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鲁达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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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鲁达自传
［作者：聂鲁达转贴自：本站原创发布时间：2006-10-11 点击数量：］
于是我们让我们的士兵转过身去，把枪瞄准英国军队。这太简单了。日本人是短暂的侵略者；英国人看来是长久的侵略者。”苏布哈斯·钱德拉·鲍斯被捕了，受到印度英国法院的审讯，并因叛国罪被判处死刑。拥护独立的人激起越来越强烈的抗议浪潮。经过许多次法律斗争，他的律师——尼赫鲁本人——使他获得特赦。从此他成了人民英雄。　　卧佛　　到处是佛像，佛陀的像……庄严的、直立的、被蛀蚀的佛像，镀金的，具有野兽那样润泽的金色；剥落的，像是风造成的损坏……在脸颊上，在长袍的褶子间，在肘上、肚脐上、嘴上和微笑中，都出现了小小的污斑，那是真菌、小洞、大森林中鸟兽粪便的痕迹……这里还有卧佛，巨大的卧佛，40米长的苍白石像——砂质花岗岩石像——横陈在簌簌作响的枝叶间，出人意料地显现在大森林的一个角落，显现在周围的某个可以安放的台子上……睡着的或者没有睡着的，在那里经历了一百年，一千年，千百万年……不过，他们是柔和的，面带一种人们熟悉的关于来世的难以捉摸的神态，有的渴望留下，有的渴望离去……但是，那十分柔和的石头的微笑，那无法估量的庄严，却是用坚硬的、不朽的石头雕成的，在这血染的大地上他们对谁笑？对哪些人笑……? 从他们面前走过的，有逃亡的农妇，有从水深火热中出来的男人，有乔装打扮的士兵，有虚伪的僧侣，有什么都想看的旅游者……而那尊佛像——那有膝盖的、石头长袍上有褶子的、目光消失但又存在的巨大石像——留在那里，它完全没有人的感情，但在一些方面又有人的感情；在大森林的黑鸟的聒噪声中，在大森林的红鸟的扑扇翅膀声里，那尊石像在形式或矛盾方面，既是又不是神，既是又不是石头雕成的……我们不由地想到可怕的西班牙基督像，那些像使我们继承了全部伤口，全部脓疮，全部疤痕，教堂里的蜡烛气味、霉味、关闭的房间的气味……那些基督也拿不准是人还是神……为了把基督塑造成人，为了使之更接近于受苦的人——产妇和被斩首的人、瘫痪患者和悭吝人、神甫和教徒，雕刻家们总要给他们加上令人毛骨悚然的伤口，把那一切变成受苦的宗教，变成犯罪要受苦，不犯罪也要受苦，活着还是要受苦，毫无跳出苦海的脱身之计……这里却不是如此，这里连石头都是宁静的……雕刻家们不遵从关于受苦受难的教规，于是这些有大仙的脚的巨大佛像，在石雕的脸上露出人的安详笑意，并没有多少痛苦…… 　　他们散发出来的不是陈尸房的气味，也不是教堂圣器室和蜘蛛网的气味，而是长满树木花草地方的清香，而是无边的火森林里骤然刮起的一股羽毛、树叶、花粉的飓风般的气息…… 　　不幸的人类家庭　　我看过几篇评论我的诗的文章，说我在远东的逗留，对我的创作的某些方面产生了影响，对《大地上的住所》这部诗集影响尤深。诚然，我在那个时期写的只有收入《大地上的住所》中的那些诗，不过，我不敢断然坚持这一点，我要说的是，我认为关于产生影响的说法似乎是错误的。　　东方各国的哲学都很深奥，可是一旦面对真实生活，便会衍生出不安、神经官能症、迷惘和西方的机会主义；也就是会衍生出资本主义基本现象之一的经济危机。在那些年代，印度还没有多少地方能让人看到其深刻的核心问题。残酷地追求物质的生活，以最真诚的卑劣为基础的殖民地条件，每天都有千百人死于霍乱、天花、热病和饥饿，由于人口众多和工业不发展而失却平衡的封建社会结构，这一切都给印度的生活打上极度野蛮的印记，它的神秘面纱因而也就消失无遗了。　　神智学的核心几乎一直控制在西方冒险家手里，其中也不乏北美人和南美人。他们中当然也有好心人，但是大多数都利用廉价市场，批发护身符和裹低劣的玄学色彩的奇形怪状的偶像。这种人满口都是“法”和“瑜伽”。渗透着空虚和连篇废话的宗教体操，使他们入迷得如醉如痴。　　因此，东方留给我的印象是像一个不幸的人类大家庭，我在心里没有给他们的宗教仪式和神明留下位置。我认为，我在那个时期写的诗，除了反映一个外地人移居到野蛮而又奇怪的世界所感受的孤独之外，并没有反映别的东西。　　我记起一个信仰神秘主义的游客，是个素食者和大学讲师。他身材矮小，已届中年，光溜溜的头上没有一根头发，蓝色的眼睛炯炯有神，目光敏锐而且无所顾忌，名叫鲍尔斯。他来自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是个佛教徒；他每次总是以下述饮食劝告来结束他的讲座：“你们要像洛克菲勒所说的那样，每天吃一个橙子。”这个鲍尔斯以其令人愉快的无所顾忌，使我产生好感。他会讲西班牙语。　　在他讲座结束后，我们一起去大啖洋葱烤羊羔。他是个佛学学者（不知道是否正统），有比他的讲座内容更真实的口腹之欲。　　一个迷上他的常礼服和理论的混血姑娘，很快就把他俘虏了。她是个虚弱的小姐，眼神痛苦，把他奉为神明，奉为活佛。宗教就是这样产生的。　　这次恋爱经过几个月之后，有一天他来找我参加他的又一次婚礼。他在一家商行当冰箱推销员，我们骑着商行供他使用的摩托车，把树林、寺院、稻田飞速抛到后面。我们终于到达一个中国人建造和居住的小村。他们用花炮和音乐迎接鲍尔斯，这时年青的新娘脸上搽得像个偶像那么白，一动不动地坐在一张比别人坐得更高的椅子上。我们在音乐声中喝各种颜色的清凉饮料。鲍尔斯任何时候都不跟他的新妻子说话。　　我们返回城里。鲍尔斯对我说明，只有新娘参加这个出嫁仪式。仪式将继续举行，不需要他在场。稍后他再回去同她一起生活。　　“你没意识到，你这是在搞一夫多妻吗？”我问他。　　“我的另一个妻子知道这件事，她会很高兴的。”他答道。　　他说的这句话，跟他说的每天吃橙子的事一样真实。我们一到他家（他第一个妻子的家），就发现他的这个妻子——一个痛苦的混血女子——已经命在垂危，单腿小圆桌上放着她服毒用的杯子和一封诀别书。他黝黑的身上一丝不挂，一动不动地躺在蚊帐里。她的弥留状态持续了好几小时。　　尽管我已开始对鲍尔斯反感，但是因为他显然很痛苦，我就陪着他。这个无耻之徒的精神垮了。我同他一起去参加葬礼。廉价的棺木放置在河岸边小山似的柴堆上。鲍尔斯用火柴点燃碎柴，嘴里喃喃地念着梵文的送灵词。　　几个身穿杏黄色长袍的乐手单调地唱着，或者吹着悲切的乐器。这一大堆柴禾烧了一半就灭了，必须用火柴重新点燃。那条河在河道里漠不关心地流淌。东方那永恒的蓝天也显出绝对的无动于衷，对一个可怜的弃妇的孤独而凄凉的葬礼，显得十分冷漠。　　我的外交官职权，每3 个月只行使一次，这时候有一艘载运硬石蜡和一大箱一大箱茶叶到智利的轮船，从加尔各答开来。给文件盖章和签署文件的速度，都须发烧似地加快。随后而来的是无所事事的另外3 个月，隐士似地独自观赏市场和寺院。这是我诗歌创作的最痛苦的时期。　　街道成为我的宗教。缅甸的街道，唐人街里有他们的露天戏台、纸龙灯和亮闪闪的灯笼。印度人的街道非常简陋，有作为一个种姓做买卖场所的寺庙，穷人们都在寺院外的烂泥地上跪拜。市场里槟榔叶堆成孔雀石山似的绿色金字塔。鸟店是出售野兽和野禽的地方。弯弯曲曲的街道上，有嘴叼长烟卷的、婀娜的缅甸妇女走过。这一切吸引了我，使我渐渐被真实生活的魅力迷住了。　　种姓把印度人分成等级，就像有平行六边形楼座的剧场，楼座一层比一层高，在最高一层就座的是神明。英国人也保持着他们的等级制度，从小店员起到专业人员和知识分子，然后是出口商，最后才是舒舒服服坐在这个制度的屋顶平台上的文职人员委员会的贵族们和帝国的银行家们。　　这两个世界互不接触。当地人不能进入专供英国人使用的地方，英国人过的生活与当地的动荡也毫无瓜葛。这样的处境给我造成了难题。我的英国朋友总是坐一种马车来看我，这种马车专供流动性的短暂幽会使用，有人亲切地提醒我说，像我这样一位领事，无论如何都不该乘坐这种马车。有人还老实不客气地叫我别到一家波斯餐馆去坐，我在这个生气勃勃的地方，用透明的小茶杯喝了世界上最好的茶。这是他们的最后忠告。后来他们就不跟我打招呼了。　　他们的抵制使我感到高兴。那些偏见很深的欧洲人并没有什么兴趣跟我说话，说到底，我到东方来不是要同来去匆匆的殖民者共处，而是要同那个世界的古老精神，同那个不幸的人类大家庭生活在一起。我相当深入到那里人民的心灵和生活中去，我爱上了一位当地的女子。她的衣着像英国女子，在街上自称乔丝·布莉斯。不过，在他家的亲人中——不久我就得以分享——她脱下英国服装，穿上令人眼花缭乱的纱龙；她不用街上的名字，而用保密的缅甸名字。　　《鳏夫的探戈》　　我的私生活产生了麻烦。温柔的乔丝·布莉斯爱得钟情而且热烈，终于患了忌妒的毛病。若没有这个毛病，我也许会永远跟她生活在一起。我喜爱她的裸足，喜爱插在她黑色秀发上粲然的白花。但是，她的性格驱使她突然变得野蛮起来。