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鲁达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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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鲁达自传
［作者：聂鲁达转贴自：本站原创发布时间：2006-10-11 点击数量：］
苏呼米的猴子　　我已回到苏联，应邀到南方去旅行。当飞越辽阔的疆土之后下飞机时，我把大草原、工厂和公路、苏联的大城市和乡村，统统抛到了后边。我来到布满枞树和栖息着野兽的威严的高加素群山。在我脚下，黑海为迎接我们而披上蓝色服装。遍地是盛开着浓香扑鼻的花朵橙树。　　我们正在小小的阿布哈兹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苏呼米。这是传奇式的科尔基斯——是公元前6 世纪伊阿宋前来觅取金羊毛的地区，是狄俄斯库里兄弟的希腊故土。稍后在博物馆里，我看到了新近从黑海水中取出的一件巨大的希腊大理石浅浮雕。古希腊诸神在这个海的海边，举行过他们的秘密祭礼。现在，这种秘密祭礼已被苏联人民简朴而勤劳的生活所取代。列宁格勒的人已经不同了。这片阳光明媚、长满小麦、到处是大葡萄园的土地有了另一种腔调——一种地中海口音。这些男人走路的风度不同了，这些妇女有意大利和希腊女人的眼睛和手。　　我在小说家西蒙诺夫家里住了几天，我们在黑海温暖的海水里游泳。西蒙诺夫让我观赏了他果园里美丽的树木。我认识这些树，他每告诉我一种树的名称，我就像个爱国的农民那样答道：　　“智利有这种树。另外这种树，智利也有。那种树也有。”西蒙诺夫面带谐谑的微笑看着我。我对他说：　　“我感到遗憾的是，你大概从来没见过我圣地亚哥家里的野葡萄，也没见过智利秋天的金色杨树；绝对没有那么灿烂的金色。要是你能在春天看到繁花盛开的樱桃树并且闻到智利波耳多树的清香，那该多好。要是你能看到在通往梅利皮亚那条路上，农民们怎样把金色玉米穗铺在屋顶，那该多好。　　要是你能把脚浸到黑岛那洁净清冷的水里，那该多好，可是，我亲爱的西蒙诺夫，各国却在设置障碍，彼此为敌，在冷战中互相射击，人们也彼此隔绝。　　我们可以乘飞速的火箭接近天空，却不能在人类的友爱中握起手来。”“事情也许会发生变化。”西蒙诺夫笑着对我说，向黑海诸神潜没的地方扔去一块白色的石头。　　大群的猴子是苏呼米的骄傲。一个实验医学研究所利用亚热带的气候条件，在那里养殖世界上所有品种的猴子。我们进了研究所。在许多大笼子里，我们看到烦躁的猴子和呆头呆脑的猴子，巨型猴子和小型猴子，光秃的猴子和多毛的猴子，脸上若有所思的猴子和目光炯炯的猴子；还有忧郁的猴子和横暴的猴子。　　有灰猴子，有白猴子，有三色臀部的猴子，有严肃高大的猴子，还有一雄多雌的猴子，这种猴子不让它的任何一只雌猴未经允许就吃食，只有在它庄严地吃完食物之后，才允许雌猴进食。　　这个研究所在进行最先进的生物学研究。猴子的机体被用来研究神经系统、遗传，并用来精心探索生命奥秘和长寿之道。　　带领两只幼猴的一只小母猴引起我的注意，一只幼猴总是跟着母猴，母猴充满人类那样的柔情抱着另一只。所长告诉我们，母猴宠爱的那只幼猴不是它的亲生儿子，而是养子。另一只母猴分娩时，刚生下这只幼猴就死了。　　这只母猴立刻收养了这只孤儿。从此以后，它把自己的母爱，把自己时刻怀有的温情投注在养子身上，比投注在亲生儿子身上的还要多。科学家们想，它有如此强烈的母性，也许可以带几只其他母猴的儿子，然而它一只只都拒绝了。因为，它的态度不单纯决定于生命力，而决定于母性意识。　　亚美尼亚　　我们飞往勤劳的、充满传奇色彩的土地。我们抵达亚美尼亚。在遥远的南方，阿拉拉特山的雪峰俯视着亚美尼亚的历史进程。据《圣经》记载，这里是挪亚方舟停靠的地方，以便重新在陆地上垦殖。这是一个艰巨的事业，因为亚美尼亚多岩石和火山。亚美尼亚人为耕种这块土地，作出了无法描述的牺牲，还把他们的民族文化提高到古代世界的最高程度。社会主义社会使这个历尽苦难的优秀民族，得到惊人的发展和繁荣。土耳其侵略者屠杀并奴役亚美尼亚人达数世纪之久。荒地上的每一块石头，修道院里的每一块石板，都洒有一滴亚美尼亚人的鲜血。这个国家的社会主义复兴是个奇迹。我参观过亚美尼亚有5000 工人的纺纱厂，水利和电力的巨大工程，以及其他大规模的工业。我走遍了城市和乡村，所到之处看到的都是亚美尼亚人——亚美尼亚男人和女人。我只遇见过一个俄罗斯人，生活在皮肤黝黑的人的千万双黑眼睛中间的一个孤独的蓝眼睛工程师。他在领导塞凡湖的一座水电站。这个湖仅由一条河道排水，湖面相当开阔。宝贵的水蒸发掉了，缺水的亚美尼亚无法把这一资源收集起来加以利用。为了延缓蒸发速度，这条河被拓宽了。　　这么一来，湖的水位降低了，同时，随着河流水量增加，可增设8 座水电站、几个薪的工业企业、巨型铝厂、供应全国的发电厂和灌溉网。我永远不会忘记参观过的那座耸立在湖畔的水电站，那里清澈的湖水映着亚美尼亚令人难忘的蓝天。当新闻记者们问我对亚美尼亚古老的教堂和修道院的印象时，我强调地答道：　　“我最喜欢的教堂是那座水电站——立在湖边的那座庙宇。”我在亚美尼亚观看了许多东西。我认为，用火山凝灰岩建造的、像一朵红玫瑰那么和谐悦目的埃里温，是最美丽的城市之一。参观比纳坎天文台是令人难忘的，在这座天文台里我生平第一次看到了用星星与的字。天体发出的搏动的光被观察到了；极精确的机械正在记下空间那颗星的搏动，像是在记录一种天空心电图。在那些图表上，我观察到每颗星都各有不同的、迷人的、搏动的字形，虽然我这个尘世诗人的肉眼看了莫名其妙。　　在埃里温动物园，我直奔南美神鹰的笼子，可是我的老乡并不认识我。　　这只绝望的神鹰，这只思念我们山峦的大鸟，停在笼子的一个角落，秃着头，两眼带着疑虑重重的神色。我伤感地看着它，因为我就要返回祖国了，而它却要永远被囚禁在笼子里。　　我和貘的奇遇则是另一回事。埃里温动物园是少数拥有一只亚马孙貘的动物园之一；这种奇怪的动物身躯像牛，脸上鼻子很大，眼睛很小。我应该承认，貘长得很像我。这不是什么秘密。　　埃里温那只貘睡在紧挨池塘的它的圈里。它一见到我，就向我投来理解的一瞥，也许我们在巴西曾有一面之缘。动物园园长问我想不想看它游水，我答道，我走遍全世界就是因为喜欢看貘游水。他们给貘打开一扇小门；它高兴地看我一眼，就跳进水里去，像神话中的鱼尾马又像多毛的人鱼那样吁吁喘气。它把整个身体浮山水面；它猛地潜入水中，掀起一阵激浪；它高兴得如醉如痴地浮出水面，喷着响鼻，喘着粗气，随后就以飞快的速度表演起它那令人难以相信的游泳特技来了。　　动物园园长对我说：“我们从来没见过它这么高兴。”中午，在作家协会宴请的午餐席上，我在致感谢词时对他们说到亚马孙貘的业绩，还告诉他们我对动物的热爱。我从不放弃参观动物园。　　亚美尼亚作家协会主席在答词中说：　　“聂鲁达有必要参观我们的动物园吗？他只要到作家协会来，各种动物就都能见到了。我们这里有狮子和老虎、狐和海豹、鹰和蛇、骆驼和鹦鹉。” 　　葡萄酒和战争　　归途中，我在莫斯科稍作停留。对我来说，这座城市不仅是社会主义的壮丽首都，不仅是实现许多梦想的地方，还是我的几位最亲密的朋友的住处。　　对我来说，莫斯科是个节日。我一到莫斯科，就独自上街去，舒畅地呼吸着，用口哨吹起奎卡舞曲。我看着俄国男子的脸、俄国女子的眼睛和发辫、街角出售的饮食、民间纸花、玻璃橱窗，我寻找着新事物，寻找着使生活变得崇高的小事。　　我再次去拜访爱伦堡。这位好朋友首先让我看一瓶挪威烧酒。商标上是一艘彩色大帆船。另一处有将这瓶酒带往澳大利亚和带回斯堪的纳维亚原产地那艘船起航及回港的日期。　　我们谈起酒来。我想起在我青年时代，我们智利产的酒由于市场需要，也由于质量高超，开始销往国外。对我们这些穿铁路员工服装和过着吉卜赛式动荡不定生活的人来说，酒永远过于昂贵。　　在世界各国，我感兴趣的是酒的生产过程，也就是从它由“人的脚板”下产生起，直至装入绿玻璃瓶或刻花水晶瓶为止的全过程。在西班牙的加利西亚，我爱喝里贝罗葡萄酒，用陶杯喝，杯子里会留下鲜血似的浓浓的酒迹。　　我记得匈牙利有一种叫做“牛血”的醇厚的葡萄酒，它的冲击会使吉卜赛人的小提琴发颤。　　我的高祖拥有几个葡萄园。我的出生地帕拉尔村，是葡萄原汁产地。我从父亲和叔父们——堂何塞·安赫尔、堂霍埃尔、堂奥塞亚斯、堂阿莫斯——那里学会了辨别粗制的酒和已过滤的酒。他们偏爱从酒桶，也就是从特别的、不会收缩的心脏里倒出来的粗制酒，要我尊重这种偏爱太难了。同干其他任何事情一样，在提高了品味水平并品尝过盛宴的酒香之后，要我“归真返璞”实在费力。艺术也有同样情况：与普拉克西特利斯的阿佛洛狄忒一起诞生的人，到头来却与大洋洲野蛮人的雕像生活在一起。　　从前在巴黎，我在一家杰出人家品尝过一种佳酿。