杉田的家里经常召开宴会，十分热闹。宴会之后，经
常是打麻将，或是下棋。战前曾担任过大臣的青木一男先
生、日本棋院副总裁大仓喜七郎先生也经常来，一起下棋。
大家都为我能离开玺光尊、重新回到棋界而感到高兴。
升为九段
１９４８年我和岩本薰本因坊下“升降十番棋”，到
第二年第六局的时候，我取得了５胜１败的成绩，将对手
打降了格。按照比赛制度的规定，如果领先４局，对手就
要“降格”，以后再和同一对手对局时，对方就要降一格，
变成先相先。
但是，当时我还是身在新兴宗教“玺宇教”里，所以
对局费我是拿不到的，全都被教祖玺光尊拿去了。所以就
有人半开玩笑地说：“反正吴清源也拿不到对局费，给一
半就可以了。”
和岩本先生下完后，下一个对手就剩下棋力越来越厉
害的藤泽库之助先生了。他是当时日本棋院惟一的一名九
段。
在战争时我和藤泽库之助先生下过一次十番棋，４胜
６败我输了。但那次是我让先下的，也就是说，１０盘棋
里，藤泽先生全部拿的是黑棋，大家都说这个成绩我已经
尽力了。
有过先前的一次十番棋后，《读卖新闻》社决定再次
策划我和藤泽先生的十番棋。但是，出现了新的问题。藤
泽先生是九段，而我还只是八段，按道理说，我们不能分
先下。所谓分先，就是一盘黑棋、一盘白棋交替着，双方
平等。
于是，决定从六段和七段中选拔出１０个人来和我下
一次对抗赛。但是，过去只有上手测定下手，却从来没有
过下手来考核上手的事情。女棋手喜多文子老师等也表示
出不满：“这样的事情太奇怪了。”尽管如此，我还是和
他们１０人下了，最后取得了８胜１败１和的成绩。为此，
日本棋院授予我“九段”称号。
取得九段称号后，应该是马上和藤泽先生下十番棋，
但事情并没有那样顺利。好像藤泽对和我下十番棋不是很
积极。为此，《读卖新闻》社和藤泽先生之间还爆发了相
互揭短的口水战，双方都发表了“为什么不下”和“我任
何时候都应战”的声明。
这样，在藤泽先生之前我又和桥本宇太郎先生下了第
二次十番棋。那时，桥本先生不仅从岩本薰先生手里夺回
了本因坊的头衔，而且还成立了独立于日本棋院之外的关
西棋院。这第二次十番棋的结果是５胜３败２和，也是我
取得了胜利。
藤泽库之助
和藤泽库之助九段十番棋的策划、准备工作十分复杂，
最后终于定下来在１９５１年１０月开始。
但是，就在开始之前，为了比赛的用时，双方再次出
现了争执。藤泽先生坚决主张双方各１３小时，而且不肯
退让。每方１３小时，一盘棋就要下三天了。而我则主张
根据日本棋院的规定每方１０小时。
我一直认为，作为原则，比赛应该在一天之内下完。
两天以上的比赛，对局中可能会出现接受别人支着的可能
性。既然围棋是一个竞技项目，那就应该尽量排除各种不
公平的因素，再说，我认为时间的长短对棋局内容的好坏
是没有影响的。明治时代的本因坊秀荣名人就赞成一日赛
制。
无论怎样，和藤泽先生十番棋的条件，最后还是随了
藤泽，时间是每方１３小时。即使这样还有问题。藤泽先
生附加了一个条件，说如果这次十番棋藤泽输了，那么要
马上再下一次（复仇赛）十番棋。
这也是一个很奇怪的条件。“升降十番棋”应该是倾
注了棋手全部生命的真刀真枪的比赛。所谓真刀真枪，就
应该是只有一次的事情。这是非常残酷的一件事。
像这种一开始就约好要再下一次的话，也许是想保证
能赢我一次吧。
第一局在日光的轮王寺下。藤泽执黑，是激烈砍杀的
一局，到９４手时藤泽先生就投子认输了。是黑棋在计算
上出现了失误，一着致败，我也是那样认为的。
但这是我们对局双方的错觉，其实黑棋有一着制胜的
手段。双方出现相同的误算，这也是十分少见的。这十番
棋的结果是我取得了７胜２败１和的成绩，藤泽先生降格
了。
事先说好的再赛一次的复仇十番棋于１９５２年秋天
开始了，到第二年春天第六局的时候，我取得了５胜１败
的成绩，藤泽先生再次降格，这次十番棋也就此结束了。
在下第六局之前，藤泽先生说如果再被我打降格的话，他
将退出日本棋院，因为这样的成绩玷污了日本棋院的名誉。