她对远方给我的来信又忌妒又反感，给我的电报，她不开封就藏起来；连我呼吸的空气，她都要恨恨地加以监视。　　有时我被一道光线惊醒，蚊帐外面有个幽灵在移动。那就是他，身穿白衣服，挥舞着当地锋利的长刀子。她整整几个小时在我睡的床周围走来走去，下不了决心杀死我。她对我说：“你一死，我就不担心了。”第二天，他举行了神秘的宗教仪式，以保证我不变心。　　她终究会杀死我。幸亏我收到一封公函，通知把我调往锡兰，我暗暗进行旅行的准备，一天我扔掉衣服和书，像平常一样离开家，登上了把我带往远方的那艘船。　　我非常痛苦地扔下了乔丝·布莉斯这个缅甸母豹。轮船刚刚开始在孟加拉湾的风浪里颠簸的时候，我就动笔写《鳏夫的探戈》那篇长诗了。我那篇长诗的悲剧段落，另的是我失去她、她也失去我的那个女人，因为在她汩汩流动的血液里，愤怒的火山是不会止息的。夜是如此广阔，大地是如此孤单！　　鸦片　　……有几条街整条都是做鸦片买卖的……鸦片烟客躺在低矮的木板台子上……这是印度真正神圣的地方……这里没有任何奢侈品，既没有壁毯，也没有锦缎靠垫……未上漆的木板、竹烟枪和中国瓷枕头，就是全部物品…… 　　浮动着寺院内所没有的庄严和简朴的空气……昏昏欲睡的男人不动也不出声……我抽了一泡烟……没有任何感觉……那朦胧的烟是温暖的、乳白色的……我抽了4 泡烟，生了5 天病，脊髓里冒出的恶心感觉，从脑子里降下来……还产生一种对阳光和生存的反感……这是鸦片的惩罚……不过，这并不是全部感受……说过那么多话，写过那么多文章，在海关里把大大小小的手提箱翻了又翻，力图搜获毒品——这种著名的神圣毒品……我必须克服恶心……我必须熟悉鸦片，深入了解鸦片，以便提出我的证词……我抽了许多泡鸦片，直到我熟悉它……没有产生梦幻，没有出现幻像，也没有突然的发作……只有气力逐渐减弱，像无限柔和的音乐旋律在大气中延长……内心深处一片昏昏沉沉，有一种空虚的感觉……肘部和脖子有轻微的动作，听到远处传来的车子滚动声、汽笛声和街道上的叫喊声，渐渐变成一个整体的一部分，变成一种静止的愉快……我明白了种植园的壮工、临时工、整天不停拉车的人力车夫，为什么要迫不及待地、昏昏沉沉地、一动不动地躺到那里去……鸦片并不像有人向我描绘的那样，是爱好异国情调的人的天堂，而是被剥削者摆脱痛苦的避难所……所有那些鸦片烟客都是可怜虫……那里没有带花边的靠垫，没有任何少量财富的痕迹……那里的环境中，甚至那些鸦片烟客半睁半闭的眼睛里，没有任何闪光的东西……他们休息了吗？睡着了吗？我永远也无法知道……没有人说话……永远没有人说话……那里没有家具、地毯，什么都没有……破旧的木板台子经人反复触摸而显得十分光滑，上面看得见几个小木枕……除了寂静和极其令人反感的、浓烈的鸦片烟味之外，再没有别的什么……毫无疑问，那里有一条通往毁灭的道路……商业巨头的鸦片，殖民主义者的鸦片，是供被殖民者使用的……鸦片烟馆门口挂着他们载有法定供应量和号码的执照……烟馆内笼罩着阴沉的无边寂静，笼罩着能缓和不幸和消除疲乏的静止不动……一种朦朦胧胧的寂静，无数破碎的梦的残片在这里找到了平静的安身之所……那些眯着眼睛进入梦乡的人只要沉浸在海底一个小时，便会一整夜生活在山冈上，为美妙、愉快的休息而心情舒畅…… 　　从此以后，我没有再去鸦片烟馆……我已经深入了解了……我已经熟悉了……我已经体会到远远隐藏在鸦片烟雾后边的……某种难以捉摸的东西…… 　　锡兰　　锡兰这个世界上最美丽的大岛，大约在1929 年就有了和缅甸及印度相同的殖民地结构。英国人呆在自己的居住区和俱乐部里不与外界来往，围绕着他们的是一大群乐师、陶工、编织工、种植园奴隶、身穿黄僧袍的和尚和雕在石山上的巨大神像。　　处在每晚都穿无尾常礼服的英国人和身材高大得难以够着的印度人之间，我只有选择孤独，因此，那时是我生平最孤独的时期。不过，我记得那也是最灿烂的时期，好像是停在我窗前的一道特别耀眼的闪光，以便把我的命运里里外外照个通亮。　　我住在韦过瓦特郊区新建在海边的一幢有游廊的小平房里。那是一个人烟稀少的地区，海浪不断地在近处的礁石上砸得粉碎。海上音乐夜间更响亮了。　　清晨，那刚刚清洗过的大自然奇迹令我惊奇。我一大早就跟渔夫在一起。　　配备有长浮筒的船只像一只只海蜘蛛。人们把色彩鲜明的鱼拉上来，这些鱼就像无边的大森林里的鸟，有的像绷得很紧的活的天鹅绒，闪着深蓝色的鳞光：有的形状像跑了气的带刺气球，变得像可怜巴巴的有刺的小口袋。　　我恐惧地凝视着屠杀海中珍宝的场面。鱼被切成块卖给穷人。屠宰人的砍刀把大海深处的神圣物质切成小块，把它们变成血淋淋的商品。　　我沿海岸走到大象洗澡的地方。有我的狗同行，我不会迷路。从平静的水里冒出一个一动不动的灰色蘑菇，它随即变成一条蛇，然后变成大脑袋，最后成了带象牙的山。世界上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那么多大象在路上干活。现在在远离马戏场和动物园围栅的地方，看见它们像勤劳、魁伟的短工那样，把木材从路的一侧搬到另一侧，感到十分惊奇。　　我的狗和獴是我仅有的伙伴。刚从大森林来的獴在我身边成长，在我床上睡，在我餐桌上吃。谁也想象不到一只獴的温情。我的小动物知道我的每一分钟生活，在我的稿纸上散步，整日跟在我身后奔跑。午睡时刻它蟋缩在我的肩膀和脑袋之间，也在这里睡觉———野生动物那种警醒和快速的睡眠。　　我驯养的獴在我居住的郊区很出名。由于獴总是勇敢地对可怕的眼镜蛇进行坚韧的斗争，它享有一种神话般的声望；看过几次獴跟蛇的搏斗之后，我认为它们战胜蛇，是靠灵活和身上那层又像盐又像辣椒那种颜色的厚毛，因为这层厚毛使蛇上当，还把蛇弄糊涂了。那里的人认为，獴在跟有毒的敌人搏斗之后，就出去找解毒的草。　　我的獴每天陪伴我长时间地在海瘫上散步，有一天下午，它的声望确实使我居住的那个郊区的所有孩子，排成浩浩荡荡的队伍到我家来。街上出现一条大蛇，他们来求我的著名的獴基里亚去对付，而且准备好为它庆祝确定无疑的胜利。我抱着我的獴走在武士队伍前头，跟在后边的是我的崇拜者——一大群身上只有一块遮羞布的泰米尔族和僧伽罗族的孩子们。　　那条蛇是一种可怕的黑环蛇，或是拉塞尔蝰蛇，有致命的毒性。它在草地里一个白色管道上晒太阳，就像雪地上一根鞭子那么显眼。　　跟随我的人都静悄悄地停在后面。我顺着管道往前走。在离那条蝰蛇大约两米远的地方，我把獴放出去。基里亚在空气中闻到危险的气味，慢慢向蝰蛇爬去。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屏住呼吸。一场激战就要开始。那条蛇卷成圈，把头高高抬起，张开大嘴，把它那催眠的视线盯着小动物。獴继续前进。　　但是在距那只怪物的大嘴几厘米远的地方，它意识到即将发生的事，于是高高一跃，便朝相反方向一溜烟地跑了，把蛇和观众扔下不管。它一直跑到我的卧室才停下。　　30 年前在韦拉瓦特郊区，我的声望就这样扫地以尽了。　　在那段日子里，我妹妹带给我一个笔记本，本子里抄录的是我写于1918年和1919年的最早的诗。阅读这些诗的时候，我对童年和少年时代的痛苦，对我青年时代写的全部作品所散发的文人的孤独感，不禁哑然失笑。青年作家没有这种孤独的震撼（虽然也许是虚假的），就不可能写作；成熟的作家若没有人际交往和社会体验，也写不出东西来。　　在韦拉瓦特度过的那些岁月，我才尝到了真正的孤独。我那时一直睡行军床，像个士兵和探险家。与我为伴的只有一张桌子，一把椅子，我的工作，我的狗，我的獴，还有白天侍候我、晚上回自己村子去的那个仆人。确切地说，这个仆人不是伙伴；东方仆人的身份迫使他显得比影子还要安静。他曾名叫或者仍然名叫布拉姆皮。根本无需对他发号施令，因为他把一切都安排好了：我的饭已经摆在桌上，我的衣服刚刚熨好，威士忌酒瓶已放在走廊上。　　他似乎已经忘记了讲话，只会露着大板牙笑。　　在这种情况下，孤独可不是什么文学主题，而是像监狱的大墙那样坚固的东西，你撞上它就会碰得头破血流，即使大哭大喊也不会有人来。　　我明白，透过蓝幽幽的空气，跨过金灿灿的黄沙，在原始大森林以外的地方，在蝰蛇和大象以远的所在，有千千万万人在水边歌唱和劳动，他们把火点燃，制作水罐；那里还有热情的妇女，在繁星照耀下一丝不挂地睡在薄薄的草席上。但是，我怎样才能不被当作敌人而与那个激动人心的世界接近呢？　　我渐渐了解了这个岛。一天夜里，我走过科伦坡所有的黑暗郊区，去参加一个盛宴。从一所黑黢黢的房子里传来一个男孩（也许是个女子）唱歌的声音。我让人力车停下。在简陋的大门口，一股气味向我扑来，这是锡兰所特有的香味——茉莉花、汗气、椰子油、鸡蛋花和洋玉兰花混合在一起的香味。一张张黝黑的脸同夜的色彩和气味混成一片，他们请我进屋。我静静地坐在草席上，这时使我驻足不前的神秘人声——男孩的、也许是女子的声音——仍然在黑暗中如泣如诉地颤动；这声音升高到难以置信的高度，便戛然而止，随即降低到像阴影那样黑暗，融汇到鸡蛋花香气中去，盘绕成阿拉伯图案，而且像已经高高喷到空中的泉水那样，突然带着它全部晶莹的重量落下来，以便立刻散落在茉莉花丛间。　　