这是穆通－罗恩柴尔德牌的酒，其浓度无可指责，香味难以言传，口味极佳。这就是阿拉贡和埃尔萨·特里奥莱的家。　　“这几瓶酒是我刚收到的，现在就打开请你。”阿拉贡对我说。　　他接着告诉我有关这种酒的事。　　德军当时长驱直入法国领土。法国最有才智的士兵——诗人和军官路易·阿拉贡，来到一个前哨据点。他率领一个护士分队。给他的命令是到达这个据点后，继续前进，到坐落在300 米外的一座楼房去。法国阵地上有一位连长阻止了他。这位连长就是阿尔丰斯·德罗斯柴尔德伯爵，比阿拉贡还年轻，性子却跟阿拉贡同样急躁。　　“从这儿你可过不去。”连长对他说。“德国人的火力太猛了。”“给我的指示是到那座楼房去。”阿拉贡坚决地说。　　“我命令你不要往前走，留在这里。”连长答道。　　我敢肯定他跟我一样，是在像手榴弹那样火花乱迸的争论中，是在唇枪舌剑的对答中认识阿拉贡的。不过，争论持续不到十分钟。在罗思柴尔德和阿拉贡睁得大大的眼睛前面，一颗德军的迫击炮弹突然落到那座楼房上，它刹那间烟雾弥漫，化为一片瓦砾和灰烬。　　就这样，由于一位罗思柴尔德的固执，救了法国头号诗人一命。　　从此以后，每逢这一事件的周年纪念日，阿拉贡都会收到几瓶穆通－罗思柴尔德牌的佳酿；这酒是上次世界大战中当过他的连长的那位伯爵的葡萄园出产的。　　我现在是在莫斯科，在伊利亚·爱伦堡家里。这位杰出的文坛游击队员是纳粹主义的死敌，其危险程度如同一支有4 万兵员的雄师，但他又是个十足的享乐主义者。我从来弄不清他是更了解司汤达，还是更了解肥鹅肝。他欣赏豪尔赫·曼里克的诗，跟品尝格勒诺布尔苹果酒一样兴味盎然。他热爱整个法国——鲜美而芬芳的法国的灵魂和躯体。　　战后，莫斯科曾谣传将出售一批神秘的法国瓶酒。红军在进军柏林途中，攻克一座有地窖的要塞，要塞里到处是戈培尔癫狂的宣传品和他从温柔的法国酒窖里抢夺来的葡萄酒。宣传文件和瓶酒被送往获胜军队的总司令部；红军对文件加以研究，却不知道如何处理那些瓶酒。　　酒瓶是极漂亮的玻璃制品，瓶上炫耀着出产日期的特制标签。瓶酒全部来自著名产地，酿制于最有名的葡萄收获季节。其中有布尔哥尼葡萄酒、博纳葡萄酒、帕普新堡葡萄酒，都可以与金黄的普伊酒、玻璃似的武夫里酒、天鹅绒似的香贝丹酒相媲美。藏酒全部靠佳酿年份标签辨认。　　社会主义的平均主义思想使他们把法国酒坊酿制的高级战利品送迸酒店，以俄国酒的同等价格出售。作为限制措施，规定顾客只能购买数量有限的几瓶酒。社会主义的主张是最好的主张，但是我们这些诗人，不管是哪儿的全都一样。我的文学界朋友人人都让亲戚、邻居、熟人去购买如此价廉物美的瓶酒。这些瓶酒一天之内就被人争购一空。　　进入纳粹主义不共戴天的敌人爱伦堡家的瓶酒数量，我将不予披露。这就是我成为他的伙伴的原因，我们边谈论酒，边喝下戈培尔地窖里的一部分酒，以庆祝诗和胜利。　　收复的宫殿　　工商界巨子从没有邀请我到他们的深宅大院去，实际上我对此也始终没有多少兴趣。智利的民族消遣就是拍卖，许许多多人急匆匈赶去参加具有我国特点的、每周一次的拍卖活动。这种拍卖的深宅大院各有其归宿。一经拍板成交，最高出价人便关上栅栏，不让我，也不让我为其一分子的平民通过，于是，扶手椅、血淋淋的受难耶稣像、老派肖像画、盘子、勺子、在其中养育过多少懒散生命的床单，连同栅栏一起换了主人。智利人喜欢进去摸摸，瞧瞧，买东西的却很少。后来，这座建筑物给拆了，房子的碎片也拍板成交了。买主带走了眼睛（窗），肠子（楼梯），脚（地板）；最后，连棕榈树也分了。　　欧洲则相反，这种大房子都被保存下来。我们有时能看到只有某个见过这些大房子的一丝不挂的公爵和公爵夫人的幸运画家画的肖像，使我们这些目前在欣赏这种绘画和曲线的人感到喜悦。我们似乎还能发现种种秘密、暧昧的罪行、假发以及那些令人吃惊的密室，密室中装饰着挂毯的墙壁听见过许多谈话；这类密室以后可以改装为有电子装置的小室。　　我应邀前往罗马尼亚，如期到达。作家们把我带到他们集体的乡间别墅去休息，这座别墅坐落在特兰西瓦尼亚的美丽树林中。罗马尼亚作家之家一度设在卡罗尔的王宫里，这个白痴不符合王室法度的婚恋，成了全球的笑料。这座王宫现在用它的现代家具和大理石浴缸，来为罗马尼亚的思想和诗歌服务。我在王后陛下的床上睡得很香；第二天，我们到改作博物馆和疗养院的其他城堡去参观。陪我参观的有诗人叶贝梁亚努、贝纽克和拉杜·博雷亚努。在绿色的上午，在古老的王家花园内枞树林深处的树荫下，我们唱得跑了调，笑得像打雷，用各种语言把诗句喊出来。在法西斯君主制度下有过长期苦难经历的罗马尼亚诗人，是世上最勇敢的人，也是世上最快乐的人。　　那群杂耍艺人，都是像他们布满森林的疆土上的鸟儿似的罗马尼亚人，他们的爱国心不可动摇，他们的革命精神坚定不移，他们对生活爱得痴迷，对我来说这是个新发现。我能这么快就得到许多弟兄，这种机会是很少的。　　为了让罗马尼亚的诗人们开怀乐一乐，我对他们谈起从前参观过的另一座了不起的宫殿。那就是马德里的利里亚宫，是在西班牙内战方酣的时候。　　当时佛朗哥这个敌人正带着意大利人、库尔人和纳粹的字旗向前挺进，献身于屠杀西班牙人的神圣事业。在1934 年和1935 年间，我每次走过阿圭列斯街，总看到民兵攻占那座宫殿的场面。我从公共汽车上投去景仰的一瞥，不是出于我对那些新的阿尔瓦公爵的依附（我是个不可救药的美洲人和半野蛮的诗人，他们压制不了我），而是它那肃穆的白色石墓似的庄严强烈吸引了我。　　战争爆发时，那个公爵留在了英国，因为事实上他的姓是贝里克。他带着最好的藏画和极珍贵的珠宝留在英国。想起公爵的这次出逃，我对罗马尼亚人提到中国解放时，靠孔庙和哲人遗骨发了财的孔夫子的最后一代子孙，也带上藏画、全套桌布和餐具逃往台湾；此外，还带走哲人遗骨。他在那里想必已经很舒服地安顿下来，靠展览圣物获取进项。　　在那段日子里，“阿尔瓦公爵那座有历史意义的宫殿遭赤党党徒洗劫”，“毁灭的猥亵场面”，“让我们都来拯救这件历史的瑰宝吧”之类耸人听闻的消息，从西班牙传往世界各地。　　我去看过那座现在已能让我进去的宫殿。那些所谓的劫匪，当时身穿蓝色工装，拿着枪站在大门口。第一批炸弹正从德军飞机上落到马德里。我请求民兵让我进去。他们仔细检查了我的证件。当我已经准备迈步进入那几个豪华的大厅时，他们慌忙拦住我，因为我没有在入口处的踩垫上把鞋蹭干净。　　地面确是亮得像镜子，我把鞋蹭干净才进去。墙上的空画框表示被带走的画。　　民兵对这一切了如指掌，他们告诉我，公爵在好几年前就已把这些画带往伦敦，存放在一家银行的一个牢靠的保险柜里。大厅里仅有的重要东西是猎物陈列品——无数带角的兽头和各种小动物的口鼻部。最惊人的猎物陈列品，是用两只脚站在房间当中的一头大白熊，两只手臂向两边大大张开，制成标本的脸呲着满嘴的牙在笑。这是民兵们的宠物，每天早晨都要用刷子刷它。　　我当然对那么多阿尔瓦公爵睡过的卧室感兴趣，佛兰德的鬼魂们天天夜里来胳肢他们的脚，弄得他们睡不安稳。他们的脚已经不在了，但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多的鞋。这个末代公爵从来没有扩充过他的画廊，可他搜罗的鞋却多得令人吃惊。有多层搁板的长玻璃橱柜高达天花板，摆放着成千双鞋子。　　有几个特制的像图书馆里使用的那种小梯子，也许是为了让人能够拿住后跟把鞋小心地取下来。我看得很仔细。有几百双十分精致的骑马靴，一部分是黄色的，一部分是黑色的。还有一些高靿皮鞋，配有点缀着珍珠母纽扣的长毛绒鞋罩。还有大量的套鞋、便鞋和尖翘头鞋，鞋里都塞着鞋楦，使之像是都有供驱遣的结实的腿和脚。如果把玻璃橱柜打开，这些鞋大概都会跟随公爵跑到伦敦去！你可以在摆满三四个房间成排的鞋子中尽情享受乐趣；这是一种视觉的享受，只能是视觉的享受，因为持枪的民兵们决不允许任何一只苍蝇去碰那些鞋。他们说：“这是文化。”他们说：“这是历史。”我想起那些穿麻鞋的不幸的小伙子，他们在索莫谢拉山可怖的峰峦上被法西斯捉住，被埋在白雪和烂泥里。　　公爵的床旁有一帧镶在金框里的小画，画上的哥特体大写字母引起我的注意。哟！我想，这里印的一定是阿尔瓦家的世系图。我错了。那是拉迪亚德·吉卜林的《如果》，这首平庸、虚伪的诗是《读者文摘》的先驱，据我判断，其智力水平超不过阿尔瓦公爵的那些鞋子。请英国国王原谅！　　我想，公爵夫人的浴室准让人激动。它让人想起许多事情。尤其是普拉多博物馆的那幅躺着的女人像，戈雅把她的两个乳头画得彼此分得很开，使人想到这位革命画家在量距离时，如何在每一吻之间加上一吻，直至在两个乳房之间留下了一串看不见的项链。但是，我又错了。那只熊，那个西班牙轻歌剧中的鞋铺，那个《如果》，最后，我看到的不是神女的浴池，而是一个冒充的庞贝式圆形房间，房间里有一口低于地面的浴缸，几只附庸风雅的雪花石膏制的小天鹅，几盏俗气可笑的落地灯；总之，是一部美国电影中供后宫妃嫔使用的那种浴室。　　我怀着抑郁的失望心情正要离开时，得到了一个补偿——民兵们邀请我吃午饭。我同他们一起下楼到厨房去。