跌回地狱：2002年世界杯(1)
　　与阿根廷之战带来的苦涩很快就被抛至脑后了，我们的注意力随即转到了算分上面。不夸张地说，世界杯的比赛简直就是人吃人的残酷竞争，我们希望阿根廷被淘汰出局。想想如果你已经成功地打败了一位重量级对手，你肯定不希望在接下来的几轮比赛里再碰上他，何况那又是赛前的夺标热门。把他们淘汰了是一项壮举，也为我们清除了进入世界杯决赛道路上的一大障碍。
　　更重要的是，这场胜利在最恰当的时刻给我们注入了无穷的信心，让我们意识到自己的实力，建立起心理优势。不过随后即6月12日在大阪迎战尼日利亚的比赛却让我们相当难受，那天华氏九十三度，在那种酷热中冒险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它也许是最近几年的世界杯赛里最无聊的比赛之一。从个人角度来看，那场比赛沉甸甸地留在我的记忆里是因为我没能进球。我并不觉得自己辜负了别人的期望，因为对阵阿根廷一役我踢得相当出色，对阵瑞典表现也不错，不过与尼日利亚的比赛我对自己有点失望，所以那之后我拼命想重新开始，因为我知道自己有能力在世界杯中进球。但我想说的还不是这个，我要说作为一名前锋，你就是全队的最大的希望，而我一直不负众望，表现稳定，这也导致我在小组阶段比赛结束的时候脑子里想法过多。
　　我觉得自己无论如何不能让任何人失望，主教练支持我，信任我，我必须进球，就是现在！八分之一决赛对阵丹麦，可以说上半场结束时比赛就已经画上了句号，英格兰球迷在中场休息之前就开始绕着体育场跳康茄舞了，此前我还从未看到过，不过我的注意力并没有放在舞蹈上。比赛刚刚开始五分钟，丹麦一名后卫对着我铲球，我的腿以一种非常别扭的角度窝了一下，立刻感到有什么东西绷紧了。伤处一半是腹股沟，一半是股后肌群，这真是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以前我曾经有过肌肉拉伤、撕裂、抽紧或者其他什么的，可这次不同以往。
　　比赛还有八十五分钟，我必须尽可能踢下去，尽管那感觉一直困扰着我，导致我无法快速突破，而且伤处越来越疼。可我被一种责任感驱使着，我一定要当英雄，帮助球队获胜，我咬牙坚持着。然后，在费迪南德进了第一个球之后第十七分钟，我也踢进了一球，背上的包袱似乎一下子减轻了。半场结束前大概一分钟海斯基锦上添花，那时我脑子里突然闪出了一个念头：行了，我们肯定赢了，下场休息吧，后面还有四分之一决赛要踢。说我自私或是别的什么也好，总之在英格兰队踢球我从来不会主动下场，就如同在拳击台上，无论结果如何拳手永远要战斗到最后一刻。
　　如果你去问范尼斯特鲁伊、亨利或者阿兰·希勒，得到的回答肯定是相同的。谁能把我从世界杯第二阶段比赛中途拉下来？换做以前这简直难以置信，可那时突然之间我觉得有道理，毕竟我们已经3∶0领先，接下来我要考虑的应该是确保自己能踢下一场对阵巴西的四分之一决赛。
　　那时我还不知道伤势到底怎样，只知道我有四天准备时间。前两天我没有参加训练，而是把全部精力集中在争分夺秒的治疗上面。疼痛在逐渐减轻，只有一点了。我把自己锁在房间里，做着一些永远也不希望队友看到的动作，比如从窗户到门之间冲刺，他们知道了一定会嘲笑我的。
　　我得承认，只有五码多的距离根本没法检验伤情，我看不出自己伤病的严重程度。我的计划是尽可能延迟回到训练场上的时间，最终大家决定到比赛前一天我再归队训练。训练课很快就到了，就在比赛之前的二十四小时。我们出发去体育场之前，理疗师加里·卢因和按摩师理查德·史密斯建议我在上车之前先去慢跑一下，以确认伤病已经痊愈。天上下着大雨，简直就像每年印度洋季风带来的滂沱大雨，没想到日本也会这样。我们穿上雨衣，走到饭店旁边的高尔夫球场，开始在长草区的一侧慢跑。可就在我刚一迈步的时候，大腿肌腱突然像被钳子夹了一下。上帝，我们要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中迎战巴西，我却不行了！我们想放慢速度，可是我却突然连路也走不了了。
　　跌回地狱：2002年世界杯(2)
　　我躺在球道上，理疗师和理查德·史密斯忙着查找问题到底出在哪儿。理查德用手指用力按压我的肌肉，希望通过按摩放松肌肉。我看着自己的手表，离出发去训练的时间还有一个半小时，可我却几乎走不了路。我们连滚带爬地来到一棵树下避雨，理查德继续用大拇指深深地按压我的腿部肌肉，我站起来，稍微走一走，说“好一点了”，然后再坐下，继续按摩。每个人都全身大汗，拼命想让情况好转。大概过去了一个小时，我也不知道到底进展怎样，只盼着问题快点解决，我好去踢生命中最重要的那场比赛。理查德的手深深按进了我的痛处，疼得我简直想大哭一场，事实上他是想让伤处周围的神经变得迟钝。
　　这时候已经很明白了，我的肌群严重撕裂，撕裂部位在肌肉上端，而且可以百分之九十九地肯定，接着踢下去会让我的伤势继续恶化。不过当时疼痛还是减轻了，一个小时之后我已经可以小步慢跑，不会感到任何不适。我们跑回饭店，我取了自己的训练装备。在去训练场的路上，我又一次感到肌肉抽紧，所以一进更衣室，我们又来了一轮半个小时的深度按摩。这样在训练中，我在移动时肌肉就能够放松下来。如果我不停地动，伤痛还可以忍受，我可以小步跑，甚至来上一段冲刺也不会觉得疼，但是我知道更严重的麻烦仍然潜伏着。
　　可我不想让教练知道我正经历着地狱般的煎熬，我尽量让它看起来没那么明显。回到饭店后，我问按摩师：“我不知道自己能否踢这场比赛，真的非常非常疼。”“不用担心，”他说，“我们会让你好起来的。”尽管我对此抱有怀疑，可听了这样的话还是闭嘴为妙。好吧，你们接着干吧，只要让我听好消息就行了。也许我真的有点天真了，竟然以为疼痛减轻就表明痊愈了。我并不是惟一的伤病号。里奥·费迪南德也在和他的腹股沟伤痛斗争着，他就躺在我旁边，经历着同样的挣扎，可我还想求他让我先来。“里奥，我需要这伙计，一刻也离不开。”费迪南德笑了：“你知道，我也需要他。”理查德·史密斯是个出色的肌肉深度按摩师，不过现在他的全部工作就是确保我能安然无恙地踢完这场特殊的比赛，对此我衷心赞成。很快属于我的一小时按摩就结束了，该轮到别人了，我不得不再次恳求理查德。“一有时间就给我按摩吧，太折磨人了。”
　　我必须把疼痛消灭得干干净净。对巴西那场比赛之前，我直到凌晨１点才入睡，我绝望而疯狂地想赶走病魔。后来当我早晨醒来，肌肉的僵硬控制在了可以忍受的程度，但我知道这样的状态仍然没法上场。整个早晨我都和理查德在一起，其实，应当说是一整天，除去吃午饭以及收拾装备的时间。我尽可能快地换好衣服，那时候理查德和我简直就是形影不离，我一分钟也不能没有他。疼痛减轻得越多，我就能越快地进入状态。我们一直在努力，所以后来到了４点３０分比赛开始的时候，我已经几乎感觉不到疼痛了。我一直在不停地动，即使在更衣室里也是如此，我不敢停下来站着不动。在这场我生命中最重大的比赛之前，我却如此频繁地上下于治疗台，这让我的精神异常疲倦，而且痛苦的理疗过程简直就是一种折磨。尽管理查德警告过我，踢那场比赛可能会导致我缺席下一个赛季的前几周，我还是要上场去挑战巴西。
　　那可是一场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我一定要上场。也可以这样说，我宁愿当一名轻伤不下火线的战士，也不会做一个假装受伤一瘸一拐退场的懦夫。尽管感觉还可以忍受，但是我对自己能否左右比赛的大局心里没底。我心想，还是守在禁区附近等着机会降临吧。我不知道埃里克森对我的挣扎是否心知肚明，因为我一直在用他的办公室和按摩室接受治疗。理查德却相当自信，如果教练问他我的情况如何，他肯定会竖起大拇指的。我尽量表现得像平常一样，四处活动着，小心不让自己再受伤。所以尽管教练能看到我在与伤痛斗争，但并不知道情况会那么严重，而且我也根本不想让他知道。那场比赛在静冈进行，那个下午让人窒息。
　　跌回地狱：2002年世界杯(3)
　　我知道自己能小步奔跑，甚至用正常的步幅问题也不大，不过我还是决定就待在禁区周围守株待兔。感谢上帝，机会来了。上半时进行了一半，海斯基把球传过来，我能看到巴西后防卢西奥盯着我的一举一动。球飞过来落在我前面一米的地方，就是他站的位置，我应该斜插过去和他争抢。通常来说防守球员是悲观主义者，而进攻球员是乐观主义者，当时我心里有一种乐观的感觉，他要犯错误了。我全神贯注地寻找着他的错误，准备发起突袭。我的眼睛盯紧了球，发现球好像要打到他的身上，而卢西奥的注意力却并不在球上，只是盯着我，我知道自己的机会来了。
　　如果球打到他身上，弹落下来，那么我就抢得了先机。幸运的是，一切按照预想的进行，片刻之后我带球冲向守门员，把球吊进几乎是半空的球门。我对自己的最后一下子尤为得意，因为扣动扳机需要掐算好时间。球进的一刹那我如释重负，尽管受伤了，可我还是有所贡献。可在那场比赛里，除了一个进球之外我没有其他作为。现在人们也许会问，我是否让队友们失望了，他们还可能会说：“如果他受伤了，根本不该上场的。”可是我必须踢这场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而且英足总的治疗专家也一直在告诉我，他会保证我能上场，所以我并不觉得内疚。
　　如果你事先告诉主教练说，他的主力前锋将受伤下场，但在此之前他会先打进巴西大门一个球，我猜教练会接受这个交易的，大多数球迷也会这样选择。如果我没能破门，那我就会换一个角度看这个问题了，心理上也会产生负罪感。现在看来，我很庆幸自己的运气，任何人都不应该指责我让大家失望，因为我已经完成了自己该干的那一份。
　　我不知道在家乡看那场比赛是什么感觉，一大早就开球是不是让气氛也变得不那么紧张了。对我来说，没有什么能赛过看晚场比赛，窗户外面一片漆黑。我还清晰记得看1990年意大利世界杯和1996年欧洲杯的情景，自己当时还是个小球迷，以后就再没以球迷身份看过球了。对巴西那场比赛结束之后，我试想了一下家乡人是如何一大早就爬起来看比赛的。好在2004年欧洲杯和2006年世界杯都在欧洲进行，人们在天黑之后聚在酒吧里面，那画面想起来很温馨。球迷热爱夜晚的比赛，喜欢那种吵吵闹闹的气氛，估计他们在大白天里看着我们在酷热中对阵巴西也不那么带劲。
