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鲁达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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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鲁达自传
［作者：聂鲁达转贴自：本站原创发布时间：2006-10-11 点击数量：］
11 月1 日的前夜，就我们青年学生和文人的干瘪钱包所允许的而言，他要了一份相当奢侈的晚餐；我们的“僵尸”占坐了荣誉席。夜里12 点正，撇了席面，我们排成一个兴高采烈的队伍朝墓地走去。在寂静的夜色中，有人对“已故”诗人宣读了主祭词；然后，我们每个人都郑重其事地与他告别并动身离去，让他独自一人留在墓地大门之内。“僵尸巴尔迪维亚”已经接受了这个没有任何暴力的传统，因为，他全身心地投入这场闹剧，直到最后一分钟。我们离开之前交给他几个比索，让他在墓室里能吃上一餐三明治。　　两三天后，看到这位僵尸诗人又静悄悄地走进我们的社团和咖啡馆，谁也不会吃惊。他的平静肯定会保持到下一年的11 月1 日。　　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我认识一位阿根廷作家，他十分古怪，曾名或现名奥马尔·比尼奥莱。不知道他是否仍然健在。他身材魁伟，手执一根很粗的手杖。有一次，他邀请我去市区一家餐馆吃饭，在桌旁向我打了个请入席的手势，并用整个餐厅坐得满满的老主顾都听得见的大嗓门说道：“请坐，奥马尔·比尼奥莱！”我确实感到不快，一坐下就问他：“千吗叫我奥马尔·比尼奥莱？明摆着你是奥马尔·比尼奥莱，我是巴勃罗·聂鲁达呀！”他答道：　　“对呀，可是这个餐馆里许多人只知道我的名字，而且他们有不少人想揍我一顿，我倒情愿他们揍你。”这位比尼奥莱曾在阿根廷的一个省当过农艺师，从该省带来一头母牛，与之成为挚友。他用绳子牵着母牛走遍整个布宜诺斯艾利斯。从此他出版的几本书，总是署以与母牛有关的标题：《母牛所思》《我的母牛与我》等等，等等。国际笔会第一次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代表大会时，以维多利奥·奥坎波为首的作家们，想到比尼奥莱也许会带母牛赴会，都不寒而栗。他们向当局说明了即将临头的危险，警察便把普拉萨饭店周围的街道封锁起来，以阻止我那位古怪朋友带着他的反刍牲口，到达正在举行代表大会的豪华场所。一切均属徒劳。当这次集会进入高潮，作家们正在探讨希腊的古典世界与历史的现代意义之间的关系时，杰出的比尼奥莱带着那头形影不离的母牛，闯进了会议大厅；为了使会议功德圆满，这头牛“哞哞”地叫起来，似乎想加入论争。这头牛是装在一辆密闭的大行李车内，骗过警察的戒备而被运进城区的。　　我还要说一件这位比尼奥莱有一次向自由式摔交手挑战的事。那位职业摔交手接受了挑战，在决斗那天晚上来到人山人海的鲁纳公园。我的朋友带着牛准时到场，把牛拴在方形场地的一角，脱下身上的华丽外衣，迎向那位“加尔各答扼杀手”。　　不过，这位诗人斗士的牛和华丽衣着在这里起不了任何作用。那位“加尔各答扼杀手”扑向比尼奥莱，两下子就使他处于毫无还手之力的境地，而且为了侮辱这头文学牛，把脚踩在他的脖子上，残忍的观众在周围大喝倒彩，要求决斗继续下去。　　数月之后，他出版了一本新书：《与母牛的谈话录》。我永远忘不了印在该书第一页上极其别致的题词。如果我没记错，题词是这样的：“谨以这本哲学著作献给2 月24 日晚上在鲁纳公园嘘我并要求置我于死地的4 万个婊子养的儿子。”在最近这次大战之前，我在巴黎结识了画家阿尔瓦多·格瓦拉，欧洲人始终把他叫做智利·格瓦拉。一天，他急如星火地打电话给我，对我说：　　“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大事。”我由西班牙来到巴黎，当时我们的斗争是反对那个叫做希特勒的家伙——那个时代的尼克松。我在马德里的房子已经被炸毁，我还看到许多男人、妇女、儿童被轰炸机炸得血肉横飞，世界大战在步步进逼。我和其他一些作家以我们自己的方式，也就是用我们写的书，急切劝告人们正视严重的战争危险。　　我这位同胞置身于这一斗争之外。他是个沉默寡言的人，又是个十分辛勤的画家。可是，当时空气里充满了火药味；当列强阻挠派兵捍卫共和派西班牙人的时候，当后来在慕尼黑为希特勒的军队打开大门的时候，战争就来临了。　　我应智利·格瓦拉的召唤前去，他有要事须跟我谈。　　“要谈什么事？”我问他。　　“不该浪费时间。”他答道。“你去反对法西斯毫无道理。你不该去反对不存在的东西。应当直截了当地触及问题的关键，这个关键我已经找到了。　　我之所以急如星火地告诉你这一点，是要你不要召开反法西斯大会，要你以全副精力投身于创作。不该浪费时间。”“得，你要谈的都谈了。阿尔瓦罗，说真的，我没有多少闲时间。”“巴勃罗，说真的，我已经在一出三幕剧中表达了我的想法。我现在拿给你看看。”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大本手稿，同时他那长着一对浓眉的古代拳师般的脸，定定地盯着我。　　我着慌了，便借口没有时间，说服他当面跟我谈谈他将用以拯救人类的设想。“这跟哥伦布把鸡蛋竖在桌上同样简单。”他说。“我这就说给你听。　　种下一个土豆，能长出几个来？”“唔，四五个吧。”我本想说点别的话，却这么说了。　　“要多得多。”他答道。“有时能长出40 个土豆，有时能长出100 多。　　你设想一下，每个人都在花园里，在阳台上，在随便什么地方种下一个土豆，结果会怎么样。智利有多少人口？800 万，就会种下800 万个土豆。巴勃罗，你把这个数乘以4 ，乘以100 。饥饿没有了，战争也消灭了。中国有多少人口？　　5 亿，对不对？每个中国人种一个土豆，每个种下的土豆长出40 个，那就是5 亿乘40 个土豆。人类就得救了。”纳粹占领巴黎时，没理睬这个救世构想——“哥伦布的鸡蛋”构想，更确切地说，“哥伦布的土豆”构想。在一个雾霭弥漫的寒夜，他们把阿尔瓦罗·格瓦拉从家中抓走了。他们把他送进集中营，在他手臂上刺了字，一直把他囚禁到这次大战结束。他从地狱般的集中营出来时成了一副骨头架子，再也不能复原了。他最后一次来到智利，像是为了向故土告别，给它以最后的一吻，给它以梦游者的一吻，随即回到法国，在那里了却他的残生。　　伟大的画家、我亲爱的朋友智利·格瓦拉，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我知道你已经去世，你那不问政治的土豆构想，丝毫也帮不了你的忙。我知道置你于死地的是纳粹分子。去年6 月，我走进了国立美术馆。我去仅仅是为了参观透纳的画，可是我在走到大展览厅之前，看到了一幅感人至深的画——一幅我认为跟透纳的画一样美的画，一幅令人眼花缭乱的画。这是一幅仕女图，画的是一位名叫伊迪丝·西特韦尔的名媛。这幅画就是你的作品，这是悬挂在伦敦这座大陈列馆的传世杰作之间唯一的一幅拉丁美洲画家的作品，他们以前从未得到过这样的殊荣。　　我并不看重地位，也不看重荣誉，打心眼里说我也不很看重那幅画。我认为重要的是，我们彼此没有更多认识，没有更深的理解，而且因土豆之过，我们一生也没有彼此理解。　　我已经成为一个过分单纯的人——这是我的光荣，也是我的耻辱。我和同伴们一起夸夸其谈，又羡慕他们光艳的服饰、邪恶的态度，他们叠的小纸鸟，甚至他们的牛；也许按神秘的要求，他们必须把这些看作文学。无论如何，我认为自己生来不是为了谴责，而是为了爱。甚至那些攻击我的分裂分子（他们成群地要把我的眼珠抠出来），刚刚从我的诗中汲取了营养，就至少需要我的沉默。我从来不怕在深入敌方群众时受传染，因为我唯一的敌人，乃是人民的敌人。　　阿波里奈说过：“怜悯我们这些正在开拓非现实疆域的人吧！”我是在想到我刚刚讲完的那几篇故事时记起这句话的，我对故事中涉及的人物，并不因为他们脾气古怪而感到不那么可爱，也不因为难以理解而贬低他们的价值。　　大生意　　我们这些诗人总以为自己有发财致富的了不起的智慧，是做生意的天才，只是还没有被人赏识。记得在1924 年，我受诸如此类绝妙的小算盘的驱使，把《晚霞》那本书的版权卖给我的智利出版家，不是卖一个版次的版权，而是卖断了。我以为这笔买卖会让我发一笔财，便在公证人的公证书上签了字。这家伙付给我500 比索，当时这笔钱还折合不到5 美元。罗哈斯·希门尼斯、阿尔瓦罗·伊诺霍萨、奥梅罗·阿尔塞在公证处门口等我，为了去举行盛大宴会，以庆祝这次交易成功。我们真的到当时最豪华的“港湾酒家”去，品尝了上等的葡萄酒、烟和烈性酒。我们事先把皮鞋擦得像镜子一样闪闪发亮。那个“酒家”、4 位皮鞋锃亮的家伙和一位出版家，都从这笔交易中得到了好处。至于那个诗人，却没有就此发达起来。　　