富有魅力的鼓声和迷人的歌声，使我一动不动地在那里流连了很久；然后，我才继续上路，被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谜似的激情和从那一整片大地发出的神秘旋律，弄得如醉如痴。这是一片萦绕着阴影和香气的充满乐声的大地。　　身穿黑白两色礼服的英国人早已入席。　　“请原谅。我在路上停下听音乐了。”我对他们说。　　他们在锡兰已经生活了25 年，听后都高雅地感到惊讶。音乐？本地人也有音乐？他们不知道。这是他们闻所未闻的新闻。　　英国殖民者与广阔的亚洲世界之间这种可怕的距离，是永无止境的；它还始终表明一种非人道的孤立，表朗一种对本地人的价值和生活的完全无知。　　殖民主义之内也有例外，稍后我了解到这种情况。行业福利俱乐部的一个英国人忽然迷恋上一位印度美人；他立刻被解雇，像麻风病人那样受他同胞的孤立。当时还发生一件事：殖民者为了赶走一户僧伽罗农民，征用他们的土地，就下令焚毁他们的茅屋。必须执行夷平茅屋命令的英国人，是个低级官员，名叫伦纳德·吴尔夫。但是，他拒绝执行，于是被撤了职。他回到英国，在那里写了一本最精彩的书之一，那就是从来没有写过的有关东方的书《丛林中的村庄》——反映真实生活和真正文学的杰作。由于吴尔夫的妻子——恰好就是那位名扬全球的主观的大作家维吉尼亚·吴尔夫——的名气，使得他这部作品多少有点逊色。　　那层难以穿透的硬壳渐渐碎裂，我结交了有数的几位好朋友。我同时发现，浸透殖民主义文化的青年人，谈的都是关于英国新近出版的几本书。我发现钢琴家、摄影家、评论家、电影摄影师莱昂内尔·温特，是文化生活的中心人物；这种文化生活，在帝国的临终喘息和对锡兰的纯洁价值的思考之间挣扎。　　这位莱昂内尔·温特拥有一座大图书馆，而且能收到英国最新出版的书；他身上穿的衣服又古怪又考究，每周都派一个骑自行车的人，运一袋书到我离城很远的住所来。于是，我在那段时间里阅读了许多英国小说，这些书排列起来可达好几公里长，其中有佛罗伦萨秘密出版的第一版《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劳伦斯的作品以其诗情画意和让人注意人与人之间隐秘关系的强烈吸引力，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不过，我很快发现，劳伦斯虽然才华横溢，说教的癖好却使他与许多英国大作家一样遭受了失败。D.H.劳伦斯开的性教育课，同我们学习生活和爱情的天性没有多大关系。结果使我厌烦透了，然而这并不减弱我对于他所做的探索的赞叹；他那折磨人的神秘的性探索越是无用，越是令人感到痛苦。　　我还记得的与锡兰有关的事，是一次大规模的猎象行动。　　一个地区大象繁殖过多，不断毁坏房屋和农作物。在一个多月时间里，沿一条大河的岸边，农民用火、篝火和锣把大象群集中起来，赶到大森林的一角。从早到晚篝火和锣声使大象不得安宁，它们像一条缓缓流淌的河向锡兰岛东北部移动。　　那天，象栏准备好了。木栅把森林的一部分拦起来。我看见第一头象通过一条狭窄通道走进去，才发觉它已被围困；但已经晚了。几百头象都从这条狭窄的死通道往前走。将近500 头大象进退不得。　　最强壮的公象朝木栅走去，想把木栅弄断；可是，木栅后面伸出无数长矛阻止它们。它们于是退到围场当中，决心去保护它们的母象和小象。它们的防守和组织令人感动。它们发出马嘶或刺耳的号声似的令人痛苦的叫声，绝望中把最柔弱的树木连根拔起。　　突然，两个驯兽师骑在两头被驯养的高大的大象进去了。这两头驯养的大象像普通警察那样采取行动。它们走到被俘大象两侧，用长鼻子打它，帮助制伏它，使它老实不动。这时猎人用粗索把它的一条后腿拴到一棵粗壮的大树上去。就这样，大象一头一头都被降伏了。　　被俘的大象好几天不肯进食。但是猎人了解它们的弱点，让它们饿一段时间，然后把它们爱吃的植物的芽和嫩枝送来，它们在没有被俘时曾经在大森林里长途跋涉去寻找这种食物。大象终于决定吃东西了。大象就这样驯服了，而且开始学于繁重的工作。　　科伦坡的生活　　在科伦坡，显然看不到任何革命的征兆。这里的政治气候与印度的有所不同。一切都沉浸在压抑的平静中。这个国家给英国人供应世界上质量最好的茶叶。　　这个国家分为好几个阶层或部分。英国人占据金字塔的顶端，居住在带花园的深宅大院里，他们之下是类似南美各国的中产阶级。这个中产阶级的成员曾经或者现在仍然叫做自由民，他们是上世纪殖民战争期间被流放到锡兰来的布尔人——南非的荷兰移民———的后裔。　　再下一等的是僧伽罗族的佛教徒居民和伊斯兰教徒居民，人数有好几百万。更下一等的是从事低报酬工种的阶层，其中包括几百万印度移民，他们全部来自印度南部，讲泰米尔语，情仰印度教。　　在科伦坡雅致的俱乐部中展示华丽服装和珍贵首饰的所谓“社交界”中，有两个赶时髦的名人争强斗胜。一个是冒牌的法国贵族莫尼伯爵，他有一帮子追随者。另一个是大大咧咧的风雅的波兰人——我的朋友温策尔，她常在有限的几个沙龙里高谈阔论。此人绝顶聪明，相当无耻，对世上的事无所不晓。他的职业很怪，是所谓文化与考古珍宝保管人，有一次伴随他进行公务旅行，使我眼界大开。　　发掘工作使阿努拉德普勒和波隆纳鲁沃两座宏伟的古城重见天日，这两座古城曾经被大森林湮没。圆柱和走廊重新在僧伽罗的阳光下闪现光辉。当然，一切可以运送的东西，都被妥善包装后运往伦敦的英国博物馆。　　我的朋友温策尔干这项工作干得不错。他来到偏远的寺院，在佛教和尚的竭力讨好下，把奇绝的千年石雕搬到官方派来的小型卡车上去，英国的许多博物馆就是这些古物的最终目的地。当温策尔在古石雕的位置放上装饰得花花绿绿的日本赛璐珞佛雕时，那些身披藏红僧袍的和尚无不面呈喜色。他们毕恭毕敬地瞻仰这些赛璐珞佛像，把它们安放在碧玉佛像和花冈石佛像曾经在那里微笑了几个世纪的佛坛上。　　我的朋友温策尔确是英帝国的一件出色产物，就是说，是一个高雅的无耻之徒。　　有件事把那些本已被太阳晒得憔悴不堪的日子给搅乱了。我的缅甸情妇——性格暴烈的乔丝·布莉斯——意外地在我家对面安顿下来。她从自己遥远的国度长途跋涉来到锡兰。她以为只有仰光有大米，来时背了一袋大米，还带来我们喜欢的保罗·罗伯逊的唱片和一块卷好的长地毯。被毁灭性的妒忌折磨得憔悴不堪的乔丝·布莉斯，在大门口监视所有来找我的人，决定以后对他们进行侮辱和袭击，同时扬言要放火烧我的住宅。记得她用一把长刀攻击过一个来找我的温柔的欧亚混血姑娘。　　殖民地警方认为，她无法控制的行为是平静的街上发生混乱的根源。他们对我说，如果我不收留她，他们要把她驱逐出国。我痛苦了好多天，在她的不幸爱情使我感受到的温情和我对她感到的恐惧之间摇摆不定。我不能让她踏进我的家。她是个爱情恐怖分子，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一天，她终于决定走了。她要求我送她上船。船即将起航，我必须上岸了，这时她离开同伴，在痛苦和爱情的交并中亲吻我，洒了我一脸眼泪。她像进行宗教仪式似地吻我的手臂，吻我的衣服，她又突然弯下身去吻我的鞋，我根本来不及躲开。当她重新站直身子时，她的脸上沾着我白鞋上的白粉。　　我不能要求她打消这次旅行，同我一起离开即将永远把她带走的这条船。理智阻止我这么办，但是我的心那时却留下了一道抹不掉的伤痕。那强烈的痛苦，那在沾者白粉的脸上滚滚落下的泪水，依然留在我的记忆中。　　《大地上的住所》第一卷，我差不多就写完了。但是，我的工作进展缓慢。距离和沉寂把我和我的世界分开，我又无法真正进入我周围的世界。　　我生活中所发生的事情仿佛悬浮于真空中，我把这些事情集中起来，使之成为这本书的天然情节，因此它“与其说是用墨水写的，不如说更是用血写的”。不过，我使自己的风格更加简洁，而且热衷于一再重复强烈的感伤。　　在一种力求逐渐自我毁灭的苦涩风格中，我坚持真实和讲究修辞（因为这两种面粉做的是诗的面包）。风格不仅仅是人；它也是围绕着人的一切东西，倘若空气没有进入诗的深处，这诗便是僵死的——因不能呼吸而僵死。　　我在科伦坡的那个郊区孤独地生活了很久，从来没有像在那里那样读了那么多书，而且读得那么愉快。我不时回到兰波、克维多或者普鲁斯特的作品中去。《斯万之家》让我重温了少年时代的苦闷、爱情和妒忌。我还明白，在樊特伊的奏鸣曲的乐句——普鲁斯特称之为“轻盈又芬芳的”乐句——里，不仅可以欣赏到对迷人乐音所作的精妙绝伦的描写，还可以休味到令人绝望的激情。　　我的问题是在那样孤独的环境中，遇到了那样的音乐，而且听到了。在我的音乐家和音乐研究家朋友的帮助下，我们经过探索得知，普鲁斯特笔下的樊特伊也许是把舒伯特、瓦格纳、圣- 桑、福莱、丹第、塞扎尔·弗兰克等人糅合而成的。我所受的差劲得令人难堪的音乐教育，使我对这些音乐家几乎全部毫无所知。他们的作品对我来说不是下落不明的便是打不开的黑匣子。我的耳朵向来只能辨认最浅显明了的曲调，就连做到这一点也很困难。　　为了对音乐，尤其是为了对文学作进一步的调查研究，我终于得到一个唱片集，内装3 张唱片，录有塞扎尔·弗兰克为钢琴和小提琴谱写的奏鸣曲。　　