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鲁达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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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鲁达自传
［作者：聂鲁达转贴自：本站原创发布时间：2006-10-11 点击数量：］
饭店经理在接待处等我。　　“我要转达一个口信给您。政府刚刚来电话通知，您如果愿意，可以去游览泰吉·玛哈尔陵。”“请把我的帐单准备好。”我答道。“很遗憾，我不去游览了。我现在马上去飞机场，要赶上飞往巴黎的第一架飞机。”5 年后，我在莫斯科出席了一年一度的列宁和平奖评委会会议，我是国际评委会的成员之一。到了提名并表决该年的候选人时，印度代表提出了尼赫鲁总理的名字。　　我微微一笑，别的委员谁也不明白是什么意思；但我投了赞成票。尼赫鲁由于被授予该国际奖而成为保卫世界和平的斗士之　　初访中国　　革命胜利后我曾两次访问中国。第一次是在1951 年，这一年碰巧由我和别人一起，承担把列宁和平奖授予宋庆龄女士（孙逸仙的遗孀）的使命。　　她获得那枚金质奖章是来自中国的作家郭沫若提议的。此外，郭沫若和阿拉贡一样，也是评奖委员会的副主席。安娜·西格斯、电影工作者亚历山德罗夫、爱伦堡、我，还有一些我已记不得的人，都是这个国际评委会的成员。我和阿拉贡、爱伦堡结成一个秘密联盟，通过这个联盟，我们争取以后几年要把这个奖授予毕加索、贝尔托尔特·布莱希特和拉斐尔·阿尔韦蒂。　　当然，这是不容易的。　　我们乘坐横贯西伯利亚的火车首途前往中国。登上这种传奇式的列车，就像乘上一艘在大海上驶往无边而神秘空间的轮船。从车窗望去，我周围遍地都是金黄色的。在西伯利亚的仲秋季节，举目所见无非布满花瓣似的黄叶的银色白桦树；继而是无边无际的大草原、冻平原或者西伯利亚针叶林带。　　不时出现新城市的车站。我同爱伦堡下车去舒展一下麻木的胳膊和腿。车站上，农民们带着包袱和手提箱，挤在候车室里等火车。各种人都以各自的方式在走着。　　我们几乎来不及到这些城市里去走走。这些城市都很相似，都有一尊斯大林的水泥塑像；塑像有些涂成银色，有些涂成金色。我们见到的几十尊塑像都像是一个模子里浇出来的，我不知道是银色的还是金色的更难看。回到火车上，爱伦堡在整整一周时间里，用他那充满怀疑的妙趣横生的谈话使我开心。尽管爱伦堡是个非常爱国的苏联人，他还是面带笑意和轻蔑地向我谈论了发生在那个时代生活中的许多事情。　　爱伦堡曾经跟随红军到过柏林。毫无疑问，他是存在过的所有战地记者中最出色的一个。红军战士非常喜欢这位孤僻的怪人。前不久在莫斯科，他给我看过战士们从德国的废墟里挖出来送给他的两件礼物：那是比利时军械师为波拿巴·拿破仑制作的一支步枪和1650 年法国印制的龙萨著作的微型两卷本；这两册小书有烤焦的地方，有被雨水打湿的痕迹和血迹。　　爱伦堡把那支拿破仑的漂亮的步枪赠给了法国博物馆。他摩挲着加工过的枪管和擦得发亮的枪托对我说：“我要它有什么用？”至于那两卷龙萨的小书，他毫不含糊地给自己留下了。　　爱伦堡是个非常热爱法国的人。在火车上，他对我朗诵了一首秘密的诗。　　那是一首歌唱法国的短诗，他在诗中像是对他爱恋的女子倾吐衷肠。　　我之所以把这首诗叫做“秘密的、是因为在当时的俄国，世界主义是受谴责的。报章杂志上经常刊载蒙昧主义者的检举材料，所有的现代艺术，他们都认为是世界主义的。有的作家或画家受到这种谴责后，马上名誉扫地并被人遗忘。所以，必须把爱伦堡这首热爱法国的诗中所表达的柔情，像一朵秘密的花儿那样保护起来。　　爱伦堡告诉我的许多事情，不久就在斯大林的黑夜里无可弥补地绝迹了，我宁愿把这种结局归之于他那爱反驳的个性。　　爱伦堡长着一络络乱蓬蓬的头发，皱纹很深，牙齿上有烟碱沉积，灰眼睛冷冰冰的，而且一脸的惨笑，在我看来他是个年迈的怀疑论者和十分绝望的人。我对伟大的革命刚刚有所了解，还没有看清不幸的细节。我对当时普遍的低级趣味，对那些涂成金色和银色的塑像，几乎都有不同的看法。时间将证明我是错的，不过我认为，连爱伦堡也不能充分了解这场悲剧的深广程度。其重要性将由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向大家揭示出来。　　我觉得火车日复一日在金黄色的旷野上前进得非常缓慢，白桦树一棵连着一棵。我们就这样紧挨着乌拉尔山脉穿过西伯利亚。　　一天，我们在餐车吃午饭时，一名占用一张餐桌的士兵引起我的注意，他是个脸色红润的笑眯眯的青年，喝得醉醺醺的。他不停地向服务员要生鸡蛋，把蛋打破，然后大声嚷着把蛋倒在盘子里。立刻又要几个蛋。从他喜滋滋的微笑和孩子般的蓝眼睛看来，他是越来越开心了。这种游戏他一定玩得很久了，因为蛋黄和蛋清都快要从盘子里溢出来掉到车厢地板上了。　　“同志！”士兵兴奋地喊服务员，又向他要鸡蛋以增加自己的财富。　　我兴致勃勃地仔细观看在西伯利亚大海般孤寂的环境中发生的如此天真、如此意外的一幕场景。　　惊慌的服务员终于叫来了警察。武装精良的警察居高临下严肃地看着这个士兵。他对警察毫不理会，仍然不停地干他打鸡蛋的活儿。　　我料想警察就要硬把这个挥霍的人从梦境中拖出来了。然而我却惊奇了。那位大力神般的警察坐到他身旁，用手温柔地抚摸他长满金发的头，低声对他说起话来，笑吟吟地说服他。终于警察忽然轻轻地让他从坐位上站起来，像哥哥那样拉着他的手臂走向车厢门口，走向车站，走向镇上的大街。　　我苦涩地想到，一个喝醉的不幸的印度人要是在跨越热带的火车里打鸡蛋，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在越过西伯利亚的那些日子里，一早一晚都听得见爱伦堡在使劲敲打字机的声音。他在火车上完成了《第九个浪头》，这是他发表《解冻》之前写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至于我，我仅仅零零星星地写了《船长的诗》中的几首诗，这是我为马蒂尔德写的情诗，后来以佚名形式发表于那不勒斯。　　我们在伊尔库茨克下火车。在乘飞机前往蒙古之前，我们去游览了著名的贝加尔湖，它位于西伯利亚边界，在沙皇时代称为通往自由之门。囚徒和流放者所思所梦都是前往那个湖，它是独一无二可供逃生的通道。如今在歌唱古老的民谣时，俄国人低沉的声音还在一再呼喊：“贝加尔湖！贝加尔湖！”湖泊研究所邀请我们吃午餐。学者们向我们透露了他们的科学秘密。那个湖——乌拉尔山脉的儿子和眼睛——的深度，从来无法确定。在2000 米深处可以采集到一些奇特的鱼——从它黑夜般的深渊里捕获的盲鱼。我当即胃口大开，要求科学家们让我在吃饭时品尝几条这种奇特的鱼。我是世界上品尝过深渊生长的鱼并佐以上好的西伯利亚伏特加酒的少数几个人之一。　　我们从那里飞往蒙古。那块月球般荒漠的疆土在我脑海里留下模糊的回忆，当那里建立起第一批印刷厂和大学的时候，那里的居民仍然过着游牧生活。乌兰巴托周围尽是无边无际的贫瘠土地，很像我们智利的阿塔卡马沙漠，只有骆驼群出现才打破它的孤寂，使这孤寂显得更加古老。我确实用精致得令人惊叹不已的银杯品尝过蒙古人酿造的威士忌酒。每个国家的人民都尽其所能地酿酒。这种威士忌酒是用发酵的骆驼奶酿造的。每次想起它的味道，我还会浑身打颤。不过，在乌兰巴托度过的时光何等美好！对于生活在美丽名字中的我，更是如此。生活在他们中间，如同生活在他们为我构筑的梦幻般的华厦中。我曾经在新加坡的名字中，在撒马尔罕的名字中度过这样的生活，吟味着每一个音节的乐趣。我希望，我死的时候能埋葬在一个名字里，埋葬在精心挑选的响亮的名字里，以使它的音节能在海边我的骨骼上歌唱。　　中国人是世界上最爱笑的人。他们的笑经历过无情的殖民主义，经历过革命、饥饿和屠杀，没有任何一个民族比他们更懂得笑。中国孩子的笑是众多人口所获得的最美的稻米收成。　　不过，中国人的笑有两种。一种是麦色的脸上自然而然地发出的灿然的笑；这是农民和广大人民的笑。另一种是瞬息万变的虚伪的笑，在鼻子底下可以随时贴上，也可以随时撕下。　　我同爱伦堡第一次到达北京机场时，我们费了不少心思来辨别这两种笑。真诚的美好的笑陪伴了我们许多日子。这是我们的中国作家朋友们——以崇高的好客之情接待我们的小说家们和诗人们——的笑。就这样，我们认识了作家协会副主席、斯大林奖获得者、小说家丁玲，还有茅盾，萧三以及老共产党员和中国诗人中的佼佼者，令人心醉的艾青。他们会说法语或英语。　　儿年之后，文化革命把他们全都葬送了；但在当时，在我们到达北京时，他们都是文艺界的要人。　　第二天，授予列宁奖（当时称为斯大林奖）的仪式之后，我们在苏联大使馆吃饭。出席宴会的除得奖人之外，有周恩来、年迈的朱德元帅以及其他几个人。大使是个保卫斯大林格勒的英雄，典型的苏联军人，一而再地唱歌、敬酒。