　　有时候朋友和家人会提起来，我踢进那届冠军巴西球门的那个球让几千万人欢欣鼓舞，在那一刻左右了祖国人民的情绪，这是作为一名职业球员最美妙的感觉。在英超联赛中进球会让与利物浦有关的所有人高兴，但是六十年后还能记住那些瞬间的人恐怕不会太多，尽管我在2001年足总杯决赛里的两个进球也会被铭记。可如果你在世界杯对阵阿根廷或者巴西的比赛里进了球，对每一名英格兰球迷来说那记忆将成为永恒，他们会记住球进的瞬间自己身在何方。想到我曾经用某一个动作让千千万万同胞感到快乐，我自己也兴奋无比。有时看着从前那些世界杯比赛的一些精彩瞬间，我会问自己：“我能在自己短暂的职业生涯中超越他们吗？”贝克汉姆用任意球洞穿希腊队大门时肯定也是这么想的。
　　在英格兰，似乎每隔两三年我们就能目睹那样出色的瞬间。迄今为止，我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也有幸有过这么两三次经典时刻，不过如果最终输了比赛，球进得再精彩也无济于事。那场比赛至今回忆起来仍然让我心痛，当时里瓦尔多在上半场结束前扳平了比分，是罗纳尔迪尼奥策动的进攻，里瓦尔多完成了精彩射门。不过在对方的进攻过程中，我们也犯了错误。中场休息时，更衣室里所传达的指示是：“不用着急，伙计们，我们还有机会。现在是1∶1，没问题。”你希望说服自己形势会有所好转，但是意识深处却感到了一丝不祥的阴影。我还记得在与阿森纳踢足总杯决赛时，尽管当时被对方压着打，但我们感觉那是属于我们的比赛。可是在静冈，感受到这种情绪的不是我们，而是过道对面更衣室里面的巴西队。里瓦尔多的进球成了他们的救生索，我敢肯定那时他们已经觉得自己将掌控比赛。
　　跌回地狱：2002年世界杯(4)
　　我们的教练组要求大家忘记那粒进球，强调那个球的进球时机并不重要。的确，从数学上来说，第一分钟和最后一分钟的进球没什么区别。他们指出巴西队并没有击败我们，鼓励大家捕捉机会再进球。在当时的情况下谁都愿意听到积极乐观的话，可是在我的意识深处仍然被什么东西困扰着。现在回过头来看，我意识到正是里瓦尔多的那个进球偷走了我们的势头，从那之后我们再也没能缓过气来。如果说我们看起来有些泄气，倒不如说里瓦尔多、罗纳尔多和罗纳尔迪尼奥突然感觉自己强大无敌了。
　　如果是那场加的夫球场的比赛，有人给阿森纳一百个人挡在我面前，我仍然知道自己能进球，因为那时我觉得自己不可战胜。运动场上总有这么一种情况，就像看泰格·伍兹打高尔夫球，最后一洞当他需要一击而接近球洞的时候，他总能把球打到距离球洞六英尺内。而自从巴西队将比分扳平之后，他们已经在心理上占据了上风。当罗纳尔迪尼奥用一个远距离吊门向我们插上致命一刀的时候，我停住了，难道他真的打算从那么老远去攻破大卫·希曼的十指关吗？直到今天我仍然认为那只是个偶然。不要误解我，我承认罗纳尔迪尼奥是个人物，这从他们的第一个进球就能看出来。可即使是平时训练，你要想从他当时那个位置射中球门上角，一百次里能有一次成功就不错了，所以我无法接受那进球是他早有预谋的说法。当时看着球飞在空中我并没感到恐惧，我想希曼会把它托出横梁的。直到球飞进球网，我还在告诉自己说那球吊到球门顶部的网上了。
　　然而接下来我看到巴西人在庆祝，那场景一下子让我备受打击。该死的！我们只剩华山一条路了，这下他们真的占了上风。在罗纳尔迪尼奥这个进球中，人们对大卫·希曼的角色和他错误的估计大做文章。可如果我是主教练，面对那么远距离的射门，我也会鼓励守门员站到六英尺线上准备出击接高球。对于希曼来说不幸的是，再没有其他人可以承担指责。情况既不是大家没有站成人墙，也不是输在了愚蠢的任意球上，他成了惟一能抓得到的罪人。我不愿意把那称为一个愚蠢的错误，那只是一次可载入经典的背运而已，一百次里有九十九次都不可能发生。
　　后来在更衣室里，希曼陷入深深的自责，每个和我说起这事的人都不觉得这是他的过错。重大比赛总是伴随着不幸的一面，出局的恐惧萦绕在球员心中。看着他悲伤落泪，我感同身受。他没做错什么，不应当这样被当众嘲弄。比赛中他有过很多精彩扑救，只是这一次，轮到他去代人受过。兴许到我快三十岁的时候，我才觉得自己有资格去安慰一个像希曼这样的老将。对阵巴西时我是副队长，很明白更衣室中的长幼尊卑。希曼踢过的比赛数量是我的两倍，如果他愿意和我说话，那我可能会回答：“别担心，那不是你的过错，我们每个人都会犯这样的错。”我会这样安慰他的。
　　如果我罚丢了点球导致本队出局，那我宁愿一个人待着，和家人在一起，好好清理一下自己的思路。应当让不幸的球员自己去选择，他有这个权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不愿意全队二十二个人都过来和我说别着急，那只会让我陷得更深。我会等一等，以后再告诉他那不是他的错。就个人而言，从我成人起就没有再为足球掉过眼泪，1998年世界杯点球大战负于阿根廷之后，我也只不过泪水欲夺眶而出、喉咙哽咽，但最终我没有落泪。在此后的几周里，我开始注意到德国队有多么幸运，他们通向决赛的道路上没有荆棘密布。运气太好了，签都不是他们自己抽的。在淘汰赛中他们的对手依次是巴拉圭、美国和韩国，而我们踢的五支球队哪支都比这三个队强，我们要在死亡之组中面对瑞典、阿根廷和尼日利亚，出线后又要踢丹麦和巴西。没有一场四分之一决赛轻而易举，可我们对阵的是巴西，而他们踢美国，这让我们更加沮丧。对于德国足球我充满尊敬，可我丝毫不怀疑2002年的英格兰队比德国队更强。我甚至不会把他们列入那届世界杯的前十名，可最终他们进了决赛，而我们却止步于八强。
　　跌回地狱：2002年世界杯(5)
　　当然他们每前进一步也都相当艰辛，胜利得来并非侥幸，这也让我们开始思索自己是否足够坚强。举例来说，有很多人都比阿兰·希勒更有天赋，可是上帝啊，你却无法找出一个比他更加投入敬业的球员。踢足球百分之九十九靠脑子，德国球员从小就被调教得不屈不挠、敏捷机灵。可是这一次，如果把韩日世界杯德国队中的迈克尔·巴拉克和迪迪·哈曼抽出来，剩下的几乎没一个是起眼的，他们的前锋状态不佳，所以能进决赛实在难以置信。在静冈一战之前，我们都确信如果击败巴西就能最终捧得世界杯，我还记得大家说起这事的情形。有一天晚上大概有十个人在看比赛，看到一支强队被淘汰了，大家都很兴奋。
　　法国和阿根廷没能小组出线，意大利在第二轮中被韩国击败。费迪南德对我说：“所有强队都回家了。”我还记得自己想试探一下大家的情绪，说：“如果我们打败了巴西，我们就能最终夺冠。”周围一片附和声，没有人反对我，我还记得听见有几个人说“肯定”，一个人说“没问题”。巴西是一支出色的队伍，但让我难受的是他们并非高不可攀，输了只是因为我们踢得不好，这也成了赛后所有分析评论的出发点。我有伤在身，天气酷热，还有很多因素交织在一起，我们本可以表现得更好一些。如果现在让我们再踢一次巴西，绝对不会有一丝恐惧。回家后我读到一篇报道，上面说当比赛形势不妙时，埃里克森却不动声色。人们指责他过于平静，不给球队施加紧迫感。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说法时，忽然想起阿森纳主帅温格，他就是那样指挥阿森纳夺得联赛冠军的，从不大吼大叫或者挥舞拳头，人们也从未因此批评他消极，事实上这种冷静的性格反而被认为是温格最大的优点之一。
　　可是突然之间，人们因为一场失败就质疑埃里克森的性格了，丝毫不顾从前他取得的胜利。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大可不必因为我们输了一场比赛就生编硬造。人们的指责并不能改变埃里克森，他没有因此就开始摔茶杯，或者在教练席上咆哮，到现在也就没人再抱怨他了。每次世界杯，失利的责任总要有人去承担，埃里克森为了赢取胜利已经殚精竭虑。他和我们一样想赢，他不大喊大叫不骂人并不意味着他是个没有影响力的教练。足球已经变了，现在最成功的教练是那些平心静气、善于分析的人，当足球教练不必令人生畏、欺凌弱小。在那次世界杯之旅结束时，他与我们坐到一起，感谢我们所付出的努力。虽然我们已经朝夕相处了很长很长时间，可他还是走过来向我们一一致谢。从他被任命之初，我就感到他是一位杰出的教练，而真正的考验当然是在压力剧增的世界杯和欧洲杯上，那正是区分优秀与平庸的时候。在大赛的锻炼中，你能看到联赛中表现不错的球员与真正优秀的世界级球员之间的差别，对于主教练也是如此。在日本，埃里克森本不必让我刮目相看，但他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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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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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第一次有机会原原本本地记录下关于我、赌博，还有围绕着2000年欧洲杯和2002年世界杯满天飞的谣言。英格兰队中的打牌小集团已经成了报纸新闻夸大其词的原材料，而现在，我很高兴与大家分享事实的真相。      
　　赌博的真相(1)
　　这是我第一次有机会原原本本地记录下关于我、赌博，还有围绕着2000年欧洲杯和2002年世界杯满天飞的谣言。英格兰队中的打牌小集团已经成了报纸新闻夸大其词的原材料，而现在，我很高兴与大家分享事实的真相。
　　周日的报纸不仅塑造了“迈克尔·欧文是个狂热赌徒”的形象，还让我遭受了双重打击。一是有记者通过非法途径进入了我的博彩账户，并据此勾勒出一幅我两年来纵情赌博的可憎图画；二是从日本回国后不久，我开给英格兰队队友基伦·代尔的三万英镑支票照片被刊登出来。无论怎样，支票落入了不该得到它的人手中并见诸报端，这也从另一方面证明我们就像生活在鱼缸里的金鱼一样没有个人隐私。现在终于轮到我来讲这个故事了。