说自己在做各种买卖方面具有老鹰般敏锐眼光的，就是阿尔瓦罗·伊诺霍萨。他的宏伟计划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只要粑它付诸实现，金钱准能下雨般落到我们头上。在我们几个衣冠不整、放荡不羁的文人看来，他所掌握的英语，他那用金黄色烟叶卷的香烟，他在纽约上的几年大学，都保证他那了不起的商业才能的实际效用。　　一天，他非常秘密地找我去谈，要我参加他的一项能使我们立刻发财致富的惊人计划。我只要拿出随便从哪儿弄到的有限的几比索，就可以成为拥有二分之一股份的合伙人，其余的股金由他出。那天我们自以为都成了不受上帝也不受法律约束的资本家，自以为什么都办得到。　　“要做什么买卖呢？”我对金融这个领域一窍不通，怯生生地问道。　　阿尔瓦罗闭上眼睛，喷出一口变成一个个小圆圈的烟来，最后用神秘的声音答道：　　“皮货！”“皮货？”我惊奇地跟着说。　　“海豹皮。准确他说，是毛色很纯的海豹皮。”我没敢再细问。我不知道海豹能有纯色的毛。从前我观察过南方海滩岩石上的海豹，看见它们溜光的皮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可没发现它们缓缓蠕动的肚皮上有毛的痕迹。　　我以闪电般的速度把自己的资财搜寻出来，不去付租金，不去付裁缝工钱，也不去付皮鞋帐单，立刻把股金交给我的商业合伙人。　　我们动身去看皮货。阿尔瓦罗早已从他姑妈手里买下皮货，这位南方妇女是几个不毛小岛的主人。海豹经常在这些荒岛上举行性爱仪式。现在展现在我眼前的，是一大捆一大捆黄色的海豹皮，都被那个邪恶的姑妈的雇工们打得百孔千疮。在阿尔瓦罗租用的栈房里，一包包皮子一直摆放到屋顶，以便镇住可能的买主。　　“我们拿这么多这么大包的皮子怎么办哪？”我畏畏缩缩地问道。　　“人人都需要这种皮货。你瞧着吧！”我们说着离开了栈房，阿尔瓦罗迸发着力的火花，我却垂下头去一声不响。　　阿尔瓦罗提着公事包到处奔波，这个公事包是用我们真正的“纯色海豹”皮制作的。包内塞满白纸，以便使他有个商人派头。我们的最后几个小钱都拿去登了报纸广告。只要有个感兴趣的、有鉴赏力的商界巨子看到这些广告，这就够了，我们没准就发财了。一向讲究衣着的阿尔瓦罗，想缝制半打英国料子的衣服。我简朴得多，做着有待实现的梦，只想弄到一把刮胡子用的好刷子；而现在，我想的已经是难以接受的秃顶了。　　买主终于出现了，是个身强体壮的皮匠，矮个子，目光大胆逼人，少言寡语，但话说得非常坦率，在我听来觉得近于粗鲁。阿尔瓦罗摆出一副谨慎的淡漠态度接待他，同他定好三天后的一个合适时间，给他看我们那些惊人的皮货。　　在这三天之内，阿尔瓦罗买来高级英国香烟和几支古巴“罗蜜欧与朱丽叶”牌雪茄，就在顾客快到时把它们极显眼地放在他上衣的外面口袋里。我们把外观最好的皮子，零散地摆在地上。　　那家伙准时前来赴约。他没有脱下帽子，只是咕哝一声向我们打个招呼。　　他轻蔑地草草看了看摊在地上的皮子；然后，他那双精明而又坚定的眼睛扫向满满登登的货架。他举起一只粗短的手，伸出一根犹豫不定的指头，指了指一包皮子——一包放在最上边和最远处的皮子。那里恰巧是我们藏掖最次的皮子之处。　　阿尔瓦罗抓住这一关键时刻，递给他一支地道的哈瓦那雪茄。这个不起眼的商人飞快地按过雪茄，咬掉尖头，用尖牙咬着叨在嘴上。但是，他还是那么沉着，指着他要检查的那个包。　　除了让他看那包皮子，没有其他办法。我的合伙人登上梯子，像个被判死刑的人那样微笑着把那个大包扛下来。买主把这包皮子逐张仔细检查，还不时停下来大口大口地吸阿尔瓦罗请他抽的雪茄。　　这家伙拿起一张皮，揉搓它，折叠它，朝它吐上一口唾沫；随即换上另一张皮，依次抓、刮、闻一番，就把它扔到一边。终于检查完事的时候，他那贪婪的目光又从摆满我们纯色海豹皮的货架上扫过，最后直盯着我的合伙人和商业专家的脸。这是何等令人激动的时刻！　　这时，他以坚定而又冷漠的语气说了一句不朽的话——至少对我们是如此。　　“先生们，这样的皮子我可没法通融。”说完头也不回地扬长而去，跟进门时一样戴着帽子，吸着阿尔瓦罗请他抽的那支高级雪茄，没有道别，毫不留情地打破了我们做百万富翁的全部美梦。　　我最早的几本书　　我是怀着强烈的羞怯心情躲进诗歌里去的。当时有一些薪的文学流派在圣地亚哥上空翱翔。在马鲁里街513 号住所，我的第一本书杀青了。那时候，我一天能写两三首，甚至四五首诗。傍晚太阳下山时，阳台前方每天都展现出一幅图景，对于这样的世间美景，我丝毫也不肯错过。这是日落时色彩纷呈的壮丽景色，霞光万道，形成橙黄和绯红的巨大扇面。我的书中最主要的一篇名曰《马鲁里的晚霞》。从来没有人问过我马鲁里是什么，也许只有很少几个人知道，它不过是经常有令人惊叹的霞光照临的一条不起眼的街道。　　1923 年，我的第一本书——就是那本《晚霞》——出版了。为了支付印刷费，我每天都遇到困难，也获得胜利。我本来就不够用的几件家具，都卖了。父亲郑重送给我的钟——他在钟上画了两面交叉的小旗——很快就送到当铺去，随后送去的，是我那件黑色诗人服。印刷厂老板冷酷无情，印刷终于全部完工，也已装上了封面，他却恶狠狠地对我说：“不行。印刷费不全部付清，一本书也别想拿走。”评论家阿洛内慷慨解囊，拿出他最后的一笔钱，那个印刷厂老板三口两口就把它吞下去了。我扛着我的书走到街上，脚上穿着破皮鞋，欣喜若狂。　　这是我的第一本书！我向来坚持认为，作家的任务既不神秘也不可悲，而是有利于公众的个人任务，至少诗人的任务是如此。与诗歌最相似的东西，是一块面包，或是一个瓷盘，或是满怀柔情地加工过的一段木头，尽管是由笨拙的手操作的。不过，我认为没有一位手艺人在用自己的双手以搏动着梦想的迷惘心情来创作第一个作品时，能像诗人那样具有如此令人陶醉的感觉。这样的时刻决不可能再回来。将会有更精致、更美的书出售；这些书中的言词将像葡萄酒那样被注入其他语言的酒杯，到地球的其他地方去歌唱，去散发芬芳。但是，这个时刻——散发出第一本书的油墨香和纸的柔情的这个时刻，传送出翅膀飞翔的声音和第一朵花在被征服的高地上开放的声音，在诗人的一生中只能有一次。　　我的一首诗——即那首《告别》——仿佛突然从那本稚气的书中脱颖而出，走上自己的路，至今凡我所到之处，都有很多人仍然熟记在心。他们在绝难料到的地方向我朗诵这首诗，或者要求我朗诵。尽管我深感烦恼，我在集会上刚被介绍，就有一位少女高声朗诵起那些令人着迷的诗篇；政府的部长们在接见我时，有时像军人那样直挺挺地站在我面前，对我朗诵那首诗的开头一段。　　以后几年在西班牙，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卡对我说起他那首《不忠实的有夫之妇》的诗所遇到的同样情况。人们向加西亚·洛尔卡表达友情的最好证据，就是一再背而这首极受欢迎的优美诗篇。我们的作品竟只有一首获得这样惊人的成功，对此我们都有一种过敏反应；这是一种健康的，甚而是一种生而有之的感情。读者强加的这种负担，是要诗人固定在唯一的一段时刻里，而创作实际上是越来越熟练、越来越自觉的一种不停转动的轮子，虽然也许略欠清新和自发性。　　我已经把《晚霞》抛到了后面。可怕的忐忑不安搅乱了我的诗兴。到南方的短暂旅行，使我恢复了力量。1923 年，我得到一次妙不可言的体验。当时我回到特木科老家，时间已过半夜，我在上床之前打开房间的窗子。天空令我眼花综乱。空中生意盎然，缀满点点繁星。夜色如洗，南方的星群展现在我的头顶。　　凝望着繁星、苍穹、宇宙，我不禁陶然心醉。我扑向书桌，像有人口授那样如痴似狂地奋然命笔，这本书的第一首诗取了好几个标题，最后定名为《热情洋溢的投石手》。我写得十分顺手，有如在自己的水域里畅游。　　次日，我满怀喜悦地阅读自己夜间写的诗。后来我来到圣地亚哥，阿利里奥·奥亚尔顺这位魔术师惊奇地听了我的这些诗，听后用低沉的声音问我：　　“你能肯定，这些诗没有萨瓦特·埃尔卡斯蒂的影响吗？”“我当然能肯定。这些诗，我是在灵感冲动的情况下写出来的。　　这时我忽然心血来潮，把自己写的诗寄给萨瓦特·埃尔卡斯蒂——一位现在被不公正地忽视的乌拉圭诗人——本人。我在那首诗里看到，我想写一种既蕴含人类又蕴含大自然及其神秘力量的抱负已经实现；我要写的就是一种既摹写宇宙间难解的奥秘，又颂扬人类潜力的史诗。我开始与他鱼雁相通。　　我继续创作，把作品写得更娴熟，同时我又认真阅读萨瓦特·埃尔卡斯蒂写给我这个完全陌生的青年诗人的书信。　　我把那天夜间写的那首诗，寄给远在蒙得维的亚的萨瓦特·埃尔卡斯蒂，问他我的诗里是否有他的诗的影响。他很快就寄来一封珍贵的复信：“我难得读到如此成功、如此美妙的诗，不过我必须告诉您，在您的诗里确实有点儿萨瓦特·埃尔卡斯蒂的东西。”这是茫茫黑夜里的一道闪光，一道明晰的闪光，我至今仍然感激不尽。　　这封信我在口袋里揣了许多天，揉搓得碎成破片。许多事情都处在紧要关头，尤其是我长久地沉湎于那天夜间毫无结果的狂乱中，徒然落入繁星的陷阱，徒然让自己的感情去承受南方的暴风雨。我犯了措误。