我被安排坐在宋庆龄女士旁边，她很高贵，依然很美，是那个时代最受尊敬的妇女。　　我们每人都有一个装满伏特加酒的玻璃瓶，供自斟自饮。频频听到“干杯”的声音；这种中国式的祝酒使你不得不把杯中的酒喝干，一滴不剩。年迈的朱德元帅坐在我对面，频频把他的酒杯斟满，像农民那样大声笑着，不停地怂恿我干杯。席终我趁那位老军事战略家不注意的时候，尝了一口他那瓶伏特加酒。我的怀疑得到证实，我发现那位元帅席间喝的全是白水，我却灌下了大量烧酒。　　喝咖啡时，我的邻座宋庆龄从她的烟盒里取出一支香烟；然后，高雅地微笑着，递一支给我。我对她说：“不必，我不抽烟，非常感谢。”我向她赞美她的烟盒，她对我说：“我留下它，因为它是我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件纪念品。”那是一件亮闪闪的金器，镶满了钻石和红宝石。我仔细地看了看它，又赞美了几句，然后还给它的主人。…… 　　在一年的那个季节，中国人都穿蓝衣服，一种男女皆宜的蓝工作服，使他们具有统一的天蓝色外观。没有破衣烂衫；但是也没有小汽车。四面八方聚拢来的密集人群，挤满了所有的空间。　　那是革命胜利的第二年，各地肯定都发生了物质匮乏和困难，然而在北京城走马观花时却看不到这些情况。特别使爱伦堡和我烦恼的都是一些细枝末节的小事。我们要买一双袜子、一块手帕的时候，这就变成了国家大事。　　中国的同志们为此进行了讨论。经过紧张商量之后，我们浩浩荡荡地从饭店出发了；打头的是我们坐的车，后面是保卫人员、警察、翻译坐的车。车队飞快启动，在永远拥挤的人群中间开路前进。我们在众人让开的一条狭窄通道中一阵风似地开过去。一到百货公司，中国朋友们急忙下车，把店里的顾客飞快赶走，阻断交通，用他们的身躯构成路障，爱伦堡和我低着头从一条由人拦出的通道穿过，并在15分钟之后同样低着头出来，手里拿着一个小包，并且十分坚决地决定，决不再出来买袜子了。　　诸如此类的事情弄得爱伦堡火冒三丈。我来说说在餐厅里发生的一件事。饭店里给我们上的是中国从殖民制度继承来的糟糕透顶的英国菜。我是个中国烹饪的热烈崇拜者，便对我的年轻译员说，我极想享受一下驰名的北京烹饪艺术。他回答说他要去商量一下。　　我不知道他是否真的商量过，但事实是，我们还得咀嚼饭店里那种难以下咽的烤牛肉。我又对他说了这件事。他沉默片刻才对我说：　　“同志们已经开了几次会了解情况。这个问题马上就能解决了。”第二天接待组的一位要员来看我们。他摆出一副彬彬有礼的笑容之后，问我们是否真正爱吃中国菜。爱伦堡断然对他说爱吃。我补充说，我从少年时代起就知道广东菜了，我渴望品尝名闻遐迩的北京佳肴。　　“这件事有困难。”这位中国朋友优心忡忡地说。　　他摇摇头沉默了，然后下结论道：　　“几乎不可能。”爱伦堡笑了，是顽固的怀疑论者那种苦笑。我却大为光火。“同志，”我对他说，“请替我准备好回巴黎的证件。既然我不能在中国吃到中国菜，我就到拉丁区去吃，那里是不会有任何问题的。”我的生硬言词起了作用。4小时后，我们在一大群随行人员的引导下，来到一家著名餐馆，这里烹制烤鸭已有500 年历史。这是一道难忘的美味佳肴。　　这家餐馆日夜营业，距我们下榻的饭店不足300 米。　　初访中国　　革命胜利后我曾两次访问中国。第一次是在1951 年，这一年碰巧由我和别人一起，承担把列宁和平奖授予宋庆龄女士（孙逸仙的遗孀）的使命。　　她获得那枚金质奖章是来自中国的作家郭沫若提议的。此外，郭沫若和阿拉贡一样，也是评奖委员会的副主席。安娜·西格斯、电影工作者亚历山德罗夫、爱伦堡、我，还有一些我已记不得的人，都是这个国际评委会的成员。我和阿拉贡、爱伦堡结成一个秘密联盟，通过这个联盟，我们争取以后几年要把这个奖授予毕加索、贝尔托尔特·布莱希特和拉斐尔·阿尔韦蒂。　　当然，这是不容易的。　　我们乘坐横贯西伯利亚的火车首途前往中国。登上这种传奇式的列车，就像乘上一艘在大海上驶往无边而神秘空间的轮船。从车窗望去，我周围遍地都是金黄色的。在西伯利亚的仲秋季节，举目所见无非布满花瓣似的黄叶的银色白桦树；继而是无边无际的大草原、冻平原或者西伯利亚针叶林带。　　不时出现新城市的车站。我同爱伦堡下车去舒展一下麻木的胳膊和腿。车站上，农民们带着包袱和手提箱，挤在候车室里等火车。各种人都以各自的方式在走着。　　我们几乎来不及到这些城市里去走走。这些城市都很相似，都有一尊斯大林的水泥塑像；塑像有些涂成银色，有些涂成金色。我们见到的几十尊塑像都像是一个模子里浇出来的，我不知道是银色的还是金色的更难看。回到火车上，爱伦堡在整整一周时间里，用他那充满怀疑的妙趣横生的谈话使我开心。尽管爱伦堡是个非常爱国的苏联人，他还是面带笑意和轻蔑地向我谈论了发生在那个时代生活中的许多事情。　　爱伦堡曾经跟随红军到过柏林。毫无疑问，他是存在过的所有战地记者中最出色的一个。红军战士非常喜欢这位孤僻的怪人。前不久在莫斯科，他给我看过战士们从德国的废墟里挖出来送给他的两件礼物：那是比利时军械师为波拿巴·拿破仑制作的一支步枪和1650 年法国印制的龙萨著作的微型两卷本；这两册小书有烤焦的地方，有被雨水打湿的痕迹和血迹。　　爱伦堡把那支拿破仑的漂亮的步枪赠给了法国博物馆。他摩挲着加工过的枪管和擦得发亮的枪托对我说：“我要它有什么用？”至于那两卷龙萨的小书，他毫不含糊地给自己留下了。　　爱伦堡是个非常热爱法国的人。在火车上，他对我朗诵了一首秘密的诗。　　那是一首歌唱法国的短诗，他在诗中像是对他爱恋的女子倾吐衷肠。　　我之所以把这首诗叫做“秘密的、是因为在当时的俄国，世界主义是受谴责的。报章杂志上经常刊载蒙昧主义者的检举材料，所有的现代艺术，他们都认为是世界主义的。有的作家或画家受到这种谴责后，马上名誉扫地并被人遗忘。所以，必须把爱伦堡这首热爱法国的诗中所表达的柔情，像一朵秘密的花儿那样保护起来。　　爱伦堡告诉我的许多事情，不久就在斯大林的黑夜里无可弥补地绝迹了，我宁愿把这种结局归之于他那爱反驳的个性。　　爱伦堡长着一络络乱蓬蓬的头发，皱纹很深，牙齿上有烟碱沉积，灰眼睛冷冰冰的，而且一脸的惨笑，在我看来他是个年迈的怀疑论者和十分绝望的人。我对伟大的革命刚刚有所了解，还没有看清不幸的细节。我对当时普遍的低级趣味，对那些涂成金色和银色的塑像，几乎都有不同的看法。时间将证明我是错的，不过我认为，连爱伦堡也不能充分了解这场悲剧的深广程度。其重要性将由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向大家揭示出来。　　我觉得火车日复一日在金黄色的旷野上前进得非常缓慢，白桦树一棵连着一棵。我们就这样紧挨着乌拉尔山脉穿过西伯利亚。　　一天，我们在餐车吃午饭时，一名占用一张餐桌的士兵引起我的注意，他是个脸色红润的笑眯眯的青年，喝得醉醺醺的。他不停地向服务员要生鸡蛋，把蛋打破，然后大声嚷着把蛋倒在盘子里。立刻又要几个蛋。从他喜滋滋的微笑和孩子般的蓝眼睛看来，他是越来越开心了。这种游戏他一定玩得很久了，因为蛋黄和蛋清都快要从盘子里溢出来掉到车厢地板上了。　　“同志！”士兵兴奋地喊服务员，又向他要鸡蛋以增加自己的财富。　　我兴致勃勃地仔细观看在西伯利亚大海般孤寂的环境中发生的如此天真、如此意外的一幕场景。　　惊慌的服务员终于叫来了警察。武装精良的警察居高临下严肃地看着这个士兵。他对警察毫不理会，仍然不停地干他打鸡蛋的活儿。　　我料想警察就要硬把这个挥霍的人从梦境中拖出来了。然而我却惊奇了。那位大力神般的警察坐到他身旁，用手温柔地抚摸他长满金发的头，低声对他说起话来，笑吟吟地说服他。终于警察忽然轻轻地让他从坐位上站起来，像哥哥那样拉着他的手臂走向车厢门口，走向车站，走向镇上的大街。　　我苦涩地想到，一个喝醉的不幸的印度人要是在跨越热带的火车里打鸡蛋，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在越过西伯利亚的那些日子里，一早一晚都听得见爱伦堡在使劲敲打字机的声音。他在火车上完成了《第九个浪头》，这是他发表《解冻》之前写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至于我，我仅仅零零星星地写了《船长的诗》中的几首诗，这是我为马蒂尔德写的情诗，后来以佚名形式发表于那不勒斯。　　我们在伊尔库茨克下火车。在乘飞机前往蒙古之前，我们去游览了著名的贝加尔湖，它位于西伯利亚边界，在沙皇时代称为通往自由之门。囚徒和流放者所思所梦都是前往那个湖，它是独一无二可供逃生的通道。如今在歌唱古老的民谣时，俄国人低沉的声音还在一再呼喊：“贝加尔湖！贝加尔湖！”湖泊研究所邀请我们吃午餐。学者们向我们透露了他们的科学秘密。那个湖——乌拉尔山脉的儿子和眼睛——的深度，从来无法确定。在2000 米深处可以采集到一些奇特的鱼——从它黑夜般的深渊里捕获的盲鱼。我当即胃口大开，要求科学家们让我在吃饭时品尝几条这种奇特的鱼。我是世界上品尝过深渊生长的鱼并佐以上好的西伯利亚伏特加酒的少数几个人之一。　　