毫无疑问，这3 张唱片里有樊特伊的乐句。这不可能有任何怀疑。　　只有文学对我有吸引力。普鲁斯特这位最伟大的具有诗人气质的现实主义者，在他关于爱与恨的奄奄一息的社会的评论性记事中，他热烈而又兴致勃勃地提及许多艺术作品、绘画、大教堂、女演员和书籍。不过，虽然他的洞察力照亮所涉及的一切，他还是回到这首奏呜曲的魅力及其几乎未加其他描述性段落的、加强了力度的再现乐句上去。他的词句指引我去再度体验自己的生活，去再度体验由于我自己、由于我自己的离去而失落的那些久远的感情。我要在那种乐句中了解普鲁斯特极具文学魅力的描述，还要乘着音乐的翅膀去接受或被人接受。　　这种乐句笼罩在浓浓的阴影中，声音渐渐喑哑，它所表达的痛苦越来越强烈，越来越扩大。仿佛它的优伤建造得像一座哥特式建筑，涡形装饰一再重复，同一个尖顶随着它的节奏不停地升高。　　产生于痛苦的乐句在寻觅获胜的出路，它在向上扬起时并不否定被悲伤搅乱的根源。当那架黑色钢琴为音乐的死亡和再生反复伴奏时，那乐句仿佛缠绕成一条哀伤的螺旋线。钢琴反复弹奏，蜿蜒曲折地产生断肠的愁绪，一直弹奏到爱情和痛苦在奄奄一息的胜利中结合为一体。　　我毫不怀疑这些就是那种乐句，就是那首奏鸣曲。　　黑暗突然降临，像拳头一样砸在我迷失于韦拉瓦特椰林间的房子上；但是那首奏鸣曲夜夜和我生活在一起，引导着我，萦绕着我，使我感受到它永恒的哀伤。感受到它胜利的忧郁。　　仔细翻阅过我的著作的评论家们，迄今仍未看出我正在这里坦白的这一秘密影响。因为，《大地上的住所》的大部分，我是在韦拉瓦特那个地方写的。尽管我的诗既“不芬芳也不轻盈”，而是可悲地落在地上，我觉得那些一再蒙上悲伤色彩的主题，却和那种与我共同生活的音乐的亲密关系有关。　　几年之后，我回到智利，在一次聚会上我遇到3 位一起赴会的年轻人——3 位智利的大音乐家。我认为那是在1932 年，在玛尔塔·布鲁内特家里。　　在一个角落，克劳迪奥·阿劳正在跟多明戈·圣克鲁斯和阿曼多·卡瓦哈尔交谈。我向他们走去，但是他们看也不着我一眼，继续不紧不慢地谈着音乐和音乐家。于是我想露一手，向他们谈到那首奏鸣曲——我所知道的仅有的一首奏鸣曲。　　他们心不在焉地看了看我，而且居高临下地对我说：　　“塞扎尔·弗兰克，干吗谈塞扎尔·弗兰克呢？你该知道的是威尔第。”他们继续交谈，把我埋葬在无知中，至今我仍未能挣扎出来。　　新加坡　　科伦坡的孤独确实不仅令人厌烦，而且使人麻木。在我居住的那条街上，我只有有数的几位朋友。不同肤色的女友们在我的行军床上睡过，除了极短暂的肌肤接触外，没有留下更多的陈迹。我的身躯是一堆孤独的篝火，在那里的热带海边日夜燃烧。我的女友帕齐经常带她的几个伙伴前来，其中有布尔人、英国人、达罗毗茶人血统的褐色皮肤和黄色皮肤的少女。她们与我同床共枕如同逢场作戏，而且不要回报。　　她们有一个对我详述了她们去“丘梅里”做客的情景。她们是这么叫那些平房的，那里住着一群英国青年——商店和公司的小职员，他们生活在一起，是为了节省零用钱和伙食费。这个少女告诉我，有一次她曾同14 个英国青年做爱，说时丝毫不感羞耻，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事。　　“这事你是怎么办到的呢？”我问她。　　“那天晚上只有我一个人同他们在一起，他们举行一个舞会。他们放了留声机，我同他们每个人都跳几步舞，在跳舞当中，我们就溜进一间寝室。　　这么一来，大家都很满意。”她不是妓女。更确切地说，她是殖民主义的产物，是一种幼稚而慷慨的果实。她说的事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从此我对她只有同情。　　我那所孤零零的平房，与一切都市化建筑相去甚远。我租下这所平房时，想知道厕所在什么地方，但哪儿都找不到。实际上，它就在房子后面，在很远处的淋浴室里。　　我好奇地把厕所仔细观察一番。它是一个木箱，当中有个洞，极像我童年时代在智利农村见过的那种用具。不过，我们的用具是架在一个深坑上，或是架在水流上。在这里，容器是一个简单的金属桶，放在圆洞下边。　　这桶每天天亮时涮干净，但我不知道桶内装的东西是怎么消失的。一天早晨，我比惯常起得早些，看到经过的情形我惊呆了。　　我在锡兰见过的最美的那个泰米尔贱民阶层的妇女，像一尊会走路的黑色雕像那样走进房子背后。她身披红黄两色的、料子极粗的纱丽。她的光脚上戴着沉重的镯子。鼻子两侧闪耀着两个小红点；这也许是普通假钻石，可戴在她身上似乎就是红宝石。　　她踏着庄严的步伐走向厕所，看都不看我一眼，装出一副根本不知道有我存在的样子，把那个肮脏的容器顶在头上就走，踏着女神的步伐渐渐远去。　　她是那么美，虽然职业卑微，我也不介意。像一只来自热带丛林的不与人来往的野兽，她过的是另一种生活，属于另一个不同的世界。我叫她，毫无结果。后来，我偶尔把绸子、水果之类的礼物，放在她经过的路上。她不听也不看就走过去了。那段可悲的路程，被她那黑色之美转变为一位冷漠女王的具有约束力的仪式。　　一天早晨，我不顾一切地紧紧抓住她的手腕，直盯着她的脸。我不会讲可以与她交谈的语言。她毫无笑意地由着我带她走，很快就脱光了躺在我床上。她腰肢纤细，臀部丰满，乳房高耸，简直跟印度南方的千年雕像一般。　　这是一个男子和一尊雕像显得十分蔑视。这种体验我再没有遇到过。　　我吃力地看完一封电报。外交部通知我一项新的任命。我卸下驻科伦坡领事职务，前往新加坡和巴达维亚担任同样的职务。此项任命使我从贫穷的第一级圈子上升，进入第二级圈子。在科伦坡，我有权留下金额为166.66美元的一笔款子（如果有这笔收入的话）。现在，我当上驻两个殖民地的领事，大概可以留下一倍于166.66美元的一笔款子，即金额为333.32 美元的一笔款子（如果有这笔收入的话）了。这就是说，我马上就用不着再睡行军床了。我的物质要求并不过分。　　可是，我拿我的獴基里亚怎么办呢？把它送给区里那些已经知道它抓不了蛇而对它有失恭敬的孩子们吗？这一点我不考虑。他们不会关心它；也不会按照它与我同桌吃饭的习惯，让它在桌上吃饭的。把它放回大森林，让它恢复原始状态吗？绝对不行。没有疑问，它已失去自卫能力，猛禽会不先通知就把它一口吞下。不过，我怎样才能带走它呢？轮船是不会接受这么个特别旅客的。　　于是，我决定让我的僧伽罗仆人布拉姆皮跟我一起走。这是一笔很可观的开销，而且也是一种发疯的行动，因为我们要去的地方——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的语言，布拉姆皮完全不懂。不过，那只獴却可以藏在甲板上的筐子里旅行。布拉姆皮跟我一样了解它。问题在于海关，骗过他们由狡黠的布拉姆皮负责。　　就这样，我又悲又喜地带着獴离别了锡兰岛，向另一个陌生世界进发。　　智利为什么要在世界各地设立那么多领事馆，实在难以明白。蜷缩于南极附近一隅的小小共和国，向地球另一边的群岛、海岸和礁石派遣并维持许多官方代表，确是怪事。　　依我看，这些领事馆实际上是我们南美洲人的幻想和自负的产物。此外，我已经说过，这些极遥远的地方给智利运去黄麻，加工船帆的固体石蜡，最多的是茶叶，许多许多茶叶。我们智利人一天喝4 次茶；可我们不会种茶。　　有一次，就因为缺乏这种充满异国情调的产品，竟酿成一场硝石工人大罢工。　　记得有一次，几个英国出口商喝了几口成士忌酒之后问我，我们智利人拿这么大量的茶叶干什么用。　　“我们拿来喝。”我对他们说。　　（他们若想从我嘴里掏出什么有利可图的工业秘密，我很遗憾，让他们失望了。）智利驻新加坡领事馆设立已有10 年。所以，我怀着23 岁年纪给予我的自信，在布拉姆皮和我的獴寸步不离的陪伴下上了岸。我们直奔拉弗尔斯饭店。我在饭店里吩咐把我为数不少的脏衣服送去洗涤，然后坐到走廊上去。　　我伸直四肢，懒洋洋地坐在安乐椅上，要了一杯，两杯，甚至多达三杯当地产的杜松子酒。　　在我突然想起到电话簿上找一找领事馆所在地之前，一切都像萨默塞特·毛姆笔下的情景。见鬼，电话薄上根本查不到！我立刻给英国政府机构打紧急电话。他们经过一番查询，答复我说，当地没有智利领事馆。我于是探听智利领事曼西利亚先生的情况；他们不认识他。　　我不知所措了。我身上的钱只够付一天的旅馆住宿费和洗衣费。我想，这个虚幻的领事馆所在地大概是巴达维亚，便决定乘上把我带来的同一艘轮船，继续旅行，这艘船正好是开往巴达维亚的，而且仍然停在本港。我吩咐把衣服从泡衣服的水池里捞出来，布拉姆皮把湿漉漉的衣服包做一包，我们就直奔码头而去。舷梯正在拉起，我气喘吁吁地登上舷梯。我原先的旅伴和般上职员都惊奇地看着我。我钻进早晨离开的那个船舱，便宜挺挺地仰面躺在双层床上，闭上眼睛；这时，轮船已经离开了这个不祥的港口。　　我在这艘船上早已认识一位犹太少女，名叫克鲁齐。她金色头发，身材丰满，橙色眼睛，十分快活。她告诉我，她在巴达维亚有个好工作。在海上旅行的最后一次舞会上，我走到她身旁；在杯觥交错间，她拉我去跳舞。我跟随她笨拙地跳着当时流行的缓慢的怪动作。最后那一夜，我们在我的船舱里做爱，显得十分友好，意识到只有这么一次顺乎自然地把我们的命运结合在一起。