后来藤泽先生改名为“朋斋”之后，又继续参加比赛
了。
国籍
说一说我的国籍。出生于中国的我，到了日本后的头
８年里，都还是中国国籍。后来随着战争的进一步升级，
我加入了日本国籍，一直到战后。
到了１９４６年，突然有一天，一些在日华侨来到我
家，并且拉着我去了我所住的杉并区的派出所。他们强迫
我放弃日本的国籍。因为他们是让我等在另一个房间里，
所以他们是怎么具体操作的我一点都不知道。后来，他们
交给了我一本中国的临时护照。
当时正好是我和桥本宇太郎先生的第一次十番棋开始
的时候。第一局我输了后，那些华侨又来了，说“输得这
么难看，像你这样的人要了也是没用的”，结果他们又把
临时护照从我手上拿走了。
后来，拿到正式护照已经是１９４９年以后了。那一
年，中国的国民党在内战中战败，去了台湾。我去了在横
滨的中华民国领事馆办手续，终于拿到了护照。在此之前，
我三年没有国籍。
妻子和我一样在１９４６年失去了日本国籍，实际上
一直也处于无国籍的状态。而我们是１９５２年才发现这
个情况的。当时正好刚赢了和藤泽库之助先生的十番棋，
就收到了台湾来的邀请函。
妻子去申请护照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竟然是没有国籍
的，便一边找律师商量，一边办手续，终于又恢复了日本
国籍。失去日本国籍的真相是，１９４６年那些华侨冲到
派出所，杉并区派出所的工作人员对他们说：“不是本人
的话，是不能办理退国籍手续的。”对此，华侨们怒吼道
：“战败国的国民说什么呢！”然后就强词夺理地将我和
我妻子的日本国籍都退掉了——那是日本刚刚战败后十分
混乱的时候发生的事情。
拿到了护照，决定去台湾。这时周围有人开始担心我
会不会是一去不复返，不再回日本了。因为在战时，加入
日本国籍的我是曾被人贴出了悬赏告示的，所以这次如果
去台湾，很有可能会和我算旧账。
在东京举行了饯别会，作家川端康成先生和村松逍风
先生都来了。席间，川端先生还对我说：“吴君，还是不
要卷入政治的好。”看得出他很为我担心。
大国手
我是和妻子还有女棋手本田幸子一起去的台湾。那是
１９５２年。从羽田机场乘螺旋桨飞机，经过岩国（山口
）和那霸（冲绳）。飞机不仅小而且速度也很慢，一旦晃
动起来脑袋几乎要撞到机舱顶。那时冲绳还没有归还给日
本，厕所还分“有色人种”和“白人”。妻子要进写着“
only white”的厕所时，竟引来了美国的宪兵。
虽然也有“回不了日本”的担心，但一到台北机场，
那样的不安立刻就消失了。在机场大约有２００来人迎接
我们，规模宏大，欢迎热烈。我见到了台湾的空军总司令、
也是围棋协会理事长的周至柔，还有台湾银行副总裁应昌
期先生，我和他们都是第一次见面。母亲、大哥和两个妹
妹都在台湾，时隔１１年，我又和他们见面了。
抵达台湾后，我立刻就被带到了一个叫做中山堂的公
会堂，先和一位“天才少年”下棋。那个少年，就是当时
只有１０岁的林海峰。之后，连续好几天，每天都是宴会。
最值得纪念的是台湾赠与我的“大国手”称号。“国
手”的意思和日本的“名人”的含义是一样的，所以也就
是说是“大名人”。这是很高的荣誉。
其实，原本台湾的围棋协会是想授予我“棋圣”称号
的。但我听说之后，婉言谢绝了。“圣”这个字在中国只
有像孔子那样的人才能称得上，我是实在不敢当。所以他
们才改赠我“大国手”的称号。
很久以后，１９８５年，我访问中国的时候，听一位
先生说：“中国抗战战胜日本，是因为得到了美国的帮助。
战胜日本的只有吴清源。只有在围棋上，他真正战胜了日
本。”大约台湾对我的热烈欢迎也是出于这样的心情吧。
我还去了总统府，受到了蒋介石的接见。他穿着军服，
凛然而立，令人生畏。
少年林海峰
和林海峰的测试棋是１９５２年８月在台湾的一个礼
堂里下的，当时的林海峰１０岁，会堂里来了好几百人。
我让他六子，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林少年的棋就完全不行