　　在得知自己被认定两年来纵情赌博的报道将在第二天见报的那个夜晚，我彻夜难眠。我们刚刚在联赛中客场结束与南安普敦的比赛，坐上队车我打开手机，发现了我的经纪人发来了大概二十个词的留言，他告诉我第二天报上将有关于我赌马的报道，而且记者们潜入了我的账户，将在星期天的报纸上大肆披露细节。
　　利物浦队的飞机降落时，很多记者已经等在了我家门外，于是我躲到了切斯特，露易丝和我的父母也过来了，免得被门外的记者搅得心神不宁。到了凌晨我们仍然没睡，坐在那儿讨论着即将到来的风暴。母亲问我为什么一定要玩牌、赌博。想到报纸上扭曲事实、自己的形象被毁，我的情绪很低落。也许我不必为别人怎么看我而忧心忡忡，可是我在乎，我有自尊，我希望别人认为我举止得当。
　　父亲为我辩护道：“听着，珍妮特，赌博或者打牌并不犯法。记者冒充他给博彩公司打电话，拿到了他的账户纪录，这也不是迈克尔的错。我们非常了解他，无论别人指责什么，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个怎样的人。”有记者甚至试图潜入我的银行账户，我听到了一位报纸记者打给银行职员的电话记录，“嗨，我是迈克尔·欧文”，然后提供了我的出生日期和住址。父亲看到过我的声明，知道我赌博适可而止，他向妈妈保证我并没有挥霍无度。我有一处很棒的房子，还给兄弟姐妹们买了房子，我绝不会把钱随便乱扔。是的，可能会有那么一年你赌马的运气不好，但我从来不会赌到把别人也置于险境的地步，无论是父母还是露易丝和吉玛。我承认，越输就越想加上筹码赢回来，这是所有赌徒面临的诱惑，可那个时候你必须审视自己并且懂得自律，我也正是这样做的。
　　有关世界杯支票故事的大标题同赌马一样触目惊心，“欧文输掉三万英镑”。我要坚持两点：第一，我并没有输掉那么多钱；第二，打牌也并非一无是处。我承认，写着我名字的三万英镑支票确实把一些读者吓住了，他们也许会据此判断我们干的就是坏事，我的母亲就很生气。可如果你像我一样深入真相，会发现事实并不像表面看起来那样糟糕，再说这同其他人一点关系也没有。至今我也不认为打牌赌钱是丢脸的事。只不过写那么大一张支票说明我还有点幼稚，因为其实我并不是真的输了那么多。在经历了六个星期从迪拜到韩日世界杯的征程之后，大家干脆省掉了写支票的步骤，拿彼此输的钱去玩。
　　所以我并没有输三万英镑，我还有赢钱的时候呢，事实上我赢了三万英镑的一半还多。漫长的旅途结束，最惨的人也不过就输了一万英镑。这笔钱听起来也似乎难以置信，可比起现代足球运动员的收入来说并不算什么，而且比起五个星期里大家所建立的伙伴关系以及从中得到的快乐，也不算太坏。钱买来了快乐时光、放声大笑、还有团队精神。英格兰队在场上发挥正常，打牌并没有影响我们的表现。有人别有用心地把我们在旅途中玩牌描述成某种可耻的行为，２０００年欧洲杯我们在车上打牌的照片被刊登出来之后，就有人拿这个话题做文章了。我们是英格兰球员，又不是罪犯。很遗憾，你不能阻止成年人在玩牌的时候旁边放上一点小钱，这没什么了不起，只要大家保持理智就行。我们现在所说的事情完全合法。而且不会伤害他人，除了可能过度兴奋一点，离失控还远着呢。我们挣钱不少，小赌一下，这没有什么错。围绕着国际大赛，总会在赛前或赛后冒出些话题来，比如有一群英格兰球员晚上出去喝酒，下个星期队中又兴起了赌博风潮，人们似乎总是能找到些负面的东西来嚼舌头。
　　赌博的真相(2)
　　如果有人问我：“你在英格兰队里打牌吗？”我会痛快地承认，为什么不？这又不是犯罪，我们也不是不负责任的人。首先要记住，长达五六个星期的旅途很容易让人厌倦。如果有朋友到我家来，我绝不会想起玩牌。对我来说，那是属于旅途的消遣，就是这样。作为一名职业球员，你得在训练和比赛之后让自己身体放松，可你又不能跳舞、四处乱跑或是做有压力的事情，你必须放松下来，把自己的双脚平搁起来休息。我不能想像从事任何一个行业的人能每天在同一个宾馆房间里坐上十二个小时，一连六周都是这样，而房间里只有阿拉伯语和日语节目可以看。想想时差，你又很难给家里打电话。而即使是在球队里，如果你不小心翼翼，也会感觉被孤立。
　　因此2002年夏天，大家会互相串门，聊聊俱乐部，说说闲话，谈谈世界杯。有些人一起听音乐，有些人坐着聊天。我知道有的球员的包里全都是手提电器，还有DVD机。这些高科技产品肯定花了他们成千上万，这是他们选择娱乐的方式，而我们的一副牌才二点五镑，既增进友谊又找到乐子。我们在迪拜待了一个多星期，在韩国一星期，在日本三个多星期。除去比赛和训练有大把的空闲时间，所以在日本，我们四五个喜欢打牌的人就玩了玩，这又有什么问题？事情就是这样。从迪拜旅程开始，我们五个人开始玩扑克，一分值十英镑，大家记了一笔账，然后是在韩国世界杯期间。
　　我、谢林汉姆、大卫·詹姆斯、基伦·代尔和韦恩·布里奇。我们从来不把钱放在桌子上，一次也没有，只是用一个练习本，把五个星期以来所有的分数都记在上面，所以不存在每天把钱拿来拿去的问题。旅途结束大家算总分，看谁赚了谁赔了，整个过程既有秩序又有节制。我们从来不在更衣室打牌，也不会在比赛前一天晚上或当天上午玩，只在飞机上或是空闲时间在宾馆里玩。打牌从未影响踢球，输赢的数目也不会让我们心疼得睡不着觉，所以没人能说它影响了我们的场上表现。如果真会这样，那么我们就应当表现得像个成年人，懂得如何保护自己和球队。世界杯是我职业生涯的顶峰，我不会为了几局牌去冒险。
　　如果我认为把自己锁在房间里五个星期有助于我的场上表现，我会很高兴地去做。然而事实是让你的脑子离开比赛、和伙伴们聊聊天、让旅途不知不觉地结束更有好处。如果你不能享受生活，你也踢不好足球。每个人都有在大赛的高压下自我放松的方式，一个二十五岁的英格兰球员应当知道怎样能让自己正常发挥，学会收放自如，因为这是他的职业，他不需要再像个孩子一样被教导着做这做那。在比赛日或者前一天，我决不会碰一下牌的，除非比赛结束我们飞回基地的时候。
　　我不会允许任何东西干扰足球。我们既不炫耀也不狂妄，从来不会把二十英镑的钞票在桌上扔来扔去，大家习惯于安安静静，在一个小本上记账。最后一次是在从日本回家的路上，我们要算总账了，当然输家想赢回来一点，而赢家则想保住胜利果实。露易丝坐在我后面，我出牌的时候她做参谋，所以没人能指责我们不顾家人反对挥霍金钱。在英国航空公司的新飞机上，我们支起一张牌桌，妻子们女朋友们在身边，大家围成一圈。
　　如果赌金过火，露易丝肯定会和我咬耳朵的。埃里克森也知道我们玩牌，他并没神经过敏，因为他知道我们不会一直打到凌晨3点也不睡，所以他没下达宵禁令，因为不需要。就像我说过的，我们是成年人。回顾我的成长历程，从还是个孩子起我就极端争强好胜，无论干什么我都想赢。如果让我选择，我还希望能有奖励。我在八九岁的时候，父亲总能在比赛里赢我，即使我输了他也不允许我放弃；后来我获胜成了家常便饭，可如果偶尔输了，还得交出一先令，这让我觉得备受挫折，于是我咬紧牙关努力要赢回来。如果父亲没和朋友在一起，他就会来找我们这些孩子，和他去打斯诺克是我的一大乐事。我忘了是他的主意还是我的，总之一打斯诺克我们就会赌上大概五十便士。
　　赌博的真相(3)
　　如果你是个和我一样争强好胜的人，你肯定得为了点什么而比赛。我父亲并不是个赌棍，我只是一直被灌输着要获胜的观念，无论是为了奖励还是仅仅为了尊严。如果你看过我的五对五训练，就能理解我渴望胜利的天性了，我会拼争到底。也许这还要追溯到当初要赢五十便士的渴望上面，我把这看做是自己的一大优点。当然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小孩子为了培养争当第一的性格就得去赌博，而父亲长期以来确实把这培养成了我的优点，也许他就是这样计划的，也许这只是他与孩子们打斯诺克或者高尔夫的一个副产品。
　　如果有我不认识的人想和我打高尔夫，开球前我绝对不会说：“好吧，较量一下，伙计。”而是要说：“来吧，赌点什么？”即使只是一英镑，或是一顿饭，也会给比赛添加点额外的味道。总会有赢家和输家，如果只是随便打一打我就提不起兴致，会把球打得到处乱飞，可如果有输的风险，我一定会咬紧牙关全神贯注。哪怕只是一镑钱，我也会像对大赌注一样热衷。我母亲不喜欢赌博，但她从未因此和父亲发生争执，因为这只是父亲的正常爱好，不会颠覆他的生活。
　　我理解一般人关于足球运动员铺张奢侈的说法，有的时候因为钱挣得多可以随心所欲也让我有些不安。可没人会因为你花上五万英镑买一匹赛马而指责你，如何花钱只与收入和个人爱好有关。我不喜欢这样为自己辩解，要回顾我在2002年世界杯期间输钱的数额就不得不提我还赢了多少，这样听起来似乎是我又在炫耀自己。我所受到的严厉指责又一次证明了我们的社会多么喜欢品评和审判别人。如果你剥夺了一个人的心爱之物，那他还剩下什么？如果在远离家乡时你不能打牌，或者在自己的起居室里连通过合法的博彩账户小赌一下的愿望都无法实现，那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难道因为有人在报纸上写虚假失实的报道，我的快乐就要被剥夺吗？实际上，在报纸登出一个星期之后，我感到了解脱，因为现在所有人都知道我拥有赛马并且喜欢赌博了。
　　很早的时候，我的经纪人托尼·斯蒂芬斯不想让别人知道我是马主的事实，因为当时我只有十八岁，还是个孩子。由于我对赛马的偏好一直偷偷摸摸藏在暗中，所以一经披露出来立刻就成了大家的头号谈资。在采访中，我谈足球、高尔夫和斯诺克，但从未提到过赛马，就好像我隐藏了什么秘密，报纸上称这为“迈克尔·欧文对赛马的秘密迷恋”。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应当将这事一步步透露给媒体，更公开一些。现在我已经二十四岁了，不必再隐藏起对赛马的真心热爱，所以我在就三万英镑的报道发表声明的时候，指出赛马是达官显贵们的运动。我要提醒人们，女王也拥有并且饲养赛马。这运动让我快乐，我很幸运自己有钱玩马，但我不会玩过火，我明白身边还有人要照顾。自律是关键，我很高兴自己做得不错。