她对我温存备至，她那短暂的柔情打动了我的心。　　克鲁齐这时向我坦白，在巴达维亚等待她的真正工作是什么。有一个大体上是国际性的组织，把欧洲少女放到可敬的亚洲人床上。他们让她在一位王公、一位暹罗王子和一位中国富商中任选一个。她选定后者——一个性情温和的年轻人。　　第二天我们登岸时，我远远看见中国商业巨子的罗尔斯罗伊斯牌汽车，还透过有花卉图案的汽车窗帘看见车主人的侧影。克鲁齐消失在人群和行李之间。　　我安顿在荷兰饭店。正准备吃早饭时，看见克鲁齐进来了。她扑到我怀里，哭得说不出话来。　　“他们要把我从这里赶走，明天就得动身。”“可是，赶你走的是谁呀？为什么赶你走呢？”她断断续续把自己的不幸告诉我。她刚要上那辆罗尔斯罗伊斯牌汽车，移民局的警察便扣留了她，对她进行粗暴的审问。她必须承认一切；因为她可能与一个中国人姘居，荷兰当局认为她犯了大罪。他们要她答应两个条件之后终于释放了她：一个条件是不去找她的情夫；另一个是第二无乘坐原船返回西方。　　最使她伤心的是，她使等待她的那个男人失望了；她感到遗憾的是，那辆漂亮的罗尔斯罗伊斯牌汽车确实不是别人的。不过，克鲁齐还有心灵上的伤痛。她的眼泪里除了落空的利益之外，有着多得多的内涵：她感到耻辱和受了伤害。　　“你知道他的住址吗？你知道他的电话号码吗？”我问她。　　“知道。”她答道。“可是我怕他们抓我。他们吓唬我，说要把我关进牢房。”“你不会有什么损失的。去找这个男人吧，他虽然不认识你，一定早就在想你了。你至少得跟他说上几句话。荷兰警察有什么了不得的，你跟他们是一样的人。去看你的中国人吧。你要当心，躲过那些欺侮你的人，你会觉得好些。我认为，这么办了，你离开这个国家时会高兴些。”那天深夜，克鲁齐回来了。她已经见过爱慕她的笔友。她把会面情况全对我说了。那男人是个法国化的、有学问的东方人，法语讲得很地道。他已经结婚，是按照中国惯例结成的体面婚姻，他感到非常厌烦。　　这个黄皮肤爱慕者早已为西方来的白皮肤未婚妻备下一所带花园的平房、防蚊纱窗、法国路易十四时代的家具和一张大床——那天夜里他们试用过。房主人伤感地带她看了为她保留的小巧的精美设施、银刀叉（他吃饭只用筷子）、有欧洲饮料的酒吧、装满水果的冰箱。　　然后，他在一口紧锁着的大箱跟前停下。他从裤袋里掏出一把小小的钥匙，打开那口箱子，让克鲁齐看到妙不可言的财宝。箱子里有千百条女裤，做工精细的女捌裤，极短的内裤。成百上千件妇女内衣，装满了那种因为发出刺鼻的檀香味而显得很神圣的家具。各种绸缎，各种色彩——由紫色到黄色，由深浅不同的玫瑰红到神秘的绿色，由紫红色到发亮的黑色，由令人激动的天蓝色到婚纱似的白色，那里样样都有。拜物主义者把整段彩虹似的男人的色欲收集起来，无疑是为了满足自己的享乐。　　“我的眼睛都看花了。”克鲁齐边说边又抽搭起来。“我从那些衣服里随手拿了几件，这儿件就是。”我也为这种人的秘密所感动。我们的中国人——一个认真的进出口商人，像捕蝶人那样搜集起许多妇女内裤。这种事谁会想到？　　“留一件给我吧。”我对女友说。　　她挑出一条白色和绿色的，轻柔地抚摸一番才交给我。　　“克鲁齐，请你题个词送我。”于是，她把裤子仔细展平，在绸面上写了我和她的名字，还洒了几滴眼泪，把衣服都弄湿了。　　第二天，没等我见到她她就走了，以后再没有见到她。那条有她题词和眼泪的内裤，同我的衣服和书一起装在我的箱子里许多年，我不知道一个乱来的女客在什么时候，也不知道怎样把这条内裤从我家里穿走了。　　巴达维亚　　当世界上还没有“汽车旅馆，的时候，那时那家荷兰饭店是很不平常的。　　它有一座用作餐厅和办公室的很宽敞的主体建筑，其次是一幢幢供一位旅客住宿的平房，中间都隔着小花园和高大的树木。高高的树冠上栖息着无数鸟儿，有腋膜的松鼠在枝头飞来飞去，虫子像在大森林里似地吱吱叫。布拉姆皮的任务是精心照料那只獴，它在新的住处越来越不安了。　　此地确实有智利领事馆，至少电话簿上有。次日，我睡足了，穿上最好的衣服，到领事馆的办公处去。智利的领事徽高挂在一座大楼上。这是一家航运公司的大楼。那里有几个人，其中一个领我到经理（一个面色红润、身材高大的荷兰人）办公室去。他看上去毫无航运企业经理的气质，倒更像个码头搬运工。　　“我是新任智利领事。”我自我介绍道。“首先让我感谢您的帮助，我要求您让我了解领事馆的主要事务。我要立即就职视事。”“这里只有我是领事！”他怒气冲冲地答道。　　“怎么回事？”“先得把你们欠我的钱付还给我。”他大声说道。　　这家伙可能懂点儿航运，可是，他不懂用任何语言说有礼貌的话。他一边急匆匆地说话，一边忿忿地嚼着劣质的方头雪茄烟，把空气都给污染了。　　这个怒气冲天的家伙不让我有一点儿插嘴的机会。他的怒气和方头雪茄烟引起他一阵阵霄鸣般的咳嗽，这时却没有漱口剂供他清除痰液。我终于能说上一句自卫的话了：　　“先生，我没欠您什么，我也没有什么可以付给您。我明白，您是名誉领事。如果您觉得需要讨论，我认为用这种我不准备接受的大喊大叫的办法，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后来我证实，这个粗野的荷兰人倒是有理的一方。此人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骗局的受害者，这当然不是我的、也不是智利政府的过错。引起荷兰人愤怒的是曼西利亚这个居心叵测的人物。我已得到证实，曼西利亚这个家伙从来就没有在巴达维亚履行过领事职务；他住在巴黎已经很久了。他曾经同这个荷兰人达成协议，由后者执掌他的领事职权，并按月把收到的文件和钱款给他寄去。他保证每月为后者的工作付一笔酬金，可他从未付过。因此，这个幼稚的荷兰人把他的愤怒像倒塌的飞檐般劈头盖脸地泄在我头上。　　第二天，我觉得自己很不舒服。发高烧，感冒，孤独，出血。天气酷热，浑身大汗淋漓。我的鼻子开始流血，如同童年时代在特木科的严寒天气里那样流血。　　我挣扎着活下来，动身去政府大厦。政府大厦在布伊膝佐格，坐落在极其美丽的植物园深处。官僚们困难万分地把他们的蓝眼睛离开白色文件。　　他们拿出也在出汗的铅笔，写上我的名字时也出了几滴汗。　　我出来了，比进去时更不舒服了。我沿着林荫道往前走，终于坐在一棵大树下。这里一切都是健康、清新的；生活散发出宁静而强烈的气息。在我面前，巨人般的大树的笔直而光滑的银色树干拔地而起，直插百米高空。我在搪瓷牌子上看到了这些大树的分类说明。它们是我不认识的各种桉树。从寥廓的高空飘下一股幽香，直送到我的鼻孔里。这树中之王对我怜悯有加，它的一阵幽香使我恢复了健康。　　植物园内绿色的庄严气氛，各种各样的树叶，交织着的藤本植物，海星似地在叶丛间迸发出来的兰花，大海般深沉的林地，鷱的啼鸣，猴子的尖叫——也许就是这一切，使我恢复了对自己未来的信心和生活的乐趣。　　我精神振作地回到饭店，坐在平房的走廊上，桌上放着稿纸和我的獴；我决定给智利政府发一封电报。我没有墨水。于是我叫来饭店的侍者，用英语要他送一瓶墨水来。他丝毫也没有听懂的表示，只是叫来跟他一样穿着白衣服和鞋子的另一个侍者，以帮助翻译我的谜语般难懂的要求。毫无用处。　　我一边用英语说墨水，一边将铅笔往一只想象的墨水瓶里蘸一下，早已聚拢来为头一个侍者出主意的七八个侍者，从他们的腰包里掏出铅笔，一起重复我的动作，而且激动地用英语喊“墨水，墨水”，笑得前仰后合。他们像是正在学习一种新的仪式。我失望地奔往对面那幢平房，一队穿白衣服的侍者跟在背后。我从一张孤零零的桌子上拿起一只奇迹般放在那里的墨水瓶，在他们吃惊的眼睛前面晃了晃，对他们嚷道：　　“就是这个！就是这个！”这时他们全笑了，齐声说：　　“Tinta ！Tinta ！”我这才知道，马来语墨水就叫tinta 。　　我恢复执掌领事职权的时刻到了。我争夺的遗产是：一枚磨损了的橡皮图章、一个盖印用的印台、几个装有收益及其余额的帐目的文件夹。收益余额早已进了那个从巴黎进行操纵的滑头领事的腰包。那个受骗的荷兰人嘴里不停地咀嚼方头雪茄，脸上挂着一个失望的大笨汉所具有的冷笑，把那毫无重要意义的一包东西交给我。　　我不时地签署领事签征收费单，并在收费单上加盖磨损了的公章。美元就这样到了我手里，把美元换成盾，紧紧巴巴地够维持我的生活需要——付房租和伙食费，付布拉姆皮的工钱，照料我那只叫做基里亚的獴的费用（它已明显长大，每日食用三四个蛋）。此外，我还须买一件白色无尾常礼眼和一件燕尾服，这使我不得不花去几个月的收入。我几乎总是独自坐在紧挨着宽宽河渠的、顾客盈门的露天咖啡馆里喝啤酒，或者喝本地产的杜松子酒。　　这就是说，我继续过我那绝望而平静的生活。　　饭店餐厅的大米餐很豪华。10～15 个侍者排成一长列鱼贯进入餐厅，每个侍者面前都高高端着一个大盘子。每个大盘子都分成几格，每格都醒目地装着不可思议的食品。那些花色繁多的食品都以大米饭垫底。我向来是个贪吃的人，且长久以来吃得很差，就在十七八个侍者端的每个大盘里都挑了一点儿，直挑到我的盘子里堆得像座小山，奇特的鱼、难以描绘的蛋、意想不到的蔬菜、说不明白的童子鸡、罕见的肉，像一面旗帜似地盖在我午餐山峰的顶上。