我不该相信灵感，而应当让理性指引我沿着狭窄的小径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走。我必须学会谦虚。我撕碎了许多原稿，又走上了别的歧途。整整过了10 年之后，新近完成的这些诗才重新出现，出版问世。　　萨瓦特·埃尔卡斯蒂的那封信打掉了我经常想写一首力所不及的诗的抱负，关上了我决不可能遵循的运用浮夸词藻、减弱自己的风格和表达能力的大门。我在追求自己更加朴实无华的特色，追求自己独有的和谐境界的同时，动手写作另一本关于爱情的书。《二十首情诗》就是这一追求的成果。　　《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歇》是一本令人痛苦的田园诗集，书里写的是青春期把我折磨得好苦的情欲，还交织着我国南方那使人不知所措的大自然。这是我珍爱的一本书，因为它在刺心的忧伤中展现了生的欢乐。因佩里亚尔河及其河口帮助我写就这本书。《二十首情诗》是有关圣地亚哥及其有大学生走动的街道、大学校园测分享着爱情的忍冬花香味的浪漫曲。　　有关圣地亚哥的段落，是在埃乔伦街和西班牙林荫道之间的街道上，以及师范学院的旧楼内写的，但它的全景始终是南方的江河湖海和森林。《绝望的歌》中的码头，就是卡拉韦河上和下因佩里亚尔河上的那些旧码头：码头的破木板和圆木有如被宽阔的河流撞击的残肢；在河口，过去和现在都能不断地听见海鸥翅膀的扇动声。　　在一只从一艘不知名的遇难船上来的、被弃置的狭长小艇上，我读完一整本《胡安·克里斯托瓦尔传》，还写了那首《绝望的歇》。在我头顶上，天空蓝得我从未见过的那样刺眼。我在那只藏身于大地的小艇上写作，我认为，以前我从没有像那几天那么高远和深沉。上面是难以猜透的蓝天，手中是《胡安·克里斯托瓦尔传》和我那首诗中刚刚写下的诗句，近处是存在着并将永远存在于我诗中的一切——大海从远处传来的喧闹声，野鸟的啼鸣，像永不枯萎的黑莓那样的、永不枯竭的炽热的爱。　　不断有人问我，《二十首情诗》中的女子是谁，这是个难回答的问题。　　在这本既忧伤又炽热的诗中交替出现的两三位女子，我们可以说相当于玛丽索尔和玛丽松布拉。玛丽索尔是迷人的外省爱神，有夜里闪现的点点繁星和特木科湿漉漉的天空般阴沉的眼睛，几乎所有的篇页里都能见到她的欢乐和明丽的形象，围绕着她的是港口的水域和露在山峦上的半规明月。玛丽松布拉是首都的女大学生，是灰色贝雷帽，是极度温柔的眼睛，是用情不专的大学生爱情忍冬花所散发的持久香气，是在城市隐蔽地点热情幽会后的肉体的宁静。　　这时，智利的生活发生了变化。　　智利的人民运动轰轰烈烈地兴起，在学生和作家中寻找强有力的支持。　　一方面，小资产阶级的重要领袖——精力充沛、善于蛊惑人心的阿图罗·亚历山德里·帕尔马登上了共和国总统的宝座，而在此之前他并不是没有用他那火一般的威胁震撼全国。尽管他的身份特殊，他一执掌政权就变成我们美洲传统的统治者。他对之进行过斗争的寡头统治集团，张开血盆大口把他的革命演说一口吞下。全国在极其激烈的对抗中继续挣扎。　　同时，一位工人领袖——路易斯·埃米利奥·雷卡瓦伦——非常积极地把无产阶级组织起来，成立了总工会，在全国范围创办了9 到10 份工人报刊。　　大量涌现的失业问题使国家的政治体制发生动摇。我为《光明杂志》每周写一篇文章。我们学生支持人民的要求，在圣地亚哥街头却遭到警察的殴打。　　成千上万失业的硝石矿和铜矿工人来到首都。示威游行和随之而来的镇压，给全国人民的生活抹惨淡的色彩。　　从此以后，政治因素断断续续渗透到我的诗中和生活中。在我的诗中，我不可能关闭通往大街的那扇门，我同样不可能把我这个青年诗人心中通往爱情、生活、喜悦和悲哀的那扇门关闭。　　词语　　……先生，您确是什么都喜爱，可这是高歌或低吟唱出的词语……我对它们顶礼膜拜……我爱它们，依恋它们，追求它们，咬住它们不放，把它们加以融化……我对词语爱得如此之深……那些意想不到的词语，那些被焦切地期待着的词语，我悄悄窥探着，直至它们突然出现……那些叫人喜爱的词语像斑斓的宝石那样闪耀，像银白色的鱼那样跃动，它们是泡沫，是丝线，是金属，是露珠……我追寻着某些词语，它们美不可言，我要把它们运用到我的诗中去……我在它们营营嗡嗡地飞过时截住它们，牢牢捉住，清洗干净，剥去外皮，我坐在这盘菜肴前面，感受到它的品莹、活跳、象牙的色调、植物的苍翠、油润，像水果、像海藻，像玛瑙，像橄榄……于是我把它们翻搅，摇晃，饮用，大口吞吃，咀嚼，加上配菜，然后摆脱掉它们……我把它们当作钟乳石、磨得锃亮的小木片、煤块、波浪送来的遇难船的残骸，嵌进我的诗中……词语里什么都有……因为一个词移动了位置，或是因为另一个词像小女王那样闯入一个并不欢迎她却要服从她的句子里，于是一个完整的思想便发生了变化……它们有阴影、透明度、重量、翎毛、毛发，它们在河上漂流有多远，移居的国度有多少，生长的根有多长，那它们吸取的东西也就有多少……它们是最古老的，又是最新鲜的……它们生活在隐藏的灵柩里，生活在初吐的蓓蕾中……我所使用的是何等优美的语言——由凶狠的征服者那里继承来的何等优美的语言！……这些征服者具有世上从未见过的贪婪胃口，大踏步地跨过崇山峻岭，越过崎岖的美洲大陆，寻觅着马铃薯、灌肠、菜豆、深色的烟草、黄金、玉米、煎蛋……他们把宗教、金字塔、部族、偶像崇拜，跟他们带在大口袋里的东西一样，大口大口地吞下肚去……他们把所过之处夷为平地。不过，从他们的皮靴里、胡子里、甲胄里、马蹄上，掉下璀璨的语词——语言在这里发出宝石般的光彩，把它留给了蛮族。我们有所失，也有所得……他们惊走黄金，也留下黄金……他们带走一切，也留下一切。他们给我们留下了语词。　　瓦尔帕莱索的流浪汉　　瓦尔帕莱索与圣地亚哥近在咫尺，只有草木杂生的山峦把它们分开；山峰像方尖碑那样高耸入云，长满了满怀敌意而又繁花盛开的大仙人掌。然而，瓦尔帕莱索与圣地亚哥之间又有一种永远也无法确定的距离；圣地亚哥是被冰雪高墙囚禁的城市，而瓦尔帕莱索却向茫茫无际的大海，向市廛的喧闹，向儿童的眼睛敞开自己的大门。　　在我们青春岁月最任性的时刻，我们总是在黎明时分，总是毫无睡意，总是囊中分文不名，便突然登上一节三等车厢。我们是20 岁上下的诗人和画家，心中满怀不顾后果的狂热，勇气十足，想去求职业，求发展，想要脱颖而出。瓦尔帕莱索这颗明星，以其具有魅力的搏动呼唤着我们。　　直到许多年后，我在别的城市才又感受到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吸引力。　　那是在马德里的几年间。凌晨从戏院出来，走进一家小酒店，或者仅仅在街头漫步，蓦然间我听见托莱多呼唤我的声音，这是它的无数幽灵、它的沉寂发出来的听不见的声音。在这夜深人静时刻，我同几位像我年青时代一样疯狂的朋友一起，到灰白色曲折幽深的古城堡去。在石桥底下，我和衣睡在塔霍河的河滩上。　　在我前往瓦尔帕莱索的几次离奇的旅行中，不知为什么，一位浑身散发出从草原深处拔来的青草香气的人，深深铭刻在我心里。当时我们去送别一位诗人兼画家，他要坐三等舱去法国旅行。我们连最蹩脚的旅馆的住宿费都没有钱付，于是我们去找诺沃亚，他是大瓦尔帕莱索城内我们最喜爱的疯子之一。走到他家可没有那么简单。我们在没完没了的一座座小山爬上爬下，昏暗中看得见为我们领路的诺沃亚的沉着身影。　　他是个威严的人，一脸的络腮胡子，髭须很浓。我们气喘吁吁地盲目登上山峦顶上时，他那深色上衣的下摆鸟翅般扑扇着。他不停地说话。他是个神圣的疯子，是我们这些诗人唯一封为圣徒的人。他当然还是个自然主义者，是个享用植物的素食者。他歌颂身体健康与来自大地的天赋才能之间的神秘关系，这只有他才熟悉。他一路走一路向我们宣讲；他那洪钟般的声音传到后面来，仿佛我们都是他的门徒。他那同夜间在荒郊出生的圣克里斯托瓦尔一样魁伟的身影，在向前移动。　　我们终于走到他家了，那里原来是一所两个房间的茅屋。一个房间里摆着我们圣克里斯托瓦尔的床；另一个房间被一把很大的柳条扶手椅占去大部分地方，扶手椅上大量交织着多余的麦杆做的圆形装饰，紧贴着扶手还有一些奇特的小格子；这是一件维多利亚风格的杰作。那天夜里，大扶手椅指定给我睡。我的几位朋友在地上铺了几张晚报，就小心翼翼地睡在新闻和社论上了。　　听到呼吸声和鼾声，我马上知道他们都已进入梦乡。尽管浑身疲乏，我坐在那把大家具上却难以入眠。我听得见从高处——荒凉的山巅——传来的寂静。只有划过夜空的天狼星的几声嗥叫，只有进出港口的轮船发出的悠远的汽笛声，才使我确切感到这是瓦尔帕莱索的夜晚。　　我突然感到，一股令人陶醉的奇异力量充盈我全身心。那是山岳的芬芳；是大草原的香味；是伴随我的童年生长起来，而我在城市生活的尘嚣中已经忘却的花草树木的香味。我沉浸在大地母亲的催眠曲声中，昏昏欲睡。那粗犷的大地的搏动，那极纯洁的芬芳，会是从哪里来的呢？我把手指伸进大柳条扶手椅高低不平的缝隙里，发现了无数小格子；我在小格子里摸到干枯而平直的植物，粗而圆的树枝，柔软或坚硬的披针形叶子。