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鲁达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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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鲁达自传
［作者：聂鲁达转贴自：本站原创发布时间：2006-10-11 点击数量：］
某些南美洲国家荒谬的“种族主义”要求，乃是殖民主义者的遗毒；这些国家本身便是多重杂交和混血的产物。他们想建起一个高台，使一批皮肤纯白或灰白的赶时髦之辈可以在这里进入社交界，在纯雅利安人或世故的旅游者面前高谈阔论。幸运的是，这一切都已成为过去，联合国已经有很多黑人代表和蒙古人代表；也就是说，由于吮吸了才智的浆液，各种族的枝叶都显示出各自的色彩。　　我终于厌倦了，便在某一天永远地辞去了我的总领事职务。　　魔幻和神秘　　此外，我还了解了在前哥伦布时期礼仪的掩盖下充满压迫、暴力和民族主义的墨西哥社会，它即使没有我的存在和我目睹的证据，也会照样发展下去。　　当我决定回国时，我所了解的墨西哥生活，比我刚到墨西哥时还要少。　　艺术和文学在竞争的圈子里产生，但可悲的是，如果有人想从圈外支持或反对某人或某团体，那么两者都会起而攻之。　　当我已经准备动身时，有人安排一个向我表示敬意的、盛大的群众集会：　　约有3000 人参加的午餐会，没找到坐位的好几百人还不计在内。共和国的几位总统送来了贺信。墨西哥仍然是美洲的试金石，古代美洲的太阳石历在那里雕刻出来不是偶然的，因为那是颖悟、智慧和神秘交汇而成的圆形物。　　在那里，一切都可能发生，也确实发生了。唯一对立的报纸得到政府的补贴。那是可以想象得到的那种最独裁的民主政体。　　记得有一个令我异常震惊的悲惨事件。有一家工厂发生了一次旷日持久的罢工，毫无解决的可能。罢工者的妻子们聚集在一起，一致同意去找共和国总统，也许是想把她们的贫困和痛苦告诉他。她们当然没有携带武器。路上她们弄来一些鲜花，以便赠送给国家元首或他的夫人。当她们正要进入政府大厦时，一名卫兵拦住她们。她们要往前一步都不可能。总统先生不接待她们。她们必须到有关的部去。此外，她们必须撤离那个地方。那是必须执行的命令。　　妇女们为自己的理由辩护。她们决不添任何麻烦。她们只想送鲜花给总统，求他尽快解决罢工问题。她们没有食物给孩子们吃；她们不能这样下去了。警卫军官拒绝转达任何口信。妇女们也不肯撤走。　　这时传来了政府大厦的卫兵密集的枪声。六七个妇女当场被击毙；还有许多人受了伤。　　第二天举行了仓促的葬礼。我原以为会有人数众多的送葬行列跟在被杀害妇女的灵柩后边；但是来的人寥寥无几。对了，那位杰出的工会领导人倒是讲了话；大家都知道，他是个著名的革命者。他的墓地演说在文字上是无懈可击的。次日我在报纸上读了演说全文。演说中没有一行是抗议的文字，既没有一个愤怒的字眼，也没有将那些对这一暴行负有责任的人交付审判的任何要求。两周以后，已经没有人谈论这次大屠杀了。后来我也从未见过有人在文章中回忆过这件事。　　这位总统简直是个阿斯特卡皇帝，比起英国王室来，他更是千百倍地碰不得。不管是开玩笑还是郑重其事，任何报纸都不能批评高官显贵，否则就会立即遭到致命打击。　　墨西哥戏剧笼罩着一层华丽的外衣，看到它有如面对讽喻那样令人惊讶；而这种讽喻会使你越来越远地脱离内在的搏动，脱离有血有肉的骨骼。　　哲学家们变成了浮夸之辈，在活火山下高谈有关存在的废话，显得十分可笑。　　平民的行动时断时续，而且十分艰难。在王权周围分成层次的各种不同的流派，都顺服了。　　但是，各种魔幻的事物总是在墨西哥一再出现，诸如：一个农民在自己贫瘠的菜国种菜豆，火山会突然在他身旁喷发起来；产生了搜寻科尔特斯尸骨的狂热，据说这个征服者就安葬在墨西哥，几个世纪来他的头上一直戴着黄金头盔。寻找阿斯特卡皇帝夸乌特莫克的遗物的热烈程度也毫不逊色；这些遗物4 个世纪前就已失踪，现在突然到处出现，由神秘的印第安人守护着，以便再次不停地使之消失在无人知晓的黑夜中。　　墨西哥仍然活在我的生命中，如同流淌在我血管里的一只迷途的小鹰；只有死神才能在我这个安眠的战士心上折断它的翅膀。　　马丘比丘　　大使连忙接受了我的辞职要求。　　我自行结束外交生涯使我得以返回智利，这给予我莫大的快乐。我认为，一个人应该生活在他自己的祖国；我还认为，人类失去自己的根，就会不同程度地使头脑不清醒，从而导致失败。我只能生活在故土上；我要把手、脚和耳朵紧贴着它，我要聆听地上河流的流淌和树荫的移动，聆听我的根如何在土壤中觅取母亲的养分，否则我就无法活下去。　　但是，在回到智利以前，我又发现应该给我的诗的发展增加一个新的领域。　　我在秘鲁停留下来，登上马丘比丘遗址。当时还没有公路，我们是骑马登山的。我从高处看见了苍翠的安第斯山群峰围绕的古代石头建筑。急流从多少世纪以来被侵蚀、磨损的城堡处飞泻而下。一团团白色的云雾从维尔卡马约河升起。站在那个岩石肚脐的中心，我觉得自己何等渺小；那是一个荒无人烟的、据傲而突兀的世界的肚脐，我不知为什么觉得自己属于它。我觉得在某个遥远的年代，我的双手曾在那里劳动过——开垄沟，磨光岩石。　　我感到自己是智利人，是秘鲁人，是美洲人。在那难以到达的山巅上，在那光荣的和分散的废墟间，我发现了必须继续写诗的信条。　　我的诗《马丘比丘之巅》就诞生在那里。　　硝石大草原　　1943 年年底，我又到圣地亚哥来，住在自己的房子里，这房子是我分期付款购置的。我把所有的书都放在这所树木葱茏的房子里，又过起了艰苦的生活。　　我再次寻觅我的祖国的美丽之处——大自然的壮丽，妇女的魅力，我的同伴们的工作，我的同胞们的智慧。这个国家毫无变化。田野和村庄昏昏沉睡，矿区一贫如洗，乡村俱乐部挤满了高雅人士。我必须作出决定。　　我的决定使我遭受迫害，也给我带来光荣的时刻。　　哪个诗人会对此感到懊悔呢？　　我现在来讲讲数年后与我会晤的库尔齐奥·马拉帕尔泰，他在他的文章中讲得好：“我不是共产党人，但如果我是智利诗人，我就要做像巴勃罗·聂鲁达那样的诗人。你必须不是站在卡迪拉克们一边，就是站在那些没受过教育和没有鞋子穿的人们一边。”这些没受过教育和没有鞋子穿的人们，在1945 年3 月4 日选举我为参议员。千千万万来自智利最艰苦地区，来自最大的铜矿和硝石矿区的人们投了我的票，这一事实我将永远引以自豪。　　在大草原上步行艰苦而费力。那些地区有半个世纪没有下雨了，沙漠赋予矿工们以外貌。他们是些脸色焦黑的汉子；他们的孤独和漫不经心的神情，全部凝聚在他们乌黑的眸子里。从沙漠登上群山，走进每户穷苦人家，了解那些非人的劳动，便可以感到这些与世隔绝、陷于不幸中的汉子把希望托付给你，可不是一个轻松的责任。但是，我的诗打开了交流的通道，使我有可能作为那些生活艰辛的同胞们永远的兄弟，在他们中间走动并受到款待。　　我不记得是在巴黎还是在布拉格，我忽然对当时在那儿的我那些朋友的渊博知识产生了些许怀疑。他们几乎全是作家，其余的是大学生。　　“我们谈了一大堆智利的事，”我对他们说，“这可能因为我是智利人。　　但是，你们真的知道我的十分遥远的国家的什么事情吗？例如，我们使用的交通工具是什么，是大象、小汽车、火车、飞机、自行车、骆驼，还是雪橇？”他们中大多数一本正经地回答：是大象。　　智利没有大象，也没有骆驼。但是我明白，一个从冰封的南极延伸到长期不下雨的盐矿和沙漠地区的国家，多么令人困惑不解。作为那一带荒山僻野的居民选出的议员，作为从未戴过硬领和领带的无数硝石矿和铜矿工人的代表，多年来我当然要在那一带人烟稀少的地方奔波。　　进入那片平原，面对荒沙，有如登上月球。这一空荡荡的星球般的地方，蕴藏着我国的巨大财富。但是，那种白色肥料和红色矿石都须从那片干早土地和石山去取得。生活如此艰苦，同时又如此缺乏生活所需的欢愉，这在世界上是少有的。为了保住一棵能开出最平凡的花朵的植物，为了饲养一条狗、一只兔子或一头猪，都要付出无可言喻的代价运来淡水。　　我来自共和国的另一端，我降生在拥有大片密林的绿色土地。我有一个充满雨雪的童年。仅仅面对月球般荒凉的沙漠这一事实，使我对自己生命的看法发生了变化。在议会中代表那些人，陈述他们的孤立、他们的广袤土地，也是一个艰难的任务。那光秃秃的土地上没有一棵草，没有一滴水，是一个难以了解的巨大秘密。在河边，在树下，一切事物都会对人类诉说。然而，沙漠是不与人沟通的；我不懂它的语言，也就是不懂它的沉默。　　多年以来，各硝石矿公司在南美草原上建立了许多真正的领地、采邑或王国。英国人、德国人以及形形色色的入侵者圈占了产地，并在那里标上公司的名字。他们在这些地区强制使用自己的货币，制止一切集会，查禁政党和人民的报纸。未经特别准许不能进入他们的势力范围，能得到准许的人当然很少。　　