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鲁达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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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鲁达自传
［作者：聂鲁达转贴自：本站原创发布时间：2006-10-11 点击数量：］
在我的党即智利共产党内，我发现有一大群单纯的人，他们把个人虚荣心、首领独裁制、物质利益，都远远地抛到脑后。我结识了一些为大众的正气即为正义而斗争的正派人，因而感到幸福。　　我的党很谦逊、谨慎，为智利人民——我的人民——取得了非凡的胜利；我和我的党从未有过芥蒂。我还能说什么呢？我只希望自己像同志们那样单纯，百折不挠和不可战胜。我们从未学会足够的谦恭。那种个人主义的清高抱着怀疑论不放，为的是不去分担人类的苦难，它从来没有给过我任何效益。　　菲德尔·卡斯特罗　　胜利进入哈瓦那之后两周，菲德尔·卡斯特罗到加拉加斯进行一次短暂的访问。他是来公开感谢委内瑞拉政府和人民给予他的帮助的。这一帮助包括他的军队所需的武器，提供武器的当然不是新当选的总统贝坦库尔特，而是他的前任沃尔夫冈·拉腊萨瓦尔将军。拉腊萨瓦尔曾经是包括共产党人在内的委内瑞拉左派的朋友，应左派的要求同意采取与古巴团结一致的行动。　　我看到，这位古巴革命的年轻获胜者得到了少有的最热烈的政治性欢迎。菲德尔在加拉加斯市中心最大的艾尔西伦西奥广场，连续讲了4 小时话。　　我是不出声地站在那里聆听那次长篇演说的20 万人之一。如同对其他许多人一样，菲德尔的演说对于我是一种启示。听着他对广大群众的讲话，我认识到拉丁美洲的一个新纪元已经开始。我很喜爱他新颖的语言。那些最杰出的工人领袖和政治家往往把内容可能有价值的套话说了又说，然而重复多了就变成陈词滥调，苍白无力。菲德尔不懂诸如此类的套话。他的语言自然而循循善诱；似乎他自己在讲话和教导别人的同时，也在一点一点地学习。　　贝坦库尔特总统没有在场。一想到面对加拉加斯市民他就发怵，他在那里从来不受欢迎。菲德尔·卡斯特罗在演说中每次提到他的名字，立即响起阵阵日哨声和起哄声，菲德尔只得打手势让大家安静下来。我认为，那天在贝坦库尔特和那位古巴革命者之间打上了明显的仇视的印记。当时菲德尔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也不是共产党人；他讲的话与那种政治立场相去颇远。　　我个人认为，菲德尔的那篇演说，他那炽热、突出的个性，他激发起来的群众的热情，加拉加斯人民聆听他演说所怀的强烈感情，使贝坦库尔特这位老派政治家、开合法和非法会议的老手伤透了心。从此以后，凡贝坦库尔特认为多多少少与菲德尔·卡斯特罗或与古巴革命有关的一切，都毫不留情地压制。　　群众大会后的第二夭，我正在乡下参加星期日野餐，这时有几辆摩托车开到我们跟前，交给我一张古巴大使馆的请柬。他们找了我一整天，最后才发现了我的下落。招待会就在当天下午举行。马蒂尔德和我直奔大使馆。宾客如云，大厅和花园里挤得满满登登。大使馆外人群麇集，通往这座使馆的各条街道难以通行。　　我们穿过挤满人群的大厅，穿过一条高举鸡尾酒杯的臂膀形成的壕沟。　　有人领我们走过几条走廊和几道楼梯，一直走到另一层楼上。菲德尔最亲近的女友和秘书塞莉亚，在我们料想不到的地方等候我们。马蒂尔德和她一起留下；我被带往隔壁的那个房间。我觉得这是一间勤杂人员——诸如园丁或司机——的卧室。卧室里只有一张床，有人刚刚匆勿起床，被单凌乱，一个枕头掉在地上。卧室的一角有一张小桌子，此外别无他物。我想，也许会把我从那里带往一间像样的小会客室，去会见卡斯特罗少校。但是，事情井非如此。房门忽然打开，菲德尔·卡斯特罗的身躯堵满了门洞。　　他比我高一头，他快步向我走过来。　　“你好，巴勃罗！”他对我说，并紧紧地拥抱我，紧得让我透不过气来。　　他那孩子似的细嗓音使我感到意外。他的外貌在某些方面也跟他嗓音的声调相符。菲德尔给人的感觉不是一个大人，而是一个腿突然长长的大孩子，还保持着稚气的面孔和少年人刚刚露出的一点胡子。　　他突然放开我，像触电似地转过身，果断地走向房间的一个角落。这时我还不知道有个新闻摄影师已经悄悄进来，从这个角落把他的相机对准我们。菲德尔一下子冲到他身旁。我看见菲德尔掐住摄影师的脖子，并摇晃他。　　相机掉到地上。我走到菲德尔身边，抓住他一只胳膊，看着小个子摄影师徒然的挣扎而担心。菲德尔把他推到门口，硬是把他轰走了。然后，他笑眯眯地转向我，从地上捡起相机，把它扔到床上。　　我们没有谈论这次意外事件，而谈起了建立一个全美洲的通讯社的各种可能性。我觉得，“拉丁通讯社”就是这次谈话的产物。随后，我们各自走一个房门回到招待会上去。　　一小时后，当我们马蒂尔德一起从大使馆返回时，那位摄影师惊恐万状的脸和那位游击队首领本能地觉察背后有人悄悄闯入时反应之神速，都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这就是我与菲德尔·卡斯特罗的第一次会晤。他那次为什么如此断然地拒绝摄影呢？他这样做含有某种小小的政治秘密吗？我至今都不明白，我们的会晤为什么需要如此保密。　　我与切·格瓦拉的第一次会晤完全是另一种情景。这次会晤是在哈瓦那进行的。夜间将近一点钟的时候，我应邀到财政部（也可能是经济部，我记不准了）他的办公室去见他。他和我约定的时间是半夜，可是我参加了一个没完没了的官方活动，又被安排坐在主席团里，因此我迟到了。　　切足登长靴，身穿军服，腰间带着手枪。他的装束与办公室的银行气氛很不协调。　　切皮肤黝黑，说话缓慢，阿根廷口音很重。他是那种适于在大草原上一杯一杯地品着马黛茶慢悠悠地交谈的人。他的句子简短，并以微笑告终，仿佛言犹未尽。　　他对我说起我的《漫歌集》那本书，我听了很高兴。在马埃期特拉山上，他经常在晚上念这本书给游击队员们听。现在虽已过了这么多年，一想起我的诗句在他逝世时也陪伴着他，我还是会浑身战栗。我从雷吉斯·德布雷那里得知，在玻利维亚群山中，到最后一刻还保存在切的背包里的只有两本书：　　一本算术课本和我的《漫歌集》。　　那天夜里切对我讲了一些话，使我着实迷惑不解，不过这些话也许部分地解释了他后来的命运。他的视线从我的眼睛移向办公室那扇黑洞洞的窗子。我们谈到美国对古巴可能发动的入侵。我在哈瓦那街头看见了散置在各战略据点的沙包。