我们这位素食鼓吹者的全部有益于健康的珍藏，就是他用感情奔放、喜爱走动的圣克里斯托瓦尔般的大手，致力于收集荆棘的生活的全面写照。发现了这个秘密之后，我就在那些护身草香气的护卫下安然入睡了。　　在瓦尔帕莱索的一条狭窄街道上，我在堂索伊洛·埃斯科瓦尔家的对面住了几周。我们的阳台几乎碰到一起。我的邻居早早就到阳台上来做一种隐士操，露出他那身竖琴般的肋骨。他总是穿一件素雅的宽罩衫，或是穿一件破旧的上衣，半像水手，半像天使长；他早已从航海生涯，从海关，从海员职业退休了。他每天都细致周到地刷礼服。这是件做工精致的黑呢子套服，多年来从没有人看见他穿过；他永远把这套衣服藏在旧衣橱里，和他的一些宝贝放在一起。　　不过，他最引人注意、最让人动心的宝贝，却是他一辈子尽心珍藏的一把斯特拉迪瓦里小提琴，他自己不拉，也不许别人拉。堂索伊洛曾想把小提琴拿到纽约去卖；为了这把出色的乐器，那里也许有人肯付给他一大笔钱。　　他有时从那只破旧的衣橱里拿出小提琴来，让我们怀着虔诚的心情欣赏一番。也许有那么一天，堂索伊洛·埃斯科瓦尔会动身去北方，带回来的不是小提琴，而是阔气的戒指；他嘴里缺了多年的牙，也会装上金牙。　　一天早晨，他没有到做操的阳台上来。我们把他安葬在山上的墓地里，他那隐土般瘦小的身上第一次穿上那件黑呢礼眼。那把斯特拉迪瓦里小提琴的弦不能为他离去而哀鸣，因为谁也不会拉。况且，打开衣橱时，那把小提琴已经不翼而飞了。也许它已飞往大海，也许它已飞往纽约，以搅乱堂索伊洛的清梦。　　瓦尔帕莱索是神秘的，地势起伏，道路曲折。穷困像瀑布那样泼洒在山冈上。谁都知道住在山冈上的无数的人吃的有多少，穿的怎么样（也知道他们吃的没有多少，穿的不怎么样）。每所房子晾晒的衣服都像挂万国旗，光脚的不断增加，也揭示出芸芸众生扑不灭的爱情。　　不过，在靠近大海的平地上，有些带阳台的房子却是窗户紧闭，人迹罕至。其中有一座探险家的宅子。我接连敲了好几下门上的铜环，以便让人听见。终于有轻柔的脚步声来到门前，一个满脸狐疑的人疑虑重重地把大门打开一条缝，不愿让我进去。这人就是那座宅子的老女仆，一个披着大披肩并围着围裙的影子，她的脚步声轻柔得几乎听不见。　　探险家也已垂垂老矣，住在这座窗户紧闭的轩敞宅子里的只有他和那个女仆。我见识过他所收藏的偶像。走廊里和墙上到处是橙黄色的作品，白色和灰色凹纹的面具，早已不知去向的海神躯体的复制雕像，波利尼西亚人干枯的头发，充满敌意的蒙着豹皮的木盾，张牙舞爪的牙齿项链，也许在幸运的浪花上划过的小船的般桨。还有一些凶暴的刀子，银光闪闪的刀刃曾从黑暗中翻飞而出，使墙壁为之颤抖。　　我看出来，男性的木头神像都被缩小了，他们的阴部用遮羞布严实地遮盖起来，遮羞布的料子跟女仆做披肩和围裙的料子是一样的。证实这一点毫无因难。　　老探险家在这些战利品之间静悄悄地走动。他以半是武断半是嘲讽的语气，一个大厅一个大厅地为我讲解谁活得长久，谁在他生动描述的余辉里仍然活着。他那白扑扑的小胡子，跟萨摩亚的偶像十分相像。他拿出长铳和笨重的手枪给我赏玩，他用这些武器追击过敌人，也许还趴在地上打过羚羊和老虎。他讲述自己的冒险故事依然轻声细语。尽管窗户紧闭，西沉的落日似乎还是投进来一缕阳光，在偶像间像活泼的小蝴蝶般翩翩飞舞。　　分手时我把自己要去海岛旅行的计划，要立即前往金色沙滩的愿望对他说了。这时他张望一下四周，把他毛渣渣的白胡子贴近我的耳朵，颤颤巍巍地悄悄对我说：“可别让她发现，她可不能知道这件事，因为我也正在准备去旅行。”他这么停了一会儿，把手指放在嘴唇上，像是正在倾听大森林中老虎的足音。然后，大门如同黑夜降临非洲大地那样，突然悄然无声地关上了。　　我问邻居：　　“还有什么怪人？有值得回瓦尔帕莱索来的事情吗？”“值得一提的事太少了。不过，您要是顺那条街走去，没准会碰上堂巴托洛梅。”“可我怎么认出他呢？”“您是绝对不会认错的。他出门总是坐四轮马车。”几小时后，我在一家水果店买苹果，这时有辆马车在店门前停下。车上下来一位身穿黑色衣服、风度欠佳的高个子。　　他也是来买苹果的。他肩上带来的一只纯绿鹦鹉，立刻向我飞来，而且肆无忌惮地停在我头上。　　“您是堂巴托洛梅吗？”我问这位绅士。　　“对，我是堂巴托洛梅。”在他买的苹果和葡萄装满一篮子时，他把斗篷里随身带来的一把长剑抽出来递给我。那是一把古剑，又长又尖，剑柄是手艺高超的银匠加工制作的，像一朵盛开的玫瑰花。　　我跟他并不认识，后来也没有再见到他。但是，我却恭恭敬敬地陪他走到街上，然后不声不响地打开他的车门，让他和装满水果的篮子上车，还郑重其事地把鹦鹉和剑交到他手里。　　瓦尔帕莱索的那些无人间津的小天地，不知道什么原因，也不知道从何时起，就像什么时候被扔在仓库深处的各种箱子似的，再也没有人来找；不知道它们来自何方，它们也永远不会跨出仓库大门一步。在这些神秘的疆域内，在这些瓦尔帕莱索的灵魂里，也许永远保存着浪花、暴风雨、盐、喧嚣和闪烁不定的大海早已沦丧的权势。每人心中都幽闭着令人畏惧的大海，那是一种无法交流的声音，一种会化为梦境的齑粉和飞沫的孤独的运动。　　我感到惊奇，我所发现的远离城市中心的生活，竟与那令人心碎的港市保持高度的一致。在山冈上，穷困在柏油和欢乐的喷涌声中蓬勃发展。起重机、码头、人的劳动，给沿岸地带蒙上瞬息即逝的幸福所绘制的虚假图景。　　然而，别的一些人既不能到山冈上去，也不能在下边的活路中绘制出同样的图景。他们把自己的无限世界和大海的碎片，藏在他们的箱子里。　　他们用自己特有的武器守护着这只箱子，这时遗忘却像云雾那样向他们靠近。　　瓦尔帕莱索有时会像受伤的鲸鱼那样颤抖。它在空中摇晃，奄奄一息，死去，然后又活过来。　　这里，每位市民身上都有地震留下的纪念。这就是与该城的心脏血肉相连地活着的恐惧花瓣。每位市民在降生前就已是个英雄；因为，留在港市记忆中的是临头的灾祸，是大地震动时发生的颤抖，以及从地下深处传来低沉的轰鸣声如，同一座水下和地下的城市，在连续不断地敲响自己埋在地下的一口口大钟，以知人们一切都完了。　　有时，当墙壁和屋顶在灰尘和火焰中，在叫喊和寂静中旬然坍塌时，当一切都在死神手中享受最后的宁静时，高大而又气势汹汹的巨浪这只绿色大手，如同最后的恐惧似地从大海里伸出来，像复仇的高塔那样凌空而起，把它够得着的生命一扫而空。　　有时，一切都开始于一种模糊不清的运动，于是入睡的人们醒来了。灵魂在梦乡与扎得很深的根，与地球深处交流；它一向想了解这些事物，现在总算了解到了。后来，在剧烈的震颤中无处可逃，因为众神都已离去，爱慕虚荣的教堂也已化为一片瓦砾。　　这种恐惧，与逃避狂怒的牛的追逐，逃避刺刀的威胁，逃避江河湖海的吞噬时的那种恐惧，是绝不相同的。这是一种宇宙般巨大的恐惧，一种瞬息即逝的不安全感，世界在崩塌，在破碎。这时候，大地发出低沉的轰鸣，一种谁也没有听见过的响声。　　房屋倒塌时扬起的尘埃渐渐沉落下来。这时只剩下我们和我们的死者、和一切的死者在一起，不知道我们为什么仍然活着。　　各种楼梯，有的从上往下，有的从下到上，还有的盘旋而起。有的楼梯变得其细如发，让人稍事休息之后便笔直向上。有的让人头晕目眩，有的急降而下，有的延伸，有的退缩；它们永无尽头。　　有多少楼梯？有多少楼梯的梯级？踩在梯级上的有多少只脚？带着书籍、西红柿、鱼、瓶子、面粉在楼梯上走上走下所留下的脚印，有多少世纪了？把梯级磨损成一道道凹槽，雨水能在凹槽里嬉戏着或哭泣着流淌，这需要多少个成千上万的小时？　　这些楼梯哟！　　没有任何城市像瓦尔帕莱索这样，把自己历史上、脸上的楼梯拆散，像揪花瓣般揪下来，把它们吹向空中，然后再收集拢来。任何城市的脸上，也没有这么多让生命匆匆来去的皱纹；这些皱纹似乎永远在向上伸往天空，似乎在向下降到地上。　　这些楼梯使一株开紫红花的刺蓟在半路上生长出来！这些楼梯让那从亚洲归来的水手攀登而上，去自己家中找到刚绽开的微笑，找到的也许只有令人无法忍受的空房！有的醉鬼像黑流星那样从这些楼梯上摔下去！要向山冈表达爱情的太阳，就从这些楼梯上升起！　　如果走遍瓦尔帕莱索的所有楼梯，我们走的路程大概可以绕地球一周。　　我痛苦的瓦尔帕莱索！……在南太平洋的荒凉角落里发生了什么事情？　　流星或萤火虫的战斗所发出的磷光，在灾难中幸存下来了吗？　　瓦尔帕莱索之夜哟！在寥廓的宇宙中，不过是本行星上一个闪亮的斑点，何等微小。流萤闪烁时，一只金色的马蹄铁在群山间燃烧起来了。　　荒凉的漫漫长夜，确实立刻展现出万点灯火的壮观身影。毕宿五随着自己遥远的脉搏在颤动；仙后座把自己的衣袋挂在天堂大门上时，南十字座悄然无声的马车正在银河的夜之精液上奔驰。　　这时，前脚腾空直立的毛烘烘的人马座掉下了什么——从它那隐而不见的腿上掉下一颗金刚钻，从它那相隔遥远的皮毛里掉下一只跳蚤。　　瓦尔帕莱索诞生了，它灯火辉煌，市声喧腾；它有海浪的泡沫和娼妓的淫荡。　　小胡同的夜晚，到处是黑色水仙女。黑暗中门在窥探你，手在捉住你，水手们在南国的床单上走入歧途。麇集在啤酒店的波莉安塔、特里特通加、卡梅拉、神花、穆尔蒂库拉、贝丽奈西、“甜妞”，都在守护着烟言乱语的海上遇难者，她们轮番出现或相互取代，她们舞跳得无精打采，透出我那多雨地区民族的忧郁。　　