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鲁达自传

	您现在的位置：深圳文艺(最专业的作家网) >> 艺术家与艺术品 >> 艺术家的心脏 >> 文章正文
聂鲁达自传
［作者：聂鲁达转贴自：本站原创发布时间：2006-10-11 点击数量：］
“从边疆到边疆，　　堂弗·罗德里格斯·马林　　评注的这部书，　　将永远永远被人纪念。” 　　加西亚·洛尔卡去世后儿年，有一次我做了一个关于他的报告，一位听众向我提问道：　　“您在《费德里科颂》一诗中，为什么说为了他‘人们把医院都涂上蓝色’？”“嘿，朋友，”我答道，“向诗人提这种问题，就跟问女人多大岁数一样。诗不是一种静态的物质，而是一种动态的水流，它往往会从创作者自己手里溜走。诗的原料，是同时又不是由实际存在的和根本不存在的事物的种种成分加工而成的。无论如何，我要尽力坦诚地回答您。我认为，蓝色是最美的一种颜色。它使人联想到人类的活动空间，如同通往自由和欢乐的苍穹。　　费德里科的风采，他的个人魅力，使得他的周围弥漫着一种欢乐气氛。我的诗大概是想说，甚至医院，甚至医院里的悲哀，在他的勉力影响下都能改观，还会突然变成美丽的蓝色建筑物。”费德里科对自己的死早有预感。有一次，他参加戏剧巡回演出归来，把我叫去，对我讲了一件非常奇怪的事。他曾同“茅屋剧团”的演员们一起来到卡斯蒂利亚的一个非常偏远的村子，他们就在村子附近安营。由于旅途劳顿，费德里科累得不能入睡。天刚破晓他就起床，独目到周围去随意走动。　　天气寒冷，这种凛冽的严寒是卡斯蒂利亚专为旅客这种闯入者保留着的。晨雾渐渐消散为一块块白气团，然后又全部化为幻影似的一团团东西。　　一个锈迹斑斑的巨大铁栅。破碎的雕像和柱子倒在枯技败叶中间。他在一块古老领地的大门前停步；这是一座封建庄园的大花园的入口。这么个被弃置不顾的地方，在这样的时刻和如此严寒之中，使人感到刻骨铭心的孤独。　　由于是在那么早的时候出来，由于隐约感到那里也许会出事，费德里科突然心情沉重起来。他坐在一块倒下的柱头上。　　一只小羊羔走来，在废墟之间吃嫩草。它像出现在云端的小天使，又像飘落在当地的孤独之上的一片柔嫩的花瓣，突然使孤独感缓和了。诗人感到有伴儿了。　　忽然，一群猪也闯进这块地里来。那是四五头凶恶的野兽——饿疯了的半野的黑猪，长着石头般坚硬的蹄子。　　费德里科当时目睹了一个令人惊骇的场面。这几头猪扑向那只羊羔，把它撕碎吃掉，看得诗人不寒而栗。　　这一幕血淋淋的场面和孤独感，使费德里科命令他的巡回剧团立即继续赶路。　　西班牙内战开始前3 个月，费德里科对我讲述这个可怖的经历时，仍然心有余悸。　　后来，我越来越清晰地看出，那个事件就是他的死的预演，是他令人难以置信的悲剧的先兆。　　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卡不是被枪决，而是被暗害的。当然，谁也想不到有朝一日会有人要杀害他。在西班牙所有的诗人中，他最受爱戴，最被人喜欢；由于他出奇的欢乐性格，他又最像一个孩子。谁能相信，在地球上，而且就在他的国土上，竟有能干出如此无可解释的罪行的凶狠之徒？　　这一罪恶事件，是我在一场长期斗争中最感痛苦的一件事。西班牙永远是角斗士们的角逐场地；是一块血迹斑斑的土地。兼具牺牲与残酷风雅的斗牛场，在虚夸的瑰丽场景中，在阳光和阴影之间重演着古代的殊死格斗。　　宗教裁判所监禁过路易斯·德·莱昂修士；克维多在它的地牢里受尽折磨；哥伦布曾戴着脚镣蹒跚而行。最精彩的景观是埃尔埃斯科里亚尔的尸骨存放所，它现在是阵亡者纪念馆，有一个十字架耸立在千百万死者之上，耸立在无数黑色纪念物之上。　　我写的关于西班牙的书　　岁月流逝。战事开始失利。诗人们和西班牙人民并肩斗争。费德里科已在格拉纳达被暗害。米格尔·埃尔南德斯已经由牧羊人变成军人，他身穿士兵制服，在战火纷飞的最前线朗诵自己的诗。曼努埃尔·阿尔托拉吉雷仍在经营他的几个印刷厂；他把一个印刷厂开设在赫罗纳附近的东部战线的一座古老的修道院里。我写的书《西班牙在我心中》，就是在那里以特殊方式印制的。我认为，在众多书籍的奇异历史上，没有几本书有过如此周到的准备过程和如此不平常的命运。　　前线的士兵学会了排版；但是当时缺纸。他们找到一架旧粉碎机，便定在那里造纸。在投下的炸弹之间，在战斗的环境里，竟加工制出了奇特的混合材料。他们把所有的东西——从敌人的旗子到一个摩尔士兵血迹斑斑的长袍——都扔进了那架粉碎机。用的虽然是些不常见的材料，制作者又毫无经验，造出的纸却非常好。这本书幸存下来的为数很少的几册，其排印技术和成品的不可思议的开张，都令人惊叹不已。几年后，我在华盛顿国会图书馆里看到一册这一版的书，作为我们时代最罕见的书籍之一，陈列在一个玻璃柜里。　　我的书刚刚印好并装订成册时，共和国就突然溃败了。由西班牙通往国外的各条大路上，满是逃亡的人。这是西班牙人的大规模出逃，是西班牙历史上最令人痛苦的事件。　　东线军队的幸存者，也在这些队伍里走向流亡地，其中有曼努埃尔·阿尔托拉吉雷，有造纸和印制《西班牙在我心中》的士兵。我的书是这些人的骄傲，在向死神挑战中他们为我写的诗出过力。我知道，他们有许多人宁愿搬运装了这批印好的书的袋子，而不携带自己的食物和衣服。他们扛上这些袋子，开始了奔赴法国的长征。　　这支向流亡地进发的庞大队伍，遭到几百次轰炸；许多士兵倒下了，他们运送的书散落在大路上。余下的人则继续进行无休无止的逃亡。在边界以外，已到达流亡地的西班牙人遭到粗暴对待。在激战中诞生并毁灭的那本热情洋溢的书的最后几册，在一堆篝火中成为祭品。　　米格尔·埃尔南德斯到智利大使馆寻求保护，这个大使馆在战争期间曾经允许人数多达4000 的长枪党徒避难。这时候卡洛斯·莫拉·林奇大使却拒绝这位伟大的诗人避难，尽管诗人是他的朋友。几天之后他就被捕，并被监禁起来。过了3 年多，他患肺结核病死在关他的地牢里。夜莺是受不了囚禁的。　　我的领事职务早已告终。因为我参加保卫西班牙共和国，智利政府决定撤了我的职。　　战争和巴黎　　我们安抵巴黎。我同拉斐尔·阿尔韦蒂及其妻子玛丽亚·特雷莎·莱昂，在洛尔洛什堤岸（一个安静的极妙的住宅区）租了一套房子。我们房子对面可以望见纳夫桥、亨利四世雕像和在塞纳河两岸到处垂钓的渔人。我们的房子后面是德奈尔瓦描写过的多芬广场，弥漫着枝叶的清香和饭馆的气味。“法国作家”阿莱霍·卡彭铁尔就住在那里，他是我所认识的最守中立的人士之一。他对任何事情都不敢发表意见，甚至对饿狼般扑向巴黎的纳粹分子，也不敢说一句话。　　从我的阳台上探出身去，可以隐约望见巴黎裁判所附属监狱的许多黑魆魆的岗楼。附属监狱的金色大钟，在我看来就是这个区的最后边界。　　在法国的许多年月里，我有幸成为法国文坛上两位杰出人物——保罗·艾吕雅和阿拉贡——的最要好的朋友。他们过去和现在都是游刃有余的、极其真实的、有强大生命力的、世人瞩目的经典作家，在法国作家之林中名列前茅；他们同时又是名垂青史的道德的理所当然的坚定的身体力行者。像这样两个如此不同的人，也是少有的。有许多次，我同保罗·艾吕雅一起在谈诗论文的欢乐中，享受了消磨时光的乐趣。如果诗人们如实回答民意测验，就会亮出这么个秘密：没有比消磨时光更美的事了。对待这种古老的追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式。跟艾吕雅在一起，连度过了一整天或一整夜都觉察不到，更是绝对不知道我们谈的事情有无重要意义。阿拉贡是一台有才智、有知识、言词尖刻、文思敏捷的电子机器。从艾吕雅家里出来，我总是会无缘无故地笑起来。同阿拉贡一起度过几小时之后，出门时我会感到筋疲力尽，因为这个人中鬼蜮迫使我去思考。这两位都是我无法抗拒的忠实朋友，他们身上最令我喜爱的也许就是他们抗争的伟大精神。　　南希·丘纳德　　我和南希·丘纳德决定创办一个诗刊，我给该刊定名为《世界诗人捍卫西班牙人民》。　　南希在法国外省的乡间住所，有一个小印刷所；那里的地名我记不得了，只记得离巴黎很远。我们到达她的住所时，已是明月当空的夜里了。雪花和月光帘幕般在田庄周围飘动。我心情激动地出门散步。归途中，冰冷的雪花执拗地在我头上盘旋；我完全迷路了，在白茫茫的夜里摸瞎走了半小时。　　南希有印刷经验。以前当她还是阿拉贡的女友时，她出版过阿拉贡和她翻译的《斯纳克之猎》。刘易斯·卡罗尔的这首长诗，确实是无法翻译的，我认为只有在贡戈拉的作品里，才能找到类似的摩西式疯子干的事情。　　我头一次动手排版，还认为决不会是太差的排字工。由于我在排印方面拙手笨脚，把字母p 排倒了，印出来变成d 。有一首诗里，两处出现p árpados（眼睑）这个伺，结果两处都成了d árdapos。以后好几年，南希都用这个词叫我，以示惩罚。她从伦敦来信，开头往往是这样的：“ 我亲爱的D árdapo ……”不过，这个刊物出得十分漂亮，而且印行达六七次之多。除冈萨雷斯·图尼翁、阿尔韦蒂、其他几位法国战斗诗人的作品，我们还发表了威·休·奥登、斯·斯彭德等诗人热情洋溢的诗篇。这几位英国绅士决不会知道，在排印他们的诗作时我迟钝的手指所吃的苦头。　　