他忽然说：　　“战争……战争……我们总是在反对战争，但是，我们打过仗后就再也离不开战争了，时时刻刻都想回到战争中去。”他大声地自言自语，也为了说给我听。听了他的话，我确实大吃一惊。　　在我看来，战争是一种威胁，绝不是目的。　　我们分手了，从此永远没有再见面。后来，他在玻利维亚大森林里战斗，并悲惨地死去，但是，我仍然看见切·格瓦拉这位好沉思的人，始终在武器近旁给诗留下一个位置。　　拉丁美洲非常喜欢“希望”这个词。我们爱听人家把我们叫做“希望的大陆”。众议员、参议员、总统的候选人都把自己叫做“希望的候选人”。　　这种希望事实上有点像上帝许诺的天国，有点像不断延期兑现的空头支票。延期到下一届立法会议，延期到下一年或下一世纪。　　古巴革命产生时，千千万万南美洲人突然觉醒了。他们不相信自己听到的事实。在向往希望中绝望地生活的大陆的各种有关的书籍中，都没有记载这件事。　　就这样，一个以前名不见经传的古巴人菲德尔·卡斯特罗突然抓住了希望之神的头发或脚，不让它飞走，而是让它坐到桌前，即坐到美洲人民的桌前和家里。　　从那时以后，我们在把希望变为现实这条路上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但是，我们却提心吊胆地生活着。一个非常强大和十足的帝国主义邻国企图压碎古巴的希望及其一切。美洲的民众天天看报，夜夜听广播。他们每次都高兴地舒了口气。古巴存在着，又存在了一天，又存在了一年，又存在了5 年。　　我们的希望没有被绞杀，它决不会被绞杀。　　古巴人的信　　秘鲁作家（其中有许多人永远是我的朋友）很久以来一直在施加压力，要他们的国家授予我一枚官方勋章。坦白地说，我始终觉得这类勋章是十分可笑的东西。少数几枚这类勋章我不得不毫无好感地挂在胸前，是为了尽职，是为了当好领事，也就是为了尽义务和例行公事。我有一欢途经利马，杰出的小说家、《饿狗》的作者西罗·阿莱格里亚当时是秘鲁作家协会主席，坚持要他的国家给我授勋。我的诗《马丘比丘之巅》已经成为秘鲁生活的一部分；也许我的诗句成功地表达了有如那座大建筑的石块般长眠的某些感情。此外，当时的秘鲁总统、建筑师贝朗德是我的朋友兼读者。后来，强行把他赶出祖国的革命，意想不到地给了秘鲁一个开辟历史新途径的政府，虽然如此，我仍然认为建筑师贝朗德是个无可非议的正直的人，执著于有点空想的事业终于使他脱离可怕的现实，并使他与深深爱他的人民分开了。　　我接受了授予的勋章，这次不是为了我的领事职务，而是为了我的一首诗。此外，这也并非毫无意义，因为智利人民和秘鲁人民间还有未愈合的伤口。不仅运动员们、外交家们和国务活动家们有义务尽力把过去流的血止住，诗人们更有理由也应当这么做，因为诗人的心灵中更少些疆界。　　就在那个时期，我去美国进行了一次旅行，去参加国际笔会的一次代表大会。应邀的人中有我的朋友阿瑟·米勒、阿根廷人埃内斯托·萨瓦托和维多利亚·奥坎波、乌拉圭评论家埃米尔·罗德里格斯·莫内加尔、墨西哥小说家卡洛斯·富恩特斯。与会的还有来自几乎所有的欧洲社会主义国家的作家们。　　到达时有人通知我，古巴作家也受到了邀请。但是卡彭铁尔没有来，因此国际笔会里有人感到奇怪，要求我把这件事弄清楚。我去找拉丁通讯社驻纽约的代表，他提议我发一封电报给卡彭铁尔。　　经由拉丁通讯社转来的回电说，卡彭铁尔不能来是因为邀请到得太迟，赴美签证还没有办好。此事看来是有人撒谎了，因为笠证3 个月前就已批准，古巴人也在3 个月前知道得到邀请并且接受了邀请。我明白，一定是最高当局在最后一刻做出了不出席的决定。　　我一如既往，完成了我该做的事。我举办了我在纽约的第一次诗歌朗诵会，观众如潮，只得在剧院外安上电视屏幕，让几千未能入场的观众聆听和观看。我那些强烈反帝的诗在这些美园群众中引起的反响，使我激动不已。　　在那里以及在华盛顿和加利福尼亚，当学生和普通群众表示赞同我谴责帝国主义的词句时，我明白了许多事情。我亲眼证实了，那些与我国人民为敌的美国佬，也是美国人民的敌人。　　我接受了几次新闻采访。由一些外来的拉丁美洲人主办的西班牙语版《生活》画报，对我的意见加以歪曲和删节。我要求予以更正。他们却不加理睬。　　不过，删改情况并不严重。他们删去的是我谴责越南战争的一段话，还删去我谈及当时被杀害的一位黑人领袖的另一段话。数年之后，那位报道这次会晤的女记者才证实，那篇文章是经新闻检查机构处置过的。　　我在访美（此事要归功于我的同行美国作家们）期间得知，美国作家为了使我获得进入美国的签证，对有关当局施加了不懈的压力。我记得好像他们甚至威胁国务院说，如果还要拒绝批准我进入美国，国际笔会就通过一项决议进行谴责。在一次公众集会上，美国诗坛最受尊敬的人物、许多个月后去世的年迈的女诗人玛丽安·穆尔获得一个荣誉称号，她发言为我由于诗人们团结一致的努力得以合法进入美国而表示高兴。有人告诉我，她那颤抖的动人言词赢得了热烈的掌声。　　然而不可思议却又千真万确的是，我经过这次以最富战斗性的政治与诗歌活动（其中大部分为了捍卫并支持古巴革命）为特征的旅行之后，刚刚回到智利，就收到古巴作家们那封恶名昭著的信，在这封信中他们就差没指责我奴颜婢膝和背叛了。我的检察官大人们的措词，我已经记不得了。但是我可以说，他们都自封为革命导师，自封为理应指导左派作家的准则的教师爷。　　他们傲慢、蛮横又花言巧语地力图“纠正”我在诗歌、社会和革命方面的活动。我因《马丘比丘之巅》一待所获得的勋章，我参加国际笔会的代表大会，我的宣言和朗诵会，我在虎穴中反对美国制度的言行，上述作家们都竭力加以怀疑、歪曲和污蔑，其实他们之中有许多人是刚刚来到革命阵营的，而且其中有许多人得到了新的古巴政府公正或不公正的酬劳。　　这个伤人的大信封鼓鼓囊囊地装了许多签名，这些签名都是各个作家和艺术家协会在会议讲坛上令人怀疑地自发要求签的。那些发起人跑遍哈瓦那，去征集音乐家、舞蹈家、造型艺术家协会的全体成员的签名。同时还号召数不清的路过那里的艺术家和作家签名，他们被慷慨地邀请到古巴，住满了豪华饭店。有几位名字被印在那份不公正的文件末尾的作家，后来托人悄悄给我传递信息说：“我从来没有在信上签过名；我是看到我从未签过的名字之后才知道内容的。”胡安·马里内略的一位朋友暗示我，他就遇到了这种事，虽然我从来无法予以证实。我是从别的事情得到旁证的。　　这件事像一个线团、雪球或思想意识上的贪污事件，无论如何都一定会被张扬得越来越大。马德里、巴黎和其他首都都设立了专门机构，用以大量散发那封满纸谎言的信件的副本。这一信件成千封地发出去，尤其是从马德里发出，给每个收信人都寄去二三十封。收到这种信封装饰着邮票大小的佛朗哥肖像，里面装着指控巴勃罗·聂鲁达为反革命的信，既叫人好笑，又令人感到其用心险恶。　　