最坚固的帆船出港去捕鲸。其他大船开往加利福尼亚去淘金。最后的一批船稍后横渡七海，到智利的沙漠去搜罗硝石，它像摔得粉碎的雕像所形成的大量尘土，蕴藏在世界上最干燥地区的地下。　　这些都是了不起的冒险。　　瓦尔帕莱索透过宇宙之夜发出闪光。为了往来于陆地之间，出现了装饰得如同难以置信的鸽子似的大轮船，透息着芬芳的船，被合恩角阻留过久的饥饿的三桅船……有许多次那些刚刚下船的人急急奔向牧场……在那野蛮的和令人难以置信的日子里，几个大洋只能通过巴塔哥尼亚那条遥远的海峡彼此交往。在那个时期，不管船员们是鄙视还是热爱钱币，瓦尔帕莱索都要以此付给他们。　　有一条船运来一架三角钢琴；另一条船乘载过高更的秘鲁祖母弗洛拉·特里斯坦；还有一条船，是鲁滨孙·克鲁索的原型亲身乘坐过的“韦杰号”，刚刚驶抵胡安费尔南德斯群岛……还有一些船运来菠萝、咖啡、苏门答腊的胡椒、瓜亚基尔的香蕉、阿萨姆邦的茉莉花茶、西班牙的茴香……这人马怪的生锈的马蹄铁似的遥远海湾，到处不时都可闻到各种香味：在一条街上，一阵桂皮的甜香会朝你扑鼻而来；在另一条街上，南美番荔枝的果香会像一支白色的箭，把你的心灵射穿；智利所有海域的海藻碎屑，会从一条胡同里蜂拥而出与你战斗。　　这时，瓦尔帕莱索已是灯火辉煌，而且呈现出一种很深的金黄色；它变成一棵海上桔子树，树上枝繁叶茂，郁郁葱葱，浓荫匝地，累累果实发出耀眼的光彩。　　瓦尔帕莱索的重重山峰决心把山上居民赶走，使之离开建在高处的房屋，以便让那些房屋在发红的漂白土悬崖上，在金顶针般的金黄色和莽莽大自然的孤寂的绿色中摇晃。然而，那些房屋和居民却抓住高处不放，在那里缩成一团，扎进地里，在那里担心和忧愁，把自己安置在极其陡峭的地方，用牙齿和爪子把自己挂在每一处悬崖上。这个海港是大海和崇山峻岭的躲闪特性之间争斗的战场；不过，在这种战斗中，得利的却是人。无数山冈和丰沛的大海决定了城市的格局，构成了它的外形——不像一座兵营，而像春天那样多姿多彩，那样强烈的色彩对比，那样生机勃勃。城里的房屋都漆成彩色——苋红配黄色，洋红配钴蓝，绿色配紫红。瓦尔帕莱索就这样履行着它那真正的海港的使命，履行着它那虽已搁浅然而仍十分活跃的船只的使命，履行着它那旗帜迎风招展的船只的使命。太平洋的风是值得吹向一座挂满旗帜的城市的。　　我在这些馥郁而又伤痕累累的山冈之间生活过。这是些丰腴的山冈，这里的生活与无边无际的郊区，与深奥莫测的贫民蜗居，与喇叭般蜿蜒曲折的河川、道路发生碰撞。在螺旋形地段等待你的是一架橙黄色旋转木马；一位修士从高处走下来；一个光脚的女孩子在埋头吃西瓜；一群乱烘烘的水手和女人；一个货摊在出售锈得一塌胡涂的金属器皿，一个小马戏团的帐篷，只容纳得下驯兽师的小胡子；一个楼梯伸向云天；一架载洋葱头的升降机向上升去；7 头公驴在运水；一辆消防车正在从火警现场驶回；一个橱窗里装着生命的瓶子和装着死亡的瓶子摆在一起。　　不过，这些山冈都有意味深长的名字。在这些地名之间游览，是一次没有尽头的旅游，因为瓦尔帕莱索之旅不仅其地面没有尽头，其文字也没有尽头。欢乐山，蝴蝶山，波朗科山，医院山，小桌山，拐角山，母狼山，索具山，陶工山，胭脂虫栎山，蕨山，漆树山，磨坊山，杏林山，包子山，鹪鹩山，阿塞韦多山，针茅山，牢狱山，狐狸山，堂娜埃尔维拉山，圣埃斯特万山，阿斯托加山，翡翠山，杏树山，罗德里格斯山，大炮山，牛奶贩子山，康塞普西翁山，墓园山，起绒草地山，杂树山，英国医院山，棕榈山，栎树山，圣胡安德迪奥斯山，波库罗山，小海湾山，羊羔山，比斯开山，堂埃利亚斯山，岬角山，芦苇山，瞭望台山，帕拉西亚山，榅桲山，公牛山，佛罗里达山。　　我不可能走遍这么多地方。瓦尔帕莱索需要一个新的海怪——一个能跑遍各个角落的八足海怪。我享用了它的辽阔，它那亲切的辽阔，但是我却无法把它五彩缤纷的右侧，它新出现的左侧，它的高山和深谷尽收眼底。　　我只能通过它们的晚钟、蜿蜒起伏的地形和名字，去加以追寻。　　特别是通过它们的名字，这些名字里有主根和小根，有空气和油，有历史和歌剧，因为它们的音节里流淌着鲜血。　　派驻小洞的智利领事　　一项大学生文学奖，我的几本新书的颇受欢迎，以及我那件闻名的斗篷，使我在文艺界之外赢得受人敬重的小名气。但是在20 年代，除了有数的几个极端例外，我国的文化生活完全从属于欧洲。在我们的每一个共和国里，都有世界主义的“精英”在活动，而依附于寡头统治集团的作家们却住在巴黎。　　我们的大诗人比森特·维多夫罗不仅用法文写作，连他的名字也改了，有时“比森特”给改成了“樊尚”。　　确实，我年青时刚刚有点小名气，街上人人都问我：　　“嘿，您待在这儿干什么？您真该到巴黎去。”一位朋友把我推荐给外交部的一位司长。他立即接见了我。他早已知道我的诗。　　“我也知道您的抱负。请坐在这把舒服的扶手椅上。从这里可以清晰地看到广场，看到广场上的集市。您看看那些小汽车，全是空的。您是个青年诗人，这太幸运了。您看见那座宫殿了吗？那原是我家的。如今我竟待在这里，待在这猪圈般的地方，浑身都裹着官僚气。这种时候，唯一有价值的东西就是精神了。您喜欢柴科夫斯基吗？”他跟我聊了一个钟头艺术之后，伸手与我握别，对我说别为求职的事担心，说他是领事司司长。　　“您现在可以认为自己已被委派在驻外的职位上了。”在两年期间，我不时到这位彬彬有礼的领事司司长办公室去，他的态度越来越殷勤周到。他一见我来，就冷冷地把他的一位秘书叫来，皱着眉头对这位秘书说：　　“我现在谁也不接见了。让我把日常的乏味谈话忘了吧。这位诗人的来访，是本部仅有的与精神有关的事情。但愿他永远不要抛弃我们。”我确信他说的是真心话。他随即不停地限我谈起良种狗。“不爱狗的人，也不会爱孩子。”接着谈到英国小说，然后转而谈到人类学和招魂术，一直扯到纹章学和谱牒的问题上去，这才打住。我告辞时，他像提及我们两人之间的一个可怕的小秘密似地再次重复说，我在国外的职位十拿九稳。尽管我连吃饭的钱都不够，这天晚上上街时我却气粗得像个外交官。我的朋友们问我在干什么时，我就煞有介事地答道：　　“我在准备去欧洲旅行。”这件事一直拖到遇见我的朋友比安基。智利的比安基家族是个名门世家。画家、通俗音乐家、法官、作家、探险家、安第斯登山运动员，给所有的比安基成员披上不安静和才思敏捷的色彩。我的这位朋友当过大使，了解外交部的种种秘密，他问我：　　“你的任命还没通过吗？”“据一位在部里工作的艺术保护人向我保证，我随时都可能拿到委任状。”他笑了，对我说：　　“咱们到部里瞧瞧去。”他握住我一只手瞥，我们便登上大现石楼梯。勤杂人员和雇员赶忙躲到一旁，给我们让路。我惊奇得说不出话来。我第一次见到一位外交部部长。　　这位部长个子很矮，为了掩饰这个缺点，他一跃坐在办公桌上。我的朋友对他说，我急切希望离开智利。部长按了按他的许多电铃之一的按钮，我的那位精神保护人马上出现了，使我更加不知所措。　　“领事人员有什么空缺吗？”部长问他。　　这位现在不能闲聊柴科夫斯基的衣着讲究的官员，报出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几个城市的名字；在这些名字中，我只捕捉到“仰光”这个从未听见过也从未读到过的名字。　　“巴勃罗，您想去哪儿？”部长问我。　　“去仰光。”我毫不犹豫地答道。　　“给他委任书。”部长给我的保护人下了命令，他急急跑开，随即带者指令回来。　　外交部大厅里有个地球仪，我的朋友比安基和我在上面寻找仰光这个毫无所知的城市。这个旧地球仪的地图上，在亚洲地区有一道很深的凹痕，我们在这个凹陷的地方找到了仰光。　　“仰光，仰光在这儿。”几个小时之后，我遇到几位诗人朋友，他们要庆祝我的任命，结果我却把这个城市的名字忘到九霄云外去了。我只能兴高采烈地对他们说明，我已被任命为驻神奇的东方的领事，而找将要被派驻的地方，就在地图上的一个小洞里。　　蒙帕尔纳斯　　1927 年6 月的一天，我们动身到远方去。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我们拿我的头等船票换成两张三等船票，便登上“巴登号”轮船起程了。这是一艘德国轮船，看来只有一种舱位，而且这个“唯一的”舱位该是五等舱。餐券分为两种，一种是给葡萄牙和西班牙移民供应快餐用的；另一种是供其他形形色色的旅客，尤其是供给从拉丁美洲的工厂、矿山归国的德国人就餐用的。　　我的旅伴阿尔瓦罗是个很活跃的色鬼，立刻对女客进行分类；他把她们分为两类：进攻男人的一类和服从鞭子的一类。这种公式不是永远都适用。两种餐券他都有，用以博得女士的爱情。每当甲板上出现几个令人感兴趣的女客，他就急忙抓起我的一只手，摆出一副神秘莫测的样子，假装给我看手相。这几个散步的女客走到第二圈时就停下来，要他给她们算命。他立刻爱抚备至地拿起她们的手，而且总是在我们的客舱的一个地方，由他滔滔不绝预言她们的未来。　　这次旅行对我来说突然发生了变化，我不再去看那些为了永远不变的土豆餐而大声抱怨的旅客，不再去看世界和单调的大西洋，而只盯着一位巴西姑娘——地道的巴西姑娘——的大大的黑眼睛，她是在里约热内卢同她的父母和两个兄弟一起上船的。