四五十名公爵的听差、仆人、厨师和园丁，继续为他们自己，也为守卫这座深宅大院的民兵做饭。他们把我看作荣誉参观者。他们经过几番耳语，多次来回奔忙，在几张收据上签字之后，取出一个尘封的瓶子。那是一瓶贮藏百年之久的“基督之泪”，他们只让我喝几口。这是烧酒，是一种蜜和火的织体，m 烈而又醇和。阿尔瓦公爵的这种泪水，我是不会轻易忘记的。　　一周后，德国轰炸机朝利里亚宫扔下4 颗燃烧弹。从我家的平台上，我看见那两只不祥鸟飞过。一片红光立刻使我明白，我正目睹那座宫殿的最后时刻。　　“当天下午，我经过那片还在冒烟的废墟。”我对罗马尼亚作家们说了这段话，以结束我的故事。“在那里，我了解到一个动人心弦的事件的详情。　　在自天而降的燃烧弹下，在震憾大地的爆炸和越来越猛的火势中，那些高尚的民兵一心只想把那只白熊救出来。他们几乎在这种尝试中牺牲。屋梁倒了，一切都烧着了，那只涂了防腐剂的大野兽硬是通不过窗子和大门。我最后一次又在利里亚宫花圆的草坪上见到它，它张着雪白的双臂，笑得合不拢嘴。” 　　宇航员时代　　我又来到莫斯科。11 月7 日上午，我出席观看了人民、人民的运动员、前途似锦的苏联青年的游行。他们在红场上迈着坚定而自信的步伐前进。一位去世多年的人的犀利目光正注视着他们，这个人就是这种信心、这种欢乐、这种力量的奠基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利扬诺夫，不朽的列宁。　　这次游行队伍里武器不多；但是，第一次展示了巨型的洲际导弹。我几乎可以伸手触及那几个巨大的雪茄，它们样子憨厚，却能把毁灭性原子武器带到本星球的任何地点去。　　那天给两位从太空返回的俄国人授勋。我觉得自己离他们的翅膀很近。　　诗人的任务大部分是游逛；恰恰就在莫斯科的街道上，在黑海岸边，在苏维埃高加索的山隘之间，我真想写一本关于智利的各种鸟的书。当两只人鸟——两位苏联宇航员——升上太空，使全世界惊奇得目瞪口呆时，我这个特木科诗人却一心要去游逛，要去写如此遥远的故土上的鸟儿，去写燕雀和鹪鹩、小嘲鸦和全翅雀、神鹰和小涉禽。我们大家都感到两位宇航员在我们头上飞行，便屏息用我们的眼睛仰望他们。　　那天要给他们授勋。就在地球上，在他们身旁的是他们的亲属，是他们的来源，是他们人民的根。老头子们留有农民那样的大八字胡，老太婆们用乡野独特的大披巾披在头上。那两位宇航员跟我们一样，是来自乡野、工厂、办公室的人。尼基塔·赫鲁晓夫以苏维埃国家的名义，在红场迎接他们。后来，我们在圣格奥尔基大厅见到他们。有人为我引见古尔曼·季托夫，他是二号宇航员，一个很亲切的小伙子，一双大眼睛炯炯有神。我突然问他：　　“请告诉我，少校，当您在空间飞行并遥望我们的星球时，能看得清智利吗？”这简直像是对他说：“您该明白，您这次飞行中最重要的事就是从空中看看智利。”他没有像我预期的那样发笑，而是沉思片刻，然后对我说：“我记得南美洲有几条黄色的山脉。显然那几条山脉都很高。也许那就是智利。”同志，那当然是智利。　　恰好在社会主义革命40 周年那天，我乘坐开往芬兰的火车离开莫斯科。　　当我穿过莫斯科城前往火车站时，一大束一大束发磷光的、蓝色的、红色的、紫色的、绿色的、黄色的、橙色的灿烂焰火，高高地腾空而起，如同迸发出的欢乐，如同胜利之夜发给全世界人民的相互交往和友谊的信号。　　我在芬兰买了一个独角鲸的牙齿，然后继续我们的旅行。在哥德堡，我们登上将把我们送回美洲的那艘轮船。美洲以及我们的祖国，也要随着生活和时间一起前进。当我途经委内瑞拉前往瓦尔帕莱索时，独裁者佩雷斯·希门尼斯这个美国国务院的宠儿、特鲁希略和索摩查的私生子，竟像派兵参战似地派了许多兵来阻止我和我的妻子下船。但是，在我安抵瓦尔帕莱索时，自由已经把这个委内瑞拉暴君赶走，这个威严的家伙也已经像患梦游症的兔子那样，逃到美国迈阿密去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以后，世界的发展加快了。谁能告诉我，在瓦尔帕莱索敲响我卧舱的门来迎接我的第一个人，竟会是我原先让他留在黑海游泳的小说家西蒙诺夫呢？　　诗的威力　　我们这个战争、革命和澎湃的社会运动层出不穷的时代得天独厚，把诗歌的繁荣推进到难以想象的程度。普通人在孤寂中，或是在公众集会的广大山民中，面对诗歌时，必然不是处于伤害人的境地，便是处于被伤害的境地。　　当我写作最初几本抒发孤独感的诗集的时候，我从未想过，随着岁月的流逝，我竟会在广场、街道、工厂、教室、剧院和花园等处朗诵自己的诗。　　我几乎跑遍了智利的各个角落，在祖国的人民中传播我的诗。　　我要说说我在“中央维加市场”——智利圣地亚哥最大的、也是人们最爱去的一个市场——遇到的事情。　　黎明时，两轮运货马车、小货车、大车、卡车从饕餮的首都周围的小农场，把蔬菜、水果、食品络绎不绝地运到这个市场来。搬运工们（一个人数众多的行业，从业人员收入低，往往打赤脚）挤满了“中央维加市场”附近各街区的咖啡馆、廉价旅店和低级小餐馆。　　一天，有人坐小汽车来找我，上了他的车，我还没有确切知道要去什么地方，去干什么。我的口袋里揣了一本我的诗集《西班牙在我心中》。在车上，他们向我说明，我是被请到“中央维加市场”搬运工工会去做报告的。　　我走进那个乱糟糟的大厅，感受到了何塞·亚松森·席尔瓦在《夜曲》中表达过的那种寒意，这不仅仅因为是在隆冬季节，还因为那里的环境使我大吃一惊。约有50 个人坐在箱子或临时搭的木板长凳上等我。有的人腰上系一条袋子当围裙，另外的人身上穿的是有补丁的旧汗杉，还有的人不顾智利7 月的严寒而光着身子。我坐在一张把我和那些不寻常的听众分开的小桌后边。他们都用智利人特有的乌黑和凝然不动的眼睛看着我。　　我记起了那位老拉斐特。对于脸上肌肉动也不动、目光呆涩、无动于衷的观众，拉斐特给他们起了个让我发笑的名字。有一次，他在盛产硝石的大草原对我说：“瞧，在大厅那边的尽头，有两个穆斯林靠在柱子上正看着我们。他们只要有一件带风帽的披风，就像是沙漠中冷漠的信徒了。”对这些听众我该怎么办？我能对他们说什么？我的生活中有什么事情能使他们感兴趣？我拿不定主意，却隐瞒下要跑出去的愿望，拿出揣在身上的那本书，对他们说：　　“不久前我就在西班牙。那里斗争激烈，枪炮声不绝于耳。请听听我写的有关西班牙的诗。”我应该说明，我从没有认为我的诗集《西班牙在我心中》是本好懂的书。　　我力求写得晓畅，但是，那些纷至沓来、刻骨铭心的悲痛充满字里行间。　　我确实只想略为朗诵几段诗，再加上几句话，就跟他们告别。然而，事情的发展却不是这样。诗一首接一首念下去，我感到自己的诗句像落入听不见声息的深水一样，看到那些眼睛和黑眉毛如何紧随着韵律在发生变化，这时我明白我的书正在实现它的目标。我继续不停地念下去，我自己也被我朗诵的声音所感染，也被我的诗和那些被抛弃的人之间相互吸引的关系所震撼。　　朗诵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当我正要离去时，那些工人中的一个站了起来。　　他就是腰上系着袋子的人之一。　　“我要代表大家感谢你。”他大声说。“我还要说，从来没有什么东西叫我们这么感动过。”说完这些话，他突然抽泣起来；另外几个人也哭了。我是同热泪盈眶的人们紧紧握别后走到街上去的。　　一个诗人经过这种严寒和烈火的洗礼之后，还能一成不变吗？　　每当我要回忆蒂娜·莫多蒂，总像想抓一把雾霭那样费力。那是易碎的，几乎是无形的。到底我是了解她，还是不了解她呢？　　她依然俏丽动人——一张苍白的鹅蛋脸，镶嵌在两片黑翅膀似的卷发中间；一对天鹅绒般温柔的大眼睛，透过流逝的岁月继续凝视着。迭戈·里维拉曾在他的一幅壁画上留下她的容颜，给她戴上植物和玉米穗的花冠。　　这位意大利女革命者、杰出的摄影艺术家，为了要给苏联的平民百姓及有纪念意义的建筑物照相，很早就到了苏联。但是，她在苏联卷进了社会主义创造的不可抑制的律动中，把自己的照相机扔进莫斯科河，发誓把自己的一生献给共产党的最平凡的工作。我在墨西哥认识她的时候，她正在履行自己的誓言，我为那天夜里她的去世而深为痛惜。　　那已经是1941 年的事了。她丈大是第五团著名的“卡洛斯少校”维托里奥·维达莱。蒂娜·莫多蒂在回家途中因心脏病发作而死在出租汽车上。她知道自己心脏有毛病，但她不说，免得人家减少她的革命工作。她随时准备做没人愿意做的事，例如：打扫办公室，步行到很远的地方去；熬夜写信或翻译文章。在西班牙内战期间，她当过护理共和派伤员的护士。　　她一生中有过一次悲惨的经历，那时她还是流亡墨西哥的古巴卓越的青年领袖胡利奥·安东尼奥·梅利亚的女友。古巴暴君赫拉尔多·马查多从哈瓦那派了几名杀手去杀害这位革命领袖。一天傍晚，蒂娜挽着梅利亚的胳膊走出电影院时，后者在手提机枪扫射下倒下了。他们一起滚在地上，被打死的男友的鲜血溅了她一身，此时那几个杀手却在严密保护下逃之夭夭。更有甚者，保护罪犯的那些警方官员竟企图把杀人犯的罪名安在蒂娜·莫多蒂头上。　　