一天下午，我在玛丽亚·埃莱娜硝石矿公司的机车车辆厂中与工人们交谈。那巨大车间的地面上总是被水、油和酸弄得泥泞不堪。几位陪伴我的工会领导人和我走在一块把我们与泥泞地隔开的大木板上。他们告诉我：“这些大木板曾让我们花费了连续15 次罢工、8 年的请愿和7 个人的生命。”死亡是出在一次罢工中，当时公司的警察带走了7 个罢工领导人。警察们骑在马上，而被绑在一根绳索上的工人们却是跟着步行在荒凉的沙漠上。　　只用几发子弹就杀害了他们。他们的尸体横卧在沙漠的阳光下和严寒中，直到被他们的伙伴找到并予以安葬。　　在这些事件发生之前，情况要糟得多。例如1906 年在伊塞克，罢工者们从各硝石矿公司进城，直接向政府提出他们的要求。因长途跋涉而累得筋疲力尽的数千工人，都聚在学校对过的广场上休息。他们打算第二天上午去找地方长官，呈送他们的情愿书但是他们永远办不到了。拂晓时，由一名上校率领的军队包围了广场，不声不响地开始杀人。在那场大屠杀中，6000 多人倒下了。　　1945 年，情况有所好转，但有时我觉得灭绝人民的日子又回来了。有一次，我被禁止向工会大厅里的工人们发表演说。我把他们从大厅中叫出来，在沙漠里开始向他们讲解形势，讲解从冲突中寻求出路的办法。我们大约有200 人，我忽然听见发动机的噪音，接着便看见军队的一辆坦克，开到靠近我讲话的地方四五米处。坦克的盖子打开了，从出入口里探出一挺机枪瞄准了我的脑袋。机枪旁站起来一名军官，脸上修饰得很光鲜，但神情十分严峻，我继续谈话时，他就盯着我。这就是全部情况。　　那群工人（其中许多人目不识丁）对共产党人的信任，是同路易斯·埃米利奥·雷卡瓦伦在这一沙漠地区开始斗争一起产生的。雷卡瓦伦从一个单纯的工人鼓动者，一个旧时的无政府主义者，变成一个幻影似的高大的人物。他使这个国家到处都有工会和联合会。他终于出版了15 种以上的报纸，专门用于捍卫他所创建的各种新组织。他筹办这一切时身无分文，所需款项均来自工人们所具有的新觉悟。　　我有机会参观过雷卡瓦伦的几处印刷厂，这些厂曾英勇地服务过，而且40 年后仍然在工作。其中有几台印刷机曾被警方砸得破损不堪，后来才被仔细地修过。精心焊接过的机器运转如初，但在焊接处仍看得见巨大的疤痕。　　在那漫长的旅行途中，我习惯了住在沙漠居民的简陋房屋、小木屋或茅舍里。几乎总有一群举着小旗的人在公司门口等我。然后他们带我去看我留宿的地方。男男女女一整天鱼贯走过我的住处，来诉说他们对劳动条件的不满，诉说他们构心的矛盾。有时他们的怨言在一个外国人看来也许会觉得滑稽、任性，甚至觉得可笑。例如，茶叶短缺就可能引发一场后果严重的罢工。　　这么典型的伦敦需求，在如此荒凉的地区是可以理解的吗？然而可以肯定的是，智利人如果一天不喝几次茶，就活不下去。有些光脚的工人苦恼地问我，这种少不了的外国的难喝饮料为什么短缺，还辩解地说出理由：“要是我们不喝茶，我们就头疼得要命。”在荒凉的土地上和寂寥的天空下，封闭在沉默的大墙之内的人们永远有一种活跃的政治好奇心。他们想知道在南斯拉夫和中国发生的事情。他们关心各社会主义国家遇到的困难和发生的变化，关心意大利大罢工的结局，关心战争的传闻，关心遥远地方发生的革命。　　在上百次彼此相距遥远的集会上，我总是听到同样的要求：给他们朗诵我的诗。他们往往要求朗诵他们指定的诗。当然，我从来也不知道，他们是否全都懂我的某些诗句或许多诗句。当他们在那种绝对沉默和毕恭毕敬的气氛中听我朗诵时，要对此作出判断是困难的。但是，这有什么关系？我是学识渊博的傻瓜之一，荷尔德林和马拉梅的不少诗句我是永远也听不懂。　　然而我确实曾经同样毕恭毕敬地读过他们的诗。　　想使吃饭具有节日气氛，那就吃炖鸡——这是大草原上很稀罕的禽类。　　经常送到我盘中来的往往是我咬不动的肴馔——做好的豚鼠。环境使这种为死于实验室而生的小动物，变成一道受欢迎的菜。　　在我住宿过的无数房子里，让我睡的床，总是有两个修道院的特征。床单其白如雪，而且浆得发硬，自己都能支棱起来。床硬得可以和沙漠地面相比。他们不知道床垫，只睡过一些光滑的硬木板。　　尽管如此，我还是睡得很香，像个有福气的人。就是同众多的朋友住在一起，我也会毫不费力地进入梦乡。白天总是又干又热，像一团炭火，但沙漠的夜晚却在精致地缀满繁星的穹空下把凉爽扩散开来。　　我的诗和我的生活宛如一条美洲大河，又如发源于南方隐秘的山峦深处的一条智利湍流，那浩浩荡荡的河水不停地流向出海口。我的诗不拒绝其水流所能携带的任何东西；它接受激情，发展神秘，还冲开进入人民心中的通过。　　我必须去经受痛苦和进行斗争，去爱和歌唱；我分享过世上的胜利和失败，也品尝到了面包和血的滋味。一个诗人还要求什么？一切抉择——从流泪到亲吻，从孤独到人民——都还在我的诗中活着，并且还在发挥作用，因为我是为我的诗而活着，而我的诗也为我的历次斗争提供了营养。我虽然得过许多奖，但那些奖却像采集昙花一现的花粉的蝴蝶那样瞬息即逝，而我获得的一项最高奖（一项受许多人蔑视的奖），实际上却是许多人难以得到的。　　我通过对美学的艰苦学习和长期探索，通过写作的迷宫，终于成为我的人民的诗人。那就是我所得的奖，它不是那些已被翻译的书和诗，也不是那些写出来用以描述或剖析我的语言的书。在我一生的那个关键时刻，在智利洛塔煤矿深处，在烈日下的炽热的硝石矿层上，一个男子从一条狭窄的坑道上来，如同从地狱中出来一般。繁重的劳动使他的脸脱形，灰尘使他的眼睛发红，他向我伸出粗糙的、上面的胼胝和皱纹形似大草原地图的手，眼睛炯炯有神地对我说：“兄弟，我早就认识你了。”那就是我所得的奖。一个工人从可怕的大草原上那个坑道中出来，智利的风、夜晚和星星曾多次对他说：“你并不孤独；有个诗人在想着你受的苦。”那就是我的诗所得到的荣誉。　　1945 年7 月15 日，我加入了智利共产党。　　冈萨雷斯·魏地拉　　我和我的朋友们所代表着的痛苦，历经种种困难才到达议会。那舒适的议会大厅似乎装有护垫，以免不满的群众的喧闹声对它有所影响。在发表长篇大论的爱国演说的技巧方面，我的反对派同事们都是发空论的专家，在他们展开的假丝绸花毯下面我感到窒息。　　我们很快又有了希望，因为，总统候选人之一的冈萨雷斯·魏地拉发誓要伸张正义，他活泼生动的口才使他大得人心。我被任命为他的竞选活动的宣传负责人，并把这一好消息带往全国各地。　　人民以压倒的多数选他为总统。　　但是，在我们土生自人的美洲，总统们往往发生一种特殊的转向。在我所陈述的这一事例中，这个新的统治者很快就换了朋友，使他的家庭与“贵族”结亲，而且渐渐从一个蛊惑人心的政客变成一个大权在握的统治者。　　冈萨雷斯·魏地拉事实上进不了南美独裁者的圈子。玻利维亚的梅尔加雷霍和委内瑞拉的戈麦斯将军都有公认的群众基础。这两个人确有其伟大之处，并且似乎受一种孤寂凄凉而又无可缓解的力量的驱使。当然，他们都是亲历过战斗的枪林弹雨的首领。　　冈萨雷斯·魏地拉则与此相反，他是政治餐馆里做的一道菜，是一个不严肃的浅薄之徒，一个故作坚强的弱者。　　在我们美洲动物志中，那些不可一世的独裁者都不过是巨蜥目动物，是史前大地上庞大的封建主义的幸存者。那个智利的犹大只不过是个暴君的学徒，而且在蜥蜴目的等级上恐怕至多只能是一只毒蜥蜴。但是，他做了足以损害智利的事，至少使这个国家出现了历史的大倒退。智利人难为情地面面相觑，无法确切弄明白那一切是如何发生的。　　这家伙是个踩钢丝艺人，是个议会的杂技演员。他成功地在轰动一时的左派中占一席之地。在这出“撒谎喜剧”中，他是个名副其实的英雄，没有人对此有异议。在一个国家里，政治家们往往（或似乎）摆出一副道貌岸然的神态，人们则对这种无聊的表现感激备至。等到这个跳孔加舞的家伙开始乱来时，已经为时太晚了。监狱关满了政治犯，甚至建立起好几个像在皮萨瓜建立的那种集中营。一个警察国家就这么建立起来了，这是智利前所未见的新鲜事。除了忍耐，除了为恢复尊严而进行地下斗争，没有别的路可走。　　冈萨雷斯·魏地拉的许多朋友，那些在竞选活动中追随他到底的人，只因对他的转向有异议，就彼送往设在高山或沙漠中的监狱里去。　　实际上，包围着他的上流社会像以前常干的那样，靠他们的经济实力再次把我国的政府吞吃下去。但是，这次却没有那么好消化，智利于是安然度过了一场重病，这场病害得它有时震惊，有时几乎死去。　　我们投票选出的这个共和国总统，在美国的保护下变成了残忍可耻的吸血鬼。尽管他在总统府附近用地毯和镜子布置了眠花宿柳的私宅，以供寻欢作乐之用，内疚肯定会使他无法入睡。这个卑鄙的家伙有一种卑鄙而又邪恶的思想。就在他发动反共的大规模镇压的那天晚上，他邀请两三位工人领袖去吃晚饭。饭毕，他同他们一起走下总统府楼梯，他在拥抱他们时，一边抹掉几滴眼泪，一边对他们说：“我哭，是因为我已经下令监禁你们。你们走出大门时将被捕。我不知我们能否再见面。” 　　分散的身体　　我的讲话变得激烈起来，议会大厅里总是坐满听我讲话的人。立即有人提出要对我采取非常行动，而且已下令警方逮捕我。　　