那些年里斯本是愉快的，街上到处是渔大，萨拉查还没上台，这使我大为惊讶。小旅馆里伙食可口；桌上摆着几大托盘水果。房屋是五颜六色的；古老的王宫大门上建有拱门。奇形怪状的大教堂像蛋壳，上帝准已在好几世纪前就离开那里，住到别的地方去了。旧王宫内有几处赌场；林荫道上的人群好奇得像儿童；精神错乱的布拉于萨女公爵神情庄严地走在铺石的街上，身后跟着成百个吃惊的流浪儿——这便是我进入欧洲的地方。　　然后是马德里，市内的咖啡馆座无虚席。好心人普里莫·德·里维拉正在给一个国家上独裁统治的第一课，这个国家以后还要受到独裁统治的全部教训。我收进《地球上的住所》那本诗集里最早的几首诗，西班牙人理解得很慢；只有到了以后，当阿尔韦蒂、洛尔卡、阿莱克桑德雷、迭戈一辈人出现时，他们才渐渐理解。对我来说，西班牙也是一列长得没有尽头的火车，而且三等车厢是世上最叫人受不了的地方，可就是这列火车把我们带到了巴黎。　　我们消失在蒙帕尔纳斯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消失在阿根廷人、巴西人、智利人中。委内瑞拉人当时被埋在戈麦斯独裁王国下面，还不曾梦想在这里出现。而更远处，有身穿长袍的最早到来的印度人。我邻桌的女士的脖子上盘着一条小蛇，以令人感伤的缓慢速度在喝一杯牛奶咖啡。我们的南美洲侨民喝着白兰地，眺着探戈舞，等待找寻事情的原故，准备大闹一场，并且赔上半个世界的代价。　　对我们这些来自南美洲的土气十足艺术家来说，巴黎、法国、欧洲，只不过是占地200 米和有两个街角的蒙帕尔纳斯区、拉罗通德餐馆、勒多姆餐馆、拉库波勒餐馆，外加三四家咖啡馆。有黑人歇星演唱的夜总会刚刚流行。　　在南美洲人中，阿根廷人人数最多，最爱吵架，也最富有。随时会出现混乱局面，而阿根廷人就是几个小伙子中最突出的一个，他会从几张桌上腾空而过，沉重地落到大街上。我们来自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这些堂兄弟，一点儿也不喜欢这种粗鲁的行动，因为这种行动会弄皱他们的裤子，更严重的是会弄乱他们的头发。发蜡乃是当时阿根廷文化的关键部分。　　事实上，在我初到巴黎的那些日子，时间过得飞快，我没有认识任何一个法国人，任何一个欧洲人，任何一个亚洲人，更没有认识任何一个非洲人和大洋洲人。从墨西哥人到巴塔哥尼亚人这些讲西班牙语的美洲人，都在自己的小圈子里活动，互相数落缺点，彼此贬低，可是谁缺了谁都活不成。　　一个危地马拉人宁愿与一个巴拉圭浪子为伍，以便在巴斯德方式之前，以绝妙的方式消磨时光。　　在那段日子里，我结识了杰出的印欧混血人塞萨尔·巴列霍。他是个写皱皱巴巴的诗歌的诗人，他的诗像野兽皮那样摸着不舒服，不过他的诗是壮丽的，而且有一股异乎寻常的力量。确实，我们刚一认识就发生了小小的争执。事情发生在拉罗通德餐馆。我们各自作了自我介绍，他与我寒暄时用纯正的秘鲁口音对我说：　　“您是我们所有诗人中最杰出的一位；只有鲁文·达里奥可以和您相比。”“巴列霍，”我对他说，“您如果要跟我交朋友，请永远不要对我讲这种话。如果我们一开始就像作家那样交往，那我不知道我们的交情什么时候就会完结。”我意识到我的话使他感到不快。我所受的反文学教育使我不讲礼貌。他则不然，比起我来他属于一个更古老的家族，身份高贵，而且彬彬有礼。一看出他的不快，我立刻感到自己简直是个不受欢迎的乡巴佬。　　不过，那件事像一小片阴云那样飘走了。从那时起，我们成了真诚的朋友。几年后，当我在巴黎逗留更长久时，我们天天见面。那时候我对他的了解越来越深了。　　巴列霍个子比我矮，身体比我单薄，也比我瘦。他较之我更像印第安人，眼睛乌黑，前额很高，天庭饱满。他生就一副俊秀的印加人面孔，由于确凿无疑的庄严神态而显得忧伤。他跟所有的诗人一样爱虚荣，喜欢听人对他说起诸如此类的土著特征。他扬起头让我赞美，并且对我说：　　“我真有点儿那种特征，是吗？”说完自己不出声地笑了。　　诗人比森特·维多夫罗与巴列霍恰好相反，他对类似的事情有时流露出十分不同的热切心情。维多夫罗让一绺头发垂在前额，把手指插在背心里，挺起胸膛问道：　　“你们看出来我像拿破仑·波拿巴啦？”巴列霍仅仅表面上阴郁，像个站在昏暗中过久而被忽视的人一般。他生性严肃，他的脸有如一具呆滞得近乎刻板的假面。然而他内心的真实感情却并非如此。我见过他多次（尤其是当我们设法使他摆脱他妻子——一个又专横又自负的法国女人、看门人的女儿——的控制时），他高兴得像小学生似的又蹦又跳。过后他便恢复了原有的严肃和谦恭。　　我们曾经一直在等，可总也等不到的那位文艺保护人，突然从巴黎的阴影中出现。他是个智利作家，是拉斐尔·阿尔韦蒂的朋友，是法国人的朋友，是许多人的朋友。还有更重要的是，他是智利最大航运公司的小老板。他还以出手大方著称。　　刚刚自天而降的这位救世主想招待我，就把我们大家带到一家名叫“高加索酒窖”的白俄夜总会去；那里的墙上点缀着高加索的服装和风景画。我们立刻被身穿山村农妇服装的俄国女人或假装的俄国女人团团围住。　　我们的东道主名叫孔东，看来像是最后一个没落的俄国人。他是个意志薄弱的金发男子，不停地要来香槟酒，而且模仿他从没见过的哥萨克舞蹈动作，发疯似地跳着。　　“香槟，再来香槟！”我们脸色苍白的百万富翁东道主说着突然晕倒了。　　他倒在桌下，睡得昏昏沉沉，像一具被熊咬死的高加索人没有血色的尸体。　　我们身上一阵寒颤。无论是用冷敷，还是在这个人的鼻子前放上打开盖子的阿摩尼亚瓶子，都不能弄醒他。看到我们无依无靠，惊慌失措，除一人之外所有的舞女都置我们于不顾。在我们东道主的口袋里，我们只找到一册装帧精美的支票本，但在他死人般毫无知觉的情况下，他也不可能签字。　　夜总会主事的哥萨克要求立即付款，下令关上大门，防止我们溜走。为了不致于被扣留，我们只好把我崭新的外交护照押在那里。　　我们背着气息奄奄的百万富翁离开，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抬他到出租汽车跟前，把他塞进车里，然后把他卸到他居住的豪华饭店去。我们把他交到两名身穿红色制服的高大的看门仆役手里，他们抬他就像抬一位倒在自己舰只甲板上的舰队司令。　　在出租汽车里等我们的那位夜总会的姑娘，是在我们倒霉时没有扔下我们不管的仅有的一个人。我和阿尔瓦罗请她去巴黎中央菜市场喝清晨的葱头汤。我们在市场里买花送她，为感谢她的善行，我们亲吻了她；我们还发现她有相当的吸引力。她不漂亮也不丑，不过，她那只往上翘的鼻子确是巴黎姑娘所特有的。于是，我们邀请她到我们寒碜的旅馆去；她跟我们去时，没有任何复杂的念头。　　她同阿尔瓦罗一起去他的房间。我精疲力竭地倒在床上，但是突然感到有人在使劲摇晃我。这是阿尔瓦罗；他的脸色极不平静，我感到很奇怪。　　“告诉你一件事。”他对我说：“这个女人有点特别，很不平常，我没法跟你说明白。你得马上去试试。”几分钟后，那位陌生女子困乏而宽容地钻到我床上。在同她做爱时，我证实了她那妙不可言的天赋。从她身体深处涌现的东西，非笔墨所能形容，这种东西可以追溯到欢乐的根源，追溯到高潮的产生，追溯到美与爱的女神的神秘的繁育。阿尔瓦罗是对的。　　第二天吃早餐时，阿尔瓦罗讲西班牙语提醒我：　　“要是不马上离开这个女人，我们的旅行就要告吹了。我们也许不至于在大海上沉船，却要在深不可测的性的洗礼中灭顶。”我们决定送给她许多小礼物——花，巧克力糖，我们剩下的一半法郎。　　她向我们承认，她并不在那家高加索夜总会干活；前一天晚上她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上那里去。然后我们带着她坐上一辆出租汽车。司机正在开过一个不熟悉的街区时，我们要他停车。我们跟她深情吻别，把她留在那里，她显得迷惘，但面带笑容。　　我们以后再也没有见到她。　　东方之旅　　我忘不了把我们载往马赛的那列火车，它像装舶来水果的筐子，载着农妇、水手等形形色色人物，载着手风琴声和全车每个乘客伴唱的歌声。我们正在奔赴地中海，正在奔赴光明的门户……那时是1927 年。马赛具有商业的浪漫精神，而且这一历史悠久的港口，张着由独具诡秘的动荡特点而猛烈摇晃的船帆构成的翅膀，这些把我迷住了。不过，我们搭乘前往新加坡的那艘法国邮轮公司的轮船，却是漂在海上的一片法国领土，把他们的小资产阶级迁移到遥远的殖民地去占领一席之地。在航行途中，船员们发现了我们的打字机和一大堆手稿，就要求我们用打字机替他们打书信。我们打下了船员们口述的不可思议的情书，是写给他们在马赛、波尔多和乡下的未婚妻的。实际上他们感兴趣的不是信的内容，而是信是用打字机打出来的。但是，他们信上写的都像是特里斯坦·科比埃尔的诗，全是直率而充满柔情的信。地中海把它的大门、地毯、商人和市场逐渐展现在我们船头。在红海上，吉布提港给我留下印象。那里有阿尔蒂尔·兰波来回走过多次的烤焦的沙地，有挎着水果篮子的雕像般的黑人妇女，有原始居民的贫寒草舍，有被那使人产生幻觉的直晒阳光照得亮堂堂的咖啡馆里乱糟糟的景象……那里可以喝到加柠檬的冷冻茶水。　　