我根本下去打听那次为什么要冲我撒气，我知道政治上的虚伪、思想上的弱点、文坛的恩怨和嫉妒以及许多别的因素，必然导致这场许多人对一个人的战斗。后来有人告诉我，那封著名的签名信的热心的起草者、发起者和签名征集者，就是罗伯托·费尔南德斯·雷塔马尔、埃德蒙多·德斯诺埃斯和利桑德罗·奥特罗这几个作家。我不记得看过德斯诺埃斯和奥特罗什么作品，也不认识他们本人。雷塔马尔倒是认识的。在哈瓦那和巴黎两地，他经常媚态百出地缠住我。他曾对我说，他经常为我的著作写序，写赞扬我的作品的文章。事实上我从没有看重过他，只把他看作我们时代政治界和文学界的一名蝇营狗苟之徒。　　他们也许以为能够伤害或搞垮我这个革命战士。但是，当我来到智利圣地亚哥的特亚蒂诺斯街，第一次向党中央委员会提及此事时，他们至少在政治方面已经有了自己的看法。他们对我说：　　“这是对我们智利党的第一次攻击。”那个时期出现了严重的矛盾斗争。委内瑞拉、墨西哥及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人，都与古巴人在意识形态方面发生争论。后来，玻利维亚人陷入悲剧的境地，也不声不响地分道扬镳了。　　智利共产党决定在一次公众集会上授予我一枚雷卡瓦伦奖章，这是当时新设立并用以授予党的优秀战士的褒奖。这是一种有分寸的回答。智利共产党明智地应付了那个出现分歧的时期，坚持用内部讨论的方法解决我们的意见分歧。随着岁月流逝，对抗的阴影消失了，拉丁美洲两个最重要的共产党之间又有了透彻理解和兄弟关系。　　至于我，我仍然是写过《丰功伟绩颂歌》的那个人。这本诗集我依然喜爱。因为有它，我不会忘记我是第一个写了整整一本书来歌颂古巴革命的诗人。我当然明白，革命尤其是参加革命的人，不时会犯错误，还会陷于不公正。从未见诸文字的人类法则，同样影响着革命者和反革命分子。谁也无法避免错误。在伟大的事业里，某个进程中出现一个盲点，一个小小的盲点，没有什么了不起。我迄今依然歌唱、依然热爱和崇敬古巴革命、古巴人民和那些品格高尚的革命主将。　　但是，每个人都有其弱点。我就有许多弱点。例如，我不愿意放弃作为立场坚定的革命战士的自豪感。也许正是为了这个原因，或者为了我的其他微不足道的弱点，我至今仍拒绝并将继续拒绝与那些自觉或不自觉地在我仍然认为是诽谤我的那封信上签过名的人握手言和。　　过激主义和暗探　　从前的无政府主义者往往转到非常舒服的地位上去，也就是转到无政府资本主义（政治枪手、准左派分子、假独立人士的渊薮）上去；现在有无政府主义倾向的人，明天也会发生同样的情况。习惯搞镇压的资本主义往往把共产主义者看作头号敌人，它的瞄准很少是打不中的。所有这些捣乱的个人主义者都受到反动派运用机巧和强制手段所进行的种种奉承，他们都被看作神圣原则的英勇捍卫者。反动派知道，社会变革的危险不在于这些个人主义者的捣乱，而在于群众组织和普遍的阶级觉悟。　　这一切我在内战期间的西班牙就已洞若观火了。当希特勒和佛朗哥的军队向马德里进逼的时候，某些反法西斯团体竟在他们面前举行假面庆祝会，我当然不把那些倔强的无政府主义者包括在内，例如杜鲁蒂和他的加泰罗尼亚人，他们曾经在巴塞罗那像狮子那样进行过战斗。　　暗探比过激分子坏千百倍。受雇于警方、反动党派或外国政府的敌方暗探，不时地混到革命党派的队伍中去。他们有些人执行特殊的挑拨任务；另一些人执行耐心的侦察任务。阿泽夫的经历就很典型。沙皇制度被推翻之前，他参加过许多次行刺的恐怖行动，并数度受监禁。十月革命后出版的沙皇秘密警察头子的回忆录，详细记述阿泽夫曾经一直是俄国暗探局的暗探。这个怪人的心灵里既是个恐怖分子又是个告密者，他的罪恶活动使一个大公死于非命。　　发生于洛杉矶、旧金山及加利福尼亚州其他城市的事件，乃是另一种此类怪事。在发生一系列麦卡锡主义的疯狂事件期间，地方上的全部共产党员都被拘留了，他们共75 人，都被编上号码，加以管制，连他们生活上的细枝末节都要记录在案。于是，这75 人结果都成了警方的暗探。美国联邦调查局很不寻常地允许他们同彼此不相识的人创立自己的小型“共产党”，以便以后迫害他们，并把战胜根本不存在的敌人的轰动性胜利归功于自己。　　警方用美元收买的一个前共产党员查默斯，把极具爆炸性的国际机密藏在一棵圆白菜里的荒唐事件，就是美国联邦调查局按这种路数炮制出来的。　　美国联邦调查局还制造了许多骇人听闻的事件，其中处决（应该说是谋害）罗森堡夫妇一案，尤令全人类感到愤慨。　　智利共产党是个历史悠久、坚持无产阶级出身的组织，这一类暗探想混进去永远是极困难的。拉丁美洲的游击主义理论却为形形色色的告密者打开了闸门。这一类游击组织的自发性和年轻，使发现和揭露各种奸细更为困难。　　游击队领导人因此总是心怀疑忌，连自己的影子都不得不提高警惕。充斥拉丁美洲的浪漫激情和游击主义的狂乱理论，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了冒险崇拜。　　这个时期也许已随着埃内斯托·格瓦拉的被害和英勇死亡而告结束。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支持这一战术的理论家在本大陆到处传播一些论点和文件，实际鼓吹不把人民革命政府的席位分配给受资本主义剥削的阶级，而分配给形形色色的武装游击队。这一论据的缺点是它政治上的软弱——在某些情况下，一个杰出的游击队员可能也具有非凡的政治头脑，与切·格瓦拉的情况相同，但这是碰运气的少数情况。一场游击战的幸存者，不可能仅仅因为是最勇敢的人，仅仅因为面对死神时更幸运，或者面对活人时瞒得更准，就能够去领导一个无产阶级国家。　　现在我要讲一件亲身经历的事。当时，我刚刚从墨西哥回到智利。在我出席的一次政治集会上，有个人走到我身边来向我问好。他是个中年男子，时髦的绅士，农着考究，戴一副令人肃然起敬的眼镜——无边的夹鼻眼镜。　　他显得非常和气他说：　　“堂巴勃罗，我从来不敢接近您，虽然我欠您一条命的情。我是您救出集中营和毒气室的流亡者之一，当时是您让我们乘上了开到智利来的‘温尼伯号’轮船。我是加泰隆尼亚人，是共济会会员。我在此地已有可靠的地位。　　我的工作是担任某公司的保健商品推销专家，这是智利最重要的一家公司。”他告诉我，他住在圣地亚哥市区的一套讲究的住宅里。他的邻居是一位名叫伊格莱西亚斯的著名网球冠军，此君曾是我的同学。他们常常谈到我，终于决定邀请我并招待我。这就是他来找我的原因。　　这位加泰隆尼亚人的那座住宅显示了我国小资产阶级的舒适生活。室内陈设精美，金黄色的肉菜饭十分丰盛。伊格莱西亚斯吃午饭时一直跟我们在一起。