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鲁达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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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鲁达自传
［作者：聂鲁达转贴自：本站原创发布时间：2006-10-11 点击数量：］
博雷萨心肠软，却是个实干家。他经历过许多可怕的岁月。有一次，他给我看了一支左轮手枪，在一次即决审判之后，他曾用这支手枪处决了一名战犯。　　这名纳粹战犯详细记载自己罪行的一个笔记本被人发现了。本子上记有他亲手吊死的老人和儿童，被他强奸的少女。就在他抢掠过的村庄，他被意外地俘获了。证人排成一长队。有人对他宣读了告发他自己的那个笔记本。　　这个气焰嚣张的杀人犯只回答一句话：“要是能重新开始，我还要这么干。”我亲手拿过那个笔记本，还拿过结果过一名残暴逃犯的性命的那支左轮手枪。　　马苏里亚恩湖区的冰碛湖多得不可胜数，人们都到那里钓鳗鱼。我们起大早去钓鱼，很快我就看见了颤动着的、湿漉漉的、黑腰带似的鳗鱼。　　我和那里的湖水、那里的渔夫以及那里的景色，亲近起来了。我的朋友从早到晚让我上岸下湖，让我奔跑划桨，让我认识人和树；做这一切时总是大声说：“你在这里应当休息。再没有比这里更好的休息地了。”我离开马苏里亚恩湖区时，他送给我一条熏鳗鱼，我从未见过这么长的鳗鱼。　　这根奇特的“手杖”给我的生活添了麻烦。我想吃它，因为我非常爱吃熏鳗鱼，这条鳗鱼又是直接来自它生长的湖泊，毫无疑问，它不是购自商店，也不是购自中间人。但是，在我下榻的饭店里，那些日子每天菜单上都有鳗鱼。不管白天晚上，我都没有机会吃自己那条鳗鱼。它开始成为折磨我的东西。　　夜里我把它拿到阳台上去，让它透风。有时在趣味盎然的谈话中间，我忽然想起已经是中午了，我那条鳗鱼还在露天晒太阳。我顿时对话题兴味索然，赶紧跑去把它放到我房间的凉爽处，例如放到柜子里去。　　我终于找到一位爱吃鳗鱼的人，便不无内疚地把那条世上最长、最鲜嫩、最好的熏鳗鱼送给他。　　现在，杰出的博雷萨——干瘦而又精力充沛的吉诃德，像另一位多情和有学识的吉诃德那样赞赏桑乔的人，一位建设者和空想家，第一次休息了。　　他休息在他十分喜爱的树荫里。在他安息的墓地旁，一个世界仍在创造中，他曾为这个世界奉献了他沸腾的精力和永不熄灭的火焰。　　乔治·萨姆利约　　我喜爱匈牙利那种生活和诗。历史和诗、时代和诗人紧密结合的道路。在别的地方，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多少有点儿幼稚，多少有点儿不公正。在匈牙利，每位诗人在出生前就承担了义务。尤若夫·阿蒂拉、奥第·安德莱、久拉·伊列什等诗人，便是义务与音乐、祖国与黑暗、爱情与痛苦激烈相撞的必然产物。　　乔治·萨姆利约是我20 年来亲眼看着他自信地凭实力成长起来的一位诗人。他是个音色很美的诗人，引吭高吟时声如小提琴；他是个为自己也为天下人怀忧的诗人，是个彻头彻尾的匈牙利诗人；是个慷慨的、准备与人分享一个民族的现实与梦想的匈牙利人。他还是个具有最坚定的爱和最热忱的行动的诗人，在他身上那些人类共性中保留着他祖国的伟大诗歌的特殊印记。　　他是个成熟的青年诗人，应该受到我们时代的注意。他的诗恬静，晶莹剔透，令人陶醉，如同金色沙漠里流出的葡萄酒。　　夸齐莫多　　意大利这块土地十分纯洁的地下深处，保存着古代诗人的声音。当踩上原野的土地，穿过波光闪闪的公园，走过蓝色小海洋的沙滩时，我觉得脚下是钻石般的物质，是神秘的水晶，是几个世纪的光辉。意大利赋予欧洲诗歌以形式、音韵、雅趣和激情，使之从早期的雏形中，从粗呢和甲胄遮掩的粗陋中脱胎而出。意大利之光把中世纪游吟诗人身上的破衣烂衫和英雄史诗描述的铁器，变成流淌着精雕细琢的钻石的滔滔江河。　　我们这些初登文化殿堂的诗人，来自1880 年之后才有诗人选集的国家，看到大约出版于1230 年或1310 年、1450 年的意大利诗歌选集就会大吃一惊；这些诗歌选集中有阿利盖里、卡瓦尔坎蒂、彼特拉克、波利齐亚诺诸诗人令人眼花缭乱的三韵诗，有他们所醉心的艺术性，有他们的思想深度和宝右般的精美形式。　　这些名字和这些人物，为我们刚柔相济的加尔西拉索·德·拉·维加和宽厚的博斯坎传来了佛罗伦萨的启示，照亮了贡戈拉的道路，使克维多的悲怆增添阴郁讽刺的色彩，造就了英国的威廉·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还点燃法国的各种香料，使龙萨和迪·贝莱的情诗繁荣起来。　　因此，对诗人而言，生长在意大利大地上相当艰难，随时会遭受失败，而且要支撑得起布满五彩斑斓遗产的天宇。　　我认识萨尔瓦托雷·夸齐莫多已有多年，我可以断言他的诗是表现一种意识，因其内涵深奥、炽热而使我们觉得它变幻莫测。夸齐莫多是个欧洲人，自如地运用着知识、和谐与智慧的各种手段。但是，尽管他处于意大利诗坛的中心地位，处于盛盛衰衰绵延不绝的古典主义的当代角色的地位，并没有使他变成囿于堡垒中的武士。夸齐莫多是个杰出的世界性人物，他没有好斗地把世界分为东方和西方，而认为当今最迫切的任务是清除文化壁垒，并确认诗歌、真理、自由、和平与欢乐是人类共享的事物。　　一个宁静得令人伤感的世界上的种种色彩和声音，汇集在夸齐莫多的诗中。他的哀伤不是表达莱奥帕尔迪那种失意者的人世无常之感，而是傍晚时分大地上刚刚萌发的幽寂，这一虔诚的思绪是傍晚时产生的，这时芬芳、声音、色彩和钟声保护着地下深处种子的萌发。我喜爱这位杰出诗人的凝练语言，喜爱他的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风格；我尤为赞赏他把自己沉浸于无时无处不在的美感中，以及他把一切事物转化为真诚、动人的诗歌语言的能力。　　我隔着大海和千山万水，举起一个用阿劳卡尼亚地区的树叶制成的馥郁的花冠，让它飞向空中，让风和生活带走它，把它戴到萨尔瓦托雷·夸齐莫多头上。这可不是我们经常在弗朗切斯科·彼特拉克的肖像上看到的那种阿波罗桂冠；而是来自我们未开发的森林的一种花冠，用尚未命名的树叶制成，上面沾满了南方黎明时的露珠。　　巴列霍还活着　　另一个人是巴列霍。我决不会忘记他那颗黄澄澄的大脑袋，像是在秘鲁的老式窗户上看到的那种脑袋。巴列霍为人严肃，心地纯洁。他死于巴黎；死于巴黎的污浊空气，死于从中打捞出许多尸体的污浊河流。巴列霍是因饥饿和窒息而死的。如果我们当初把他带回他的秘鲁，让他在秘鲁的大地上呼吸空气，也许他今天还会活着，而且还会在吟诗。我在不同时期写过有关我这位挚友，有关我这位好同志的两首长诗。我认为，我在这两首诗中描述了我们亲密无间的友谊的经历。第一首长诗《塞萨尔·巴列霍颂》，收入《元素颂》第一卷。　　近来，在这场小小的文学论战中，也就是在这场由一些张牙舞爪的无名小卒挑起的论战中，有人抬出巴列霍，抬出塞萨尔·巴列霍的影响，抬出塞萨尔·巴列霍留下的空缺，抬出塞萨尔·巴列霍的诗，来反对我和我的诗。　　这种事到处都可能发生，旨在伤害那些勤奋写作的人。他们说：“这家伙不行，巴列霍确实棒。”要是聂鲁达早已见阎王，他们就会抬出他来反对活着的巴列霍。　　第二首长诗收在《狂歌集》中，其标题只有一个字母（即字母V ）。　　为了探寻无法确定的事物，也就是为了探寻将人与作品联系起来的主导因素或线索，我要说说服我多少有过一点关系的那些人。我们曾经在一起生活过一段时光，如今我仍然健在，他们却物故了。我只有以这种方式探索人们称之为诗的奥秘（我却要称之为诗的明晰）的东西。人的手与其作品之间，人的眼睛、五脏六腑、鲜血与其著述之间，必定有某种关系。但是，我说不出什么理论来。我的胳膊底下没有挟着什么教条，准备拿去砸在谁的头上。　　我跟大家差不多一样：星期一觉得一切都是光明的，星期二就觉得一切都漆黑一团了，而且由此想到这一年是阴暗相间，以后几年可能是一片蓝色。　　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　　前面我说过，我早在故乡特木科城就已认识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了。　　她后来永远离开了该城。加夫列拉那时已经艰难而勤奋地过了半生，外表像修女，有点儿像领导一所严谨的学校的高级修女。　　在那些时日，她用精确、鲜明生动和简洁晓畅的散文写了几首关于孩子的诗篇，因为她的散文往往就是她最深刻动人的诗。这几首关于孩子的诗中描写了妊娠、分婉和成长，于是一些含混的流言在特木科流传开来；我十分熟悉那些铁路工人和伐木工人（说话直言不讳、性情粗野而暴烈的人们），他们往往词不达意，讲些没有恶意的粗话，甚至可能发些粗野的议论，有损于她单身女子的身份。　　她感到自己受到了伤害，而且至死都感到受了伤害。　　