但是我们诗人都是特殊材料造成的，其成分大都是火与烟。　　我要用烟进行写作。我所经历的全部有关历史事件，与古老的美洲主题惊人地接近，在那必须东躲西藏的危险的一年里，我完成了我最重要的诗集《漫歌集》。　　我几乎每天都要更换住处，到处都有一扇门为庇护我而打开。用某种方式表达他们让我躲藏几天的愿望的，永远都是我素不相识的人。他们要我去避难，哪怕只躲避几小时或者几周。我走过田野、港口、城市、野营，我也到过农民、工程师、律师、水手、医生和矿工们的家。　　有一个古老的民歌主题，在我们所有的国家里一再出现——那就是关于“分散的身体”的主题。民歌手想象自己的双脚在一处，肾脏却在另一处，而且描述他的全部机体已经撒遍田野和城市。这就是我在那段日子里的感受。　　在我留宿过的许多令人激动的地方，我忘不了隐蔽在瓦尔帕莱索贫穷的山冈中的一所两居室的房子。　　我的活动被限制在一个房间的角落里，而且只能从窗子的一角去观察港口的生活。从那个简陋的瞭望台上，我只能看到街道的一小部分。夜间，我看到人们来去匆匆。这里是个贫穷的郊区，这个区的全部灯火都集中在我窗下那条小街上。整条小街尽是小商店和小酒馆。　　由于我被限制在那个角落里，我的好奇心强烈得没有边，但一些问题却往往得不到解决。例如，不管是随意溜达的还是匆匆而过的过路人，为什么总是要在同一个地方驻足？那个橱窗里陈列的是什么神奇的商品？全家人带着坐在肩头上的孩子们，在那里久久流连不去。我看不见他们盯着神奇的橱窗时那副心醉神迷的神色，但我想象得出来。　　过了6 个月，我才知道那是一家不起眼的鞋店的橱窗。我于是得出结论，鞋子是人们最感兴趣的东西。我发誓要研究这件事，对它进行调查，并把它写出来。我始终没有时间实现这个目标，或是履行我在如此奇特的境况中许下的诺言。不过，我的诗里倒是有了不少鞋子。这些鞋子嘚嘚响着走进我的许多诗里，虽然我从未打算使自己成为鞋子诗人。　　客人们会突然到这所房子来，而且聊天聊得很久，想不到近在咫尺，就在用纸板和旧报纸做的隔墙那边，躲着一个被天知道有多少职业捕手追捕的诗人。　　星期六的下午，还有星期日的上午，这家一个姑娘的未婚夫总到这里来，可惜他是属于不该了解内情的那种人。他是个青年工人，已经得到了姑娘的心，可惜大家还不能充分相信他。我从窗子的窥视孔中看见他从他那辆自行车上下来——那辆自行车是他往整个平民区送鸡蛋用的。过不久，我就会听见他哼着首小曲走进房子。他是我的安静之敌。我称他为敌人，是因为他总要在离我脑袋仅几厘米远的地方，不停地甜言蜜语向姑娘求爱。她总是请他去某公园或去电影院进行柏拉图式的谈情说爱，但他激烈地予以抗拒。我则暗暗咒骂这个无辜的送鸡蛋工人。　　这家其余的人——包括寡居的妈妈、两个迷人的女儿和两个当水手的儿子——都参与了收留我的秘密。两个儿子在海港卸香蕉，时常因为没有船雇用他们而生气。我从他们那里得知，有一条旧船正在拆卸。我从隐藏的角落里指挥着拆船的行动，他们从船头卸下那尊美丽的人像，把它藏在港口的一个仓库里。过了好几年，当我的逃匿和流亡已成为往事之后，我才得以认识她。当我现在在海边写这部回忆录时，那尊俏丽的木雕女像（它像所有古帆船船头饰那样具有一副希腊面孔），正以它含颦的秀目凝视着我。　　计划让我暗暗上船，藏在小伙子之一的船舱里，到达瓜亚基尔时我就在卸香蕉时出来登岸。那位水手对我说，船在厄瓜多尔的那个港口抛锚时，我要像个穿着考究的旅客，嘴里抽着我从来也不会抽的雪茄，突然出现在甲板上。既然我已动身在即，这家人决定给我做一身合适的、既高雅又适合热带地区穿着的衣服，为此他们及时给我量了尺寸。　　我的衣服三两下放做好了。我从未像收到这套衣服时那么给逗乐了。这家的几位妇女构思服装式样时，受的是当时的一部著名电影《飘》的影响。　　至于那两个小伙子，他们所认为的高雅典范，则是他们从纽约哈莱姆区的舞厅以及加勒比地区的酒吧和大众化舞场里捡来的双排扣、紧腰身的上衣，长及我的膝盖；裤子紧箍住脚踝。　　我收藏起如此善良的人们所缝制的很漂亮的服装，始终没有机会穿它。　　我从未乘船离开过我的隐藏处，也从未穿戴得像个假克拉克·盖博，在瓜亚基尔同香蕉一起登岸。我反而选择了那条寒冷的路。我动身前往智利的最南方，也就是美洲的最南方，准备越过安第斯山脉。　　大森林中的一条路　　里卡多·丰塞卡直到那时为止都还是我们党的总书记。他是个笑眯眯的坚定的人，跟我一样是南方人，来自气候寒冷的卡拉韦。丰塞卡照管过我的地下生活、我的隐匿处、我的秘密转移、我的小册子的出版，但是，最重要的是他严格保守了我的住所的秘密。在我隐藏的一年半时间里，唯一真正知道我每天晚上将到何处吃饭、睡觉的人，就是我们年青而杰出的领袖和总书记里卡多·丰塞卡。但是在他双眼冒出的绿色火焰里，他的健康逐渐遭受损害，他的微笑逐渐消失，一天，我们这位好同志终于永远离开了我们。　　就在党处于地下状态的时候，一个健壮的人——瓦尔帕莱索的码头装卸工——彼选为新的最高领导人，他名叫加洛·冈萨雷斯。他是个复杂的人，外表像个欺诈之徒，又显得十分坚定。我应该说，我们的党从未有过个人迷信，然而它却是一个有过种种意识形态弱点的组织。不过，智利人的觉悟，一个用自己的双手完成一切的人民的觉悟，永远处于优越地位。在智利的实际生活中，地方政治势力首领不多，我们的党也反映这种情况。　　但是，在党处于地下状态的条件下，斯大林时代的金字塔政策在智利也产生了些许个人迷信的气氛。　　加洛·冈萨雷斯无法同党的群众保持联系。迫害愈演愈烈，囚犯有好几千，在皮萨瓜荒无人烟的海岸上设有一个特殊的集中营。　　加洛·冈萨雷斯过的是一种紧张的革命活动的地下生活，但是领导层和党的总体缺乏联系则日益明显。他是一位了不起的人，一位民间的智者和一位英勇斗士。有关我的新的逃亡计划已经送到他手里，而且这次必须严格执行。我要被转移到距首都1000 公里的地方，然后骑马越过安第斯山脉。阿根廷的同志们将在某地迎候我。　　我们是在傍晚时乘一辆我们碰巧得到的汽车离开的。我的朋友劳尔·布尔内斯博士当时在骑警中当医生，他驾驶他那辆不会受攻击的汽车，把我带到圣地亚哥郊外，党组织在那里接过对我应负的责任。在另一辆专为长途旅行而装备好的汽车里，一位党的老同志、司机埃斯科瓦尔在等我。　　我们日夜兼程。在白天，尤其是当我们通过乡镇和城市或停在汽油加油站上时，为了增强戴假胡子和眼镜的化装效果，我身上裹着毯子，以免被人认出来。　　午间我通过了特木料，我没在任何地方停留，没人认出我来。真是太凑巧了，我古老的特木科成了我的出逃途径。我们过了桥，又过了拉斯·卡萨斯神甫村。我们在离城相当远的地方停下，坐在一块石头上吃东西。一条小河在斜坡下面流过，流水潺潺。那是我的童年在和我告别。我是在这座城里长大的，我的诗是在这个山冈和这条小河之间诞生的，它从雨水借来声音，它像木材那样使自己湮没在森林中。而现在，在走向自由的大道上，我在靠近特木科的地方稍事停留，听一听教过我歌唱的潺潺流水声。　　我们继续赶路。仅仅一次我们有过片刻担心。公路当中站着一个态度坚决的警官，向我们的车高声喊叫。我一句话都不敢说，结果却是一场虚惊。　　这个警官要我们的车带他100 公里路。他坐在司机埃斯科瓦尔同志旁边，同他友好地闲聊。我为了不讲话，就装做睡大觉。我这个诗人的声音，连智利的石头都认得出来。　　我们安然到达目的地，没有遇到什么大意外。那里看来是个无人居住的木材商的庄园，四面临水。你首先得横渡茫茫的兰科湖，然后在灌木丛和巨树中登陆。从那里骑马继续走一段路程，这次要一直走到迈韦湖，在那里乘上行驶于该湖的一条船。庇护人的房屋隐藏在广阔的丘陵地带低处，隐藏在大树的枝叶间，隐藏在大自然深沉的喧闹声中，几乎看不出来。每每听人说智利是世上的天涯海角，覆盖着原始大森林，四周所见无非皑皑白雪和粼粼湖水，确是本星球最后有人居住的地点之一。　　为我提供一间卧室的那所房屋，同这个地区的一切事物一样，都是临时凑合的。一个黄铜和铁制作的炉子里，塞满了像是刚从林子里代来的劈柴，日夜不停地烧着。南方的大雨不停地敲击着窗子，仿佛竭力要闯进这所房子。　　大雨主宰着荫沉沉的大森林、湖泊、火山、夜晚，还对那人类藏身处大发雷霆，因为那里另有遵循的法则，而且不承认它的胜利。　　等候我的那位朋友豪尔赫·贝列特的情况，我所知甚少。他原是飞行员，既讲究实际又富于冒险精神，脚穿长统靴，身穿很厚的短夹克，他有一种天生的指挥官风度，一种充分造应周围环境的军人的举止，虽然那里队列整齐的军队仅仅是大森林里的参天大树。　　这房子的女主人是一位神经官能症缠身的、哭哭啼啼的脆弱女人。那个地区令人厌烦的孤寂，那无休无止的雨水，那寒冷，她都认为是对她本人的冒犯。一天的大部分时光她都在哭泣，但一切进行得十分准时，有益健康的食品都来自森林和河流。　　贝列特经营一家木材广，只加工供瑞典或丹麦使用的铁路枕木。锯子整天吱吱地发出尖声的哀鸣，切割着大树干。首先传来一棵树倒地时来自地下的深沉的撞击声。