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父就在那儿一直保佑着他的子孙繁荣昌盛。
父亲吴毅
我的父亲吴毅是在祖父将近７０岁时才出生的，是
５个儿子中最小的一个。虽然出生于一个盐商的家庭，
但父亲还是选择了为官的道路。这可能源于两个理由，
一来祖父原来是做官出身，二来在清朝的时候做官比有
钱人更有面子。
按日本的算法，父亲是日本明治２５年出生的，母
亲是明治２２年出生的。父母结婚的时候，介绍人是徐
世昌。徐世昌担任过中华民国的大总统，外祖父张元奇
就在他手下做事。外祖父因为与徐世昌关系不错，所以
就请他做了介绍人。
我出生后不久，一家就从福州搬到了北京。那年，
父亲２２岁。作为第５个儿子的父亲也得到了一部分家
产。在北京我们住一个“四合院”，就是中间有个院子
的那种，当时北京一般中产阶级的典型建筑。相隔几十
年后再度去拜访原先住的那个“四合院”时，发现中间
的院子里也搭建了住房，里面竟然住着７户人家。
父亲去日本留过学。当时中国的有钱人家中，一般
是把长子和次子送到美国或英国去留学。而第三个儿子
以下，则是送到日本去留学。当时，有过留学经验的人
一般是能谋得个好工作的，所以父亲也到日本去留学。
在日本留学期间，父亲一边学习一边对围棋产生了
浓厚的兴趣。据说，父亲经常到本因坊秀甫在明治时期
创立的“方圆社”（棋社）去下棋。并且，父亲回国时，
还带回来了许多日本的棋谱和棋书。父亲是那种容易着
迷的人，对书法、围棋等都十分热爱，投入了大量的热
情和精力。但是，他的棋力却不怎么样。
在亲戚的建议下，父亲进了平政院上班，平政院是
一个司法部门。这个职务是需要相当于法务大臣级的人
物直接任命的。但是，当时官员的生活可并不好过。
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工资发放经常拖欠，有时候
竟然要半年才发一次。另外，由于政府不停地更换，所
以如果没有关系的话，根本坐不上好位子。
依父亲的性格，是不善于溜须拍马的，所以他最终
在官场上也未能有大作为。也许是所受的教育导致了这
种不谙世事吧。在这一点上，一直跟随在做官的外祖父
身边的母亲倒是比他懂得多。
在北京，有时得靠变卖一些家产来维持生活。
四书五经
我正式的名字是“泉”，“清源”其实是我的字。
无论是“泉”，还是“清源”，都是和水有关系的文字。
这或许是因为我出生的那天正好遇上了洪水的缘故。
我是农历五月的生日。在我出生地的福建省，农历
五月正好是雨季。在傍晚时分经常打雷。特别是我出生
的那一年，据说雷雨特别厉害。母亲是把两张八仙桌并
起来，在上边铺上布垫，才生下我的。
母亲特别讨厌打雷。在怀我的时候，一听到雷声，
就没有了食欲，什么东西都吃不下去。小时候，我体弱
多病，或许与此有关吧。
我出生后不久，我们一家就搬到了北京。４岁的时
候，我得过疝气。原因是我和哥哥一起玩，我扮做马，
哥哥骑在我身上，他不断地叫我跳、跳。结果用力过度
造成了疝气。我的一位亲戚是医院院长，所以，我住进
协和医院接受了治疗，协和医院当时是和美国合作的。
但是因为我自作主张解下了治疗用的绷带，所以最后疝
气没能完全治愈。因此，我后来一直都不能进行剧烈的
运动。
在北京，父亲经常去上两三个小时的班就赶回家来。
与工作相比，父亲更热心于对我们兄弟三人的培养。
清朝时代，有科举中考的制度。父亲也是学四书五
经长大的。《大学》、《论语》、《孟子》、《中庸》
为四书，《易经》、《诗经》、《书经》、《礼记》、
《春秋》是五经。这些都是儒教的经典。
我出生的时候，科举制度已经被取消了。尽管如此，
父亲还是很早就为我们请了家庭教师，教我们兄弟读四
书五经。当时我还只有虚岁５岁。
在书房里，我们兄弟三人一起上课。为了便于监督，
父亲也和我们一起听课。学习是从早上８点开始。我的
年龄最小，和大哥相差４岁，和二哥相差两岁。因为年
纪小，所以要跟上哥哥们的进度是很不容易的，非常吃
力，实在是一件辛苦的事情。