数年后，她在她那本不朽著作的初版上，加了一篇于事无补的长长的按语，对世界尽头那个山区的人们关于她本人的议论和流言加以谴责。　　当她取得值得永志不忘的胜利，即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她在旅行中理应路经特木科火车站。学生们每天都在火车站等她。小学女生冒雨前去，手捧喇叭藤花瑟瑟发抖。喇叭藤花是那种灿若星辰的花朵，是阿劳卡尼亚地区美丽的野花。他们空等一场。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有意安排在夜间经过该车站，她乘坐一列客货混合夜车，以避免接受特木科献的喇叭藤花。　　那末，这是责备加夫列拉吗？这只是说，她心灵上的创伤仍然张着口子，愈合并不容易。这件事表明，在这位写出如此之多的绝妙好诗的女诗人的心灵深处，同任何人一样，也有爱与恨的搏斗。　　她对我永远面含友好的笑容，那是在她那黑面包似的脸上，如同面粉发酵般绽开的笑容。　　但是，放在她的工作烤炉里的上等材料是什么呢？她那些永远悲戚的诗用的是什么样的秘密配方？　　这些我不去探究，肯定我也不可能弄明白，即便弄明白，我也不会说。　　9 月是帚状砾芥开花的季节；在这个月份，原野变成一块起伏波动的黄地毯。在这一带海岸上，南风怒吼着猛刮了几天；夜里只听到它的呼啸声。　　天放晴时，大海像碧琉璃和巨大的白色块。　　你来了，加夫列拉，你是这些帚状砾芥，这些岩石，这狂风的心爱女儿。　　我们大家都满怀喜悦地欢迎你。谁都不会忘记你赞美智利的山楂树和白雪的歌。你是智利女性。你属于人民。谁都不会忘记你描述我国儿童赤课的脚的诗行。谁都忘不了你那些“可恶的话语”。你是令人感动的和平拥护者。为了这些，也为了别的理由，我们热爱你。　　你来了，加夫列拉，你来到智利的帚状砾芥和山楂树近旁。我应当捧出鲜花真诚而又不拘礼仪地欢迎你，这符合你的伟大和我们之间牢不可破的友谊。岩石和9月的春光为你敞开了大门。看见你畅怀地笑着走进智利人民使之充满鲜花和欧声的神圣土地，我无比喜悦。　　关于宇宙本质和真理，我同你的见解是一致的；由于我们的奔走呼号，真理终将得到承认。我愿你美好的心灵摆脱重负，充满活力，不懈战斗，放声歌唱，并且在祖国的大洋和安第斯山的孤独中继续创造。我亲吻你高贵的前额，向你内涵丰富的诗鞠躬致敬。　　比森特·维多夫罗　　杰出的诗人比森特·维多夫罗对待一切事物，总是采取一种恶作剧的态度，他用花样繁多的恶作剧折磨我——寄来一些幼稚的匿名信攻击我，不断指责我剽窃。维多夫罗是源远流长的自我中心偏执狂世系的代表。临近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那几年，在矛盾重重的生活中作家没有任何地位，于是采取这种自卫方式，在当时是颇具特点的。利己主义强人的处世哲学在美洲的传播，不过是欧洲邓南遮无耻言论的回声。这位意大利作家是个滥用并践踏小资产阶级准则的人，他在美洲掀起信奉救世主的狂热，势如火山喷发。他的追随者中最虚夸、最革命的是巴尔加斯·比拉。　　维多夫罗毕生缠着我打耸人听闻的笔墨官司，反而使我更受尊敬，我因此难以责备他。他自封“诗神”，而且认为让我这个比他年轻得多的人，成为他的奥林波斯山上的一员是不合适的。我从来都不十分清楚那座奥林波斯山上有什么。维多夫罗的一伙人把巴黎的最新花样加以创造，使之超现实化，把它生吞活剥地咽下去。而我大大相形见绌，永远是个土里土气的、半野蛮的外省人。　　维多夫罗事实上确是一位有非凡才能的诗人，但他对此并不满足。他还要成为“超人”。他的恶作剧中具有一种稚气的美。如果他能活到现在，他一定会提出，第一个志愿登月旅行者非他莫属。我能想象出他会向科学家证明，他的头骨的形状和韧性世上无双，最适应宇宙火箭的旅行。　　有几则轶闻颇能说明他这个人。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回到智利，这时他已经到了风烛残年，却老拿一台生锈的电话机给大家看，还说：　　“我亲自从希特勒手中把它夺下来。这就是元首最喜欢的那部电话机。”有一次，有人让他看一件很平庸的裸体雕刻习作，他说：　　“太可怕了！比米开朗琪罗的雕刻还糟。”1919 年发生在巴黎的一件由他担任主角的惊人事件，也值得一提。维多夫罗出版了一本题为《不列颠之终结》的小册子，书中预言不列颠帝国即将分崩离析。因为没人注意他的预言，他决定躲起来。报纸报道了这件事：“智利外交官遭神秘绑架。”几天之后，他直挺挺地躺在自己家的大门口。　　“英国童子军绑架了我。”他对警察说。“他们把我绑在一处地道的一根柱子上，强迫我喊1000 次‘不列颠帝国万岁！’”说完他又晕了过去。但是，警察检查了他腋下挟着的一个小包，发现包里是维多夫罗本人3 天前在巴黎一家豪华商店买的一套新睡衣。一切都被拆穿了。维多夫罗于是失去一位朋友。画家胡安·格里斯曾坚信绑架这件事，而且憎恶帝国主义者欺凌这位智利诗人，他永远不原谅诗人撒的那个谎。　　维多夫罗是个水晶似的诗人。他的作品无论在何处都闪耀光彩，而且洋溢着令人入迷的欢乐。他的诗通篇充满他凝聚起来并以充满风趣和智慧的手法加以润色的欧洲光泽。　　反复吟诵他的作品时，最使我惊奇的是它的晶莹澄彻。这位诗人极具文学才能，追求一个错综复杂时代的一切时髦式样，决心不理睬大自然的庄严，让不停地歌唱的清泉，让风声和树涛声，让深沉的人类情感，行云流水般都来入诗；尤其是后者，充溢了他的最后几首诗。　　从维多夫罗的法国式诗歌的迷人技巧，到他所写的主要诗篇的强大震憾力，我们都能发现他的作品里在嬉戏与烈火之间，在逃避现实与献身之间存在一种斗争。这种斗争引人注目，在光天化日之下几乎是完全自觉地进行，发出令人目眩的光彩。　　毫无疑问，由于爱好朴实的偏见，我与他的作品产生了距离。我们都认为，比森特·维多夫罗的死敌就是比森特·维多夫罗自己。死神结束了他充满矛盾和难以改变地耽于嬉闹的一生。死神为他难逃一死的生命盖上一片薄纱，却掀开另一片薄纱，永远显露出他那迷人的品质。我曾建议在鲁文·达里奥纪念碑近旁，为他立一座纪念碑。但是，我们的政府为创造者树碑立像颇为吝啬，而在建造毫无意义的纪念碑方面却慷慨大方。　　我们不能把维多夫罗看作政治人物，尽管他曾短暂地闯入过革命领域。　　对待思想问题，他不负责任得像个被宠坏的孩子。不过，这一切均已成为过去，都已化作前尘，如果我们抓住一点不及其余，那我们就太轻率了。我们倒是应该说，维多夫罗歌颂十月革命和哀悼列宁去世的诗，是他为唤醒人类所作的重要贡献。　　维多夫罗1948 年逝世于黑岛附近的卡塔赫纳，当时他刚刚写完几首诗，那是我平生读过的最令人心碎的、最庄严的诗。他逝世前不久，在我的好友兼出版人贡萨洛·洛萨达陪同下，到我黑岛的家来访问过。维多夫罗和我作为诗人、智利人和朋友进行了交谈。　　文学界的仇敌　　我料想，文人之间的矛盾纠葛在世界各地一直都存在，并将继续存在下去。　　美洲大陆的文学界骇人听闻的自杀事件层出不穷。在革命的俄国，马雅可夫斯基也被嫉妒他的人逼得走投无路，终于饮弹自尽。　　在拉丁美洲，小小的怨恨会愈演愈烈。嫉妒有时竟变成一种职业。有人说，我们这种感情是从破落的、殖民的西班牙那里继承过来的。确实，我们在克维多、洛佩和贡戈拉那里往往能见到他们彼此伤害造成的创伤。西班牙黄金时代虽然闪射出神奇的智慧之光，却是个不幸的时代，连王宫周围都有饥馑在徘徊。　　近年来，小说在我们这些国家有新的发展。加西亚·马尔克斯、胡安·鲁尔福、巴尔加斯·略萨、萨瓦托、科塔萨尔、卡洛斯·富恩特斯、智利人多诺索等人声名远播，到处都有人间读他们的作品。他们有些人是和boom的名字同时接受洗礼的。但是也常听人说，他们是自吹自擂的一群。　　这些人我差不多全认识，而且发现他们非常健康，十分宽宏大度。我明白，而且一天比一天更明白，有些人为了寻找一个更加宁静的工作环境，为了远离政治仇恨和不断滋长的妒忌，不得不迁离自己的祖国。他们自愿流亡的理由是无可辩驳的，因为在我们美洲的真实与梦想中，他们写的书变得越来越重要了。　　说不说我本人对这种登峰造极的嫉妒的体验，我一直迟疑不定。我不愿意让人觉得我是自我中心，觉得我过于关心个人痛痒。但是，我有幸遇上了一些不依不饶的、十分别致的嫉妒者，颇值一提。　　这些恼人的阴影有时会使我发火。但是，事实上这些阴影却不自觉地执行了一项奇特的宣传任务，仿佛组成了一家专门为我显声扬名而奔走的公司。　　这些见不得阳光的对手之一的惨死，在我的生活中留下了一种空缺。多年来，凡是我做的事，他都要加以攻击，现在一旦没有了这种攻击，我反而产生一种奇特的怅然若失之感。　　40 年的文学迫害是一种异常现象。我乐于开始再现这场一个人反对他自己影子的孤独的战斗，因为我从来没有参加进去。　　由同一个编辑（永远是他）出版的25 种杂志，都是用来摧毁我的，硬把形形色色的罪名——背信弃义、诗才枯竭、公开和秘密的恶习、剽窃、耸人听闻的性心理变态——统统安在我身上。