不时从英国前来一些摩登诗人——南希的朋友，他们在纽扣眼上插着白花，也写些反佛朗哥的诗。　　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像西班牙内战这样内容丰富的主题。　　西班牙人抛头颅、洒鲜血所产生的吸引力，使一个伟大时代的诗坛为之不寒而栗。　　我不知道这个诗刊有无成效，因为这时西班牙内战已经以失败告终，另一次新的世界大战也已不祥地开锣了。这次世界大战尽管规模空前，极其残酷，英雄壮举到处可见，却决不能像西班牙内战那样，吸引住诗歌界的共同感情。　　不久之后，我就要从欧洲回国了。南希也马上要在一名斗牛士陪伴下去智利旅行；这名斗牛士在圣地亚哥抛开了斗牛和南希·丘纳德，跑去做香肠的买卖。但是，我最亲密的女友——这位出身高贵、爱赶时麾的女人，是不肯认输的。她找了一个游手好闲、不修边幅的诗人做情人，这个巴斯克裔智利人不乏才能，缺的是嘴里的牙齿。此外，南希的这个新相好还是个嗜酒如命的酒鬼，夜间经常毒打这位贵族出身的英国女人，使她在社交场合露面时不得不戴上一副很大的墨镜。　　她确实是个积习难改、勇敢而又动人心弦的吉诃德式人物，是我认识的人中最令人瞩目的人物之一。南希是丘纳德·莱因的唯一继承人，是丘纳德夫人的女儿；1930 年，她因为干了出格的事——同一个黑人私奔——而使伦敦舆论大哗；这个黑人是沙沃伊饭店弄进英国的最早一批爵士乐队的乐师。　　丘纳德夫人发现女儿人去床空，还在床上找到一封女儿写的信，信中骄傲地通知她，自己已与黑人共命运。这位贵族夫人当即去找她的律师，办理了剥夺女儿继承权的手续。我所认识的这位在世界上到处漂泊的女子，就这样成了那个英国公爵的遗嘱中不予提及的继承人。经常参加她母亲茶会的，有乔治·穆尔（他私下老是说自己是南希的亲生父亲）、托马斯·比彻姆爵士、年青的奥尔德斯·赫胥黎以及后来的温莎公爵——即当时的威尔士亲王。　　南希·丘纳德予以回击。在她被母亲赶出家门的当年12 月，所有的英国贵族都收到一本标题为《黑人和白人小姐》的红皮小册子作为圣诞礼物。我看到通篇都是辛辣的言词，有些地方其挖苦的程度决不逊于斯威夫特。　　她为黑人辩护的论据，是对丘纳德夫人及英国社会的当头一棒。她的话极有说服力，所以我还记得她对贵族们说的话，现凭记忆引述如下：　　“您这位由人夫人，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您的那些人，万一被更强大的部落绑架、殴打并戴上锁链，然后运到远离英国的地方，把你们卖作奴隶，把你们当作人类丑恶的可笑标本展示出来，强迫你们在皮鞭抽打和食物供应很差的条件下干活，那么，如何维持你们的种族呢？黑人们受过这类粗暴和残酷造成的痛苦，而且比这更甚。然而，在经受了多少世纪的苦难之后，他们现在已成为最出色、最高雅的休魄强健的人，还创造了一种较之其他任何音乐更普及的新音乐。你们——跟你一样的白人们——能否从这样不公正的境遇中走出来呢？如此说来，哪一种人更优秀呢？”这样的内容共有30 页之多。　　南希不可能回英国定居了，从此她献身于受迫害的黑色人种的事业。在埃塞俄比亚遭受侵略期间，她前往亚的斯亚贝巴。后来到美国，以声援斯科茨伯勒的几位黑人小伙子，他们因为没有犯过的恶行而被指控。这几位黑人青年被美国的种族主义法院判了刑，南希·丘纳德也被美国的民主警察驱逐出境了。　　大约在1969 年，我的女友南希·丘纳德在巴黎逝世。在临终的危急时刻，她几乎赤身裸体地从旅馆的电梯下楼。她倒毙在电梯里，永远闭上她那双美丽的天蓝色眼睛。　　她亡故时体重35 公斤，只剩下一副骨头架子。她的身体在与世上的不公正进行斗争中搞垮了。除了生活日益孤独和在无助的情况下死去之外，她没有得到一丝一毫的报酬。　　在马德里召开的一个代表大会　　西班牙内战的战况越来越不妙，然而西班牙人民的抵抗精神却感动了全世界。国际志愿人员旅已在西班牙参战。早在1936 年的时候，我就看见他们已经身穿军服到达马德里了；这是不同年龄、不同毛发、不同肤色的一群了不起的人。　　现在是1937 年，我们都在巴黎，主要任务是筹备一个世界各地区反法西斯的作家代表大会。这个代表大会要在马德里召开。就在那里，我开始对阿拉贡有了认识。他身上最先使我惊奇的东西，是他那难以置信的工作能力和组织才干。所有的信件都由他口授，进行修改，并且记在脑子里。最微末的细节他都不放过。他经常在我们小小的办公室里长时间连续工作。如所周知，他在工作之余，还写了几本大部头的散文作品，他的诗是用最美的法语写成的。我见过他校改译自俄语和英语的译作的校样，我还见过他在打印好的校样上重新改写。他确实是个非凡的人，而我从那时起才开始对他有所了解。　　我早已卸去领事职务，因此也就身无分文了。为了一个月400 旧法郎的进项，我到阿拉贡领导的保卫文化协会工作。我当时以及以后许多年的妻子德丽亚·德尔·卡里尔始终有个富有的田庄主的名声，其实她比我还穷。我们住在一家可疑的下等旅馆里，那家旅馆的第一层全部供来去匆匆的露水夫妻住宿。在好几个月时间里，我们吃得又少又差。不过，这个反法西斯作家代表大会的召开，倒是成了事实。世界各地区纷纷寄来可贵的答复。有一封复信是爱尔兰民族诗人叶芝寄来的；另一封复信是瑞典的伟大女作家塞尔玛·拉格洛夫寄来的。这两位作家都太老了，不能到马德里这样一座受围困和轰炸的城市去旅行；不过，他们两人都赞成捍卫西班牙共和国。　　我一向认为自己是个没多大能耐的人，在具体事务和重大使命方面尤其如此。因此，当一张银行支票送到我手里时，我简直惊呆了。这张支票是西班牙政府送来的，是一大笔款子，足够支付代表大会的全部费用，包括从别的洲来的代表的旅费。已有几十位作家陆续到达巴黎。　　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我拿这笔款子能做什么呢？我决定把这笔款子转交代表大会筹备机构去负责处理。　　“我从来不追求金钱，而且，我恐怕也没有掌管钱财的本事。”我对当时路过巴黎的拉斐尔·阿尔韦蒂说道。　　“你是个大傻爪。”阿尔韦蒂答道。“你为西班牙丢了领事职务，还穿着破鞋到处奔走。为了你的工作和最起码的开销，难道你就不会给自己留几千法郎吗？，我把鞋细看一遍，的确是破了。阿尔韦蒂买了一双新鞋送给我。　　过几小时我们就要同全体代表一起动身前往马德里了。为了替从世界各地区来到法国的作家们办理各种手续，德丽亚、安帕罗·冈萨雷斯·图尼翁以及我自己都忙得团团转。办理法国的出国签证，我们遇到许多难题。我们实际上占据了巴黎警察局，人们戏称“收条”的证件，就是那里签发的。有时，在护照上加盖叫做“钢印”的法国最高证明标志的，竟是我们自己。　　在挪威人、意大利人、阿根廷人中间，有来自墨西哥的诗人奥克塔维奥·帕斯，他夺旅途中经历了无数艰险。能说服他来参加，我在一定程度上感到自豪。两个月前，我收到他已经出版的仅有的一本书，我认为这本书孕含着真正的萌芽。那时没有人认识他。　　我的老朋友塞萨尔·巴列霍阴沉着脸来找我。他生气是因为没有给他的妻子火车票，而别人也都受不了她。我很快拿到了给她的火车票。我把车票送交巴列霍，他的脸还是像来的时候那么阴沉。他准是有什么事，几个月后我才弄明白是什么事。　　这事的原因如下：我的同胞比森特·维多夫罗早已到达巴黎，以便出席代表大会。维多夫罗和我是对头，彼此见面都不打招呼。可他是巴列霍的好朋友，利用在巴黎的这几天，往我这个单纯的朋友的脑子里灌输攻击我的无中生有的事情。我和巴列霍经过一次心情激动的交谈之后，一切都真相大白了。　　驶离巴黎的列车，从来没有像这次这样坐了这么多作家。在车厢过道里，我们有的互相认出来了，有的没有认出来。有些人睡下了，还有一些人却在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在许多人眼中，西班牙是个谜，又是那个历史时期的谜底。　　巴列霍和维多夫罗不知在列车上的什么地方。脸部习惯性抽动的安德烈·马尔罗肩上披着风衣，停步跟我聊了一会儿。这次他是独自旅行；以前总是看见他与飞行员科尔东- 莫格利尼埃尔同行，这位飞行员是他在西班牙天空冒险（因为那里的城市有的找不到，有的一览无遗；有时要把飞机紧急送交共和国）的左膀右臂。　　记得这列火车在边界停留很久。维多夫罗像是丢失了一个手提箱。大家都在为列车延误的事奔忙或担心，因此谁也没有闲心去关注他的事。这位智利诗人在很不恰当的时刻到站台上去找他的手提箱，当时这次远征的领队马尔罗就在站台上。马尔罗天生容易激动，又有许多难题压在身上，已经达到他所能承受的极限。也许他没听说过维多夫罗的名字，也没见过面。维多夫罗走到他跟前，向他诉说丢失手提箱的事，马尔罗这时连剩下的一点耐性都没有了。我听见他对维多夫罗嚷道：“您要把大家打搅到什么时候！一边去！　　Je vous emmerde ！”我偶然目睹了这位智利诗人的虚荣心受挫的一幕。我倒宁愿那一刻我正呆在离那里十万八千里的地方。但是人生无常。在那列火车上，我是维多夫罗唯一憎恶的人；成为那件事唯一目击者的，竟是跟他同是智利人的我，而不是跟我们一起旅行的上百位作家中任何一个别的人。　　