每隔5 ～10 分钟，由于高大假山毛榉、落叶松、智利罗汉松等倒地时的猛烈撞击，大地就像黑皮鼓似地颤抖起来。这些树是1000 年前风把种子播到那里的，是大自然的伟大作品。然后锯子又开始发出哀鸣，锯子的这种如同粗野的小提琴所发出的金属的、高亢的、尖锐的声音，紧随大地迎接诸神的黑皮鼓声之后，形成了一种神话般的紧张气氛，形成一个神秘的无限恐怖的环境。大森林正在死去。我恐惧地听见了它的哀怨，仿佛我的到来就是要倾听那从未引起过反响的最古老的声音。　　大老板——那片森林的主人——是个我不认识的圣地亚哥人。他要到这里来的令人害怕的消息，是在夏天很晚的时候才宣布的。他名叫佩佩·罗德里格斯。别人告诉我，他是个新派资本家，拥有织布厂和其他工厂，他是个灵活的、精力充沛的实干家。此外，他是个有家族传统的反动分子，是智利极右翼党派的重要成员。我在他不知道的情况下路过他的领地，他的这些情况和身份，对我是有利的。谁也不会到这儿来找我。地方当局和警方是这个大人物的忠实奴仆，而我正在享受他的热情款待，我也几乎不可能碰上他。　　我起程的日子日益迫近。安第斯山上就要下雪了，跟安第斯山可不能开玩笑。我的朋友们每天都在研究这条路。这条所谓的“路”，只是口头说说而已，事实上不过是对早已被雪花和腐殖质掩盖了的足迹进行的一番探索。　　等待使我感到苦恼。此外，我在阿根廷那边的朋友们想必也已在找我了。　　当一切看来部准备就绪时，豪尔赫·贝列特这位木材厂的总指挥，告诉我发生了新情况。他说这件事时面带愁容。他说大老板已经宣布他要来，再过两天想必就到了。　　我不知所措。我们的准备还没有完全做好。经过那一长段时间的努力，我面临的最大危险是老板也许会知道我正呆在他的土地上。人人都知道他是迫害我的冈萨雷斯·魏地拉的密友。人人也都知道冈萨雷斯·魏地拉已悬赏要我的首级。怎么办？　　贝列特一开始就主张跟大老板罗德里格斯当面谈谈。“我非常了解他。”他对我说。“他是个真正的男子汉，决不会告你的密。”我不同意。党的指示是要求绝对保密，贝列特却企图违反党的指示。我把这个意见对他说了。我们争论得很激烈。权衡了政治上的利弊之后，我们决定让我住到一位马普切人酋长家去，那是依偎在大森林边上的一间茅屋。　　我搬进茅屋，在那儿我的情况变得非常不安定。因为太不安定了，在多次反对之后，我终于同意会见企业、锯木厂和森林的拥有者佩佩·罗德里格斯。我们确定在一个中间地点会面，既不在他的住宅，也不在酋长的茅屋。　　傍晚时分，我看见开来一辆吉普车。一个既成熟又年青、一头灰白头发、神色坚定的人，同我的朋友贝列特一起从吉普车上下来。他一开头就对我说，从那一刻起要担负起守卫我的责任来。在这样的情况下，谁也不敢来损害我的安全。　　我们谈得并不十分热情，但是这人逐渐把我争取过去了。由于天气十分寒冷，我邀请他到酋长家去。我们在那儿继续交谈。遵照他的吩咐，送来了一瓶香槟和一瓶威士忌，还送来冰块。　　在喝第四杯威士忌时，我们大声争论起来。此人自信得像个专制主义者。　　他谈了许多有趣的事，而且无所不晓，但是他那目空一切的语锋激怒了我。　　我们两个都在酋长的桌子上拍得砰砰响，一直拍到我们和好地喝光了那瓶酒。　　我们的友谊持续了很久。一个习惯于大权在握的男子汉的无可争辩的直率，是他的品格之一。但他还会以一种不寻常的方式朗诵我的诗，他用以朗诵的声音是如此富有智慧和阳刚之气，使我觉得我的诗得到了新的再现。　　罗德里格斯做了最后的一个姿态。他把部下召集到我的跟前，用他特有的声音命令他们说：“今后一周莱加雷塔先生通过走私贩的那条路前往阿根廷，如果遇到障碍，你们就要打通到达边境的另一条路。停下你们所有的木材活儿，去打通那条路。这就是我的命令。”莱加雷塔是我当时用的名字。　　这个支配一切的封建主佩佩·罗德里格斯，两年后由于破产和受迫害而死于非命。他因一宗大规模走私受到指控，在监狱里关了好几个月。这对于一个生来高傲的人来说，该是一种难以言传的痛苦。　　我确实从来也不知道，在人们指控他的罪行中，他到底是有罪的还是无辜的。我却知道，我们的寡头政治集团几年前为获得慷慨的罗德里格斯的一张请帖而难以入眠，一看见他破产并受审就抛弃了他。　　至于我，我仍然站在他一边，无法把他从记忆中抹掉。对我来说，佩佩·罗德里格斯是个小皇帝，他曾下令在原始大森林中打开60 公里道路，为了让一个诗人获得自由。　　安第斯山　　安第斯山上有几条从前走私贩们走的鲜为人知的通道，这些通道险情迭起而且崎岖难行，乡村警察因而不在守卫上操心。悬崖和河流会阻断旅行者的去路。　　我的同伴豪尔赫·贝列特是我们的探险队队长。护送我的5 个人都是出色的骑手和向导，参加这个护送队的还有我的老朋友维克托·比安基，他是作为几个土地诉讼案的量地员来到这个地区的。他没有认出我来，在我度过一年半隐居生活之后，我长了胡子。他一知道我穿越大森林的计划之后，就为我们献出一个老探险家的无法估价的热忱。从前在一次悲惨的探险中他攀登过阿空加瓜山，而且几乎是这次探险的唯一生还者。　　我们在黎明的庄严气氛笼罩下列队前进。从童年起我有许多年没有骑马了，但在这儿，我却骑马走向那条通道。南方的安第斯山大森林是由一棵棵分开的参天大树繁殖而成的，其中有巨大的落叶松、智利美登木、特帕树和针叶树，那些高大假山毛榉的树干粗得令人吃惊。我停下来量一棵树，它的直径有一匹马那么长。上面看不见天空。下面马蹄陷进几百年来飘落的树叶所形成的一层腐殖土中。我们正在悄悄通过那座蛮荒大自然的宏伟教堂。　　我们走的路是秘密的和被禁止的，因而我们接到的是最微弱的方向信号。没有足迹、没有小径，我同4 位骑马的伙伴组成一支不整齐的马队，排除粗壮的大树、不可逾越的河流，巨大的岩石、荒野里的积雪等障碍，去寻觅（更确切地说是去猜测）使我获得自由的道路。我的同伴们知道方向，知道繁茂枝叶间可能性最大的出路，不过，当他们把我独自留下时，为了万无一失起见，他们总用砍刀在各处大树的树皮上留下能指引他们回到原处的刀痕。　　每个人都在前进，沉醉在那无边的孤独中，沉醉在那绿色和白色的寂静中——也就是，那些树，那些长长的蔓藤，那堆积了千百年的腐殖土，那些突然变成我们行进中新路障的歪斜树干。令人眼花缭乱和神秘莫测的大自然就是一切，同时寒冷、雪花和追捕的威胁又在不断增长。孤独、危险、寂静和我的使命的紧迫性，全部交织在一起了。　　有时我们沿着也许是走私者或逃跑的刑事犯留下的模糊足迹走。我们不知道这些人有多少曾遭到冬天严寒之手的突然袭击，遭到安第斯山中刮起的暴风雪的突然袭击而死于非命；暴风雪会把旅客包围起来，并把他们埋葬在厚厚的白雪底下。　　在那些足迹的两边，在那莽莽荒野里，我看见一种人工建筑，那是经过许多个冬天堆积在一起的一段段树枝，那是千百个旅行者献出的草木祭品，那是用以追忆死者，用以使我们想起那些没能够走下去而永远留在那里的皑皑白雪下面的人们的高高木坟。我的同伴们也用他们的砍刀把碰到我们头部的枝桠砍掉；把从巨大的针叶树树顶，从冬天的暴风雪来临前颤抖着的最后枝叶的橡树上垂下的那些树枝砍掉。我也在每一座木坟上留下一个纪念物，一块木制的名片，一根从森林中砍下的树枝，用以装饰那些陌生的旅行者的木坟。　　我们必须渡过一条河。发源于安第斯山群峰的一条条泉水飞泻而下，释放出令人目眩的、无所顾忌的力量，变成了瀑布，以其由著名的山顶上带来的力量和速度，冲破了土地和岩石——然而这一次我们遇到一条缓流，一片镜子般的水面，一个涉渡口。马匹走进去，踩不到水底，便游往对岸。我骑的马很快就几乎整个被水淹没，我因为失去支持而摇晃起来，当那匹马挣扎着把头露出水面时，我的双脚尽力使它不偏离方向。我们就这样渡过去了。　　我们刚一到达对岸，那些陪伴我的农民向导就笑着问我：“您很害怕吧？”“很怕。我以为我的大限到了呢。　　“我们都拿着套索跟在您后面呢。”他们对我说。　　“我父亲就是在那里落水的，”他们中有一个也说，“水流把他卷走了。　　您可不会出这种事。”我们继续赶路，走进了一条隧道，它也许是一条已经消失的丰沛的河流在雄伟的岩石上开凿出来的，也许是本星球的一次地震在山上造成的这件作品——这条我们正在进入的在岩石即花岗石上凿出来的石头渠道。马匹往前没走几步就打滑，竭力要在高低不平的岩石上站稳脚，可还是失蹄跪下了，蹄铁上进出火花。我不止一次从马上摔下来，仰面倒在岩石上。我的马的鼻子和腿都出血了，但是我们仍然坚定地在我们那条广阔、灿烂而又艰巨的路上迈进。　　在那莽莽的大森林里，有什么东西在等待我们。突然间如同一个奇妙的幻觉，我们来到了依偎于丛山怀抱中的一块平展的小草地上，那里泉水晶莹，碧草如茵，溪流潺潺，上面是湛蓝的天空，没有树叶遮蔽，阳光普照。　　我们停在那里，如同驻足于一个奇幻仙境里，成为一块神圣场地的宾客；而更为神圣的是我在那里参加的一种仪式。牧牛人从马上下来。在那块场地中央像是举行仪式般地摆着一具牛的头骨。我的同伴们一个跟着一个静悄悄地走上前去，往头骨洞里投下几枚钱币和一些食物。我同他们一道给迷路的粗鲁的尤利西斯们和形形色色的逃亡者们献上供品，他们也许会在死牛的眼窝里找到面包和援助。　　