12 年后，蒂娜·莫多蒂的精力无声无息地耗尽了。墨西哥的反动派如同从前梅利亚被刺身亡时想给她横加罪名那样，又力图给她自己的去世硬加上丑闻的恶名。这时，“卡洛斯少校”和我正在为她那小得可怜的遗体守灵。　　眼看一位如此强壮、勇敢的男人遭受痛苦的煎熬，可不是一件好受的事。用丑闻的恶名玷污已故的蒂娜·莫多蒂的企图，有如撒在伤口上的腐蚀性药物，使那只雄狮流血了。“卡洛斯少校”圆睁着发红的眼睛怒吼。蒂娜躺在她那流亡者的小小灵柩里，像是蜡制的。而我面对聚集在她房间里的所有的人的哀痛，只能无能为力地保持沉默。　　报纸整版整版地刊登耸人听闻的污言秽语。他们把蒂娜叫做“莫斯科来的神秘女人”。有的报纸还说：“她之所以死，是因为他知道得太多了。”我为“卡洛斯少校”强烈的痛苦所感动，决心做点什么。我与了一首向所有诽谤我们亡友的人挑战的诗，并把这首诗寄给所有的报纸，对于他们是否会发表，我根本不抱希望。然而，真是出人意外！第二天，所有的报纸上都没有像头天预告的那样登出新的虚构的揭露材料，却在第一版上刊载了我写的那首令人心碎的悲愤的诗。　　那首诗的标题是：《蒂娜·莫多蒂已经死去》。当天上午，我在墨西哥公墓朗诵了它，她的遗体就留在了那里，安卧在一块墨西哥的花岗石下面。　　那块花岗石上镌刻着我的几段诗句。　　墨西哥的报纸从此再也没有写过一行反对她的文字。　　那是许多年前发生在洛塔的事。1 万名矿工去参加集会。洛塔这个煤矿区百年来贫困不堪，骚乱从无间断。那天，矿区的广场上挤满了矿工。政治家们发表长篇大论的演说。中午闷热的空气里飘荡着煤炭和海盐的气味。　　大海近在咫尺，黢黑的采煤坑道在海水底下延伸十几公里，那些矿工就在这样的坑道里挖煤。　　现在，他们在当空的烈日下听演说。讲台很高，我从讲台上能看清那片黑色帽子和矿工服的海洋。最后一个轮到我讲话。当宣布我的名字和我的诗《唱给斯大林格勒的新情歌》时，出现了不同一般的反应——一种我永志不忘的仪式。　　一听到我的名字和那首诗的标题，密密麻麻的人群静悄悄地脱下帽子。　　他们脱帽，是因为继那种斩钉截铁的政治性讲话之后，就要朗诵我的那首诗了。我从高高的讲台上看到那规模浩大的摘帽子动作——上万只手整齐地放下来，形成一片难以形容的滚滚浪涛，形成静悄悄的大海上的一道巨浪，形成一片表达无声敬意的黑色浪花。　　于是，我的诗激扬起来，发出从未有过的战斗和解放的强音。　　另一件事发生在我的少年时代。那时我是那种身披黑斗篷的学生诗人，同当时所有的诗人一样消瘦和缺乏营养。我刚刚出版了诗集《晚霞》，体重比一根黑羽毛还轻。　　我同我的朋友们一起走进一家简陋的下等酒馆。那是探戈舞风靡和流氓横行的时代。跳舞突然停止，探戈舞曲就像酒杯砸在墙上似地突然中断。两个臭名昭著的流氓在舞池当中龇牙咧嘴地互相辱骂。当一个上前打对方时，对方就退却，桌子后边的一群音乐迷也随着向后躲闪。那场面就像两个未开化的野人在原始森林的空地上跳舞。　　我没有多加考虑就走上前去，不顾自己又瘦又弱，责骂他们：“不要脸的坏蛋，狼心狗肺的家伙，下贱的渣滓，别吵大家了，大家是来跳舞的，可不是来看你们演闹剧的！”他们吃惊地对看一眼，好像不能相信他们听到的话。身材较矮的那个以前曾是拳击手，他朝我走来，想揍死我。若不是打得极准的一拳猛地把这个猩猩般的汉子打倒在地，他准能达到目的。是他的对手终于决定给他一拳。　　当这个战败的斗士被人像搬麻袋似地抬出去时，当坐在桌旁的人向我们递来酒瓶时，当舞女们向我们投来热情的笑声时，那个打出致命一拳的大汉理所当然地想分享这次胜利的欢乐。但是，我严词责骂道：　　“滚出去！你跟他是一路货！”我的得意时刻不久就结束了。我们穿过狭窄的过道之后，看见一个虎背熊腰的家伙堵住出口。这是另一个成了恶棍的拳击手——那个被我申斥的胜利者，他堵住我们的去路，等着进行报复。　　“老子正等着你呐。”他对我说。　　他轻轻一推，把我推往一扇门，这时我的朋友们都慌里慌张地跑了。我面对凶恶的刽子手，无依无靠。我急忙扫一眼，看看能抓到什么东西进行自卫。没有，什么东西都没有。沉重的大理石桌面，铁椅，我都举不起来。没有花瓶，连一根别人忘记带走的不值钱的手杖都没有。　　“咱们谈谈。”那人说。　　我明白，任何反抗都是徒劳的；我还想到，他大概像面对一只小鹿的美洲豹，在吞下我之前要打量我一番。我知道，我所能进行的全部自卫，只不过是不让他知道我的恐惧感。我回手也推他一下，但是动不了他一丝一毫。　　他简直是一堵石墙。　　他忽然向后扬起头，他那双凶恶的眼睛换了一种神色。　　“您是诗人巴勃罗·聂鲁达吗？”他问。　　“是的。”他低下头，继续说道：　　“我太不幸了！我现在就在自己衷心钦佩的诗人面前，而当面骂我坏蛋的竟是他！”他两手抱着头，继续悲痛地说：　　“我是个坏蛋，跟我打架的那个人是可卡因贩子。我们是世上最卑贱的人。可是，在我的生活中有一件纯洁的东西。那就是我的未婚妻，我的未婚妻所给予的爱。堂巴勃罗，您看看她。您看看她的相片。我一定要告诉她，您亲手拿过这张相片。这事儿准会使她高兴。”他把那张笑吟吟的少女的相片递给我。　　“她是由于您，堂巴勃罗，是由于我们背诵过您的诗才爱我的。”他没头没脑地朗诵起来：　　“一个像我一样悲伤的孩子，跪着从你眼睛深处看着我们……”这时门给撞开了。那是我的朋友们带着武装的援军回来了。我看见一张张惊讶的脸挤在门口。　　我缓缓地走出门去。那人独自留下，连姿态都没变，继续朗诵道：“为了将要在她血管里燃烧的生命，我这双手不得不杀人。”他被诗打败了。　　鲍尔斯驾驶的那架被派往苏联领空执行间谍任务的飞机，从难以置信的高空掉下去了。是两枚神奇的导弹击中了它，将它从云端击落。记者们纷纷奔赴人迹罕至的山间导弹发射场。　　射手是两个单身小伙子。在那遍地是枞树、冰雪和河流的广阔天地里，他们吃苹果，下象棋，拉手风琴，读书，站岗。他们朝空中瞄准，保卫俄罗斯祖国的寥廓的天空。　　人们用各种问题纠缠他们：　　“你们吃什么？你们的父母是谁？你们爱跳舞吗？你们读什么书？”在回答最后一个问题时，年轻射手之一回答说他们读诗，还说俄国古典诗人普希金和智利诗人聂鲁达是他们喜爱的两位诗人。　　听到这句话，我感到非常高兴。那枚导弹飞得那么高，使敌人的威风扫地以尽，它还以某种方式携带着我那火热的诗中的一粒原子。　　诗　　……艺术品可真多……世上已经容纳不下……必须把它们挂在房间外边……书籍可真多……小册子也很多……谁能把书全读完……? 如果书是食物……恰好又在食欲大振之时，我们就拿它们拌色拉，把它们切碎，调上作料……我们吃不下了……我们吃腻了……世界淹没在如潮的书里……雷弗迪对我说：“我已通知邮局，别把书送来。我没法把寄来的书打开了，没有空地方。它们挨着墙往上爬，我怕出事，会砸到我头上的。”……大家都知道艾略特……他在成为画家，领导剧院，写出富有文采的评论以前，读过我的诗……我很高兴……没有人比他更理解我的诗了……直到有一天，他对我念起了他自己的诗，我却自私地跑开并反对道：“别给我念这些诗，快别念了。”……我把自己关在浴室里，可是，艾略特隔着门把他的诗念给我听…… 　　我感到非常悲伤……苏格兰诗人弗雷泽当时在场……他责骂我说：“你干吗这么对待艾略特？”……我答道：“我不愿意失去我的读者，他是我培养的。他连我诗里的皱纹都了如指掌……他多才多艺……他会画画……他会写散文……可是我要保住这个读者，维护他，像对奇花异草那样灌溉他……弗雷泽，你是理解我的。”……因为，说真的，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诗人们将会只向别的诗人公开自己的诗……每个诗人将拿出自己的小书，把它塞进别的诗人的口袋……他将把自己的诗……放在别的诗人的盘子里……克维多有一天把诗放在国王的餐巾底下……这确是值得的……或者在阳光明媚的广场上朗诵诗……或者让书籍在人们的手指间磨损，撕成碎片……但是，一个诗人向另一个诗人公开自己的诗这种情况并不吸引我，并不使我入迷，并不便我受到激励，只能使我遁入大自然，去面对一块岩石和一朵浪花，远离出版社，远离书页……诗已经远离读者，与之失去了联系……必须把读者拉回来……必须在黑暗中摸索行进，去与人的心灵，与妇女的眼睛，与大街上素昧平生的人相会——他们在黄昏时分或在繁星满天的深夜需要诗，哪怕只读一行……我们走过的路。读过的东西和学会的知识，统统源自这种对新奇事物的探寻……只有与我们素不相识的人们打成一片，他们才会有朝一日从大街上，从沙地上，从落在同一片森林里已达千年之久的树叶上，捡起我们的东西……并且轻柔地捧着我们的创造物……只有到了这个时候，我们才是真正的诗人……诗将生存在这样的作品中。　　与语言共存　　我生于1904 年。1921 年，我的一首诗被收入一本小书。1923 年，我的第一本诗集《晚霞》出版。现在这本回忆录，我写于1973 年。一个诗人看到印制出来的书，犹如听到新生儿发出的引人注意的头几声叫喊，令人激动。　　从那样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算起已经过了50 年。　　