想起特木科的旧校舍，想起校舍地下室里蝙蝠的翅膀拂过我们的脸，我们都笑了。午餐结束时，那个殷勤好客的加泰隆尼亚人简短他说了几句话，还赠给我两张复制的精美照片，一张是波德莱尔的，一张是艾伦·坡的。两位诗人的华美头像，至今确实仍然珍藏在我的藏书室里。　　一天，我们那个加泰隆尼亚人突然中风病倒，躺在床上一动也不能动，不能说话，也不能打手势。只有他的眼睛在痛苦地转动，像是要对他的妻子——一位历史清白的、杰出的西班牙共和派——说点什么；或者是要对他的邻居伊格莱西亚斯——我的朋友和网球冠军——说点什么。可是，这个人却什么也不能说、一动也不能动地死了。　　当这套住宅里到处是眼泪、朋友和花圈的时候，那位邻居网球手接到一个神秘电话：“我们知道您和这个故去的加泰隆尼亚绅士有亲密的友谊。他不停地赞扬您。如果您想为纪念您的朋友帮个大忙，请您打开他的保险柜，把存在柜里的一个小铁盒取出来。过3 天我再给您打电话。”那位寡妇根本不想听这样的事情；她难过极了，一点儿也不想知道这件事。她离开那套住宅，搬到圣多明各路的一家膳宿公寓去。公寓老板是个南斯拉夫人，是抵抗运动成员，是政治上受过锻炼的人。那位寡妇请他检查她丈夫的文件。南斯拉夫人找到那个金属盒子，费了牛劲才打开它。于是，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怪事。保存的文件透露，死者曾经一直是法西斯暗探。他的信件副本泄露了数十个秘密返回西班牙的流亡者的姓名，他们都已遭监禁或者被处决了。其中还有一封感谢他的效劳的信。加泰隆尼亚发来的一些指示，要纳粹海军把运送军火离开智利海岸的货船击沉。我国漂亮的护卫舰——智利海军的骄傲、航海经验丰富的“劳塔罗号”——就是这种牺牲品之一。战争期间，它载着硝石驶离我们的托科皮利亚港，就沉没了。这次海难牺牲了16 位海军军官的生命；他们有的被淹死，有的被烧死。　　这些就是有一天来请我吃午饭的一个笑眯眯的加泰隆尼亚人的罪恶业绩。　　共产党人　　……我入党以来已经过了不少年……我很高兴……共产党人组成一个美好的家庭……他们具有鞣制过的毛皮和受过锤炼的心……他们到处挨棍子……挨专打他们的棍子……招魂术士、保皇派、邪门左道之徒、形形色色的罪犯万岁……没有骨头的含糊哲学万岁……又吠又咬的狗万岁……好色的占星术士万岁. 大儒主义万岁，虾万岁，除共产党人之外人人都万岁……贞操腰带万岁，500 年前就不洗那双意识形态之足的保守派万岁……穷苦人的虱子万岁，义冢万岁，无政府资本主义万岁，里尔克万岁，安德烈·纪德同他的小科里登万岁，神秘主义万岁……一切都很好……人人都是英雄好汉……所有的报纸都该出版发行……除了共产党的报纸，什么报纸都可以出版……所有的政治家都应当不受约束地进入圣多明各……除了与特鲁希略进行过艰苦卓绝的斗争的人，大家都应当来庆祝这个血腥的刽子手之死……狂欢节、狂欢节的最后几天万岁……有供大家使用的伪装……有基督教理想主义者的伪装，极左的伪装，慈善机构的女志愿人员和女慈善家的伪装……但是要留神，可不许共产党人进入……把大门关紧……决不能犯错误……他们没有干任何事情的权利……让我们为主观的事物，为人的本质，为本质之本质而操心吧……这样我们大家都会感到满意……我们有自由……自由是何等重要！……他们却不尊重它，不认识它……自由为本质操心……为本质之本质的东西操心…… 　　……近几年就这样过去了……爵士乐走了，灵魂来了，我们在抽象画的基本原理上遭到失败，战争使我们震惊并杀害我们……在这方面一切都一样……或者都不一样了……? 发表了那么多关于灵魂的演说，头上挨了那么多棍子之后，有的事进展不顺利……很不顺利……种种如意算盘落空了…… 　　人民组织起来了……游击战和罢工接踵而至……古巴和智利独立了……许许多多男人和妇女唱起了《国际歌》……多奇怪……多叫人伤心……现在，用汉语、保加利亚语、美洲的西班牙语唱起了这首歌……必须采取紧急措施…… 　　必须予以禁止……必须多讲关于灵魂的事……必须多为自由世界唱赞歌…… 　　必须多打棍子……必须多给美元……在打棍子和对赫尔曼·阿西涅加斯的恐惧之间，这种情况不能继续下去了……而现在的古巴……在我们自己这个半球，在我们的苹果的这一半，这些大胡子都在唱同一首歌……耶稣基督对我们有什么用处……? 教士们对我们有什么用处……? 任何人都不能相信……就是教士也不能相信……他们不关心我们的观点……他们不关心我们的股票在证券交易所如何频频下跌…… 　　……人类在太阳系奋力攀登时……在月球上留下了足迹……除了旧制度，一切都在为变革而斗争……旧制度的生活产生于中世纪的巨大蛛网…… 　　这蛛网比制造机器的钢铁更结实……但是，有人相信变革，他们进行了变革，使变革取得了胜利，使变革开花结果……可了不得：……春天是不可抗拒的！　　诗学和政治学　　1969 年差不多一整年，我都是在黑岛度过的。从清晨起，大海就进入奇异的上涨状态，像是在揉制一块无限大的面包。被大海深处寒冷的酵母推着涌起的浪花，白得如同面粉。　　凝滞的冬天雾霭迷蒙。我们每天用壁炉里生的火，给它增添地方的魅力。　　海滩上的白沙献给我们一个孤寂的世界，仿佛从前这片土地上有过居民和避暑的游客。但是，不要以为我讨厌夏天的人群。夏季刚刚临近，姑娘们就向大海走去，男子和儿童小心翼翼地走进波浪，而且跳跃着避开危险。男子面对大海就这样跳起上千年的舞蹈，也许这是人类跳的第一个舞。　　在冬天，黑岛的房子都笼罩在夜的黑暗中。只有我的房子亮着灯。有时，我以为对面的房子里有人。我看见灯光照亮的一扇窗子；这只不过是幻景。　　船长的房子里什么人也没有。是我窗子里的灯光反射在他的窗子上。　　那年，我天天躲在那个角落写我的作品。走到那里并在那里呆下来，是不容易的。眼下有件东西吸引了我的两条狗——潘达和乔图，那是铺在这个小房间里当地毯的一张孟加拉虎皮。我在许多许多年前从中国把它带来，它的爪和毛都脱落了，而马蒂尔德和我则防止了蛀虫的威胁。　　我的两条狗喜欢懒洋洋地躺在虎皮这个年迈的敌人身上。它们像一场激战后的得胜者，因为打得精疲力尽，一躺下就睡着了。它们横卧在房门前，像是迫使我不走出房间，而继续我的写作。　　这幢房子里时时刻刻都在发生什么事情。有人给我打来长途电话。该回答什么？说我不在家。随后又来一个电话，该回答什么？说我在家。　　我不在家。我在家。在家。不在家。这就是一个诗人的生活，对他们来说，黑岛的遥远角落已经不成其遥远的了。人们——尤其是新闻记者——总是问我，我在与什么作品，在做什么事情。我总是为这种问题的肤浅而感到吃惊。因为事实上我永远在写同样的东西。我从未停止做同样的事。不就是写诗吗？　　