但是那令人难忘的仪式并没有到此停止。我的农民朋友们脱下帽子，跳起一种奇特的舞蹈，沿着他人以前经过该处转圈跳舞时留下的足迹，绕着摆在那里的头骨单脚蹦跳。在我们这些难以理解的旅伴身旁，我当时隐约意识到，陌主人之间也是相通的，甚至在世上最遥远的、人迹罕至的荒山僻野，也存在着关切、请求和回应。　　我们是在夜里到达群山间最后几条山谷的，再往前走，就到达越过边界的地点，从此我将远离祖国许多年。我们突然看见燃烧的火光，那是有人居住的确切迹象，走近时我们发现几间东倒西歪的房屋，几乎空无一人的杂乱棚舍。我们走进其中一个棚舍，借着火光看见巨大的树干在棚舍中央燃烧，巨大的树身日夜在那儿燃烧，让烟从棚顶的缝隙逸出，有如一片沉沉的蓝色帷幕在黑暗中飘荡。我们看见了成堆的干酪，是人们在山上制成后存放在那里的。火堆近旁有几个人像一堆布袋似的躺着。寂静中我们听到吉他琴的弦声，听到从炭火和黑暗处传来的歌声，是我们旅途上首次听到的吸引我们的人声。那是一首有关爱情和离别的歌，是对遥远的春天、对我们离开的城市、对无限扩展的生活的爱和怀念的怨叹，他们不知我们是谁，他们对逃亡者一无所知。他们既不知道我的诗，也不知道我的名字。就算他们知道我的诗和名字，他们知道我们是谁吗？实际情况是，我们在火堆旁一起唱歌，一起吃东西，然后一起在黑暗中走向一些简陋的房舍。有一股温泉流经那些房舍，我们泡到温泉水里，从山里冒出的热气就把我们拥抱到它的怀里了。　　我们畅快地在水中扑腾，使劲揉搓，把身上因骑马长途跋涉而引起的疲乏一扫而光。天刚破晓，我们就踏上了将与我暗无天日的祖国分手的最后儿公里路程。这时我感到神清气爽，精力充沛，像受过洗礼一般。我们骑马唱着歌离去，浑身充满新鲜气息，充满把我们推上通往等待我的世界的那条康庄大道的勇气。为了那些歌、食物、温泉、屋顶和床，也就是说，为了我们所受到的意外接待，我们要给山民们一些钱（此事我记忆犹新），他们却不动声色地拒绝了我们的馈赠。他们只不过帮了我们点忙；而在那个“只不过”里，在那个无声的“只不过”里，有许多不言而喻的含义，也许是感激之情，也许就是梦想本身。　　安第斯山的圣马丁　　一所无主的茅屋为我们指明了边界。我自由了。我在茅屋墙上写道：“再见，我的祖国。我走了，但我把你带在心上。”一个智利朋友准是已经在安第斯山的圣马丁等我们。那个阿根廷小山镇非常小，别人只是像下指示似地对我说：“到最好的旅馆去。佩德里托·拉米雷斯会到那儿找你。”但是人间的事就是难料。在安第斯山的圣马丁，最好的旅馆不是一个，而是两个。我们该选哪一个？由于我们看不上在小镇美丽广场上看到的第一家旅馆，我们决定挑选坐落在小镇近郊较昂贵的那家。　　结果我们挑选的这家旅馆是第一流的，不愿意接待我们。我们几天来骑马长途跋涉、肩上背着行囊、一脸的长胡子、风尘仆仆，引来了充满敌意的目光。谁都害怕接待我们。　　况且旅馆经理接待的是苏格兰来的英国贵族，他们是来阿根廷钓鲑鱼的。我们丝毫没有贵族派头。经理要我们走开，用演戏似的表情和手势说，最后一间空客房十分钟前已经被人预定了。就在那时，一位显然是军官的高雅绅士在门口出现，陪伴他的是个全发女演员；他在门口用雷鸣般的声音喊道：　　“停下！哪儿都不该把智利人赶出去。他们就住这里！”我们于是住下了。我们的保护人非常像庇隆，他的情人也像埃娃，我们都想：就是他们！但是后来，等我们梳洗完毕穿好衣服，坐在桌旁享受一瓶可疑的香槟酒时，我们才知道这人是当地警备队的指挥官，女的却是从布宜诺斯艾利斯来看他的一位女演员。　　我们被认为是几个智利的木材商人，准备去做一笔好买卖。那位指挥官把我叫做“山里人”。为了友谊和热爱冒险，一直陪伴我到那里的维克多·比安基，发现了一把吉他，用他的挑逗性的智利歌曲引得阿很廷的男女如醉如痴。但是三天三夜过去了，佩德里托·拉米雷斯仍没来找我。我很担心。我们已经没有一件干净衬衣，也没有钱去买新的。维克托·比安基说，一个出色的木材商人至少应该有干净衬衣。　　同时，这位指挥官在他的警戒队队部请我们吃一顿午饭。他的友谊使我们更亲密了，他向我们承认，虽然他的外貌像庇隆，他却是反庇隆的。我们花了很长时间争论谁的总统——智利总统还是阿根廷总统——更坏。　　一天早晨，佩德里托·拉米雷斯突然走进我的房间。　　“你这个倒霉蛋！”我对他喊道。“你怎么迟到了这么久？”原来发生了不可避免的事。他一直在广场上的那家旅馆里耐心等待我的到来。　　10 分钟以后，我们正在乘车驶过无边无际的大草原。我们日夜奔驰。阿根廷人不时要停车喝一杯巴拉圭茶，然后我们继续穿过那连绵无尽的单调草原。　　在巴黎，有了护照　　当然，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最使我头疼的是要弄到一个新的身份证。如果我想横渡大西洋并在欧洲各处走动，我用以通过阿根廷边境的假证件恐怕是不行了。我怎能得到一个新证件呢？得到智利政府的通报，阿根廷警方正在想方设法搜捕我。　　在如此窘迫的境况中，我回忆起深藏在我记忆中的一些事情。我的中美洲老朋友、小说家米格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他当时担任危地马拉驻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外交官。我们的相貌略有相似之处。我们彼此同意把我们归入“乔姆皮佩”（chompi-pes）一类，危地马拉和部分墨西哥用这个土话来叫火鸡。长鼻子、丰满的面部和身体，使我们都像这种美味的鸡形家禽。　　他到我隐藏处来看我。　　“乔姆皮佩’老兄，”我对他说，“把你的护照借给我。请允许我有变成米格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到达欧洲的乐趣。”我应该说，阿斯图里亚斯始终是个自由主义者，与政治活动家相去甚远。　　但是，他对此毫不犹豫。几天之后，我就在“阿斯图里亚斯先生，请这里走”和“阿斯图里亚斯先生，请那边走”的招呼声中，冒充杰出的危地马拉小说家渡过分隔阿根廷和乌拉圭的那条宽阔的河流，进入蒙得维的亚，通过机场和警察的戒备队列，终于安抵巴黎。　　但在法国，我的身份又成为一个问题。我那本崭新的护照准经不起保安局的严格检查。我只好不再冒充阿斯图里亚斯，恢复为巴勃罗·聂鲁达。但是，既然聂鲁达从未到达巴黎，我怎能恢复身份呢？到达巴黎的可是阿斯图里亚斯呀！我的顾问们硬要我住在乔治五世饭店。　　他们说：“在那儿，在国际权势人物中，谁也不会向你要证明文件。”我在那里住了几天，在那富有而高雅的世界里，用不着多担心我的山里人装束是怎样的不协调。　　那时，毕加索来了，他为人善良，堪与他的天才媲美。他高兴得像个孩子，因为他刚刚发表第一篇有关他生活的演讲。这篇演讲涉及我的诗，我的受迫害，我的缺席。现在，这个现代派绘画天才的半人半牛怪物，怀着兄弟般的柔情，对我的困境乃至其细微末节都关心到了。他去找当局谈话，他给许多人打电话。由于我的缘故，我不知道他有多少杰出的作品没能去创造。　　我因为使他浪费了宝贵时光而打心眼里感到遗憾。　　那几天一个和平大会正在巴黎召开。我于最后时刻在会场上露面，仅仅为了去朗读我的一首诗。全体代表向我鼓掌并且拥抱我。许多人以为我死了。　　他们想象不出我竟能躲过智利警察的残暴迫害。　　第二天，法兰西快报的老资格记者阿尔德雷特到我住的饭店来了。他对我说：　　“当报纸报道你在巴黎的消息时，智利政府声明这个消息是假的；认为来到这儿的是你的替身；说聂鲁达还在智利，他们正在紧紧跟踪他。逮捕他只是个时间问题。我们该怎么回敬他们？”我记起一次有关莎士比亚写没写过作品的讨论，那次讨论烦琐而且荒谬。马克·吐温插嘴道：“写出那些作品的确实不是威廉·莎士比亚，而是生于同一天、同一时辰，也死于同一天的另一个英国人，而更大的巧合却是这个人也叫威廉·莎士比亚。”我对这个记者说：“你就回敬说，我不是巴勃罗·聂鲁达，而是另一个写诗的智利人，为自由而斗争，也叫巴勃罗·聂鲁达。”办理我的证件可不是件容易的事。阿拉贡和保罗·艾吕雅在帮助我。与此同时，我必须在一种半地下状态中主活。　　很多人家收留过我，弗朗索瓦兹·吉罗夫人的家就是其中之一。我决不会忘记这位如此独特而富有才智的夫人。她的住宅在皇家大厦，在科莱特隔壁。她收养了一个越南小孩。法国军队正在于的也就是后来美国人接手干的勾当：在遥远的越南土地上杀害无辜的人民。所以她收养了这个孩子。　　记得这个住宅里挂着一幅我所见过的最美的毕加索作品。这是他前立体派时期的一幅很大的画。它画的是一张桌子，上方垂下来两幅窗户般半闭着的红色长毛绒帘子。桌子从一侧到另一侧横放着一块法国长面包。这幅画使我肃然起敬。桌上的大面包有如古代圣像画的中心人物，或像格列柯在埃斯柯里亚尔画的《圣莫里斯的殉教》。我给这幅画安上一个我的标题：《圣面包的升天》。　　一天，毕加索亲自到我隐藏处来看我。