同一种语言打一辈子交道，把它颠来倒去，探究其奥秘，翻弄其皮毛和肚子，这种亲密关系不可能不化作机体的一部分。我跟西班牙语的关系就是这样的。口语有其他尺度；书面语却有料想不到的伸缩性。语言的运用有如衣服，又如人体的皮肤，袖子、补丁、排汗、血迹和汗迹，能显示一个作家的气质。这就是风格。我发现法国文化的一次又一次革命，把我们的时代弄得颠三倒四。它们对我永远有吸引力，但是总像有些衣服那样，我穿了不合身。智利诗人维多夫罗醉心于法国的时新式样，他巧妙地把这种时新式样加以改造，使之适合他的生存和表达方式。有时我觉得，他已超越了自己的模本。鲁文·达里奥闯进西班牙语诗坛时，大致也是如此，只是他更加彻底。　　鲁文·达里奥是一头声音洪亮的大象，撞碎他那个时代西班牙语的全部玻璃窗，以便让世界的风吹进它的领域。世界的风果真吹进去了。　　语言数次把我们美洲人和西班牙人分开。但是，首先是有关语言的观念分成了两个体系。贡戈拉冷漠的美并不适合我们的纬度，然而西班牙的诗，尤其是最新的西班牙的诗，无不具有贡戈拉式的怪味和繁丽词藻。我们美洲的地层是由盖满尘土的岩石、破碎的熔岩、混着鲜血的黏土构成的。我们不会雕琢水晶。我们大陆上刻意雕琢的诗人发出的声音是空洞的；只要一滴《马丁·菲耶罗》的葡萄酒或一滴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浓得化不开的蜜，就足以使他们如同插着别处弄来的鲜花的花瓶，呆若木鸡地立在客厅里。　　塞万提斯之后，西班牙语变得华而不实，它获得了宫廷的典雅，却失去了产生贡萨洛·德·贝尔塞奥和那位伊塔大司祭的狙犷力量，失去了仍然在克维多作品中燃烧的情欲。在英国、法国、意大利都发生过同样的变迁。　　乔叟及拉伯雷的恣肆，遭到了阉割；具有彼特拉克风格的刻意雕琢的诗人，使翡翠和钻石发出璀璨的光彩，但是宏伟的源泉却开始干涸。　　那昔日的源泉与当时人的整体素质，与他们的博大襟怀、丰富感情和豪放性格密切相关。　　至少这是我曾遇到的难题，虽然我未曾以这样的方式提到过。如果说我的诗有什么意义，那就是具有不肯局限在某个范围之内、向往更大空间的无拘无束的倾向。我的局限必须由我自己来超越；我绝不曾把自己限定在一种远方文化的框框里。我必须是我自己，要尽力像生我养我的土地那样伸展开来。本大陆的另一位诗人在这条路上给了我以帮助。我说的就是沃尔特·惠特曼这位我的曼哈顿明友。　　评论家必须忍受痛苦　　《马尔多罗之歌》实质上是一部卷帙浩繁的连载小说。可别忘记，伊西多尔·杜卡斯的笔名洛特雷亚蒙，取自连载小说家欧仁·苏的一部1873 年写于沙特奈的长篇小说。但是，我们所知道的这个洛特雷亚蒙，比小说中的洛特雷亚蒙走得更远千百倍。他入地，欲为地狱的恶鬼；他上天，欲为堕落的天使长。马尔多罗在极度不幸中庆贺“天堂与地狱的婚礼”。愤怒、颂扬和极端痛苦汇成杜卡斯滚滚波涛般扫荡一切的诗风。马尔多罗的含义就是“巨大的痛苦”。　　洛特雷亚蒙曾打算开始一个新的创作阶段，他抛弃了自己的阴郁面目，还写序鼓吹一种新的乐观主义诗歌，但最终也没有写出这样的诗。在巴黎，死神带走了这位乌拉圭青年。但是，他那没有兑现的改变诗风的诺言和那没有完成的向善与健康的转移，却招来了许多批评。他的痛苦得到赞赏，而他向欢乐的转变却遭到谴责。诗人必须自我折磨和忍受痛苦，必须在绝望中生活，必须继续写绝望的歌。这已经成为一个社会阶层（即一个阶级）的见解。　　许多人服从这一金科玉律，这些人一贯屈从那些不成文的但被奉为金科玉律的规范所强加的痛苦。这些无形的裁决判定诗人命该居陋室，穿破鞋，入医院和陈尸房。这样人人皆大欢喜，因为不用付出多少眼泪，欢乐就可以继续下去。　　然而事物因世界的变化而变化。我们这些诗人突然领头为欢乐而造反。　　时运不济的作家，受磨难的作家，成为资本主义没落时期幸福仪式的组成部分。以往人们的趣味被巧妙地引向赞美不幸，把不幸看作巨大创造力的催化剂。不道德行为和苦难被认为是有益于诗歌创作的灵方。荷尔德林有精神病而且一生不幸；兰波的生活漂泊不定而且满腹苦涩；热拉尔·德奈尔瓦自缢在穷巷的一根路灯杆上。在那个世纪的最后阶段，他们不仅使美激发出来，还开辟了苦难的道路。他们的信条就是，这条荆棘之路应当成为精神生产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迪伦·托马斯曾是已开列的殉难者名单上的最后一名牺牲者。　　奇怪的是，暴戾的老式资产阶级的这些思想仍然在某些人的脑子里起作用。这些人摸世界脉搏时不理睬它的鼻子，而世界的鼻子能闻到未来，所以必须在这里把脉。　　有些评论家像葫芦科攀缘植物，伸出茎和卷须寻找最时髦的气息，生怕失去它。但是，他们的根仍然浸泡在过去的时光里。　　只要我们诗人紧紧地和我们的人民在一起，坚定地投身于争取人民幸福的斗争，就有权成为幸福的人。　　“巴勃罗是我所认识的少数几位幸福的人之一。”伊利亚·爱伦堡在他的一篇文章中写道。这个巴勃罗就是我，爱伦堡一点儿也没说错。　　因此，一些在期刊上撰文的著名随笔作家关心我的物质生活，并不使我吃惊，显然我的私事本不应成为评论题目。我明白，我可能得到的幸福使许多人不舒服。可事实是，我打心眼里感到幸福。我问心无愧，然而理智上却感到不安。　　那些看来对诗人的小康生活水平忿忿不平的评论家，我倒劝他们要为诗集的出版、销售并完成给评论界提供关注的材料的使命而感到欣慰。他们应该高兴的是，著作权使作家得到稿酬，另外至少某些作家可以靠自己的神圣工作度日。评论家对这种自豪感应该加以宣扬，而不要从中作梗。　　因此，不久前当我看到一个青年评论家——才华横溢的教士——为我写的一篇短文时，我觉得他的才华并未使他稍许脱出谬误的窠臼。　　据他看来，幸福感削弱了我的诗。他给我开的药方是痛苦。根据这种理论，患阑尾炎准能产生精彩的散文，得腹膜炎也许会产生绝妙好诗。　　我要继续用我所拥有的素材并以我自己为素材进行写作。我是杂食动物，吞食感情、活人、书籍、事件和斗争。我真想把整个大地吞下；我真想把大海全部喝干。　　诗的短句和长句　　作为积极的诗人，我同自己的骄做作过斗争。因此，现实与主观之间的斗争，能在我自己内心深处解决。我并不企图规劝别人，不过我的经验可能对别人有所助益。让我们来粗略地看看结果。　　我的诗既受到公正的批评，也遭到诽谤中伤，这是很自然的。二者竞相出现。在这场争论中我没有发言权，但我有投票权。对于有实质内容的批评，我的书、我的全部诗歌就是我投的票。对于充满敌意的诽谤中伤，我也有投票权，这张票也是由我独特的和源源不断的创作构成的。　　你若觉得我的话很自负，那你是对的。说到我的自负，那是怀着不朽的爱在漫长岁月里从事一门手艺的工匠所具有的那种自负。　　但是，有件事我很满意，那就是我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至少在我的祖国，使人们尊重诗人的手艺，敬重写诗的技能。　　我开始写作的时代，有两类诗人。一类诗人是大阔佬，他们受尊敬是因为有钱，钱财帮助他们取得正当的或不正当的声望。另一类诗人是诗坛的散兵游勇、酒店里的豪饮之徒、神魂颠倒的疯子、苦恼的梦游症患者。还有一种情况我们也不要忽略，那就是被绑住手脚的作家们的困境，他们像拴在铁链上划船的苦役犯，被拴在政府机关的硬板凳上。他们的梦想几乎永远被堆积如山的盖过戳的公文，被对上司和对尴尬处境的恐惧所窒息。　　我初涉世事时，比亚当更加一无所有，但是决心保持我的诗歌的真诚。　　这种不妥协态度不仅对我自己有价值，也使那些傻瓜不再嘲笑。事后，这些傻瓜凡是有勇气和有良知的，都跟善良的人们一样，在我的诗所唤醒的根本事实面前折服了，而那些居心不良的傻瓜则对我心怀畏惧。　　于是，大写的诗赢得了尊重。不仅是诗，连诗人也赢得了尊敬；所有的诗和所有的诗人都是如此。　　我自觉地以诗为大众服务，同时我也绝不让别人把这种奖赏夺走，因为我喜欢像得勋章一样把它佩在胸前。我说的别的话都可商榷，但是我说的这一点却是不容抹煞的史实。　　诗人的死敌想利用的许多论据，都已毫无用处。在我年轻时，他们把我叫做饿鬼。现在，仇视我的人却想方设法要别人相信，我是个有钱有势的人，拥有神话般的财富。尽管我没有这样的财富，但我巴不得有，目的之一就是使他们更加不舒服。　　另外一些人量了我每一行诗句的长短，断言我把有的诗句肢解得零零碎碎，或者过于拉长了。这种批评毫无意义。谁规定诗句该短些还是长些，该细些还是粗些，该黄些还是红些？写诗的诗人才是对此作决定的人。他按照自己的呼吸与热血，自己的智慧与无知对此作出决定，因为所有这些都要放进诗的面包里去。　　不是现实主义者的诗人没有活力。但是，仅仅是现实主义者的诗人，同样缺乏活力。纯粹无理性的诗人，只能被他自己和爱慕他的人所理解，这种情况相当可悲。仅仅是理性主义者的诗人，连蠢驴都能理解，这也十分可悲。　　