我们继续旅行，这时已是夜阑人静，列车正在西班牙土地上奔驰；我想到维多夫罗，想到他的手提箱，还想到他度过的倒霉时刻。于是，我对朝我房间走来的中美洲一个共和国的几位青年作家说道：“你们也去看看维多夫罗吧，他准是独自呆着，而且情绪消沉。”20 分钟后他们回来了，都笑容满面。刚才维多夫罗对他们说：“你们别跟我讲丢手提箱的事了，这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严重的事情是，当芝加哥、柏林、哥本哈根、布拉格等地的大学早已授予我各种荣誉头衔的时候，你们那个小国的小小大学，是仍然对我毫无所知的唯一学府。甚至没有邀请我去举行一次关于创造派的讲座。”我的同胞和伟大诗人肯定是无可救药的。　　我们终于到达马德里了。在客人受到欢迎并有人为之安排住处的时间里，我一直想再去看看我近一年来一次也没回过的家。我的书和东西，全都扔在那里了。那是在叫做“鲜花之家”的大楼里的一套房间，就坐落在大学城的大门口。佛郎哥的先头部队已经到达大学城周围，这里的住宅区早已多次易手。　　身穿军装、背着枪的米格尔·埃尔南德斯弄到一辆斗车，要用来搬运我家里我最心爱的书籍和用具。　　我登上五楼，颇为激动地打开我那套房间的门。霰弹炸坏了窗子，还炸塌了几段墙。书籍被从书架上抛到地上。要从这一堆堆瓦砾中理出头绪来，绝对不可能。无论如何，我还是勿匆忙忙地找寻一些东西。奇怪的是，那些多余的、毫无用处的衣服都不见了，想必是被入侵的或守卫的士兵们拿走了。　　然而，那些锅、缝纫机、盘子零乱地散落一地，但都完好无损；我的领事礼服，我的波利尼西亚面具，我的东方刀子，都已荡然无存。　　“米格尔，战争就跟梦境一样变幻不定。”米格尔在房里散落地上的纸张中，找到一些我的作品的原稿。这样杂乱无章的场景是我生平所仅见的。我对米格尔说：　　“我什么东西也不想拿走了。”“什么东西都不拿？连一本书也不拿吗？”“一本书也不拿了。”我答道。　　我们推着空车走了。　　面具和战争　　……我的家恰好处于两个战区之间……在一侧，摩尔人和意大利人在前进；在另一侧，马德里守卫者在前进，在退却，或者在停步不前……大炮打穿墙壁……窗子被轰得粉碎……我在散落地上的书籍之间找到几颗子弹头……但是我的面具却不见了……我的面具是在暹罗、巴厘、苏门答腊、马来群岛、万隆收集来的……我的金色、灰色、番茄红的面具有银灰色的、蓝色的、凶恶的、沉思的眉毛，它们是我第一次东方之行的唯一纪念品，那些地方曾经用茶叶味、粪便味、鸦片烟味、汗臭味、浓郁的茉莉香味、鸡蛋花香味、街头的烂水果味来迎接我……那些面具使我想起十分完美的舞蹈，在神庙门前跳的舞……被神话蒙上色彩的木制吊饰，花的神话的残余物，在空中描绘出与我的美洲人的天性格格不入的梦想、习惯、鬼怪和玄义……当时……士兵们也许在互相射击的间隙，戴上面具从我家的窗口探出身去，以此吓唬摩尔人……就在那里，好几个面具成了碎片，而且染有血迹……另外几个被枪炮打落，从我住的五楼滚下去……佛朗哥的进攻路线就在这几个面具前面……一大群目不识丁的雇佣军在它们面前乱喊乱叫……30个亚洲神祇的面具，在最后一次舞蹈——死亡之舞中——从我家里升天了……那是休战时刻……形势起了变化……我坐着凝视那些瓦砾，凝视草席上的斑斑血迹……还通过新开的窗口，即震弹打穿的洞……举目远眺，凝望大学城以外的远方、平原、古堡……我忽然觉得西班牙空无一人……觉得我最近邀请的一批客人已经永远地走了……他们有的戴上面具，有的没戴，在枪林弹雨中唱着战歌，开心得发狂，进行令人难以置信的防守，有的死去，有的仍然活着，对我来说这一切都已结束了……是节日之后的最后宁静…… 　　度过这最后的节日之后，有的戴着面具走了，有的戴着面具倒下了，有的跟随我未曾邀请的士兵，为了我的西班牙走了…… 　　我选定了一条路　　尽管很久以后我在智利正式入党时才拿到党证，但我认为，早在西班牙内战期间，我就明确以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了。有很多事情加深了我的信仰。　　我的思想矛盾的朋友、信仰尼采哲学的诗人莱昂·费利佩，是个很有人缘的人。他最引人注意之处就是对待纪律的无政府倾向，和难对付的爱开玩笑的性格。在内战正酣的时候，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合会引人入胜的宣传，很容易使人上当。他经常到无政府主义者阵线去，在那里阐述自己的想法，朗诵自己反传统的诗篇。这些想法和诗歌反映了无政府主义者、反教权主义者的思想意识，既有祈祷又有咒骂。他的话使那些无政府主义小组入迷，这种小组在马德里异乎寻常地大量增加时，那里的居民正在纷纷奔赴日益逼近的前线。无政府主义者把有轨电车和公共汽车刷上油漆，一半漆成红色，一半漆成黄色。他们留着一头乱蓬蓬的长发和胡子，戴着子弹做的项链和手镯，在西班牙垂死时的狂欢节中扮演主要角色。我看到他们有些人脚穿有象征意义的鞋子，一半用的红皮，一半用的黑皮，制作这种鞋子使鞋匠费了很大的劲。可别以为他们演的是无害的滑稽戏。他们每个人都带着刀子、笨大的手枪、步枪和卡宾枪。他们一般都盘踞在大楼的大门口，一边扎堆吸烟和吐痰，一边炫耀他们的武器。他们主要关心的是，向受恐吓的大楼住户收钱；或者强迫大楼住户自愿放弃自已的珠宝、指环和手表。　　莱昂·费利佩深夜才从他参加的一次支持无政府主义的报告会回家，这时候我们在我家拐角处那爿咖啡馆里相遇了。这位诗人身披一件西班牙斗篷，与他的拿撒勒人式的胡子非常般配。走出咖啡馆时，他那件浪漫气派服装的雅致褶子，蹭上了一个心地狭窄的、与他政见相同的人。我不知道莱昂·费利佩的老派绅士的举止，是否惹恼了那个后卫队“英雄”，我们刚走了几步，确实就被一群由一个对咖啡馆反感的人领头的无政府主义分子拦住了。他们要检查我们的征件，对我们的证件瞟上一眼之后，两个武装人员就把诗人架走了。　　他们把他带到我家附近的枪决行刑场去（那里夜间传来的轰鸣声，往往搅得我无法入睡），就在这时，我看见有两个从前线回来的武装民兵经过。　　我向他们说明莱昂·费利佩是什么人，他遭受什么伤害，并感谢他们使我的朋友获释。　　这种思想意识的混乱和无缘无故进行破坏的气氛，使我陷入深思。我知道一名奥地利无政府主义者的业绩，他又老又近视，满头乱蓬蓬的亚麻色长发，以送人去“散步”见长。他组织过一个命名为“黎明”的小组，因为他们都在日出时刻进行活动。　　“您是不是有时感到头疼？”他问受害者。　　“是的，有时感到头疼。”“那么，我可要给您一种很有效的止痛药。”这个奥地利无政府主义者一边对受害者说，一边用他的左轮手枪瞄准对方的前额，开了一枪。　　当诸如此类的匪帮在马德里漆黑的夜晚群集横行的时候，共产党人是建立起一支抵抗意大利人、德国人、摩尔人和长枪党的军队的唯一有组织的力量。同时，他们又是坚持抵抗和进行反法西斯斗争的精神支柱。　　简而言之，那时我必须选定一条路。这就是我在那些日子里做过的事，对于在那个悲惨时代的黑暗和希望之间作出的决定，我永远无需感到后悔。　　拉斐尔·阿尔韦蒂　　诗歌创作永远是一种和平行动。诗人诞生于和平环境，和面包由面粉制成是一样的。　　纵火者、武士、狼都在搜寻诗人，以便烧死他，杀害他，咬死他。在一座阴森森的公园的树林中，一名好勇斗狠的人使普希金受了致命伤。一匹烈马疯狂地从裴多菲丧失生命的躯体上践踏过去。拜伦在希腊为反战而牺牲性命。西班牙的法西斯分子在发动战争时暗害了它的最杰出的诗人。　　拉斐尔·阿尔韦蒂是这种屠杀的幸存者之一。他本应死过上千次。有一次是在格拉纳达。另一次，死神在巴达霍斯等他。在阳光普照的塞维利亚，在他小小的故乡，在加的斯和圣玛利亚港，有人在找他，要用刀子捅死他，要吊死他，要通过杀害他再次扼杀诗歌。　　但是，诗歌没有死，它像猫一样有7 条命。有人折磨它，把它拖在街上，啐它，嘲弄它，一心要吊死它，流放它，把它投入监狱，开枪打它。然而，他逃脱了所有这些谋害事件，把脸洗得干干净净，而且发出米粒一样灿烂的微笑。　　我是在马德里街头认识拉斐尔·阿尔韦蒂的，他那时身穿蓝衬衣，打着红领带。我知道他早就是人民的战士，当时干上这种艰难行当的诗人不多。　　警钟还未曾为西班牙敲响，但他早已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他是南方人，生长在歌声嘹亮的海边和储存黄玉般葡萄酒的酒窖旁。于是，葡萄产生的热情和海涛发出的喧哗就形成了他的心。他始终是个诗人，尽管早年时他自己对此毫无所知。后来西班牙人全知道了，再往后是全世界。　　对于我们这些会讲并熟谙卡斯蒂利亚语的人来说，拉斐尔·阿尔韦蒂是西班牙语诗歌的一个璀璨的高峰。他不仅是个天生的诗人，还是个把握诗这种形式的大师。他的诗有如神奇地盛开在冬日的一株红玫瑰，有贡戈拉的雪花似的团絮，有豪尔赫·曼里克的根，有加尔西拉索的花瓣，有古斯塔沃·阿道弗·贝克尔的优伤的芬芳。就是说，在他晶莹剔透的酒杯里汇合了西班牙诗的精华。　　这株红玫瑰为西班牙那些力图阻止法西斯主义的人照亮了道路。