我在写诗之后过了许久，才知道我写的东西叫做诗。我向来对定义和标签不感兴趣。美学争论叫我厌烦死了。我不贬低坚持进行这种争论的人，但是我对文学创作的出生证明和检尸报告都感到格格不入。沃尔特·惠特曼说过：“任何外部的东西都不能对我发号施令。”文学的装饰品连同它的一切优点，都不能代替朴实无华的创作。　　我一年要换好几个笔记本。这些笔记本都是用我的绿色笔迹拴在一起的。笔记本上写满了笔迹，就变成一本本的书，像是从一种变形过渡到另一种变形，从静止过渡到运动，从幼虫过渡到萤火虫。　　政治生活加惊雷动地而来，把我从我的写作状态中拉开。我再吹回到群众中去。　　人民群众早已成为我的生活课堂。我可以怀着诗人生而有之的怯懦，怀着胆怯的恐惧来到他们中间；但是，一旦投入他们的怀抱，我就觉得自己变样了。我是绝大多数的一部分，是人类这棵巨树上的又一片叶子。　　孤独和人群将仍然是当代诗人的基本责任。在孤独中，智利海岸上波涛的搏击丰富了我的生活。进攻的海水和受攻击的岩石，大洋里的无数生命，“候鸟”的完美编队，壮丽的大海的浪花，引起我的好奇和热爱。　　但是，从生活的巨潮中，从同时注视我的千百双眼睛的温柔视线中，我学会了更多东西。这种信息可能不会传达到所有的诗人，但是听到的人就会把它记在心里，就会在自己的作品中加以发挥。　　使诗人难以忘怀并感动得柔肠寸断的，乃是体现许多人的愿望的事情，哪怕只短短的一瞬间。　　总统候选人　　1970 年的一天上午，我的党的总书记和其他几位同志来到我的海滨隐藏处——我在黑岛的家。他们前来要我当智利共和国总统的暂定候选人，他们要把这个候选人推荐给人民联盟的六七个党派。纲领、政府的性质、未来的应变措施等等，他们全准备好了。到那时为止，那几个党派各有自己的候选人，而且都要支持自己的人。只有我们共产党人没有总统候选人。我们的立场是支持左翼各党派指定的唯一候选人，这个人也将成为人民联盟的候选人。但是，没有作出任何决定，而事情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了。右翼的候选人已经提出，而且已展开宣传。我们如果不在共同的竞选目标下团结起来，必将遭致令人痛心的惨败。　　共产党人指定自己的候选人，是促进团结的唯一方法。当我接受党提名我为候选人时，我们共产党的立场就明明白白地表达出来了。我们将支持其他党派对之有好感的候选人。如果不能一致达成这样的意见，对我的提名将坚持到底。　　这是逼迫其他党派一致同意的一种冒险措施。我在接受提名时对科尔巴兰同志说，我之所以接受是基于如下的理解：将来当我确信必须退出竞选时，我的退出将同样被接受。要想在一个共产党人周围达成团结一致，那是太不可能了。换言之，所有的党派都需要我们支持他们（包括某些基督教民主党的候选人），却没有人肯把我们需要的支持给予我们。　　但是，从那天上午在黑岛海边起，我的候选人资格着起火来了。我到处受欢迎。普通人民中的成千上万个男女流着眼泪拥抱我，亲吻我，他们感动了我。我在大雨中，在大街小巷的泥泞里，在使人冷得发抖的南风中，向圣地亚哥郊区的居民、科金博的矿工、在铜矿里和沙漠上干活的人们、抱着孩子等候我数小时之久的农妇们、从比奥比奥河直至麦哲伦海峡以远地方的生活无着的人们，我发表讲话，或朗诵我的诗。　　我非常感动和兴奋。参加我的会的人越来越多，随之而来的妇女也越来越多。我在既迷惑又惧怕的心情中开始想到，如果我被这个相当粗野、问题极难解决、债台高筑，而且可能是十分忘恩负义的共和国选为总统，我要做些什么？那些第一个月被宣布为总统的人，在余下的5 年零11 个月时间里，将遭到公正或不公正的杀害。　　阿连德的竞选活动　　阿连德忽然成为全人民联盟可能接受的候选人这一消息，在令人高兴的时刻传来。在我的党接受这一消息之前，我迅速提出退出竞选。我当着一大群愉快的群众宣布退出竞选，阿连德则宣布接受竞选提名。这次群众大会是在一座公园里举行的。在所有看得见的空地上和树林里，到处都是与会的人。　　树枝间露出人的腿和头。没有任何事物能与这些经验丰富的智利人相比。　　我认识这位候选人。我以前曾3 次与他作伴，在智利崎岖的无边土地上朗涌诗和发表演说。每6 年一次，我的极其顽强的朋友曾连续3 次成为竞选总统职务的人。这次是第四次，而且将是获胜的一次。　　阿诺德·本涅特或萨墨塞特·毛姆（我不记得到底是哪一位了）谈起过，他有一次恰巧跟温斯顿·丘吉尔睡在同一间房里。这位大政治家醒来时一睁开眼睛做的头一件事，就是伸手到床头桌上去，拿来一支很粗的哈瓦那雪茄，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抽起来。只有石器时代矿石般结实的健壮穴居人才能这么抽烟。　　阿连德的耐力把所有陪伴他的人都比下去了。他有堪与丘吉尔本人匹敌的一种本领，那就是：他什么时候想睡，马上就能睡着。有时我们在智利北方无垠的不毛土地上旅行，阿连德竟在汽车的角落里酣然大睡。路上突然出现一个小红点；汽车驶近时，这个小红点变成了15～20 个携带妻儿、手持旗帜的一群人。汽车停下了。阿连德揉揉眼睛，以便迎上当空的太阳和那一小群唱歌的人。他参加到他们中去，唱起了国歌。然后他向他们发表生动、简短、有说服力的演说。他一回到车上，我们就继续踏上智利漫长的旅途。阿连德又毫不费力地回到深沉的梦乡。这种场景——人群、旗帜、歌曲、演说和回到梦乡——每25 分钟重复一次。　　迎着智利成千上万的广大群众，阿连德从汽车换坐火车，从火车换坐飞机，从飞机换坐轮船，从轮船换骑马匹，毫不动摇地完成那令人筋疲力尽的几个月日程。他的随行人员几乎全部累得掉了队。后来，他当上名副其实的智利总统时，他那无情的效率曾使他的四五位合作者心脏病发作。　　驻巴黎大使馆　　到我国驻巴黎大使馆上任时，我才发现必须为自己的虚荣心付出高昂的代价。我没有多加考虑就接受了这一职务，而让自己再次卷入变化无常的生活中去。在一个平庸而爱撒谎的政府统治了那么多年之后，代表一个胜利的人民政府的想法，使我甚感愉快。在我内心深处，能以新的显要身份走进智利大使馆那幢房子，也许是更吸引我的东西，因为过去我在这幢房子里安排西班牙共和派移民我国时，忍受过种种凌辱。在我之前的每一个大使，都参加过对我的迫害，他们都为低毁我和伤害我卖过力。现在受迫害者可要坐上迫害者的席位了，要在他的餐桌上吃饭，要在他的床上睡觉，要打开一扇扇窗子，以便让世界上的新鲜空气透入一座旧的大使馆。　　让新鲜空气透入是件极难的事。1971 年3 月的那个夜晚，当我和马蒂尔德来到我们的卧室，躺到某些大使和大使夫人曾平静或痛苦地在上面故去的精美的床上时，房间里令人窒息的装饰风格使我感到刺鼻和扎眼。　　