还出了一些小册子，而且持久不停地到处散发；还发表了几篇不乏幽默感的专题报道；最后，出版了一整本名为《聂鲁达和我》的过于冗长的书，书中充斥着侮辱和咒骂。　　我的对手是个年龄比我大得多的智利诗人，既顽固又拔扈，装腔作势多于内在的实感。这一流具有利己的冷酷心态的作家，正在美洲大量繁殖；他们的粗暴和自满表现为各种不同的形式，然而他们的邓南遮血统却是可悲的事实。　　在我们不幸的地区，我们这些几乎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诗人，在酷烈的黎明时分，在酒鬼呕吐的秽物间你争我夺。在这样可悲的环境中，文学界反常地产生了一些恶棍——流浪汉时代幸存的幽灵。一种彻底的虚无主义，一种虚伪的尼采犬儒主义，使我们许多诗人戴上了罪犯的面具。不少人沿着这条捷径，把自己的生活转向犯罪，或转向自我毁灭。　　我那位传奇式的对手就是从那种环境中涌现的。他起先力图引诱我，使我服从他的嬉戏规则。这种事情和我小资产阶级的乡土习气格格不入。我不敢也不喜欢靠耍手腕过日子。我们的那位主人公却是擅长投机的专家。他生活在一个不断搬演闹剧的世界上，在这里以扮演恶棍来欺骗自己，这个角色成了他的职业和护身符。　　现在该是说出这个人的名字的时候了。他名叫佩里科·德·帕洛特斯，是个强壮、多毛的人，总是极力想用天花乱坠的言词和相貌，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我只有十八九岁时，有一次他向我提议，我们一起出版一个文学刊物。　　这个刊物只包括两部分：其中一部分由他用不同笔调，用散文和韵文，断言我是个有影响力的、才华横溢的诗人；另一部分由我从各方面赞扬他具有超绝的智慧和无限的才能。一切就这样安排定了。　　我当时虽然还很年轻，也觉得那个计划太过分了。于是，我费了很大力气劝阻他。他是个很罕见的杂志出版家；他凑集资金以维持自己长期出版小册子的活动的办法，谁见了都会惊叹不已。　　他在严寒的偏远外省，草拟了一个周密的行动计划。他开列了一份一长串医生、律师、牙科医生、农学家、教授、工程师、公用事业负责人等的很长的名单。我们这位人物因为出版了许多多卷本出版物、杂志、全集、叙事和抒情的小册子而声名远扬，成了世界文化的使者。他往往庄严地把这种声誉全部奉献给他访问的那些无名人物，然后屈尊向他们收取微不足道的几个埃斯库多。在他夸夸其谈面前，受害者仿佛越来越渺小，变得只有一只苍蝇大小。通常德·帕洛特斯把钱装进口袋就走，让苍蝇去为世界文化的伟业尽心尽力。　　另外几次，佩里科·德·帕洛特斯自称农业广告专家，建议南方原始森林里的庄园主，编印附有业主和牲畜照片的豪华本庄园专集。看见他穿着马裤和消防员的长统靴、身披舶来的华丽宽袖长外套来到时，那就是一场表演开始了。我们这位人物把恭维和有关不利于对话者的出版物的旁敲侧击的威胁混合在一起，离开庄园时就拿到了几张支票。庄圆主们很吝啬，但也很现实，给几个钱就把他打发了。　　尼采哲学家、无可救药的写作狂佩里科·德·帕洛特斯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他是个文痞加流氓。他在智利的文学生活中是靠吹牛混饭的，许多年里他有一个由一帮向他歌功颂德的可怜虫组成的小朝廷。但是，生活往往毫不留情地使这帮见风使舵的家伙失势。　　我这位暴躁的对手的可悲结局——晚年自尽，使我在下笔写这些往事之前踌躇再三。为了顺应时代和地点的要求，我终于写出来了。一条仇恨的巨大山脉横亘在各西班牙语国家的大地上；强烈的妒忌损害了作家的工作。消除这一类毁灭性暴行的唯一办法，就是把它的丑行一一展示在光天化日之下。　　一名有里贝罗之类加利西亚姓氏的可疑的乌拉圭人，在报刊上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从文学和政治方面对我本人和我的作品进行攻击，丧心病狂，纠缠不休。此人多年来出版了好几本西班牙语和法语的小册子，在书中把我千刀万剐。令人惊奇的是，他的反聂鲁达的英勇行动，不限于自己掏腰包印制出版物，还花钱进行开销昂贵的旅行，目的在于无情地搞垮我。　　这个怪人在牛津大学宣布将授予我荣誉博士学位的时候，就开始了他的旅行。这个乌拉圭打油诗人一到那儿，就想用他捏造的罪名摧毁我的文学声誉。我接受了牛津的荣誉学位之后，身上还穿着红色长袍，依例喝波尔图葡萄酒时，牛津大学的教授们嘲弄地议论起他对我的指控。　　更加难以置信和更大胆的是这个乌拉圭人1963 年的斯德哥尔摩之行。当时谣传我将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于是，这家伙遍访了瑞典科学院院士，会见了报界，在电台上断言我是杀害托洛茨基的刺客之一。他力图用这种手段阻挠我得奖。　　时间证明此人始终命运不济，无论在牛津还是在斯德哥尔摩，他都可悲地白花了金钱和气力。　　批评与自我批评　　不可否认，我有过几位杰出的评论家。我指的不是文学界盛宴上的捧场，也不是我无心招致的辱骂。　　我要谈的是另外一些人。除热情的年轻人写的书之外，在论述我的诗的书中，我首先应该提到苏联人列夫·奥斯波瓦特写的那本书。这位青年精通西班牙语，他不满足于研究我的诗中的意义和音响。他还为我的诗画出一幅他的世界里北极光照耀下的未来图景。　　一流的评论家埃米尔·罗德里格斯·莫内加尔出版过一本评论我的诗作的书，书名叫《静止不动的旅行者》。一眼就可以看出来，这位博士一点儿不傻。他立刻发现，我喜欢足不出户、不离开祖国、不离开自我地进行旅行。（我收藏的一本很精彩的侦探小说名叫《月亮钻石》，书中有一幅我很喜爱的插图。插图上有一个身上裹着宽袖长外套或带披肩无袖男大衣或长礼服式大衣之类外衣的英国老绅士，坐在壁炉前，一手拿本书，一手拿个烟斗，脚边还有两只打瞌睡的狗。我就是喜欢这样，要永远留在火炉前，靠近大海，坐在两只狗中间，阅读我费尽心力收集到的书，抽着我的烟斗。）《巴勃罗·聂鲁达的诗与风格》这本阿马多·阿隆索写的书，对许多人是有用的。这本书热情洋溢地在黑暗中探索言语和捉摸不定的现实之间的差距。此外，阿隆索的专著是第一次对一位当代诗人的作品进行的认真研究，使我尤感荣幸。　　许多评论家为了研究和分析我的诗，都曾求助于我，其中就有阿马多·阿隆索本人。他提的问题使我发窘，他还刨根问底把我逼上绝境，而当时我每每赶不上他的思路。　　有些人认为我是超现实主义诗人，有些人认为我是现实主义诗人，还有些人则认为我根本不是诗人。他们都有些许道理，也都有些许失误。　　《大地上的住所》和《未可限量者的尝试》一样，写于（或者至少是开始于）超现实主义鼎盛时期之前，不过，其日期是无法确信的。世上的风传播着轻若花粉或坚硬如铅的诗的分子，这种种子落在犁沟里或人的头上，给予万物以春天或战斗的气息，开出鲜花，也产出枪炮。　　谈到现实主义，我不得不说（因为这种表态对我不适宜），在诗的领域，我不喜欢现实主义。此外，诗不应该是超现实主义或亚现实主义的，然而可以是反现实主义的。这后者含有全部理性，也含有全部非理性，即含有全部的诗。　　我喜爱书，它是诗歌创作的结晶，是文学的森林；我喜爱书的整体，甚至喜爱书脊，但是我不喜欢各种流派标签。我想要的是像生活那样不分流派、不分等级的书。　　我喜欢沃尔特·惠特曼和马雅可夫斯基作品中的那种“积极的英雄”，就是说，在他们的作品中人们会发现这类英雄没有任何固定模式，诗人让他不无痛苦地进入我们生命的深处，让他与我们分享面包和梦想。　　社会主义社会应该消除急躁冒进时代的神话，在这个时代里商标比商品更有价值，在这个时代里本质的东西被抛到一旁。但是，作家们更迫切的需要是写出好书。我喜欢美国人惠特曼或苏联人马雅可夫斯基笔下乱纷纷的内战战壕里的“积极的英雄”，我的心中同样也能容纳洛特雷亚蒙的哀伤的英雄，拉弗格的唉声叹气的骑士，夏尔·波德莱尔的消极的士兵。把创作这个苹果分成这样两半时你可要当心，因为也许我们会割伤自己的心，甚至就活不成了。要当心！我们应该要求诗人处身于街头和战斗中，也处身于光明和黑暗中。…… 　　我奉献了我的一切。我曾把我的诗掷向沙场，经常与它一起抛洒热血，遭受极度的痛苦，歌颂我所目睹和经历的光荣时刻。我在某些方面曾受人误解，这并非全是坏事。　　一位厄瓜多尔的评论家说过，在我的《葡萄与风》那本诗集里，真正的诗不超过6 页。原来这位厄瓜多尔人看了我这本书很不满意，认为它是政治读物；而另外一些重政治的评论家同样憎恶《大地上的住所》，认为它太内向，太忧郁。连十分杰出的胡安·马里内略，一度也以原则的名义谴责过我的诗。我认为他们出于同样的原因，都犯了错误。　　我偶尔也说过不满《大地上的住所》的话。不过，说这种话时我想的不是诗，而是我这本书散发出来的悲观的严峻气息。我忘不了几年前一位圣地亚哥的小伙子在一棵树下自杀，留下一本我写的书，打开在题为《这就是阴影》那首诗的地方。　　我认为，在我的作品中，无论是阴郁然而重要的《大地上的住所》也好，还是空间开阔和充满光明的《葡萄与风》也好，都有生存在某处的权利。我这样说并不自相矛盾。　　