世人都知道这段英勇而悲惨的历史。阿尔韦蒂不仅写过壮丽的十四行诗，不仅在兵营和前线朗诵过这种诗，还创造出诗的游击战，创造出反战的诗的战争形式。　　他创作的诗在大炮的轰鸣中长出双翼，这些诗后来在全球上空翱翔。　　这位至纯至真的诗人显示出在批判世界的时刻，如何利用诗这种武器。　　在这一点上，他与马雅可夫斯基相似。这种公开利用诗歌的基础，是力量，是柔情，是欢愉，是人的真实品质。缺乏这种品质，诗歌虽会发出悦耳的响声，却不会歌唱。阿尔韦蒂的诗会永远歌唱。　　智利的纳粹分子　　我又一次乘坐三等舱返回我的祖国。拉丁美洲虽然没有塞利纳、德里欧·拉罗舍尔和埃兹拉·庞德之流著名作家，成为替法西斯主义效劳的叛徒这种事例，但不能因此就认为不存在一股受希特勒主义势力渗透的强大暗流，这股暗流有的是本性使然，有的却是由于受到财政支持。到处都有小团体出现，他们举起手臂行法西斯礼，穿戴得像纳粹的冲锋队员。本大陆的老牌封建寡头政治集团同情任何一种反共形式，不管它是来自德国还是来自极左的土生白人。此外，不要忘记在智利、巴西和墨西哥的许多特定地区，居住着大批德国人后裔。希特勒昙花一现的登台和日耳曼千年强盛不衰的神话，轻而易举地就能把这种阶层俘虏过去。　　在希特勒获得大肆张扬的胜利的那些日子里，我在智利南方的荒村或城镇，真的不止一次必须在如林的弯臂十字旗下穿过街道。有一次，我在南方一个小镇被迫用当地的一台电话机，向“元首”表达并非出自肺腑的敬意。　　一家店铺的德国老板设法把电话机放在一个位置上，使打电话的人不得不举高手臂，向希特勒肖像表示拥戴。　　我当时是《智利曙光》杂志的主编。这门文学大炮（我没有其他武器）的全部炮弹，都射向正在把别国一个一个吞吃下去的纳粹。希特勒驻智利大使向智利国立图书馆赠送所谓新德意志文化的书籍。我们进行反击，要求我们的全部读者把被希特勒禁止的真正忠于德意志的德国书籍寄给我们。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经验。我接到死亡威胁。许多包得整整齐齐的装有抹上污秽的书籍的包裹也寄到了。我们还收到收集齐全的宣扬色情、暴虐和排犹思想的报纸《前锋报》，这个报纸就是数年后在纽伦堡被正义地绞死的尤利乌斯·施特赖谢尔主编的。不过，德语版的海因里希·海涅、托马斯·曼、安娜·西格斯、爱因斯坦、阿诺德·茨韦格等人的作品，也渐渐开始怯生生地寄来了。我们收到将近500 册书籍时，便把这些书交给国立图书馆。　　太令人吃惊了，国立图书馆竟对我们锁上了大门！　　我们于是组织游行，举着尼默勒牧师和卡尔·冯·奥西埃茨基的肖像开进大学礼堂。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当时礼堂里正在开一个由外交部长堂米格尔·克鲁查加·托科纳尔主持的会。我们把书籍和肖像小心地放在主席台入口。我们打赢了这一仗；那些书籍被接受了。　　黑岛　　我想更尽心尽力地专注于文学创作。我在西班牙的经历，使我坚强了，也成熟了。我的诗歌创作中的苦吟时期应该告终。我的《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中忧郁的主观性，或者《大地上的住所》中痛苦的哀伤都行将结束。我仿佛找到一条矿脉，它不是埋藏在地底岩层之下，而是蕴藏在书页下面。诗歌能为我们人类服务吗？能配合人的种种斗争吗？我在无理性的和消极的领域里已经跋涉得太久了。我应该停下脚步，去寻找那条人道主义的路，它虽然已被现代文学摈弃，却是深深植根于人类的愿望中。　　我动笔创作我的《漫歌集》。　　为此，我需要一个写作的地方。我在叫做黑岛的没人知晓的地方，找到一幢面对太平洋的石屋。房东堂埃拉迪奥·索夫里诺是个年迈的西班牙社会主义者、海军上校，这幢石屋本是他为自己一家建造的，不过他现在愿意卖给我。我怎么买它？我把写《漫歌集》这部书的计划提交当时出版我的著作的埃尔西利亚出版社，但是遭到拒绝。1939 年，别的出版家向我伸出援手，直接付款给房东，使我终于得以买下我在黑岛的房屋，供写作之用。　　我深感迫切需要写一部比较集中的诗，能把众多的历史事件、不同的地理条件、我们人民的生活，和种种斗争结合到一起。黑岛的荒凉海岸，以及太平洋的汹涌澎湃，使我能够怀着满腔热情，心无二用地投身于我的新诗创作。　　你把西班牙人给带来　　可是，生活立刻使我离开黑岛。　　有关西班牙移民的惊人消息传到了智利。50 多万男人和女人、战士和平民已经越过法国边界。在法国，受到反动势力施加压力的莱昂·布鲁姆政府，把这些西班牙移民成群地赶进集中营，把他们分散送进要塞和监狱，让他们拥挤不堪地生活在萨哈拉沙漠附近的非洲地区。　　智利政府已经更迭。西班牙人民的兴衰浮沉，已经壮大了智利人民的力量，现在我们才有了一个进步的政府。　　这个智利人民阵线政府决定派我去法国，去执行我平生承担过的最崇高的使命，也就是把西班牙人从法国监狱里营救出来，并把他们送往我的祖国。　　这样，我的诗就会像来自美洲的一盏明灯，在承受他人从未受过的痛苦和做出他人从未表现过的英勇行为的人群中，放射出光芒。这样，在迎接西班牙人的时候，我的诗就会成为来自美洲的物质援助的一部分，去支付一笔久远的债务。　　我刚刚做过手术，一条腿打着石膏（当时我的身体状况就是如此），几乎是身带病痛地离开我的隐居所，去谒见共和国总统的。堂佩德罗·阿吉雷·塞尔达亲切地接见了我。　　“对，你把几千名西班牙人给带来。我们有工作给他们做。你把渔夫给带来；你把巴斯克人、卡斯蒂利亚人、埃斯特雷马杜拉人给带来。”没过几天，我仍打着石膏就动身赴法国，去把西班牙人接到智利来。　　我有具体职务，是负责西班牙移民的领事——委任书上就是这么写的。　　我毫不含糊地向智利驻巴黎大使介绍了自己的头衔。　　在我的祖国，政府和政治形势都已有所不同，然而驻巴黎大使却没有换人。把西班牙人送往智利的可能性使衣着考究的外交官大为光火。他们把我安置在厨房附近的一间办公室里，用各种方法干扰我的工作，连信纸都不肯给我。受伤的战士、律师、作家、失去了诊所的医生、有各种专长的工人——这些不受欢迎的人，开始潮水般向使馆大楼的大门口涌来。　　他们须不顾一切才能走到我的办公室来，又因为我的办公室在四楼，大使馆的人出了个鬼主意，让电梯停开。许多西班牙人是战争中的伤员和非洲集中营的幸存者，看见他们费九牛二虎之力才能登上我所在的四楼，我的心都碎了，然而那些凶恶的官员却以我遇到的困难取乐。　　一个阴险狡诈的家伙　　智利人民阵线政府把一位代办到达巴黎的消息通知我，使我的生活复杂化了。我非常高兴，因为派到大使馆来的新首长，也许能扫清那个旧外交官在西班牙移民工作上给我设置的大量障碍。一个瘦削的年轻人在圣拉扎尔火车站下车，戴着夹鼻眼镜，让人觉得他像个老公务员；年纪大约二十四五岁。　　他的嗓音尖细，带娘娘腔，激动得结结巴巴地对我说，他要把我当作他的首长；还说，他此行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在把那些“光荣的战败者”送往智利的伟大任务上当我的助手。我虽然因为得到一个支持工作的新合作者而高兴，可此人让我打心里感到不舒服。他对我大加恭维，而且言过其实，我却觉得他为人有点虚伪。后来我才知道，随着智利人民阵线的胜利，他突然来了个180 度大转弯，由耶稣会组织的哥伦布骑士团成员，摇身一变而成为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在招募人员的高潮期中，这一类人因其智力上的优点而颇具吸引力。阿雷利亚诺·马林写过几出喜剧和若干篇文章，是个学识渊博的讲演人，似乎人们都知道他。　　世界大战迫在眉睫。巴黎每天晚上都可能挨德国人轰炸，各家各户都接到躲避空袭的指示。我天天晚上到塞纳河畔维伦纳镇一幢临河的小房子去，天天早上怀着沉重的心情离开那里回大使馆。　　在短短的几天里，这个新来的阿雷利亚诺·马林就超过了我，我曾经介绍他认识内格林、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和几位西班牙的政党领袖。　　一周过后，这个新任官员跟这些人亲近得都快要可以称兄道弟了。一些我素不相识的西班牙领袖人物经常出入于他的办公室。他们之间的长谈，对我来说是个秘密。他不时叫我去，有时让我看看他给母亲买的钻石或翡翠，有时则跟我说有关一个风骚的金发女人的私房话；这个女人使他花了不少钱，比在夜总会该花的多得多。我们曾经让阿拉贡夫妇躲在大使馆里，使他们免受反共分子的迫害；阿雷利亚诺·马林马上成为他们——尤其是阿拉贡的夫人埃尔萨——的朋友，对他们关怀备至，还送给他们许多小礼物。这个人心里对埃尔萨·特里奥莱准是存有非分之想，因为他曾在她写的一二部小说里写过他。　　尽管我的眼光向来不敏锐，通过这一切也渐渐看出他对奢侈品和金钱的胃口很大。他玩着似地就把一种牌子的小汽车换成另一种牌子的；他还租用豪华房子。那个风骚的金发女人似乎每天还提出些要求来折磨他。　　我必须前往布鲁塞尔，去解决一个紧急的移民问题。