了，看样子马上要认输了。但就在这时，他突然拿出自身
的力量，将局势挽回了不少。后来才听说，原来事先有台
湾的一流高手帮助林少年研究对策。但是结果还是我赢了
１目。也就是说，周围的人事先教的定式根本就是不行的。
如果林少年一开始就根据自己的想法下的话，结果可能反
而会更好。
测试棋之后，台湾的围棋协会理事长周至柔先生问我
：“如果林少年去日本的话，能不能下到六段或是七段？
”我回答说：“要尽早让他去日本留学。”周理事长大概
一开始就打算让林少年成为我的弟子吧。
两个月后，林少年来到了日本。但当时我住在箱根的
仙石原，距离东京十分远，不能照顾他。所以台湾的围棋
协会就把林少年托付在东京某个有声望的华侨家里，让他
作为日本棋院的院生开始了围棋学习。
但因为还只是个１０岁的孩子，和父母分开了，语言
也不通，生活很不方便，所以林少年显得无所适从，很不
习惯。我听说他为了打发时间，就坐在山手线电车上转了
一圈又一圈的时候，觉得这样下去可不行，所以，又把他
托付到了京都的华侨朱涧义先生的家里，并让他去日本棋
院京都支部的藤田梧郎先生家里修业。朱先生曾经担任过
华侨会长，是一个很好的人。
因为我和林少年离得很远，所以我们实行的是通信教
学。朱先生把林少年下的棋谱抄下来寄给我，然后我作一
些简单的评注再寄回去。因为受过台湾方面的拜托，所以
我的责任也很大。
之后，朱先生搬家了。林少年就寄宿到了藤田先生的
家里。有一次，林少年来仙石原我的家里玩。我和他下了
一盘三子的指导棋，看到他的棋力大进，我也放心了很多。
来日本三年后的１９５５年，林少年成为了初段。我
的通信教学一直持续到林少年升到三段为止。
小田原
１１年后，和母亲舒文在台湾见面时，母亲提出了希
望和我一起住的想法。为此，在箱根仙石原我家的院子里
又盖了一栋房子，迎接母亲的到来。母亲于１９５３年再
次来到日本。
但是，在仙石原有生活上的问题。附近找不到医生，
如果生病了，只能去距离较远的小田原叫医生。
曾经有一次，我发了４０度的高烧，躺了很长的一段
时间。那是发生在１９５０年我正和桥本宇太郎下第二次
十番棋的时候。来给我看病的医生有的说是伤寒，有的说
是肾炎，不能确诊到底是什么病，高烧一个星期都没退下
去——前后４位医生都是从小田原请过来的。
结果，还是请了一位有名的医生，终于诊断出我得了
流感。医生说：“吃什么都可以，要多加点营养。”我记
得当时我吃了螃蟹。我特别喜欢吃螃蟹，我的一位住在金
泽的朋友知道我这一爱好后，就带着上好的螃蟹来探望我。
稍微有些跑题了——当时的仙石原还是一个不太方便
的地方，母亲已经６５岁的高龄了，我担心她会突然生病。
而且，正好那时妻子也怀孕了。这是我们夫妇的第一个孩
子。考虑到母亲以及将要出生的孩子，我决定搬家。
虽然仙石原的冬天十分寒冷，但那里的自然环境却十
分优美。稍微走几步，就可以望见箱根的群山以及富士山。
秋天长满狗尾巴草的空地也是我很喜欢的景色——结果我
在仙石原只住了５年。
我在小田原寻找下一个住处，在看得见海的高台买了
一块地，盖了房子。那时是１９５５年，我４１岁的时候。
第二年的１月，长子信树出生了。
我现在住在东京的四谷。小田原的家还在，因为周围
又盖了很多房子，已经看不见海了。
长子之后，１９５８年我们又有了女儿佳澄，１９６
２年我们的小儿子昌树也出生了，我的家一下子变得十分
热闹。
垂樱花
小田原的家是我们自己盖的属于我们自己的第一个家。
战前，我在住的方面一直受到了濑越老师的关照。战后，
在箱根仙石原住了５年的家，名义上是属于和我签了专属
协议的《读卖新闻》社的。满４１岁时，有了属于自己的
家，我感到特别高兴。
不管怎么说，战后，我是从一无所有开始的，经历了
各种各样的困难。首先一个就是交纳税金的问题。
虽然“升降十番棋”的对局费是一笔巨款，但都被新
兴宗教玺宇教的教祖玺光尊拿走了。她没有给我留下一元