我带他到他多年前画的那幅画跟前去。那幅画他全忘了。他非常认真地端详它，沉浸在他少见的高度精神集中和淡淡忧伤里。他沉默了10 分钟光景，在这幅忘却的画跟前进进退退。　　“我越看越喜欢。”他凝视完毕后，我对他说，“我打算建议我国的博物馆买它。吉罗夫人准备把它卖给我们。”毕加索又把他的头转向那幅画，把目光盯着那块绝妙的面包，他仅有的一句回答是：“不错。”我找到一所出租的房屋，我来住似乎有点过于奢侈。它在第十五区的皮埃尔- 米勒街，魔鬼在那里都会丢外套。那是一个工人和穷人的街区。你必须坐数小时地下电车才能到达那里。这所房屋吸引我的地方是它像个笼子。它有3 层，有几条过道和见间小房间；它是个难以描述的大鸟笼。　　第一层最宽敞，有一个烧锯末的火炉。我拿这一层做书房和不定期聚会的客厅。上边的两层由我的几位朋友居住，他们几乎全都来自智利。那里住着何塞·万徒勒里和内梅西奥·安图内斯两位画家，还有别的人我就记不得了。　　就在那些日子里，我接待了苏联文学界3 位知名人士的来访，他们是诗人尼古拉·吉洪诺夫、剧作家亚历山大·科涅楚克（他又是乌克兰政府官员）和小说家康斯坦丁·西蒙诺夫。我以前从未见过他们。他们拥抱我，好像我们是久别的兄弟。除了拥抱，每个人都响亮地吻了我，那是斯拉夫男人间表示深厚友谊和尊敬的吻，对此我是很不容易习惯的。几年之后，当我懂得了那种兄弟般的、男性的吻的特点之后，我有机会用这句话开始讲一段我的故事：“第一个吻我的男人是捷克斯洛伐克的领事……，智利政府不喜欢我，我在智利国内，他们不喜欢，在国外，也不喜欢。　　不管我到哪里，在到达之前总有照会或电话要求其他政府对我采取敌对行动。　　我得知在法国外交部有一份关于我的报告，上面大致写道：“聂鲁达和他的妻子德丽亚·德尔·卡里尔时常去西班牙旅行，把苏联的指示带进带出。　　他们从俄国作家伊利亚·爱伦堡那里领受这种指示，聂鲁达也同他一起秘密到西班牙旅行。为了同爱伦堡保持更密切的联系，聂鲁达在苏联作家们居住的公寓中租房子栖居。”这是一连串的朗言乱语。让- 里夏尔·布洛克交给我一封转致一位朋友的信，这位朋友是外交部的重要官员。我向这位官员解释，有人力图以不着边际的推测为根据，要把我赶出法国去。我告诉他，我热切希望结识爱伦堡，但是很遗憾，直到那无我还没有得到这种荣幸。这位重要官员怜悯地看着我，答应去调查真相。可是调查从未兑现，那些荒谬的指责依然存在。　　于是我决定向爱伦堡自荐。我得知他每天去拉库波勒餐馆，在那里按俄国习惯，也就是在傍晚时吃午饭。　　“我是智利来的诗人聂鲁达。”我对他说。“按照警方的说法，我们是密友。他们硬说我和您住在同一座楼里。为了您的缘故，他们要把我赶出法国，因此我至少要亲自认识你，还要握您的手。”我不相信爱伦堡会对世界上发生的任何现象都显出惊讶的神色。但是，我却看见从他一绺绺怒冲冲的华发底下粗硬的眉毛中，射出一道显得相当惊讶的目光。　　“我也想认识您，聂鲁达。”他对我说。“我喜欢您的诗。眼下您先尝点儿阿尔萨斯的腌酸菜吧。”从那时起我们成了真正的朋友。我认为就在那天，他动笔翻译我的《西班牙在我心中》。我必须承认，法国警方倒是无心地促成了我生平最得意的友谊，而且还把这位最优秀的俄语译者介绍给我。　　一天，于勒·苏佩维埃尔来看我。当时我已经有了写着我自己名字的有效的智利护照。这位年迈、高尚的乌位圭诗人那时很少上街。他的来访使我又感动又惊奇。　　“我给你带来一个重要口信。我的女婿贝尔托要见你。我不知道是什么事。”贝尔托是警方首脑。我们来到他的办公室。老诗人和我在靠近他的桌子边坐下。我从未见过一张桌子上摆着比这里更多的电话了。有多少？我认为不少于20 台。他一脸的聪明和精明，越过如林的电话机看着我。我坚信在那块重地，所有通往巴黎地下生活的线路都通向那里。我想起方托马斯和检查官梅格雷。　　这位警方首脑读过我写的书，而且出人意料地理解我的诗。　　“我收到智利大使吊销您的护照的申请。大使说您用的是外交护照，那是不合法的。这个情况真实吗？”“我用的不是外交护照。”我答道，“这只不过是一个官员的护照。我是我国的议员，因此我有权持有这种护照。此外，我这就交给您，您可以检查；可是您别吊销，因为它是我的私人财物。”“到期了吗？谁给延长期限的？”贝尔托先生拿着我的护照问我。　　“它当然到期了。”我对他说，“至于是谁为我延长期限的，我不能说。　　智利政府会把那位官员撤职的。”警方首脑仔细检查了我的证件，然后拿起他许多电话中的一台，吩咐接通智利大使的电话。　　这次电话会谈是当着我的面进行的。　　“不，大使先主，我办不到。他的护照是合法的。我不知道是谁给延长期限的。我再说一遍，没收他的证件是不对的。大使先生，我不能照办。我很抱歉。”大使仍在坚持，贝尔托显然也有点儿生气了。他终于挂上话筒，对我说：　　“他像是您的死敌。不过，您想在法国待多久，就可以待多久。”我同苏佩维埃尔一起离开那里。老诗人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就我而言，只觉得一种胜利感和另一种厌恶感交错在一起。那个骚扰我的大使，那个智利迫害者的帮凶，就是那个自吹和我有交情、从不放过机会奉承我的华金·费尔南德斯，他就在那天早晨还通过危地马拉大使给我送来一个亲切的口信。　　根　　爱伦堡读过也译过我的诗，他责怪我：你的诗里“根”太多，实在太多了。为什么写这么多根呢？　　确实。边境的土地把它的根长入我的诗里，而且再也不能离开它。我的一生乃是漫长的漂泊，始终到处奔波，而且总要回到南方的树林，回到那已被遗忘的大森林。　　在那里，参天大树有时在健壮地活了700 年之后，竟倒下了，有时被洪流连根拔起，有时被大雪冻伤，有时被大火焚毁。我听到过巨人般的大树在森林深处倒下的声音——栎树沉重倒下时发出山崩地裂的响声，有如一只巨手在敲大地的门，要敲开一个墓穴。　　但是，根露出来了，暴露给怀有敌意的时间、潮湿、苔藓、接连不断的摧残。　　再没有比那些受伤和被烧过的张开的巨手更美的了，它们横在林间小径上，向我们诉说埋在地下的树木的秘密，诉说支撑枝叶、控制植物深厚肌肉的奥妙。那些悲惨的粗硬的巨手，向我们展示一种崭新的美：他们是具有深意的雕刻，是大自然的神秘杰作。　　一次，我同拉斐尔·阿尔韦蒂在奥索尔诺附近的瀑布、灌木丛和树木间散步，他使我注意到每一丛枝叶都各不相同，所有的叶片也似乎都在以千姿百态争奇斗妍。　　“看上去好像是植物风景画家为一个美不胜收的公园收集的。”他对我说。　　几年以后在罗马，拉斐尔还想起那次散步和我国森林里绚丽多姿的自然景色。　　先前是这样，而今却不然。我伤心地想起我在童年和青少年时期在博罗亚和卡拉韦之间的旅行，或是到托尔膝沿海山冈的漫游。有多少发现啊！智利芳香木的清丽身姿和它雨后散发的芬芳，苔藓以及它挂在森林的无数“脸”上的雪白胡子。　　我把落叶拨到一边，试图找到几只闪光的鞘翅目虫子——那种披着闪色外衣、在树根下面跳小型芭蕾舞的步行虫。　　后来，我骑马越过那座山脉，奔向阿根廷那边，在参天大树形成的绿色拱顶下，碰上一个障碍，即其中一棵树的根，比我们的马还要高，阻断了我们的去路，我们费力地干，还动用了斧头，才得以过去。那些根就像坍塌的大教堂，其宏伟一经展现，便慑服了我们。　　在苏联　　1949 年，我刚刚摆脱流亡状态，便应邀第一次前往苏联，去参加普希金100周年纪念会。黄昏时分，我按预定的时间到达了波罗的海的寒珠——古老、崭新、高贵和英雄的列宁格勒。这座彼得大帝和伟大列宁的城市，和巴黎一样，自有其可爱之处。铁灰色的大街、铅灰色石块建造的官殿和绿灰色的大海，组合成一个灰色的可爱之处。世界上最美妙的博物馆，沙皇们的财宝，他们的藏画，他们的军服，他们的礼服，他们的武器，他们的餐具，全部展现在我的眼前。还有一些新的不朽纪念物：“阿芙乐尔号”巡洋舰上与列宁的思想相结合的大炮，轰垮了往昔的围墙，打开了历史的大门。　　我是来赴100 年前辞世的诗人亚历山大·普希金——许多不朽的传奇和小说的作者——的约会的。这位人民所喜爱的杰出诗人征服了伟大苏联的心。为了举行他的100 周年纪念会，俄国人一砖一瓦地修复了沙皇的宫殿。　　每一堵被纳粹枪炮化为齑粉的墙壁，都已按昔日的模样从瓦砾中拔地而起。　　为了安装新的五彩斑斓的彩色玻璃窗，为了修造带花边的檐口，为了建造华丽的柱顶，他们参考了旧的宫殿平面图和当时的文件。他们还为了纪念往昔的一位杰出诗人而建造一座陈列馆。　　在苏联，我首先感受深刻的是她的幅员辽阔，包容丰富的空间，草原上摇曳的白桦树，惊人洁净的广大森林，长河大川，在麦田上起伏奔驰的马匹。　　一看到苏联大地，我就爱上了它，明白它不仅给人类生存的各个角落提供道德方面的教益——即可能性的对照以及生产和分配的不断增长，而且表明从这块保持着大自然纯朴景色的草原绵亘的大地上，将出现巨大的飞跃。　　全人类都知道，那里正在创造出一个巨人般的真实，而世界却在紧张地期待着将要发生的事情。