我们从那里飞往蒙古。那块月球般荒漠的疆土在我脑海里留下模糊的回忆，当那里建立起第一批印刷厂和大学的时候，那里的居民仍然过着游牧生活。乌兰巴托周围尽是无边无际的贫瘠土地，很像我们智利的阿塔卡马沙漠，只有骆驼群出现才打破它的孤寂，使这孤寂显得更加古老。我确实用精致得令人惊叹不已的银杯品尝过蒙古人酿造的威士忌酒。每个国家的人民都尽其所能地酿酒。这种威士忌酒是用发酵的骆驼奶酿造的。每次想起它的味道，我还会浑身打颤。不过，在乌兰巴托度过的时光何等美好！对于生活在美丽名字中的我，更是如此。生活在他们中间，如同生活在他们为我构筑的梦幻般的华厦中。我曾经在新加坡的名字中，在撒马尔罕的名字中度过这样的生活，吟味着每一个音节的乐趣。我希望，我死的时候能埋葬在一个名字里，埋葬在精心挑选的响亮的名字里，以使它的音节能在海边我的骨骼上歌唱。　　中国人是世界上最爱笑的人。他们的笑经历过无情的殖民主义，经历过革命、饥饿和屠杀，没有任何一个民族比他们更懂得笑。中国孩子的笑是众多人口所获得的最美的稻米收成。　　不过，中国人的笑有两种。一种是麦色的脸上自然而然地发出的灿然的笑；这是农民和广大人民的笑。另一种是瞬息万变的虚伪的笑，在鼻子底下可以随时贴上，也可以随时撕下。　　我同爱伦堡第一次到达北京机场时，我们费了不少心思来辨别这两种笑。真诚的美好的笑陪伴了我们许多日子。这是我们的中国作家朋友们——以崇高的好客之情接待我们的小说家们和诗人们——的笑。就这样，我们认识了作家协会副主席、斯大林奖获得者、小说家丁玲，还有茅盾，萧三以及老共产党员和中国诗人中的佼佼者，令人心醉的艾青。他们会说法语或英语。　　儿年之后，文化革命把他们全都葬送了；但在当时，在我们到达北京时，他们都是文艺界的要人。　　第二天，授予列宁奖（当时称为斯大林奖）的仪式之后，我们在苏联大使馆吃饭。出席宴会的除得奖人之外，有周恩来、年迈的朱德元帅以及其他几个人。大使是个保卫斯大林格勒的英雄，典型的苏联军人，一而再地唱歌、敬酒。我被安排坐在宋庆龄女士旁边，她很高贵，依然很美，是那个时代最受尊敬的妇女。　　我们每人都有一个装满伏特加酒的玻璃瓶，供自斟自饮。频频听到“干杯”的声音；这种中国式的祝酒使你不得不把杯中的酒喝干，一滴不剩。年迈的朱德元帅坐在我对面，频频把他的酒杯斟满，像农民那样大声笑着，不停地怂恿我干杯。席终我趁那位老军事战略家不注意的时候，尝了一口他那瓶伏特加酒。我的怀疑得到证实，我发现那位元帅席间喝的全是白水，我却灌下了大量烧酒。　　喝咖啡时，我的邻座宋庆龄从她的烟盒里取出一支香烟；然后，高雅地微笑着，递一支给我。我对她说：“不必，我不抽烟，非常感谢。”我向她赞美她的烟盒，她对我说：“我留下它，因为它是我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件纪念品。”那是一件亮闪闪的金器，镶满了钻石和红宝石。我仔细地看了看它，又赞美了几句，然后还给它的主人。…… 　　在一年的那个季节，中国人都穿蓝衣服，一种男女皆宜的蓝工作服，使他们具有统一的天蓝色外观。没有破衣烂衫；但是也没有小汽车。四面八方聚拢来的密集人群，挤满了所有的空间。　　那是革命胜利的第二年，各地肯定都发生了物质匮乏和困难，然而在北京城走马观花时却看不到这些情况。特别使爱伦堡和我烦恼的都是一些细枝末节的小事。我们要买一双袜子、一块手帕的时候，这就变成了国家大事。　　中国的同志们为此进行了讨论。经过紧张商量之后，我们浩浩荡荡地从饭店出发了；打头的是我们坐的车，后面是保卫人员、警察、翻译坐的车。车队飞快启动，在永远拥挤的人群中间开路前进。我们在众人让开的一条狭窄通道中一阵风似地开过去。一到百货公司，中国朋友们急忙下车，把店里的顾客飞快赶走，阻断交通，用他们的身躯构成路障，爱伦堡和我低着头从一条由人拦出的通道穿过，并在15分钟之后同样低着头出来，手里拿着一个小包，并且十分坚决地决定，决不再出来买袜子了。　　诸如此类的事情弄得爱伦堡火冒三丈。我来说说在餐厅里发生的一件事。饭店里给我们上的是中国从殖民制度继承来的糟糕透顶的英国菜。我是个中国烹饪的热烈崇拜者，便对我的年轻译员说，我极想享受一下驰名的北京烹饪艺术。他回答说他要去商量一下。　　我不知道他是否真的商量过，但事实是，我们还得咀嚼饭店里那种难以下咽的烤牛肉。我又对他说了这件事。他沉默片刻才对我说：　　“同志们已经开了几次会了解情况。这个问题马上就能解决了。”第二天接待组的一位要员来看我们。他摆出一副彬彬有礼的笑容之后，问我们是否真正爱吃中国菜。爱伦堡断然对他说爱吃。我补充说，我从少年时代起就知道广东菜了，我渴望品尝名闻遐迩的北京佳肴。　　“这件事有困难。”这位中国朋友优心忡忡地说。　　他摇摇头沉默了，然后下结论道：　　“几乎不可能。”爱伦堡笑了，是顽固的怀疑论者那种苦笑。我却大为光火。“同志，”我对他说，“请替我准备好回巴黎的证件。既然我不能在中国吃到中国菜，我就到拉丁区去吃，那里是不会有任何问题的。”我的生硬言词起了作用。4小时后，我们在一大群随行人员的引导下，来到一家著名餐馆，这里烹制烤鸭已有500 年历史。这是一道难忘的美味佳肴。　　这家餐馆日夜营业，距我们下榻的饭店不足300 米。　　初访中国　　革命胜利后我曾两次访问中国。第一次是在1951 年，这一年碰巧由我和别人一起，承担把列宁和平奖授予宋庆龄女士（孙逸仙的遗孀）的使命。　　她获得那枚金质奖章是来自中国的作家郭沫若提议的。此外，郭沫若和阿拉贡一样，也是评奖委员会的副主席。安娜·西格斯、电影工作者亚历山德罗夫、爱伦堡、我，还有一些我已记不得的人，都是这个国际评委会的成员。我和阿拉贡、爱伦堡结成一个秘密联盟，通过这个联盟，我们争取以后几年要把这个奖授予毕加索、贝尔托尔特·布莱希特和拉斐尔·阿尔韦蒂。　　当然，这是不容易的。　　我们乘坐横贯西伯利亚的火车首途前往中国。登上这种传奇式的列车，就像乘上一艘在大海上驶往无边而神秘空间的轮船。从车窗望去，我周围遍地都是金黄色的。在西伯利亚的仲秋季节，举目所见无非布满花瓣似的黄叶的银色白桦树；继而是无边无际的大草原、冻平原或者西伯利亚针叶林带。　　不时出现新城市的车站。我同爱伦堡下车去舒展一下麻木的胳膊和腿。车站上，农民们带着包袱和手提箱，挤在候车室里等火车。各种人都以各自的方式在走着。　　我们几乎来不及到这些城市里去走走。这些城市都很相似，都有一尊斯大林的水泥塑像；塑像有些涂成银色，有些涂成金色。我们见到的几十尊塑像都像是一个模子里浇出来的，我不知道是银色的还是金色的更难看。回到火车上，爱伦堡在整整一周时间里，用他那充满怀疑的妙趣横生的谈话使我开心。尽管爱伦堡是个非常爱国的苏联人，他还是面带笑意和轻蔑地向我谈论了发生在那个时代生活中的许多事情。　　爱伦堡曾经跟随红军到过柏林。毫无疑问，他是存在过的所有战地记者中最出色的一个。红军战士非常喜欢这位孤僻的怪人。前不久在莫斯科，他给我看过战士们从德国的废墟里挖出来送给他的两件礼物：那是比利时军械师为波拿巴·拿破仑制作的一支步枪和1650 年法国印制的龙萨著作的微型两卷本；这两册小书有烤焦的地方，有被雨水打湿的痕迹和血迹。　　爱伦堡把那支拿破仑的漂亮的步枪赠给了法国博物馆。他摩挲着加工过的枪管和擦得发亮的枪托对我说：“我要它有什么用？”至于那两卷龙萨的小书，他毫不含糊地给自己留下了。　　爱伦堡是个非常热爱法国的人。在火车上，他对我朗诵了一首秘密的诗。　　那是一首歌唱法国的短诗，他在诗中像是对他爱恋的女子倾吐衷肠。　　我之所以把这首诗叫做“秘密的、是因为在当时的俄国，世界主义是受谴责的。报章杂志上经常刊载蒙昧主义者的检举材料，所有的现代艺术，他们都认为是世界主义的。有的作家或画家受到这种谴责后，马上名誉扫地并被人遗忘。所以，必须把爱伦堡这首热爱法国的诗中所表达的柔情，像一朵秘密的花儿那样保护起来。　　爱伦堡告诉我的许多事情，不久就在斯大林的黑夜里无可弥补地绝迹了，我宁愿把这种结局归之于他那爱反驳的个性。　　爱伦堡长着一络络乱蓬蓬的头发，皱纹很深，牙齿上有烟碱沉积，灰眼睛冷冰冰的，而且一脸的惨笑，在我看来他是个年迈的怀疑论者和十分绝望的人。我对伟大的革命刚刚有所了解，还没有看清不幸的细节。我对当时普遍的低级趣味，对那些涂成金色和银色的塑像，几乎都有不同的看法。时间将证明我是错的，不过我认为，连爱伦堡也不能充分了解这场悲剧的深广程度。其重要性将由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向大家揭示出来。　　我觉得火车日复一日在金黄色的旷野上前进得非常缓慢，白桦树一棵连着一棵。我们就这样紧挨着乌拉尔山脉穿过西伯利亚。　　一天，我们在餐车吃午饭时，一名占用一张餐桌的士兵引起我的注意，他是个脸色红润的笑眯眯的青年，喝得醉醺醺的。他不停地向服务员要生鸡蛋，把蛋打破，然后大声嚷着把蛋倒在盘子里。立刻又要几个蛋。从他喜滋滋的微笑和孩子般的蓝眼睛看来，他是越来越开心了。