钱，却把交税的义务加在了我的头上。在离开玺光尊之后，
我被催着要支付滞纳了几年的税金。
和律师商量的结果是，我要在几年内分期付清这些税
款。那段时间，我们的生活很俭朴。到了夏天，妻子就把
冬天衣服的里子拆下来变成单衣那样穿着。
在购买土地的时候也遇上了问题。我看上的土地是属
于一家大型胶片厂的，他们一直不肯把地卖给我。通过朋
友的介绍，我去找大映公司的永田雅一社长商量。永田社
长是造就大映公司黄金时代的人，因为他的独断专行，他
有个绰号叫“永田喇叭”。永田社长答应了我，对手下的
人说：“把土地给我卖给吴君。”
土地大约有３００坪左右。新家的工程完成后，从很
早开始就非常关照我的《京都新闻》会长坂内义雄先生对
我说：“祝贺乔迁新居，给你买点什么礼物吧。”坂内先
生战前在满洲经营过纺织公司，战后是关西电力、九州电
力的董事，后来还当过百货店的社长。
我回答说：“如果要送礼物的话，树最好，一直可以
留做纪念。”所以他就送了我两棵垂樱花，现在长得已经
有好几米高了，每年一到春天，就开十分漂亮的粉色的花。
听坂内先生说：“这和平安神宫里的樱花是同一个品种。”
几年后，在京都的一个演讲会上，坂内先生突然倒下
了。刚巧我也在场，就跑了过去，虽然尽力抢救，但坂内
先生还是当场去世了——他是战后最关照我的人。
两位首相
战前和我下过棋的鸠山一郎先生和岸信介先生，两人
在战后都做了首相。
我认识鸠山先生是１９３６年的时候。
他是一位十分喜爱下棋的人，那一年他还和一位名叫
德巴尔的德国人下“日德电报棋”。那时我是鸠山先生的
顾问。
德巴尔的围棋是自学的，１９３０年，他受日本棋院
副总裁大仓喜七郎的邀请来到日本。他在日本学了一年，
然后回德国进行围棋的普及活动，可以说他是围棋国际化
的先驱者。
所谓“电报棋”，就是把每一手棋都打在电报上，通
过电报和对手下棋。每一手棋都是通过电报在日本和德国
之间飞来飞去，这在当时引起了很大关注。这盘棋一共下
了５２天，结果是鸠山先生７目胜。日德条约签字仪式举
行的时候，正是下这盘“电报棋”的期间。
那以后，和鸠山先生见过许多次面，也曾和濑越宪作
老师一起去鸠山先生家下过指导棋。
岸信介先生也很迷围棋，我还去过他家里。棋力是我
让七子左右。岸信介先生战后曾作为战犯被关押在巢鸭拘
留所里。他出来后，和我曾在饭店里下过棋，结果我发现
他的棋力大进，我只能让五子了。原来当时“大东亚大臣”
青木一男先生也被关在巢鸭。青木先生的棋力很厉害，一
定是岸信介先生和青木下了许多棋，才导致岸信介先生的
棋力大长的吧。
从《朝日新闻》社进入政界的绪方竹虎先生也很关照
我，关于他也有很多回忆。大约是停战前两天，绪方先生
来过我这里。通过绪方先生，朝日社想邀请我参加《朝日
新闻》主办的棋赛，但因为这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所以
最后还是没能参加上。绪方先生的人品很优秀。
战前，因为我在《读卖新闻》主办的棋赛中连胜７人，
《读卖新闻》的正力松太郎先生赠送过银杯给我，是在他
们旧的四层建筑的公司屋顶上举行的授予仪式。那座银杯
在战争的时候，被迫作为军需物资的原料捐了出去。战后，
正力先生被提名为众议院议员的候选人时，还曾经拉我去
参加他的竞选活动，一起去的还有作家村松逍风先生、柔
道选手三船久藏十段等。虽然那时我正和藤泽库之助下着
十番棋，但我还是去了富山的选区。
最后的十番棋
当时的日本棋院只有我和藤泽库之助先生是九段。我
在“升降十番棋”中打败了藤泽先生后，只有等待着后面
的年轻棋手了。
首先是坂田荣男八段。和号称“剃刀坂田”的六番棋，
是我战后的第一次败多胜少。不过那时下的是“先相先”，
就是说三盘棋里坂田先生两盘执黑棋——坂田先生棋风很
锐利。
１９５３年的１１月，开始了我和坂田的“互先”的
“升降十番棋”。但到第二年６月的第八局的时候，我取
得了６胜２败的战绩，把坂田先生打降了格，比赛结束了。