有些人心惊胆颤地期待着；另一些人只是期待着；又有一些人则预感到将要来临的事情。　　我在一片村林中间遇到数千名身穿古老节日服装的农民，他们在聆听朗诵普希金的诗篇。那里的人群，叶片，新麦开始生长的广袤大地——一切都激动得颤抖。大自然与人形成了一个不可战胜的整体。飞往其他星球的那个人，必定是从某次在米哈依洛夫斯基村附近的森林里朗诵过的普希金的诗中诞生的。　　正当农民们出席纪念会的时候，下起了滂沱大雨。一道闪电落在离我们很近的地方，烧焦了一个人和他躲雨的那棵树。我觉得一切都像是大自然大雨倾盆画卷的一部分。此外，那首有大雨为伴的诗已经写进我的书里，与我息息相关。　　苏联持续不断地发生变化。规模庞大的城市和运河正在建造中，连地理面貌都在变化中。然而，我在这第一次访问中就明确我与这个国家已经建立了亲密的关系；不过我又觉得这个国家的一切都难以理解，或是觉得它与我的心离得很远。　　在莫斯科，作家们永远过着沸腾的生活，总在无休无止地辩论。我在那里了解到，帕斯捷尔纳克和马雅可夫斯基同是苏联的第一流诗人。声若洪钟、面如铜铸、心胸开阔的马雅可夫斯基是大众的诗人，他打破了语言的陈规，迎着政治诗的难题上。帕斯捷尔纳克是个思想迟暮的伟大诗人，具有抽象的精神境界，政治上是个正派的反动分子，对于自己祖国的改造并不比一个头脑清楚的教堂司事看得更远。无论如何，那些政治上主张中央集权的最严肃的评论家们，都多次向我背诵着引证过帕斯捷尔纳克的诗。　　苏联文艺界长期存在教条主义，这是不可否认的；不过也应该说，这个教条主义向来被看作缺点，并且公开与之进行斗争。随着光辉的教条主义者日丹诺夫的批判文章的发表，个人崇拜引起苏联文化发展严重僵化。但是，各方面对那几篇文章都提出许多反驳，况且人们已经知道，生活本身比清规戒律更有力，也更顽强。而革命就是生活，清规戒律则在寻找它自已的坟墓。　　爱伦堡年事已高，但仍然是苏维埃文化的一位最真诚、最有活力的鼓动者。他已成为我的挚友；在他挂满毕加索的绘画和石版画的坐落在高尔基大街的公寓房间里，有时在莫斯科附近他的别墅里，我多次拜访过他。爱伦堡酷爱植物，几乎永远在他的花园里一边拔除杂草，一边对他周围发生的一切想出自已的结论。　　稍后，把我的诗出神入化地译为俄文的诗人基尔萨诺夫成为我的至交。　　基尔萨诺夫和所有的苏联诗人一样，是个热烈的爱国者；美丽的俄语赋予他的诗以璀璨的光彩和悦耳的音响，通过他的生花妙笔，满腔激情的言词瀑布般一泻千里地倾吐出来。　　我经常在莫斯科城里或乡间，造访另一位诗人——土耳其人纳齐姆·希克梅特，他是被他祖国的莫名其妙的政府囚禁过13 年的传奇式作家。希克梅特被控企图煽动土耳其海军反叛，因而受到地狱般的刑罚。案件是在军舰上审理的。他告诉我，他被迫在甲板上走，宜走到筋疲力尽；然后给送到厕所的一个地方，那里的地板上有半米深的粪便。我的这位诗人兄弟感到浑身瘫软；恶臭熏得他头晕脑胀，站立不稳。这时，他突然想到：刽子手们正在什么地方观察我，他们想看见我倒下去，想以我的不幸取乐。他从自豪中产生了力量。他唱起歌来，先是低吟，后来把声音提高些，最后竟引吭高歌。　　他什么歌都唱，吟唱了他记得的各种情诗，他自己的诗，农民的抒情曲，他的人民的斗争颂歌。他唱了他知道的一切东西。就这样，他战胜了污秽和折磨。他告诉我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对他说：“我的兄弟，你是为我们大家唱的。我们无需怀疑，也不必为我们必将干的事情有所顾虑。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应该在什么时候开始歌唱。”他还对我说起他的人民的痛苦。农民们受土耳其封建主的残酷迫害。希克梅特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进监狱；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拿发放给他们当口粮的仅有的面包片去换烟草。他们开始失神地看着院子里的草料；后来注意地瞧，几乎是贪婪地盯着。有那么一天，他们拿起一点儿草塞进嘴里。稍后，他们便抓起一把狼吞虎咽地吃下去。最后，他们竟像马匹似地，趴在草料上吃起来。　　热烈反对教条主义的希克梅特，在苏联度过了许多年流亡生活。他热爱接纳他的那片国土，他倾吐出这样几句心里话：“我相信诗的未来。我之所以相信，是因为我生活在诗歌已成为灵魂最不可或缺的需要的一个国度。”在这些激动人心的话里，有许多秘密还远远未被窥见。苏联人处在作家们的思虑的中心，所有的图书馆、教堂、剧院的大门都向他们敝开。在探讨文学活动的目的时，这一点是不应遗忘的。一方面，新的形式，对现存的一切进行必要的更新，必须超越并打破文学的模式；而另一方面，又怎能不伴随一场深刻而广泛的革命呢？怎能把胜利、矛盾、人类的问题——面临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全面改变的广大人民的繁衍、进步和成长——这些中心主题抛诸脑后呢？怎能不声援这个受残暴的侵略袭击，受无情的殖民主义者、形形色色的蒙昧主义者包围的人民呢？文学或艺术对如此重大的事件能采取一种虚无缥缈的独立态度吗？　　天空是白色的；傍晚4 点钟时就已黑下来。从这个时刻起，夜色笼罩了这座城市。　　莫斯科是一座冬天的城市；是一座美丽的冬天城市。屋顶上反反复复积满雪花。永远洁净的路面闪闪发亮。空气冻得有如坚硬透明的水晶。钢铁似的柔和色调，羽毛般的片片雪花盘旋飞舞，成千的行人来来往往，好像感觉不到寒冷，这一切把我带进这样的梦境：莫斯科是一座巍峨的冬天宫殿，宫里布满了幻影及活人的奇特装饰。　　零下30 度气温的莫斯科，像一颗火和雪的星辰，像位于大地胸膛里的一颗燃烧的心。　　临窗眺望，街上有士兵站岗放哨。出什么事了？连雪花都不下了。要举行维辛斯基的葬礼。街道畅通无阻，庄严地让送葬队伍通过。为了这个伟大的战士，四下里一片沉重的肃穆，冬天的心也暂停了跳动。维辛斯基这团火回归到苏维埃祖国的根基中去。　　送葬人排着队列经过时，士兵们行持枪礼。其中不时有人举起带手套的手跳一小步，并跺一下穿着高统靴的脚。此外都像是一动不动的。　　一位西班牙朋友告诉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严寒的日子里，而旦恰恰就在敌机轰炸之后，就能见到莫斯科人在大街上吃冷食。我的朋友对我说：“当我见到他们在一场可怕的战争中，而且在零下的寒冷天气里能如此平静地吃冷食的时候，我就知道他们一定能够胜利。”公园里的树木一片雪白，都已披白霜。冬日莫斯科公园里的这种晶莹的花瓣，任何东西都无法与之媲美。太阳使它们显现半透明、发出白色的光焰，但没有使一滴花朵般的结构溶化。这是树木的天地，透过雪的春天可以隐约看到古老的克里姆林宫塔楼、几千年的细尖塔、圣巴西里奥教堂的金色圆顶。　　穿过莫斯科郊区，我在前往另一城市途中，看见几条宽阔的白色道路。　　那是几条结了冰的河。这几条静止的河流的河床上，不时出现一个沉思默想的渔夫的身影。渔夫停在开阔的冰原上，选定一个地点，把冰钻透，直至能看到掩藏在下面的水流。这时候不可能立刻捕到鱼，因为鱼害怕钻洞铁器的声音，都逃走了。渔夫便撒下一点食物做鱼饵，以便把逃走的鱼引回来。他放下鱼钧守候着；在那恶魔似的严寒里，几小时几小时地等下去。　　我认为，作家的工作和那些北极区的渔夫于的活，有许多共同点。作家必须去找那条河，如果遇到结了冰，就得在冰上钻洞。他必须极有耐心，经得起严寒天气和逆耳的批评，受得了嘲笑，找到深深的水流，放下合适的鱼钩，忙忙碌碌大干一番之后，捕到的只是一条很小的小鱼。可是，他还得顶着严寒、冰雪和批评再去捕鱼，直至每次都能捕到一条大鱼。　　我应邀参加过一次作家代表大会。大会主席台上坐着伟大的渔夫们——伟大的苏联作家们。一头银发的法捷耶夫面带苍白的笑意；费定长着一副又瘦又尖的英国渔夫的面孔，爱伦堡长着一头乱蓬蓬的头发，他穿的衣服即使是刚刚上身的，也让人觉得已经穿在身上睡过一觉了；还有吉洪诺夫。　　主席台上，也有蒙古人的面孔和他们刚出版的书籍，他们是最遥远的一些苏维埃共和国的文学代言人，那里的人民我从前没有听说过他们的名字，他们是些没有文字的游牧国家。我感到奇怪的是，恰好选定我进行如此长途的旅行并承担看来如此容易的任务。　　重游印度　　1950 年，我突然必须去印度旅行。在巴黎，约里奥一居里派人叫我，委托我一项使命。这次新德里之行是要与不同政见的人进行接触，就地估计加强印度保卫和平运动的可能性。　　约里奥- 居里是世界保卫和平大会的主席。我们详谈了一次，尽管印度向来以爱好和平的杰出国家而受到尊敬，和平主义者的意见，在印度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使他感到不安。