这间卧室适于安顿一名武士和他的战马；其空间足够用于喂马和供武士安歇。天花板很高，装饰精美。家具都是些类天鹅绒制品，其色彩模糊得似枯叶，点缀着难看的缘饰；这些家具的风格既显出富丽的迹象，也显出颓废的痕迹。铺的地毯在70 年前可能是很美的，现在已经沾染上人踩过的印记而无法抹掉，以及由谈话和死亡相聚的特殊气味。　　此外，等候我们的那个紧张不宁的人，除了那间大卧室的供暖之外，把一切都考虑到了。马蒂尔德和我在巴黎度过的第一个外交之夜，冻得浑身都麻木了。第二天晚上，暖气才开始供应，这个设备已经使用了70 年，它的过滤器已经不起作用了。陈旧的系统生出的热空气只让碳酸酐通过。我们无权抱怨头天晚上那样的寒冷，我们却为中毒而心悸和痛苦。我们必须打开窗子，让冬日的严寒进入。先前的几个大使也许已经向一名热中于名利的人报了仇，因为此人既没有官场中人的长处，又没有家族的光荣，竟敢跑来取代他们。　　我们想，我们该去找一所房子，在那里可以与树叶、水、鸟儿、空气共呼吸。这一想法恐怕会越来越难以摆脱。我们如同为自己的自由而夜不能寐的囚徒，跑到巴黎以外的地方去反复寻觅纯净的空气。　　对我来说，当大使是件新鲜而又不舒服的事。但是，这一职务含有一种挑战意义。智利已经发生一场革命，一场被人反复分析并引起许多争论的智利式革命。国内外的敌人都磨尖利牙，准备予以摧毁。180 年来，贴有不同标签的同类统治者在我国相继登台，他们的所作所为如出一辙。老百姓衣不蔽体，住所之差令人深感屈辱，儿童无学可上、无鞋可穿，监狱和棍棒成为对付贫苦百姓的工具，这一切都一如既往。　　现在，我们可以自由呼吸和歌唱了。这就是我对自己的新境况感到满意的原因。　　智利外交官的任命需参议院认可。智利的右派经常对作为诗人的我唱赞歌，甚至发表向我致敬的演说。他们显然更乐意在我的葬礼上发表这种演说。　　参议院投票批准我为大使时，以多3 票勉强通过。右派成员和某些虚伪的基督徒利用秘密表决方式，投票反对我。　　前任那个大使在有壁毯装饰的墙上，在他自己的相片之外，还挂上先前历任大使的相片。除两三人（其中有我们智利的小巴尔扎克——著名的布莱斯特·加纳）之外，可说是令人难忘的精神空虚人物的荟萃。我吩咐把这些鬼怪似的相片拿掉，换上更站得住的人物的形象：5 帧为智利提供了国旗、国格和独立的英雄们的版画像；3 幅当代人（进步的共和国总统阿吉雷·塞尔达，智利共产党的创建者路易斯·埃米利奥·雷卡瓦伦以及萨尔瓦多·阿连德）的相片。这几堵墙现在绝对好多了。　　使馆里的秘书们几乎是清一色的右翼分子，我不知他们想的是什么。百年来反动党派早就占据了国家政府机构。就是一名看门人，如果不是保守派或保皇派，也不会得到任用。至于一直自称在进行“争取自由的革命”的基督教民主党人，则显示了类似于旧反动派的贪婪。后来，这种类似使他们转而采取了几乎相同的路线。　　官僚政治这种公共建筑中的群岛，使得到处仍然充斥着右翼的职员、检查员和顾问，仿佛阿连德和人民联盟从来没有在智利取胜，仿佛现在的政府部长都不是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　　在这样的形势下，我要求巴黎大使馆参赞一职，由我的一位朋友、职业外交家和杰出的作家豪尔赫·爱德华兹充任。他虽然出身于我国最有权势的寡头和反动家庭，却是个无党无派的左翼人士。我最需要的是一名有才智的、熟悉本行并值得我信赖的官员。直到那时，爱德华兹还是驻哈瓦那代办。一些说他在哈瓦那遇到困难的语焉不详的谣言，传到了我的耳中。我知道他是个左翼人士己有多年，因此我认为那种事情对他无伤大雅。　　我的新参赞从古巴抵达时心神不安，向我讲了他的事。我的印象是他们双方都对，又像生活中经常发生的那样都不对。豪尔赫·爱德华兹渐渐从精神崩溃状态中恢复过来，不再咬指甲，显然很有能力，很有才干，很忠实地协助我工作。在大使馆那两年的艰巨工作中，我的参赞成为我最好的阴友和官员，他也许是那座大楼里仅有的一位政治上无懈可击的人。　　当美国的一家公司企图对智利的铜实行禁运时，全世界掀起了激动的浪潮。不仅报刊和广播、电视对这件事特别关心，绝大多数人民的良知也都再次起而捍卫我们。　　法国和荷兰的码头工人拒绝在他们的码头卸铜，以表明他们反对侵犯的行为。这一崇高的姿态震撼了全世界。诸如此类的团结一致的故事，对我们时代的历史的教训，比大学课堂给予的更为丰富有力。　　我还想起一些虽然更感动人却更叫人难为情的情况。在禁运的第二天，法国外省小城有位谦逊的女士给我们寄来她积蓄的一张100 法郎的钞票，以供保卫智利的铜之用。还有一封热情的支持信，信上有该城全体居民（包括市长、教区牧师、工人、运动员和学生）的签名。　　千百位认识和素不相识的朋友从智利给我来信，对我抵抗国际海盗以捍卫我们的铜表示祝贺。我收到一位农村妇女寄来的邮包，包中是一葫芦巴拉圭茶叶、4 个鳄梨和6 枚青辣椒。　　同时，智利出乎意料地受到赞扬，名声大振。我们变成一个现已存在的国家；而以前，我们在众多的不发达国家中丝毫不受注意。现在我们第一次有了自己的面貌，世界上再也没有人敢于否定我们为民族前途而斗争的重要性。　　我的祖国所发生的一切，都会使法国乃至全欧洲激动。群众集会、学生大会、用各种语言出版的书籍，都在研究我们，考察我们，描述我们。我必须抑制每天都想了解一切并想了解更多事情的新闻记者。阿连德总统是一位世界性人物。我们工人阶级的纪律和坚定，是值得钦佩和赞扬的。　　对智利的热烈同情，由于把我国铜矿国有化所引发的争端而增强了。处处都有人明白，这在智利新独立的道路上是迈出的巨大一步。人民政府无需任何托词，在为我们的祖国收复铜的时候，就确立了我们的主权。　　返回智利　　回到智利时，迎接我的是大街上和公园里新绿的植物。我国美妙的春天，已经给树林的叶片抹上了绿色。我们古老的灰色首都需要绿叶，如同人的心灵需要爱情。我饱吸了这初春的清新气息。远离祖国时，我们总是想不起它的冬天。距离使冬天的苦楚、不避风寒的村镇、严寒中赤脚的儿童，都变得模糊了。记忆的本领仅仅把我们带往绿色的原野，黄色和红色的花朵，国歌所歌颂的蓝天。这次我可遇上了曾经在远方多次梦见过的美好季节。另一种植物斑斑点点地散布在城里的墙上；点缀墙面的就是心怀仇恨的苔藓。满是蛮横情绪和谎言的反共招贴，反古巴的招贴，反苏的招贴，反和平和人性的招贴，预言雅加达屠杀的血腥招贴——这就是使城里的墙壁变得可鄙的那种新的植物。　　凭经验我认得出那种宣传的声调和意思。我碰巧曾生活在希特勒上台前的欧洲。全力以赴地撒谎，交替进行威胁和利用恐惧心理，尽力运用一切仇恨手段反对未来，这恰恰是希特勒宣传的实质。我认为，他们力图改变我们生活的实质本身。