我把所有的对手都打降了格。
下一个对手是高川格本因坊。“升降十番棋”从１９
５５年的７月下到了１９５６年的１１月。高川先生的棋
风和坂田先生截然不同，他的棋讲究的是均衡。高川先生
在１９５２年击败桥本宇太郎先生获得本因坊，后改名为
“本因坊秀格”。当时，高川先生已经取得本因坊四连霸
的骄人战绩。
但是，他在和我每年的三番棋比赛中，一直是连败。
和高川先生的十番棋，也是下到第八局就把高川先生打降
了格，最终是以６胜４败的成绩获胜。不过，在这次十番
棋的过程中，因为高川要下本因坊的卫冕战，所以中断了
５个月。在卫冕决赛里，高川达成了前所未有的五连霸。
我们十番棋的第八局正好是他刚刚取得五连霸的时候。
我下了１７年的十番棋，打败了所有能够成为对手的
棋手。所以和高川的十番棋是最后一次了，“升降十番棋”
的比赛终于闭幕了。从１９３９年镰仓十番棋我２５岁开
始，到最后一次十番棋已经是４２岁了。一想起这段岁月，
我就有无限的感慨——那段时期是我棋力最强盛的时期。
但是，如果我在“升降十番棋”中被某个棋手打败的
话，我想我的棋手生涯也会就此结束吧。因为如果输了，
我就无法在日本待下去了，必须回中国。我就是带着这样
的紧张感去面对十番棋的。本来，日本自古以来就有把“
名人”称号授予棋艺达到颠峰的棋手的惯例。但是，关于
授予我“名人”位的话题连提都没有提起过。
梅兰芳
相隔２８年后我又见到了京剧名角梅兰芳。１９５６
年，梅兰芳作为中日友好文化访问团团长来到日本访问。
梅兰芳从战前开始，就是中国最有名气的明星。我有
一位很有钱的叔父叫李律阁，他的弟弟李拓一就写过梅兰
芳主演的剧本。因为这层关系，战前在中国我就和梅兰芳
见过面。当时我１４岁，梅兰芳３４岁。我记得梅兰芳还
对我说过这样的话：“去了日本，早点有出息。”
我去他在东京下榻的饭店拜访他。梅兰芳立刻就问我
：“要让中国的围棋强大，该怎么做好呢？”我回答说：
“首先要挖掘出天才，然后让他来日本留学。”当时，梅
兰芳给了我在日本公演的戏票，母亲和妻子都很高兴地去
看了。
几个月后，我接到了梅兰芳从中国寄来的信，说是已
经找到了两个少年天才：陈祖德和陈锡明。随后就开始讨
论怎么让那两个天才少年来日本留学的事宜。但是，正要
开始办理留学手续的时候，长崎发生了日本人焚烧中国国
旗事件，马上就升级成外交问题——围棋留学计划也随之
告吹了。
１９６０年，濑越宪作老师作为友好围棋访问团的团
长去了中国。因为濑越老师对中国共产党的情况一点都不
了解，这让他很担心：“去了那里，不会有问题吧。”来
迎接的中国方面似乎看出了他的担心，就跟他开玩笑说：
“不要害怕。共产党是不吃人的。”但是，濑越老师是一
位很认真的人，跟他开那样的玩笑是行不通的。
濑越老师一行在北京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周恩
来总理说：“下次请一定要带着吴清源一起来中国。我保
证让他回日本。”回国后，濑越老师跟我说了这番话。但
那番话在我听起来却很不是滋味。我本来就是中国人，根
本没有回或不回的问题。不过，能够得到周恩来总理的高
度评价，我还是非常高兴的。
最强战冠军
“升降十番棋”结束后，《读卖新闻》社的下一个策
划是举办“日本最强决定战”－－我和藤泽朋斋（库之助）、
桥本宇太郎、坂田荣男、木谷实等九段，再加上本因坊高
川格共六人，在一起下循环赛。
但我对这个比赛不满。所有参赛的棋手都是在十番棋
里被我打降格的对手。从江户时代开始就定下规定，升降
棋一旦把对手打降了格，之后只要他没有打回来，那么就
不能以“分先”的资格下。可是现在又要我和他们重新分
先下，这难道不是无视传统的做法吗？我向《读卖新闻》
社方面提出了自己的异议。
讨论的结果是订了一份约定，内容大致是：“《读卖
新闻》社今后依然是以吴清源为主策划围棋比赛。吴清源
也得进行全面的配合。”经过一番周折之后，第一期“日
本最强决定战”于１９５７年开始了。