　　生与死(1)
　　那是2004年1月初的一天，天很冷，我从外面回家，走到大门口的时候忽然听到一声尖叫。我急忙转过身，第一眼没有看到马，也没看到露易丝。突然之间我发现一个熟悉的动物身影正挣扎着站起来，它看起来很紧张，而且背上竟然没有骑手。
　　露易丝不在那儿！作为一名球员，我的职业就是奔跑，可在场上我还从未像那天跑得那样快。事故发生的时候我离现场最近，我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跑过去，翻过围栏，跑到露易丝身边。她的母亲休和父亲约翰也听到了叫声，紧跟着跑过来。露易丝知道情况不妙，我听到她在说：“不好，我的骨盆摔坏了，肯定是这样。太糟了。”每天下午一个固定的时间，露易丝都会到我家房子旁的马厩去驯马。那天我、休、约翰和我们的小女儿吉玛本来与露易丝在一起，后来我和约翰，还有我妹妹莱斯利的男朋友到旁边的场地上去骑自行车了。骑完车回来露易丝还在驯马，我不知道需要多长时间，就站在旁边看了几分钟。
　　露易丝说坐骑伊莎贝尔的盛装舞步练习不太理想，她要再训练一会儿，等它有了进步才行。露易丝有时候挺固执，如果伊莎贝尔表现不够完美，她是不会结束训练的。天越来越冷了，我不想再等下去，如果还有五分钟我可能会坚持下去，可当时看起来再有二十分钟也结束不了，我就自己往回走，其实当时就是我在场也没法阻止事故的发生。刚走出五十码左右，我听到了露易丝的哀号，那一刻我内心几近崩溃。我冲了回去，根本不敢想像会看到什么样的场景。伊莎贝尔年纪轻，性格也有点倔强，所以露易丝与它较劲是常事。
　　不过伊莎贝尔从未真正“作恶”，那天在整个常规训练中它也只是一直在和缰绳“抗议”而已。慢跑的时候，露易丝让它在某一个拐角处放慢速度，不过就在露易丝拉紧缰绳的时候，伊莎贝尔突然一下子站立起来，身体几乎与地面垂直。开始露易丝还在马背上坚持，不过伊莎贝尔失去平衡向后摔了过去，全部重量都压在了露易丝身上。就在马压下来的那一刻，露易丝惨叫起来。接下来是最糟糕的一幕，马与骑手在围栏边挤在一起，伊莎贝尔动作很剧烈，它试图站立起来，一条腿已经踩实了地面，但接着又失去平衡，第二次压倒在露易丝身上。在最后一次尝试中，它的蹄子乱踢，踩到了露易丝，就在它乱踩乱踢的过程中，露易丝被甩到了一边。
　　我做的第一件事是跑过去，悄悄接近伊莎贝尔，它正在绕圈奔跑，浑身发抖，也许是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不安。我抓住了它，让休把它带走，然后回到露易丝身边。现在回想起来，露易丝说当时立刻感到一阵剧烈的疼痛，过了一会儿剧痛慢慢消失，身体完全麻木。想一想当时她躺在地上何等恐惧，一定是越想越怕。不过救护车抵达的时候，疼痛再一次袭来，她浑身发抖，那是真正的、剧烈的颤抖。她抖得越厉害，疼痛就越剧烈，可她没法控制身体的痉挛，而我只能让她的身体觉得暖和一些。尽管她的情况很糟，我却并没有惊慌失措，这似乎有些奇怪，因为理智告诉我她不会死的，所以我没有失去自控力，逻辑思维慢慢发挥了作用，很快我就开始考虑下一步该怎么办。
　　对我来说，这是个需要去解决的问题，尽管看到她深陷痛苦我很难过，但这个时候她需要我去思考、去处理问题，而不是心理崩溃和痛哭。当时我的最大恐惧是她可能终身瘫痪，因为有一段时间她的腰部以下没有任何知觉，可让我们稍感欣慰的是她的脚趾还能动，不过髋骨以下仍然没有感觉。那是露易丝的骑马经历中发生的第二次事故。十六岁时她摔断了大腿骨，在医院里做了十三周的牵引。她父亲的第一反应就是：“不能再骑马了！”自己承认他曾经想干掉那匹马，这样一劳永逸。就在约翰叫救护车的时候，我给利物浦俱乐部的医生马克·沃勒打了电话。那个星期利物浦正在准备足总杯客场对阵约维尔的比赛，我在因伤坐了一段时间替补席之后，本来应该回归一队到萨默塞特去，不过因为觉得没有完全恢复，所以没有去，事实证明不去是对了。接到我电话的时候，马克正在从约维尔返回的路上。
　　生与死(2)
　　他百般宽慰我，告诉我救护车抵达之前应该如何初步护理。救护车到了之后，我陪着露易丝坐在后面。车开到几个月前露易丝生吉玛时住的切斯特伯爵夫人医院，我隔一会儿就给马克打电话，告诉他医生说的话，希望能知道更多的东西，他给我解释那些让我心急火燎的病情报告单里的内容。医生们开始轻手轻脚地检查露易丝所指的身体部位，然后给受伤区域照X光片。骨盆本来是圆的，但出现了七处骨折。尽管数字很吓人，但好在错位不太严重，骨头大部分留在原位。她背部有一段脊椎骨也出现两处骨折，一根手指骨折。骨折总数不止有八九处，其中还包括髋部的一处，这是最要命的一处。
　　马克·沃勒开始时希望露易丝“仅仅”是骨盆骨折，所以当医院的医生告诉我骨盆的伤势时我还长舒了一口气，心中暗想这样三四天之后她就能出院了。可事实是有一处骨折一直延伸到了她的髋骨，这样在以后的几周时间里，那个地方都不能受力。露易丝牵挂的是吉玛，想到女儿因为见不到妈妈而焦躁不安，露易丝心绪不宁，在那之前她还从未与吉玛分开过一天。露易丝对她母亲说：“不要离开她，您不去工作也不要离开她。”她并不担心自己，想的全都是吉玛，还有怎么减轻女儿吉玛受到的心理伤害。那时我对眼前的问题已经能够冷静面对，球员的经历也许有些帮助，因为我自己也曾陷入严重伤病中，并与之一步步斗争。
　　俱乐部的人很好，热拉尔·霍利尔那时还是主教练，他直接打来电话说：“好好陪在她身边，要请多长时间的假都可以。”俱乐部的人总是这样善解人意，因为他们懂得什么才是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不过当时我也并没有想过自己不踢球、请一个月的假之类的东西。我知道我们能闯过这一关，我知道在家人的帮助下，我们能给吉玛以稳定感。露易丝的父亲约翰仍然对伊莎贝尔的所作所为耿耿于怀，但他同我一样，能在压力之下正确清醒地思考。而露易丝的母亲虽然是个感性的人，也表现得很好。即使是在康复阶段，那三四周的时间里仍然有很多不确定性，但我始终坚信她会痊愈的。露易丝年轻、底子好、身体健康，所以我从来不去想最坏的可能。职业球员的经历已经教会我，伤病是可以被战胜的。发生在我身上最可怕的一次事故，是有一次在德比郡的比赛里被击中了头部，那之后我一度固执地坚持不再踢球了。
　　那天我感觉自己可能会死掉，我对母亲说：“我再也不想踢球了。”那一周我都在想：“不再干这个了，我把脑袋都搭上了，一点不夸张。”这都要怪当时的脑震荡。我在训练、比赛间隙往医院跑，只要有机会就陪在露易丝身边。如果下午训练，我就在去梅尔伍德的路上以及回家途中去看她。不过如果是客场比赛就有些困难，好多天我都没法去探望。不过总的来说，我平均一天去看她超过一次。每次和她说再见、关门离开的时候总让我有种负疚感，因为我能回家去看吉玛，而她只能躺在床上。
　　很多时候我只想在医院里一直陪着她，两人厮守到天明，但露易丝总催着我回家，想尽量给吉玛营造正常的气氛。我们有时会带吉玛到医院去看她，但吉玛还很小，通常一个小时她就待烦了。而对露易丝来说，想孩子是最痛苦的事，她与吉玛分手的情景总让人不忍目睹。即使两人在一起的时候，她也因为身体不能受力，无法把吉玛抱起来搂着她。可吉玛正处在活泼好动的阶段，喜欢让别人拉着四处活动，她不理解为什么露易丝不能起来和她一起玩。露易丝总说自己的伤病破坏了母女俩在一起的时光，这让她心都碎了。一共一个月她都没能回家。
　　在最初的治疗过后，露易丝搬到了私人医院，这样我们可以保证她不受打扰。而在开始住进柴郡伯爵夫人医院时，我们得对付来自媒体的狗仔队。每次我在那里出现，总会有五六个人等在前门外面。我找到了几条从后门出入的路，可是他们知道我们所有的车牌号，总是能在我们出入大门的时候认出来。我第一次去看她的时候，本来想把车停在主停车场，然后像其他探视的人一样从前门进去，但进门的时候我发现有摄影师已经悄悄埋伏好了，那时我脑子里忽然冒出个奇怪的念头。我的母亲珍妮特就在后面几英里外，我不想被人拍照。于是我从医院开出来回到环路上，我给母亲打电话让她们先停下，告诉她们有人认出了我的车，让她们沿着路开到几英里外的某某饭店停车场等我，我要坐她们的车，这样他们就不会认出来。
　　生与死(3)
　　我上了母亲的车，伏在后座上，这样就没人能看见我。十分钟后我们悄悄进了大门，可是你猜怎么样，他们一下子就认出了我母亲。我在后座上叫“就把车停在这儿”，然后下车跑进了医院的前门。现在想起来，我奇怪自己竟然为躲避新闻记者们的照相机费尽心机，不过在你一举一动都被监视的时候，确实很难正常思考。我觉得这本来是家庭内部的事情，不愿意被媒体记录下来。想想你本来就心烦意乱，只希望一个人待着，可是当你手捧鲜花、满脸焦急走进医院的时候还得被别人拍照。不过现在我也在琢磨自己到底在担心什么，为了不让照片登在报纸上而在拥挤的车流中跑来跑去实在不是明智之举。
　　在柴郡伯爵夫人医院，人们慢慢都知道了露易丝的身份，于是不时有人打扰她，不过在后来住的安菲尔德私人医院，露易丝得到了安宁。她被鲜花和卡片包围着，有些是我们根本不认识的人送来的，其中很多都是我的球迷。队友，还有俱乐部的工作人员也都捎来鼓励的话语，理疗师们的妻子还前来探视。在利物浦如果有谁家里出了这样的事，大家相互关心，一视同仁，已成传统。每天晚上８点钟的时候，露易丝总是被大家的关心搞得筋疲力尽，然后在欢乐中沉沉睡去。她的康复过程从床上的抬膝练习开始，非常艰难，不过肌肉还是以令人吃惊的速度萎缩，接着是椅子上的不负重练习。她回家时已经可以拄拐杖行走，不过仍然不能负重。
　　回家一个月之后，医生说她可以在左腿上放些东西了，左侧也正是她髋部骨折的那一侧，这意味着露易丝可以抱吉玛了，而且不用担心会疼。然后是在健身房里艰苦练习以恢复体力，不过六个月后露易丝仍然被禁止跑步。不用说，后来一有机会她又开始骑马了，对于伊莎贝尔我们没有丝毫的怨恨。在医院里的第一个星期，露易丝还在对我说：“我再也不能骑马了。出了这样的事，居然没造成终身伤害，已经够幸运的了。想想如果我瘫痪了，以后只能坐在轮椅上，那吉玛怎么办，我得为她着想。不在她身边我内疚极了，脑子里都是吉玛发现妈妈不在，她会怎么想的念头。我不再骑马了，都结束了。”我不知道是什么让露易丝改变了想法，我猜也许是时间。