我对《葡萄与风》确实有点儿偏爱，这也许是因为它是我最受误解的一本书，或者也许是因为通过这本书我起步走向了世男。这本书里有路上的尘土和河里的流水；这本书里有我本来不认识而是在多次旅行中发现的人和异国他乡。我再说一遍，这本书是我最喜爱的书之一。　　在我的全部诗集中，《狂歌集》不是唱得最多，而是跳得最好的一本书。　　书中爱蹦跳的诗句无视荣誉、礼节、互相保护、法规和责任，以便保护谦恭的不敬。由于它的不恭，倒成了我最贴心的书。由于它的影响，成了我的诗中具有深远意义的一本。依我看，这是一本非常重要的书，具有真理所特有的滋味。　　在《元素颂》里，我决心认识生成世间万物的始初本质。我想把前人已经讲述过无数次的许多事物再描绘一番。我深思熟虑过的出发点，应该是像那个咂着铅笔头的孩子，开始写关于太阳、黑板、钟表或家庭的指定作文。　　我不会忽略任何一个题目；在行走或飞行中，我必须涉及一切，把我的思想表达得尽可能明晰和清新。　　一位乌拉圭评论家因为我把一些石头比做鸭子而愤愤然。他曾经规定，鸭子不是写诗的素材，其他小动物也不是。这种文学上的高雅要求竟达到如此轻率的地步。他们企图强制有创造力的文艺家只涉及崇高的题材。但是，他们错了。我们要让那些趣味高雅的大师所不齿的事物入诗。　　资产阶级要求诗越来越脱离现实。宣言不讳的诗人对垂死的资本主义来说，是危险的。最好诗人要像比森特·维多夫罗所说的那样自认为是个“小上帝”。这种信念或态度对统治阶级是没有妨碍的。诗人就这么忘情地保持着神圣的隔绝状态，对他们无须加以收买，也尤须予以镇压。因为诗人已自我收买，将自己判给了天国。同时，地球在它的轨道上颠踬，在它的光辉里颤抖。　　我们美洲人中有数千万文盲；这种没文化现象，是作为封建主义的遗产和特权保存下来的。面对7000 万文盲这块绊脚石，我们可以说我们的读者尚未诞生。我们应该促进他们的诞生，以便有人阅读我们和一切诗人的作品。　　我们应当打开美洲的子宫，从中迎出灿烂的光。　　书评家往往讨好封建头脑的企业家的想法。例如，1961 年我的3 本书问世，即《丰功伟绩颂歌》、《智利的石头》、《礼仪之歌》。我国的评论家在一整年时间内，连这几本书的书名都不提一下。　　我的诗《马丘比丘之巅》第一次出版时，智利也没有人敢提它。诗集的出版者到智利版面最多、历史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报纸《水星报》编辑部去。　　他带去一则付费的广告，预告这本书即将间世。但是人家要删去我的名字，才接受这则广告。　　“可聂鲁达是这本书的作者呀！”内拉抗议道。　　“没关系。”他们答道。　　《马丘比丘之巅》不得不以作者为无名氏出现在广告上。150 年的历史对这家报纸有什么用？它在这么长的时间里竟没有学会尊重真理，没有学会尊重事实，也没有学会尊重诗。　　反对我的消极情绪，有时不仅仅是阶级斗争的强烈反映，而是另有原因。　　我工作了40 多年，荣获了几项文学奖，我的书被译成各种最令人惊奇的语言，而我没有一天不受到周围妒忌的人或轻或重的打击。我的房子就是个例子。几年前我买下坐落在黑岛上一个荒凉去处的这所房子，当时没有自来水，也没有电。我用写书的收益来改善它，提高它的舒适水平。我带来了心爱的木雕像，带来了旧船上的船头雕饰，它们长期漂泊之后在我家得到庇护和休息。　　但是，有许多人不能容忍一个诗人因为在世界各地出版作品所获得的成果而享有体面的物质条件，这种物质条件是一切作家、音乐家、画家应该得到的。那些不合时代的反动文人时时刻刻要求尊敬歌德，却不让当今的诗人有生活的权利。我有小汽车这件事尤其令他们恼火。在他们看来，小汽车应该是买卖人、投机商、妓院经理、高利贷者和无赖专用的东西。　　更加惹他们生气的是，我要把我在黑岛的房子赠给人民，有朝一日工会将在那里开会，矿工和农民要到那里休养。我的诗将报复他们。　　新年伊始　　有一位新闻记者问我：　　“在新年开始的时候，您对这个世界有什么看法？”我回答：　　“准确他说，在1 月5 日上午9 时20 分这个时刻，我看见整个世界一片玫瑰色和蓝色。”这句话没有半点文学的、政治的或主观的色彩。这句话的意思是，从窗口扑进我眼帘的是大片大片的玫瑰花坛，远处是太平洋和天空融为一片蓝色。　　但是我明白，我们也都知道，在世界的全景中还有别的颜色。谁能忘记越南每天徒然抛洒的那么多鲜血的颜色？谁能忘记那些被凝固汽油弹焚毁的村庄的颜色？　　我回答这位记者另一个问题。同往年一样，在这新的365 天里，我将出版一本新书。对此我是有把握的。我爱抚它，虐待它，每天写它。　　“书里写什么？”我能回答什么呢？我的书里写的永远是同样的东西；我写的永远是同样的书。在这新的一次和来日方长的新的一年里，我希望我的朋友见谅，我能奉献给他们的只有我的诗句，同样是新的诗句。　　刚刚结束的一年，给我们全体地球居民带来丁许多胜利——在空间的胜利和在前进路上的胜利。在这一年里，我们所有的人都想飞翔，我们大家做了宇航梦，在太空遨游。无论戴上第一道月亮光环，吃上第一串月亮上的葡萄的是美国人还是苏联人，征服太空的胜利属于我们大家。　　人类已发现的才能绝大部分属于我们诗人。从儒勒·凡尔纳（他在一本书里使古老的空间梦机械化）到朱尔斯·拉弗格、亨利希·海涅和何塞·亚松森·席尔瓦（别忘了发现月球的魔力的波德莱尔），我们诗人在别人之前早就考察、歌唱了那颗苍白的行星，并出版了有关的诗文。　　岁月流逝。你精疲力竭，茁壮成长，吃苦受累和享受生活。岁月把生命带去又带来。离别更是日益频繁；朋友们进出于牢狱，来往于欧美，或者干脆作古。　　当死者去世时，你身在远方，就会觉得他们好像没有完全死去；他们仍然活在你心中，一如既往。一个比自己的朋友活得长的诗人，往往要在他的书中收入体念诗文。我不再写这一类诗文，因为我担心会使人类面对死神的痛苦显得千篇一律。你决不会愿意使这一类诗文成为一种死亡者名录，尽管他们可能是你最亲爱的人。1928 年在锡兰，当我为我的朋友诗人华金·西富恩特斯·塞普尔韦达之死写了《华金不在了》时；以后1931 年在巴塞罗那，当我写了《阿尔韦托·罗哈斯·希门尼斯在飞翔》时，我想再不会有人先我而死了。可是先我而死的人却很多。就在这里附近，在科尔多瓦的阿根廷山冈上，长眠着我最好的阿根廷朋友鲁道夫·阿劳斯·阿尔法罗，他抛下了寡妻——我们智利人玛加丽塔·阿吉雷。　　在刚刚过去的一年里，风带走了伊利亚·爱伦堡虚弱的躯体，他是我最亲爱的阴友、真理的英勇捍卫者、戳穿谎言的巨人。这一年，人们在莫斯科安葬了诗人奥瓦季·萨维奇，他是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和我的诗的译者，不仅译得准确、优美，而且充满了光彩照人的爱。死神刮起同样的风，带走了我的诗人弟兄纳齐姆·希克梅特和谢苗·基尔萨诺夫，还带走了其他几个人。　　还有一桩令人悲恸的事件：在愁云笼罩的玻利维亚，当局杀害了切·格瓦拉。宣告他的死讯的电报，像一阵神圣的寒颤传遍世界各地。千万首挽歌齐声颂扬他英勇而又悲壮的一生。世界各地涌现了大量悼念他的诗，虽然其中有些诗对于如此沉痛的事并不恰当。我收到古巴一位管文学的上校打来的电报，向我征诗。我至今没有写。我认为，这种挽歌不仅应该包括直接的抗议，还应该有关于这一令人痛苦的历史事件的深刻反响。我要反复思考这首诗，直到在我脑海里和皿液中构思成熟。　　在切·格瓦拉的日记中，我是被这位杰出的游击队领袖引用的唯一的一个诗人，令我感动。记得切有一次当着军士长雷塔马尔的面对我说，他曾经多次向最早的、谦卑而又光荣的马埃斯特拉山的大胡子们朗读我的《漫歌集》。他显然有一种预感，在日记中抄录了我写的《博利瓦尔之歌》中的一句诗：“你那勇敢的船长的小小遗体……” 　　诺贝尔文学奖　　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许多年里，我都被提名为候选人，但这种提名都没有什么结果。　　到1963 年，这件事变得认真起来了。广播电台多次报道说，在斯德哥尔摩，我的提名在争论中得到坚定有力的支持，在诺贝尔文学奖得奖候选人中，我是最有可能获胜的人。于是，马蒂尔德和我便把保卫家庭的第三号方案付诸实行。我们准备了食物和红葡萄酒，并在黑岛家的旧大门上挂上一把大持锁。看到这种要过隐居生活的前景，我添了几本西默农的侦探小说。　　新闻记者很快就来了，我们让他们吃了闭门羹。他们进不了那扇用又漂亮又牢固的大铜锁锁住的大门。他们老虎般地在墙外转来转去。他们打算干什么？对于世界另一边只有瑞典科学院院士参加的争论，我能说什么呢？但是，新闻记者们毫不掩饰他们要从石头里榨出油来的意图。　　在南太平洋沿岸地区，春天已是姗姗来迟。那些孤独的日子使我得以亲近这海边的春天，它虽然迟到，却也为自己孤寂的节日披上了盛装。夏天没下一滴雨，土地是泥灰质的，坚硬而且多石，看不见一丝绿意。冬季里，海风怒吼，掀起巨浪和含盐的浪花，这时大自然显得沉闷哀伤，像是那种可怕力量的牺牲品。　　春天开始于一项庞大的黄色工程。无数小黄花覆盖了一切；这种细小、生机盎然的植物铺在山坡，长满岩石周围，一直推进到海边，还从我们每天走的路当中冒出来，似乎想向我们挑战，向我们证明它的存在。