最重要的是背书，就是把书拿在背后，嘴里背出书
中的内容。我怎么也记不住，往往要弄到半夜１２点才
能结束。祖母经常为我说情，说“已经差不多了，可以
了”之类的话。
围棋启蒙
学习四书五经很辛苦。如果复述不出来，手掌就要
挨父亲的竹板子了。一定是父亲小时候也是那样被教育
过来的。
先通过卡片识汉字，然后学习《三字经》。《三字
经》是以三个字为一组内容的课本，现在想起来，里面
的内容可真是深奥。写的尽是人间的根本。之后再学《
千字文》、《大学》、《中庸》、《论语》。
《大学》讲的是政治的根本，我作为一个孩子，一
点都不理解，只能死记硬背。那种教育持续到我８岁。
后来不知道谁说了一句“即使用清朝的教育方法也没
用”之后，父亲的教育方法才有所改变。并且，当时父亲
也开始有了信仰，开始了道教的坐禅，思想也有所转变。
和孩子们一起做游戏也是从那时开始的。
我开始把围棋放到围棋盘上是７岁左右的时候。两个
哥哥也一起开始学棋。围棋的学习，我的进步明显比哥哥
们快。
因为父亲在日本留过学，所以对日本围棋界的情况很
了解－－比如围棋发展得很快、也有职业棋手等等。父亲
从日本还邮购了许多棋书，有幕府末期的棋圣秀策的百局
棋谱，也有“方圆社”发行的《方圆新报》合订本。
围棋的学习也是从早上持续到晚上。一只手拿着沉重
的棋书，一只手打谱。一会儿手腕累了，就换另一只手，
就这样不停地交换来交换去的。因为看不懂日文，解说部
分就由父亲读给我听。棋谱基本上摆一遍也就全记住了。
因为长时间地持续拿沉重的棋书，所以我两只手的中
指都变形了，略有些弯曲。
再也没有更让人高兴的事了，我不再挨父亲的板子了。
因为进步得比哥哥们快，比起念四书五经，学围棋是件快
乐的事。
那样的日子，一直到父亲病倒为止。
段祺瑞
父亲是１９２５年去世的，当时他才３３岁。那年我
１１岁。父亲得的是肺病。虽然在家里调养，但自吐血之
后，他很快就去世了。
在父亲身体还没有变坏的时候，父亲带我去过北京的
一家名为“海丰轩”的棋社。在家里看见我学围棋进步神
速，父亲也许就开始想培养我往那条路走。我在棋社和当
时中国的一流棋手顾水如、汪云峰等下了受五子棋。
顾水如老师那时带我去过段祺瑞的府上。段祺瑞是亲
日派的军阀政治家，是北京政府的国务总理。段祺瑞十分
喜欢下围棋，每周的星期天一大早，棋手们就都会去他家
和他一起下棋，之后一起吃早饭，这已经成为了惯例。
我也和段祺瑞下了棋。我开始并不知道他的棋力如何，
只知道他下棋很快。看我是孩子，他就下无理手想欺负我，
最后我抓住了他的破绽，赢了那盘棋。但实际上，他喜欢
赢棋。大家都知道他这个脾气，为了讨好他，就都故意让
着他，输给他－－没想到却让我这样一个毛孩子赢了他。
输棋之后，段祺瑞的心情大坏，一个人进屋去了，之
后再也没有出来。那天早上的早饭也没有和我们大家一起
吃。但因为答应过以学费名目给我钱的，所以第二次见他
的时候，我直接对他说：“请给我学费。”这样，我拿到
了１００块大洋。
父亲过世之后，家里没有了收入来源。所以，第二个
星期我又去了段祺瑞的府上，但他没有再与我下棋。不过
那以后他答应过的学费还是如期如数地给了我。
在父亲去世的前三天，他把我们三兄弟叫到病床前。
他把练字用的字帖交给了大哥，把小说给了二哥，交给我
的是棋子。这也算是父亲给我们的遗嘱吧。之后，大哥做
了官，二哥成为了文学家，而我成了一名棋手，完全如父
亲生前期待的一样。
天才少年
我去过段祺瑞府好多次。段祺瑞下围棋最得意的手法
就是，打入对方，然后在对方的空中活上一小块。他将这
样的下法比喻成“在公园里搭建小房子”。
那时，得到了日本支持的张作霖在满洲建立了军阀体
系，一直在各处征战。一会儿将势力扩张到北京，一会儿
又撤退回满洲……但最后是日本在满洲建立了伪“满洲国
”。
段祺瑞也是亲日派的军阀，但他看见日军在满洲张牙
舞爪的样子，这样说道：“搭建个小房子可以，但不能归
为己有。”在围棋上，他采用的就是那样的打入手段，这
是我长大后才明白的－－我认为他很了不起。
在我的亲戚中，有一位名叫李律阁的有钱人，他给张