这种游戏他一定玩得很久了，因为蛋黄和蛋清都快要从盘子里溢出来掉到车厢地板上了。　　“同志！”士兵兴奋地喊服务员，又向他要鸡蛋以增加自己的财富。　　我兴致勃勃地仔细观看在西伯利亚大海般孤寂的环境中发生的如此天真、如此意外的一幕场景。　　惊慌的服务员终于叫来了警察。武装精良的警察居高临下严肃地看着这个士兵。他对警察毫不理会，仍然不停地干他打鸡蛋的活儿。　　我料想警察就要硬把这个挥霍的人从梦境中拖出来了。然而我却惊奇了。那位大力神般的警察坐到他身旁，用手温柔地抚摸他长满金发的头，低声对他说起话来，笑吟吟地说服他。终于警察忽然轻轻地让他从坐位上站起来，像哥哥那样拉着他的手臂走向车厢门口，走向车站，走向镇上的大街。　　我苦涩地想到，一个喝醉的不幸的印度人要是在跨越热带的火车里打鸡蛋，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在越过西伯利亚的那些日子里，一早一晚都听得见爱伦堡在使劲敲打字机的声音。他在火车上完成了《第九个浪头》，这是他发表《解冻》之前写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至于我，我仅仅零零星星地写了《船长的诗》中的几首诗，这是我为马蒂尔德写的情诗，后来以佚名形式发表于那不勒斯。　　我们在伊尔库茨克下火车。在乘飞机前往蒙古之前，我们去游览了著名的贝加尔湖，它位于西伯利亚边界，在沙皇时代称为通往自由之门。囚徒和流放者所思所梦都是前往那个湖，它是独一无二可供逃生的通道。如今在歌唱古老的民谣时，俄国人低沉的声音还在一再呼喊：“贝加尔湖！贝加尔湖！”湖泊研究所邀请我们吃午餐。学者们向我们透露了他们的科学秘密。那个湖——乌拉尔山脉的儿子和眼睛——的深度，从来无法确定。在2000 米深处可以采集到一些奇特的鱼——从它黑夜般的深渊里捕获的盲鱼。我当即胃口大开，要求科学家们让我在吃饭时品尝几条这种奇特的鱼。我是世界上品尝过深渊生长的鱼并佐以上好的西伯利亚伏特加酒的少数几个人之一。　　我们从那里飞往蒙古。那块月球般荒漠的疆土在我脑海里留下模糊的回忆，当那里建立起第一批印刷厂和大学的时候，那里的居民仍然过着游牧生活。乌兰巴托周围尽是无边无际的贫瘠土地，很像我们智利的阿塔卡马沙漠，只有骆驼群出现才打破它的孤寂，使这孤寂显得更加古老。我确实用精致得令人惊叹不已的银杯品尝过蒙古人酿造的威士忌酒。每个国家的人民都尽其所能地酿酒。这种威士忌酒是用发酵的骆驼奶酿造的。每次想起它的味道，我还会浑身打颤。不过，在乌兰巴托度过的时光何等美好！对于生活在美丽名字中的我，更是如此。生活在他们中间，如同生活在他们为我构筑的梦幻般的华厦中。我曾经在新加坡的名字中，在撒马尔罕的名字中度过这样的生活，吟味着每一个音节的乐趣。我希望，我死的时候能埋葬在一个名字里，埋葬在精心挑选的响亮的名字里，以使它的音节能在海边我的骨骼上歌唱。　　中国人是世界上最爱笑的人。他们的笑经历过无情的殖民主义，经历过革命、饥饿和屠杀，没有任何一个民族比他们更懂得笑。中国孩子的笑是众多人口所获得的最美的稻米收成。　　不过，中国人的笑有两种。一种是麦色的脸上自然而然地发出的灿然的笑；这是农民和广大人民的笑。另一种是瞬息万变的虚伪的笑，在鼻子底下可以随时贴上，也可以随时撕下。　　我同爱伦堡第一次到达北京机场时，我们费了不少心思来辨别这两种笑。真诚的美好的笑陪伴了我们许多日子。这是我们的中国作家朋友们——以崇高的好客之情接待我们的小说家们和诗人们——的笑。就这样，我们认识了作家协会副主席、斯大林奖获得者、小说家丁玲，还有茅盾，萧三以及老共产党员和中国诗人中的佼佼者，令人心醉的艾青。他们会说法语或英语。　　儿年之后，文化革命把他们全都葬送了；但在当时，在我们到达北京时，他们都是文艺界的要人。　　第二天，授予列宁奖（当时称为斯大林奖）的仪式之后，我们在苏联大使馆吃饭。出席宴会的除得奖人之外，有周恩来、年迈的朱德元帅以及其他几个人。大使是个保卫斯大林格勒的英雄，典型的苏联军人，一而再地唱歌、敬酒。我被安排坐在宋庆龄女士旁边，她很高贵，依然很美，是那个时代最受尊敬的妇女。　　我们每人都有一个装满伏特加酒的玻璃瓶，供自斟自饮。频频听到“干杯”的声音；这种中国式的祝酒使你不得不把杯中的酒喝干，一滴不剩。年迈的朱德元帅坐在我对面，频频把他的酒杯斟满，像农民那样大声笑着，不停地怂恿我干杯。席终我趁那位老军事战略家不注意的时候，尝了一口他那瓶伏特加酒。我的怀疑得到证实，我发现那位元帅席间喝的全是白水，我却灌下了大量烧酒。　　喝咖啡时，我的邻座宋庆龄从她的烟盒里取出一支香烟；然后，高雅地微笑着，递一支给我。我对她说：“不必，我不抽烟，非常感谢。”我向她赞美她的烟盒，她对我说：“我留下它，因为它是我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件纪念品。”那是一件亮闪闪的金器，镶满了钻石和红宝石。我仔细地看了看它，又赞美了几句，然后还给它的主人。…… 　　在一年的那个季节，中国人都穿蓝衣服，一种男女皆宜的蓝工作服，使他们具有统一的天蓝色外观。没有破衣烂衫；但是也没有小汽车。四面八方聚拢来的密集人群，挤满了所有的空间。　　那是革命胜利的第二年，各地肯定都发生了物质匮乏和困难，然而在北京城走马观花时却看不到这些情况。特别使爱伦堡和我烦恼的都是一些细枝末节的小事。我们要买一双袜子、一块手帕的时候，这就变成了国家大事。　　中国的同志们为此进行了讨论。经过紧张商量之后，我们浩浩荡荡地从饭店出发了；打头的是我们坐的车，后面是保卫人员、警察、翻译坐的车。车队飞快启动，在永远拥挤的人群中间开路前进。我们在众人让开的一条狭窄通道中一阵风似地开过去。一到百货公司，中国朋友们急忙下车，把店里的顾客飞快赶走，阻断交通，用他们的身躯构成路障，爱伦堡和我低着头从一条由人拦出的通道穿过，并在15分钟之后同样低着头出来，手里拿着一个小包，并且十分坚决地决定，决不再出来买袜子了。　　诸如此类的事情弄得爱伦堡火冒三丈。我来说说在餐厅里发生的一件事。饭店里给我们上的是中国从殖民制度继承来的糟糕透顶的英国菜。我是个中国烹饪的热烈崇拜者，便对我的年轻译员说，我极想享受一下驰名的北京烹饪艺术。他回答说他要去商量一下。　　我不知道他是否真的商量过，但事实是，我们还得咀嚼饭店里那种难以下咽的烤牛肉。我又对他说了这件事。他沉默片刻才对我说：　　“同志们已经开了几次会了解情况。这个问题马上就能解决了。”第二天接待组的一位要员来看我们。他摆出一副彬彬有礼的笑容之后，问我们是否真正爱吃中国菜。爱伦堡断然对他说爱吃。我补充说，我从少年时代起就知道广东菜了，我渴望品尝名闻遐迩的北京佳肴。　　“这件事有困难。”这位中国朋友优心忡忡地说。　　他摇摇头沉默了，然后下结论道：　　“几乎不可能。”爱伦堡笑了，是顽固的怀疑论者那种苦笑。我却大为光火。“同志，”我对他说，“请替我准备好回巴黎的证件。既然我不能在中国吃到中国菜，我就到拉丁区去吃，那里是不会有任何问题的。”我的生硬言词起了作用。4小时后，我们在一大群随行人员的引导下，来到一家著名餐馆，这里烹制烤鸭已有500 年历史。这是一道难忘的美味佳肴。　　这家餐馆日夜营业，距我们下榻的饭店不足300 米。　　海洋学杂谈　　我是个海洋学爱好者。几年来我收集的有关海洋的知识，对我用处不大，因为我总是在陆地上奔忙。　　如今我正在返回智利，返回我的濒临大洋的祖国，我乘坐的轮船正在驶近非洲海岸。轮船已经通过两个古老的赫拉克勒斯石柱，这两个石柱现在披上了坚甲，成为倒数第二名帝国主义的仆从。　　我以熟悉海面和海底情况的纯海洋学家最无私的眼光观察大海，不靠文学兴趣，而靠行家的品尝，靠鲸鱼一样的味觉。　　我向来喜爱海洋故事，我的书架上还放着一个渔网。我时常查阅的是威廉·毕比写的一本书，是描述南极海海螺的一本精彩的专著。　　浮游生物引起我的兴趣；那种有营养的、成分不同的、带电的水，会使大海染上紫色闪电的色彩。这样我才知道，鲸鱼几乎只靠食用不计其数的这种海洋生物取得营养。极微小的植物和看不见的纤毛虫正在我们颤动的大陆繁衍。鲸鱼在游动中张开大嘴，把舌头抬到上颚，把这种活命的和有益于内脏的水含在口中，以吸收其中的营养。经过我黑岛家的窗前游往南太平洋各温暖岛屿的蓝鲸，就是这样觅食的。　　智利捕杀最多的抹香鲸（或称有齿鲸）的回游路线，也经过那里。智利的水手们往往用抹香鲸来形象他说明民间传说中海上世界的情景。他们用刀子在鲸鱼牙齿上刻出作为爱情的小小纪念遗迹的心和箭，刻出他们的帆船的图像和他们的未婚妻的肖像。　　但是，我们的捕鲸者——海半球上最勇敢的捕鲸者，渡过麦哲伦海峡和合恩角，穿过北极区及其风暴，不只是为了取下气势汹汹的抹香鲸的牙齿，丽是为了夺取它的油脂宝藏，尤其是要取走只有这种怪物才藏在它高山般隆起的腹部中的分泌龙涎香的小囊。　　我现在是从别处前来。我把地中海的最后一个蓝色圣殿、洞穴、卡普里岛周围的海面和海底区域抛到了身后；在卡普里岛周围，美人鱼登上礁石，去梳理她那蓝色的头发，因为大海的翻腾浸染并弄湿了她散乱的秀发。　　