这些花维持它们不显眼的生命已经如此长久，这片贫瘠土地排斥摧残它们，使它们惶惑了如此长久，现在它们都不在乎了，只是满世界黄灿灿地盛开。　　后来，淡黄的小花消失，到处又布满了盛开的深紫色花朵。春天的心由黄色转为蓝色，然后又转为红色。这无数不知名的小花是怎样由一种取代另一种的呢？风抖落一种颜色，第二天又抖落另一种颜色，像是在荒凉的山冈间更换着春天的国旗，像是不同的共和国在炫耀他们入侵的旗帜。　　这时节，海岸上盛开仙人掌花。在远离这个地区的安底斯山山梁上，布满凹纹和尖刺的仙人掌巨人般挺立着，如同一棵棵充满敌意的往子。海岸上的仙人掌却又小又圆。早先我看见这种仙人掌顶端挤着20 个绯红的花苞，仿佛一只手冒出几滴鲜血作为热情的表示。这些花苞后来都开放了。千百棵仙人掌面对翻腾着白色的滚滚泡沫的大海，被怒放的花朵烧得一片火红。　　我家那棵老龙舌兰，曾从它内心深处开放出自杀性的花朵。这棵蓝黄相间的植物，高大而且肉质，在我家大门旁已生长了十多年，长得比我还高。　　这种植物一旦开花便会死去。它曾举起一枝坚挺的绿色长矛，伸高达7 米，每隔一段便是千巴巴的花序，上面有一层几乎看不见的金粉。后来，这棵美洲龙舌兰的大叶片突然全部凋落，枯死了。　　在这枝高大的死花近旁，另一种巨大的花生长起来。在我国之外，没有人认识它；它只长在这南极区的海滨。它叫智利普雅树。这种历史悠久的树种，受阿劳科人崇拜。古代的阿劳科人已不存在。鲜血、死亡、时间和后来阿隆索·德·埃尔西利亚写的史诗，结束了一个黏土部落的古老历史，这个部落突然从千百年的酣梦中惊醒，奋起保卫自己被侵略的祖国。当我看见他们的花在几个世纪的色泽暗淡的累累尸骨之上，在血迹斑斑的被遗忘的地层上再次开出花朵，我于是相信不管我们是什么，不管我们现在什么样子，大地的过去总会开花的。只有大地继续存在下去，不改它的本质。　　但是，我忘了描述这种花。　　这是一种有锯齿尖叶的凤梨科植物。它像一堆绿火在道路上冒出来，像插满神秘的翡翠色宝剑的武器架。不过，从它腰部突兀地长出单独的一朵总状花序的大花，像一朵巨大的、足有一人高的绿玫瑰。这朵孤零零的花由许多小花复合在一起，就像人群聚集成一座座绿色的大教堂，花顶上是金色的花粉，在大海的辉映下闪烁。这是我见过的唯一的一种绿色巨花，是座孤独的海浪纪念碑。　　我国的农民和渔夫早就忘记了那些小植物的名字，也忘记了那些至今没有名字的小花。他们渐渐忘记这些花，这些花也慢慢失去自豪感。他们缠结在一起，而且颜色晦暗，如同河流从安第斯山的白雪中带到陌生的沿海地区的那些石头。农民和渔夫，矿工和走私贩，仍然致力于他们的艰难生活，生生不息，履行着自已的责任，承受着挫折。尚未被发现的土地上的英雄是默默无闻的；事实上，在这种土地上及其哥曲中，闪射光芒的无不是无名者的鲜血和没人知道名字的花朵。　　在这些花中，有一种已经挤满了我的房子。这种植物开蓝花，有骄傲的、有光泽的、结实的长茎。茎的顶端有许多淡蓝色和深蓝色的小花在摆动。我不知道，是否全人类都能观赏它那极崇高的蓝色。或许它只向某些人展示？　　而对蓝色神明不让作此观赏的另一些人，蓝花或许是隐蔽的、看不见的？也许这一切只不过是因为我幽居独处而心旷神怡，竟至自命超凡脱俗，以为在那无人问津的春光中见到了这蓝色，这蓝的波浪，这蓝的星？　　最后，我要谈谈番杏花。不知道别处是否有这种植物，它多得铺天盖地，用它们三角形的手指巴住沙地。春天使这些绿手戴满不常见的紫红指环。番杏花有个希腊名字Aizoaceae 。在这迟来的春日，黑岛的胜景就是那遍地的番杏花，它们四处蔓延，如同海潮登陆，如同从大海这绿色的洞穴中喷涌而出，如同远方的海神贮藏在酒窖里的一串串紫红色葡萄的汁液。　　恰在这时，无线电向我们宣告，一位希腊的杰出诗人获得了这一著名的文学奖。新闻记者们走了。马蒂尔德和我终于清静了。我们郑重地从旧大门上摘下那把大锁，好让大家像春天那样，照常不叫门、不通报就可以走进我的家。　　瑞典大使夫妇当天下午来看我。他们带来一只装了瓶酒和熟食的篮子。　　他们原以为此次诺贝尔文学奖非我莫属，准备下这一篮子酒食要来祝贺。我们并不伤心，我们为获得该奖的希腊诗人塞菲里斯千杯。大使在告别时把我拉到一旁，对我说：　　“报纸肯定要来采访，我对塞菲里斯什么也不知道。您能告诉我他是谁吗？”“我也不了解他。”我坦率地答道。　　名叫地球的这个行星上的作家，实际上人人都希望有朝一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没有说出这种想法的人和否认过有这种想法的人都包括在内。　　尤其是在拉丁美洲，各国都有候选人，都制订行动计划，拟定策略。这倒使一些本该获得这个奖的人得不到了。罗慕洛·加列戈斯就是一例。他的作品既恢宏又严谨。但是，委内瑞拉是个产油国，也就是说是个富国，打算利用这一点为他争得这个奖。该国任命了一位驻瑞典大使，其最高任务乃是为加列戈斯争得这个奖。大使请客吃饭非常慷慨大方；他在斯德哥尔摩当地的印刷厂印刷出版瑞典科学院院士的著作的西班牙语版。这一切大概使那些敏感又谨慎的院士感到太过分了。罗慕洛·加列戈斯决不会知道，一位委内瑞拉大使过分卖力的活动，也许就是使他得不到理应获得的文学荣衔的原因。　　在巴黎时，有一次，有人告诉我一件具有残酷幽默感的悲渗故事。这次谈的是保罗·瓦莱里。他的名字传遍法国，报刊上都认为他是当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最有资格的候选人。在斯德哥尔摩投票决定得奖人的那天上午，瓦莱里为了缓解即将到来的消息给他造成的紧张不安，一大早就带上手杖和狗，离开在乡间的家。中午吃午饭时，他远足归来。他一打开大门，就问他的女秘书：　　“来过电话了吗？”“来过，先生。几分钟前，斯德哥尔摩有电话找您。”“他们说了什么消息？”他说，显然很激动。　　“有位瑞典新闻记者想知道您对妇女解放运动的意见。”瓦莱里本人谈起这个故事，总是用一种嘲弄的口吻。事实上，这么个杰出的诗人，这么个完美的作家，竟始终没有得到这个著名的文学奖。　　至于我，应该承认我是很谨慎的。在一位颂扬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的智利学者写的书里，我曾读到我那位严肃的女同胞寄往许多地方的大量书信，信中她没有失去自己的尊严，但可以看出，她受到本能的驱使，希望早日获得该文学奖。这更加使我欲说还休。自从得知我的名字被当作候选人提出以后（我不知道已被提名多少次了），我决定不到瑞典去了；从我少年时代起，这个国家就迷住我了，当时我同托马斯·拉戈自封为一个名叫哥斯塔·伯林格的被革出教门的牧师和酒鬼的入室弟子。　　此外，每年被人提名，而事情却毫无进展，使我感到厌倦。看见我的名字像匹跑马那样出现在每年的比赛名单上，我不免恼怒万分。另一方面，智利人（包括作家和民众）因为被瑞典科学院冷落而感到受了伤害。这一切几乎达到了荒唐可笑的境地。　　如所周知，我终于被授予了诺贝尔文学奖。1971 年，我正在巴黎，刚刚到那里接任智利大使，当时我的名字又开始在报纸上出现。马蒂尔德和我皱起了眉头。由于习惯了一年一度的失望，我们已经变得没有感觉了。这年10月里的一个晚上，我们使馆的参赞兼作家豪尔赫·爱德华兹走进我家的饭厅。　　他生来谨慎，谁知竟提议跟我打个简单的赌；如果我被授予这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我就要请他和他的妻子到巴黎最好的餐馆去吃顿饭；如果这个奖没有授予我，就由他们来请马蒂尔德和我。　　“同意。”我对他说，“我们准能吃上让你破钞的美餐。”豪尔赫·爱德华兹之听以一反常态，大胆打赌的部分内情，第二天就揭晓了。我得知他的一位女友曾经从斯德哥尔摩打电话给他。她是作家兼记者，她说这次巴勃罗·聂鲁达赢得诺贝尔文学奖有百分之百的希望。新闻记者们开始从布宜诺斯艾利斯，从墨西哥，尤其是从西班牙打来长途电话。在西班牙，人们认为这已是改变不了的事。我当然拒绝发表谈话，但是我的疑虑又开始露头了。　　那天晚上，我在瑞典结识的唯一的一位作家朋友阿图尔·伦德克维斯特来看我。伦德克维斯特三四年前就当上了瑞典科学院院士。他从瑞典来，要到法国南方去。饭后，我把我须回答那些认为我应该得奖的新闻记者打来的国际电话的窘况告诉他。　　“阿图尔，我想求你一件事。”我对他说，“如果这是真的，我很想在报纸公布之前先知道这件事。我希望在别人之前头一个告诉萨尔瓦多·阿连德，我和他一起参加过那么多斗争。成为第一个知道这个消息的人，会使他十分高兴的。”院士兼诗人伦德克维斯特用他那双瑞典人的眼睛，非常严肃地看着我说：　　“我什么也不能告诉你。如果有什么事，瑞典国王会打电报通知你，或者瑞典驻巴黎大使会通知你。”这是10 月19 日或20 日的事。21 日上午起，大使馆的几个接待室里开始挤满了新闻记者。瑞典、德国、法国以及拉丁美洲各国电视台的摄制组人员，对于我只因毫无消息而保持沉默，显得极不耐烦，几乎要举行暴动。