中国人说，饮食须色、香、味三者俱佳。我们饭店的大米餐兼具色、香、味三个优点，而且还多一个优点，即量多。　　就在这段日子里，我的獴基里亚丢了。它有我到哪里就跟到那里的危险习惯，步子又快又轻。跟在我后面走，就是要一下子蹿到小汽车、大卡车、人力车和荷兰人、中国人、马来人来来往往的街上去。对一只在世上只认识两个人的单纯的獴来说，世界太乱了。　　不可避免的事发生了。我回到饭店，一见布拉姆皮的脸，就知道发生了悲剧。我什么也没问他。不过，当我坐到走廊上的时候，獴没有跳到我膝上，它那毛绒绒的尾巴也没有伸到我头上。　　我在报上登了一则寻獴启事：“丢失獴一只，它名叫基里亚。”没有任何消息。邻居都没有看见它。它也许已经死了。它永远消失了。　　负责照看獴的布拉姆皮感到没脸见人，很久不在我跟前露面。我的衣服，我的鞋子，都由一个幽灵照料着。有几次，我觉得我听见了基里亚的尖叫声，像是它夜间从一棵树上叫我。我开了灯，打开窗和门，仔细查看了椰子树。　　那不是它。基里亚所认识的世界已经变成一个大骗局；它的信任在城市这个危险四伏的森林里被摧毁了。我在愁郁中度过了很长的痛苦时光。　　布拉姆皮羞惭万分，决定回国去。对此我很遗憾，不过，事实上那只獴是使我们联系在一起的唯一东西。一天下午，他来让我看看他新买的衣服，这样他就可以穿上好衣服返回锡兰他的家乡去。他穿着扣子直扣到脖子的白衣服，突然出现了。最令人惊奇的是，在他乌黑的头上端端正正戴着一顶很大的厨师帽。我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布拉姆皮没有生气，反而对我很甜蜜地微笑着——一种原谅我的无知的微笑。　　我在巴达维亚的新住宅，就在一条叫做普罗博林戈的街上。这幢房子有一个客厅，一个卧室，一个厨房和一个浴室。我从来没有小汽车，但是我确实有一个永远空着的汽车间。在那幢小房子里，我有多余的空间。我雇了一个爪哇厨娘，她是一个迷人而且平和的老农妇。我还雇了一个仆人，也是爪哇人，他的工作是侍候我进餐并替我洗衣服。我在这幢房子里完成了《大地上的住所》那部诗集。　　我的孤独感大大加深了。我想结婚。我早已认识一位土生白人姑娘——也可以说是一位有点儿马来血统的荷兰姑娘，我很喜欢她。她身材苗条，性情温柔，对文学艺术界毫无所知。［几年之后，我的朋友、传记女作家玛加丽塔·阿吉雷曾就我的这次婚姻，写过如下的一段文字：“聂鲁达于1932年返回智利。两年前他在巴达维亚曾与定居爪哇的荷兰姑娘玛丽亚·安托涅塔·哈格纳尔结婚。她以成为领事夫人而十分自豪，而且认为美洲是极具异国情调的地方。她不懂西班牙语，但她开始学了。不过，她没有学会的无疑不仅是语言。尽管如此，她对聂鲁达的依恋之情却是十分强烈的，他们俩总是在一起。玛鲁卡（聂鲁达这么叫她）身材很高，动作迟缓，表情严肃。”］我的生活相当单调。我很快就认识了另外一些很可爱的人。古巴领事及其夫人由于与我语言相同，必然成为我的朋友。这位卡帕布兰卡的同胞不停地说话，像一台自动机器。他是马查多这个古巴独裁者的正式代表。不过他告诉我说，政治犯们的衣物——表、戒指、有时甚至金牙——会在哈瓦那湾捕获的鲨鱼腹中找到。　　德国领事赫兹很喜欢现代造型艺术——弗兰兹·马尔克的《蓝马》、威廉·莱姆布鲁克的瘦长人像。他是个敏感而且浪漫的人，是个拥有几百年文化遗产的犹太人。我有一次问他：　　“名字不时出现在报上的那个希特勒，那个排犹和反共的头目，您认为他会上台吗？”“不可能。”他说。　　“怎么不可能呢？历史上连最荒唐的事都应有尽有。”“您真是不了解德国。”他断然地说。“像那个那么疯狂的煽动者，就是在一个村子里掌权也完全不可能。”我可怜的朋友，可怜的赫兹领事！那个疯狂的煽动者差点儿统治了全世界。天真的赫兹连同他的全部文化和高尚的浪漫主义，准已在一个不知名的、恐怖的毒气室里完结了。　　费德里科其人　　在海上经过长达两个月的漩行，我于1932 年回到智利。我本来夹在稿纸里找不着的《热情的投石手》和在东方时写成的《大地上的住所》，都在这里出版了。1933 年，我被任命为智利驻布宜诺斯艾利斯领事，在当年8 月到达那里。　　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卡为了指导洛拉·门布里韦斯剧团演出他的悲剧《流血的婚礼》，并参加该剧的首演，几乎和我同时到达布宜诺斯艾利斯。　　我们本不相识，但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结识了，而且许多次一起受到作家们和朋友们的款待。确实也发生过一些令人不快的小事。费德里科有反对者；我也有过反对我的人，而且现在还有。这些反对者受人怂恿，为了使人看不见他而想把光亮熄灭。那次就发生了这样的事。人们很想出席笔会在广场饭店为费德里科和我举行的宴会，有人便整天打电话通知，说这次宴会延期了。　　他们是如此急不可耐，竟打电话给饭店经理、电话接线员和厨师领班，要他们不受理也不备餐。但是，他们的伎俩没有得逞，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卡和我终于与上百位阿根廷作家会面了。　　我们做了一件大为出人意料的事。我们事先准备了一个双人致词。你们大概不知道“双人致词”这个词是什么意思，我当时也不知道。费德里科永远是个满脑子新构想、新主意的人，他对我解释道：　　“两个斗牛士可以同时斗一头牛，而且只用一件披风。这是最惊险的斗牛术表演之一，因此极为少见；在一个世纪之内只有两三次，而且只有两位斗牛士是亲兄弟或者至少是有血缘关系的人，才能进行这种表演。这就是所谓的‘双人斗牛’。这也是我们在发表一篇致词时要做的事。”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不过事前谁也不知道。我们要起立感谢笔会主席设宴款待时，我们像两个斗牛士那样同时站起来，为了发表仅有的一篇致词。　　由于饭菜是摆在一张张分开的小桌上，费德里科站在餐厅的一端，我站在另一端，于是有人以为我弄错了，从旁拉了拉我的上衣，要我坐下，餐厅的另一端也有人在拉费德里科的上衣。这时我们开始同时致词，我说完“女士们”，他就接着说“先生们”，我们轮流把我们的致词说到最后一句，如同一个人那样把话说完。那篇致词是献给鲁文·达里奥的，加西亚·洛尔卡和我都不可能被怀疑为现代主义者，我们因而赞颂鲁文·达里奥，认为他是西班牙语诗歌语言的富有创造性的伟大诗人之一。　　那篇致词全文如下：　　聂鲁达：女士们…… 　　洛尔卡：……和先生们，斗牛表演中有一种叫做“双人斗牛”，两位斗牛士在斗牛中只拿一件披风来闪身避牛。　　聂鲁达：费德里科和我被一根电线拴在一起，我们将结成一对，还要感谢这次十分执意的款待。　　洛尔卡：在这一类的集会中，往往由诗人们来显示他们生动、溪亮或吉别的言词，由他们亲口向同志们和朋友们致意。　　聂鲁达：不过，我们要在你们中间为一位早已亡故的人——一位与你们同桌共餐的鳏夫——设席，他比其他人死得更伟大，却被湮没在冥冥黑暗中；这位生活上的鳏夫，也有过令人眼花缭乱的结婚时刻，我们都要在他灼热的阴影下受到庇荫，我们都要一再呼喊他的名字，直喊到他的力量从被人遗忘中飞跃而出。　　洛尔卡：在我们企鹅般温柔地拥抱过温文尔雅的诗人阿马多·比利亚尔之后，我们要把一个伟大的名字投掷在宴席上，我们敢肯定，这一定会把酒杯打碎，会使叉子跳起，朝渴望叉子的眼睛飞去，一道巨浪还一定会把桌布弄脏。我们就要说出的这位美洲和西班牙的诗人的名字，是鲁文·…… 　　聂鲁达：达里奥。因为，女士们…… 　　洛尔卡：和先生们…… 　　聂鲁达：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鲁文·达里奥广场在什么地方？　　洛尔卡：鲁文·达里奥的雕像在哪里？　　聂鲁达：他热爱公园。鲁文·达里奥公园在哪里？　　洛尔卡：鲁文·达里奥玫瑰花店在哪里？　　聂鲁达：鲁文·达里奥苹果树和鲁文·达里奥苹果在哪里？　　洛尔卡：鲁文·达里奥的断手在哪里？　　聂鲁达：鲁文·达里奥的油、树脂和天鹅在哪里？　　洛尔卡：鲁文·达里臭长眠在他的“祖国尼加拉瓜”，在一尊可怕的大理石狮子底下，而有钱人都把这种狮子安放在住宅大门口。　　聂鲁达：这是买来献给狮子创造者的一只石狮子，是一尸没有星星的石狮子却献给为别人奉献了星星的人。　　洛尔卡：他用形容词发出大森林的喃喃细语；他还像语言大师路易斯·德·格拉纳达修士那样，用柠檬、鹿蹄和充满恐惧的无数软体动物作星形符号；他用快速帆船和我们眼睛瞳仁中的黑暗把我们送往大海，在天空从未有过的最灰暗的那个傍晚，铺设了一条宽阔的杜松子酒林荫道；他作为一个浪漫派诗人，与昏沉沉的南风用亲昵的话语大声问候；他怀着一切时代的嘲讽和悲哀的疑虑，把一只手放在科林斯柱式的柱头上。　　聂鲁达：在一些本质方面，诸如他那光辉的名字连同他心中极度的痛苦，强烈的犹豫不定，步下地狱的螺旋台阶，攀上声誉的城堡，他都始终保持着一个伟大诗人应有的品德，这都是值得牢记的。　　