在那不勒斯水族馆可以看到春季生长的有机物的导电分子，可以看到水母像蒸气和白银那样在上下浮沉，它飘动着跳起轻柔而庄严的舞蹈；水母体内只有一个导电环，然而这种环是迄今海底深处其他任何贵妇都没有戴过的。　　许多年前我还年轻时，在令人沮丧的印度的马德拉斯参观过一个神奇的水族馆。至今我还记得那些闪亮的鱼，有毒的海鳝，身披烈火和彩虹的鱼群，尤其是那些非常严肃、行动谨慎、有金属般颜色的章鱼，像计算器那样具有无数眼睛、腿、吸盘和存储的信息。　　我们大家最初是从维克多·雨果的长篇小说《海上劳工》中认识那种大章鱼的（维克多·雨果也是一只有触手和多形态的诗歌章鱼），我在哥本哈根博物馆里只看到这种章鱼一条胳膊的一部分。这一定是古代传说中的海妖，是古代大海里的霸王，抓住一条帆船便把它压在身体底下，紧紧缠住。　　我见过保存在酒精里的这种章鱼的一部分，看来它的长度当在30 米以上。　　不过，我坚定不移地要寻找的是独角鲸的踪迹，或者不如说是寻找它的躯体。由于我的朋友们对北方海域庞大的独角鲸如此缺乏了解，我觉得自己是独角鲸的专门信使，甚而觉得我自己就是独角鲸了。　　到底有没有独角鲸呢？　　在特别平静的海洋里，可能有一种动物，前额上长着一根四五米长象牙般的长矛，长矛上有螺旋形凹纹，一直延伸到尖端；也许千百万人都忽略了它和关于它的传说，甚至忽略了它奇特的名字？　　独角鲸这个名字，我可以说是最美的海洋生物的名字，是会歌唱的海洋酒杯的名字，是水晶马刺的名字。　　为什么没人知道它的名字呢？　　为什么没有姓独角鲸的家族，没有漂亮的独角鲸家的宅邸，甚至没有独角鲸·拉米雷斯或独角鲸·卡瓦哈尔？　　都没有。海洋独角兽仍然是个奥秘，仍然在覆盖着海外阴影的水流间，带着它那长长的象牙剑潜没在未被发现的浩淼大洋里。　　在中世纪，捕猎各种独角兽是一项神秘的审美运动。世上的独角兽永远生活在令人眼花缭乱的挂毯间，雪花石膏般白皙和高贵的贵妇围在它四周，它头上有各种啼啭的或发出光彩的鸟儿飞翔组合成庄严的光环。　　至于独角鲸，中世纪的君王把它神奇的躯体一部分一部分地当作极好的礼物赏赐出去，从这种礼物上刮下的碎末用白酒冲眼，就能使人健康、年轻、精力充沛——人类永恒的梦啊！　　一次，在丹麦的什么地方漫步，我走进一家古老的博物商店——这种买卖我们美洲还没人知道，然而却是世上最使我入迷的事。在店铺的角落里，我发现了三四根独角鲸的角，最大的几根有5 米长。我长久地挥舞、摩挲这些角。　　年老的店主看着我拿起那根象牙长矛，当作想象的矛枪，扎向看不见的海上风车。我扎完，就把每一根角放回原来的角落会。我只能买下从一头刚出生的小独角鲸上取下的很小的角，这头小独角鲸是要用自己天真的刺，到北极冰水中探索的独角鲸之我把这根角藏在我的手提箱里，但在瑞士面对莱梦湖的我居住的小膳宿公寓里，我要看看并摸摸属于我的这件海洋独角兽的神奇宝贝。我想从手提箱里把它拿出来。　　然而这件宝贝却找不到了。　　我也许把它忘在贝塞纳斯膳宿公寓里了，也许它是在最后一秒钟滚到床底下去了？也许它真的已经神秘地在夜间返回极圈了？　　我在新的一天凝望着大西洋上的小小浪花。轮船把海水、泡沫劈开，形成两道浮动的深渊，在船头两侧泛起白色、蓝色和黄绿色。　　海洋的大门在颤抖。银色透明的小飞鱼在海洋大门上飞跃。我正从流亡中归国。　　我久久凝望着海水。我正在这片海水上驶往别的水域，驶往我的祖国的汹涌波涛。　　漫长白昼的天空覆盖在整个海洋上。　　夜色将临，又将用它的黑影把这神秘的绿色宫殿隐藏起来。　　我家里的一只羊羔　　我有个当参议员的亲戚，在新近几次选举获胜后，来到我在黑岛的家里盘桓数日。羊羔的故事就这么开始了。　　于是，特别热心支持这个参议员竞选的人纷纷前来祝贺。第一天下午，在空地上生起一堆火，把整只羊羔穿在一根烤肉木棍上，按智利乡间方式烤羊。这叫“木棍烤羊羔”，庆贺时还要喝许多酒，并由如怨如诉的克里奥尔吉他伴奏。　　另一只羊羔留作第二天庆贺之用。就在它气数将尽之际，有人把它拴在我窗下。它整夜呻吟、哭泣、咩咩叫，为孤独而哀怨，那只羊羔忽高忽低的怨诉，听了令人心碎。我当即决定天一亮就起床，把它劫走。　　我把羊羔塞进汽车，带它到150 公里外我在圣地亚哥的家里，在那里屠刀就够不着它了。它一进门，就贪婪地吃起我的花园里最美的花木的嫩叶来了；它最喜欢的是郁金香，吃得一棵不剩。玫瑰有刺，它不敢碰，却兴高采烈地把紫罗兰和百合吃得精光。我只好再把它拴起来。它立刻又咩咩叫起来，显然是想像先前那样感动我。我很烦恼。　　现在，华尼托的故事和那只羊羔的故事交织在一起了。当时智利南方发生一次农民罢工；那个地区的大庄园主们（他们每天只付给佃农两角工钱），要用棍棒和判处入狱的办法解决那次罢工。　　一个乡下小伙子非常害怕，便爬上一辆正在运行的列车。这小伙子名叫华尼托，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对世界上的事毫无所知。列车员向旅客查票时，他说他没有车票，他要去圣地亚哥，以为火车是给人坐的，谁要旅行就可以上车。列车员当然要他下车。不过，三等车的乘客（总是很慷慨的乡下人）捐款为他付了车票钱。　　华尼托腋下夹一包衣服，行在首都街头和广场。他谁也不认识，因而不愿跟别人说话。在乡下时，听说圣地亚哥盗贼比居民还多，他害怕腋下夹着的、包在报纸里的衬衣和麻鞋会被偷走。他在最繁忙的街上闲荡，这种地方人们总是来去勿匆，总是把这个从其他星球落下的卡斯帕尔·豪瑟尔撞到一边去。夜间他又找到人多热闹的街区去，但是这种地方都是开设夜总会和过夜生活的大街，他出现在这里——脸色苍白的牧羊人在妓女堆里迷了路——就更显得古怪了。他身无分文，所以吃不上饭，有一天终于晕倒地上，不省人事。　　一群好奇的人把这个躺倒街头的小伙子团团围住。他正好倒在一家小餐馆门前，人们把他抬进餐馆，放在地板上。有些人说：“他是心脏病发作了。”另一些人说：“他是肝昏迷。”餐馆老板走近一看，便说：“他是饿的。”还没吃上几口东西，这个昏死的人就活了。餐馆老板让他洗碗盘，还对他极有好感。对他表示好感自有道理。这个乡下小伙子总是笑眯眯地洗涮堆积如山的碗盘。一切都顺顺当当的。比起乡下来，他有更多的东西吃。　　城市的魔法用特殊方法使这个牧羊人和那只羊羔很偶然地聚集到我家来了。　　牧羊人忽然想去城里各处看看，便迈步离开成堆的餐具，到更远一点的地方去。他热切地走上一条街，穿过一个广场，一切都使他着迷。可是，到他想回去时，他已经回不去了。他因为不会写字，没有记下餐馆的地址；他寻找那个接纳过他的好客的大门，竟是徒劳无益。他再也找不到了。　　一位过路人同情他的尴尬处境，就对他说他应该来找我，来找诗人巴勃罗·聂鲁达。我不知道人家为什么给他出这个主意。可能因为智利人有一种习惯，脑子里一有什么奇想，就让我来承担；出了什么事，就把过错推给我。　　这是很奇怪的民族习性。　　这小子有一天就这样到我家来了，遇见了那只被拴起来的羊羔。我既然照管了那只谁也不需要的羊羔，再增加一份照管这个牧羊人的负担，也并不困难。我派他专门看管那只羊羔美食家，不让它只吃我的花，也要不时地让它用我花园里的牧草填肚子。　　他们马上互相了解了。开头几天，他很认真地拿一根带子似的小绳套在羊羔脖子上，用这根绳子牵着它到处走。羊羔不停地吃草，牧羊人自己也不停地吃东西。他们俩走遍整座房子，也走进了我住的房间。他们彼此情投意合，简直像是由一根大地母亲的脐带连在一起，像是由人的自然法则连在一起。　　这样过了好几个月。牧羊人和羊羔的体形都变圆了，尤其是那只羊，它的个头都快赶上它那胖墩墩的牧羊人了。他们有时小心翼翼地走进我的房间，冷漠地看看我就走了，在地板上给我留下一串黑念珠。　　当这个乡下小伙子害思乡病，告诉我他要返回遥远的故乡时，一切都结束了。这是最后一刻才做出的决定。他必须给本村的圣母还愿。他没法带走那只羊羔。他们亲切地告别了。牧羊人上了火车，这次手里拿着车票。这次离别是令人伤感的。　　在我花园里存在的不是一只羊的问题，而是一个严重的或者是羊更加肥胖的问题了。怎么处理这只羊才好？现在谁能照料它？让我心烦的政治问题太多了。我因为写战斗诗篇招致迫害之后，我家里乱成一团。那只羊羔又如怨如诉地咩咩叫起来。　　我闭上眼睛，要我妹妹把它带走。唉！我敢肯定，这次它可逃不脱烤肉棍了。　　从1952年8月到1957年4月　　从1952 年8 月到1957 年4 月这儿年发生的事，我将不在回忆录里作详尽记述，因为这一段时间我几乎都在智利，既没有发生新奇事情，也役有遇到能吸引读者注意的惊险事件。不过，在这段时间里，倒是有几件要事值得一提。我早已写好的诗集《葡萄与风》出版了。我加紧写作《元素颂》、《新元素颂》和《颂歌第三集》。我组织了一次美洲大陆文化代表大会，在圣地亚哥召开，整个美洲的杰出人士都来了。