　　到了5月，她又坐在了马背上，而且还是伊莎贝尔。她最喜欢的马伊莎贝尔此后再也没干过那样的事，老实说我们觉得它在那个冬日的所作所为并非因为它天性邪恶，而且它也被自己干的事吓坏了，从此变得冷静而聪明。我们猜它的性格里有些固执的成分，不过随着逐渐成熟、受驯更多，它已经完全懂得了露易丝的意图。那天她们只是在“争执”，而露易丝失败了。从驯马的角度来讲，露易丝也没什么错，以前她上过的课程里说应当及时阻止一匹不合作的马自行其是，然后重新开始，露易丝正是这样做的。不过当时她并没有猛地甩响鞭子、导致伊莎贝尔惊得突然立起来。家务事没有影响我在场上的表现，一点也没有，我一向不是那种把个人生活的烦恼带到赛场上的人。
　　事实上，一天天过去露易丝的情况逐渐变好，我的情绪也越来越好，自始至终我都能平静面对。我的生活哲学之一就是任何事最终都会变好，我总是抱着一种乐观积极的态度。在球场上遇到不顺的时候，我知道一切都会过去，我仍然能踢好球、射门得分，这种信念一直支持着我。露易丝的确受伤很重，但我的注意力不仅仅在她的伤势上，而是更多地集中在她会百分之百康复这一事实上面。我不能这样想：露易丝正躺在医院里，我肯定踢不好球，如果以这种态度对待生活那就太消极了。
　　如果说有改变的话，那就是露易丝对待骑马的态度不像以前那样苛刻，她不再总是想要去参加比赛，或者每一天都要出去骑马。当初我把伊莎贝尔买来作为礼物送给她，只是想偶尔骑一骑会很快乐，可是我的未婚妻却挺固执，她做任何事情都不愿半途而废，一定要追求完美并且从一而终。她觉得花一万英镑买一匹马只是偶尔骑一下太浪费了，我就不同意这一点。
　　生与死(4)
　　有人买法拉利或者阿斯顿·马丁高级轿车，其实一星期只开一次，可也没必要为了让钱花得值而没完没了地在银石赛道上兜圈子。露易丝开始不这么想，不过现在她也转变了想法，愿意把骑马当做一种不过分的爱好。她原来的目标是参加盛装舞步和障碍赛马的地区比赛，伊莎贝尔本来是瞄着参加障碍赛马的目标调教的，但我们都觉得它的移动姿态美妙，也可以去参加盛装舞步赛。比赛先是从当地赛开始，不过露易丝还在地区赛里报了名。那次事故让我们重新看待生活中的很多东西，特别是我们该如何抚养吉玛长大。出事那天之前，露易丝从未与她的宝贝分开过一天，所以我们的女儿和其他人待上几个小时之后就无法适应。我们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如果再有一个孩子，前几个月里我们会鼓励他或她与其他家庭成员密切交往。
　　露易丝躺在医院里的时候，后悔自己总是让吉玛不离左右，她本该时不时地让自己从母亲的角色里脱离那么一两天。不过事故也让我们认识到家庭的可贵。露易丝的母亲休放下了手头所有的事情，在我们家里住了一个月。我的母亲和妹妹莱斯利、姐姐卡伦也每天都来。我们都在北威尔士的同一个小地方长大，有时你会认为大家之间的紧密联系理所当然，不过一旦有事，你就能体会到平时亲密无间的好处。牢固的家庭纽带在我们周围又建立了一个小环境，一旦有危机发生大家就团结在一起。
　　比如说如果我父亲受伤了，那他的儿子们应当怎么做？应当聚到一起互相帮助。我的生活一直是这样，所以当有些人评价说我们如何如何亲近时，我很惊诧。他们说：“你们全家那么亲密无间，真了不起，难道不是吗？”不，生活本应如此。3月25日，在踢完欧洲联盟杯客场对法国马赛队的比赛之后，我下场回到更衣室，利物浦新闻官伊恩·科顿告诉我一个突如其来的消息，听到消息的那一刻我全身麻木。这一切本不该发生的，本不该是关乎生死的问题。迈克·弗莱恩是我们的新房子下索顿府第的室内设计师，那天早晨他的妻子休发现迈克死在了什罗普郡的家中，他是大量服用药物自杀的。此前我们发现他挪用了我装修房子的款项，当时我们正在努力要回自己的钱，但是没人能预料到事态竟发生了如此可怕的转折。那之后的一天我仍然不能从震惊中解脱，我向迈克一家送去慰问。我从来不想让任何人因为金钱的法律纠纷而失去性命，他也只是瞅机会想利用我的钱给他自己赚上一笔。我见了他的孩子们，还和他们照了相。
　　对于迈克自杀的原因我想了很多很多，也许他觉得，一旦他的所作所为东窗事发之后，他再也没脸见人了。
　　我们在2001年秋天买下了被列为二级的房子，起初迈克的工作只是量尺寸做窗帘之类的小事。后来在房屋翻新过程中，他越来越多地参与了关于如何让房子更加现代化的讨论，很快他就开始对我们的一些决定提出不同看法：“为什么那儿要有堵墙？”或者他会告诉我母亲：“如果你这样做，迈克尔的浴室就能更大一些。”
　　那时我母亲是我和工匠之间的联络人。尽管我们的计划都要报CADW批准，那是在威尔士的相当于英格兰遗产管理委员会之类的机构，不过迈克的有些主意很不错，于是他轻而易举地得到了更多的做事机会。迈克承担的工作越来越多，我们付账给他的装潢设计公司，不仅仅是装修费用，还有房屋结构性改建的费用，他已经把自己变成了施工负责人的角色，很多钱都要经他的手。后来在安装安全设施时我们发现账对不上，我们支付了二十七万六千英镑，而施工公司只收到了十六万四千英镑，此时麻烦开始了。
　　我们开始进一步查账，发现了更多财务上自相矛盾的地方。于是我们停止了迈克的工作，雇律师调查那些钱的去向。他的资产被民事法庭冻结，他本人被勒令交待把那些钱挪作何用。迈克自杀的那天本应去出席法庭听证会。我想做的只是把自己的钱要回来，我不想被别人欺骗。我的兄弟姐妹每天从早上9点工作到下午5点，一周不过挣几百英镑，钱是来之不易的东西。如果迈克仍然活着，在真相大白之后愿意和我谈谈，我会和他谈的。当需要我强硬的时候，我完全可以做到，但我并不认为迈克本质上是个心术不正的人，他只是在挪用我的钱的过程中被抓住了，此后他就决心一意孤行。现在环视我们的家，很难理解这么美丽的一个地方会和那么苦涩的事情联系在一起，这种记忆仍然令人痛苦。当下索顿府第上市的时候，我并没有想搬家，因为那时我已经在离家人居住的那条街一英里的地方盖了自己的房子，地理位置无可挑剔。
　　生与死(5)
　　那时很多地产经纪人或者开发商会把小册子送到训练场上来，有些人希望新来的外国球员会买房子。一天早晨在梅尔伍德，我随手拿起一本，看到诺索普的字样，那里离我家只有五英里。我想“没有外国球员愿意住在离训练场那么远的地方”，就细看了一下册子里的内容。简直难以相信在市场上能碰到那么好，而且离我们大家庭又那么近的房子。
　　我第一次去看房的时候，立刻喜欢上了那里的庭院和花园。房子也不错，不过就是里面的小房间太多了。离开的时候，我心想是那房子拖累了整处地产，不过几个星期之后大家又去看了一下，真是的，还考虑什么，有什么可犹豫的呢？下一步是请来建筑师，他给我们提出了各种改造建议。我开始意识到这就是我梦想的房子，其实这是任何人梦想中的房子，当时大家就决定好好干一场。我刚刚在英格兰与德国的慕尼黑之战中上演了帽子戏法，几天之后投标二百三十万英镑买房子。前一任房主希望再住几个月，找到新房子再搬走，这正好给我们留出时间申请对房子进行各种改动。
　　露易丝和我时不时带着狗去那里，在邻近的高尔夫球场散步，畅想着有一天走进自己家的大门。我们一拿到钥匙，工匠们就一拥而入开始东敲西打，等不及尘埃落定我们就想搬进去了。现在想来等待的过程真是漫长，不过最后我们总算在2003年9月迁入新居。刚开始我还告诉自己要照顾到每个细节，每处都要参与意见，不过几星期之后我就发现自己在说：“行了，干吧。”或者干脆交给母亲了。
　　我慢慢从工2程中退了出来，只在重要的地方保留自己的发言权。新家里我想要的东西应有尽有。其实我的主要目的是找一处好房子，旁边有养马的地方，在一个小院里建几个马厩。原先房子周围有马厩，不过需要翻修一下。我们还申请建一个游泳池、一间健身房和一个小影厅，所有大家想要的都在计划之中。房子周围是高尔夫球场，那对我来说简直就是天堂，我们还有三十英亩土地，可以骑马或者骑着四轮自行车串来串去。不过土地得向红线建筑公司老总史蒂夫·摩根单独购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后来想把利物浦打包收购。
　　我们努力不改变房子的原貌，保留它的特色，不希望闯进去大刀阔斧把它变成现代化的产物。只有游泳池和健身房是后加的现代元素，而房子主体依然古朴传统。原来每个房间里都有壁炉，我们也保留了下来，所以来访的客人们都说我们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分寸把握得恰到好处，这让我们喜不自禁。申请在房子旁边建一个新车库时我们遇到了麻烦。庭院里有两处小房子，但小房子周围的停车场从安全角度来讲却并不适合我们。理事会没有批准我们的申请，理由是新车库有碍周围景观，我们没有提出异议，因为在过去的几年里，当地管理机构已经非常合作，我们能理解他们的立场。显然，安全是当今最受关注的话题。
　　2003/2004赛季利物浦徘徊在低谷中的时候，主帅霍利尔受到了死亡威胁，这使得安全再次成为主要议题。一两天之后，我走出体育场的时候，利物浦《回声报》的记者克里斯·巴斯科姆博询问我对主教练遭到死亡威胁一事的看法，我回答说这种现象在足球界里越来越多（父亲告诉我他踢球的年代根本没有这种事）。我很同情霍利尔，我说在训练场的墙上出现谩骂诽谤的言辞非常可怕，还提到了我与大卫·贝克汉姆也曾遇到过同样的问题。我所说的话被很准确地报道出来，然后被全国媒体引用，成了大新闻。
　　2003/2004赛季踢到一半，也就是1月20日时，我家卷入了一场所谓的安全恐慌之中，现在我要很高兴地指出事实并非如此。在大标题“欧文有孕在身的姐姐陷入绑架恐怖”之下，报道了卡伦在她家附近的圣大卫公园饭店健身房外面被蒙面男子拉扯的消息。事实是她游完泳出来的时候，两名男子企图从她手里抢走宝马X5的钥匙。那是抢车，而并非绑架。当时那个地区有一个团伙，专偷高档车。我们读星期日的报纸，看到事实被夸大成了一个恐怖故事都惊呆了。那篇文章里满是不具名的“内部人员”和“家庭朋友”在谈论对于安全问题的新“恐惧”，可事实不过就是两个想偷卡伦汽车的家伙而已。
