。
　　房东——给妇女做头发的理发师和神秘主义者——用他那双疯狂的眼睛深不可测地盯着我，平静地对我解释道：
　　“我的妻子查里托4 个月前过世了。对死去的人来说，这是非常艰难的时期。他们还会常到他们生活过的地方。我们看不见他们，他们却不知道我们看不见。应该让他们知道。我们不是冷淡他们，让他们不要难过。所以，我给查里托贴了那些条子，使她很容易明白，她现在已经亡故了。”不过，这位白发苍苍的人倒使我相信，他活得太好了。他开始注意我的出入，限制我的女友来访，偷看我的书籍和信件。每当我不合时宜地走进我的房间时，总会遇见这位神秘主义者在检查我寥寥无几的动产，在翻我很少的几件东西。
　　在严寒的冬日，我还得辛辛苦苦地到充满故意的大街小巷，去寻觅可以收留我那受威胁的独立性的新住所。我在不远处的一家洗衣店里找到了这样的住所。一眼便可看出，这里的女房东与外界毫不来往。寒意逼人的院子里有一口密布绿苔的喷水池，池水凝然不动，过了这口喷水池，便是无人照管的花园。住所后面有个房间，天花板很高，窗子开在高高的房门过梁上方，这几个窗子在屋顶和地面之间为我的双眼开阔了视野。我于是在这幢房子和这个房间里住了下来。
　　我们这些学生诗人过的是一种古怪的生活，我保持着外省习惯，在自己的房间里用功，每天写几首时兴的诗，还要一杯接一杯地喝自己泡的茶。不过，在我的房间和我居住的那条街之外，当时作家们所描述的乱纷纷的生活，自有其特殊的魅力。这群作家不常到咖啡馆，而常到啤酒店和小酒馆去。他们在这些地方谈天说地，还朗诵诗歌，直到清晨。我的学习因而受到了影响。
　　铁路公司发给我父亲一件灰色粗呢斗篷，供他在天气不好时出勤穿用，但他从来不穿。我穿着从事诗歌创作。有三四位诗人也穿起跟我差不多的二手货呢斗篷。这种服装引起正人君子们的愤怒，其中有些人并不正派。那是探戈舞传入智利的则期，随之而来的不权是它的节拍和它那剪刀铰动似的嚓嚓声，它的手风琴伴奏和节奏，还有侵扰夜生活和我们聚会的那些隐蔽角落的一伙流氓。这类爱跳舞又好寻衅闹事的歹徒，总是找碴反对我们的斗篷和我们的存在。我们这些诗人坚决进行了斗争。
　　在这段日子里，我意外地得到一位难以忘怀的寡妇的友情，她那双蓝蓝的大眼睛，隐约反映出她对新近亡故的丈夫充满柔情的回忆。她的丈夫是青年小说家，其英俊的仪表颇受称道。他们俩是令人难忘的一对，她的秀发是金色的，身段优美绝伦，眼睛深蓝，身材颀长，身体健美。小说家是被那种叫做“奔马痨”的结核病摧毁的。后来我想到，这位金发伴侣也起了“奔马痨死神”的作用，当时青霉素尚未发现，这位金发伴侣又热情奔放，因而仅仅三两个月就使她那魁伟的丈夫离开了人世。
　　这位美貌的寡妇还没有为我脱过她那身黑、紫两色丝绸做的暗色衣服，这身衣服把她弄得像是裹在哀伤外壳中的冰果子。这层外壳是一天下午在洗衣店后部我的房间里不知不觉地脱掉的，我得以抚摸并观赏了整个火热的冰果子。当本能的冲动即将达到顶点时，我看到她闭着眼睛在我下面叹息着（也许是吸泣着）喊道：“啊，罗伯托，罗伯托！”（我觉得，这简直是一种札拜仪式。这个贞洁的女人在举行新典礼之前，正在祈求那位业已消逝的神明。）可是，尽管我处于情欲旺盛的青春年华，这位寡妇都使我吃不消。她越来越迫切的要求和她那火热的心，渐渐使我的元气过早受到损伤。这么大剂量的爱情，与营养缺乏是不相适应的，何况我的营养缺乏又变得日益加剧。