我的50 岁生日也是在圣地亚哥庆祝的，全世界的重要作家都来了：艾青和萧三来自中国；伊利亚·爱伦堡从苏联飞来；德尔达和库特瓦列克来自捷克斯洛伐克；来的拉丁美洲人中，有米格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奥利韦里奥·希龙多、诺拉·兰赫、埃尔维奥·罗梅罗、玛丽亚·罗莎·奥刊弗、劳尔·拉腊以及许多别的人。　　我把自己的藏书及其他财产捐赠智利大学。我作为列宁奖评委会成员去了一趟苏联；在这段时期里，我也获得了这个奖（当时还叫斯大林奖）。我终于同德丽亚·德尔·卡里尔分居了。我建造了那幢叫做“拉恰斯科纳”的房子，同马蒂尔德·乌鲁蒂亚一起搬进去居住。我创办了《智利报》杂志，主编了几期。我参加竞选和参与了智利共产党的其他活动。布宜诺斯艾利斯洛萨达出版社出版了我的全集的圣经纸本。　　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被捕　　在这段时期之后，我应邀参加在锡兰岛科伦坡（许多年前我在这里生活过）召开的和平大会。这是1957 年4 月的事。　　遇上秘密警察似乎并不危险，然而要是遇上阿根廷的秘密警察，那就是另一回事了——这种事虽然不乏幽默，其后果却难以逆料。　　那天夜里，我们刚从智利来，打算继续上路前往几个更遥远的国家，我浑身疲乏，便躺到床上去。我刚刚昏然入睡，就有几个警察闯进房来。他们慢腾腾地把所有的东西都搜遍了；他们把书本和杂志收到一起，搜查了衣橱，连内衣都翻遍了。他们在房子尽头发现我们住的房间时，留我住宿的那位阿根廷朋友已经被带走了。　　“这人是谁？”他们问。　　“我叫巴勃罗·聂鲁达。”我答道。　　“他病啦？”他们问我妻子。　　“对，他病了，也因为长途旅行太累了。我们今天刚到，明天坐飞机去欧洲。”“很好，很好。”他们说着走出房间。　　过一小时他们回来了，开来一辆救护车。马蒂尔德提出抗议，但毫无用处。他们是奉命行事。不管我是疲倦还是精神饱满，是健康还是有病，是活的还是死的，他们都要把我带走。　　那天晚上在下雨。布宜诺斯艾利期阴沉的天空大雨如注。我感到茫然。　　庇隆已经倒台；阿兰布鲁将军以民主的名义推翻了专制统治。可是，我却被捕了，既不知道原因和时间，也不知道目的和地点；他们毫无理由，也不管我的疲乏和病痛。4 个警察用来抬我下车的担架，在下楼梯、进电梯、穿过走廊则成了棘手的问题。4 个抬担架的人吃尽苦头，喘着粗气。为了加重他们的痛苦，马蒂尔德和颜悦色地告诉他们，我的体重是110 公斤。我身上穿着绒线衫和大衣，蒙头盖着几条毯子，使他们觉得真有这么重。我像奥索尔诺火山那样的一个庞然大物，躺在阿根廷式民主为我提供的担架上。　　我想象在我体重下挣扎、出汗的不是那几个抬我的可怜魔鬼，而是来为我抬担架的阿兰布鲁将军本人；这么一想，我就感到自己的静脉炎症状好多了。　　我是按入狱的例行手续被收监的，办了犯人登记，个人财物也被收走。　　他们不许我留下为了免于腻烦而带来的有趣的侦探小说，事实上我根本没时间腻烦。铁栅栏打开又关上；担架穿过一个个院子和一扇扇铁门，在叫门声和上闩声中越来越往监狱的深处走。我突然来到一大群人中间；他们是夜里被抓来的，有两千多人。我被隔离开了，谁也不能靠近我。但是，还是有人在毯子底下和我握手，也有士兵把枪放在一旁，递过纸来要我为他签名。　　最后，他们把我关到上面最远处的一间单人牢房去，牢房里很高的地方有一个小窗。我很想休息，不断地想入睡。可我睡不了，因为天已破晓，阿根廷犯人发出震耳的嘈杂声，如同观看大河队和河口队比赛时发出的雷鸣般的叫喊声。　　几小时后，阿根廷、智利和更多国家的作家们和朋友们发出了声援。警察让我从单人牢房下来，带我到医务室去，还给我衣物，把我释放了。我即将离开监狱时，一名身穿制服的警卫向我走来，把一张纸片交给我。那是一首献给我的诗，诗写得很拙劣，如同民间器物那样满是瑕疵和稚拙的构恩。　　我深信，没有几个诗人曾从看守自己的人那里得到过一份用诗表达的敬意。　　诗和警察　　在黑岛时，有一次女仆对我们说：“夫人，堂巴勃罗，我怀孕了。”后来她生了个男孩子。我们根本不知道谁是孩子的父亲。她不在乎这个；她在乎的是要马蒂尔德和我当孩子的教父母；可是这事办不到，我们不能当。最近的教堂在埃尔塔沃镇，我们经常开小型卡车到这个小镇去拉汽油。教士毛发倒竖，活像一只豪猪。“一个共产党员教父？绝对不行。聂鲁达不能进教堂大门，也不能抱你的孩子。”那姑娘回到家里就低着头走进自己的卧室。　　另外一次，我亲眼看见堂阿斯特里奥遭受的痛苦。他是个老外表工。他已有一大把年纪，是瓦尔帕莱索最高明的精密钟表匠，给舰队修过各种航海精密时计。他的相依为伴的老妻就要死了。他们是50 年的夫妻。我当时想，我应该写一篇关于他的诗文，在他十分难过时能给他少许安慰的一篇诗文，让他可以念给他气息奄奄的妻子听。我当时是这么想的；可不知道是否想得对。我把这首诗写出来了，诗中我对这位工匠及其技艺，对在各种旧钟表的嘀嗒声中度过的十分纯洁的生命，发出由衷的赞叹，倾注了赤诚的激情。萨里塔·比亚尔把这首诗送到一家报纸去。这报纸叫《团结报》，由帕斯卡尔先生主编。帕斯卡尔先生是个教士，他不愿意发表，这首诗也就发表不了了。　　这首诗的作者聂鲁达是个革出教门的共产党员。他不愿意发表。那位老太太，那位堂阿斯特里奥的老伴去世了。那个教士就是不发表那首诗。　　我要生活在没有革出教门的世界上；我不会把任何人革出教门。将来我决不会对这个教士说：“您不能给任何人施洗，因为您是反共分子。”我也不会对别人说：“我不发表您的诗，您的创作，因为您是反共分子。”我要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上：那里人们都只是人，除此没有其他头衔；那里人们不会为一条戒律、一句话、一个标签而苦恼。我希望大家都可以走进所有的教堂，都可以进入所有的出版物。我希望市长办公室门口再不会有人守在那里阻拦和赶走别人，我希望人人都能笑逐颜开地进出于市政府大楼。我希望没有人须坐威尼斯平底船逃走，没有人被人骑着摩托车追踪。我希望绝大多数人，仅仅是大多数人，也就是所有的人，都可以说话、阅读、聆听、茁壮成长。我从来不赞同斗争，除非为了使一切斗争告终。我从来不赞同严酷，除非为了使严酷不复存在。我已选定一条要走的路，因为我认为这条路会把我们大家引到永远相亲相爱的境界。我在为这种普遍存在的、宽广的、没有穷尽的善意而奋斗。我的诗曾和警察多次遭遇，所有这些遭遇及其他一些我没有一再诉说的事，还有别的一些我没有亲身经历而许多人又不可能诉说的事，使我对人类的命运怀有绝对信心，越来越明确地相信我们正在向脉脉温情接近。我有意识地写到悬在我们大家头上的炸弹的危险，写到不会放过地球上任何人和物的原子灾难的危险。然而，这改变不了我的希望。在这危急关头，在这垂死挣扎的一刹那，我们知道，决定性的阳光定能射进尚未完全闭上的眼睛里。我们一定能互相理解。我们一定能共同进步。这种希望是决不会破灭的。　　与锡兰重逢　　为反对核子死亡而斗争这个全球性事业，使我再次来到科伦坡。我们乘坐专门调来运送我们庞大代表目的“图—104 ”这种了不起的喷气式飞机，飞越苏联，前往印度。我们仅在靠近撒马尔罕的塔什干稍事停留；飞机经两天飞行，将把我们载到印度的心脏。　　我们在1 万米高空飞行。为了飞越喜马拉雅山，我们的巨鸟还要爬升得更高，大约升到15000 米高度。从这么高的地方看到的景物几乎是不动的。　　最初的几道屏障——喜马位雅山脉的几条蓝色和白色的支脉——出现了。那里有令人畏惧的雪人在可怕的孤寂中行走。随后，在左侧，在众多的雪冠中巍然耸立着珠穆朗玛山主峰，它像一顶更为突兀的小雪冠。太阳直射在奇异的景物上，它的光线削出轮廓，削出锯齿形的岩石，削出冷峭的寂静之凛凛威风。　　我不禁想起多次越过的美洲的安第斯山脉。这里不像我们那个山脉，没有那么杂乱，没有独眼巨人般的暴烈性格，没有易动怒的沙漠。我觉得亚洲的山脉更加典雅，更有条理。它们冰雪砌成的圆顶，有如矗立在无垠空间的庙宇或宝塔。孤寂更加宽广。阴影没有像可怕的石墙那样竖立起来，而像宏伟庙宇中神秘的蓝色花园那样铺展开来。　　我告诉自己，我正在呼吸世界上最高处的空气，正在从地球最高处的上空向下眺望。这是一种独特的感觉，其中混合着光明和骄傲，速度和雪花。　　我们在飞往锡兰。我们在印度炎热的疆土上空稍稍降低了高度。我们在新德里离开苏联飞机，转而乘上这架印度飞机。这架飞机的机翼在风暴的浓云间吱嘎作响并抖动。在不停的抖动中，我的思绪已经飞到那座繁花似锦的海岛。22 岁时，我曾在锡兰度过孤独的时光，还在岛上天堂似的大自然中写出我最为苦涩的诗。　　经过漫长的岁月，我国到这里来参加这次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和平大会，这次集会得到了该国政府的支持。我看到，有人数众多的和尚（有时多达几百人）出席这次大会，他们聚集在一起，身穿藏红色僧袍，显出佛教僧众所特有的庄严和沉思。这些僧众在反对战争、破坏和死亡的斗争中，坚持悉达多·乔答摩王子（即菩萨）所宣扬的平和与和谐的古老观念。