当离开我下榻的十分简陋的旅馆时，我意外地遇到我那引人注目的合作者——那个风度翩翩的阿雷利亚诺·马林。他大声打着亲切的招呼向我走来，还邀请我当天去吃饭。　　我们在他住的饭店里见面，那是布鲁塞尔最昂贵的一家饭店。我们坐的餐桌上摆着兰花。他当然要了鱼子酱和香槟酒。用餐时，我听着东道主大谈特谈他的奢侈的计划、最近几次享乐的旅游和弄到手的珠宝，感到忧心忡忡，一言不发。我像是在听一个有点儿疯癫的暴发户的胡言乱语，不过，他目光锐利，言谈中充满自信，这一切都使我感到脑袋发胀。我决定彻底予以解决，把我的忧虑坦率告诉他。我提议让我们在他的房间里喝咖啡，因为我有话对他说。　　我们上楼谈话时，有两个我不认识的人在楼梯口走到他身旁。他用西班牙语让他们等他，说他过几分钟就下来。　　一走进他的房间，我就把咖啡放到一旁。我们的谈话很紧张。我对他说：　　“我觉得，你走到邪路上去了。你正在变成一个财迷。可能你还太年轻，不懂这一点。不过，我们的政治责任是很重大的。成千移民的命运操在我们手里，我们可不能视同儿戏。你们的事，我一点儿也不想知道；不过，我倒是想提醒你。有很多人在生活中遇到不幸之后就说：‘没有人劝过我；没有人提醒过我。’你可不能再说这样的话了。这就是我的提醒。现在我走了。”我告辞时看着他。眼泪从他眼里直流到嘴角上。我突然后悔了。我莫不是说得过头了？我走上前去，拍了拍他的肩膀。　　“别哭了！”“我是气哭的。”他答道。　　我没有再说一句话就走开了。我返回巴黎，从此没有再见到他。两个等他的人一见我下楼梯，就赶紧上楼到他房间去。　　这段公案很久以后在墨西哥才有结局，当时我是智利驻墨西哥领事。一天，我应一个西班牙流亡者团体之邀去吃饭，他们中有两个人认出了我。　　“你们是在哪儿认识我的？”我问他们。　　“我们就是在布鲁塞尔上楼找您的同胞阿雷利亚诺·马林谈话的那两个人，当时您正从他的房间下楼来。”“当时出什么事了呢？我一直都很想了解。”我对他们说道。　　他们告诉我一件怪事。他们走进阿雷利亚诺·马林的房间时，他哭得像个泪人儿，神经紧张得不得了。他抽舞嗒嗒地对他们说：“我刚刚受到生平最大的一次打击。聂鲁达已经离开这里，去向盖世太保告发你们是危险的西班牙共产党员。我没能说服他推迟几小时。你们逃命的时间只有几分钟了。　　你们把手提箱交给我，我替你们保管，以后再设法送还你们。”“太蠢了！”我对他们说。“幸亏你们到底还是从德国人的手心里脱险了。”“可是，那几只箱子里装的是西班牙工人联合会的9 万美元。为些手提箱没有还回来，我们连见也没有再见到。”稍后我才知道，那个阴险狡诈的家伙曾经带上他的巴黎情妇，到近东去旅游一次，不但时间长，而且极尽享乐之能事。那个有层出不穷的要求的风骚的金发女人，终于成了巴黎大学的金发大学女生。　　后来有一天，他在智利公开宣告脱离共产党。这家伙在致各报的信中写道：“深刻的思想分歧使我不得不做出这一决定。” 　　一位将军和一位诗人　　每个经历过失败和进过监狱的男人，都是一部有其章节、哭泣、笑声、孤独和牧歌的小说。这些故事有的使我大为惊叹。　　我认识一位空军将军，长得又高又瘦，是军事学院毕业的军官，有各种各样的头衔。行在巴黎街头，俨然是西班牙土地上堂吉诃德的影子，如同卡斯蒂利亚地区的杨树，苍老而且挺拨。　　佛朗哥的军队把共和地区一分为二的时候，这位埃雷拉将军必须在漆黑中巡航，视察防御设施，向被分隔的两个地区发出命令。在漆黑的夜里，他驾着灯光完全熄灭的飞机飞越敌区。佛朗哥军队的炮火不时从他的飞机旁边擦过。但是，这位将军在黑暗中感到厌倦。他于是学起了布拉耶盲字。他一旦掌握了盲字，就在执行危险使命的航程中用手指阅读，而飞机下边却是内战的漫天烽火和痛苦。这位将军对我说，他那时读完了《基度山恩仇记》，刚开始读《三个火枪手》的时候，他的盲人夜读便因内战败北而中断，他随即流亡国外。　　安达卢西亚诗人佩德罗·加菲亚斯的事情，是我想起来就心情激动的又一件事。他流亡后落脚在苏格兰一个贵族的城堡里。这座城堡一向空无一人，不安生的安达卢西亚人加菲亚斯便天天到伯爵领地的酒馆去，一声不响地（因为他不会讲英语，他讲的吉卜赛西班牙语我本人也几乎听不懂）独自喝闷酒。　　这位默不作声的常客引起酒馆老板的注意。一天晚上，所有的喝酒客人都已离去，酒馆老板请他留下，他们就一起对着壁炉的炉火，继续默默地喝酒，炉火不时爆出火星，像是在对他们二人倾吐心曲。　　这种邀请已经成为一种习惯。加菲亚斯每天晚上都受到酒馆老板的招待；酒馆老板没有妻室，没有家，跟他一样孤单。他们的舌头渐渐松开了。　　加菲亚斯对他讲述西班牙内战的详情，说话间又是惊喊，又是咒骂——最典型的安达卢西亚的咒骂。酒馆老板肃静地听着，当然是一句话也听不懂。　　轮到那位苏格兰人诉说起他的不幸，也许是说他妻子抛弃他的经过，也许是说他几个儿子（他们穿军装的相片就摆在壁炉上）的业绩。我说“也许”，是因为在他们进行奇特交谈的长长的几个月里，加菲亚斯也是一句话都听不懂。　　这两个孤独的男人在用彼此听不懂的语言热烈互吐衷情中建立的友谊，与日俱增；夜夜见面并畅谈达旦，成为两个人不可缺少的需要。　　后来加菲亚斯不得不动身前往墨西哥，辞行时他们喝酒，谈心，热烈拥抱，而且潸然泪下。使他们的感情显得如此深厚的，乃是他们孤单的离别。　　“佩德罗，”我多次问诗人道，“你认为他对你说了什么？”“巴勃罗，他的话我一句也听不懂，不过，我一听见他说的话，我总是感到也总是确信，我明白他的意思。我讲话的时候，我敢肯定他也明白我的意思。” 　　“温尼伯号”轮船　　一天上午我来到大使馆的时候，大使馆职员们交给我一封很长的电报。　　他们微笑着，他们对我笑是件怪事，因为他们早就不跟我打招呼了。电文中准有什么叫他们开心的内容。　　那是一封发自智利的电报。签发这封电报的恰恰就是堂佩德罗·阿吉雷·塞尔达总统，而输送西班牙逃亡者的明确果断的指令，我就是从他本人那里领受的。　　电文说，我们的好总统堂佩德罗今晨惊讶地获悉，我正在安排西班牙移民前往智利，他要求我立刻对如此奇怪的消息予以否认。看了这封电报，我简直目瞪口呆了。　　我感到奇怪的，倒是总统的这封电报。组织、审查和挑选移民的工作不仅困难重重，还要孤军作战。幸亏西班牙共和国流亡政府理解我的使命的重要性。但是，每天都会冒出许多新的意外障碍；同时，成千上万拥挤在法国和非洲集中营的流亡者，有几百人已经或正准备离开那里，前往智利。　　西班牙共和国流亡政府已设法买到一艘船——“温尼伯号”轮船。这艘船已经经过改装，以便扩大载客容量，并期望在波尔多附近的小港特隆佩卢普停靠码头。　　怎么办？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对我来说，这个紧张急迫的工作有如我生平的一个顶点。我向那些被追捕的战士伸出援手，就意味着他们的得救，而且向他们展示了我那好客和战斗的祖国的本质。所有这些梦想，都随着总统电报的到来而破灭了。　　我决定去跟内格林商量这件事。我曾经有幸与胡安·内格林总统、阿尔瓦雷斯·德尔·巴约部长以及其他几位共和国的最后执政者建立了友谊。最有趣的是内格林。我总觉得，西班牙高层的政治家过于狭隘、土气、眼光短浅。内格林则是世界的（至少是欧洲的）政治家，曾就学于来比锡，享有全球的声望。他极尊严地在巴黎维持着看不见摸不着的、影子似的西班牙共和国流亡政府。　　我们进行了交谈。我对他谈了情况——总统那封奇怪的电报使我成为说谎家伙，成为向逃亡的人民提供虚无缥缈的避难所的招摇撞骗者。可能的解决办法有三：其一，简单地通知西班牙人，向智利的移民已经取消；这个办法令人憎恶；其二，公开表明反对的态度，结束我的使命，并对准我的胸膛开一枪；这个办法颇为耸人听闻；其三，让轮船满载移民，不经许可径自开赴瓦尔帕莱索，我登船与他们同行，看看会出什么事，这个办法颇具挑战性。　　内格林向后靠到椅背上，抽着他的很粗的雪茄烟。然后，他凄然微笑着回答我：　　“您不能利用一下电话吗？”在那些日子，欧洲和美洲之间打电话，要等上好几个小时，困难得让人难以忍受。不但杂音震耳，还经常突然中断，在这两者之间我终于听到了远方传来的外交部长的声音。通过一阵断断续续的对话——每句话都得重复几十次，对着电话大喊大叫或是听到电话里传来吹法螺般的回答——然不知道彼此是否都听清了，但我认为，我已经让奥尔特加部长明白，我不服从总统发出的与原命令相悖的命令。我认为，我也听清他要求我等到第二天的意见。　　理所当然，我在巴黎的小小住所里度过了不安的一夜。第二天下午，我获悉外交部长已在当日上午提出辞呈。他也不赞成撤回对我的授权。内阁震惊了，一时间被政治压力弄糊涂的我们的好总统，已经恢复了他的权威。于是我收到一封新的电报，指示我继续进行移民工作。　　我们终于要把移民送上“温尼伯号”轮船了。长期身处异地的丈夫和妻子、父母和子女，从欧洲或非洲遥遥相隔的不同角落，纷纷汇集到登船地点来。等候接人的人群涌向每一列到达的火车。在奔跑、哭泣和呼喊中，他们从窗口伸出的一簇簇脑袋中认出他们亲爱的人。所有的人都上船了。他们是渔夫、农民、工人、知识分子，是力量、英雄气概、勤劳的样本。我的诗在奋斗中得以为他们找到了祖国，我深感自豪。　　我买了一份报纸。