　　胆怯
　　在我一生的最初阶段，也许还有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我确实度过相当长的一段聋哑人般的生活。
　　我从少年时代起，就像上一世纪的真正诗人那样惯常穿一身黑衣服，还模模糊糊觉得自己的相貌相当不错。但是，因为知道自己在姑娘们面前就会说话结巴或者脸红，不但不去接近她们，反而遇到她们便侧身而过，还要显出毫无兴趣的样子，其实心中满不是那么回事。对我来说，她们是一种巨大的奥秘。我情愿在这神秘的火堆里烧死，在这深不可测的井里淹死，却不敢扑向这样的水和火。由于碰不到能推我一把的人，我就在令人着迷的岸边徘徊，目不旁视，脸上更是毫无笑意。
　　对于那些成年人，对于那些小人物——铁路和邮局的职员以及他们的“夫人”（小资产阶级使用这种称呼，是因为他们被“老婆”这个词吓坏了），我也采取同样的态度。我在父亲的饭桌前听大人们聊天，第二天如果在街上遇见头天晚上在我家吃饭的那几个人，我可不敢招呼他们，为了避过难堪的时刻，我甚至走到另一侧的人行道上去。
　　胆怯是一种心灵的怪毛病，是一个特殊的范畴，是展现孤独的一个方面。
　　它还是一种挥之不去的痛苦，仿佛有两层表皮，第二层的内皮在生活面前易受刺激而收缩。在人的各种结构中，这一素质（也可以说是这种毛病）毕竟是为人的不朽性奠定基础的熔铸体的一部分。
　　我在多雨地区形成的迟钝，我的长时间沉思默想的习惯，比所需的时间持续了更长久。我来到首都以后，慢慢地结识了许多男女朋友。在别人不太注意我的时候，我跟他们更容易交朋友。当时，我对人类并不特别好奇。我曾心想，我不可能认识世上所有的人。尽管如此，在一定的环境里，竟有人对我这个16  岁多一点的新诗人，这个来时无人招呼、去时无人送别的不能尽情吐露胸臆的孤独少年，产生了些许好奇心。况且，我身披的长长的西班牙斗篷，使我像个稻草人。谁也没有想到，我这身扎眼的服装竟是直接产生于我的贫穷。
　　在人海中，我找到了当时两位了不起的追求时髦的人——皮洛·亚涅斯及其妻子米纳。他们简直是过美好、闲适生活的完美典范；我很喜欢过这种生活，然而觉得比梦境更遥远。我第一次走进一幢有暖气设备的房子，这里有平静的灯光，有舒适的坐椅；四壁摆满了书籍，书脊五彩缤纷，犹如可望而不可即的春天。亚涅斯夫妇邀请我许多次，态度既文雅又谨慎，毫不理会我那沉默和孤独的各种表面伪装。我很喜欢他们的房子，他们看出来了，接着又来邀请我。
　　我在这幢房子里第一次看到立体画，其中有一幅是胡安·格里斯的作品。他们告诉我，胡安·格里斯曾是他们在巴黎的家人的朋友。但是，最引起我注意的却是我这位朋友身上穿的睡衣。一有机会我就偷眼看它，心中惊叹不已。当时是冬天，那是一套厚呢睡衣，料子像台面呢，颜色却是深蓝的。
　　那时候，除了囚服似的条纹睡衣外，我想不到会有其他花色的睡衣。皮洛·亚涅斯的这件就打破了一切框框。它的厚呢料子和鲜亮的蓝色，激起了一位住在圣地亚哥郊区的穷诗人的妒忌。说实话，50  年来我再没有见过像他那样的睡衣。