重要的是应该去看看夜上海发生的事情。那些令誉不佳的城市，就像居心不良的女人那么诱人。上海朝我们两个世界的乡巴佬、钱不多又有可悲的好奇心的三等旅客，张开了黑夜的大嘴。　　我们从一家大型夜总会走进另一家大型夜总会。那是平日的夜晚，夜总会里冷冷清清。宽敞的舞池建造得可供几百头大象跳舞，眼看这些舞池里没人跳舞，未免令人感到沮丧。从昏暗的角落出来几个骨瘦如柴的白俄妇女，打着哈欠要求我们请她们喝香槟酒。我们就这么跑了六七处堕落场所，唯一损失的是我们的时间。　　时间已经太晚，我们返回轮船需要走很长的路，需要走过这个港口纵横交错的小巷。我们各坐一辆人力车；我们对这种以人为马的交通工具很不习惯。在1928年，这些中国人不停地拉着小车跑了很远。　　那时已经下起雨来，而且越下越大，我们的人力车夫小心翼翼地停下车。　　他们用一块油布把人力车前部仔细挡住，不让一滴雨淋到我们的外国鼻子上。　　“多么仔细、周到的民族。两千年的文化没有白白丢失。”阿尔瓦罗和我各自坐在滚动的座位上这么想。　　可是，有一种情况使我不安起来。我被关闭在防护周密的框子里什么也看不见，隔着油布却可以听见拉车人含糊的说话声。接着，另外几双光脚在湿漉漉的马路上奔跑所发出的有节奏的响声，跟他们光脚的脚步声汇成一片。脚步声终于减轻了，说明马路已到了尽头。很可能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城外，正在荒地上前进。　　我坐的人力车突然停下；拉车人熟练地解下给我们挡雨的油布。在那荒无人烟的郊区，连轮船的影子都没有。另一辆人力车停在我旁边，阿尔瓦罗茫然地从座位上下来。　　“给钱！给钱！”围着我们的七八个人无所顾忌地说了又说。　　我的朋友做出往裤袋里找武器的样子，这个动作足以使我们两人的脖颈上各挨了一下。我们仰面摔倒，不过中国人为了使我不致撞伤，在半中间托住我的头，还轻轻地把我放倒在湿漉漉的地上。他们飞快地翻遍我的口袋、村衫、帽字、鞋子、袜子、领带，熟练得如同杂耍演员。他们搜遍了每一厘米衣服，不给我们留下仅有的一点钱。上海强盗有传统的观念，倒是真心实意尊重我们的文件和护照。　　等到只剩下两个人的时候，我们朝远处看得见的灯光走去。不久我们就遇到几百个夜出活动的中国人，不过他们都是正人君子。没有人会讲法语、英语和西班牙语，只是他们都想帮助我们摆脱困境，而且想方设法把我们领到我们焦切盼望的、天堂般的三等舱去。　　我们来到日本。我们等待着的从智利汇来的钱，早该送到领事馆了。在等待期间，我们住宿在横滨的一家水手收容所里。我们睡在破旧的榻榻米上；一块窗玻璃破了，天在下雪，寒气透骨。谁也不理睬我们。一天清晨，日本海岸外有一艘油轮断成两截，收容所里住满了遇难油轮的水手；其中有个巴斯克水手，除了西班牙语和巴斯克语，什么话都不会讲。他对我们讲述了自己的惊险遭遇：他在一截船身上漂了4 天4 夜，周围是一片燃烧的石油火海。　　遇难油轮的水手都得到被单和粮食供应，那个慷慨的巴斯克小伙子成了我们的保护人。　　智利总领事——好像不是叫德·拉·马里纳，就是叫德·拉·里维拉——却完全不同，接见我们时显得趾高气扬，尽力要我们明白自己落难者的卑微。他安排不出时间：他必须和由布伯爵夫人共进晚餐；皇室已邀请他去喝茶；或者他正潜心钻研当政的皇朝；还说出“天皇真是再高雅不过的人了”之类的话。　　是的，他可没有电话。在横滨何需装电话？打电话来的都只会讲日语。　　至于我的钱的消息，他的密友银行行长没有给他任何通知。他很遗憾，他得走了，有人在盛大的招待会上等他；再见啦。　　日复一日，天天如此。我们离开领事馆时总是冷得发抖，因为我们的衣服在那次路劫中减少了，身上只穿见件遇难油轮的水手送给我们的破旧绒线衫。最后一天我们才了解到，我们的钱早在我们到达之前就已汇到横滨。银行给领事先生送过三次通知。而这个自负的傀儡和高高在上的官员，根本不会发现这一类比他身份低很多的小事（每当我在报上看到某些使节被气得发疯的同胞刺杀的消息，总是怀着乡愁想起这个挂勋章的杰出人物）。　　当晚我们就到东京最好的咖啡馆——银座的“小乐咖啡馆”去，吃了当时东京最好的东西；此外，忍饥挨饿的一周也使食物更加味美可口。我们在付人喜欢的日本姑娘令人愉快的陪伴下，为一切受到散布于世界各地的不近人情的使节怠慢的不幸旅客们，干了好几次杯。　　新加坡。我们以为仰光近在咫尺，结果却是苦涩的失望！地图上几毫米的距离，竟变成令人恐惧的深渊。我们还要坐几天船，然而仅有的可以乘坐的班船，已在前一天开往仰光。我们已经没有钱住旅馆和买船票了。新汇来的款子正在仰光等我们。　　对了，我的同事——智利驻新加坡领事——准是为了某种需要才存在的吧！曼西利亚先生风风火火地来了。他的笑意逐渐消退，直至完全消失，而化成一脸苦笑。　　“我帮不了你们任何忙。你们找外交部去吧！”我搬出驻外使节要团结的话，但无济于事。此人长着一副冷酷无情的狱吏的脸。他拿起帽子急急刺大门走去，这时我的脑海里闪过一个马基雅弗利式的念头，便说：　　“曼西利亚先生，我不能不举行几个关于我们祖国的讲座，以收费门票筹集旅费。请您给我提供一个场所、一名译员和必要的许可。”此人脸都白了，说道：　　“在新加坡举行关于智利的讲座？我不允许，这是我的权限，除了我，谁也不能在这里谈论智利。”“别激动，曼西利亚先生。”我答道。“谈论我们遥远祖国的人越多越好。我不知道您为什么要发火。”我们终于在这一表面上像是爱国主义的讹诈的荒唐谈判中，达成了谅解。他气得浑身发抖，让我们签了十张收据，然后把钱交给我们。我们点钱时发现，收据上写的是更大的一笔钱。　　“那是利息。”他对我们解释道。　　（10 天之后，我从仰光寄了一张还债的支票给他，不过，当然没付利息。）轮船抵达仰光，我从甲板上看见高高耸立着瑞光大金塔的巨大漏斗状金顶。许许多多奇形怪状的服装使它们的强烈色彩呈现在码头上。一条又宽又脏的河从那里注入马达班湾。这条河在世界所有的河流中有一个最美的名字：伊洛瓦底江。　　我在这条河的河边开始了新的生活。　　阿尔瓦罗　　……阿尔瓦罗是个捣蛋鬼……他现在名叫阿尔瓦罗·德·席尔瓦，住在纽约……他的一生几乎都在纽约丛林中度过……我想象他总是在令人反感的时间里吃橙子，总是用火柴点燃香烟纸，总是向许多人提恼人的问题……他始终是个没有条理的教师，有超绝的才华，一种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才能，除了纽约之外不可能把他带往任何别的地方。那是在1925 年……他带着几乎从手里丢掉的香堇菜花，跑到一个过路的素不相识的女子跟前，想马上同她上床，既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也不知道她从哪里来。他还不停地阅读乔伊斯的作品，向我也向别的许多人披露住在这座城市的、住在其藏身处的大人物的不可怀疑的意见和观点；他还出去探究音乐、绘画、书籍、舞蹈……他总在吃橙子、削苹果，他的饮食要求叫人受不了；令人惊奇的是他样样闲事都爱管，我们终于看到梦境中的那种温文尔雅的乡巴佬，在梦境中我们这些乡巴佬都希望手提箱上不贴旅行标签，而希望箱子里装的是国家和音乐会、早晨喝的咖啡、屋顶盖满雪花的大学之类的混合物……他一来，就弄得我难以生活下去……每到一处，我都要做一场树木花草之梦，我定居一地，就力求扎下根，以便思考，以便生存……阿尔瓦罗总是从一种突然产生的强烈兴趣，转到另一种突然产生的强烈兴趣上去，如果我们有可能参加工作的电影吸引了他，他便立刻让我们穿上穆斯林服装到电影制片厂去……当我们前往杜姆- 杜姆电影制片厂，看看他们是否聘用我们时，我身边就有了几张我穿孟加拉服装的相片（如果我一言不发地走进加尔各答的一爿烟店，他们准以为我是泰戈尔家族的人）……不久，我们不得不悄然离开基督教青年会，因为我们没钱付房租……护士们都爱我们……阿尔瓦罗做起了大买卖……他想贩卖阿萨姆邦的茶叶、喀什米尔的布匹、钟表、旧珠宝……很快一切都赔光了…… 　　剩下喀什米尔布匹的样品，桌上、床上尽是小包的茶叶……他早已提着箱子到了别的地方……在慕尼黑……在纽约…… 　　我见过许多坚持不懈的、毫无缺点的、多产的作家，阿尔瓦罗却是最了不起的一位……他几乎从来没有出版过作品……我实在弄不明白……在早晨，他还没下床就把眼镜架到鼻梁上，在打字机上劈劈啪啪打起字来，用完了成令的各种纸张，用完了成令的他所有的纸张……可是，他的不能持久，他的批判主义，他的橙子，他的周期性转移，他在纽约的老窝，他的香堇菜花，他的纠缠不清的事，看来样样都十分清楚，而他十分清楚的事却乱得理不出头绪来，这些影响了他……他一直在期待的作品，始终没有写出来…… 　　也许是因为他不想写出来，也许是因为他写不出来……因为他太忙了……因为他太闲了……不过，他知道一切，他用坚定无畏的蓝眼睛注视着各洲的一切，用他那灵敏的感觉，不让时间的沙粒从他的手指间溜走…… 　　大森林印象　　我准是沉湎于这些回忆中时突然被惊醒了，惊醒我的是大海的喧嚣。