作霖等亲日派军阀捐献过很多钱。听说有一次和张作霖打
麻将，就故意输掉了５０万大洋。作为回报，张作霖把北
京郊外占地极大的南苑“处理”给了我的亲戚。
后来，段祺瑞的地位保不住了，我每月的学费赞助也
就没有了。父亲去世后，我们家一直靠变卖家产度日。后
来我去了北京中央公园（现中山公园）里的“来今雨轩”
下棋。由喜欢下棋的有钱人提供奖品，好多的棋手都去那
里下棋。顺便提一句，“今雨”是古语，意思是“亲友”。
我连战连胜，多次拿回了砚台、花瓶之类的奖品－－
那时我还只有十一二岁。为此，我受到大家的鼓励，有一
家北京的报纸刊登了我的照片，报道了我下棋的事。后来
在北京慢慢地大家都叫我“围棋天才少年”。
那时，有一位林先生带我去了日本人的俱乐部。以前
我的祖父在福建省做盐的买卖，和我们吴家一起合作的就
是这个林家。林家是鸦片战争时的忠臣林则徐的同族。那
个林家的人看见我们家的没落景象，就带我去了日本人的
俱乐部。
在那里我见到了一位名叫山崎有民的日本人，他在北
京经营和美术有关的生意－－这成为了我日后留学日本的
一个契机。
日本人俱乐部
中国围棋在清朝末期到中华民国初期是最差的时候。
清朝末期有一位名叫汪云峰的国手——国手也就是日本的
名人——但我认为汪云峰的棋力比起他的前任国手周小松
要差二子。国家处于战乱中，根本不是下棋的年代。那样
的时代持续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但在我的少年时代，因为有喜欢下围棋的段祺瑞，还
有我那有钱的亲戚李律阁也经常帮助顾水如先生等人，围
棋环境勉强说得过去。顾水如有留学日本的经历，那时他
和喜多文子下过一盘受二子棋，结果输了。输给女棋手很
没有面子，据说输棋后顾水如一下子挥霍掉了他在日本一
年的生活费。不管怎么说，在当时的中国，光靠围棋是无
法生存的。
那样的大背景下，我在日本人俱乐部和一位日本初段
下了一盘棋。那是１９２６年，我１２岁的时候。那盘棋
开局的时候我中了对方的圈套，一直是苦战。但进入中盘
后我吃掉了对方一块棋，最后我赢了６目。在观战者中就
有山崎有民先生。
山崎先生在观看了我的对局之后，给远在日本的大棋
士濑越宪作写了封信，告诉他中国有一位天才少年。濑越
老师１９１９年因为围棋交流来过中国，在中国的日本人
都知道他。在他们两人之间，开始了关于把我送往日本留
学的话题。
１９２６年的夏天，职业棋手岩本薰六段和小杉丁四
段来到中国。我和岩本薰下了两盘受三子棋，结果我都赢
了。下了一盘受二子棋，我输了两目。和小杉的受二子棋，
我赢了。这些对局是为了考察我的棋力的吧。不久之后，
在濑越老师和山崎先生之间，有关我去日本的事情进入了
具体商榷的阶段。
当时，尽管家里入不敷出，但母亲也没有回福建老家
的意思，因为已经从祖父那里分得过家产了。台湾的亲戚
劝我母亲说，如果能去日本应该尽力争取。但是在国内的
中国亲戚却对我的东渡扶桑持强烈反对的态度——当时中
国和日本的紧张关系由此可见一斑。
濑越老师
北京的美术商人山崎有民先生和濑越宪作老师之间，
从１９２６年到１９２８年的３年间通了５０余封信，都
是商量有关我去日本事宜的。
从当时日本的围棋棋力来说，在濑越老师之上还有一
位更强的人，他就是本因坊秀哉名人。但是，在中国对秀
哉名人的评价不是很高。那是因为１９１９年，日本棋手
来到中国访问，秀哉名人向段祺瑞等人说，如果不采用日
本规则他就不下棋。
日本规则是比空，围空多的一方获胜。所以为了巩固
自己的阵地，在阵地里补一手就要损掉１目。而中国规则
则是比谁在棋盘上活的棋子多，多的一方就赢。即使在自
己的空里补一手也没有关系。
不管怎么样，和秀哉名人坚持用日本规则相比，一起
来中国访问的濑越先生就同意下中国规则。那很了不起。
由此考虑濑越先生的为人和性格，山崎老师想让我成为濑
越先生的弟子。
１９２７年，我和从日本来到北京的井上孝平五段下
棋。最初，他让我二子，结果我赢了。后来他让我先，下
了三局，我一胜一负一盘打挂（没下完）。井上回国后发