　　我与业涅斯夫妇多年失去联系。为了一名到圣地亚哥演出的俄国马戏班的杂技演员，米纳离开了丈夫，也抛弃了柔和的灯光和美妙的扶手椅。后来，从澳大利亚到英伦三岛，她为了能与那个使她着迷的杂技演员在一起，干起了售卖入场券的工作。最后，她在法国南部一个神秘的营地，成为罗莎·克鲁斯会的会员。
　　至于那位丈夫——皮洛·亚涅斯，改名胡安·埃马尔，随着光阴的流逝，慢慢变成一位出色而鲜为人知的作家。我们终生都是好朋友。他沉默寡言，风度文雅，但是贫困潦倒，终其一生都是如此。他写的好几本书尚未出版，但这些书肯定终将生根发芽。
　　我即将结束有关皮洛·亚涅斯或胡安·埃马尔（而且又要谈到我的胆怯）的时候，想起在我上大学时期，我的朋友皮洛坚持要把我介绍给他父亲。他对我说：“准保他会让你到欧洲去旅行。”当时，拉丁美洲的诗人和画家都把眼睛死死盯着巴黎。皮洛的父亲是个要人，是个议员。他住在练兵场和总统府附近的一幢又大又难看的房子里，毫无疑问，他很喜欢住在这种地方。
　　我的朋友们为了使我的形象更正常些，把我的斗篷剥掉，然后他们留在前厅，为我打开议员客厅的门，在我进去之后又把门关上。客厅很宽敞，也许从前曾经做过大接待厅，可现在却是空荡荡的。只有在客厅深处——那个房间的尽头，在一盏落地灯下面，我隐约看到一把扶手椅，议员就坐在椅上。
　　他正在看着打开的报纸，报纸像个屏风似地把他整个挡住了。
　　我一踏上那磨得很光而且不怀好意地徐了蜡的镶木地板，就像滑雪者那样滑开去。滑的速度越来越快，我极力要使自己停下，却只能弄得身子摇摇晃晃，还摔倒了几次。我最后一交就摔在议员的脚跟前，这时他正用冷峻的眼睛瞧着我，手里仍捏着那份报纸。
　　我终于坐上了他身旁的一把椅子。这位大人物用疲倦的昆虫学家那样的目光审视我，就像在审视别人常给他的一件标本——他不假思索就认得的一种无害的蜘蛛。他不着边际地问到我的打算。我在摔倒之后显得更加腼腆，而且比往常更加木讷了。
　　我不知道对他说了什么。过了20  分钟，我伸出一只小孩子般的手向他道别。我相信，我听到他用非常柔和的声音答应我，他要跟我通消息。然后他又拿起报纸，我则以进门时本该有的极度小心，转身从危险的镶木地板上往回走。那位议员——我的朋友的父亲——当然没有跟我通消息。后来不久，一场兵变（当然是又愚蠢又反动的）使他连同他那看不完的报纸，一起飞快逃离他的椅子。我承认，我感到很开心。
　　学生联合会
　　在特木科时，我当过学生联合会机关刊物《光明》杂志的通讯员，还在中学同学中推销了二三十份这个杂志。1920  年的消息传到我们特木科，给我的同代人打上了血淋淋的痛苦印记。“幸福青年团”是寡头政府的产物，他们攻击并捣毁了学生联合会总部。司法当局从殖民时期直到现在都尽力为富人服务，他们不去抓攻击者，却把被攻击者关进监牢。多明戈·戈麦斯·罗哈斯这位智利诗坛年轻的希望之星，在一所监狱里被折磨得精神失常致死。
　　这一罪行在一个小国的全国范围内引起如此深刻而广泛的反响，与当年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卡在格拉纳达被谋杀一般无二。