我不明白，用这种方法伤害我们民族精神的智利人，怎能生存下去。　　反动的右派在需要时，会肆无忌惮地采取恐怖行动。智利陆军最高首脑施奈德将军曾反对旨在阻挠阿连德就任共和国总统的政变，是位受尊敬也值得尊敬的人，他们把他刺杀了。在他家附近，一群成分复杂的歹徒用机枪从背后扫射他，指挥这次行动的是一名被赶出军队的前将军。这群歹徒是由富家子弟和职业罪犯组成的。　　罪行查明后，幕后策划者便被投入监狱，军事法庭判这个家伙30 年徒刑。但是这一判决被最高法院减为两年徒刑。在智利，一个可怜的穷光蛋因为肚子饿偷只鸡所受的惩罚，比这个杀害陆军总司令的杀人犯所受的惩罚还重一倍。这就是统治阶级所制定的法律的阶级运用。　　阿连德的胜利使这个统治阶级怕得要命。他们第一次想到，他们精心制定的法律可能打在他们自己头上。他们带上股票、珠宝、钞票、金币，逃往一个地方藏匿起来。他们逃往阿根廷，逃往欧洲，甚至逃往澳大利亚。他们对人民的恐惧，也许会毫不费力地使他们逃到北极去。　　以后他们是会回来的。　　弗雷　　时刻严格遵循宪法的智利道路，到处布满了歪门邪道的和合法的障碍。　　与此同时，寡头政治集团缝补了他们百孔千疮的破衣，并且换上一副法西斯面孔。在铜的国有化之后，美国的封锁变得更加难以缓和。美国国际电报电话公司按照前总统弗雷的意见，使基督教民主党投入新法西斯右派的怀抱。　　阿连德和弗雷截然相反的性格，始终使智利担心。也许正因他们是如此不同的人，所以他们在一个没有强权统治传统的国家里，各自成为有自己的目标和精心确定的道路的强有力的领袖人物。　　我自认为很了解阿连德，认为他毫无难以理解的地方。至于弗雷，我与他正好是共和国议会里的同事。他是个好奇的、老谋深算的人，与阿连德的主动精神相去甚远。不过，他常常会突然大笑起来，发出刺耳的哈哈笑声。　　我喜欢会哈哈大笑的人（我缺乏这种天赋）。但是，笑声与笑声各有不同。　　弗雷发笑时神色忧虑、严肃，警惕地守护着用自己政治生命之线缝出的针脚。　　他的笑声是突发的，有点瘆人，如同某些夜鸟的狐狐叫声。此外，他的亲切举止往往谨慎而且冷静。　　他政治上的曲折态度，在令我彻底失望之前多次使我感到压抑。记得有一次，他到我在圣地亚哥的家里来看我。当时流传共产党人和基督教民主党人之间互相理解的说法。他们那时还没有叫做基督教民主党，而叫做国家长枪党，这是他们在年轻的法西斯主义者普里莫·德·里韦拉影响下取的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名字。后来，在西班牙内战之后，他们受马里丹的影响，转变为反法西斯分子，于是就改了名。　　我们的谈话是空泛的，但很亲切。我们共产党人有兴趣与怀有善意的一切个人和各界人士相互理解。孤立决不能使我们达到任何目的。尽管弗雷本性喜好躲躲闪闪、含糊其词，我认为他当时显然是个极左派。他辞别时赠给我一声大笑，这种哈哈大笑石块似地从他嘴里甩出来。“我们还要接着谈。”他说。但是，过两天我就明白了，我们的谈话已经永远结束了。　　阿连德获胜后，野心勃勃和冷静的政治家弗雷相信，为了重新掌权，他必须有一个反动联盟。这是个纯粹的幻想——个政治蜘蛛的冻僵了的梦。他的网不可能存在。他支持过的政变，对他毫无好处。法西斯主义不能容忍私下的妥协，而要求服从。弗雷的脸色将一年比一年更阴郁。他的记忆总有一天要面对罪行所应负的责任。　　托米奇　　从基督教民主党诞生，从它放弃令人无法接受的长枪党那个名字起，我就对它产生极大的兴趣了。当一小群天主教知识分子成为研究马里丹- 托马斯主义的杰出人物时，这个党就诞生了。这种哲学思想并不让我担心，我对喜好空谈诗、政治和性的理论的人，天生态度冷漠。这个小运动的实践结果，使人注意到它特别的、出人意外的方式。我从战斗中的马德里归来，组织了一个大型集会，我请几位青年领袖到会发表支持西班牙共和国的演说。他们参加这个集会是很不平常的事；教会年老的高级领导人受保守党的怂恿，几乎困解散这个新党。只因一位资深主教的干预，才把他们从政治自杀的危险中拯救出来。塔尔卡主教的声明允许这个团体存在下去，后来它渐渐成为智利人数最多的政党。它的意识形态随着岁月流逝而完全改变了。　　弗雷之后，拉多米罗·托木奇是基督教民主党人中最重要的人物。在我当议员、参加罢工以及到智利北方进行竞选旅行时期，我认识了他。基督教民主党人那时总是跟在我们共产党人后面，以便参加我们的集会。在产硝石和铜的贫瘠地区，也就是在美洲大陆牺牲最大的工人中，我们曾经是而且现在仍然是最受爱戴的人。雷卡瓦伦就来自那里，印刷工人和最早的几个工会就曾诞生在那里。没有共产党人，那里就不可能存在任何事物。　　当时托米奇不仅仅是基督教民主党人的最大希望，他的人品极具吸引力，他的演说也极有说服力。　　1964 年，当基督教民主党在选举中取胜，使弗雷登上总统宝座时，情况就发生了变化。他们击败阿连德的竞选活动，以前所未有的反共暴力为基础，通过旨在恐吓人民的报纸和广播的警告文章而进行策动。那种宣传令人毛骨悚然，捏造说：修女们会被枪杀；儿童们将被非德尔·卡斯特罗之流的大胡子用刺刀刺穿；女孩子们将被从父母身边拉走，送到西伯利亚去。后来，从提交美国国会特别委员会的证词中得知，美国中央情报局为这场可怕的恐怖运动花了2000 万美元。　　弗雷一就任总统，就送给他党内唯一的劲敌一件居心叵测的礼物——任命拉多米罗·托米奇为智利驻美国大使。弗雷知道，他的政府要同美国铜业公司重新谈判。那时候，全国上下一致要求国有化。弗雷是个变戏法的高手，把这个词换成了“智利化”，并以新协定保证，把我国的主要财富拱手交给肯尼科特和安纳康达铜业公司。此事的经济结果，对智利是可怕的；此事的政治结果，对托米奇是十分可悲的——弗雷已经把他从地图上抹掉了。在拱手交出铜的谈判中进行过合作的智利驻美国大使，决不可能得到智利人民的支持。在下一次竞选总统的活动中，托米奇在3个候选人中痛苦地屈居第三位。　　1971 年初，托米奇在辞去驻美大使职务之后不久，到黑岛来看我。当时他刚刚从北方回来，尚未正式成为总统候选人。我们在政治风浪中维持了友谊，现在仍然如此。但是，那次我们却难以相互理解。他需要一个进步力量的更广泛的联盟，取名人民同盟，以取代我们的人民联盟运动。这样的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他参加了有关铜的谈判，政治左派因而认为他没有资格当总统候选人。此外，人民运动的两个台柱——共产党和社会党两大政党——已经成熟，有能力使自己队伍中的人当上总统。　　托米奇准是相当失望，在离开我家之前，他向我披露一件事。