我想到，他们这种表现，与我们美洲各国的教会，即官办和参战的西班牙式教会，相去何其遥远。真诚的基督徒如果看到天主教士从布道坛上反对最严重、最可怕的罪行，即反对杀害千百万无辜的人并在人类身上永远留下生物污染的原子死亡，一定会感到莫大的快慰。　　我试着到韦拉瓦特郊区的小巷去寻找住过的房子，好不容易才找到。树木都已长大，街道的面貌也变了。　　我在其中写过许多痛苦的诗的那幢旧平房，马上就要拆毁了。平房的门都被蛀蚀了，热带的潮湿损坏了平房的墙，但是，它们还挺立在那里，等待这次与我最后告别的时刻。　　一个老朋友我都没遇到。不过，这个海岛又用它那尖锐的喊声和强烈的闪光来叩击我的心扉。椰枣树下，大海仍然哼着同一首古老的歌与礁石对抗。　　我又到森林里去漫步，又看到踏着豪迈步伐的大象把林间小径阻塞了；我又闻到令人陶醉的浓郁芳香，又听到林中生物生长和活动的声音。我来到锡吉里耶岩柱，一位疯狂的国王在这个岩往上建造了一个要塞。我瞻仰过宏伟的佛像，人群在佛像影子里小虫似地来来去去，此情此景宛如就在昨天。　　我又该走了，现在可以肯定，我这一走是永远不会再来了。　　再访中国　　开完科伦坡和平大会，我和若热·亚马多及其妻子泽莉亚一起飞越印度。印度的飞机上总是坐满包着鲜艳的缠头布的旅客，而且都带着篮筐。一架飞机似乎装不下这么多人。一大群人在第一个机场下飞机，马上就有另一群人进来坐满他们腾出的坐位。我们必须继续飞到马德拉斯以远的加尔各答去。飞机在热带风暴中颤抖。漆黑的大白天，比夜晚还要黑的黑暗突然笼罩着我们，然后又留给我们一片耀眼的天空。飞机又晃动起来；闪电照亮了突然出现的黑暗。我看见若热·亚马多的脸色如何由白变黄，又由黄变绿。他同时看见，由于萦绕心头的恐惧的影响，我的脸色也发生同样的变化。飞机内下起雨来了。漏进来的大滴雨水，使我想起冬天时我在特木科的家。然而，1 万米高空的这些雨滴，一点儿也不能使我感到有趣。有趣的倒是坐在我们后面的一位和尚，他打着雨伞，以东方人特有的安宁继续诵读他那充满古代智慧的经文。　　我们平安抵达缅甸的仰光。我曾在居留缅甸的日子里度过我来到世间的30 周年，我这个无名之辈在这里写了不少诗。1927 年我23 岁，这一年我正好在仰光登岸。这是一片酷爱斑斓色彩、语言难懂、热情、迷人的土地。这块殖民地深受统治他们的英国人的剥削和欺凌，但是这个城市却很洁净、明快，大街小巷都洋溢着生活的乐趣，玻璃橱窗里炫耀着殖民地的诱惑。现在我见到的仰光，却是个半空的城市，玻璃橱窗里空空如也，大街小巷垃圾成堆。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是一条艰难的路。人民觉悟、高举起自由旗帜之后，必须在艰难险阻中开辟一条前进的道路。深深隐匿在浩浩荡荡的伊洛瓦底江畔和许多座金塔脚下的独立缅甸的历史，我至今部不了解；但是，透过远处大街小巷里的垃圾堆和时强时弱的哀愁，还是可以隐约看出撼动那些新成立的共和国的悲惨事件。往事仿佛仍然沉重地压在他们心头。　　我到处寻找的乔丝·布莉斯，也就是我那首《鳏夫的探戈》诗中的女主人公，毫无踪影。她是死是活，没有人能告诉我。住在同一个街区的我们的邻居，都已不在人间了。　　我们现在正从缅甸飞越把它与中国分隔开的一道道山脊。那是田园诗般安谧的一幅简朴景色。飞机从曼德勒起飞后，在水稻田、外形怪异的宝培、千万株椰枣树、缅甸人进行兄弟相残战争的战场上空飞过，接着就飞进肃穆的中国风景线中去。　　我的老朋友诗人艾青，在越过边界后的第一座中国城市昆明迎候我们。　　他黝黑的宽脸膛，他流露出狡黠和善良的大眼睛，他敏捷的才思，乃是这次漫长旅途中又一次提前得到的喜悦。　　艾青和胡志明一样，是在东方的殖民压迫下和巴黎的艰苦生活中造就的具有东方古老传统的诗人。这些声音柔和、自然的诗人一旦从监狱出来，就出国成为穷学生和餐馆侍者。他们对革命充满信心。他们在诗中柔情似水，在政治上坚强如钢，都及时回国以完成自己的使命。　　昆明公国里的树木都动过整形手术。形状都是矫揉造作的，时常可以见到敷泥的截除部位，或者像绑着绷带的受伤手臂那样扭曲的树枝。我们被带去看望园丁，他是统治着千奇百怪的花园的居心不良的天才。粗壮的老枞树生长的高度不超过30厘米，我们还看到金桔树，枝头挂满微型桔子，小得像金色的谷粒。　　我们还游览过壮美的石林。岩石有的伸长如整根钢什，有的翻腾起伏如凝然不动的海涛。我们知道，这种欣赏奇形怪石的爱好，已有许多世纪之久。　　古城的广场上装饰着许多外形令人费解的巨石。古代的地方官员要向皇帝进贡时，就派人送去几决这种巨石。这种庞大的贡品由上百名奴隶推着走几千里路，需要数年才能送抵北京。　　我觉得中国并不是费解的谜。相反，我甚至在它的冲天革命干劲中也看出它是一个已经建立了千百年的国家，永远在形成自己的结构，永远在分成层次。它是一座巨塔，人和神话、武士、农民、神明等在其古老的结构间进进出出。这里没有任何自然产生的东西，连一个微笑都不是。要是有人想到各处寻找朴拙的民间小艺术品，就是那种不按透视原理制作而又往往接近于奇迹的艺术品，那是自费气力。中国的陶瓷小人、石雕小人、木刻小人，都是按上千年的模式复制的。一切事物都有按同一精美标准进行复制的印记。　　我在农村集市上见到一种用细竹条编成的小蝉笼，感到万分惊奇。它妙就妙在按建筑学的准确度把一只笼子安在另一只上方，每只笼子里都装一只捉来的蝉，直至形成一座一米高的城堡。看着那连接竹子的一个个节和竹茎上的嫩绿色，我觉得具有能创造奇迹的天真品格的人民的手，已经恢复了活力。农民们看出我的赞叹之意，不想把那种发出响声的城堡卖给我；他们要把它送给我。在中国腹地，宗教仪式般单调的蝉鸣就这样陪伴我好几周时间。　　记得只有在童年时代，我才得到过如此难忘的土气礼物。　　我们乘坐一艘运载上千名旅客的轮船，开始沿长江旅行。船上旅客都是农民、工人、渔夫——最富有生命力的人们。我们沿着帆桁如织、由千百万的生命、忧虑和梦想馈渡而过并划出航迹的大河，朝南京方向航行了好几天。　　这条大河是中国的主要街道。长江这条非常宽阔和安静的河，有的地方变得很狭窄，行船艰险万分，如同通过巨人的喉咙。两岸高高的峭壁几可摩天，空中不时出现一片白云，像是用毛笔娴熟地抹上去一般；在岩石的疤痕间，有时可以隐约见到一间小屋。　　这美得叫人透不过气来的景色，真是人间少有。艰险难行的高加索隘道和我们荒凉静穆的麦哲伦海峡，也许可以与之媲美。　　5 年来，我在远离中国的地方看出的显著变化，随着再次深入这个国家而得到证实。　　这种印象开始时是模糊的。在大街小巷，在人们身上，我能看出什么变化呢？唔，我发现蓝色不见了。5 年前，在那年的同一个季节里我游览了中国的街道，那里永远挤满朝气蓬勃的人群。但是，当时不分男女老少，人人都穿蓝色工人服——一种用斜纹布或薄棉布做的工人服。戏很喜欢这种只有不同的蓝色色调的简便服装。看着无数蓝点穿过大街小巷，是很美的。　　现在这种情况变了。发生什么事了？　　只不过在这5 年里，纺织工业已经发展到能够让千千万万的中国妇女，穿上用各种颜色，各种花卉、条纹和点的图案印的料于和各种绸缎制作的服装；甚至也可以让千千万万中国男子穿上用其他颜色和质地更好的料子制作的服装。　　现在，许多街道已经变成具有中国高雅情趣的精美彩虹，这个民族根本不会造出任何丑恶的东西，这个国家里连最原始的草鞋，都像是稻草制作的花朵。　　沿长江航行时，我发觉了历史悠久的中国画的真实性。在长江，隘道高处一株小塔似的蟠曲的松树，立刻使我想起想象力丰富的古代版画。比长江上的隘道更不真实、更富于幻想色彩、更出人意料的地方实不多见；这种隘道高入云霄，令人难以相信，在一处岩石裂缝间显示出非凡人民的年代久远的足迹：五六米宽新种的菜地，或是供人观赏并引人遇想的有5 层屋顶的庙宇。在更高处，在光秃秃的岩顶上，我们仿佛见到古老神话中描述的那种如纱如雾的烟气；那只不过是世上绝顶聪明的极老的微画画家画过无数次的云影和飞鸟的踪迹。一首隽永的诗便产生于这种壮丽的自然景色；一首白描的短诗有如鸟的疾飞，又如岩壁间近平静止地流淌着的河水所发出的银白色闪光。　　不过，这种景色中最奇特的莫过于看到在小方格里、在岩石间的小绿点里劳动的人。在极高处，在壁立的岩石之巅，一个褶皱里只要有点儿生长植物的土壤，就有中国人在那里耕种。中国的大地母亲是广阔而坚硬的。她使人遵守纪律并定形，变成不知疲劳的、细致的、坚韧的劳动工具。辽阔的土地，人的非凡劳动，一切不公正现象的逐步消除，这三者的结合一定能使中国人美好、广阔而深厚的人性更加发展。　　在航行长江的整个旅程中，我觉得若热·亚马多显得紧张不安和心情抑郁。船上生活的许多方面使他和他的伴侣泽莉亚感到不快。不过，泽莉亚性情平和，火烧眉毛也不急。　　在船上成为违反意愿的享有特权的人物，是引起我们不快的原因之一。　　船上成百的中国人到处都挤成一团，我们在他们中间却睡在特等舱，吃在专用餐厅，感到很不自在。这位巴西小说家用嘲弄的眼睛看着我，甩出一句诙谐而又冷峭的评论。　　对斯大林时代的揭露，确实把若热·亚马多心灵深处的一根弦给扯断了。　　