我在瓦尔帕莱索附近的黑岛海岸上写作。沿海肆虐的强劲大风，刚刚平息下来。　　大海———我从窗口看它，它却用千百只泡沫的眼睛更注意地看着我——在波涛中仍然保留着风暴式可怕的固执。　　多么遥远的年代！再现这些年代，就像再现现在断断续续传入我内心深处的涛声一样，它有时哗啦啦地弄得我昏昏欲睡，有时又像一柄宝剑似的蓦然间寒光闪闪。我将捡起这些如同起落不定的浪花般没有年代次序的印象。　　1929 年。夜晚。我看见许多人群集在街上。那天是个穆斯林节日。他们在街当中挖一条长沟，沟里铺满火炭。我走上前去。火炭堆在一起烧得很旺，形成一条红彤彤的带子，上面薄薄盖一层灰，火炭的热气烤我的脸。突然出现一个怪模怪样的人，脸上涂成红白两色，由四个穿红衣的男子扛来。扛的人把这个怪模怪样的人放下来，他便开始招摇晃晃地从火炭上走过去，边走边喊：　　“真主！真主！”一大群人目不转睛地观看这个场面，惊讶不已。巫师已经从那条长长的火炭带子上走过，安然无恙。这时有个人从人群中走出来，脱掉凉鞋，光着脚，也从火炭上走过。自愿者源源不断地走出来。有些人在火沟的半路上停下，以便在火上跺着脚喊：“真主！真主！”吼叫着做令人毛骨悚然的怪相，同时把眼睛望着天空。还有一些人拉着自己的孩子走过去。没有人烫伤；也许有烫伤的，可我一个也没看到。　　在圣河边上矗立着时母（死亡女神）神庙。我们混在千百个香客中走进庙去祈求神的恩典，这些香客都来自印度的穷乡僻壤。这些诚惶诚恐的衣衫褴褛的人被僧侣催着往前走，每走一步，僧侣们都要为点什么向他们要钱。　　僧侣们祭起那位可惜的女神的七个幢幡之一，每举一下就敲一下锣，锣声响得像要把世界震塌。香客们纷纷跪下，合掌行礼，用前额叩地，接着走到下一个幢幡前。和尚把他们领进一个院子，院子里正在杀牲——一斧头就砍死一只羊，而且又要收供品。受伤牲口的咩咩叫声湮没在敲锣声中。鲜血溅在肮脏的灰墙上，一直溅到顶棚。女神是个黑脸雕像，眼睛是白的，血红的舌头有两米长，从嘴里直垂到地面。她的耳朵和脖子上都挂着头骨和死亡标志串成的项链。香客们在被赶到街上之前，交出了他们的最后几个钱币。　　围着我对我吟唱自己的歌曲和诗句的侍人，与那些恭顺的香客十分不同。他们身穿白色长袍，蹲在草堆上，用自己的小鼓伴凑，每人都发出若断若续的暗哑呼喊，还从他们口中听到渐渐升高的歌声，这歌是诗人按同样形式和年代久远的古老歌谣的韵律写成的。不过，这些歌的感情有了变化；这些不是淫荡、享乐的歌，而是反抗的歌，是反饥饿的歌，是写于狱中的歌。　　印度到处都能遇到许多这种青年诗人，他们忧郁的眼神令人难忘。他们刚刚出狱，也许明天就要到监狱的大墙里去；因为，他们力图奋起反抗贫穷和神明。这是我命该在其中生活的时代；这也是世界诗歌的黄金时代。当新诗受到围剿时，成百万人夜夜睡在孟买郊区的路旁；他们睡眠，出主，死亡；他们没有住所，没有粮食，没有医药。文明、骄傲的英国使她的殖民帝国处于这样的条件之下。她离开自己原有的臣民时，没有留下学校、工业、住房、医院，却留下监狱和堆积如山的空威士忌酒瓶。　　对兰戈猩猩的回忆，是波涛送来的另一温馨的印象。在苏门答腊岛的棉兰，我几次敲过那座破败的植物园的大门，每次都是他来给我开门，这使我惊奇万分。我们手拉手走过小路，一直走到一张桌子旁边坐下，他用双手双脚敲打着。这时出来一个侍者，给我们端来一罐啤酒，罐子不大不小，装的酒正好够那只猩猩和本诗人喝。　　在新加坡动物园，我们看见关在笼子里的琴鸟，它闪着幽光，怒气冲冲，如同刚刚飞出伊甸园的鸟儿那样光艳照人。不远处一只黑豹在笼子里走来走去，仍然散发着新近离开的那座大森林的气息。它是满天星斗之夜的一个令人好奇的断片，是一条不停活动的磁带，是一座要毁灭世界的灵活的黑火山，是一台起伏行进的产生十足动力的发电机；它的一双黄眼睛像两把准确的利剑，用那火一般的目光探索着，对于监禁和人类都毫无了解。　　我们来到槟城郊外奇特的蛇神庙，该城就在从前叫做印度支那的地方。　　早已有许多游客和记者对这座神庙反复描写过。它经历了那么多场战火，那么多次毁坏，那么长的时间，那么多的风吹雨打，已经倒塌在槟城街头，我不知道它是否还存在。一座深褐色的瓦顶矮房子，在密密匝匝的大芭蕉叶间遭受热带雨水的侵蚀，散发着潮气，闻得到鸡蛋花香。走进神庙时，我们在昏暗中什么也看不见。一股浓烈的香火气味，那边有东西在动；那是一条蛇在伸懒腰。我们渐渐看到还有几条蛇；后来我们看出，也许有几十条。　　再往后，我们才明白那里有千百条蛇。有的蛇很小，盘在枝形烛台上；有的蛇是暗色的，金属般的，很细，都像睡着了，而且吃得很饱。实际上，到处都看得到很精致的大瓷盘，有的装满牛奶，有的装满鸡蛋。那些蛇看都不看我们。我们紧挨着这些蛇走过神庙里狭窄的曲径，它们有的从金碧辉煌的建筑物上垂到我们头上；有的在石砌建筑物上睡觉，有的蜷缩在祭坛上。那边有吓人的拉塞尔蝰蛇，它正在吞下一只蛋；近旁有十几条珊瑚蛇，身上血红的环状斑纹表明它有瞬息致命的毒性。我能区别矛头蛇、各种巨大的蟒蛇。厅堂里到处是绿蛇、灰蛇、青蛇、黑蛇。一切都静悄悄的。不时有身穿藏红僧袍的和尚在阴影中走过。色彩鲜明的长袍使他们看起来更像在找蛋或找牛奶盘的移动的和懒洋洋的蛇。　　是谁把这些蛇弄到这里来的？它们是怎么习惯的？他们笑了笑回答我们的问题说，这些蛇是自己来的，什么时候想走也会自己走。确实，门是洞开的，没有装格栅或玻璃，也没有任何东西硬要把蛇留在庙里。　　汽车离开槟城，必须穿过印度支那的大森林和村庄，才能到达西贡。没有人懂我的话，我也不懂别人的话。我们的汽车在原始森林拐弯处没有尽头的大路上停下，旅客——沉默严肃和眼睛斜视的身穿奇特服装的农民——纷纷下车。在炎热的夜幕下，这辆嘎吱作响的、眼看就要解体的、沉着的破车里，只剩下了三四个人。　　我现在在哪里？我耍到哪里去？我为什么要在陌生人中间度过这漫漫长夜？想到这些，我突然怕得要命。我们正在穿越老挝和柬埔寨。我观察最后几个旅伴不露声色的脸；他们的眼睛都睁得大大的，我觉得他们一脸凶相。　　毫无疑问，我已身陷东方故事所描述的典型强盗中了。　　他们交换了会意的眼色，便偷眼观察我。就在这时，汽车正静静地停在大森林深处。我选好了赴死的地点。我将不允许他们把我带到那种不知名的树下去处决，那种树的黑影把天空遮蔽了。我要死在那里，死在快散架的汽车的板凳上，死在菜篮、鸡笼这些在那恐怖时刻让人感到亲切的仅有的一些东西中间。我将环顾四周，决心对付刽子手们的凶残，我想必会看到，这一来他们也就跑得无影无踪了。　　我等了很久，孑然一身，揣着一颗被异乡之夜浓浓的黑暗折磨得痛苦万分的心。没有人能知道我即将死去。我可爱的小小的祖国是如此遥远！我和我所爱的一切人以及我的书是如此隔绝！　　突然出现一盏灯，接着又一盏灯。路上到处是灯。鼓声冬冬；忽然传来柬埔寨音乐刺耳的乐声。笛子、鼓和火把，使路上显得又亮堂又热闹。一位男子上车来，用英语对我说：　　“汽车坏了。恐怕要等很久，也许要等到天亮，这里又没有睡觉的地方，旅客们找来一个音乐舞蹈队让您消遣。”在我已丝毫不觉得有什么危险的那些树下，我观看了几小时神妙的敬神舞蹈，它产生于一种崇高的古老文化，路上随处可闻的悦耳乐声，我一直听到红日东升。　　诗人不能惧怕人民。我觉得生活给了我一个忠告，还给了我一个永远值得记取的教训，那就是：关于不显示荣耀的教训，关于我们所不知道的友谊的教训，关于在黑暗中开花的美的教训。　　印度国民大会党　　今天是个光辉的日子。我们出席了印度国民大会党的代表大会。一个民族正在全力争取自己的自由。走廊里有几千名代表。我见到甘地本人。我还见到潘迪特·莫蒂拉尔·尼赫鲁/ ，他也是独立运动的创始人之一；我也见到他的儿子——英俊、年青的贾瓦哈拉尔，他刚从英国回来。尼赫鲁主张独立，甘地却坚持认为单纯的自治是必要步骤。甘地长着一张机灵的狐狸般清秀的脸，是个实干家，一个类似于我们土生白人老一辈领袖人物的政治家，是委员会的决策人，孜孜不倦的策略高手。无数群众形成一条没有尽头的人流，崇敬地触摸他身上白色长袍的边，并且高呼“甘地先生！甘地先生！”这时他没有摘下眼镜，很随便地致礼和微笑。他收信并读信，答复电报，做什么都从容不迫；他是个不会耗尽精力的智者。尼赫鲁是他们的革命的智慧教导者。　　苏布哈斯·钱德拉·鲍斯是这次代表大会的重要人物，他是个容易冲动的鼓动者、激烈的反帝国主义者，是他祖国的令人迷惑不解的一个政治人物。在1914 年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期间，他与日本人团结一致，反对英帝国。许多年后，就在印度，他的一位朋友告诉我新加坡这个据点是如何陷落的：　　“我们是有对付日本围攻者的兵力的。我们忽然自问……这是为什么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编辑：深圳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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