表了以下的感想：“最先的一局棋体现了少年的力量。少
年对日本围棋既有的定式都十分了解。而且，在那些旧的
定式上还加上了自己的更正。可以说吴少年已成大器。”
濑越先生也看了我下的棋，他评价我说是“秀策再世
”。秀策是江户末期的日本棋圣。“秀策流布局”就是以
他名字命名的布局，无论是棋还是人，秀策在围棋史上都
十分有名。
犬养毅
从濑越先生那里得到正式的赴日邀请函是１９２７年。
在那封信里，濑越先生写到了有关我在北京与井上孝平五
段对局的感想：和井上的三盘棋我都看了，对你非凡的才
能十分佩服。
濑越先生为我能够留学日本而四处奔走。他直接去找
政界的实力派人物犬养毅先生商量，犬养毅先生和围棋界
的关系非常好。听说，当时犬养毅先生问：“如果北京的
天才少年来了日本，将来夺取了名人位该怎么办呢？”对
此，濑越先生回答说：“这正是我的宿愿。”这也是我后
来听说的。这个“宿愿”不仅是指对围棋的发展，而且也
是指“中日友好”的宿愿。尽管当时我还是个孩子，但慢
慢地对“中日友好”的意识也越来越强烈。
对于去日本，我自己没有任何的担心。这是因为后来
担任首相的亲中派的犬养毅先生对我人身安全作了保证。
还有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先生，他是犬养毅先生的女婿。
经济上，身为大财阀的大仓喜七郎先生给了我生活上
的保障。大仓先生当时是日本棋院的副总裁。
大仓先生给我每月２００日元的生活费。２００日元
在当时可是一笔巨款。那时大学毕业刚工作的大学生第一
个月的工资只有４０日元。
不过，这每月２００日元是有条件限制的－－“仅限
两年”。两年的时间，可以看清我是否能够成为真正的专
业棋手。但是，到了日本之后的第一年，我的身体不太好，
没能参加日本的大手合比赛，所以大仓先生又顺延了一年，
将期限改为三年。所谓“大手合”，相当于现在中国的段
位赛。
到日本第三年的段位赛上，我的成绩很好，濑越老师
又为我安排了下指导棋的工作，这样，我的生活就有了保
障，于是就提出不用大仓先生继续每月资助了。成为了首
相的犬养毅先生在１９３２年的５．１５事件中被暗杀了。
随后，日本和中国的关系急剧恶化。
神户港
到日本是１９２８年的１０月，我满１４岁。那一年
的６月里，日本的关东军制造了炸死张作霖的事件，政治
空气空前地紧张。
去日本之前，相当于我的师兄的桥本宇太郎四段来了
一趟北京，一方面和山崎先生讨论我去日本的事宜，一方
面和我下测试棋。我执黑棋下了两盘，一盘赢６目，一盘
赢了４目。
另外，有一位和蒋介石的国民党军打仗的名叫靳云鹏
的将军为我饯行。本来说好给我１０００块大洋的，但因
为正好打了败仗，就减为５００块了。听说桥本也被减掉
５００块，只拿到了３００块。
离开中国的那天是１０月１８日。山崎先生带着我们，
从北京赶到天津去坐船。坐的是名叫“长安丸”的到大阪
的客船。当时，我记得作为我监护人的杨子安先生还对我
说：“希望你两年之后回来。”
和我一起坐船的有母亲和大哥，还有山崎先生。日本
驻华公使芳泽谦吉先生也一起同行。二哥因为在读书，所
以把他交给亲戚照顾，三个妹妹也分别托付给亲戚们照顾。
４日后，到了日本的神户港，接到日本棋院的通知说“请
在神户稍等”。事后我才知道，那时日本棋院刚好出了“
万年劫”的事情。
对“万年劫”，日本当时还没有制定相应的规则。万
年劫是出现在濑越老师的对局中的，有关这局棋的判定结
果，在棋界引起了各方争论。因为是有关濑越老师升八段
的对局，听说那时的背景是想阻止老师的升段－－是世间
无聊的事件。
在神户上岸，眼睛看到的所有一切都是那么新鲜。在
去了大阪的《朝日新闻》社参观之后，我们就去了京都。
连接大阪和京都的火车速度快极了，令我惊讶。住在京都
饭店，第二天一早，和大哥两人上街买东西。那时带有奶
油或草莓的蛋糕是５块钱。我在日本第一次说的日语是：
“这个，多少钱？”
来日的第一盘棋
到了日本，第一盘棋是１９２８年１２月与筱原正美
四段下的。
筱原是当时日本棋院升段赛的冠军，这盘棋是棋院的