我们是老朋友，我们共同度过流亡的岁月，共同的信念和希望永远把我们团结在一起。不过，我认为我的宗派情绪已经减弱；我的天性和我的祖国的气候条件，使我倾向于去理解他人。若热则相反，始终是坚定的。他的良师益友路易斯·卡洛斯·普雷斯特斯，曾度过将近15 年铁窗生活。诸如此类无法忘却的事实，使他的心肠变硬。尽管我跟若热没有共同看法，我却打心里为他的宗派情绪辩解。　　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的秘密报告是一股巨浪，把我们革命者全部推到新的处境中去，迫使我们作出新的结论。我们有些人感到，我们从一场又一场严酷的革命所产生的痛苦中得到了再生。我们已经从黑暗和恐怖中得到净化的再生，准备继续踏上掌握真理的征途。　　然而，似乎就在那里，就在长江两岸难以置信的隘道之间的那艘轮船上，若热的生活中一个完全不同的阶段已经开始。从此以后，他安静多了，他的态度和言论更是克制多了。我不相信他已失去革命信念，但是他的作品更趋内向，失去了在此之前他的作品中那种直截了当的政治性特点。仿佛他心中的享乐思想骤然挣脱开来，以《加布里埃拉，丁香与肉桂》（洋溢着声色与欢乐的杰作）为始，陆续写出他的几部最好的作品。　　诗人艾青是我们的导游团团长。每天晚上，若热·亚马多、泽莉亚、马蒂尔德、艾青和我，都在一间隔开的餐厅内用餐。席上摆满了金黄和翠绿的蔬菜、糖醋鱼、用特别方法烹制的永远可口的烤鸭和烧鸡。天天吃这种充满异国情调的饭食，几天下来，我们再爱吃也咽不下了。有一次，我们找机会摆脱如此鲜美的食物，但是我们的主动却是一条艰巨的路，这条路越来越曲折，像那些受折磨的树的一个枝桠。　　当时恰巧碰上我的生日；马蒂尔德和泽莉亚计划改变我们的饮食制度，用西餐为我祝寿。那是再俭朴不过的一席寿宴了：用我们的方法烤一只鸡，配上智利式的西红柿、洋葱凉拌菜。两位妇女对这一令人惊奇的事严加保密。　　她们悄悄告诉了我们的好兄弟艾青。诗人略显不安，回答她们说，他在答复之前须和导游团的成员们商量。　　他们的决定出人意料。一个严峻的浪潮刚刚席卷全国；毛泽东已经拒绝对他的祝寿活动。在如此威严的先例面前，我怎么可以为自己祝寿呢？泽莉亚和马蒂尔德咎道，我们想的恰好相反：我们要把那一桌食物（其中有我们动都不动的鸡、鸭、鱼）。换成按我们的方法用炉子烤的极俭朴的一只鸡。　　艾青和那些看不见的成员义开了一次会，他们第二天严肃地答复说，我们乘坐的船上没有炉子。泽莉亚和马蒂尔德早已跟厨师说过，她们便对艾青说，他们搞错了，船上一个顶好的炉子已经烧热，正等着我们可能得到的一只鸡。　　艾青眯起眼睛，把目光投向奔流不息的长江水。　　那年的7 月12 日，我的生日那天，餐桌上摆了我们的烤鸡——那场斗争的金黄色礼物。两个西红柿加切碎的洋葱，在一个小盘子里闪闪发亮。稍远处有一张大桌，跟每天一样桌上摆着用亮晶晶的盘子盛的丰盛的中国菜肴。　　我在1928 年到过香港和上海。当时中国是个被残酷地殖民化的地方；是赌机、鸦片烟鬼、老鸨、夜间出没的盗贼、假俄国公爵夫人、海上和陆上的强盗等的天堂。在这两个大都会的银行大楼前面，八九艘灰色装甲舰的出现，暴露了不安全和恐惧，暴露了殖民者的勒索，暴露了一个开始散发死亡臭味的世界的垂死挣扎。得到卑鄙的领事们的准许，中国流氓和马来流氓的海盗船上飘扬着许多国家的国旗。妓院附属于国际公司。在本回忆录的第三章我曾记述，有一次我受到了袭击，他们剥去了我的衣服，抢光了我的钱，把我扔在中国的一条街上。　　当我来到革命的中国时，这些记忆全都浮现在我的脑海里。这已是一个崭新的国家，其道德上的纯洁令人惊奇。种种缺陷、小矛盾和不理解，也就是我说过的许多事，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我的主要印象是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在广大土地土雄辩地发生了变化。无数实验在全国各地进行。封建农业正在发生变化。道德气氛如同旋风过后那样透明。　　使我与中国革命进程疏远的不是毛泽东。谁能否定毛泽东这个政治人物是伟大的组织者和一个民族的解放者呢？我怎能不受他那壮丽的光环和他那如此富有诗意、如此忧郁、如此古老的纯朴的影响呢？　　但是，我在旅行期间看见无数贫苦农民，收工回家没等放下手中的农具，就去向延安那位谦虚的游击队员（现在已变成神）的肖像敬礼。我看见了成百上千人挥动手中的小红书——能在乒乓球赛中获胜、能治疗阑尾炎和解决各种政治问题的万应灵药。阿谀奉承的话每天都从每张嘴、每份报纸和每本杂志、每帧插图和每本书、每本历书和每出戏、每件雕刻和每幅画中倾泻出来。　　在斯大林事件中，我在个人迷信方面也有我的责任。不过，当时我们都把斯大林看作打败希特勒军队的战胜者，看作世界人道主义的救星。他个人的蜕变是个神秘的过程，迄今对我们许多人来说，仍然是个谜。…… 　　在重庆，中国朋友带我到该市的桥上去游览。我一生都爱桥。我父亲是铁路工人，他使我对桥产生莫大的敬意。他从不把桥叫做桥，那是对它的亵渎。他把桥叫做艺术品，而不许把这个称号授予绘画、雕刻，当然也不许授予我的诗；他只许把这个称号授予桥。他曾经多次带我去观赏智利南部神奇的马列科高架桥。直到现在，我仍然认为那是世上最美的一座桥，它伸展在南方群山的万绿丛中，高大，细长，而且纯洁，像一把绷紧琴弦的钢铁小提琴，准备让科伊普伊的风来演奏。横跨长江的那座大桥却是另外一种。它是中国最宏伟的工程建筑，是在苏联工程师参加下完成的。此外，它还是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斗争的结果。千百年来，重庆城被河流分隔开，这种隔绝意味着落后、迟缓和孤立。　　领我观览大桥的中国朋友的热情，远远超过我的腿脚的承受能力。他们让我登上高塔，又让我爬到桥下低处，去观看奔流了几千年的那条河，今天被这座几公里长的钢铁结构跨越了。一列列火车将从铁轨上奔驰而过；公路上可以骑自行车；这条康庄大道将供人步行。我被如此雄伟的景物压垮了。　　晚上，艾青带我们到一家餐馆去吃饭，这是一家极具传统烹饪特色的老字号；我们品尝了樱桃肉、麻辣明笋丝、松花蛋、鱼唇。中国烹饪在其复杂性、惊人的花色品种、离奇的创造、不可思议的形式等方面，都不是笔墨所能描述的。艾青给了我们一些指点。一道好菜必须达到的最高标准有三：色、香、味；三者均极重要。味道必须鲜美，香味必须浓郁，颜色必须鲜艳和谐。　　艾青说：“我们用餐的这家餐馆又添了一项绝妙的特点：声响。”一个大瓷盘四周摆一圈菜肴，在最后一刻才加上一道小虾尾浇汁，倒到一块烧红的铁板上，使之发出一种吹笛似的悦耳声音——以同样方式一再重复的一个乐句。　　在北京，我们受到丁玲的接见，她是被指派接待若热·亚马多和我的作家协会负责人。我们的老朋友诗人萧三及其德国妻子兼摄影家也在场。一切都显得欢乐愉快。我们在开阔的人工湖的荷花之间泛舟，这个湖本是修造来供末代皇后游乐的。我们参观了工厂、出版社、博物馆和宝塔。我们在皇族后裔经营的一家世界上最专一的餐馆（它专一得只有一张餐桌）里吃过饭。　　如同一定会在我们大陆任何地方所做的那样，我们两对南美洲夫妇一同在中国作家之家里饮酒，抽烟，欢笑。　　我每天把报纸递给我姓李的年轻译员。我用手指指给他一栏栏费解的中国字，对他说：　　“请译给我听！”他开始用刚学会的西班牙语译出来。他给我念有关农业的社论、毛泽东的游泳壮举、毛泽东—马克思主义者的议论、军事新闻；但是，刚开始我就厌倦了。　　“停！”我对他说。“最好给我念这另外的一栏。”就这样，有一天当我用于指触及一个痛处时，我吃了一惊。这一栏谈的是一个政治案件，其中指控的就是我每天见面的那几位朋友。这些人仍然是我们的“接待组”成员。看来这个案件早些时候就已发生了，尽管如此，他们从没有对我们说过一句他们正在受调查的话，也从没有谈到危及他们命运的事。…… 　　我的朋友女小说家丁玲被指控曾与蒋介石的一名士兵有爱情关系。那是发生在大革命以前的事实。她为革命抛弃了情人，抱着刚出生的儿子，从延安开始了英雄年代的万里长征。然而，这对她毫无用处。她被撤掉作家协会副主席职务，被罚在她领导多年的作家协会食堂里像勤杂工那样端饭端菜。　　但她做勤杂工的活却是那么自豪自尊，后来就给送到一个偏远的农村公社食堂去劳动。这是我得到的关于这位杰出的共产党员作家、中国文学的头号人物的最后消息。　　我不知道萧三发生了什么事。至于那位陪伴我走遍各处的诗人艾青，他的命运十分悲惨。他先是被送往戈壁沙漠；后来允许他写作，但永远不再让他在自己的作品上暑真名——一个在国内外早已闻名的名字。他就这样被判处文学自杀的刑罚。　　若热·亚马多已动身回巴西。稍后，我将带着一嘴苦涩的滋味离去。这苦味我至今还感觉得到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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