我在塞纳河畔维伦纳镇的一条街上漫步，从一座古城堡前走过，攀缘植物爬上浅红色城堡的废墟，一直爬到石板建造的高高塔楼上。龙萨和七星诗社的诗人们往昔曾在这座城堡里聚首，这座城堡以其所具有的石块和大理石的魅力，以其用古体全字书写的十一音节诗句的魅力，令我神往。我打开报纸。第二次世界大战就在这一天爆发了。在那披人遗忘的古老小镇街头落到我手中的那份报纸，用灰暗的黑油墨印刷的巨大铅字报道了这个消息。　　人人都料到会有这个消息。希特勒早已吞并了许多疆土，英国和法国的政治家们却带着雨伞忙不迭地跑去，把更多的城池、王国和人口拱手奉送给他。　　一片混乱的可怕乌云罩在人们心头。从我巴黎住所的窗口径直向巴黎残老军人院望去，看得见第一批应征兵员——尚未学会穿士兵制服的小伙子们——出来，他们出发去投入死神的血盆大口。　　他们的出发是悲凉的，这是无可掩盖的事实。这像是一场事先就已败北的战争，是一种无法确定的事情。沙文主义势力在街头到处追捕进步的知识分子。在他们看来，他们的敌人不是希特勒的徒子徒孙，不是赖伐尔之流人物，而是法兰西思想的精华。智利大使馆里已经形势大变，我们接待了伟大诗人路易·阿拉贡。他在大使馆住了4 天，白天黑夜都在写作，这时暴徒们正在找他，要干掉他。就在智利大使馆里，他完成了他的长篇小说《汽车顶层上的乘客》。第五夭，仙穿上军装，奔赴前线。这是他第二次对德作战。　　在那些风雨如晦的日子里，我习惯了欧洲的犹豫不定。它不能容忍连续不断的革命，也承受不了地震，却任凭致命的战争毒焰弥漫长空，渗透面包。　　因为害怕轰炸，雄伟的法国首都夜里暗无灯光，那700 万人共享的黑暗——那曾经是灯火辉煌的城市中心区的一团漆黑，牢牢地留在我的记忆中。　　在这个时期之末…… 　　在这个时期之末，我又独自驻足在新发现的土地上，似乎这次长途跋涉全属徒劳。就在生的阵痛里，就在我早期的诗歌源泉喷涌而出，莫名的恐惧使别人也使自己惊惶不安之际，就在我的创作欲望已经激发的那个新的黎明，我陷入了极度痛苦和第二次孤独中。我何去何从？我应回归哪里，应投往何方，应在何处沉默或激动？我向光明和黑暗的所有方向看去，除了我亲手精心创作的空虚之外，一无所见。　　然而，最靠近的、最根本的、最广泛的、最出人意料的事物，直到此刻才在我前进的道路上出现。我思虑过整个世界，却没有想到人；我残忍而痛苦地探索过人的心灵；我看见了城市——不过是空荡荡的城市，却没有想列人；我看见了外表悲惨的工厂，却没有看见屋顶下的、大街小巷的、车站的、城市里和村野上的痛苦。　　最初射穿西班牙吉他的子弹没有使它发出乐音，却使它喷出鲜血，这时我的诗歌幽灵似地停留在人类受苦受难的街心，并开始从它顶上升腾起一股鲜血的激流。从此以后，我的道路与大众的道路汇合了。我突然觉察到人民需要我从孤独的南方向北方进发，人民期望我卑微的诗歌能成为剑和手帕，以便擦干深重的痛苦使他们淌下的汗水，以便使他们得到一件争取面包的武器。　　从此空间拓宽了，变得深厚而且持久。我已经稳稳站立在大地上。我们要不受限制地掌握存在的一切。我们无需探寻奥秘，我们就是奥秘。我的诗开始成为空间茫无边际的氛围——既弥漫于海下又弥漫于地下的氛围——的物质部分，开始进入奇异植物的长廊，开始在大白天与太阳的幽灵谈话，开始勘察藏在大地隐秘处的矿坑，开始使秋天和人建立起已被遗忘的联系。天空暗淡下去，而发出的磷光和令人恐惧的闪电不时照亮天空；一座用远非最直露、最陈旧的语言建造的建筑物，隐约出现在天边；一片新大陆从我的诗歌的最秘密的原料中升起。我定居在这片土地上，为这个王国进行分类，触摸它所有的神秘海岸，平息它的浪花，浏览它的动物学，走遍它的地理经度，就这样度过了许多黑暗、孤独和渺茫的岁月。　　我国政府派我去墨西哥　　我因世上层出不穷的苦难和动乱而感到极度痛苦；1940 年，我就是怀着这样的情绪，来到阿方索·雷耶斯所称道的空气最明净的地区——阿纳瓦克高原——来喘口气的。　　墨西哥有仙人掌和蛇；墨西哥多花又多刺，干旱而且多飓风，轮廓明晰而且色彩鲜艳，有强烈的爆发和强大的创造力，以它的魅力和令人惊异的阳光而使我心满意足。　　我年复一年地跑遍墨西哥的一个个市场，因为墨西哥存在于它的各个市场中。它不存在于电影里带喉音的歌曲中，也不存在于小胡子和手枪的不自然的俗气装饰中。墨西哥是一块披着猩红大披肩和闪着磷光的蓝绿色大披肩的土地。墨西哥是一块制作陶罐和陶坛子的土地，是一块水果上爬满成群昆虫的土地。墨西哥是一片长满顶上有黄刺的青钢色龙舌兰的无边的原野。　　这一切都呈现在全世界最美的市场上。水果和羊毛，陶土和织布机，显示出多产、永恒的墨西哥人的手指具有何等惊人的能力。　　我在墨西哥漫游，走遍它所有的海岸，走遍它高高的陡峭海岸，那里闪现着绿幽幽的永恒闪电。我从墨西哥锡那罗亚州的托波洛万波来，沿着本半球那些固有的地名往下走，这些刺耳的地名都是比神明略欠残暴的人们侵入其疆土进行统治时，神明留给墨西哥的遗产。我走过所有那些神秘、壮丽的音节，走过那些黎明的声音。走过索诺拉和尤卡坦；阿纳瓦克像个冷却的炉灶般地矗立着，从纳亚里特到米却肯向它飘过来混杂的芳香，从那里能隐约看到小小的哈尼齐奥岛升起的烟雾，能闻到哈利斯科飘来的玉米和龙舌兰的香味，能闻到新的帕里库廷火山飘来的硫磺味，夹杂着帕茨夸罗湖的鱼的芳香潮气。墨西哥是那些神奇国度的最后一个；它的神奇就在于它的古老和历史，就在于它的音乐和地理。我像个流浪汉，在那些受持续流血折磨的岩石中，在鲜血和苔藓的粗线交织的岩石中开辟我的路，我感到自己高大而且古老，值得在年代如此久远的天地万物中行走。陡峭的山谷被巨大的石墙阻断；耸立的山丘有的顶端像刀削似的平整；无边无际的热带大森林里熙熙攘攘地挤满了木材、蛇、鸟和传说。在这片适于居住的辽阔疆土上，甚至在它最边远的地区，始终有人在进行斗争。我在这片巨大的空间里发现，我们智利和墨西哥乃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美洲国家。老一套的外交辞令永远不能感动我，日本大使见到智利的樱桃树，英国人见到我们海岸上的雾，阿根廷人或德国人见到我们周围的白雪，就说发现我们是相似的，所有的国家都非常相似，这些老一套的外交辞令从来不能感动我。我喜欢人间的多姿多彩，喜欢一切纬度上不同土地所结出的果实。我丝毫没有贬低墨西哥这个我所热爱的国家，使它和我的五谷丰登的沿海国家隔得更远，而是强调它们的种种差异，以使我们的美洲显示其各个层面，显示其高度和深度。在美洲，甚至也许在本星球，没有一个国家比墨西哥及其人民具有更深厚的人情味。通过他们的杰出智慧，也通过他们的重大失误，人们看到宽宏大度、深厚的活力、内涵丰富的历史和无尽的生机之间的联系。　　我经过渔村，见到织得像大蝴蝶似的极透明的渔网，它回到水里去获取它丢失的银色鳞片；我经过矿区中心，见到金属一出来就变成亮闪闪的几何形坚硬铸块；我沿着道路走，见到涌现出许多长得很密的多刺的仙人掌般的天主教修道院；我经过市场，见到各种蔬菜排列成一朵鲜花，呈现出缤纷的色彩和各异的风味，令人不禁心醉神迷。一天，我们穿过墨西哥，来到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崇拜偶像的玛雅人——的被湮没的摇篮尤卡坦。历史和种子摇撼着那里的土地。在龙舌兰的根须近旁，正在增长着充满智慧和牺牲的废墟。　　在最后几条路的交汇处，我们到达一片广袤的地域，古代墨西哥人在那里的大森林中留下他们用图案构成的历史。我们在那里见到一种新的水——所有地面水中最神秘的水。它不是大海，不是小溪，不是河流，也不是任何我们所知道的水。在尤卡坦，水都在地下，土地会突然裂开，出现一些巨大的天然水井，水井边上长满热带植物，底上可以见到一泓绿油油的清澈见底的井水。玛雅人发现了这种叫做地下湖的大地裂缝，用他们的奇特仪式膜拜这种井。所有的宗教开始时都是为了需要和丰收而祭神，在那片土地上也是如此，大地为隐藏地下的水而裂开，干旱也就被这种地下水战胜了。　　于是，在这种神圣的地下湖之上，千百年来原始宗教和入侵者的宗教加强了这种神秘的水的神秘性。在这种地下湖岸边，成百装饰着鲜花和金子的处女，举行婚礼之后，戴着珠宝从高处跳进那流动的深不见底的水中。花朵和处女花冠从深处浮上水面，少女们却被戴着的金链子留在湖底的污泥中。　　几千年后，只有极小的一部分珠宝被取回，陈列在墨西哥博物馆和美国博物馆的玻璃橱里。我到那片荒野去，不是去寻觅黄金，而是去寻觅那些溺死的少女的呼喊。在鸟儿难以入耳的怪叫声中，我仿佛听到了处女们嘶哑的痛哭声；当他们在迅疾的飞翔中穿过那久远的水里的无边黑暗时，我隐约看到了那些死去的青年女子黄色的手。　　有一次，我看见一只鸽子停息在一尊雕像上，那雕像亮闪闪的石手伸向永恒的水上的永恒的空气中。也许有只老鹰追击过它。它不是那里的鸟，那里只有结巴的走鹃、羽毛神奇的格查尔鸟、青绿的蜂鸟和猛禽，它们占领大森林是为了杀戮，也是为了展现它们动人的美丽。那只停息在雕像手上的鸽子，白得像是落在热带岩石上的一团雪花。我凝望着它，因为它来自另一个世界，来自一个平静和谐的世界，来自一根毕达哥拉斯圆柱或是来自地中海某地。