　　生与死(6)
　　卡伦虽然个子小却很精干，她勇敢地防卫反击，虽然只有五英尺三英寸高，可是碰到这种事她会和对方较量一番。最后她保住了汽车，那两个家伙跑掉了。如果她当时惊慌失措，那就不是我姐姐了。家里人都觉得这是每个人一生中都可能碰上的事，所以我后来并没有问她更多。这只是小事一桩，她也报了警，可并没有说什么关于安全或者此事对未来有何影响之类的话。那个赛季另外一桩富有戏剧性的事情是周日报纸对于基伦·法伦的调查，基伦是平地赛马的冠军骑手，他在说下面这番话时被人悄悄录了音：“迈克尔·欧文是我的好朋友，热衷赛马。每天他都给我打电话，每天如此。我就会说，‘今天我没马可推荐’，他说，‘不管怎么样给我个选择吧，挑一匹……我总归要下个注’。”现在我和一两名骑师关系不错，他们在比赛里当过我的骑手，我们都很爱马也喜欢赛马。比如弗兰基·德托里在切斯特赛马节的时候就和我们在一起，我也和他一起参加过体育问答节目并做他的替补。弗兰基对我踢足球很感兴趣，偶尔会向我要票。
　　如果我们在海布利比赛，他可能会让我帮忙把他弄进去，因为他是阿森纳的狂热球迷。基伦也看过几场利物浦的比赛。有时我会给他们打电话，如果星期日有空，我可能翻一下电话本，问他们那天是否有看好的马。当有关我们交往的报道在《世界新闻报》上被刊载之后，基伦给我打电话就他的言语道歉，可我并没有生气，我知道什么事到了媒体那里就会大做文章，不过事情很快就会被人们淡忘。我的理解是基伦为了让别人记住他，同他签新合同，故意夸大了我们谈话的次数。当然了，说我每天都给他打电话要小道消息纯粹是无稽之谈。
　　再回到迈克·弗莱恩令人悲伤的死，后来有人问我那件事是否让我愈发不相信别人了，回答是不。很简单，因为我与最亲近的朋友交往甚久，有些从上学就开始，有些是在利物浦的老朋友。我周围小圈子里的人都经过精挑细选。我会与一些人交换电话号码，有时聊聊天，但仅此而已。我有自己的圈子，没人能真正闯进去。我这样做的原因是，总有一些人出于一些不正当的目的企图潜入你的世界。你永远也不能像信任你的家人一样信任外人，家里人是我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去寻求帮助、敞开心扉的人。对我来说，这就是家庭的意义所在。当然，我也有其他值得信任的朋友，但他们不能和父母兄弟姐妹相提并论。你永远也不会失去家庭，他们总是在那里。尽管迈克的悲剧令人心痛，但我还是很自豪，我为自己的小家、为露易丝和吉玛建起了一个理想的家，我们把一所原本就很可爱的房子改造得更棒，已经拥有了这一切，没有哪个家庭还会要求更多。

　　2003/2004：再见，霍利尔(1)
　　2003/2004赛季的后半段似乎是各种消息满天飞，而且至今波澜未平。在5月，利物浦主帅热拉尔·霍利尔遭到解雇，我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在他的手机上留言：“感谢你在过去六年中所做的一切。在你担任主教练期间我进步了许多，我们共同创造了许多伟大的时刻。保持联系。”消息宣布的时候，杰拉德、卡拉格和我正在英格兰队中为2004年欧洲杯集训，他们也给霍利尔打了电话，对他为俱乐部所做的一切表示感谢。
　　三天之后，骚动渐渐平息，我又和他通了电话。这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也宣告了利物浦俱乐部历史上一个重要阶段的终结，大家都是这样认为的。5月24日，霍利尔与里克·帕里一同出席在安菲尔德召开的新闻发布会，宣布双方分道扬镳。那是英格兰队到意大利撒丁岛集训的第一天，我的注意力已经从俱乐部转到了2004年欧洲杯上面，不过听到霍利尔被解职的消息，我仍然感到特别难过，尽管从此前的媒体报道里我已经得知这种可能性越来越大。我并不想评价管理层做出的决定，只是看到这种事发生在一个我所熟识并且在意的人身上让我很不好受。
　　我知道他为利物浦倾注了多少东西，也知道利物浦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第二天是媒体开放日，记者蜂拥到撒丁岛，我强调自己在霍利尔的离任中没有扮演任何角色。有一种说法是杰拉德和我曾经到主席那里去，威胁说俱乐部如果不出大价钱我们就要离开，对此我俩都很气愤。我从来不会做这种事情，也不希望别人无端地指责是我导致了霍利尔丢掉工作，我也是这样对记者说的。霍利尔的离去给了我一种很不舒服的感觉。我还从未经历过要在新赛季第一天踏上训练场的事情，那是要在新主帅面前表现自己以便留下好印象。展望下一年的新联赛，我意识到在全新的征程中可能会有兴奋和悸动相伴。
　　也许大部分球迷都觉得球队应当有所改变，很显然管理层也这样认为。从某个角度来说教练们很不幸：如果他们在一个位子上待得太久，那么所有人都会对总是听到同一个声音而厌倦。当然也有例外，比如亚历克斯·弗格森和温格。如果总是在同一家工厂或者办公室工作，你会变得精神不振，足球俱乐部也是如此。我们在2003/2004赛季的联赛中获得第四名，在赛季走向尾声的时候，无论是支持者、球员还是管理层中都弥漫着一种无精打采的气氛。
　　在霍利尔的带领下，我们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不过在此后需要联赛夺冠、更上一层楼的时候，大家停步不前了。当利物浦总是被挤出夺冠的行列而在第四五名徘徊的时候，我们有一种感觉，大家努力了六年，却离目标越来越远，这种倒退的势头对霍利尔来说相当不利。在他执教的最后两个赛季里队伍成绩每况愈下，管理层坐下来审时度势后决定由他来承担责任，这也在所难免。
　　2000/2001赛季我们是三冠王，后一个赛季是联赛亚军，那两年是我们的巅峰期。尽管在2001/2002赛季我们积分很高，不过我还是更喜欢前一赛季，那一赛季我们赢得了那么多奖杯。现在回想起来，我感觉霍利尔的长处在于，他是一位更广意义上的组织者和主教练，他甚至可以在任何一个领域中指出错误在哪里，然后纠正过来。从战术上来讲我并不认为他是世界上最出色的，如果出现问题，他不会站到边线上去改变球队的阵形，他与伦尼·莫兰看待比赛的方式不一样。他长于组织，能让每个人懂得自己应当做什么，他是领导一整支球队的非常非常出色的主教练。从单个人来说，每名球员都明确自己的职责。霍利尔对于足球、对于每一名球员都了解甚多。
　　如果训练中你和其他人聊起前天晚上的比赛，你会发现霍利尔把所有比赛都看了，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他家的电视上有无数频道。他是那种真正研究比赛的人。可能临场解决问题并非他的专长，但他精于领导球队。从本质上说他是一位谨小慎微的主帅，也因为战术过于保守而饱受指责。在安菲尔德执教的后期，他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人们希望他采取一种更加大胆的球风。也许是为了取悦媒体和球迷，他也采用了一些冒险的战术。他憎恨听到别人说我们是一支单调沉闷的队伍，非常努力地试图去改变，但他的出发点总是一张白纸。总的来说他希望我们尽量不失球，当然这没什么错，我们的很多成功都建筑在稳固防守的基础上。
　　2003/2004：再见，霍利尔(2)
　　我们形成了一种体系，所有人都了然于心，那就是大家像疯了一样防守，然后几个尖刀般的快速前锋给对方施以致命一击。我们没有令人眼花缭乱的进攻，但是善于阻止对手进球，因此很多比赛我们都是以1∶0赢的。我们习惯留在后面，诱使对方进攻，然后利用防守反击得分。我不能说我们是一支大脚长传的球队，但确实喜欢把球快速传到前场。有时候听人们把防守反击的字眼用在我们身上有点皱眉头，因为霍利尔觉得其他很多球队也是这样踢球的，比如阿森纳在从防守阵形转向前场推进的时候气势逼人，而曼联也喜欢用坎切尔斯基和吉格斯这样的球员突然之间转守为攻，区别在于那些球队在射门之前组织进攻的时间更长。
　　所以人们说利物浦只是一支防守反击型的球队总会让霍利尔很泄气，不过我得承认，我们确实极少有精妙的传接配合，进球更多地来自于快速防守反击或者在禁区内的倒脚配合，我们很少能自己创造出绝佳的机会，承认这一点有时让人挺泄气。人们也许会说，球队要想夺冠应当踢出一种激动人心的气势，但你不能突然要求球员们改变他们的本来面目。一支球队的发展轨迹取决于组成它的个体，如果霍利尔买来了其他一些球员，那么我们就会走一条不同的路。比如说，他倾向于防守型的中场，这意味着场上有五名防守球员。
　　有一些防守球员本职工作做得很出色，却不长于奔跑，不愿意参与中锋的快速推进，因此我们并不善于向前压，把对方逼迫到他们的半场里，这会导致我们在对手闪电般的防守反击中出现漏洞，一步步瓦解对方的防守并不是我们的优势所在。在最后两次令人失望的战役中，我能感觉到球队在走下坡路。情况不妙的时候人们往往会私下里组成小集团嘀嘀咕咕，整个队伍的凝聚力越来越差。霍利尔在任的最后一个赛季每况愈下，有些球迷和专家们已经在质疑球队的质量了。海斯基的状态下滑，这导致他也成了一些人攻击的目标，后来他在2003/2004赛季末转会去了伯明翰。我其实非常喜欢和海斯基并肩作战，如果他状态好，他是个很有特点的球员。
　　如果我们两个同时发威，那可是一对强力十足的组合。可惜海斯基的状态总是大起大落，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又总是伤病缠身，所以我没法说我们的搭配很成功或者很稳定。不过我们还是一起赢得过几座奖杯，并且在场上有过不错的配合。我喜欢前面有一个人和我相互呼应，二打二总比一个对付两个好一些。如果你孤军奋战，晃过一名前卫之后还要对付另一个家伙。现在流行把一位前锋拖后，不过总的来说，前锋还是愿意有个搭档互相配合，我也不例外。不过海斯基并非惟一的靶子。