　　1921  年3 月，我来圣地亚哥上大学，那时这座智利首都的人口不足5 万人。到处闻得到汽油味和咖啡香。成千上万幢房屋住满了没有知识的人和臭虫。街上交通用的是又小又杂乱的有轨电车，它费力地驶过时，发出轮轨和铃铛的巨大响声。在独立大街和中央车站（我的大学就在该处）附近的首都的另一个车站之间，是一段没完没了的路程。
　　进出于学生联合会总部的是学生造反活动的最著名人物，他们与当时强大的无政府运动有思想上的联系。阿尔弗雷多·德玛丽亚、丹尼尔·施魏策尔、圣地亚哥·拉瓦尔卡、胡安·甘杜尔福等人，都是很重要的领导人物，胡安·甘杜尔福无疑是他们中最惊人的一位，他以大胆的政见和不屈不挠的勇气而令人敬畏。他把我当孩子对待，我当时也确实是个孩子。有一次，我上他的诊疗室看病迟到了，他沉着脸看我并对我说：“为什么不准时来？别的病人还等着哪。”我答道：“我不知道现在是几点钟。”他从背心口袋里取出表来送给我，对我说：“拿着，下次你该知道时间了。”胡安·甘杜尔福身材矮小，圆脸，过早就歇了顶。但是，他的仪表始终会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有一次，一名以好斗和剑术高超闻名的搞政变的军人，挑动甘杜尔福决斗。甘杜尔福接受挑战，用半个月时间学会了击剑，不但使对手受了伤，还大为吃惊。就在这一段日子里，他为我的第一本书《晚霞》刻制了封面和全部插图，这些动人的版画竟是一位向来与艺术创作毫无关系的人创作的。
　　在革命的文学生涯中，最重要的人物是《青春》杂志的领导人罗伯托·马萨·富恩特斯，该杂志也属于学生联合会，但比《光明》杂志更具文集的性质，也编得更精细。冈萨雷斯·贝拉和曼努埃尔·罗哈斯是当时出类拔萃的人物，在我看来他们是老得多的一辈人。曼努埃尔·罗哈斯在许多年之后于不久前来自阿根廷，他的魁伟身材和无意间说出的包含着轻蔑、骄傲和尊严的话语，使我们大为倾倒。他是个铸排工。我早在特木科时就已认识冈萨雷斯·贝拉，他是在警察袭击学生联合会之后逃走的。他从火车站径直来看我，火车站离我家只有几步路。他的出现，对一个16  岁的诗人而言，是十分值得纪念的。我从未见过一个如此苍白的人。他的脸极其瘦削，有如用骨头或象牙刻成。他穿的是黑衣服，是一身裤脚和袖口都磨得挂了毛的黑衣服，却并不因此失去他的高雅风度。我一开始就听出，他语锋犀利，颇具嘲弄意味。在此之前，我不知道他还活着，那天晚上他冒雨亲临我家，使我深为震惊，简直就跟那位民粹派革命者来到安德烈耶夫笔下的人物萨什卡·日古列夫（当时拉丁美洲的造反青年把他视为榜样）家中一样。
　　阿尔韦托·罗哈斯·希门尼斯
　　我作为政治和文学战士加入了《光明》杂志，该杂志几乎全部由阿尔韦托·罗哈斯·希门尼斯领导；他逐渐成为同代人中我的最亲近的伙伴之一。