它停在黑暗边缘，当我已经成为这个原始的、美洲人的、血染的古老世界的一部分时，它尊重我的沉默。它从我眼前飞起，一直飞去，逐渐消失在长空中。　　墨西哥的画家们　　墨西哥知识分子的生活是受绘画支配的。　　墨西哥画家们用历史和地理、国内战争、激烈争论等画面覆盖了墨西哥城。何塞·克莱门特·奥罗斯科这位瘦削的独臂巨人，在他变幻莫测的祖国占有类似戈雅那样非常崇高的地位。我和他交谈过多次。看来他本人并没有他的作品所表现的那种暴戾。他有陶工所具有的温柔，当他一只手伸进转盘时，另一只手要用来继续创造宇宙。他所创作的士兵们及随军女商贩们、被监工枪杀的农民们、装着钉死在十字架的可怖尸体的石棺，是我们美洲的绘画中永垂不朽的作品，而且将作为揭露我们的残忍的证据流传下去。　　迭戈·里维拉在那些年里已经创作了许多绘画，成为传奇人物。我望着他，觉得奇怪的是没有发现他有鳞的尾巴或长蹄的脚。　　迭戈·里维拉永远是善于杜撰的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伊利亚·爱伦堡在巴黎出版过一本有关他的奇异事迹和欺骗勾当的书《胡里奥·胡伦尼多及其门徒奇遇记》。　　30 年后，迭戈·里维拉仍然是个了不起的绘画和杜撰的大师。他曾经劝人吃人肉，认为人肉是精于饮食的美食家们有益健康的食物。他把食谱分发给各种年龄的烹饪者。有时他又从理论上阐述女性同性恋，坚持认为这是唯一正常的关系，他指导下发掘出来的极古老的历史残迹就证明了这一点。　　有时他与我作数小时长谈，转动着他那优郁的印第安人的眼睛，向我介绍他的犹太人身世。有时他忘了以前的谈话，向我起誓说他是隆美尔将军的父亲，但这一席知心话须严格保密，因为一旦泄露，就可能引起严重的国际纠纷。　　他说话的声调极有说服力，他从容不迫地用最微不足道的、最出人意料的细节编造谎言的方式，使他成为一个绝妙的江湖骗子，凡是认识他的人，永远都忘不了他的魅力。　　戴维·阿尔法罗·西凯罗斯当时在狱中。有人使他卷人一个武装闯入托洛茨基家事件。我是在监狱里（实际上也是在监狱外）认识他的，因为我们曾经同监狱长佩雷斯·鲁尔福少校一起外出，到一处不为人注意的地方去喝几杯。夜间很晚的时候我们才回监狱去，我同戴维拥抱告别，他就留在栅栏里边。　　我曾多次同西凯罗斯一起从大街返回监狱，其中一次我认识了他的兄弟赫苏斯·西凯罗斯，他是个极不寻常的人。用“诡秘的”一词好的含义来形容他，是较为贴切的。他沿着墙边溜走，没有任何声息，也没有任何觉察得出的动作。突然你会发觉，他就在你后面，或者就在你身旁。他少言寡语，说话声还没有耳语高。这并不妨碍他带着一个小提箱，同样静悄悄地转运四五十支手枪。有一次，我凑巧不经意地打开了那个提箱，我惊呆了，发现那是一箱子有黑枪把、螺钿枪把和银枪把的手枪。　　这一切都没有什么用，因为赫苏斯·西凯罗斯爱好和平，有如他兄弟戴维那样爱好捣乱。赫苏斯也有艺术家和演员的才能，是个哑剧丑角。他不用动身体，不用动手，也不用发出一点儿声音，只需活动面部，随心所欲地改变面部线条，就能生动地表现出恐惧、愤怒、高兴、温柔等一系列面部表情来。他那张幽灵似的苍白面孔，同他不对带着的他从未使用过的手枪，一起浮现在生死攸关的迷宫中。　　这些火山般感情炽烈的画家，总是引起公众的注意。他们有时发生激烈的争论。其中有一次，在辩论得理屈词穷时，迭戈·里维拉和西凯罗斯便拔出大手枪，几乎同时扣动扳机，对着剧院天花板上石膏天使的翅膀射击。当沉重的石膏翅膀开始朝观众头上落下来时，观众纷纷逃离剧院，辩论就在空无一人的大厅里一阵浓烈的火药味中告终。　　鲁菲诺·塔马约当时没有住在墨西哥。他从纽约来传播他那些既复杂又热情的画，这种画就像市场上的水果或编织品，具有墨西哥特色。　　迭戈·里维拉的画和戴维·阿尔法罗·西凯罗斯的画是不能相比的。迭戈是个线条的古典主义者，他的画的线条极富动感，是一种历史的书法，同墨西哥历史有紧密联系，使墨西哥的事件、风俗习惯和悲剧鲜明地显示出来。　　西凯罗斯则是火山般炽烈气质的喷发，其中结合着他的惊人技巧和长期探索。　　西凯罗斯多次偷偷从监狱出来，在这期间我同他谈了全部实际情况，并策划使他获得彻底自由。我准备好一份签证，亲自贴到他的护照上，他就带着妻子安赫利卡·阿雷纳莱斯到智利去。　　墨西哥曾在智利的奇廉城设立一所学校（该校已被抛震摧毁），西凯罗斯在那所“墨西哥学校”里画了他的一幅不同凡响的壁画。智利政府对我为我国文化所作的贡献的回报，是让我这个领事停职两个月。　　拿破仑·乌维科　　我决定访问危地马拉。我坐汽车出发。我们穿过墨西哥的黄金地区特万特佩克地峡，那里的妇女穿得像花蝴蝶，空气中飘着一种蜜和糖的香味。随后我们进入恰帕斯大森林。夜间森林中打电报般的噪音，把我们吓坏了，我们便把汽车停下来。千万只蝉发出震动全球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强烈响声。神秘的墨西哥把它的绿荫投在古建筑上，投在年代久远的绘画、珠宝和纪念碑上，投在巨大的头像上，投在石刻的动物上。所有这一切都留在大森林中，留在墨西哥人存在了千万年的前所未闻的事物中。越过边界，在中美洲最高处，危地马拉的狭窄道路上使我眼花缭乱的有藤本植物和巨大树冠；然后有高山上像被古怪的神明们遗忘的眼睛般平静的湖泊；最后，还有松树林和宽阔的原生河流，河里一群群的海牛，像人一样从水里探出头来。我同米格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一起度过了一星期，当时他还没有因自己的几部获得成功的长篇小说而显露头角。我们明白，我们生来就是弟兄，几乎一天都没有分开过。晚上我们曾计划前往云雾缭绕的山上那遥远的去处，或者到联合果品公司的热带港口去。　　危地马拉人没有随便讲话的权利，他们谁都不在别人面前谈论政治。那里隔墙有耳，而且有人告密。有时我们要把车停在高地顶上，确信任何一棵树后都没有人埋伏之后，才会如饥似渴地谈起形势来。　　那个暴君名叫乌维科，已经统治好多年了。他是个肥胖的人，冷漠的眼睛一直是严酷的。他说的话就是法律，在危地马拉，没有他的明确同意什么事也办不成。我认识他的一个秘书——现在是我的朋友，一位革命者。他为了一件细微末节的小事跟乌维科顶了句嘴，乌维科就在总统办公室里把他绑在一根柱子上，狠心地用鞭子抽他。　　青年诗人们要求我举行一个朗诵自己的诗的朗诵会。他们给乌维科发一封电报，恳求准许。大厅里坐满了我的所有朋友和许多年轻的学生。我很高兴朗诵我的诗，因为我觉得，这像是我的诗把那座大监狱的窗子打开了一道缝。警察头子显眼地坐在第一排。后来我才知道，有4 挺机枪一直瞄准我和听众，警察头子一旦公然离座来打断我的朗诵，这4 挺机枪就会开火。　　但是什么事也没有发生，那家伙没有离座，而是坐着听我的诗，直到朗诵结束。　　后来有人想把我介绍给那个独裁者——一个被拿破仑的狂热所左右的人。他让一绺头发垂在额头上，经常摆出波拿巴的姿势拍照。有人对我说，拒绝这样的建议是危险的，但我宁愿不与他握手，于是急忙返回墨西哥。　　手枪选集　　在当时的墨西哥，持枪者比用枪杀人者要多。有一种对45 毫米口径左轮手枪的崇拜热。那种大手枪经常会被亮出来。议员候选人和报纸曾发起“收枪”运动，但是他们很快就明白，摘掉一个墨西哥人最钟爱的手枪，比拔下他的一颗牙齿要难得多。　　有一次，一群诗人招待我乘一条有鲜花装饰的小船出游。有15～20 位诗人在霍奇米尔科湖聚会，邀我在湖水与鲜花间泛舟，他们驾船穿过阿斯特卡时代起就用于鲜花泛舟的沼泽地里的一条条运河和一个个陡峭去处。船上到处装饰着形态繁多、色彩艳丽的鲜花。墨西哥人的双手跟中国人的一样，无论用石头、银子、黏土还是用康乃馨，都不可能创造出任何丑陋的东西来。　　泛舟中，诗人之一喝了大量龙舌兰酒之后坚持说，为了向我表示崇高的敬意，我要用他那支柄上装饰有金银标志的美丽手枪朝天射击。离他最近的那位诗人连忙从枪套中拔出自己的手枪，在激情驱使下一巴掌把第一位诗人递过来的枪打到一边去，请我用他的枪射击。其余的诗人都向我一哄而上，个个都坚决地拔出枪来，举在我的头周围，要我选用他的而不要选用别人的枪。交叉在我鼻子前边或是从我腋下递过来的手枪，形成一个晃动的华盖，情况变得越来越危险，这时我才突然想出一个主意，就拿过一顶典型的墨西哥大草帽，以诗与和平的名义，请这一大群诗人把所有的枪都放到草帽里去。　　大家都听从了，就这样我没收了这些武器，在我家里存放了好几天。我认为，我是唯一的一个靠诗人的荣誉编成一本手枪选集的诗人。　　为什么取名聂鲁达　　世上的精英都曾云集在墨西哥。当早已占领法国、意大利的希特勒军队连连告捷，战争在欧洲形成长期迁延之势时，各国流亡作家们都集合到墨西哥的自由旗帜下边来。他们中间有安娜·西格斯和现已去世的捷克幽默大师埃贡·埃尔温·基施。这位基施留下几本使人着迷的书，我非常赞赏他的杰出才能、孩子般的好奇心和变戏法的技巧。他一走进我的家，就从耳朵里掏出一个鸡蛋，或是一枚接一枚地吞下7 枚之多的硬币，这些硬币是这位一贫如洗的披流放的作家所相当需要的。