　　很显然，本土球员更维护俱乐部的传统，因为我们把自己看做俱乐部的一部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利物浦这样的俱乐部里，成绩不好的时候总是英格兰本土球员先成了靶子，因为他们与球迷之间联系更紧密，支持者觉得拿他们撒气更方便，而外籍球员则安然无恙，这也让一些本土球员感到不愉快。当你已经竭尽全力时，很难再去接受一些非难指责，毕竟球队已经融入了我们的血液。从个人角度来讲，2003/2004赛季开头我的状态相当不错，技术数据名列前茅。我满场飞奔，发挥很出色，进了不少球。
　　9月24日，在联盟杯对阵卢布尔雅那奥林匹亚队的时候，我用第二十一个进球打破了伊恩·拉什保持的利物浦球员在欧洲赛场上的进球纪录。拉什当年踢利物浦前锋的时候，英格兰俱乐部参加欧洲比赛的禁令还没被撤销，如果不是这样，我敢肯定他的纪录后人无法企及。当然，能成为利物浦队在欧洲战事中进球最多的人也值得一书，不过自我欣赏是闲下来之后的事情，退役之前就算了，还是留到我六十岁以后再慢慢回味吧。好日子不长，一次离奇的伤病又毁了我2003年的最后几个月。10月4日，那是一个星期六，我们在安菲尔德迎战阿森纳，我正在科普看台这一边去争抢一个球，刚刚拦下了阿什利·科尔的大脚解围，我忽然觉得自己的站立的腿一滑，接着扭了一下，感觉好像什么东西消失了，还伴随着砰的一声。
　　2003/2004：再见，霍利尔(3)
　　我当时真愚蠢，还劝自己说没什么事，跑跑就好了。结果在场上忍耐了十分钟，一点好转也没有，只能下场。谢天谢地，X光显示没有骨折，骨头也没有损伤，可是第二天伤势更严重了，肿得很厉害，颜色也很奇怪。我们知道情况不好，可从我用手指示医生的那些地方来看似乎又查不出什么。土耳其与英格兰的比赛很快就要来临，我只剩下七天的恢复时间。由于没有明显的结构性的损伤，我与全队会合，期待着过几天能好起来。
　　可是两三天之后（受伤后的关键阶段），很明显我连走路都感到疼痛，于是英格兰队医把我送回了利物浦。我做了一系列检查，又看了几位专家，可是谁也没见过这样的伤病。受伤当天我走进诊疗室的时候，他们认为我不是骨折就是膝部十字韧带受损，因为从显示屏上看起来很可怕，我的感觉也糟透了。那不是踝伤，我能感觉到伤处在胫骨，但一定有出血影响到了我的脚踝，伤势很难控制。从扫描中我们看到，沿着我的胫骨有一层组织裂开了。
　　在后来的研究中我们发现这种情况非常少见，而且通常那层组织裂开之后骨头就会骨折，我的已经裂开了，骨头却在断裂前保住了。看比赛重放录像，你能看到我跳起来，在最后一刻抬起了腿，也许就是这个动作保住了骨头。所以从某种角度来说，我还算幸运。①科普一词来自南非纳塔尔一座名为斯拜恩·科普的山，第二次布尔战争中英国军队在这里惨败。为纪念阵亡英军将士，１９０６年，利物浦俱乐部重建主看台，将看台命名为斯拜恩·科普。现在科普看台已经成为利物浦球迷的代名词。
　　不过错过了在伊斯坦布尔与土耳其队的战斗，这让我非常遗憾，毕竟这是那种你特别想踢的比赛，人人都在谈论着那种气氛，还有两支队伍之间的对立情绪。我热爱这种国际比赛：高风险、剑拔弩张的氛围、肾上腺分泌旺盛，可我却无法上场。不过这也许是件好事，如果我恢复了一半，很可能管不住自己去敲主教练的门，告诉他我已经没事了。如果你受伤了，也没法像往常那样说话行事。最后的战果是双方0∶0互交白卷，我们以2004年欧锦赛小组赛第一名的身份出线。那时我们还不知道下一步我该作何治疗，也很难制订恢复时间表。随着肿痛的消失，我开始感觉好些了。
　　俱乐部主教练问我能不能克服一下，在10月25日对阵利兹联队的比赛里上场，那时距我受伤仅仅过去了二十一天。大家都知道我的状态并不适合比赛，因为我已经好几周没有正常训练了，可是球队的成绩不好，主教练希望我能顶一下。我上场了，并且进了球，可那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踢比赛，因为我的身体虽然在场上，却不能全心投入。下一场对阵富勒姆我再次披挂上阵，导致伤势再度发作，于是又歇了更长一段时间，直到最终痊愈。在土耳其与英格兰之战前我们进行了集训，很多人记得那次集训是由我们所谓的叛乱引起的，事件的起因是里奥·费迪南德没有参加在俱乐部训练场卡林顿进行的药检而被英足总禁赛。
　　这消息最初是曼联的球员下了飞机在机场告诉我们的，当时有利物浦、埃弗顿和曼联的一共大概十名球员。当时我的第一反应是这下有麻烦了，可没想到后来我们都成了一个杜撰故事里的角色，事态也演变得极为混乱。很快禁药事件变成了政治问题，费迪南德面临着在国际比赛中漫长的禁赛期，不可能参加对土耳其的比赛了。在英格兰队下榻的索普韦尔饭店，我们开始讨论下一步该怎么办。我们从来没有说过“不踢了”，而只是希望能让费迪南德回到队中。
　　尽管我不去伊斯坦布尔参赛，我还是觉得有必要参加球员委员会的讨论，此前委员会已经征求过其他队员的意见，所有人达成了一致，如果我们希望让费迪南德解除禁赛，就必须团结一致、并肩作战。我们发表了一个声明：我们认为自己所代表的协会不仅让我们的一名队友失望，还辜负了整个英格兰球队及其主教练。他们简直让我们失望透顶，我们争辩说，英足总的决定在一场关键之战前“削弱了队伍的战斗力”。的确，我们采取了一种强硬的姿态来帮助队友，但也仅此而已。这中间不掺杂任何金钱或是其他什么东西，我们的目的是正大光明的。
　　2003/2004：再见，霍利尔(4)
　　目睹一个朋友，一名“家庭成员”深陷痛苦，我们希望伸出援助之手，并未因此感到背叛了谁、或是故意要伤害英格兰球迷。我们只是希望费迪南德能上场踢球，不能接受关于他有罪的判断。的确，他错过了药检是很愚蠢，可是连一个正式的听证会也没召开，他甚至没有一个自我辩护的机会就要被处罚，我们无法接受这一事实。人们制定了规则就应当去遵守。如果费迪南德被宣布有罪，我们都知道他应当接受处罚，可是既没有审判也没有裁决。
　　在田径或是其他体育项目中，运动员在被禁赛之前必须有一个听证会，而且一直以来英格兰所遵循的传统就是无罪推定原则，可是在这一个案中这一原则却没有得到执行。我们感觉受到了伤害，即便如此，大家从未想过要退出比赛。我希望人们不会因为我们选择与朋友站到同一阵营中而横加指责，我的生活信念之一也是永远支持自己的同伴。我可以理解有些人说：“你们这些厚颜无耻的家伙，你们已经享受了代表国家出战的特权。”可我要强调的是，我们永远不会背弃英格兰。事实上，与土耳其之战前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让全队更加团结。
　　和平时一样，主教练总是众矢之的，在里奥·费迪南德这件事上埃里克森也无能为力，他让我们明白了这一点。如果让他来选择，他会把费迪南德选入上场阵容的，整个事情的前前后后，埃里克森一直与我们站在一起。那场闹剧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在第二年夏天，英格兰队进军葡萄牙，我的伤势也逐渐好转。联赛中利物浦慢慢陷入了困境，每输一场比赛你就会想，又下滑了一步，再输一场你心里嘀咕，情况更不妙了。
　　我们相继在杯赛中被淘汰，那也不算是什么突然的打击，毕竟大家一直在走下坡路。阿森纳、切尔西和曼联状态都很好，我们却连得分都很费劲，联赛已经呈现三足鼎立的局面。冬天过去了，我们的关注点也在发生变化，首要目标是保住前四的位置，取得冠军联赛资格，如果可能的话赢一个奖杯。不过到２００４年２月底，我们在两项国内杯赛中相继败北，联赛杯输给了博尔顿，足总杯被朴次茅斯击败。随后几个月里我们又被淘汰出了欧洲联盟杯，目标只剩下进军下个赛季的冠军联赛。
　　最后名列联赛第四总算让大家松了口气，可是这之前七个月的挣扎却让人难以忘怀，我们知道其实球队还是失败了。在情绪低落的时候，我要承认自己嫉妒那些排名领先的队伍。如果我在这支或者那支队伍里，也许有机会打进一定数量的球吧。所有的职业球员都是这样，他们会相互比较，而我则害怕去想自己效力于一支排名联赛中下游的球队。也许那些队里的前锋会这样想吧：如果我是曼联的前锋，机会触手可及。当利物浦踢得不好、什么也拿不到时，人们指责我庸庸碌碌、无所作为，有一半时间连一次射门也没有。
　　看一看亨利，如果我效力于阿森纳，我也会像他一样出色，他简直就像生活在另外一个星球上。随着自信心的下降，我罚点球也遇到了问题。2月22日在我们与朴次茅斯的足总杯之战失利的前后，好像每个人都在谈论着我连续罚点球不中的事。作为前锋我愿意罚点球，因为从理论上来说，这给了你在年度射手榜添上五六个进球的机会，这方面大家都很自私。
　　不过我在这儿要郑重声明：自信与坚强之间是有区别的。尽管从内心深处来说我永远相信自己，但是日常的自信却有可能受到比赛的影响，这中间还是有一个限度的。当我寻找不到机会破门得分时，我承认对自己、对球队、对球迷或者对任何事感到灰心丧气。真是一事不顺，诸事皆不顺。我总是进不了球，每一次机会都显得那么弥足珍贵，我觉得自己那时患上了信心缺乏症。罚点球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感觉，不相信会进。训练时主教练说：“留下来，罚十个球。”我敢肯定每个球都能进，即使守门员再奋力扑救，我也能指哪打哪，可一旦上了赛场情况就全变了。
　　2003/2004：再见，霍利尔(5)
　　究其原因，仍然是很久以来我一直缺乏射门机会、进不了球，体会不到破门的感觉了，这导致我在节骨眼上罚点球屡屡失误。其实赛季之初我操刀的四个点球无一失手，不过一旦你在低落的情绪中失手两次，人们就会忘记你此前的良好表现。那个赛季我最终两手空空，不过没关系，每个人职业生涯都会发生类似的事情。后来杰拉德罚点球也没打进，海斯基罚了一个，丢了，迪乌夫也罚丢了，我记得范尼斯特鲁伊曾连续罚丢了两个，而最出色的罚球选手阿兰·希勒也罚失一球。如今被扑出来的点球比以前多了，因为规则对守门员更有利。我承认自己情绪低落、感到厌倦。我也是普通人，如果这份工作不再像从前那样能带给我刺激兴奋，我也会情绪不佳或者喜怒无常，几天快活几天悲伤。在2003/2004赛季我经历了以前从未有过的日子，垂头丧气，破门乏术。