印度总理潘迪特·尼赫鲁本人就是以倡导和平这一由来已久并深深植根于该国的事业的领袖而著称于世的。　　约里奥- 居里交给我两封信。一封信是致孟买科学家的；另一封信则要亲自递交总理本人。我觉得奇怪的是，为什么必须派我进行如此长途的旅行，并完成看来如此简单的任务。也许是因为青年时代在该国度过几年时光，我对它有持久的爱，要为它干点事。也许由于这样一个事实：因为《伐木者醒来吧》那首长诗，我获得了那一年的和平奖。毕加索和纳齐姆·希克梅特当时也被授予这项殊荣。　　我乘飞机前往孟买。过了30 年之后，我回到了印度。它现在已经不是争取解放的殖民地，而是一个有主权的共和国了——这是甘地的梦想，1928 年我参加过他召开的最早的几次代表大会。我当时结识的朋友——待我亲如兄弟并把自己的斗争经历信任地告诉我的大学生革命者们，也许没有一个活在人世了。　　一下飞机，我就直奔海关。我要从海关到随便哪一家饭店去，把一封信交给物理学家拉曼，然后将继续向新德里进发。我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麻烦。　　我的手提箱要没完没了地受检查；一大帮想必是海关关员的人，把我的行李像用蓖子篦似地查了个遍。我见过许多次检查，可没有一次能与这次相比。　　我的行李件数不多，只有一个装衣服的中型手提箱和一个装盥洗用具的小皮包。我的长裤、内裤、鞋都彼高高举起，用5 对眼睛查看。衣服口袋和线缝都仔细检查过。为了不弄脏衣服，我在罗马时用饭店房间里找到的一张皱巴巴的报纸，把鞋子包起来。那张报纸大概是《罗马观察家报》。他们把这张报纸摊在桌上，对着光透视它，把它当作秘密文件仔细折起来，最后把它跟我的其他文件一起扔到一旁。我的鞋也被里里外外研究过，如同两件独特而且神奇的化石标本。　　这次难以置信的搜查持续了两小时。他们把我的文件（护照、通讯录、必须面交政府总理的信件和那张《罗马观察家报》）细致地捆成一包，当着我的面郑重其事地用火漆封好。这时才告诉我，我可以到饭店去了。　　我竭力不失去智利人的耐心，提醒他们说，没有身份证件哪家饭店也不会接待我；而且，我这次到印度来，目的是向总理递交一封信，由于他们把信件封存，我无法向总理递交。　　“我们将通知饭店接待你。至于那些文件，我们会及时给你的。”我想，难道这就是我青年时代曾关心过其独立斗争的国家？我关上手提箱，同时也闭上嘴。我心里想的只有一句话：“狗屁！”我在饭店里遇到了贝拉教授，就把这些烦心的事告诉他。他是个宽厚的印度人，认为那种事没有什么了不起。他对自己的国家是宽容的，认为它还处于成长阶段。我则相反，从那场混乱中觉察到某种不正常的东西，某种远非我期里得到一个新独立国家欢迎的东西。　　约里奥- 居里的朋友——我要交介绍信的那个人，是印度核物理研究所的所长。他邀请我去参观他们研究所的设备，还告诉我，我们当天将应邀和总理的妹妹共进午餐。我的运气这么好，而且我一辈子都这么好：一面在我肋骨上揍一棍子，一面又献给我一束花表示歉意。　　核研究所是个洁净、光线充足、色彩鲜明的地方之一，里边的男男女女身穿很薄的白色衣服，流水般地经过走廊，穿行于仪器、大黑板和方盘之间。　　尽管科学解说我听懂的很少，那次参观对我无异是一次洗涤邪祟的圣浴，为我洗去偶然因受警察侮辱而留下的污点。我模模糊糊地记得，在其他一些东西之间见过一种水银喷泉。最使我惊奇的是，这种金属竟显示出像有生命的动物那样的能量；它的运动性，它那液态、球形的神奇的变化能力。　　那天我们与之共进午餐的尼赫鲁的妹妹的名字，我已忘记了。在地面前，我的恶劣情绪烟消云散。她是一位非常俏丽的妇女，打扮得像个异国的女演员。她穿的沙丽闪现出斑斓的色彩。她戴的金银珠翠，显示着她的富有。我对她极有好感。那么一位文雅之至的妇女，用戴着珠宝的纤细手指插进拌有咖喱调味汁的米饭里，用手抓饭吃，看起来有某种反差之感。我告诉她，我要去新德里，去看望她的兄长和保卫世界和平的朋友们。她对我说，她认为印度的全体人民看来都应当参加到这一运动里去。　　当天下午，有人在饭店里把我的那包文件交还我。那些装腔作势的警察曾经当着我的面亲自把文件打包，他们已经把火漆封印弄碎了。他们肯定连洗衣店的账单都拍过照了。我后来渐渐明白，凡是在我的通讯录里记有地址的人士，警察都找过他们并向他们问过话。其中有里卡多·吉拉尔德斯的寡妇，她当时是我的小姨子。这位夫人是个浅薄的女人，相信神智学，只醉心于亚洲哲学，居住在印度一个偏远的村子里。只因我的通讯录有她的名字，她遇到了很多麻烦。　　在新德里，在我到达的当天，我就坐在一座花园里遮阳的阳伞下，见到了六七位印度首都的名流。他们是作家、哲学家、印度教徒和佛教徒，这些人都单纯得十分可爱，毫不傲慢自大。他们一致认为，拥护和平的人所组织的运动，和他们古老国家的精神，和他们坚持的仁慈和理智的传统是一致的。　　他们明智地补充说，他们认为宗派和霸权的缺点必须纠正：无论是共产主义者、佛教徒还是资产阶级，谁都不应擅自控制这个运动。各种倾向所作的贡献是主要方面，是问题的关键。我同意他们的意见。　　智利驻印度大使胡安·马丁博士是我的老朋友，又是作家兼医生，他在吃饭时候来看我。他绕了好几个圈子才对我说他会晤过警方首脑。印度警方首脑以当局对待外交官那种独特的冷静态度通知他，我的活动使印度政府感到不安。他们希望我尽快离开该国。我对大使说，我的活动只不过在饭店的花园里，与六七位著名人士会晤，他们的思想我想是尽人皆知的。至于我，我对他说，等我把约里奥- 居里致印度总理的信一交，就没有兴趣再呆在这个国家了，尽管我支持其事业的感情已有事实为证，它却毫无道理地以十分不礼貌的态度对待我。　　我们的大使虽然曾经是智利社会党的创建者之一，可能由于年龄和外交特权，他成了一个和稀泥的人。面对印度政府的这种愚蠢态度，他竟丝毫不表愤慨。我没有求他的任何支持，我们便和和气气地分手了。他确实在人家硬要他来找我的沉重负担下松了一口气，而我期望得到的他的同情和友谊的梦想却永远破灭了。　　尼赫鲁约我第二天在他的小会客室见面。他起身和我握手。脸上毫无欢迎的笑意。他的家已经拍过许多相片，我就无须再费笔墨描绘了。他那双冰冷的黑眼睛，毫不动情地看着我。30 年前，在一次印度独立支持者的大型集会上，有人把我介绍给他和他的父亲。我对他提起这件事，他的脸没有因此而发生变化。我对他说什么，他都只用三言两语作答，同时用他那一成不变的冷冰冰的眼光仔细地看我。　　我把他的朋友约里奥- 居里的信递交给他。他对我说，他非常敬重这位法国学者，说着还从容不迫地读那封信。约里奥- 居里在信中谈到我，还要求尼赫鲁支持我的这次使命。读毕，他把信装回信封里，一言不发地看着我。我忽然想到，我的出现一定引起他某种抑制不住的反感。我的脑海里又闪过一种想法，这位面色微黄的男人一定有过肉体上，政治上或感情上的不幸经历。　　他的举止显示出一种高做和习惯于发号施令的人的坚定，但是没有领袖人物的威力。我记得他的父亲——古老领主家族的地主潘迪特·莫蒂拉尔·尼赫鲁——是甘地的司库，他不仅以自己的政治智慧，还以自己的大量财产帮助国大党。我想，也许这位沉默寡言的人在我面前已经微妙地变成一个“地主”，以他对他的一名赤脚农民表示过的同样态度，冷漠而且轻蔑地凝视我。　　“我回到巴黎时，该对约里奥- 居里教授说什么呢？”“我会给他复信的。”他干巴巴地对我说。　　我沉默了几秒钟，我认为这几秒钟极其漫长。我觉得，尼赫鲁已经不想再跟我谈任何事情了，不过他丝毫没有不耐烦的表示，似乎我可以毫无目的地坐在那里，由此产生使一位如此重要的人物狼费时间而惶惶不安的感觉。　　我认为，我少不得要对他说几句有关我的使命的话：冷战随时都有白热化的危险；一场新的灾难会把人类吞没；我对他讲到核武器的可怕危险、现在重要的是，要把绝大多数期望避免战争的人团结到一起来。　　他仍然在沉思，仿佛根本没有听我说话。过了几秒钟，他说道：　　“结果是两派的人都以和平的理由互相攻击。”“依我看，”我答道，“所有谈论和平或愿意为和平做贡献的人，可能都属于同一派，属于同一个运动。除了鼓吹复仇和战争的人之外，我们不愿意排除任何人。”持续的沉默。我明白，谈话已经结束了。我起身伸手和他握别。他一言不发地握了握我的手。我向房门走去时，他略为亲切地问我：　　“我能为你做点什么？您什么都不需要吗？”我这个人反应相当迟缓，而且不幸的是，我没有坏心眼。不过，我平生就这一次采取了攻势：　　“噢，当然！我给忘了。我从前虽然在印度呆过，可从来没有机会游览离新德里极近的泰吉·玛哈尔陵。如果警察没有通知我不能离开市区并且必须尽快返回欧洲，这次也许是参观这个令人赞叹的古迹的好机会。我明天回去。”朝他开了这一枪，我感到很开心；我对他匆匆行了个礼，就离开了他的小会客室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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