诗的方程式既没有数值的概念，也没有上帝或魔鬼所谕示的成分；相反，这两位极重要的人物在诗歌内部展开一场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一会儿此方得胜，一会儿彼方得胜，不过，诗绝不会吃败仗。　　诗人的手艺显然正在被滥用。初出茅庐的男女诗人纷纷出笼，以致一时间人人都似乎成了诗人，而读者却渐渐消失了。有朝一日我们为了寻觅读者，将不得不骑着骆驼穿过沙漠去远征，或是乘坐宇宙飞船在空中巡航。　　诗是人的深切爱好，由此产生礼拜仪式和赞美诗，也产生了宗教的内容。　　诗人敢于面对种种自然现象，在远古时候，他们给自己加上祭司称号以维护其志向。因此在现代，诗人为了捍卫自己的诗，接受在大街上和群众中所得到的地位。当今的平民诗人，仍然是最古老的祭司中的一员。诗人从前要与蒙昧妥协，现在则应当表达光明。　　独创性　　我不相信独创性。它是我们这个飞速崩溃的时代制造出来的又一个偶像。我相信通过艺术创作的任何语言、任何形式、任何立意所表现出的个性。　　但是，胡言乱语的独创性是一种时髦发明和竟选骗术。有些人希望彼选为他的祖国、他的语言或全世界的头号诗人。于是，他们为寻找选民而奔走，辱骂他们认为可能与之争夺桂冠的人，这样，诗就变成了骗人把戏。　　但是，重要的是保持内心的方向，把握有助于发展诗人优秀品德的大自然、文化、社会生活的日新月异的变化。　　在古代，那些最崇高、最严格的诗人，例如克维多，写诗时总加上这样的说明：“效贺拉斯”，“效奥维德”，“效卢克莱修”。　　而我，保持了自己的声音，并且跟一切生命体一样，这声音按照自己的本性日益增强。毫无疑问，激情是我早期诗集的主要部分，而诗人若不用自己的诗响应心灵的温柔或愤怒的召唤，那就太糟了！不过，有了40 年之久的历练，我相信诗作一定能更有效地驾驭激情。我信奉有引导的自发性。为此，诗人的口袋里必须永远有储备，以便应急。首先，要储备通过观察事物的外表、本质、语言、声音、形状等等获得的印象，即观察像蜜蜂那样从你身旁掠过的那些东西。必须立刻捕捉住它们，并且藏到口袋里去。我在这方面是很懒的，不过我知道我提供的是个好建议。马雅可夫斯基有个小笔记本，不断往本子上记东西。激情也可以储备。激情如何保存？办法是当激情产生时，我们就要意识到它，然后面对稿纸，我们就能比激情本身更鲜明地在脑海里重现我们的那种意识。　　迄今为止，我在自己相当多的作品中一直力图证明，诗人能写别人给他指定的题材，写某个社会集体所需要的内容。几乎所有的古代杰作都是按明确要求写成的。《农事诗》是为古罗马农村的耕作做宣传。诗人可以为某大学或某工会，为某行会和某机构写作；决不会因此而失去自由。神奇的灵感和诗人与神的交流，都是离不开个人功利的发明。在创作的关键时刻，因受阅读的影响和外界压力，作品可能部分地融进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我突然中断这些略带理论性的思考，想起自己少年时代的文学生活。那时画家们和作家们都满怀激情默默无闻地进行创作。画里和诗里无不回荡着秋的抒情气息。他们每个人都更不守秩序、更散漫、更狂放不羁。智利的社会生活深受震撼。亚历山德里发表了颠覆性演说。在盛产硝石的荒原，将开创本大陆最重要的人民运动的工人正在组织起来。那是卡洛斯·比库尼亚和胡安·甘多尔福等人开展斗争的神圣日子。我一下子接受了大学生无政府工团主义的思想体系。我最喜欢的书是安德烈耶夫写的《萨什卡·日古列夫》。　　别的人则读阿尔志跋绥夫的色情小说，认为他在意识形态方面造成一系列后果，如同今天出现的存在主义色情作品。知识分子们躲到酒店里去了。陈酒使贫穷闪现金色的光彩，直闪到第二天清晨。极具才华的诗人胡安·埃加尼亚，一辈子都是疯疯癫癫的。据说，他曾继承了一笔财产，却把全部钞票扔在一所弃置的房子的桌上。他的酒友们白天睡觉，晚上到酒桶里找酒喝。　　但是，胡安·埃加尼亚月光似的诗不过是我们《抒情森林》里没人知道的一阵颤抖。《抒情森林》乃是莫利纳·努涅斯和O.塞古拉·卡斯特罗给一本出色的现代主义诗歌选集加的富有浪漫情调的标题。这是一本包罗全面的集子，满纸皆是崇高气概和慷慨精神。这是以无边的空虚和纯洁的光辉为标志的混乱时代的一部诗歌总集。给我留下印象最深刻的人物是那位新文学独裁者，他名叫阿利里奥·奥亚尔顺，现在已经没有人记得他了。他是个苍白瘦削的波德莱尔模仿者，是个集多种品质于一身的颓废者，是个智利的巴尔瓦- 雅各，神情苦恼，面如死灰，俊美而又性情怪僻。他身材颀长，说话声音低沉。他发明以猜字谜的方式提出美学问题，这种方式在我们文学界的某一部分也是很独特的。他说话时提高嗓门；前额像智慧神堂的黄色圆顶。例如，他就说过“圆形之圆”，“酒神狄俄尼索斯之狄俄尼索斯精神”，“黑暗之黑暗”之类的话。但是，阿利里奥·奥亚尔顺一点儿也不蠢。他身上集中了一种文化的天堂和地狱两个方面。他是个为了理论上自圆其说不惜扼杀其精髓的世界主义者。据说，他为了在一次打赌中取胜，才写下他仅有的一首诗；但是我不明白，所有的智利诗歌选集为什么都没有收那首诗。　　酒瓶和船头雕饰　　圣诞节已日益临近。每过一个圣诞节，我们就向2000 年迈进一步。为了将来的幸福，为了明天的和平，为了普遍的公正，为了2000 年的新年钟声，我们当代诗人们斗争过，也歌唱过。　　在30 年代那个时候，索克拉特斯·阿吉雷那个精明的杰出人物，曾是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领事馆的上司，有一年的12 月24 日，他要求我到他家装扮圣诞老人。我生平搞糟过许多事情，但是没有一次像装扮圣诞老人那次搞得那么糟。我脸上用来做胡子的棉花掉了，分送玩具时又错得一塌糊涂。我那智利南方人从小就显得齉声齉气的、带鼻音的、很特别的嗓音，可怎么伪装呢？我施了一个小计：我对孩子们讲英语，孩子们却用几双黑眼睛和蓝眼睛盯着我，比有教养的儿童显出更多的不信任。　　谁会想到，这些孩子中竟有一个会成为我最喜爱的朋友，会成为杰出的作家，还会成为我最好的传记之一的作者呢？我说的是玛加丽塔·阿吉雷。　　我家里收集了大大小小许多玩具，没有这些玩具我就没法活。不玩的孩子不是孩子；不玩的大人就永远失去了活在他心中的童心，这童心却是他十分需要的。我也像造玩具那样建造我的房子，并且在这所房子里从早玩到晚。　　这些都是我自己的玩具。我仅仅抱着消遣的科学目的，用毕生时间收集这些玩具。我要为小孩子和其他年龄的人描述这些东西。　　我有一艘放在一个瓶子里的帆船。说实话，我拥有不止一艘船。那是一个真正的船队。它们有写好的船名、桅杆、船帆、船头和锚。有几艘船来自远方，来自别的不重要的海域。最漂亮的船之一是从西班牙送来给我的，作为付给我一本颂歌集的版税。主桅顶上挂着我国国旗，旗上缀着一个孤零零的小星。不过，几乎所有其余的船只，都是卡洛斯·奥朗德尔先生制作的。　　奥朗德尔先生是位老海员，他为我仿制了许多从汉堡、萨勒姆、布列塔尼沿海一带前来运载硝石和到南方海域捕鲸的壮观的著名船只。　　当我沿智利漫长的公路南下，去寻访住在科罗内尔的那位老海员时，我在南方城市煤炭和雨水的气味中，真的进入世界上最小的船坞。在他的小客厅、饭厅、厨房、花园里，整整齐齐堆着要放进倒掉了皮斯科酒的透明酒瓶里的各种部件。堂卡洛斯用他的魔笛触碰船头和船帆，前桅帆和中桅帆。连港口最小的一缕烟，经过他的手，就变成一件创作，变成一艘新的瓶装船，崭崭新又闪闪亮，准备驶往幻想的大海。　　在我的收藏品中，出自科罗内尔那位航海者谦虚之手的瓶装船，在安特卫普或马赛买来的其他船只中显得很突出。因为，他不仅赋予那些船只以生命，还凭自己的知识给它们配上说明，给它们贴上标签，上面写明船名，并对该模型船的功绩、迎着风浪的航行、张着我们再也看不到的帆颠簸在太平洋上运送货物等情况加以说明。　　我拥有诸如强大的“波托西号”和壮丽的“普鲁士号”那样著名的瓶装船，后者是汉堡的船，1910 年在芒什附近的英吉利海峡中失事。“玛丽亚·塞莱斯特号”从1882 年起成为明星，成为奥秘中之奥秘，奥朗德尔大师为我制作了两个它的模型。　　我不准备披露处于它自己透明状态中的航行秘密，我说的是，那些微型船只是如何进入那亲切的酒瓶的。我是个职业骗子，为了蒙蔽的目的，我在一首颂歌里详细描述了不可思议的建造师的缓慢而细致的工作，还讲述了他们如何进出于那些海员的酒瓶。但是，这个秘密依然如故。　　船头雕饰是我的最大的玩具。跟我的许多东西一样，报刊上登过这些船头雕饰的相片，还善意地或恼怒地进行过争论。凡是怀着善意玩过这些玩具的人，都会心地笑了，并且说：　　“真是个疯子！瞧他收集的都是什么！”居心不良的人看事情就不同了。这种人之一为我的收藏品，也为我在黑岛的房子上升起一面有白鱼的蓝旗而感到酸溜溜的，他说：　　“我不挂自己的旗。我也没有船头雕饰。”可怜虫像嫉妒别人有陀螺的孩子那样痛哭流涕。与此同时，我那些来自海上的船头雕饰，却因被嫉妒叫醒而高兴得笑起来。　　确实应该谈谈船头雕饰。