　　我默默承受着来自报纸专栏或电视节目形形色色的指责，尽管那个赛季有一半时间我都因伤缺阵。每场比赛我大概有三次射门，有些时候我缩着肩膀显得无精打采，但那只是因为我也是个普通人，我太想踢好了。我知道自己必须振作起来。连我的经纪人托尼都说：“你看起来不高兴。试着踢球的时候多笑一笑吧。”有些球员也许擅长骗球迷，可是如果我不高兴，你隔着一英里地都能瞧出来，同样，如果我大为光火也会怒形于色，我不会骗人。
　　在连续罚丢点球之后，霍利尔仍然要把机会交给我。可坦诚地说，想起罚点球我就反胃，不想再陷在纷争中无法自拔。如果继续丢球，可能给俱乐部和球队带来更多的指责，这对教练和队友们来说都不好。我已经有三四场比赛没进球了，心里也在和自己生气，尽管可以豁出去接着罚，可我想“算了，还是让杰拉德去罚吧”，而杰拉德一旦罚丢，墨菲又会接替上去。杰拉德作为队长的出现卸下了我肩上的一部分重担，他是那段日子里利物浦的英雄。如果我连续五场比赛有上佳表现，人们在唱赞歌时也许会先提到我的名字，可是杰拉德那一赛季非常出色，他无疑是球队里的年度最佳。他的场上表现有了很大进步。
　　就在不久之前中场休息时他还拖拖拉拉、没精打采，引得大家问：“我们的小球星怎么了？”可是几个月之后他判若两人。上个赛季每次传球不到位，杰拉德都会遭到球迷的起哄，可现在他踢得这么好，没人说他一句不好了。被主教练委以队长重任之后，杰拉德也成了霍利尔的代言人。当股东与球迷们大半个赛季都在抨击霍利尔的时候，他不得不站出来为主教练辩解。事实上当我们表现不好的时候，主教练曾经保护过我们很多人，尽管有时我们并不值得他这样做。在安菲尔德内内外外沉积的挫折与失落中，霍利尔总是首当其冲去承受，有时为了维护我们，他遭到别人无情的嘲笑。他那样做是为了保护我们，大家应当因此而感激他。
　　赛季临近结束，在4月的第二周里，教练和队员之间来了一次大摊牌，霍利尔说我们应当在最后几场比赛里面有突出的表现。在那之前，利物浦刚刚在2∶1领先阿森纳的形势下输了球，我们的防守简直是业余水平，整个就是业余比赛。在2∶4输掉比赛之后，突然之间我们竟然连第四名也保不住了。摊牌以后队伍有了转机，4月24日，我们到老特拉福德，在曼联的后院点了一把火，那场胜利大大激发了大家的信心。能够在客场击败曼联，让我们在下一个主场迎战米德尔斯堡时感觉良好，2∶0获胜，此后我们又在5月8日以3∶0击败伯明翰。
　　与曼联一战之后队中有了一种新气象，它对提高我们的成绩大有帮助，而同样在争夺第四名的纽卡斯尔却得到了一连串坏成绩。如果某个俱乐部麻烦缠身，你就能在报纸上读到没完没了的报道，探究失败的原因。既然记者写不了胜利了，就只能把所有精力放在单个队员身上，他们身体情况怎样、表现是否正常、下一步是留还是走等等。2003/2004赛季开始的时候，我与利物浦的合同还有两年，到第二年夏天合同上就只有十二个月了，所以不可避免地，关于我2005年夏天之后是否继续留在安菲尔德有了喋喋不休的议论。谣言是这么开始的：一篇报道说“迈克尔·欧文还没有签新合同”，于是人们脑子里有了这么个印象，事情好像被有意拖延了，接下来就是无休止的分析。其实那时谈判还根本没有开始，部分原因是球队成绩不好，可各种猜测却早早就开始了。
　　2003/2004：再见，霍利尔(6)
　　圣诞节前后，利物浦找到我说，“我们要来和你谈有关新合同的事情”，不过直到次年4月，我们才真正坐下来开始第一次商谈。这中间的五个月，人们将矛头对准了我，指责我不忠诚，或者说我是在观望利物浦能否晋级下赛季冠军联赛，诸如此类的闲言碎语不胜枚举。赛季结束的时候，感觉好像我已经被永远地“放逐”了，那是因为在我们真正坐下来谈合同之前各种猜测早已满天飞。
　　5月15日对阵纽卡斯尔是赛季的收官之战，在那场比赛前我与俱乐部刚刚碰了一次面，赛季一结束后我们立刻又会面。我没有为自己辩解，因为还是明智一些，别火上浇油为好。如果我说“我们刚刚谈了一次”，那利物浦很可能会因为没早一点处理此事而显得很难看，要不然就是我被指责不及早着手。
　　我只能忍着，尽量三缄其口不予应答。其实我已经与俱乐部达成共识，我们将在夏天处理好一切，但是我还是闭紧嘴巴，默默忍受外界的口诛笔伐。对于合同的谈判我们按部就班，没有冒进，利物浦明白我不会根据伯斯曼自由转会协议在2005年离开。我还与主教练握手，向他保证我们不会有意拖延，一切都会在夏天搞定，每个人对此都挺满意。另一个原因是我的经纪人托尼·斯蒂芬斯去休假了，直到4月前后他才会回来。在SFX体育经纪公司他忙前忙后多年，在世界上到处跑，他希望能抽出时间陪一陪妻子和自己的小孙女。
　　托尼不在，我无法进入牵扯众多细节的谈判阶段，所以双方都很愿意等到5月份或6月份再谈。走进安菲尔德之后，我从未说过“如果我们不能踢进冠军联赛，我就走人”，或者要求俱乐部买进这个或者那个球员。诸如此类的事情太可笑了。只有主教练才能做出人事上的决定，俱乐部主席把钱交给他去选人，这同我毫无关系。我的工作只是踢球。当然了，被联赛冠军阿森纳甩下三十分确实说明我们的实力应该有所加强，但我却不会去威胁或者向决策者施压，这不是我的做事风格。很自然地，我对人们指责我不忠耿耿于怀，在报纸上看到这样的论调，或者在收音机里听到球迷打进电话质疑我对球队的贡献，这都让我如坐针毡。如果每个人都是这样想的，就太可恶了。我还要怎么做才能表明我对利物浦俱乐部的忠诚？在平静下来之后，我意识到，这不过是几百万个球迷里的惟一一个笨蛋而已。
　　现代人有那么多平台表达他们对于球员或俱乐部的想法，这真是令人吃惊，他们可以打电话、给杂志或者报纸上的栏目写信等等。他们甚至可能给你造成一种错误的印象，使你弄不清楚球迷真实的想法。如果你看到一封批评信，你就开始问自己：是不是每个人都这样议论我？这会破坏你与球迷之间的纽带。我并不介意有人骂我是垃圾球员，或者说我这也没做好那也不行，但是“忠诚”这个词却着实刺痛了我。我与别人一样忠诚，这从我在赛季末与茵宝公司续约就能看出来。此前我与他们一直合作，这一次我又签了十五年（直至退役之后），金钱并非主要因素，我只是喜欢那些人。如果我喜欢这些人，我就愿意与他们合作。我是个直率的人，也是个渴望成功的忠诚的家伙。
　　如果人们质疑我是不是人或者怀疑我的忠诚，那实在太不公平了。漫长的赛季终于结束，一场收购大战又打响了。一方是史蒂夫·摩根，很巧，我家人住的那条街上的房子都是他建的；另一方是泰国总理他信。我觉得没有哪家俱乐部能够像切尔西那么幸运，找到俄罗斯亿万富翁罗曼·阿布拉莫维奇那样的买家，动辄几千万地大笔投入。每个大俱乐部都盼着这种好事，希望能得到这样的投资。幸运的是，我们在世界范围内有很好的球迷基础，对于投资者来说挺有吸引力。投资是我们所需，也是任何一家俱乐部都不会拒绝的。由于我们已经有了很好的设施、出色的青少年训练体系，还有一个新场馆正在建设，因此我们会把投资用在提升队伍的实力上面，我们需要一支一流的球队冲锋陷阵。现在队中已经有了一些世界级的球员作为基础，我们还需要几个人让球队从第四名上升到第二或者第一。
　　2003/2004：再见，霍利尔(7)
　　在国际比赛方面，2004年欧洲杯正在临近，埃里克森与切尔西的首席执行官彼得·凯尼恩在4月里的会面被大肆宣扬，我个人对此无动于衷，而且我觉得这不会影响英格兰队的士气。十年前还没有这么多四处拍照的摄影师和记者的时候，类似的会谈也在进行，只不过大家不知道而已。现在每个人都怕用手机打电话，担心被人拍下照片来大做文章。我觉得足球圈里的任何一个人在发现了英格兰主帅到切尔西找工作的时候，都不会幼稚到吓一大跳的程度。作为球员，我们从未怀疑过埃里克森会带领我们打进葡萄牙欧洲杯，不过关于他是否会到两年后的另一项大赛留任仍然是个谜团。如果我是那名主帅，在两年后才能看到实际行动，我就要好好考虑一下是不是干脆回俱乐部去执教算了。每个人都有权保护自己的权益和位子。在足球圈里，一旦你成绩不好，可能有人立刻就把矛头对准了你。埃里克森之所以去找切尔西，是因为他知道2004年欧洲杯的糟糕战绩很可能导致有人要求他下课。
　　我们总是不由分说就把英格兰主帅送上断头台，所以他必须保护自己。如果你是一名像他一样出色的主帅，那为什么不随时准备接受最好的机会呢？如果一名记者有机会为世界上最好的报纸工作，他一定会去的，为了钱，或者声名，或者任何东西。就因为这是足球圈，所以这个很大的词“忠诚”总是要扮演某个角色。要说起忠诚，其实埃里克森对在英格兰工作忠心耿耿，过去三年多他一直如此，接下来他还得听凯尼恩说些什么。
　　如果在2004年欧洲杯之后他又接受了别的工作，我会对他说：“祝你好运，这是你自己赢来的。”由于在利物浦麻烦缠身，加上迈克·弗莱恩的自杀和露易丝的事故，很多人理所当然地认为2003/2004赛季是我生命里最糟糕的赛季，我却从没把这一年看做地狱一般的日子。
　　迈克的死确实是一场悲剧，露易丝从马上摔下来也让我们焦虑不安，但是我处理问题的能力也因此得到提高。尽管我多次受伤，但仍踢进了十八个球，平均每隔一场比赛打进一球。即使我度过了一个噩梦般的赛季，我也永远不会为自己找借口的。这个赛季最主要的两件事就是我在与阿森纳的比赛里出了次蹊跷的事故，另外球队没能表现出最佳水平。其他任何场外因素都不相干。即使开球的时候我失手，只把球踢出了中圈六英寸远，我也不会把这当做世界末日。你总是能听到很多很多借口，“我们刚刚又生了个孩子，我根本没法睡觉”，等等。但是2003/2004赛季在我们身上所发生的一切却没有任何借口，可让人悲哀的是，最终是霍利尔充当了替罪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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