洛尔卡：作为西班牙语诗人，他以时下诗人们所缺乏的渊博知识和慷慨态度，在西班牙教导了儿位上岁数的名家，也教导了许多孩子。他教导过巴列- 因克兰、胡安·拉蒙·希门尼斯、马查多兄弟，在可敬的语言里，他的声音是水和硝石。从多德里戈·卡罗到阿亨索拉兄弟或堂胡安·德·阿吉霍，西班牙语都没有过像鲁文·达里奥的作品中那样的词藻的盛会、辅音的撞击、光彩和形式。从贝拉斯克斯画的风景到戈雅画的篝火，从克维多的忧郁到西班牙马略卡岛上农妇们崇尚的苹果般的脸色，达里奥如同在自己祖国那样走遍西班牙大地。　　聂鲁达：潮水——北方那暖洋洋的大海——把他带到智利，大海把他留下，扔在坚硬的锯齿形海岸上，浪花飞溅、发出洪钟般响声的大洋撞击着他，瓦尔帕莱索的黑风使他浑身布满声音悦耳的盐。今夜，让我们用交织着烟雾、声音、环境和生活的空气为他塑像，这尊像有如他那交织着梦境和声音的绚丽诗篇。　　洛尔卡：不过，我要给这尊空气塑像注入如同被潮水摇撼的珊瑚枝那样的他的鲜血，装上他那与相片中的光束相似的神经，安上人身牛头怪般的头颅——头颅上贡戈拉所描绘的白毛是由蜂鸟的翅膀画上去的，镶上他那对泪水盈盈的出神的朦胧眼睛。当然也要加上他的一些缺点：在帚状砾芥吞没书架的地方，响起长笛空泛的乐声；使他沉洒醉乡的白兰地酒瓶；他那迷人的俗气；还有他那大量诗歌中充满人性的、厚颜无耻的废话。除准则、形式和流派之外，他的伟大诗歌的丰富内容仍然有生命力。　　聂鲁达：西班牙人费德里科·加酋亚·洛尔卡和我这个智利人，都不为今晚出席的朋友们对那个伟大的影子承担责任，因为他唱得比我们更激越，他用异乎寻常的声音，向我们暂时栖身的阿根廷大地致以问候。　　洛尔卡：智利人巴勃罗·聂鲁达和我这个西班牙人，我们的语言相同，我们对待这位伟大的尼加拉瓜、阿根廷、智利和西班牙的诗人的态度也相同。　　聂鲁达和洛尔卡：让我们举杯为他的光荣向他表示敬意！　　记得有一次，费德里科意外地支持我参加一次异乎寻常的越轨行动。一天晚上，我们受到一个百万富翁的邀请，这类人物只有阿根廷或美国才会生产出来。据说他是个有叛逆精神的人，自学成才，办一张专门登载耸人听闻消息的报纸，因而发了大财。他的房子四周是一座宽广的大花园，这是一个朝气蓬勃的暴发户的梦想的实现。道路两侧陈列着几百个鸟笼，笼里关的是由世界各国搜罗来的五颜六色的雉鸡。图书馆里收藏的全是古书，是在欧洲藏书家拍卖时打电报买下的；这个图书馆不但地方宽敞，而且藏书丰富。不过，最为壮观的则是那个轩敞的阅览大厅满铺豹皮地毯的地面，这是用豹皮一张张缝连成的一整块大地毯。我听说，此人在非洲、亚洲和亚马孙河地区都有代理人，专门为他收集豹、小豹猫、巨猫的毛皮，现在在这座豪华的图书馆里，毛皮上的斑点正在我的脚下闪亮。　　这就是实力雄厚的资本家、布宜诺斯艾利斯公众舆论的控制者——大名鼎鼎的纳塔略·博塔纳家里的情况。席上费德里科和我紧挨主人坐着，对面是一位身材颀长的金发女诗人，身穿料子很薄的衣服，进餐中她的碧眼总看着费德里科和我，不过更多的是看我。这席菜肴有一道是烤全牛，连同炭火和炭灰一起放在一个大抬架上，由8 个或10 个高乔人抬上来。那一夜天色湛蓝，满天星斗。阿根廷人的杰作——带皮烤牛肉的香味，同大草原的气息，同三叶草和薄荷的芳香，同成千只蟋蟀和蝌蚪的低语声混成一片。　　用餐毕，我同女诗人以及对一切都报以微笑并表示赞赏的费德里科一起起身离席，向灯火通明的游泳池走去。费德里科走在前面，不停地笑，还不停地说话。他很快活。他总是这样。快活是他的表面现象。　　一座高塔耸立在明亮的游泳池旁。塔身上石灰的白色，在夜晚的灯光下发出幽幽的光。　　我们慢慢登上塔上最高处的瞭望台。我们3 个风格各异的诗人高高在上，远离尘寰。蓝眼睛似的游泳池在下面闪闪发光。舞会上的吉他声和歌声从更远的地方传来。在我们头顶上，布满点点繁星的夜空是那么近，仿佛就要罩到我们头上，使我们沉没到它的深处。　　我把那位颀长的金发姑娘拥抱到怀里，亲吻她的时候发现她是个性感、结实、身材匀称、挺直的女子。令费德里科大吃一惊的是，我们竟当他的面躺到瞭望台地上，当我动手脱掉她的衣服时，我看到费德里科眼睛瞪得大大地在近处俯瞰我们，不敢相信正在发生的事情。　　“走开！快去，留神点，可别让人上楼梯！”我对他嚷道。　　当祭祀星空和阿佛洛狄忒之夜的仪式在塔的高处举行时，费德里科高高兴兴地跑去执行撮合山和哨兵的任务，可是因为跑得太急，加上运气不佳，竟从塔的黑魆魆的楼梯上滚下去。我和女友不得不费大劲去救他。他因此瘸了半月之久。　　米格尔·埃尔南德斯　　我任驻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领事职务没有多久。1934 年初，我被调往巴塞罗那，担任同样职务。我的上司——智利驻西班牙总领事——是堂图略·马凯拉。他确实是我所认识的智利驻外使节中最注重礼仪的官员。他是个有孤僻名声的严肃男子，可是对我异乎寻常地亲切、宽容和热情。　　堂图略·马凯拉很快就发现，我算减法和乘法错得一塌糊涂，而且不会算除法（我从来没有学会过）。他于是对我说：　　“巴勃罗，您应该住到马德里去，那里才有诗。巴塞罗那这儿，尽是些叫人受不了的乘法和除法，您是不会喜欢的。我来对付这种事情足够了。”一夜之间我就神不知鬼不觉地成了智利驻西班牙首都的领事，一到马德里，就认识了加西亚·洛尔卡和阿尔韦蒂的所有朋友。这些朋友人数很多。　　没过几天，我也成了西班牙诗人的一员。西班牙人和美洲人自然是有差别的。　　差别永远产生于各自的骄傲或错误。　　和我同辈的西班牙人，比我的拉丁美洲同伴更富有兄弟情谊，更团结，也更愉快。我同时证实，我们更多才多艺，更醉心于钻研别的语言和文化。　　他们除了西班牙语，很少有人讲别的语言。德斯诺斯和克勒维尔前来马德里时，为了使他们与西班牙作家能听懂彼此的话，我得为他们当译员。　　青年诗人米格尔·埃尔南德斯是加西亚·洛尔卡和阿尔韦蒂的朋友。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刚从家乡奥里韦拉前来，穿一双草鞋和一条农民穿的灯芯绒裤子。他在家乡当过牧羊人。我把他的诗发表在我编的杂志《绿马》上，我非常喜爱他多产的诗篇所闪现的光彩和蓬勃朝气。　　米格尔是真正的农民，浑身都向周围散发出泥土气息。他的脸像是土块或刚从根上摘下的并保持着地下凉意的马铃薯构成的。他在我家里居住并写作。我的描绘出另一种地平线和平原景色的美洲诗篇，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使他的看法有所改变。　　他对我讲了许多关于鸟兽的土气十足的故事。这位作家来自大自然，如同一块未经雕琢的石头，拥有大森林的纯真和势不可挡的生命力。他告诉我，把耳朵贴在入睡的母山羊肚皮上是何等令人激动；这样能听见乳汁流到乳房的声音，除这位放过羊的诗人之外，谁都不可能听见这种神秘的响声。　　另外几次他跟我谈到夜莺的歌声。他来自西班牙的莱万特地区，这个地区到处有繁花满枝的橙树和夜莺。我的祖国没有这种鸟——这卓越的歌手，为之入迷的米格尔想尽其所能向我生动逼真地表现它的歌声。他爬上街头的一棵树，在高高的树梢头用口哨像他喜爱的家乡的鸟儿那样啼啭起来。　　因为他生计无着，我替他找了个工作。诗人在西班牙找工作很困难。终于有位子爵——外交部的高级官员——关心这件事，而且给了我肯定的答复，他之所以同意，是因为他读过米格尔的诗，对诗人颇为钦佩，只需诗人提出希望担任什么职务，他就给米格尔签发任命书。我兴高采烈地对诗人说：　　“米格尔·埃尔南德斯，你终于有工作了，是那位子爵为你安排的。你将是一名高级职员。告诉我你想做什么工作，他们才好给你任命书。”米格尔陷入了沉思。他那过早出现一道道深深皱纹的脸，罩上了一重疑虑神色。　　过了几个小时，直到下午才给我答复。由于找到了解决生计难题的办法，他目光熠熠地对我说：　　“那位子爵能不能让我在马德里附近管一群山羊呢？”我无法从心底抹去对米格尔·埃尔南德斯的回忆。莱万特夜莺的歌声——它们的啼鸣高塔似地在黑夜和橙花之间冲上云霄——对他来说乃是萦绕心际的往事，是他的血液组成材料的一部分，是他充满乡土气息的粗犷诗歌的一部分；西班牙莱万特地区各种各样浓烈的色彩、香气和声音，都揉合在这种诗歌里了，它具有阳刚青年的精力和气息。　　他的脸是西班牙的脸，由阳光削成，一脸皱纹，如同一块播过种的土地，略呈面包和地球那样的圆形。他那双在灼热的外表下燃烧的火辣辣的眼睛，是两道既有力又温柔的闪电。　　从他说的话里，我看见诗的成分源源涌现，但是，现在由于一种新的壮丽场景，由于一种野性的光辉，由于一种陈旧的血液转化为新生儿的奇迹，这种诗的成分发生了变化。在我成为诗人和漂泊天涯的诗人的岁月里，我可以肯定地说，生活没有让我看见过在天赋和语言知识方面如此思路敏捷的奇才。　　《绿马》诗刊　　我和费德里科、阿尔韦蒂（他就住在我家附近俯临一个树丛——那个《使人晕头转向的树丛》的顶楼上）、雕刻家阿尔韦托（当时已成为抽象派雕刻教师的托莱多面包师）、阿尔托拉吉雷、贝尔加明、伟大诗人路易斯·塞努达、前途无量的诗人比森特·阿莱克桑德雷以及建筑师路易斯·拉卡萨等人，每天都或是全体合在一处，或是分成几个小组，在这些人家里和咖啡馆里聚会。　　