瑞典大使在11 时半打电话来，要我接见他，但没有说要谈什么；这件事没能平息紧张情绪，因为会见要过两小时才进行。电话继续发疯似地响个不停。　　这时，一家巴黎电台发了一则快讯——一条最新消息，宣布1971 年诺贝尔文学奖已经授予“智利诗人巴勃罗·聂鲁达”。我立刻下去会见一大群乱哄哄的新闻媒介人员。幸亏这时我的老朋友让·马塞纳克和阿拉贡来了。杰出诗人和我的法国弟兄马塞纳克大声欢呼。至于阿拉贡，他看来听到这个消息比我还高兴。他们两人帮助我度过新闻记者骚扰的困难时刻。　　我刚做过手术，有贫血症状，而且走路摇摇晃晃，不怎么想动。当晚，有几位朋友来和我一起吃饭。他们是意大利来的马塔，巴塞罗那来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墨西哥来的西凯罗斯，加拉加斯来的米格尔·奥特罗·席尔瓦，在巴黎当地的阿图罗·卡马丘·拉米雷斯，从他隐藏地来的科塔萨尔。还有智利人卡洛斯·巴萨略，他从罗马来，要陪我去斯德哥尔摩。　　拍来的电报堆成一座座小山，这些电报我至今都没能完全看过，也没能答复。我收到的无数信件中，有一封古怪的、气势汹汹的信。这封信是一位先生从荷兰写来的，他是个健壮的黑人，这从他附来的那份剪报上可以看出来。这封信的大意是：“我代表荷属圭亚那乔治敦的反殖民主义运动。我曾经要求一张参加将在斯德哥尔摩举行授予您诺贝尔文学奖仪式的请柬。在瑞典大使馆，有人通知我要准备一件燕尾服——这种场合绝对要穿的礼服。我没钱买燕尾服，也决不穿租来的礼服，因为穿旧衣服会使一位自由的美洲人丢脸。所以我通知您，我将用凑到的一点点钱到斯德哥尔摩去举行记者招待会，在会上揭露那个授奖仪式的帝国主义和反人民的性质，以此对全世界最具反帝精神和最富人民性的诗人表示敬意。”11 月，马蒂尔德和我前往斯德哥尔摩，有几位老朋友陪我们去。我们被安排下榻在豪华的格兰饭店，从那里可以看见寒冷的美丽城市，王宫就在我们窗子对面不远处。当年在物理学、化学、医学等方面的获奖者，也都住在这家饭店里，他们是些很不相同的人，有的说话滔滔不绝，举止彬彬有礼，有的像刚刚偶尔走出车间的机械工人那么简朴而且土气。德国人威利·勃兰特没有住在这家饭店，他将在挪威接受授予他的诺贝尔和平奖，真是遗憾。　　因为在所有获奖者中，他是我最想结识并与之交谈的人。后来我只能在招待会上看见他，而且相隔三四个人。　　我们必须为这次盛大的仪式举行一次事前排练，瑞典外交部礼宾司在将要举行仪式的地方指导我们排演。人们十分认真地在预定的钟点起床并离开饭店；准时来到一座空落落的大楼；毫无差错地登上几道楼梯：按严格的次序走向左边和右边；坐到主席台上授奖日我们该坐的那把扶手椅上——看到这些确实感到很滑稽。这一切都面对着电视摄像机进行，而且是在一个空荡荡的大厅里，这里最显眼的是国王和王室的专座，也黯然地空着。我永远也弄不明白，瑞典电视台为什么有这种怪念头，要把这么糟的演员进行的排练摄制成电视片。　　诺贝尔奖颁奖的日子，是和圣露西亚节的庆祝活动同时开始的。饭店走廊里的悦耳歌声把我惊醒；不一会儿金发的斯堪的纳维亚少女头戴花冠，在点燃的蜡烛的照耀下，走进我的房间。她们给我送来早餐，还带来一件礼物——一幅画着大海的长长的美丽图画。　　不久，发生了一件惊动斯德哥尔摩警察的事。在饭店接待处，有人交来一封给我的信，署名的就是荷属圭亚那乔治敦的那个放肆的反殖民主义者。　　他写道：“我刚刚到达斯德哥尔摩。”他要举行记者招待会的企图已告失败，但是作为革命活动家，他还是采取了一些措施。卑微者和受压迫者的诗人巴勃罗·聂鲁达不能穿燕尾服去接受诺贝尔文学奖。因此，他买了一把修枝剪，要用这把剪刀公开剪掉我“燕尾服的后襟和任何别的垂下来的东西”。“为此我履行我的义务，事先警告你。您看见大厅尽头有个黑人拿着很大的修枝剪站起来时，就该猜到要出什么事了”。　　我把这封荒唐的信交给那位年轻的外交官，他是瑞典外交部礼宾司的代表，始终陪我忙这忙那。我笑着对他说，我在巴黎时就收到过这个疯子的另一封信了，我认为我们不必当回事。这位年轻的瑞典人却不同意。　　“在这个争斗不休的时代，最出人意料的事都可能发生。提醒斯德哥尔摩警方是我的责任。”他对我说，接着就飞快地去完成他认为属于他的责任的那件事。　　我应该指出，陪我到斯德哥尔摩的人中，有委内瑞拉人米格尔·奥特罗·席尔瓦这位杰出的作家和才华横溢的诗人，我认为他不仅是美洲意识的杰出代表，也是我的一位无与伦比的朋友。离举行仪式还剩几个小时。吃午饭中间，我议论起瑞典人对待抗议信何等认真。当时奥特罗·席尔瓦正和我们一起用餐，他在自己额头猛拍一巴掌，嚷道：　　“巴勃罗，这封信是我亲笔写的，为了捉弄你一下。现在警察正在查找一个不存在的闹事者，我们该怎么办？”“你大概要给送到牢房去。为了你这个加勒比海的野蛮人干的恶作剧，你要替那个乔治敦人受处罚。”我对他说。　　这时，我那位年轻助手向当局报警回来了，坐到我们这张桌旁来。我们对他讲了事情的经过：　　“这是个恶作剧。肇事人现在正跟我们一起吃饭。”他又急忙出去。但是警察已经跑遍了斯德哥尔摩的所有饭店，查寻来自乔治敦或其他类似地方的一个黑人。　　与此同时，警方依然保持戒备。在参加授奖仪式和离开庆祝舞会时，马蒂尔德和我发现，抢先跑来照顾我们的不是惯常的那些招待员，而是四五个足以对付修枝剪袭击的魁梧、健壮的金发保镖。　　诺贝尔奖授奖仪式上观众很多，安静、守纪律，鼓掌适时，彬彬有礼。　　年迈的国王和我们每个人握手，给我们颁发证书、奖章和支票；我随即回到主席台的座位上去，台上已经不像排练时那么空荡，现在摆满了鲜花，座无虚席。有人说（也许是人们为了让马蒂尔德留下深刻印象而对她说的），国王和我比和别的获奖者在一起的时间要长些，同我握手的时间也更长些，对待我显然很亲切。这也许是古代宫廷对游吟诗人的遗风。无论如何，别的国王从没有握过我的手，握手时间是长是短更不用提了。　　毫无疑问，严格按礼仪进行的那次仪式，当然是很隆重的。意义重大的时刻举行大典的做法，也许将永远流行世上。看来人类需要它。但是，在那个杰出获奖者的庆典和外省小城的小学发奖仪式之间，我发现了有趣的相似之处。　　小智利　　我从伊瓦涅斯港来，浩瀚的卡雷拉将军湖，它那金属般的湖水有如大自然心血来潮的产物，使我感到惊奇；只有古巴的巴拉德罗绿松石般的海水或我们的彼得罗韦，可以与那湖水相比。然后是伊瓦涅斯河上奔腾的瀑布，那是该河令人震惊的壮丽景观的不可分割部分。该地区人民的隔绝状态和贫困生活，也使我为之动容；他们守在巨大的水力资源近旁，却没有电灯；生活在无数绵羊中间，穿的却是破衣烂衫。我终于来到了小智利。　　我抵达那里时天已向晚，等待我的是无边的苍茫暮色。风吹个不停，把石英似的云彩吹得粉碎。有一大块云被风留在天地之间，几条闪着蓝光的河流把这片辽阔的地段分隔成孤岛。　　放牧的和播种的土地，在极地大风的压力下挣扎。周围耸立着“岩石城堡”的坚固高塔，它有刀削似的尖，哥特式的塔顶，花岗石的天然雉堞。不规则的艾森诸山有的圆如球，有的高耸平坦像桌子，上面有长方形和三角形的雪堆。　　天空在用薄纱和金属织造它的晚霞——黄云在空中闪烁，像只巨鸟悬浮在澄彻的穹苍。一切都瞬息万变，忽而变成鲸鱼的大嘴，忽而变成火红的豹，忽而又变成形状抽象的彩灯。　　我觉得在我头上展开的无垠空间，要我作耀眼的艾森山的见证。艾森山有无数山冈、瀑布、千万株枯死和烧焦的树（它们在控诉那些古代的杀人凶手），作为一个一切都已齐备、正在诞生的世界，它沉默无语，这是祭天、祭地的仪式。然而，那儿没有什么庇护、缺乏公众秩序、建筑物和人。生活在如此沉重的孤独中，需要的是与广袤空间相称的博大爱心。　　当晚霞暗淡下去，蓝色夜幕倏然落下时，我走了。　　九月的旗帜　　在拉丁美洲大陆的南方，9 月是轻松的、百花盛开的一个月份。在这个月份，到处旗帜招展。　　上一世纪初叶，在1810 年，也在9 月，南美洲许多地区爆发了或是加强了反对西班牙统治的起义。　　如今在9 月，我们南美洲人追忆当年的解放，纪念英雄，迎接漫山遍野的春天，这春天跨过麦哲伦海峡，在南巴塔哥尼亚和合恩角催开百花。　　由墨西哥到阿根廷和智利萌生的革命，是条环环相扣的链条，对世界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革命领袖们是各不相同的。博利瓦尔是个有先见之明的战士和贵族；圣马丁是一支军队的天才组织者，这支军队曾经越过本星球上最高也最有敌意的山脉，去智利为解放它而进行决战；何塞·米格尔·卡雷拉和贝尔纳多·沃伊金斯是智利最早的军队的缔造者，也是最早的印刷厂的创建者和第一批反奴隶制法令的制定者，智利废除奴隶制比美国要早许多年。　　何塞·米格尔·卡雷拉和博利瓦尔及其他一些解放者一样，出身于土生白人贵族阶级。这个阶级的利益与美洲西班牙人的利益强烈抵触。人民不是有组织的整体，而是为西班牙统治者役使的广大奴隶群体。博利瓦尔和卡雷拉这些人物都是百科全书派著作的饱学之士、西班牙军校的学生，有义务打破孤立和愚昧的障壁，去激发民族精神。　　