财政部部长、基督教民主党人安德烈斯·萨尔迪瓦给他看过一些文件，证明当时我国的经济状况已达破产境地。　　“我们正在掉进深渊里去。”托米奇对我说。“这种局面维持不了几个月。这是一场大灾难。萨尔迪瓦已经把必不可免的破产的全部详情告诉我了。”阿连德当选后一个月，确切地说，是在他就任总统之前，萨尔迪瓦部长本人公开宣告我国迫在眉睫的经济灾难。但是，这次他把此事归咎于阿连德当选所引起的国际反应。历史记载就是如此；至少萨尔迪瓦之流不正派的机会主义政客记下的情况是这样的。　　阿连德　　目前，我国人民是最善于背叛的了。从盛产硝石的不毛之地，从海底煤矿，从蕴藏着铜并靠人的劳动（用我国人民的双手）把铜挖出来的可怕的高原上，涌现出一大批解放运动。这种运动使一个名叫萨尔瓦多·阿连德的人当上了总统，他实行改革并采取刻不容缓的公正措施，以便收回外国所攫取的我国财富。　　在那些极其遥远的国度，阿连德总统所到之处都受到各国人民的颂扬，我们不同一般的有多种力量参加的政府也受到赞扬。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历史上从来没有听见世界各国的代表曾像这次这样，向一位智利总统欢呼。在智利国内，在巨大的困难中，一个真正公正的社会正在我们的主权、民族自豪感、智利优秀人民的英勇精神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宪法和法律，民主和希望，都站在我们一边，站在智利革命一边。　　对立面则无所不有。他们有形形色色的小丑，有带枪和带锁链的恐怖分子，有虚伪的修士和堕落的军人。他们都在办公室的旋转木马上转圈子。法西斯分子哈尔帕同他从“祖国与自由”来的子弟们携起手来，准备粉碎现存的所有头颅和灵魂，以此收复他们称之为智利的这一庞大财产。为了使这出闹剧令人愉快，一个大银行家和舞蹈家同他们一起翩翩起舞，溅出些许鲜血；伦巴舞之王是冈萨雷斯·魏地拉，他早已使他的党听命于人民的敌人。　　如今是弗雷，他把他的基督教民主党奉献给同类的人民敌人，并且见风使舵；此外，他还同前陆军上校维奥共舞，成为此人胡作非为的帮凶。这些人都是这出闹剧的主要演员。他们早已储备了粮食，枪支，棍棒，乃至昨天在伊基克、兰基尔、萨尔瓦多、蒙特港、何塞- 玛丽- 卡罗、弗鲁蒂亚尔、上普恩特及其他许多地方杀害过我国人民的子弹。埃尔南·梅里的杀手们已在同本应保护自己记忆的人们一起跳舞。他们装出一副坦然自若的神态在跳舞。他们为“不值一提的细节”而谴责他们深感恼怒。　　智利的历史悠久而且文明，革命很少，保守、平庸的稳定政府却很多。　　渺小的总统很多，只有巴尔马塞达和阿连德两位总统是伟大的。有趣的是，这两人都出身于中产阶层，即富有的资产阶级，这一阶级在这里被称为“贵族”。他们是原则性很强的人，都坚持要使被平庸的寡头政治集团弄得赢弱的国家壮大起来，因而导致了死亡的同样结局。巴尔马塞达因反对把硝石财富拱手交给外国公司，终至自杀身亡。　　阿连德把智利地下的另一项财富——铜——国有化，因而惨遭杀害。在这两个事件中，智利的寡头政治集团制造了流血动乱。在这两个事件中，军人充当了鹰犬。巴尔马塞达时期的英国公司，阿连德时期的美国公司，煽起这一类军事行动，并给予资助。在这两个事件中，遵照我们高贵的“贵族”们的命令，两位总统的住宅都被劫掠一空。巴尔马塞达的居室被斧头捣毁。　　由于世界的进步，阿连德的住宅被我们英勇的飞行员从空中炸毁。　　不过，这两位总统是很不相同的人。巴尔马塞达是个很有魅力的演说家。　　他的骄横性格使他越来越趋向个人独自发号施令。他对自己目标的崇高确信不疑。他一直处在敌人的包围中。比起他周围的人，他优越得多，也孤独得多，而他终究只能把孤独感埋藏在自己心中。本应支援他的人民还没有形成一股力量，也就是说，他们还没有组织起来。这位总统以其举止如同一个幻想家和梦想家而受到谴责，因为他的伟大梦想仍然是个梦。他被迫自杀之后，贪婪的外国商人和土生白人议员们攫取了硝石——外国人得到的是所有权和特许权；土生白人得到的是抽头的头钱。他们一拿到30 块钱，一切就恢复了正常。几千人民在战场上抛洒的鲜血，很快就干了。智利北部地区的工人们——世界上受剥削最深重的工人们，不停地为伦敦生产出巨额的英镑。　　阿连德从来不是出色的演说家。作为执政的国务活动家，他采取一切措施都要经过商量。他反对独裁，是个原则性很强的民主主义者，连细枝末节都不迁就。注定由他统治的国家，其人民已经不像巴尔马塞达治下的那么缺乏经验了。他发现了一个深知该干什么的强大的工人阶级。阿连德是个集体的领导人；他这个人虽然不是平民阶层出身，却是那些阶级反对其剥削者的停滞与腐化的斗争的产儿。由于这样的原因和理由，阿连德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完成的工作，超过了巴尔马塞达；而且，在智利历史上更是最重要的成就。在他集体性质的政府领导下实现了许多目标，仅铜的国有化一项，就是无比伟大的事业。　　阿连德的工作和行动，对国家民族的价值是不可磨灭的，这些激怒了我们的解放事业的敌人。这个危机的悲剧性象征意义，在轰炸国宫行动中显露无遗。这使人想起纳粹空军对西班牙、英国、苏联等外国不设防城市的闪电攻击；现在，智利也发生了同样的罪行；智利的飞行员竟俯冲袭击两个世纪来一直是我国公民生活中心的国宫。　　置我的伟大朋友阿连德总统于死地的那些不齿于人的事件发生后仅仅3 天，我就为我的回忆录写下这几行急就章。他的被害是不让声张的；他被秘密埋葬，只有他的遗孀获准陪伴那百世流芳的遗体。侵犯者的说法是：他们找到他有明显的自杀迹象的尸体。外国发表的看法是不同的。空军轰炸之后，坦克立即行动起来，许多坦克猛攻单独的一个人——智利共和国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他在办公室里等候他们，除了他那颗伟大的心，没有任何人与他为伴，围绕着他的是硝烟和烈焰。　　他们必须利用这么个好机会。他准是被机枪射杀的，因为他决不会辞职。　　那具遗体被秘密地埋葬在某地。那具遗体被送往墓地的路上，只有一位肩负着世上全部痛苦的妇女陪伴他；那位光荣死者的躯体被再次背叛了智利的智利士兵的机枪子弹，打得百孔千疮、支离破碎。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编辑：深圳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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