我们经常从卡斯特利亚纳林荫道或邮差啤酒店坐车到我在阿圭列斯区的家——鲜花之家去。我们从一辆巨型公共汽车（我的同胞、那位杰出的科塔波斯称之为“低音大号”）的上层下车，分成暄闹的几拨去吃饭、喝酒、唱歌。在这些欢乐的年轻诗友中，我记得有诗人阿图罗·塞拉诺·普拉哈、才华横溢丽又举止文雅的画家何塞·卡瓦列罗、从安达卢西亚直奔我家而来的安东尼奥·阿帕里西奥，还有其他许多人，他们有的已经不在那里，有的已经去世，但是他们的友情有如我躯体的一部分或我的心灵本质，是我所迫切需要的。　　当年的马德里哟！我和加利西亚女画家马鲁哈·马略一起到贫民区，去寻找出售细茎针茅和席子的店铺，去寻找桶匠街、绳匠街，去寻找西班牙出产的各种干材料——这种材料可以编成绳子，把西班牙的心捆绑起来。西班牙气候干燥，地上又多岩石，太阳直晒着她，晒得平原上直冒火花，用扬起的大片尘土建造起光的城堡。只有西班牙的诗人才是她真正的河流：克维多流淌着涌起黑色浪花的深沉的碧绿河水；卡尔德隆的河里响着铿锵的音节；阿尔亨索拉兄弟的河水清澈透明；贡戈拉是流淌着红宝石的河。　　我只见过巴列- 因克兰一次。他非常瘦，蓄着奇长的白胡须，我觉得他仿佛是从自己的书页间钻出来的，受到书页挤压，因而有发黄的书页那种颜色。　　我是在拉蒙·戈梅斯·德·拉·塞尔纳的庞博咖啡馆的地下室里见到他的，后来又在他家里见过他。我永远不会忘记拉蒙洪亮的嗓音，这嗓音从他在咖啡馆的坐位上引导着谈话、笑声、各种想法和吸烟吐出的烟雾。在我看来，拉蒙是我们这个语种的最伟大作家之一，他像克维多和毕加索那样才华横溢，博洽而又多才多艺。拉蒙的每一页作品，都像留连于物质世界和抽象世界的探索者，而且凡与西班牙有关的事物，除他所知所写之外，从未有人说过。他曾是一个神秘世界的积累者。他亲手改变了语言的句法，在上面留下谁都抹不掉的深深指纹。　　我有几次看见堂安东尼奥·马查多身穿黑色的公证人服装坐在咖啡馆里，十分沉默谨慎，神情温和而又严肃，如同西班牙的老树。那位爱说人坏话的胡安·拉蒙·希门尼斯——诗坛的老坏孩子——确实说过，堂安东尼奥这家伙总是弄得到处是烟灰，而且他的口袋里装的尽是烟头。　　胡安·拉蒙·希门尼斯是个才华横溢的诗人，他本人让我了解了尽人皆知的西班牙人的妒忌。随着本世纪黑暗时期的出现，这位诗人的作品发出了璀璨的光芒，所以他是无需妒忌任何人的；他过的是假隐士的生活，从他藏身的地方指责一切他认为挡住他光线的事物。　　胡安·拉蒙这个大胡子恶魔，对加西亚·洛尔卡、阿尔韦蒂、豪尔赫·纪廉和佩德罗·萨利纳斯凡位年轻人紧追不舍，每天都对这个或那个发射冷箭。他每周都写一些拐弯抹角的评论攻击我，这些文章每逢星期日刊载在《太阳报》上。不过，我选择的是自己活也让人家活的态度。我从未作过任何答复。文学界的那些攻击，我过去没有答复，现在也不答复。　　诗人曼努埃尔·阿尔托拉吉雷有一个印刷厂，也有办印刷厂的才干。有一天，他到我家来，告诉我他要出版一本西班牙水平最高、质量最好的精美诗刊。　　“只有一个人能主编这个刊物。”他对我说。“这个人就是你。”我曾经是几个杂志颇有雄才大略的创办人。不过我不是很快就撇下了杂志，就是被杂志所抛弃。1925 年，我创办过《梅花牌中的马》这样的杂志。　　当时我们写作不打标点，我通过乔伊斯描写的街道发现了都柏林。温贝托·迪亚斯·卡萨努埃瓦那时候常穿一件高领绒线衫，就那个时代的诗人而言，是个很大胆的行为；他的诗优美而且高洁，似乎他永远都该这样写下去。罗萨梅尔·德尔·巴列从头到脚穿得一身黑，仿佛诗人的衣着就该如此。这两位杰出的诗人是我的积极合作者，我对他们铭记不忘。别的许多人我都忘了。然而，我们的绿马的那一阵奔驰，确实震撼了那个时代。　　“好吧，曼诺利托，我答应主编这个杂志。”曼努埃尔·阿尔托拉吉雷是一位十分出色的印刷厂厂主，他亲手用优美的博多尼活字丰富了活字字盘。曼努埃尔用自己的诗和勤劳的双手，为诗坛增添了荣誉。他翻译了雪莱为哀悼约翰·济慈之死而作的《阿多尼斯》，而且印制得特别精美。他还印制了佩德罗·德·埃斯皮诺萨的诗集《赫尼尔河的神话》。在那个庄严的印刷厂里，金玉锦绣般的诗篇发出何等璀璨的光辉，而醒目的铅字如同在化铅炉里重新熔铸过一般。　　我主编的《绿马》诗刊的头5 期在街头出现了，这几期无疑都很精美。　　看到曼诺利托总是开怀大笑和面带笑意，我很高兴；他捡起铅字放进字盘，然后用脚踩动小小的名片印刷机。有时他用女儿帕洛玛的婴儿车运送已出版的刊物。过路人都赞叹道：　　“多好的爸爸！带着这么个孩子走拥挤危险的路！”这孩子就是诗，它要骑着《绿马》去旅行。刊物上发表了米格尔·埃尔南德斯的第一首新长诗，当然还发表了费德里科、塞努达、阿莱克桑德雷、西班牙好人纪廉的诗。胡安·拉蒙·希门尼斯这位20 世纪派的神经官能症患者，每星期日继续向我发冷箭。　　拉斐尔·阿尔韦蒂不喜欢这个刊名：　　“为什么这匹马成了绿的？应当叫做：红马。　　我没让这匹马换颜色。不过，拉斐尔和我并没有为此闹翻。我们从来不为任何事情争吵。世上有足够的地方容纳具有彩虹的全部颜色的马匹和诗人。　　《绿马》第六期堆在比里亚托街的印刷厂里，没有拼版，也没有装订。　　这一期是胡利奥·埃雷拉- 雷西格（蒙得维的亚的第二个洛特雷亚蒙）专号，还刊载了几篇西班牙诗人写的纪念他的文章，这一切连同它们的美都起不了作用，它流产了，也到不了目的地。这期杂志应在1986 年7 月19 日出板，但是这一天街头到处硝烟弥漫。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叫做弗朗西斯科·佛朗哥的将军，在非洲驻地发动了反共和国的叛乱。　　发生在格拉纳达的罪行　　我写这几行文字的时候，西班牙官方正好在庆祝成功的举事的多少周年（竟有这么多年了！）。此时此刻在马德里，那个元首身穿镶金边的蓝色制服，由摩尔卫队簇拥着，同美国、英国及其他一些国家的大使一起，正在检阅军队。这些军队大部分是由不了解那场战争的小伙子组成的。　　我对那场战争是了解的。100 万西班牙人死于非命！100 万人被迫流亡！　　看来要想从人类的良心上拔掉这根血淋淋的毒刺，恐怕绝对办不到。可是，现在在摩尔卫队面前列队接受检阅的小伙子们，也许对这一段恐怖历史的真相毫无所知。　　我认为，一切都开始于1936 年7 月19 日夜间。一位名叫博比·德格拉内的和气而富于冒险精神的智利人，是马德里普赖斯大马戏场表演自由式摔交的经理人。对于这一“体育运动”的严肃性，我向他表示过我的保留意见，他则说服我和加西亚·洛尔卡一起去马戏场，证实这种表演的真实性。我说服了费德里科，约定在那里会面的时间。我们将在那里消磨一段时光，去观看戴面具的野蛮人——阿比西尼亚扼杀者和凶险的猩猩的凶残表演。　　费德里科没有赴约。他已经走上死亡之路。我们再也见不到面了。他和其他一些扼杀者约会会了。我认为，改变我的诗歌创作的这场西班牙战争，就这样以一位诗人的失踪而开始了。　　他是个何等了不起的诗人啊！像他这样兼具风度与才华、敏捷的才思与明澈如清泉的心灵的人，我还从未见过。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卡是个不会吝啬的精灵，是个欢乐的离心器，把生活的幸福收集在胸中，而且像行星那样把它放射出去。他既纯真又虚伪，既是宇宙人又是乡巴佬，是独特的乐手，是出色的小丑，胆小而又迷信，欢乐而且潇洒；他是个概括了西班牙各个时代的一种人物，是人民的精华；他是阿拉伯人和安达卢西亚人的后裔，在当时西班牙的整个舞台上熠熠生辉，并像茉莉花那样散发出醉人的芬芳。　　令人哀痛的是，他永远消失了！　　加西亚·洛尔卡运用隐喻的超凡能力深深吸引了我，他写的诗文我读来无不兴昧盎然。他也往往要我为他朗诵我新写的诗，但在朗读中间，他又大声打断我说：“别念下去，快别念下去，你都影响我了！”在剧场里和在寂静中，在群众间和在庄严场合，他都是美的加倍创造者。　　我从未见过双手具有如此魅力的人，我从未有过比他更快乐的兄弟。他欢笑，歌唱，弹奏，跳跃，创作，他把火花射向四面八方。我的这位不幸朋友，世上的才能他无所不有，他简直像一位高超的黄金工艺品工匠，像伟大诗歌养蜂场的一只大蜂。他是自己才华的毫不吝啬的奉献者。　　“听着，”他拽住我的一只手臂对我说，“你看见那扇窗子了吗？你没发现它有点‘那个’？”“‘那个’是什么意思？”“我也说不出来，不过，应该感觉到那个是不是有点‘那个’。不然一个人就会迷失方向。瞧那条狗，真太‘那个’了！”他还告诉过我他在格拉纳达一所年纪很小的孩子们上学的学校里的情况。他们邀请他参加一次《堂吉河德》纪念活动，当他来到教室时，所有的孩子在女校长带领下唱道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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