卡雷拉的一生如闪电般短促而且灿烂。若干年前，我汇集出版过一本前人追忆他的书，书名叫《不幸的轻骑兵》。他那极具魅力的品格，把各种矛盾冲突吸引到他的头上，有如避雷针之吸引电火花。他终于被刚刚宣告成立的阿根廷共和国的执政者在门多萨枪决了。他不顾一切要推翻西班牙统治的愿望，使他成了阿根廷大草原上不驯的印第安人的首领。他围攻布宜诺斯艾利斯，几乎把它攻克。他的夙愿是解放智利，为达到这个目的他仓促地发动一场又一场大大小小的战争，最终被推上刑场。在那风云变幻的年代，革命吞没了自己的一位非常出众和勇敢的儿子。历史把这一流血事件归罪于沃伊金斯和圣马丁。但是，9 月这个春意盎然、旗帜招展的月份的历史，用它的翅膀保护着对三位英雄人物的追忆，他们曾以莽莽的南美大草原和终年不化的冰夭雪地为大舞台，进行过多次战斗。　　智利的另一位解放者沃伊金斯是个谦和的人。若不是他年仅17 岁时在伦敦偶遇一位老革命者，他的一生也许是默默无闻和平静的；这位老革命者当时奔走于欧洲的所有宫廷，谋求对美洲解放事业的援助。他名叫堂弗朗西斯科·德·米兰达，除了其他朋友，他还拥有俄国叶卡捷琳娜女皇的好感和有力影响。他使用俄国护照前来巴黎，并进出于欧洲各国的外交部。　　这是一个浪漫故事，具有“时代”的旋律，好似一山歌剧：沃伊金斯是一个西班牙总督的私生子，是个幸运的爱尔兰裔军人，当过智利的统治者。　　当米兰达明自沃伊金斯对西班牙的美洲殖民地起义很有用处时，他就想方设法查明这个青年的身世。有人说过，他曾向年轻的沃伊金斯透露其身世秘密，促使他参加起义行动。这个青年革命者跪倒在地，拥抱米兰达，辍泣着保证立刻动身到他的祖国智利去，要在那里领导反抗西班牙势力的起义。沃伊金斯是在反抗殖民制度中获得最后胜利的人之一，他还被人认为是我们共和国的国父。　　米兰达后来被西班牙人俘获，死于加的斯的泣卡拉卡监狱。这位前法国大革命中的将军和革命者的导师的遗休，被装时袋子，从监狱的高处投入海中。　　圣马丁被他的同胞流放，孤独地老死在法国的布洛涅。　　智利的解放者沃伊金斯死于秘鲁，远离他所爱的一切事物；他是被土生白人大庄园主阶级放逐的；大庄园主阶级很快便篡夺了革命。　　不久前我路过利马时，在秘鲁历史博物馆见到沃伊金斯将军晚年画的几幅画。这几幅画全部以智利为主题。他画了智利的春天，画了9 月的树叶和花朵。　　在这9 月里，我不禁想起那个起义时代里的人、事件、爱情和痛苦。一个世纪后民众又激愤不安起来，一股强劲的风和愤怒吹动了旗帜。从那遥远的年代开始，一切都变了，但是历史仍然在前进，一个新的春天将充满我们美洲无限广阔的空间。　　普雷斯特斯　　没有一位美洲的共产党领袖有过像路易斯·卡洛斯·普雷斯特斯那么不幸和奇特的一生。他是巴西的一位军事和政治方面的英雄人物；他的真实生活和有关他的传说早已超越种种意识形态的局限，他已经成为古代英雄的活化身。　　因此，当我在黑岛收到访问巴西并与普雷斯特斯结识的邀请时，我立即接受了。此外，我得知没有别的外国人被邀请，这使我深感荣幸。我感到，我也以某种方式参与了他的复活。　　普雷斯特斯披囚禁了十多年之后，刚刚获得释放。这种长期囚禁，在“自由世界”里并不是什么例外情况。我的朋友诗人纳齐姆·希克梅特，在土耳其的一所监狱里度过了十三四年。现在，在我撰写这部回忆录的时候，有六七位巴拉圭共产党人已彼活活埋葬了12 年，与外界毫无联系。普雷斯特斯德国出生的妻子，被巴西的专制政府交给了盖世太保。纳粹分子用锁链把她锁在船上送去受折磨。她生下一个女儿，这个女儿被这位领袖的母亲、不知疲倦的助产士堂娜莱奥卡迪亚·普雷斯特斯从盖世太保的虎口中拯救出来，现在与她的生父生活在一起。路易斯·卡洛斯·普雷斯特斯的妻子在一所监狱的院子里分娩之后，就被纳粹分子斩首了。所有这些受折磨的生活经历，使得普雷斯特斯虽经多年囚禁，也永远不会被人遗忘。　　他母亲堂娜莱奥卡迪亚·普雷斯特斯仙逝时，我正在墨西哥。她曾在世界各地奔走，要求释放她的儿子。墨西哥合众国前总统拉萨罗·卡德纳斯曾致电巴西独裁者，要求给普雷斯特斯几天的自由，准许他参加他母亲的葬礼。　　卡德纳斯总统在电文中亲自担保普雷斯特斯将回监狱去。热蒂利乌·瓦尔加斯的答复是拒绝。　　我与全世界同样感到愤慨，与了一首诗纪念堂娜莱奥卡迪亚，怀念她没有到场的儿子，并谴责暴君。　　这位崇高的夫人徒然为争取释放儿子而敲打世界的大门，我在她的坟前朗诵了这首诗。我的诗开头是克制的：　　夫人，您已使我们的美洲伟大更伟大，您给了它一条水流充沛的清澈大河，您给了它一棵根深叶茂的参天大树——无愧于您伟大祖国的儿子。　　但是，随着诗的展开，对巴西暴君的声讨越来越激烈了。我继续到处朗诵这首诗；它被印成传单，还印在寄往大陆各地的明信片上。　　有一次我途经巴拿马，在一场朗诵会上朗诵了我的情诗之后，又朗诵了这首诗。会堂里挤满了人，巴拿马地峡的炎热使我浑身出汗。我朗诵起对瓦尔加斯的谴责时，感到喉咙发干。我停下来，伸手去端放在我身旁的一个杯子。这时我看见有个穿白衣服的人，急匆匆向进台走来。我以为他是会堂的低级职员，就把杯子递过去，要他给倒满水。但是，那个穿白衣服的人气冲冲地拒绝了，他朝听众神经质地喊道：“我是巴西大使。我抗议，因为普雷斯特斯只不过是个普通罪犯……”听众用震耳欲耷的哨声打断他的话。一位身体宽厚得像橱柜的黑人青年学生从会堂中央站起来，向讲台挤过来，把手危险地伸向那个大使的喉咙。　　我急忙去保护那个外交官，谢天谢地，我终于让他从这地方离去，没有使他的身份受到太大的损害。有过这么一段往事前因我从黑岛前往巴西参加民众的庆祸活动，对大部分巴西人来说，便是理所当然的了。目睹圣保罗的帕卡恩布体育场人山人海的盛况，我感到惊讶。据说那天体育场里有13 万人之众。在体育场宽大的圆形场地里，群众的头显得很小。坐在我旁边的普雷斯特斯，身材矮小，我觉得他像个刚从坟墓里出来的拉撒路，为了这一场合而修整得光洁一新。他骨瘦如柴，苍白得达到透明的程度，这是囚犯所特有的巷白。他那热切的目光、暗紫色的大眼圈、极度虚弱的面色、端庄的神态，都使人想起他一生中长期献身的壮举。但是，他说起话来却平静得像个得胜的将军。　　我朗诵了一首几小时前写就的向他致敬的诗。若热·亚马多仅仅把诗中西班牙语的“泥瓦匠”一词改为葡萄牙语的“石匠”。尽管我很担心，我用西班牙语朗诵的诗人们还是听懂了。我缓慢地朗诵，每朗诵完一行诗，巴西人都报以掌声。他们的掌声在我的诗中激起深沉的回响。一个诗人在13万人面前朗诵了自己的诗句，就不再是原来的那个人了；在有了这样的体验之后，他也不可能照原来的方式写诗了。　　我终于和这位传奇式的路易斯·卡洛斯·普雷斯特斯面对面地会晤了。　　他在他的几位朋友家中等候我。这回他的全部特征——他的矮小，瘦削、透明纸似的苍白，都像微型画一样纤毫毕见。他的言谈，也许还有他的思想，看来与他的外形十分相配。　　他为人不苟言笑，对我却非常亲切友好。我认为，他给了我诗人们经常会得到的那种亲切对待，很像大人对小孩说话时所采取的一种介乎温柔和敷衍之间的宽厚态度。　　普雷斯特斯邀请我下一周的某天去吃午饭。于是我发生了一件大不幸的事，这只能归因于命运或我的缺乏责任感。问题出在葡萄牙语上，虽然它有与西班牙语相同的星期六和星期天，一周的其他日子却不用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之类的词来表达，而用segunda-feira ，terca-feira ，quarta-feila这些该死的名称，单单缺了第一个feira 。这些feira 完全把我搞糊涂了，根本不知道说的是哪一天。　　我和一位漂亮的巴西女友在海滩上待了几小时，不过我时时刻刻都提醒自己，普雷斯特斯曾约我第二天去吃午饭。到了星期三，我才知道普雷斯特斯在星期二摆好饭菜白等了我，而我当时却在伊帕内马海滩消磨了几小时。　　他到处找我，谁也不知道我的去向。为了尊重我的嗜好，这位苦行的上尉定购了巴西极难买到的上等好酒，准备我们两个单狄吃一顿午饭。　　每次想起这件事，我都难为情得要死。我一生中，什么都能学会，除了葡萄牙语一周内每一天的名称。　　科多维拉　　我正要离开圣地亚哥时，得知维托里奥·科多维拉要跟我谈谈，于是我去看望了他。我和他始终是好朋友，直到他去世。　　科多维拉曾经是第三园际的代表，具有那个时代的全部缺点。他是个个人人格至上主义者，很专横，总认为自己正确。他随随便便就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侵犯他人意志如同刀子切黄油。他出席会议总是匆匆忙忙的，让人感到他把一切问题都考虑过，也都解决了。他听取别人意见似乎只是出于礼貌，而且有一定的耐心，一听完意见，他就发出专断的指示。他才干过人，他的总结能力令人折眼。他工作起来片刻不停，而且强使他的同志按这种节奏工作。他总让我感到，他是那个时代的一台出色的政治思想机器。　　他对我始终怀有一种特殊的理解和尊重的感情。这位功利主义的意大利移民，在日常生活中十分宽厚，具有富于洞察力的艺术家的感觉，这使他理解文化人的错误和弱点。