它们是胸像，是海的雕像，是迷途的海洋的化身。造船时，人们都想用一种优越的含义抬高自己的船头；在古代，人们给船安上木头雕的飞禽形象、图腾鸟和神话里的野兽。后来在19 世纪，捕鲸船雕上了象征性形象——半裸的女神或头戴弗里吉亚帽的共和派妇女。　　我有男性和女性两种船头雕饰。最小最讨人喜欢的那个船头雕饰叫做玛丽亚·塞莱斯特，萨尔瓦多·阿连德多次想从我这里夺走。它原属于一艘法国船，这艘船很小，可能只在塞纳河里航行过。它色彩暗淡，由橡木雕成，由于经历了多年的航行，它永远变成棕褐色的了。它是个小妇人，身上穿的是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的漂亮服装，雕得像被风吹得飘飘欲飞。在它双颊的酒窝上方，瓷珠镶成的眼睛望着天际。说来也怪，这双眼睛每年冬天都流泪，谁也解释不了这种现象。这种棕褐色木头也许有微孔，能吸收潮气。这两只法国眼睛确实在冬天会流泪，我每年都看见珍贵的眼泪从玛丽亚·塞莱斯特的小脸上滚落下来。　　也许是基督教或异教的圣像，唤醒了人类的宗教感。我的另一个船头雕饰若干年间都处在最适合它的地方，斜着身体面对海洋，如同它在船上航行那样。但是有一天下午，我和马蒂尔德发现，黑岛几位虔诚的女教徒像要采访我的新闻记者常于的那样，跳过围栅，跪在花园里的船头雕饰面前，她们点燃的不少支蜡烛把船头雕饰照亮了。一种新的宗教也许已经诞生了。虽然这个又高又端庄的船头雕怖极像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我们不得不提醒这几个女教徒，不要如此无知地继续膜拜一个海上妇女形象，它曾在我们罪孽深重的星球的罪孽最深重的汪洋大海上航行过。　　从此，我把它从花园里搬走，现在它离我更近了，就放在壁炉近旁。　　书籍和海螺　　穷藏书家有无数感受痛苦的机会。书籍不会从他手中溜走，却会驾着价格的翅膀，像鸟儿那样越过他头顶飞往空中。　　但是，经过反复探寻，珍珠出现了。　　记得1934 年在马德里，当我提议分期付款每月20 比塞塔购买价格为100 比塞塔的古版贡戈拉著作时，书商加西亚·里科表现的那种惊讶。书价不高，可我没有那么多钱。整整半年里我准时按期付款。这是弗本斯版本。这位17世纪的佛兰德出版家，用无与伦比的漂亮字体印制西班牙黄金时代的名家著作。　　我只爱阅读那种版本的克维多著作，其中的十四行诗像铁甲战舰那样摆开作战的阵势。后来，我钻进了法国和英国的大森林般的书肆区，跑遍郊区陡峭崎岖小径般的旧书店，或者大教堂中殿似的大书店。出来时我的双手满是尘污，不过，有时我会得到一件宝藏，至少我会得到自以为发现宝藏的乐趣。　　有现金的文学奖，有助于我购得某些贵得出奇的版本。我的藏书室达到了相当大的规模。古本诗集在藏书室里熠熠生辉；由于我对博物学的喜爱，藏书室里到处是色彩鲜明的漂亮的植物学书籍，还有有关鸟、昆虫、鱼的书。　　我收集到妙不可言的游记，伊瓦拉印制的不可思议的《堂吉诃德》，用精美的博多尼活字印制的八开本但丁著作，甚至经删改供法国王子阅读的印数极少的一部莫里哀作品。　　但是，我平生所收集的最精美的东西，实际上是我的海螺。海螺的奇妙结构——月光般皎洁的妙不可言的细瓷，加上多姿多彩的有厚实质感的、哥特式的、实用的外壳——使我心旷神怡。　　自从古巴软体动物学家堂卡洛斯·德·拉·托雷，把他收藏的最精美的标本赠送给我以后，成千扇海底知识的小门为我打开了。此后，我游遍了世界各大海洋，所到之处我都窥探并寻觅海螺。可是我必须承认，在巴黎这个大海的一道道浪涛间，我发现了更多的海螺。巴黎已经把海洋里的全部珍珠母，都搬到它的博物商店和“跳蚤市场”里去了。　　在大都市的马尾藻底下，在破灯泡和旧鞋之间，比伸手到维拉克鲁斯或下加利福尼亚的海滩岩石里去，更容易找到外形精美绝伦的彩线榧螺。可以出其不意地捉住一种鲁舍螺伸出像水写成的诗句那样的石英长矛。我从海里拽出壳上缀满珊瑚刺的大牡蛎时，感到眼花缭乱，谁也不能使我摆脱这种激动情绪。更远处，另一种大牡蛎半开半闭，它壳上雪白的刺，如同贡戈拉岩洞里的石笋。　　这些猎获物中有几种可能算得上文物。记得在北京博物馆里，主人打开那只存放中国海洋软体动物标本的最神圣的箱子，把仅有的两个奇异宽肩螺的标本之一送给我。我因此才得以珍藏那件不可思议的宝物，大海通过这种珍品，把迄今仍然存在于该地区的庙宇和宝塔的建筑风格赠送给中国。　　我花了30 年时间收集了大量书籍。我的书架上摆着我爱不释手的古版书和其他书籍，其中有克维多、塞万提斯、贡戈拉等作家的作品的初版版本，还有拉弗格、兰波、洛特雷亚蒙等诗人的著作。我觉得，这些书的每一页都留下了我所喜爱的诗人们触摸过的痕迹。我有伊莎贝尔·兰波的手稿。　　在巴黎，保罗·艾吕雅把伊莎贝尔·兰波写给她母亲的两封信送给我做生日礼物，这两封信是在那位流浪诗人在马赛医院截去一条腿时写的。这可都是巴黎国立图书馆和芝加哥贪婪的书商垂涎的珍宝。　　我在世上走过许多地方，我的藏书因而大大增加，远远超过一个私人藏书室的规模。有一天，我把花20 年时间收集的大量海螺收藏品，和怀着最大的热情从世界各国选购来的我最喜爱的5000 册图书，全部赠送出去。我把这些东西赠给我国的大学。它们被当作不同凡俗的礼物接受下来，一位校长还宣读了美好的致词。　　任何胸怀坦荡的人大概都会认为，我的这种馈赠，在智利一定会被愉快地接受下来。然而，也有心怀叵测的人。一个官方评论家写了几篇怒气冲天的文章，强烈抗议我的举动。他狂叫道，何时才能遏止国际共产主义？另一个先生在国会发表激烈演说，反对大学接受我那些极好的今版书和古版书；他威胁要把接受馈赠的国立院校的津贴砍掉。那个评论家和那个国会议员一唱一和，在智利这块小天地的上空，掀起了一股寒流。那位大学校长脸色大变，来回奔走于国会走廊。　　从那时起20 年已经过去，确实再没有人去观看我的图书和我的海螺了。　　看来它们都已返回书店和大海里去了。　　碎玻璃　　我在长期远行之后，于3 天前回到我在瓦尔帕莱索的家中。墙上出现了伤痕似的大裂缝。打碎的玻璃在房间的地上形成一块令人看了难受的地毯。　　几个钟也掉在地上，执拗地指着地震发生的那个时刻。马蒂尔德现在用扫帚扫掉多少美好的东西；大地的震动使多少稀罕的物品转眼间变成垃圾。　　我们必须进行清扫、整理，一切都重新开始。在一片零乱中找到纸张是很费事的；以后要找到思想，就更困难了。　　我新近做的两件事是：翻译《罗密欧与朱丽叶》和按古代格律写一首爱情长诗——这首诗还没有完成。　　让我们开始吧，情诗，从碎玻璃中起来吧，吟唱的时刻已经来临。　　帮助我吧，情诗，帮助我把完整性恢复，帮助我去歌唱痛苦。　　世界上确实还没有肃清战争，还没有涤净血污，还没有消除仇恨。这是事实。　　但是，我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暴徒们在世界的镜子里照出自己的形象，他们的嘴脸连他们自己都觉得丑恶。这也是事实。　　我仍然相信世间有爱。我坚信，人类识得了痛苦、流血和打碎玻璃，终将建立起相互理解。　　我的妻子马蒂尔德·乌鲁蒂亚　　我的妻子跟我一样，是个外省人。她出生于南方的城市奇廉，幸运的是这个城市以农民的陶瓷制品闻名遐迩，不幸的是它以可怖的地震而尽人皆知。我在《爱情十四行诗一百首》里，把我要对她说的话全部倾吐了。　　这些诗句也许表明了她对我意味着什么。大地和生活使我们走到一起来了。　　我们是幸福的，尽管这件事与其他任何人无关。我们把我们共有的时间，长久地消磨在智利荒凉的海边。但不是在夏天，因为这时被阳光晒干的海岸，显得像沙漠那样发黄，而是在冬日，这时是奇特的开花季节，海滨随着雨水和寒冷的降临而披上绿色和黄色、蓝色和紫色的外衣。有几次，我们从粗犷、荒凉的大海前往乱糟糟的圣地亚哥城，在那里共同忍受别人过的那种错综复杂的生活。　　马蒂尔德以高昂的歌喉唱我的歌。　　我把我所写的和我所拥有的东西，全部奉献给她。东西不多，可她感到满意。　　现在，我远远地看着她把小巧的鞋子踩进花园的泥里，然后又把她那纤巧的双手伸入草本深处。　　她用她的脚、手、眼睛和声音，从地里把各种各样的根，各种各样的花朵，各种各样的芳香的幸福果实，全部带来给我。　　星星的创造者　　一名男子在巴黎一家饭店的客房里睡觉。他是个死心塌地的夜猫子，所以当我告诉你，中午12 点那个人还在睡的时候，你决不会感到惊讶。　　可是，他不得不睁开眼来。因为左边的墙突然坍倒。随后，正面的那堵墙也倒了。这不是炸弹炸的。几名大胡子工人手提尖锤从刚挖开的豁口进来，对还在睡觉的人骂道：　　“Eh，leve-toi，bourgeois ！跟我们一起干一杯！”香槟酒开瓶了。进来了一位市长，胸前挎着一条三色饰带。一个铜管乐队和谐地奏起《马赛曲》。何以出现如此不寻常的情况呢？是因为当时正在铺设的巴黎地下铁路两条路线的连接点，恰好就在那位耽于梦乡的人的卧室下面。　　自从那位男子把这件往事告诉我以后，我拿定主意要成为他的朋友，或者说要成为他的追随者，要成为他的学生。