副总裁大仓喜七郎先生让下的。这是给没有段位的我定段
位的测试棋。我执黑，下了三天，结果我中盘胜。
第二盘测试棋的对手是本因坊秀哉名人，在日本棋院
的特别对局室里下的。濑越老师因为太担心了，所以没有
来观战。
让我二子。秀哉名人个子瘦小。但是，他一坐在棋盘
前，似乎就一下子高大了起来。对我来说，即便对手是名
人，我也没有什么压力。我很沉着，下得很好。
面对名人，我很快地下在了星位。当时下手和上手下
棋，第一手是不下星位的，那是不被赞成的一手。但是，
我的第一手没有遭到名人的训斥。从这点来看，名人很了
不起。
但是，如果那盘棋我输了，我想第一着下星位的那手
就该被说成是恶手了吧。后来，我创造出了“新布局”，
其实可以说在和秀哉名人的第一盘对局中我就已经下出了
新布局。只不过当时我还是无名小卒，那手棋没有引起大
家的注意而已。
结果我４目胜。据说，当时八段的人被秀哉名人让二
子，都经常要输。也许是我第一手的星位使得名人使不出
劲来了。
秀哉名人不怎么表扬年轻人的棋，但是他说这盘棋是
“二子的经典之局”。我自己也有下了一局好棋的满足感。
之后，我又和村岛义胜四段、前田陈尔四段下棋，结
果我都赢了。终于，１９２９年，我被日本棋院授予三段
的称号。
以前，定段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用“拼命”二字来
形容也不为过。
麻布谷街
到日本后，我最初住的地方是东京的“麻布谷街”，
在现在港区六本木的一丁目、二丁目附近，是濑越宪作老
师为我们租的房子。
日本棋院当时在永田町，也就是溜池附近。从我的住
处到棋院只须步行就能到。由于我们不太了解日本的习惯，
我的师兄桥本宇太郎先生给了我们很多的帮助。
住在东京时，有一样东西让我很吃惊，就是日本叫做
“祭”的祭典活动。在祭典活动上，有一个抬神舆的仪式。
起初，我将此错以为是葬礼了。中国的葬礼上也是几个人
抬着个棺材，静悄悄的。因为不知道这是祭典活动，所以
想：“这么沉的棺材，这麽热闹的葬礼啊。”那想法我至
今还记忆犹新。
另外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天皇陛下上街时，街道两旁
恭迎的人们的样子。溜池离皇宫很近，许多人都等在道路
两旁，铺张草席坐下。大家都深深地低着头。据说如果和
天皇陛下眼对眼看的话，眼睛会瞎的。
学日语很辛苦。我在北京的时候，只是跟一直关照我
的美术商山崎有民先生的夫人学了三个月左右的日语。大
哥学了一年左右，没有什么问题。母亲一点都不会，在日
本基本上是待在家里，不出门的。
有一天，我们要去濑越老师们下的大师兄井上一郎家
里去，结果迷了路。我是和大哥一起从家里出来的，应该
是向赤坂的方向走，但我却从溜池一直走到了东京湾的海
边，浪费了两个多小时。
我的住处附近，有一家中华料理店，我们经常去那里
吃饭。在北京的时候，因为家里有厨子，所以母亲没有做
饭的习惯。比起我来，母亲更想去那家中华料理店。
大哥开始是在早稻田大学读书，后来转到了明治大学。
大哥的棋也很厉害，加入了大学的围棋队，经常获得大学
围棋比赛的冠军。
在麻布谷街住了一年左右，又搬到了东中野（中野区）。
后来又搬到了西荻洼（杉并区）濑越老师家的附近。生活
安定后，我把在中国的妹妹们也都一起接到了日本。
模仿棋
难忘的对局有很多。１９２９年和木谷实四段下的一
局就是其中之一—因为那盘棋我下了模仿棋。
木谷当时有个外号叫“怪童丸”，棋力很强，是年轻
棋手中最厉害的一位。在来日本之后我就听说了他的厉害。
在《时事新报》主办的比赛中，我遇上了木谷。
按照普通的下法，我觉得很难赢，所以就和师兄桥本
宇太郎商量说：“我想下模仿棋，你看怎么样？”桥本说：
“很有意思，试试看吧。”师兄同意了我的想法。实际上，
在那之前我从来没有下过模仿棋。所谓模仿棋就是以天元
为中心，与对手下的棋形成对称，正如字面意思那样，模
仿对手的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