但是，这并不妨碍他在政治生活中显得铁面无情，有时还给人造成不幸。　　他对我说，普雷斯特斯对庇隆的独裁统治没有正确认识，他为此很担忧。　　科多维拉认为，庇隆及其运动是欧洲法西斯主义的一个延伸部分。任何反法西斯战士都不能消极接受庇隆扩张势力，也不能接受他一再采取的镇压行动。科多维拉和阿根廷共产党认为，在那个时刻给予庇隆的唯一回答就是起义。　　科多维拉要我同普雷斯特斯谈谈这个问题。他对我说，这不是一个任务；但从他特有的那种自信中，我觉察到他的担忧。　　帕卡恩布体育场的群众大会之后，我与普雷斯特斯作了一次长谈。天底下决不可能找到一对比他们俩更加不同、更加对立的人。那位阿根廷籍的意大利人高大而丰盈，仿佛永远占满整个房间、整张桌子以及周围的全部空间；普雷斯待斯身体瘦削，过着苦行的生活，纤弱得似乎一阵风就能把他吹到窗外去。　　但是，透过他们的外表，我发现这两个人同样固执。　　“阿根廷没有法西斯主义；庇隆是个政治领袖，但决不是法西斯头子。”普雷斯特斯回答我的问题时说道。“哪里有褐衫党徒、黑衫党徒、法西斯民兵呢？”“此外，科多维拉是错误的。列宁说过，不能拿起义当儿戏。如果没有兵，只靠一些志愿者，那是绝对不能宣战的。”这两个截然不同的人，内心深处都是坚定不移的。也许他们之一的普雷斯特斯，在这些问题上是正确的；但是，这两个令人钦敬的革命者的武断，时常在他们周围形成一种使我感到窒息的气氛。　　我应该补充一句，科多维拉是个生气勃勃的人。我非常赞同他对共产主义时代的假正经和清教主义进行斗争。往昔献身于信仰的时代我们杰出的智利人拉斐特，主张禁酒到了入迷地步。这位老拉斐特还时刻喋喋不休地反对男女党员的婚外爱情关系和风流韵事。科多维拉用他巨大的活力击败了我们这位思想狭隘的导师。　　斯大林　　许多人认为我是或曾经是个重要的政治家。我不知道，这个天大的传奇故事是从哪里冒出来的。有一次，我看见我的一张邮票大小的相片，刊登在《生活》画报向读者展示共产主义世界领袖人物的两个专页上，着实感到吃惊。我的肖像挤在普雷斯特斯和毛泽东中间，我觉得是个有趣的玩笑，不过我决不去澄清事实，因为我始终厌恶更正信件。此外，美国中央情报局虽然在世界各地派有500 万特工，却也犯了错误，这是很有趣的事。　　我与社会主义世界的重要领袖有过的最长一次接触，是在我们访问北京期间。那是在一次庆祝会上，我与毛泽东互相祝酒。他在碰杯时用含笑的眼睛看我，半是亲切半是诙谐地笑得很开朗。他拉住我的手，握的时间比通常长几秒钟。然后，我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我访问过苏联许多次，一次都没见到过莫洛托夫、维辛斯基、贝利亚，也没见过米高扬和季维诺夫——最后这两个人比其他几个要容易接近些，也更少些神秘色彩。　　我不止一次远远望见斯大林，而永远是在同一地点：每年5 月1 日和11月7 日在高耸于红场上的、站满高级领导人的观礼台上。我是斯大林奖评奖委员会委员，曾在克里姆林宫一待好几小时，我们从来没有在走廊上碰到他；我们讨论中或进餐时，他也没有来看过我们，也没有召请我们去并向我们致意。各项斯大林奖总是一致批准授予的，不过事先在选定候选人时并非没有互不相让的激烈争论。我总觉得，在作出最后决定之前，评奖委员会秘书处准有人带着这个决定去看看那位大人物是否认可。但是，我确实不记得他有过任何反对意见；尽管可以感觉到他就在近处，我也不记得他有过知道我们在那里的表示。斯大林显然是有计划地给自己罩神秘色彩；不然他就是个非常胆怯的、自我封闭的人。可能是这种性格使贝利亚具有了左右他的意志的影响力。贝利亚是进出斯大林房间无须通报的绝无仅有的人。　　但是有一次，我与这位克里姆林宫的神秘人物有过意外的爪葛，至今我都觉得非比寻常。那次我和阿拉贡夫妇（阿拉贡和埃尔萨）一起前往莫斯科，参加当年斯大林奖的评奖会。一场大雪使我们滞留在华沙，我们肯定不能按时到会了。一位陪同我们的苏联人负责把阿拉贡和我提出的候选人名单用俄文电告莫斯科，这个名单也实际在会上获得通过。但令人奇怪的是，接到电话答复的那位苏联人却把我叫到一旁，意外地对我说：　　“聂鲁达同志，祝贺您。当有可能获奖的人的名单呈交斯大林同志时，他大声说：‘名单上为什么没有聂鲁达？’”翌年，我获得争取和平和人民友谊斯大林奖。可能我值得荣获这个奖，但是我总在问自己，那位与我们相距遥远的人物怎么会知道有我这个人。　　就在当时，我得知还有斯大林进行干预的其他类似例子。当反世界主义运动日益加强时，当“硬领”宗派分子要爱伦堡的脑袋时，一天早晨，这位《胡利奥·胡雷尼托及其门徒奇遇记》的作者家的电话响了。柳芭接的电话。　　一个隐隐约约的陌生声音问道：“伊利亚·格里戈里耶维奇在吗？”“这得看情况，”柳芭说道，“您是哪位？”“我是斯大林。”那声音说。　　“伊利亚，一位爱开玩笑的人打给你的电话。”柳芭对爱伦堡说。　　但是，作家一接电话，就听出大家都熟悉的斯大林的声音。“您的《巴黎的陷落》那本书我看了一晚上。我打电话是要告诉您，亲爱的伊利亚·格里戈里耶维奇，要继续多写几本像这本这么有趣的书。”也许是这次意外的电话，才使伟大的爱伦堡有可能活了许多年。　　还有一件事。马雅可夫斯基已经去世，他那些顽固、反动的敌人却咬牙切齿攻击对诗人的悼念，坚决要把他从苏联文学的地图上抹掉。这时发生一件事，打乱了他们的企图。马雅可夫斯基的爱人莉莉·勃里克写了一封致斯大林的信，向他指出这种攻击是可耻的，并且热情捍卫马雅可夫斯基的诗。　　攻击者们以为，靠拉帮结伙那套庸俗的东西保护，就可以免受惩罚。结果他们大失所望。斯大林在莉莉·勃里克的信的页边批道：“马雅可夫斯基是苏维埃时代最杰出的诗人。”从此以后，出现了一批纪念马雅可夫斯基的博物馆和纪念碑，他那别具一格的诗也大量出版了。攻击者们在耶和华的号声里呆若木鸡。　　我还得知，斯大林去世时人们在他的文件中发现一份他亲笔写有“不要触动”字样的名单。这份名单打头的是音乐家萧斯塔科维奇，以下是爱森斯坦、帕斯捷尔纳克、爱伦堡等等杰出人物的名字。　　很多人认为我是个信念坚定的斯大林主义分子。法西斯党徒和反动派早已把我描绘为斯大林的抒情注释者。我对此并不特别气恼。在一个极度混乱的时代里，做出任何结论都是可能的。　　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令人痛心的悲剧是意识到在斯大林问题上，许多方面敌人占了理。这一揭露震撼心灵，随之而来的是觉醒的痛苦。有些人感到受骗了，不顾一切地接受了敌人的论点，并转而站到他们的队伍中去。另外一些人则想到，苏共20 次代表大会无情地揭露出来的可怕事实，恰恰证明，把历史真实公诸世界并承担起自己的责任之后继续存在下来的共产党，是坚强的。　　尽管我们大家都有责任，但揭露那些罪行，使我们回到了自我批评和解剖问题——我们学说的基本要素——上去，还交给我们防止如此可怕的事情重演的武器。　　我的立场是：由于我并不知道斯大林时代的黑暗面，出现在我眼前的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是个隐士般简朴的、坚持原则的好心人，是捍卫俄国革命的巨人。此外，这位留有厚厚的小胡子的小个子，是在战争中变得高大的；苏联红军曾高喊着他的名字去进攻并摧毁希特勒恶魔的堡垒。　　不过，我只献过一首诗给这个权势人物。那是在他去世的时候。这首诗可以在我的任何一版全集中找到。这个克里姆林宫的巨人之死，在全世界引起了反响。人类大森林颤抖了。我的诗抓住了那种地震的恐惧感。　　单纯的教训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曾经很气愤地告诉我，在莫斯科，他们要把他神奇的书《百年孤独》中的几段性爱描写删去。“‘这太糟了。’我对出版者说。　　“‘对这本书没什么损害。’他们答复我说，我意识到他们那样做并非出于恶意。但毕竟是做了删节。”诸如此类的事该如何处理？我越来越找不到社会学的依据了。除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除了我对资本主义的反感和对社会主义的信心，我对于人类难以消除的矛盾，越来越不理解了。　　我们这个时代的诗人，必须进行抉择。进行抉择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可怕的非正义战争、持续的压迫、金钱的侵蚀，一切不公正现象，已经变得越来越明显了。有条件的“自由”、性、暴力、很方便地按月付费的娱乐，都成了旧制度的诱饵。　　当今的诗人寻觅过摆脱苦恼的出路。有些人已经逃往神秘主义，或是逃往理念的梦境。另一些人迷恋于青年人自发的破坏性暴力，变得只关心眼前，而不去考虑在现今战火频仍的世界上，这种做法向来都是导致镇压和无谓的苦难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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