我们早在西班牙时就已相识，他对我为什么使用聂鲁达这个并非生而有之的姓氏，表现出追根究底的好奇心，于是我对他开玩笑说：“伟大的基施，你发现过雷德尔上校的秘密（1914 年发生在奥地利的著名间谍案），但你永远也弄不清楚我取名聂鲁达的秘密。”事情果真如此。他大概死于布拉格，享有他解放了的祖国所给予的全部荣誉，但是这位专爱管闲事的人却永远查不出聂鲁达为什么名叫聂鲁达。　　回答十分简单，而且毫无惊人之处，所以我极力保持沉默。我14 岁时，我父亲总是不依不饶地反对我的文学活动。他不愿意有个诗人儿子。为了不让他知道我发表最早写的那些诗，我找了一个使他完全找不到线索的姓氏。　　我在一本杂志上见到一个捷克名字，然而并不知道它是被一个国家的全体人民热爱的大作家的名字，是优美的叙事诗和抒情诗的作者的名字；他的纪念碑竖立在布拉格的马拉·斯特拉纳区。许多年后，我一到捷克斯洛伐克，就在他那有大胡子的雕像脚下放上一朵鲜花。　　珍珠港事件前夕　　萨拉曼卡来的西班牙人文塞斯劳·罗塞斯，毛拉公爵的亲戚共和派、美国畅销书《在光辉的地方》的作者康斯坦西亚·德·拉莫拉，诗人莱昂·费利佩、胡安·雷哈诺、莫雷诺·比利亚、埃雷拉·彼得雷，画家米格尔·普列托、罗德里格斯·卢纳等人常到我家来。他们全是西班牙人。以第五团卡洛斯少校闻名的维托里奥·维达莱和意大利流亡者马里奥·蒙塔尼亚纳这两位意大利人，满脑子都是往事的回忆和惊人的故事，而且掌握一种不断变化的文化。雅克·苏斯戴尔和吉尔贝·梅迪奥尼也常来；他们是戴高乐派的领导人，是自由法兰西的代表人物。中美洲的危地马拉、萨尔瓦多、洪都拉斯等国家来的自愿或被迫的流亡者，也都云集墨西哥，使之充满一种多国的情趣，有时我的家（在圣安赫尔区的一幢旧别墅里）仿佛跳动着世界的心脏。　　那位苏斯戴尔当时是个左翼社会主义者，许多年后成为搞政变者的政治首领，给戴高乐总统惹了不少麻烦。我跟他打过一次交道，这件事应该说说。　　早在1941 年，当时纳粹已经围困了列宁格勒，并长驱直入苏联领土。参加柏林—罗马—东京轴心的狡猾的日本军国主义者们，预感到德国一旦打胜这场战争，他们就可能有丢失参战应得的那份利益的危险。世界上流传着各种谣言。到了发起进攻的时刻，强大的日本军事力量就将在远东动手。与此同时，日本的一个和平使节团正在华盛顿向美国政府大献殷勤。不容置疑，日本人想必要发动一场快速的突然进攻，因为“闪电战”已成为当时血淋淋的时尚。　　为了让读者听明白我所说的事，我必须提到，早就有连接日本和智利的一条日本轮船航线。我曾经多次乘坐这条航线的轮船旅行，因而非常了解它们。这些轮船停靠在我们的港口，它们的船长花时间购买旧铁器并进行摄影。　　这些轮般沿智利、秘鲁、厄瓜多尔的海岸航行并中途停靠，甚至远达墨西哥的曼萨尼略港，从该港掉转船头越过太平洋，开往横滨。　　于是有一天（当时我还是智利驻墨西哥总领事））我接待了7 个来访的日本人，他们急于得到前往智利的签证。他们来自美国西海岸的旧金山、洛杉矶和其他港口。他们流露出忐忑不安的神色。他们衣着考究，证件齐备，个个都像工程师或企业管理人员。　　我当然问他们，他们刚刚到达墨西哥，为什么就要乘坐最近的一次班机去智利。他们答道，他们想乘坐停泊在智利北部装卸硝石的托科皮利亚港的一艘日本轮船。我反驳说，为此没有必要到本大陆另一端的智利去，因为那些日本轮船也要在墨西哥的曼萨尼略港停靠，他们如果愿意，可以步行前去，还准能及时到达那里。　　他们彼此对看一眼，并且尴尬地笑了笑。他们用日语交谈一阵。他们同陪伴他们的日本大使秘书商量。　　这个秘书决定对我打开天窗说亮话，说道：“您看，同行，这艘船凑巧改变了航线，不再在曼萨尼略港停靠。所以，这些优秀的专家们必须在智利港口乘船。”我的脑海里闪过一个模糊不清的想法：我遇上什么非常重要的事了。我要来了他们的护照、相片、在美国的工作资料等等，随即告诉他们，第二天再归还他们。　　他们不同意。他们必须立刻得到签证，为此要付多少钱，他们都愿意。　　我竭力要争取时间，便对他们郑重表明，我无权立即签发签证，我们第二天再商谈。　　我独自留下。　　我脑子里琢磨开了这个难题。他们为什么仓皇逃出美国，又如此急切地要得到签证？日本轮船为什么30 年来第一次改变航线？这意味着什么？　　我霍然开朗了。不用说，这是一群消息灵通的要人。为了使日本的谍报工作万无一失，他们急忙在某种严重事件发生之前从美国溜走。这种严重事件只能是日本即将参战。我说到的这几个日本人一定知道内情。　　我所得出的结论，使我的心情十分紧张。我能有什么作为？　　同盟国驻墨西哥的英国代表和美国代表，我都不认识。我仅仅和正式委派的戴高乐将军的代表们有直接联系，他们能与墨西哥政府进行接触。　　我很快就和他们联系上了。我对他们说明局势。我们手里有这些日本人的名字和有关资料。如果法国决定干预，日本人准会落入我们手中。我在戴高乐的代表们面前热心地争辩，后来也就不耐烦了。　　我对他们说：“年轻的外交官们，揭露那几个日本间谍的秘密，你们是会获得荣誉的。至于我，我将不给他们签证。但你们得立刻作出决定。”这种软硬兼施的交涉，持续了两天多。苏斯特尔对此事毫无兴趣。他们不想采取任何步骤。而我，仅仅是个智利领事，不可能有更多作为。在我拒绝给予签证之前，日本人迅速办好外交护照赶到智利大使馆，而且及时抵达托科皮利亚港登船。　　一周以后，轰炸珍珠港的消息把全世界惊醒了。　　我是软体动物学家　　数年前，智利一家报纸发表过一篇报道，说我的好友、著名的朱利安·赫胥黎教授到达圣地亚哥时，在机场问到我。　　“是那位诗人聂鲁达吗？”新闻记者问他。　　“不是。我不认识名叫聂鲁达的什么诗人。我想跟软体动物学家聂鲁达谈谈。”malac ólogo 那个希腊词的意思，就是“软休动物学家”。　　我喜欢这篇打算惹恼我的报道。它不可能是真的，因为赫胥黎和我已相识多年，而且他确实是个才华横溢的家伙，比他有名的弟弟奥尔德斯要有朝气和真诚得多。　　在墨西哥，我在海滩上漫游，潜入清澈温暖的水中，收集绝妙的贝壳。　　后来，在古巴和别的地方，通过交换、收购、接受馈赠和偷盗（再没有如此真诚的收集者了），我收藏的海中珍宝渐渐增多，甚至摆满了我家的一个又一个房间。　　我拥有来自中国海和菲律宾、日本和波罗的海的稀有标本；南极的海螺、贝类和古巴的杂色螺；像加勒比海的跳舞女郎那样披着红色、桔黄色、蓝色、紫色外衣的彩绘海螺。说实话，有一种罕见的标本我没有，那就是巴西马托格罗索的蜗牛壳。有一次，我见到一个，但不能买它，又不能到大森林去采集。这种蜗牛浑身碧绿，如同一粒新琢磨的美丽的翡翠。　　我收集到的海螺超过15000 个，我所有的架子，桌子和椅子也开始被海螺占满了。我的藏书室里到处是贝类学或软体动物学（随你爱叫它什么）的书。于是有一天，我把全部收藏品装进几口大箱子，送往智利大学，作为我第一次给母校的捐赠。在当时，那是一批著名的收藏品。我的母校跟南美洲的优秀学院一样，赞不绝口地收下它们，再把它们埋到一间地下室里去。从此再也没有人见过它们。　　《阿劳卡尼亚》　　我曾经居住在爱琴海遥远群岛上最偏远的角落，那时大海在低声絮语，宁静的世界到处是诉说我的孤独的事物。但是冷战和热战使领事职务染上了污点，使每个领事成为一台没有个性的自动机器，不能作任何决定，领事工作无疑地接近于警察的工作。　　大使坚持让我查明移民的种族血统，非洲人、亚洲人和犹太人都不能进入我们智利。　　这种蠢事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连我都成了它的受害者，当时我没花智利国库一分钱，创办了一本精美的杂志。这个杂志定名为《阿劳卡尼亚》，我用一位笑得露出一嘴皓齿的美丽的阿劳科女子的肖像，作为它的封面。这足以使当时的外交部长严肃地要我注意我的昌犯行为；尽管那时的共和国总统是堂佩德罗·阿吉雷·塞尔达，从他那和蔼可亲的高贵的脸上，可以看出我国混血人的一切特征。　　大家都知道，阿劳科人曾经被击溃，终于被遗忘或被征服了，况且写历史的不是战胜者，就是享有胜利果实的那些人。没有几个种族比阿劳科人更值得尊敬。总有一天，我们会看到阿劳科大学，看到阿劳科文字印的书；那时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失去的是他们的光明磊落，他们的纯洁，他们火山般充沛的精力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编辑：深圳文艺

【发表评论】【加入收藏】【告诉好友】【打印此文】【关闭窗口】

网友留言：（只显示最新6条。留言内容只代表网友观点，与本站立场无关！）

点击排行

·	[组图]中的精神——…
·	[组图]迈克尔·欧文…
·	[组图]聂鲁达自传
·	[组图]桥本宇太郎自…
·	梅纽因论小提琴（Ye…
·	[组图]紫罗兰之蕊—…
·	[组图]亨利·米勒自…
·	[组图]王维的画论
·	[组图]猫王埃尔维斯…
·	王维洁的心脏

最新推荐

·	[组图]聂鲁达自传
·	[组图]猫王埃尔维斯…

相关文章

没有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