　　他头戴科尔多瓦帽子，留一副大人物留的那种长连鬓胡；他举止不俗，人又年轻英俊，虽然生活窘迫，却快乐得像只小金鸟；新型花花公子的全部气质，诸如轻蔑态度、直接理解众多矛盾冲突的能力、对生死攸关的一切事物的令人愉悦的知识（以及欲望），他都兼而有之。书本和姑娘，酒瓶和航船，旅行路线和群岛，他样样熟悉，而且运用得精细入微。他在文学界的活动总是显示一种大大咧咧的作风，而且一贯挥霍自己的才华和魅力。他系的领带在总体的穷酸中，永远显得富丽夺目。他不断搬家，还经常从一个城市迁往另一个城市，他这种自由自在的乐趣、自发而又坚定的放浪形骸，使兰卡瓜、库里科、瓦尔迪维亚、康塞普西翁、瓦尔帕莱索等地惊奇万分的居民，开心了几个星期。他像来时那样走了，却在他停留之处留下诗歌、绘画、领带、爱和友谊。他具有民间故事中王子那样的秉性和令人难以置信的慷慨，把所有的东西——他的帽子，衬衫，外衣，甚至他的鞋——都拿去送人。等到可送的东西都送光了，他就在纸片上写上几句话——几行诗或是一句幽默的俏皮话，在你动身时摆出一副豁达大度的神气把这张纸片送给你，仿佛交到你手里的是一颗价值连城的宝石。
　　他遵从阿波里奈和西班牙极端主义者的教导，按最时兴的方式写诗。
　　他创立过一所新型的诗歌学校，取名“咿呀”，据他说，这是人的第一个喊声，是新生儿的第一首诗。
　　罗哈斯·希门尼斯使我们不得不在服装、抽烟方式和书写方面赶点儿时髦。他非常巧妙地嘲笑我，帮我脱下暗色衣服。他的怀疑态度和没有节制的酗酒始终没有影响我，然而至今记起他那光彩照人的相貌，我就十分激动，他的相貌使美从各个角落涌现出来，有如使一只隐藏的彩蝶飞舞起来。
　　他从堂米格尔·德·乌纳穆诺那里学会叠纸鸟。他叠好纸鸟的长脖子和宽翅膀之后，吹了几口气。他把这个动作叫做给它“催活”。他发现了法国诗人，发现了埋藏在仓库里的深色酒瓶；他给弗阴西斯·亚默笔下的女主人公写情书。他写的美妙的诗都皱巴巴地在他的口袋里流传，至今从未发表过。
　　他那挥霍无度的性格十分引人注意，有一天在一家咖啡馆里，一个陌生人来到他身旁对他说：“先生，我听了您说的话，和您深有同感。我能向您提个要求吗？”罗哈斯·希门尼斯不悦地问道：“什么要求？”陌生人说：
　　“允许我从您身上跳过去。”诗人问道：“怎么个跳法？您的身体这么棒，我坐在这张桌上，您能从我身上跳过去吧？”陌生人低声下气地回答：“先生，我跳不了。以后等您安安静静躺在棺材里的时候，我再从您身上跳过去。
　　我对平生遇到的那些有趣的人，总用这种方式对他们表示敬意：如果他们允许，我就在他们仙逝以后从他们身上跳过去。我是个孤独的人，这是我唯一的消遣。”他同时掏出一个记事本对罗哈斯·希门尼斯说：“这就是我跳过的人的名册。”罗哈斯·希门尼斯欣喜若狂地接受了这个怪主意；数年之后，在一个凭记忆所知的智利最多雨的冬天，他去世了。那天跟往常一样，他的外农留在圣地亚哥市中心的一家酒吧里了；他在那个南方的冬日，仅仅穿着衬衫从城里走过，一直走到第五师范学院他妹妹罗西塔的家。两天后，支气管肺炎把我所认识的最富有魅力的人，从尘世夺走了。这位诗人走了，在绵绵细雨中带着他的小纸鸟飞上了天空。
　　当天夜里，为他守灵的朋友接待了一位不寻常的来客。滂沱大雨倾泻在屋顶上，雷电闪闪，第五师范学院校园里高大的香蕉林在风中摇曳，门打开时走进一位身着重孝的人，浑身给雨淋得透湿。谁也不认识他。出乎几位守灵朋友的意料，这位陌生人跑了几步就从棺材上跳了过去。随即像他来时那样，一言不发地突然走了，消失在大雨和夜色中。像阿尔韦托·罗哈斯·希门尼斯这样，最后以一个神秘仪式来结束令人惊奇的一生，谁也说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我刚刚到达西班牙，就得到他去世的噩耗。我很少感受过如此强烈的痛苦。当时我在巴塞罗那，立即动手写我的哀歌《阿尔韦托·罗哈斯·希门尼斯在飞翔》，这首诗后来在《西方杂志》上发表了。