由于他遇到许多如此不同一般的事情，我又不愿错过其中任何一件，便跟随他走遍几个国家。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卡也为那位杰出人物所吸引，采取了与我相似的态度。　　费德里科和我一起坐在紧挨着马德里库柏勒女神喷泉的信使啤酒店里，这时那位巴黎的耽于梦乡的人突然闯到我们聚会的地方来。他虽然看似见多识广，来到时却是面如土色。他又遇到难以言传的事情。他刚才在马德里一个简陋住所里，想把自己的乐谱理整齐。我忘了说，我们的主人公是个出色的作曲家。他出什么事了？　　“一辆汽车停在我住的饭店大门口。我听见有人上楼梯，走进我隔壁的房间。后来，那个新房客打起鼾来。起初鼾声较轻，后来四周都震颤起来。　　衣橱、墙壁都在那个惊人的打鼾者有节奏的鼾声冲击下晃动。”无疑，那准是一只野兽。当鼾声山洪般爆发出来时，我们的朋友再没有任何疑问了，肯定是那头“野公猪”。在其他国家，它的喧器声曾使许多会堂震颤，使公路受阻，使大海扬波。这个岌岌可危的星球，这个威胁欧洲和平的可憎的魔鬼，将会出什么事呢？　　他每天都把“野公猪”干的新的可怕事件告诉我们——费德里科、我、拉斐尔·阿尔韦蒂、雕刻家阿尔韦托、富尔亨西奥·迪亚斯·帕斯托尔、米格尔·埃尔南德斯。我们都热切地迎接他，都不安地与他告别。　　后来有一天，他面带原有的乐呵呵的笑容来了。他对我们说：　　“叫人胆战心惊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德国人齐柏林伯爵同意运走‘野公猪’，把它扔到巴西大森林里去。参天大树会养活它。它不可能一口气喝下亚马孙河何水。它可以在那里继续用那吓人的鼾声，把大地吵得头昏脑胀。”费德里科听了他的话哈哈大笑，激动得紧闭双眼。这时，我们的朋友又说起发电报的事，那次报务员说服他决不要发电报，而要发信，因为人们收到这种神速的邮件会非常惊慌，有的人没等打开电报，就心肌梗塞而死。他还告诉我们，他那次在伦敦因好奇去观看拍卖“纯种”马；只因他偶然举手向一位朋友打招呼，拍卖商便把阿加汗已出价9500英镑认购的一匹母马，以10000 英镑的价格卖给他。　　他最后说：“我只好带着那匹母马到我下榻的饭店去，第二天就把它退还了。”如今，这位寓言作家不能讲“野公猪”的故事，也不能讲别的故事了。　　他在智利这块土地上溘然长逝了。这位圆滚滚的智利人、心胸坦荡的音乐家、许多无与伦比的故事素材的挥霍者，在实际生活中名叫阿卡里奥·科塔波斯。　　在这位不会被人忘却的人的葬礼上，由我致悼词。我只说了一句：“今天，我们把一位光辉的人物交给黑暗，他每天赠给我们一颗星。” 　　杰出的艾吕雅　　我的同志保罗·艾吕雅不久前与世长辞了。他是如此坚强、结实，面对失去他这一事实，我感到既痛苦又困难。他是个蓝眼睛、脸色红润的法国诺曼底人，体质看似强壮实为柔弱。1914 年战争期间，他两次中过毒气，使他终生落下一双颤抖的手。不过，艾吕雅使我始终想到天蓝色，想到深沉的止水，想到认识自身力量所显示的柔顺。保罗·艾吕雅的诗清晰明澈得像打在窗玻璃上的滴滴春雨，他给人的印象似乎是个不关心政治的人，是个厌恶政治的诗人。其实并非如此。他和法国人民，和法国人民的理性及斗争，有强有力的联系。保罗·艾吕雅是坚定的。他是一座法兰西塔，具有热情而清醒的头脑，不同于通常的那种热情的愚蠢。　　我们曾在墨西哥结伴同行，在那里我第一次看见他濒临一种绝望的悲观境地——他总是在心灵中为悲哀保留一个宁静的角落，悲哀与才情在他身上表现得同样充分。　　那时他心力交瘁。我说服这位彻头彻尾的法国人，把他拉到那遥远的国度去，而在那里，就在我们安葬何塞·克莱门特·奥罗斯科那天，我因患危险的血栓性静脉炎而病倒了，这种病使我困在病榻上达4 个月之久。他感到孤独——没有一线光明的孤独，像个无依无靠的盲人探险者。他谁都不认识，没有一家的大门为他打开。丧妻的哀痛压在他心头，他在那里感到自己形单影只，而且没有爱。他对我说：“我们生活需要有人陪伴，我们需要参与生活的各个方面。我的孤独实在不可取，真是作孽啊。”我打电话叫来我的朋友们，我们硬拖他出门走走。他们数落着带他跑遍了墨西哥城的大街小巷，就在街道的一个拐弯处，他遇上了爱神，遇上了他最后那位爱人——多米尼克。　　对我来说，撰文悼念保罗·艾吕雅是十分困难的。我仿佛仍然看见他活在我身旁，他那双视野开阔、目光深远的眼睛，似乎仍然炯炯有神，闪着如电的蓝光。　　他生长于法兰西土地，桂冠和根在那里交织成它流芳百世的遗产。他的躯体由水和岩石构成，全身缠满老藤，藤上鲜花簇簇，光彩照人；藤上还有鸟巢，传出透明的歌声。　　“透明”是个确切的词儿。他的诗是晶莹的水晶，是他吟唱之河里凝然不动的水流。　　诗人心中充满至高无上的爱，充满法国南方人的纯真热情。在法国横遭战祸的日日夜夜，他把心奉献给祖国，从心中喷出坚决战斗的烈火。　　于是，他顺乎自然地进入了共产党的行列。对艾吕雅来说，入党就是以自己的诗和生命确认人性和人道主义的价值。　　决不要以为艾吕雅的政治家气质逊色于诗人气质。他的远见卓识和精辟的辩证推理，往往令我叹服。我们一起研讨过许多事情、人物和当代问题，他的高明见解使我永远受益。　　他没有在超现实主义的非理性主义中迷失方向，因为他不是模仿者，而是创造者，正因如此，他把清醒和智慧的子弹射向超现实主义的僵尸。　　他是我朝夕相处的至友，现在我失去了他那成为我的面包的一部分的温情。他带走的一切，谁也无法为我填补，因为他那积极的手足之情，是我平生最珍贵的享受之一。　　法兰西塔哟，我的兄弟！我俯身看着你紧闭的眼睛，它们仿佛仍在向我展示你早已确立在大地上的光辉和伟大，质朴和正直，善良和纯真。　　皮埃尔·雷弗迪　　我从不认为皮埃尔·雷弗迪的诗富有魅力。“魅力”这个词儿是一个时期的口头禅，像集市上魔术师的帽子，野鸽子不会从这种帽子里钻出来，展翅高飞。　　雷弗迪是个注重实际的诗人，他列举并涉及了天地间的无数事物，他历述了世上的明显事实与壮丽景观。　　他自己的诗有加深藏地下的、闪闪发亮的、取之不尽的一个石英矿层。　　它有时闪现刺眼的光辉——艰难地从厚土层中采得的黑色矿石所具有的那种光泽。它会突然发出耀眼的火花，不然就藏身在矿井的坑道里，远离光明，却执著于自己所确信的真理。也许就是这一真理，也许就是他的诗的本质与大自然的这种一致性，这种雷弗迪式的宁静，这种不变的真诚，使他早早就有了健忘的缺点。别人渐渐认为，像明显的事实、自然现象、房屋、河流或熟悉的街道那样，他的外观和地点决不会有所改变。　　如今，他的地点变了；如今，一种严肃的寂静——比他自己更可尊敬的、骄傲的寂静，已经把他带走了，我们知道他已经不在了，那不可替代的光泽消失了，已经安葬在天地之间。　　我说，他的名字总有一天会像复活的天使，回来把不公正的、健忘的大门推倒。　　在最后审判日（即末日审判）我们将看到他，没有昂扬的号声，但有由他美妙、持久的诗歌形成的悦耳的寂静，光轮似地环绕在他周围，以他作品的单纯的永恒性使我们眼花缭乱。　　叶尔齐·博雷萨　　叶尔齐·博雷萨再也不会在波兰等我了。命运为这位老流亡者保留了重返祖国的机会。他在离开祖国多年之后，作为一名士兵进入华沙时，那里只剩下一堆倒塌的废墟，没有街道，也没有树木；也没有亲人等候他。博雷萨是个精力充沛的奇人，他与自己的人民一起奋发工作。一个个庞大的计划从他脑子里冒出来，随之而来的就是建立一家图书印刷厂的雄心勃勃的创举。　　厂房一层一层建造起来；运来了世界上最大的轮转印刷机；现在这家印刷广印制了千百万册图书和刊物。博雷萨像个不知疲倦的世俗点化术士，把梦想一一变成了现实。在具有难以置信的生命力的新波兰，他的大胆计划像梦中的城堡那样实现了。　　我本来不认识他。我曾经到波兰北部马苏里亚恩湖区的度假营地去结识他，他在那里等我。　　我一下车就看见一个笨手笨脚的人，一脸胡子拉茬，身上只穿一条说不出颜色的短裤。他立刻以狂热的劲头，用书本上学来的西班牙语对我嚷道：　　“巴勃罗，你可别累了。你该休息。”实际上，他一点儿也没让我“休息”。　　他的谈话内容广泛，形式多样，出人意料，使人惊叹不已。他同时给我讲述7个建设规划，还穿插评点了几部对史实或人生提出新见解的著作。“巴勃罗，真正的英雄是桑乔·潘萨，而不是堂吉诃德。”对他来说，桑乔代表了通俗实在论的声音，是他的世界和他的时代的真正中心。“桑乔治理一方时，把事情办得很好，因为这是人民在治理。”他一大早就把我从床上拖起，总是对我大声说“你应该休息”，接着就带我穿过枞树林和松树林，让我参观一座一个世纪前从俄国迁移来的教派的修道院，这里还保持着他们的全套宗教仪式。修女们把他当作神赐予的福分加以接待。博雷萨对待这些修女十分得体，十分尊重上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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