　　不过，我还应该举行一个同他诀别的仪式。他已经长眠在遥远的智利，在滂沱大雨把墓地淹没的日子里。在一次仪式上，我忽然想到已经不可能同他的遗体在一起，已经不可能陪伴他进行最后一次旅行了。我便去找我的朋友画家伊萨亚斯·卡韦松，同他一起到神妙的圣玛利亚德拉梅尔大教堂去。
　　我们买了两根几乎有一人高的大蜡烛，带到那座半明不暗的奇炒殿堂里去。
　　圣玛利亚德拉梅尔大教堂是航海者的教堂；渔夫和水手在许多世纪前一砖一瓦地盖起了这座教堂，后来又用千万帧还愿画装饰了它。这座精美的大教堂的墙上和天花板上，到处是各种形状的大小船只，而且永远在扬帆航行。我忽然想到，这简直是为那位去世的诗人设置的绝妙环境，如果他见过这个地方，他一定会喜欢。在教堂当中，就在镶板式天花板画着云彩的地方，我和我那位画家朋友点燃蜡烛，坐在空荡荡的教堂里，各人身旁放一个绿色酒瓶，心里想，尽管我们是不可知论者，那个无声的仪式会以某种神秘的方式使我们与亡友更加接近。在空荡荡的大教堂高处，点燃的许多蜡烛活跃而且明亮，像是那位狂热诗人的两只眼睛，从阴影和还愿画中间凝视我们，虽然他的心已经永远停止跳动了。
　　寒冬里的狂人
　　提起罗哈斯·希门尼斯，我要说说他的狂热，他那与诗歇挽臂而行的名副其实的狂热。非常理性的人大概要付出很大代价才能成为诗人；诗人要成为有理性的人，想必同样要付出巨大代价。但是，理性是会在比赛中获胜的，这种以公正为基础的理性，应该统治世界。米格尔·德·乌纳穆诺非常喜爱智利，有一次他说：“那句格言我可不喜欢。‘凭理性还是凭武力’是什么意思？要凭理性，要永远凭理性。”过去我认识几位狂热的诗人，我要说说其中的阿尔韦托·巴尔迪维亚。
　　阿尔韦托·巴尔迪维亚这位诗人是世界上最瘦的人之一，而且脸色发黄，仿佛浑身只有皮包着骨头，一头乱蓬蓬的灰色长发，目光冷漠的眼睛上架一逼近视眼镜。我们都叫他“僵尸巴尔迪维亚”。
　　他默默无语地进出于酒吧和文艺社团、咖啡厅和音乐会，不弄出声响，腋下夹着一小捆神秘的报纸。我们这些他的朋友，一边喊他“亲爱的僵尸”，一边拥抱他那没有实质内容的身躯，感到拥抱的只是一股气流。
　　他写了不少感情细腻的、极其温柔的优美诗篇。下面是其中的几行诗句：
　　黄昏，太阳，生命——一切都己离去：
　　邪恶必将取胜，此事无可挽回。
　　我那暮年的形影不离的姐妹哟，只有你留下不去。
　　我们称之为“僵尸巴尔迪维亚”这个人，是位真正的诗人，我们这样叫他是表示亲昵。我们时常对他说：“僵尸，留下来跟我们一起吃饭吧。”我们给他起的外号，从来没有使他不高兴。他那薄薄的嘴唇上，有时还露出一丝笑意。他说的话不多，但句句有道理。他定下一种仪式，每年都要人带他到墓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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